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景忠：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再研讨

　　1931年

　　9月18日 日军在奉天(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局部抗日战争开始。

　　9月22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 的决议》，号召东北人民组织抗日武装，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2年

　　1月28日 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

　　1933年

　　1月1日 日军向山海关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

　　1934年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935年

　　8月 中国共产党起草《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2月9日 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1936年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937年

　　7月7日 日本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制造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战开始。

　　8月22日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18集团军)。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2月13日 日军占领中国南京后，在南京地区进行大规模的 烧杀淫掠持续达六周之久，屠杀无辜民众和放下 武器的军人达30万人以上。

　　1938年

　　4月7日 中国军队取得在山东峄县台儿庄战役胜利。

　　5月 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9年

　　12月 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确定华中新四军的战略任务为：向西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

　　1940年

　　8月20日 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

　　1941年

　　1月4日至11日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奉命北移，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顽军围攻，是为皖南事变。

　　12月8日 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年

　　1月1日 中、苏、美、英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

　　2月25日 中国组建远征军开赴缅甸，与盟军协同作战。

　　1943年

　　1月11日 中美、中英分别签订新约，美、英交还在华租界和废除一系列在华特权。

　　11月22日至26日 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

　　1944年

　　5月11日 中国远征军发起滇西反攻作战

　　1945年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 坦公告》。后苏联声明成为公告签署国。

　　8月15日 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9月2日 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向盟国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9月9日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

　　10月25日 中国战区台湾省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注释：

　　①参见王维礼、高二音：《论抗日战争的开端》，《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王秉忠：《“八年抗战”说之异议》，《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曾景忠：《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载《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王维礼：《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研究——兼论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地位》，《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张振鹍：《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③臧运祜在《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表示，他“同意并坚持八年抗战说”，但他未发表这一问题的论辩文章。

　　④谭译：《论“九一八”抗战》，载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1页。

　　⑤周毅、董慧云、张忠发编：《张学良文集》上，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第491、492、495页。

　　⑥王铁汉：《不抵抗之抵抗》，载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第285页。

　　⑦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⑧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张之宇校注，台北：历史智库出版公司，2002年，第124页。

　　⑨杨奎松：《从内战到危机》，载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8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1-242、244页。

　　⑩据估计，“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总数约有30万左右，但至1932年秋冬，已减至3万人。1935年这类武装(包括热河)已不足8000。见徐毅鹏、徐绍清《略谈我国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载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8页。东北抗日游击队有两三万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抗日活动，给予日伪统治一定的打击，但处于日伪军的讨伐下，后来难以在国境内立足，乃退至苏联境内。

　　(11)菊池一隆：《日中战争史研究的现状及我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12)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辞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第1645-1646页。

　　(13)“九一八”、“悲惨的时候”是借用抗日救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中的歌词;“国难痛史”是借用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一书书名。

　　(14)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载《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15)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第338页。

　　(16)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17)《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91-292页。

　　(18)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田琪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6页。

　　(19)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20)王秉忠：《“八年抗战”说之异议》，《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21)《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24-325页。

　　(2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10页。

　　(2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81页。

　　(2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59-560、595页。

　　(2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47页。

　　(2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35页。

　　(27)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35-936页。

　　(2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34页。

　　(2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34页。

　　(30)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24页。

　　(31)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07页。

　　(32)朱德：《论解放区战场》，载《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7页。

　　(33)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3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89页。

　　(35)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32-234页。

　　(36)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28页。

　　(37)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政治犯;召集救国会议;完成对日抗战之准备;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作出四项保证：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7页。

　　(38)《关于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红军任务的指示》(1937年3月6日洛甫、毛泽东致任弼时信)，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62页。

　　(39)《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1、173页。

　　(40)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96页。

　　(41)军事科学院：《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解放军报》1995年8月30日，转引自刘庭华《近十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军事研究》，《中国抗战研究动态》2006年第3期。

　　(42)朱丽、张东南：《也论“九一八”事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影响》，载“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九一八”研究》第7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97、401页。

　　(43)藤原彰：《日本近代史》第3卷，伊文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页。

　　(44)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45)石岛纪之：《日本研究抗日战争史的动向》，《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46)菊池一隆：《日中战争史研究的现状及我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一、“七七”、“九一八”两种起点说的由来和争辩

　　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经历了整整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八年抗战”成为全国的共识和惯用语。建国后，此说亦未受到任何挑战。在大陆，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革命史的划期，将十年内战与抗日战争八年分成两个历史阶段。台湾则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为十年建设时期，卢沟桥事变后则进入抗日战争时期。这就是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本来是无人置疑的。

　　1950年代，日本有的学者为总结日本从1931年发动“满洲事变”，走向太平洋战争，卒至败降的历史，出现了“十五年战争论”。鹤见俊辅于1956年提出“十五年战争论”后，家永三郎、黑羽清隆、藤原彰、江口圭一等均持此论。1980年代起，中国大陆史学界也出现了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抗日战争为14年的观点。此后的20多年中，“九一八”起点说与“七七”起点说时有争辩。①近几年还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交锋。②

