马立诚：什么是和解，怎样和解——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

　　寻找利益交汇点

　　2017年11月11日，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会见安倍晋三首相时说，中日是近邻，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

　　今年5月4日，习主席与安倍首相举行40分钟的电话会谈，这是中国国家主席和日本首相首次举行电话会谈。习主席说，今年是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双方要重温和平友好条约精神，管控好矛盾和分歧，确保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得到新的发展。安倍说，日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全面改善和发展。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表示，要共同努力协助解决朝核问题，安倍还提出希望中方在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提供帮助。会谈结束之后，安倍对媒体说，双方在会谈中达成共识，要把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这一次成功的电话会谈，为两国关系继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启新和解进程奠定了基础。

　　欲求和解，首先应当寻求两国利益交汇点。以经贸合作为杠杆拉近距离，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据日本海关统计，2017年两国贸易额2972.8亿美元，日本逆差为315.7亿美元。日本对中国主要出口高端机电产品、半导体材料、化工产品、运输设备及核心零部件。中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较大优势，如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鞋靴伞箱包、农产品。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

　　最近20年，日本工业经历了结构调整。传统日用家电风光不再，高科技成为主攻对象。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电池、激光量子计算机设备、半导体材料和加工设备、超高精度机床、精密仪器、高端工程机械、精密轴承、碳纤维、光学器材、高端医疗设备和制药业、海水淡化设备、精密测试设备等近百种高端核心技术获得突破，名列世界前茅。这些产品，不断拓展中国市场，受到中国用户好评。近年来，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在高端制造方面学习和借鉴日本经验和技术，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特别要指出的是，安倍近来多次讲话，表示日本要与中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合作，受到中国政府好评。目前，两国进出口规模比高峰时期仍然存在差距，经贸往来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这对于增进两国和解，是一个基础性因素。

　　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对华外交成为日本外交两个主要课题之一。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希望改善和稳定两国关系，这对日本领导层形成了压力。日本是美国同盟国，日本外交首先要考虑美国，但是日美两国关系也存在某种变数。比如美国要求日本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多负担驻日美军费用，已使日本不快。2017年，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更是沉重打击了日本。但是日本咬紧牙关推动其余国家继续谈判，终于获得成果。今年3月8日，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文莱、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11国成功签署新版TPP，称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形成5亿多人口大幅降低关税的高水平自贸区。在美国宣布对进口钢铝征收重税的同一天，CPTPP却宣布降低关税。路透社3月9日评论说这是“反将特朗普一军”。目前英国、韩国、印尼、台湾地区都表示了参加CPTPP的愿望。再比如今年3月，特朗普突然宣布举行美朝领导人会谈，这对于一直紧跟美国实行最强硬施压路线的日本是很大冲击。外务省有关人士说，朝鲜无核化谈判可能在没有日本参加的情况下得到推进，日本感觉被美国晾在一边。假如朝鲜通过谈判冻结了威胁美国的洲际导弹，那么被朝鲜导弹覆盖的日本又有可能被放到一边，日美同盟根基有可能动摇。6月12日，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晤，这是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重要突破，获得世界各国普遍赞赏，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特朗普在没有和韩国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停止美韩军演，并且说美军将会撤出韩国，这不仅使韩国十分吃惊，日本也担心美日军演和驻日美军的前景是否会发生变化。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日本外交适当多元化，是应有的选择。安倍多次释放改善中日两国关系的愿望，并赞同维护贸易自由，就是基于日本长远利益的考虑。最近，东京传来消息说，日本将要通知世界贸易组织，准备对美国提高钢铝进口关税采取报复措施。这是日美两国关系微妙的变化。

　　就中国而言，在家门口树立强敌显然不符合国家利益。在中共十九大上，中国领导人巩固了执政基础，从而获得更大空间开启对日外交。今年初以来，美国启动对华贸易战，通过《台湾旅行法》，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另外，金正恩拒绝六方会谈，却选择与特朗普见面会谈无核化，一度也使中国产生失落感。这些都是促成中日接近的因素。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中国加紧修复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此化解与美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这是习近平主席与印度总理莫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握手修好的直接动因。考察中国周边外交是否有成效，首先要看中日关系。在安倍执政之前，日本政坛动荡不已，有“十年九相”之说。刚刚记住首相名字，就下台了，中国方面常常感觉“谈了也是白谈”。中方认为，安倍上台以后，稳住了局面，经济有起色，能够控制日本右翼以及国内强硬势力盲动，而且多次表达改善关系的愿望，是可以打交道的谈判对象。与此同时，中方也在考虑，在美国可能对中国封锁高科技出口与投资的形势下，转而与日本展开深度合作，有助于突破高端制造的瓶颈。

　　总之，从近期来看，中日关系改善的推手之一是特朗普总统推行强硬的“美国优先”政策。中国由于贸易问题、台湾问题与美国陷入紧张的“修昔底德陷阱”，正在努力修复与邻国的关系。安倍也瞄准了秋季自民党总裁选举，希望取得外交成就保住执政地位。双方的利益找到了交汇点。从远期来看，实现和解符合两国发展的需求，符合两国主流社会的愿望，这是最大的利益交汇点。

2018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日时与日方会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克强总理5月8日至12日对日本的访问，取得成功。李克强不仅会见了明仁天皇，还与政府首脑、参众两院议长、朝野各政党代表、工商界人士见面会谈，受到日本各界一致欢迎。在这次访问中，中日双方重申以四个文件为基础展开新合作，并且通过协商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5月10日发表的《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说：“中韩领导人希望日朝之间的绑架问题通过对话尽快得以解决。”绑架问题是日本社会长期关切的焦点，这一表态受到日本各界高度评价。另外一个出人意料的成果是，中日双方决定，彼此合作向第三国出口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是中日两国的强项，过去恶性竞争不但导致工程延误，而且加深了彼此对立。这一次达成合作协议，有助于推动两国探索新的建设局面，也有助于增强“一带一路”的效果。还有一个重大突破引起世界关注，这就是中日两国经过10年谈判，终于签署了海空联络机制协议，并正式启动。联络机制的主要内容是，两国军舰军机互相接近时可以采用共同频率用英文直接联络，两国防务部门轮流主办每年一次的局长、处长级会议，两国海军空军开设专用热线处理危机。另外，两国还确定召开高级别海洋事务磋商会议。

　　就目前两国关系来看，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成果，的确是迈开了和解的重要一步。日本媒体说，两国关系走向“政热经热”。中国媒体说，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

　　有人说，中日两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不同，很难实现和解。这话有一定道理，但稍显简单。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放松每时每刻的努力。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也可以和平共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的探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比如在海空联络机制磋商过程中，两国关于军方直接通信的区域划分，曾经出现意见对立。日方主张不应该将领海领空作为适用对象，但中国持有不同意见并且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因此磋商停滞。直到2017年秋天，经过双方努力，商量出一个折中方案，“不明确表示出对象区域，避开关于区域的记述”。这就促进了磋商进程。在2017年12月，会谈终于取得突破。这个协商过程，为以后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历史案例。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存在着不同说法。中国官方和主流媒体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国内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因素。他们指出，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当下中国正在经历这个阶段。这个说法和马克思的论断有关。他们举出的证据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经济如今在中国GDP中已经超过60%，提供就业90%左右。当然，正如国际舆论所了解的，也有一些学者说是中国正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积累阶段)。最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对此，海内外可以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应当注意的是，中国的国情非常复杂，应当尽量避免简单化理解。

10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面

　　在价值观方面，笔者这里仅仅指出，在国际关系的价值观方面，中国不断探索前进。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3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价值观方面的创新。2017年12月1日，习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讲话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中国的一些左派人士对此感到不满，河南省一些左派人士在微信中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论。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提出，具有突破性意义。虽有左派人士反对，但这一主张还是写入了中共十九大报告，写进了今年3月修改后的中国宪法。这样，在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有了宪法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合作性，有助于促进各国共享尊严、发展与和平，也有助于克制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冲动。这一理念积极回应了全球化进展的需求，预示了世界各国休戚与共的新时代正在到来，它为中国外交指引了新的努力方向，确定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就中日关系来说，这个新的价值观有利于两国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推动两国和解。

　　中国宋代政治家王安石的《登飞来峰》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意思是站得高，就不怕浮云遮蔽，可以看得很远。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希望两国朋友能够有这样的魄力，高瞻远瞩，穿透历史的浮云，为中日和解不懈努力。

　　相关简介：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3期

　　题目上这句话，是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提出来的。2017年9月，中日学者为纪念两国邦交正常化45周年，在东京开会讨论中日关系，川岛真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笔者参加了这次对话，认为这个问题很有价值，于是把它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什么是和解，怎样和解，实际上是当代中日关系的主题，包含着几十年来两国关系复杂多变的内容。今年8月12日是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具有和解意义的日子，推进两国和解不断深入，维护持久和平，笔者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教于各界人士，并希望能够就此展开讨论。

　　川岛真提出的问题

　　中国辞书《辞源》对“和解”的解释是“平息纷争，重归于好”。《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不再争执或仇视，归于和好”。

　　日本辞书对“和解”的解释，与中国辞书相同。

　　这种字面上的解释，是川岛真教授满意的答案吗?

　　显然不是。那么他提出这个问题，到底用意何在呢?

　　人们看到，两国邦交正常化46年来，“友好”“和解”之声不绝于耳。20世纪80年代，一度实现了和解。当时两国民众对对方的满意度高达70%左右，因此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两国关系的蜜月期。可是，过一段时间又倒退了。据2017年底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联合发布的民调，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为11.5%(高于2016年的8%);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满意度为31.5%(高于2016年的21.7%)。

　　20世纪80年代的和解为何如此脆弱?那是真正的和解码?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和解?今后的和解还会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昙花一现吗?笔者以为，这才是川岛真教授的用意所在。

1978年10月，在日本首相宫邸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文书交换仪式

　　怎样回答川岛真教授提出的问题?

　　笔者认为，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的和解进程高低起伏，虽然取得不少积极成果，比如两国关系的四个文件，但是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这一点，需要结合国际大格局来观察。

　　就20世纪80年代“蜜月期”的和解来看，也存在一定局限性。这就是，两国由于不同原因都面临苏联的巨大压力。

　　1969年，中国与苏联爆发武装冲突，处于强势的苏联不断向外界透露军事打击中国的计划，甚至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受到严重威胁的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实施“一条线”和“一大片”外交战略。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说：我说要搞一条线，这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毛泽东希望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抗苏，形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197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即“一条线”周围的国家，都要团结起来反对苏联扩张。这个外交战略遏制了苏联威胁，并使中国摆脱了过去由于过于激进而导致的国际孤立。1982年，中共十二大对外交政策有所调整，提出“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但是，警惕苏联霸权、反对苏联扩张的斗争余波一直延续，直到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中苏关系才正式解冻。

　　从日本情况来看，在美苏冷战时期，日本属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自然也受到苏联的压力。

　　中国与日本接近，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1978年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还写上了反霸的主张，这是针对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而言的。当时中国鼓励日本增强军事力量，坚决支持日本向苏联讨回北方四岛。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俄罗斯国力大幅削弱，中俄关系正常化。来自中国北方的威胁解除了。中国“一条线”外交彻底结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联合日本的动力。

　　与此同时，中国发生89风波，受到西方阵营制裁，威胁中国的对手变成美国，而日本是美国的同盟国。国际形势这一巨变，给两国关系带来变数，影响了两国和解进程。

　　冷战结束之后，过去被两个阵营斗争压抑和遮蔽的民族主义在全球泛起。东亚、东南亚及南亚多数国家由于现代国家建构起步较晚，国家理性尚未成熟，民族主义燃烧比较凶猛。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样给中日和解造成了困扰。

　　89风波之后，中国为了反击西方制裁，大力展开爱国主义运动。以此为转折点，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推行的国际主义和80年代兴起的世界主义退出舞台，民族主义成为中国主流思潮。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抗日战争成为主要教材，配合这一运动制作的约400部抗日影视片在各电视台长期热播。中日和解经受严峻考验。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人从过去贫穷自卑，变为充满自豪。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理性平衡，从自卑到自豪的跳跃犹如压弯了的树枝反弹，伴随着喧嚣和狂躁。中国网络大量出现的“杀到东京去，只留下女人”“用原子弹把日本从地球上抹去”等非理性咒骂和复仇主义，以及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烧，都反映了这种高度情绪化的狂躁型民族主义。2007年、2008年，温家宝、胡锦涛相继访日并签署两国关系第四个重要文件，使两国和解获得新的生机。但是2012年发生钓鱼岛争执，两国和解再次陷入僵局。

2008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时与日本天皇会面

　　日本民族主义抬头的原因之一，是不能适应中国崛起造成的挑战与压力。2017年，中国的GDP相当于两个半日本。过去100多年都是日本强中国弱，日本在亚洲是领头雁，习惯了居高临下看待中国。如今形势反转过来，中国国力占据上风，日本内心是不服的。这导致两国争夺亚洲主导权的博弈愈演愈烈。何况两国有世仇，中国民族主义又是如此高涨，日本感到焦虑甚至恐惧，是情有必然的。

　　2014年7月14日下午，笔者在日本静冈大学演讲，问第一排坐着的一位日本女生去过中国没有。这位女生是社会学专业的，她说没去过。笔者问她对中国有何印象，她反问笔者：“中国什么时候打过来呀?”笔者笑了，又问一位40几岁的社会学科副教授对中国有何印象。他说，周末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父母总是问他，中国什么时候打过来呀?这一次笔者笑不出来了。持这种看法的人在日本不是个别的。中国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今年3月8日在上海《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说：“我去日本，曾在街头看见一向安静礼貌的日本人，举着‘中国威胁’的标语示警。”

　　从最近一段时间的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各个层面来看，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防范。日本书店出售的有关当代中国的图书，大多是揭露和批判中国，只有这样的书才有销路。石原慎太郎购买钓鱼岛和桥下彻否认慰安妇的不当言论，是为人熟知的激进民族主义，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不过，日本已经完成了现代转型，在宪政框架内，民族主义受到相应的制约和批评，所以比较温和。

　　两国民族主义上升，放大了历史和领土问题的争执，导致互相刺激，恶性循环，增加了和解难度。特别要指出的是，两国都有一些人煽动、操纵和利用大众民族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就中国而言，民族主义矛头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比如2009年2月俄罗斯炮击中国运粮船新星号并杀死中国船员一事，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日本发生这样的事，就会闹得翻天覆地。其实，两国间的历史和领土问题，如钓鱼岛争执、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等，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发生过。不过在当时氛围里，双方能够商量妥协，冷静地处理这些问题，不至于激起巨大风波。现在的情势则不然，几点火星引燃大火的概率要高得多。

　　“和解难，难于上青天”——中日两国都有一些朋友对双方和解抱有悲观态度。这是不是川岛真教授的潜台词呢?对此，笔者是谨慎乐观主义者。最大的理由是两国政府和民众都不愿意开战。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条就是“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第二条是“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这是两国经历了惨烈战争得到的共识，今天我们再出发，难道比那个时候还困难吗?

　　2017年9月中旬的一天，笔者和几位中国、日本的朋友在新宿车站大厅等人，两位来自中国厦门的姑娘听到我们说中文，过来问我们怎样买新干线车票，得到回答之后她们就去窗口排队购票了。一位朋友指着两位姑娘的背影说，你看，从穿着以及气质方面看，她们和日本姑娘没什么区别了。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中国大中城市许多青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越来越现代。两国青年人以动漫、音乐、影视、访学、旅游、购物等现代生活方式作为联结，交流更顺畅。他们没有老一代的历史包袱，也没有老一代那种负疚感和赎罪感，他们往往具有更多的全球化背景，具有开放视野和新的理念，对和平的要求也更强烈。希望中日和解的目标——“不再争执或仇视，归于和好”——在青年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实现。

　　文化交流是先锋

　　今年(2018年)2月14日上午，笔者一家三口来到奈良西郊的唐招提寺祭拜鉴真和尚。

　　公元八世纪，日本古都奈良的建筑格局与当时中国唐代长安城完全一致。生活在唐代中期的鉴真，克服五次东渡失败及双眼失明的困难，第六次东渡于753年到达日本。759年，鉴真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完工，他就在这里传播佛教戒律，弘扬佛法，使这里成为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鉴真及其弟子用佛教大乘思想改造日本原来盛行的小乘思想，促进日本佛教从贵族宗教转化为广大民众信仰的宗教。763年，76岁的鉴真坐化去世。如今，他的真身坐像作为日本国宝保存在唐招提寺，每年只开放几天。其余时间向香客展示的是2013年用高技术复制的鉴真坐像，保存在寺内开山堂一个玻璃阁内。我们瞻仰着鉴真祥和的面容，不禁肃然起敬。2008年，胡锦涛也曾来到唐招提寺纪念鉴真东渡。他看到的鉴真坐像，也许是特地为他开放的真身吧。

　　在风景如画的唐招提寺院内漫步，想起了另外一位文化使者。这就是1877年，30岁的黄遵宪出任清朝首任驻日使馆参赞。他说，来日本感觉像回到家乡，这里的衣冠礼仪再现了古代中国。黄遵宪产生亲切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语保留了大量汉字。不懂日语的黄遵宪，用笔谈就能和日本人交流。黄遵宪创作了大量诗文，歌咏和描述中日两国具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并撰写了50万字开创性名著《日本国志》。

　　日本早期从中国输入汉字，意义重大而深远。日本没有像朝鲜、越南那样从自己的语言中铲除汉字，而是在日语中保留了2000多个常用汉字，这是保留了两国文化交融的血脉。至今，设在京都的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每年年底都根据民众投票选一个汉字，作为“今年的汉字”，象征日本本年度事态，以便大家从这个汉字的意义回顾过去一年。2017年选取了“北”字，由京都清水寺住持森清范在长1.5米、宽1.3米的和纸上挥舞毛笔写下这个汉字。这个“北”字，含有朝鲜在这一年进行核试验和发射远程导弹给日本造成极大困扰，以及九州北部强降雨造成损失、恶劣气候导致北海道土豆减产等事态。

　　文化是软的。和政治比较起来，文化不具有硬权力，无法对人进行刚性控制。但是，政治是短暂的，文化是长远的。文化能够滋润人心，吸引人心，获得人心。国民之间心与心的信赖是最重要的。因此，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两国和解的根基。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日裔学者入江昭在2013年的著作《全球史和跨国史》中指出，文化能够培育国际主义，能够促进国家间的沟通与合作，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趋势。日本京都学派学者内藤湖南也说过，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是碱水，两者一结合就成了豆腐。

　　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是两国文化交流的蜜月期。1978年，北京举办日本名画家东山魁夷画展，东山将他的新作《漓江月明》赠送给叶剑英委员长。同一年，日本演员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追捕》风靡全中国，中国电影观众都成了高仓健的忠实粉丝。1979年，日本歌舞伎和NHK交响乐团先后在中国公演。1980年9月，由日本大平首相提议，在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了“大平学校”，即日语教师培训机构(日语研修中心)。这一年日本NHK与中国CCTV合拍的历史文化纪录片《丝绸之路》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1985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1986年日本拍摄的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型纪录片《大黄河》受到中国观众欢迎。1988年，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开设日本文化史讲座，培训日本文化史研究人员。这一年，日本电影《敦煌》在中国引起轰动。另外，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陆续放映的《姿三四郎》《聪明的一休》《阿信》《人证》《砂器》等日本影视播出时万人空巷，老一辈中国人至今难忘。

NHK参与拍摄的纪录片《丝绸之路》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发起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多次召开全国性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大会，拍摄了大量抗日战争的电影和电视剧，中国互联网潮水般咒骂日本。许多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加入日本国籍之后都不敢公开自己国籍的真实情况。日本电影从中国银幕上消失。

　　在困难的条件下，文化交流成为突破瓶颈的先锋。中国民营出版商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陆续翻译出版《灌篮高手》《蜡笔小新》等日本漫画获得超大发行量，成为当时热销图书，后来根据这些漫画改拍的动画片也大受欢迎。可以说，在中日关系低潮的日子里，动漫成了维系两国青年交流的主要媒介。

　　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漫画及动画片受到中国城市青年的喜爱。80后、90后和00后的中国城市青年，看着日本漫画长大。许多青年人甚至把动漫制作当成自己一生的职业选择。由于中国大学里动漫专业比较少，很多学生专门来日本学习漫画。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数字好莱坞大学，总共354名外国留学生有283人来自中国，占留学生总数的80%。2017年1月初，在该校读大学三年级的中国留学生张佳慧在“动画贺年卡”的课程上，创作的动漫是关于一张环游世界的信封：在漫画中，这封信从日本飞往中国，后来周游世界一圈，最后以手写的“恭贺新年”收尾，受到同学和老师赞赏。这个动漫创作，鲜明地表达出中日两国和解的内涵。

　　除了动漫之外，日本的经济管理类图书、渡边淳一和村上春树等人的小说多年在中国市场畅销。最近五六年，继松本清张、森村诚一之后，东野圭吾等推理小说家的作品再度走红中国市场。据中国出版界人士介绍，目前中国每年翻译出版日本图书约1500种。许多图书对日本的介绍越来越细致，比如有专门描述东京交通、东京建筑、东京神保町书店一条街的和《日本美的日用品》等专著出版。

　　在图书出版方面，特别要提到的一部重要著作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步平与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东京大学原教授北冈伸一于2006年到2010年领衔主编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该书分为古代史卷和近代史卷共两册。两国历史学者共同研究敏感的近代史并共同出版著作，还是第一次，这显然是受到法国和德国学者共同研究二战历史并共同出版著作的启发。这部著作最早的动议，是2006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就共同进行历史研究达成共识，然后两国各选派10名学者组成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启动研究。经过4年讨论撰写，完成此书。该书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日文版由日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出版。书的封底有一段文字说明：“中日共同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通过学者间冷静的研究，首先从学术上厘清历史事实，交换关于历史认识的意见，分析历史认识的差异与问题，以缓解围绕历史问题的对立情绪，增进两国友谊，加深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这部著作的出版，克服了许多困难，开创了先例，奠定了两国学界在近代史认识方面进行沟通取得共识的基础。

　　随着中日关系近年转暖，中日再度合拍电影。由华人导演吴宇森执导、日本和中国名演员福山雅治、张涵予主演的《追捕》，中国导演陈凯歌执导、中国和日本名演员黄轩、张雨绮、染谷将太、阿部宽、松坂庆子主演的《妖猫传》，于2017年底先后在中国上映。自2017年下半年起，北京的新京报开辟专栏介绍日本娱乐界人士，每次一个整版推出一个。至今已介绍了染谷将太、龟梨和也、江口洋介、松岛菜菜子、西田敏行、松山研一、是枝裕和等人气演员和导演。人民日报在今年1月7日也介绍了在中国度过16年演员生涯的日本演员矢野浩二的生活。2017年，中国演员段奕宏获选成为东京电影节影帝。这些成绩都体现了两国影视界的合作。应当注意的是，这一系列促进中日和解的影视活动，是在中国仍然热播400部抗日影视剧的背景下展开的。由此可以看出，“历史的归历史，现实的归现实”，正在逐渐成为中国人成熟处理两国关系的取向。

　　日本优衣库服装和遍布中国的2.5万家日餐馆以及日本化妆品也发挥了作用。优衣库服装式样新、质量好、价格适中，受到中国青年喜爱。日餐已经成为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日常选择。SK-II和资生堂护肤品系列受到中国女性青睐。

　　目前，包括十几万留学生在内生活在日本的70万华人，在日本各个行业打拼，往来穿梭两国，对双方沟通、了解与合作发挥着巨大作用。笔者一家今年春节期间来到神户市华人街南京町，看到这里兴旺的景象以及“春节祭”的热闹活动，很是感慨。这么多华人朋友凭着努力不断融入日本社会，也象征着两国未来如同一家人的前景吧。

　　中日和解新民意

　　初看起来，旅游与经济密切相关。意外收获是，日本对中国开放旅游市场，形成了中日和解的新民意基础。这就是从2015年起，日本对中国旅游者扩大发放签证的效果。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效法美国。过去，美国和日本对中国旅游者发放签证比较苛刻，旅游者的职业、收入、教育背景、家庭财富甚至政治背景等条件审查比较严格，能够去美日旅游的人很少。

　　首先是美国自2013年开始放宽中国旅游者条件。美国看到中国人收入不断增加，采取了新政策。商业人员和旅游者赴美获得5年或10年签证，一下子变得比较容易。这导致中国人赴美访问和旅游大幅增加，美国增加了收入。历来习惯于跟随美国的日本，也采取新政策，以便把握商机，促进日本经济复苏。

　　其实，中国旅游者对日本的兴趣非常大，原因有五条。一是由于二战的关系，普通中国人对日本社会情况究竟如何十分好奇。有些中国老人不赞成子女去日本旅游，老人们说：“到哪儿旅游都可以，为什么去日本旅游?”越这样说，越刺激年轻人好奇心，非去看看不可。二是日本产品受到中国人追捧，然而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种类毕竟有限，索性到日本去购买，不是更好?三是日本离中国很近，从北京坐飞机到东京，三个小时就到了，比起到美国坐十几个小时的经济舱，要舒服多了。四是日本文化和旅游项目有吸引力，比如樱花、温泉、茶道、漫画、日餐、博物馆、美术馆，东京银座、新宿、表参道商业区和大阪心斋桥、道顿堀、难波商业区，北海道冬季体验、京都和奈良的仿唐建筑等。五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接近。比如日本地名、公交和地铁车站站名大都是汉字，吃饭用筷子，使中国人产生一种亲切感。

日本神户的“春节祭”

　　据日本观光厅统计，2017年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达到735万人次，比上一年增加15%。这样算下来，从2015年到2018年夏，大约有2500万人次到过日本了。去日本旅游的中国人，以城市中产阶层为主。这些人一般受过良好教育，眼界相对开放，理解能力强。他们一到日本，看法立即改变。过去他们不少人头脑里的日本，还是二战中的形象。到了日本一看，情况大为不同。当代日本的繁荣、清洁、礼貌、便利、热情周到的服务和良好的公共秩序立刻改变了大家的印象，给旅游者留下美好记忆。

　　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旅游者从内心深处发出对日本的赞赏，是近些年中日交往的一大突破。有一位名叫李镇西的作者，来日本旅游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在网上流传，列举了日本的垃圾分类、电动扶梯秩序、寺院保护、清洁卫生之后说，学习日本就是学习文明。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不是学习日本，而是靠近文明》。在樱花盛开的春季，来日本赏樱的中国旅游者挤满了东京、大阪、京都等地大街小巷，旅馆房间被中国人预订一空，连一张机票都很难买到。很多年轻人带着父母到日本旅游，这些老年人来到日本之后也改变了先前的印象。不少中国人惊喜之余一去再去，有些人最近3年已经去日本10次、20次。

　　当然，中国人到日本，购物是一大主题，据日本方面统计，中国游客人均消费23万多日元，购物支出占51.8%。有一段时间，连智能马桶盖、负离子吹风机也由于中国人狂买一度脱销。日本出现一个新词汇：“爆买”。

　　近年来，跨境电子交易在中国迅速扩张。中国最大的跨境电商天猫国际特设了美国馆、法国馆、日本馆等按照国别区分的页面，日本馆连续多年一直保持着人气第一的位置。目前，访日游客正在向大城市以外的地方扩散，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美食、文化、娱乐等体验性项目上，购物潮逐渐转移到电商平台。跨境电商也为日本企业带来新商机。因Moony纸尿裤在中国热销，日本尤妮佳公司2017年对华出口比前一年增加10%。

　　在中国，数量不断扩大的城市中产阶层，是民间舆论的引导者。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对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广大底层民众有很大影响。周恩来在20世纪70年代多次提出“以民促官”的外交方针，成为中国外交传统。1983年11月胡耀邦访日期间，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方案，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于1984年9月到10月来华访问，就是“以民促官”的成功案例。目前，中日双方一致认为，加强民间往来，增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是中日和解的基础。在这方面，中国游客发挥了极大作用，几乎成为促进两国关系转暖的民间使者，从而在中国形成了新的民意。这个新民意新在哪里呢?过去，中国有一些人士主张中日友好，往往突出强调“需要日本的资金与技术”这样功利性的理由，这当然也起了作用。可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某一天不缺资金与技术了，友好的动力又在哪里呢?因此，这样的理由不免被人看作权宜之计。现在的新民意，表现出对日本社会的认同和赞美，这就是价值观方面的更新。应当说，价值观方面的更新，是两国和解的最重要的长远因素。中国游客创造的新民意，也是李克强总理今年5月成功访日的基础。

　　寻找利益交汇点

　　2017年11月11日，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会见安倍晋三首相时说，中日是近邻，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

　　今年5月4日，习主席与安倍首相举行40分钟的电话会谈，这是中国国家主席和日本首相首次举行电话会谈。习主席说，今年是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双方要重温和平友好条约精神，管控好矛盾和分歧，确保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得到新的发展。安倍说，日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全面改善和发展。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表示，要共同努力协助解决朝核问题，安倍还提出希望中方在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提供帮助。会谈结束之后，安倍对媒体说，双方在会谈中达成共识，要把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这一次成功的电话会谈，为两国关系继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启新和解进程奠定了基础。

　　欲求和解，首先应当寻求两国利益交汇点。以经贸合作为杠杆拉近距离，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据日本海关统计，2017年两国贸易额2972.8亿美元，日本逆差为315.7亿美元。日本对中国主要出口高端机电产品、半导体材料、化工产品、运输设备及核心零部件。中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较大优势，如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鞋靴伞箱包、农产品。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

　　最近20年，日本工业经历了结构调整。传统日用家电风光不再，高科技成为主攻对象。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电池、激光量子计算机设备、半导体材料和加工设备、超高精度机床、精密仪器、高端工程机械、精密轴承、碳纤维、光学器材、高端医疗设备和制药业、海水淡化设备、精密测试设备等近百种高端核心技术获得突破，名列世界前茅。这些产品，不断拓展中国市场，受到中国用户好评。近年来，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在高端制造方面学习和借鉴日本经验和技术，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特别要指出的是，安倍近来多次讲话，表示日本要与中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合作，受到中国政府好评。目前，两国进出口规模比高峰时期仍然存在差距，经贸往来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这对于增进两国和解，是一个基础性因素。

　　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对华外交成为日本外交两个主要课题之一。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希望改善和稳定两国关系，这对日本领导层形成了压力。日本是美国同盟国，日本外交首先要考虑美国，但是日美两国关系也存在某种变数。比如美国要求日本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多负担驻日美军费用，已使日本不快。2017年，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更是沉重打击了日本。但是日本咬紧牙关推动其余国家继续谈判，终于获得成果。今年3月8日，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文莱、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11国成功签署新版TPP，称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形成5亿多人口大幅降低关税的高水平自贸区。在美国宣布对进口钢铝征收重税的同一天，CPTPP却宣布降低关税。路透社3月9日评论说这是“反将特朗普一军”。目前英国、韩国、印尼、台湾地区都表示了参加CPTPP的愿望。再比如今年3月，特朗普突然宣布举行美朝领导人会谈，这对于一直紧跟美国实行最强硬施压路线的日本是很大冲击。外务省有关人士说，朝鲜无核化谈判可能在没有日本参加的情况下得到推进，日本感觉被美国晾在一边。假如朝鲜通过谈判冻结了威胁美国的洲际导弹，那么被朝鲜导弹覆盖的日本又有可能被放到一边，日美同盟根基有可能动摇。6月12日，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晤，这是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重要突破，获得世界各国普遍赞赏，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特朗普在没有和韩国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停止美韩军演，并且说美军将会撤出韩国，这不仅使韩国十分吃惊，日本也担心美日军演和驻日美军的前景是否会发生变化。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日本外交适当多元化，是应有的选择。安倍多次释放改善中日两国关系的愿望，并赞同维护贸易自由，就是基于日本长远利益的考虑。最近，东京传来消息说，日本将要通知世界贸易组织，准备对美国提高钢铝进口关税采取报复措施。这是日美两国关系微妙的变化。

　　就中国而言，在家门口树立强敌显然不符合国家利益。在中共十九大上，中国领导人巩固了执政基础，从而获得更大空间开启对日外交。今年初以来，美国启动对华贸易战，通过《台湾旅行法》，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另外，金正恩拒绝六方会谈，却选择与特朗普见面会谈无核化，一度也使中国产生失落感。这些都是促成中日接近的因素。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中国加紧修复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此化解与美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这是习近平主席与印度总理莫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握手修好的直接动因。考察中国周边外交是否有成效，首先要看中日关系。在安倍执政之前，日本政坛动荡不已，有“十年九相”之说。刚刚记住首相名字，就下台了，中国方面常常感觉“谈了也是白谈”。中方认为，安倍上台以后，稳住了局面，经济有起色，能够控制日本右翼以及国内强硬势力盲动，而且多次表达改善关系的愿望，是可以打交道的谈判对象。与此同时，中方也在考虑，在美国可能对中国封锁高科技出口与投资的形势下，转而与日本展开深度合作，有助于突破高端制造的瓶颈。

　　总之，从近期来看，中日关系改善的推手之一是特朗普总统推行强硬的“美国优先”政策。中国由于贸易问题、台湾问题与美国陷入紧张的“修昔底德陷阱”，正在努力修复与邻国的关系。安倍也瞄准了秋季自民党总裁选举，希望取得外交成就保住执政地位。双方的利益找到了交汇点。从远期来看，实现和解符合两国发展的需求，符合两国主流社会的愿望，这是最大的利益交汇点。

2018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日时与日方会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克强总理5月8日至12日对日本的访问，取得成功。李克强不仅会见了明仁天皇，还与政府首脑、参众两院议长、朝野各政党代表、工商界人士见面会谈，受到日本各界一致欢迎。在这次访问中，中日双方重申以四个文件为基础展开新合作，并且通过协商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5月10日发表的《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说：“中韩领导人希望日朝之间的绑架问题通过对话尽快得以解决。”绑架问题是日本社会长期关切的焦点，这一表态受到日本各界高度评价。另外一个出人意料的成果是，中日双方决定，彼此合作向第三国出口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是中日两国的强项，过去恶性竞争不但导致工程延误，而且加深了彼此对立。这一次达成合作协议，有助于推动两国探索新的建设局面，也有助于增强“一带一路”的效果。还有一个重大突破引起世界关注，这就是中日两国经过10年谈判，终于签署了海空联络机制协议，并正式启动。联络机制的主要内容是，两国军舰军机互相接近时可以采用共同频率用英文直接联络，两国防务部门轮流主办每年一次的局长、处长级会议，两国海军空军开设专用热线处理危机。另外，两国还确定召开高级别海洋事务磋商会议。

　　就目前两国关系来看，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成果，的确是迈开了和解的重要一步。日本媒体说，两国关系走向“政热经热”。中国媒体说，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

　　有人说，中日两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不同，很难实现和解。这话有一定道理，但稍显简单。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放松每时每刻的努力。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也可以和平共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的探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比如在海空联络机制磋商过程中，两国关于军方直接通信的区域划分，曾经出现意见对立。日方主张不应该将领海领空作为适用对象，但中国持有不同意见并且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因此磋商停滞。直到2017年秋天，经过双方努力，商量出一个折中方案，“不明确表示出对象区域，避开关于区域的记述”。这就促进了磋商进程。在2017年12月，会谈终于取得突破。这个协商过程，为以后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历史案例。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存在着不同说法。中国官方和主流媒体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国内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因素。他们指出，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当下中国正在经历这个阶段。这个说法和马克思的论断有关。他们举出的证据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经济如今在中国GDP中已经超过60%，提供就业90%左右。当然，正如国际舆论所了解的，也有一些学者说是中国正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积累阶段)。最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对此，海内外可以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应当注意的是，中国的国情非常复杂，应当尽量避免简单化理解。

10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面

　　在价值观方面，笔者这里仅仅指出，在国际关系的价值观方面，中国不断探索前进。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3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价值观方面的创新。2017年12月1日，习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讲话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中国的一些左派人士对此感到不满，河南省一些左派人士在微信中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论。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提出，具有突破性意义。虽有左派人士反对，但这一主张还是写入了中共十九大报告，写进了今年3月修改后的中国宪法。这样，在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有了宪法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合作性，有助于促进各国共享尊严、发展与和平，也有助于克制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冲动。这一理念积极回应了全球化进展的需求，预示了世界各国休戚与共的新时代正在到来，它为中国外交指引了新的努力方向，确定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就中日关系来说，这个新的价值观有利于两国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推动两国和解。

　　中国宋代政治家王安石的《登飞来峰》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意思是站得高，就不怕浮云遮蔽，可以看得很远。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希望两国朋友能够有这样的魄力，高瞻远瞩，穿透历史的浮云，为中日和解不懈努力。

　　相关简介：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