　　“九一八”起点说广为流传的原因，可能是：(1)抗日战争史，包括“九一八”事变史、东北沦陷(伪满洲国)史、东北抗日联军史，以及“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期间局部地区抗日战役、战事的研究，有长足的进展。研究者通常容易将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起点与抗日战争的起点混为一谈，认为既然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从“九一八”事变开始，那么“九一八”事变即为抗日战争的起端。(2)在专门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以“七七”卢沟桥事变为叙述起点者，如何理的《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刘大年、白介夫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较少，而从“九一八”事变写起者较多。(3)由于“八年抗战”是无需论证的历史事实，故而论证“七七”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的文章较少，而以“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的观点被视做新见，文章发表较多，持前一观点者很少与之争辩③。(4)有的论者片面摘引毛泽东语录，误以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主张“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5)通常存在着将“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抗日战事(战役战斗)与抗日战争(两个国家间的战争)概念混淆的情况。(6)由于抗日战争史与日本侵华史密不可分，人们重视“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意义，将其重要历史地位从日本侵华史误植于中国抗日战争史。

　　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究竟是“九一八”还是“七七”的争论，史学界有责任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加以澄清。

　　二、“‘九一八’抗战”的概念能否成立

　　“九一八”事变的概念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九一八”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破坏南满铁路柳条湖段铁轨，反诬中方破坏，以之做借口，炮击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武力占领沈阳城的事件。广义的“九一八”事变则指日本军队发动的以武力夺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侵略事件。无论如何，“九一八”事变都是日本军队侵略行径的开始，不能作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义举即抗日战争的标志。前者的主体是日本军队，后者的主体是中国军队。主张“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起点的说法，不论从文字逻辑看，还是从事件发起的主体和事件性质看，都是不通的。可能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有的论者提出：“‘九一八’抗战，是指‘九一八’时期，中国方面抗击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即指1931年“九一八”之夜，到1933年3月承德沦陷，日军完全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这段时间。④以“‘九一八’抗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逻辑上显得通顺一些。但是问题在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地区发生的抗日武装活动，能不能称得上是“中国抗日战争”?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从根本上说，中国一方是抵抗了，还是不抵抗呢?

　　身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负责东北华北军政的张学良称：9月18日夜，日军“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敢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军驱逐出营”。“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⑤事变发生当天夜里，北大营内东北军大部分部队均接到不抵抗、撤退的命令，唯有王铁汉团(东北军第七旅第六二○团)因未接奉撤退命令留在营内，待至撤退时，与进攻的日军发生战斗，据称，“毙伤日军40余名”。王本人称之为“不抵抗之抵抗”⑥。可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军队对日军的进攻总体上是不抵抗的。正因为如此，日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两三天内辽、吉两省的重要城市均陷日军之手。

　　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曾向张学良建议：虽要避免全面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应各返回防地掌握军队。但张学良对于学忠的建议敷衍应对，并未组织对日军抗击。⑦至1931年底，日军进攻锦州，虽然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予以抵抗，张氏却命令锦州地区东北守军从辽西撤至关内。三四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不抵抗的基本情况。

　　如果说，事变发生之初，张学良下令东北军不抵抗，还可以事变前国民政府曾命令对日军挑衅“力避冲突”，和张学良对日军发动武装进攻旨在侵占整个东北领土的意图认识不清来加以解释，那么，在日军进攻锦州时，中央政府命令张学良抵抗，而张氏却擅自下令东北军从辽西撤退，那就实在难以让国人原谅了。胡政之在《国闻周报》上对此评论说：“我要是给张学良定谳的话，他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据载，张学良对胡政之如此批评，至为心服。⑧

　　现在有的论著竭力强调，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与东北军就开始抗日了。实际上，据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东北三省沦陷，历时4个月零18天，中国军队在主要城市所作的抵抗，前后加到一起不到18天。沈阳、长春、吉林等中心城市，东北军或弃城而去，或不战而降。马占山江桥抗战和李杜、丁超哈尔滨保卫战，也只作了短暂抵抗。东北军主力几乎未作有效抵抗。马占山和李杜等也是旅一级军官自主地抗战，而非有组织的抵抗。故有的论者谓：“至锦州保卫战，东北军在国人众目睽睽之下临阵脱逃，更是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张学良害怕东北军‘瓦碎’的这种心态。”⑨根据上述，东北军“‘九一八’抗战”之说不能成立。

　　三、局部抗日战役战斗未发展为中日两个国家的战争

　　持“九一八”事变为中国抗日战争起点论者，主要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即已发生过局部的抗日战役战斗为由。“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许多地方发生了东北军部分官兵的抗日武装斗争，发生过马占山的江桥抗日战役，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为抗日联军)的武装抗日活动。关内先后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两次由中国政府领导指挥的抗日战役。但这些抗日战役，地域是局部的，时间是短暂的，并未发展为中日两个国家间的战争。

　　东北地区军民的抗日武装活动，表现了忠贞的爱国立场和坚强不屈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但除了马占山部江桥抗战是一次抗击日军进攻的战役外，其他无非是在日军攻占各城镇时，当地军警零散地进行抗击，或在撤退中发生战斗，和日军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对日军和伪政权的袭击骚扰。总体而言，除马占山江桥抗日一役规模较大外，东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抗日活动，多数战斗规模较小，时间短暂，且自发分散，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作用、影响有限。⑩这些局部、零散的战役战斗，很难定性为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的开始。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仅仅是局部地区的东北义勇军的抵抗斗争，不能被视作中国进入战争状态”(11)。

　　“一·二八”之役和长城抗战之役，数万数十万中日军队拼死相搏，牺牲惨重，但最终谈判停战，而没有发展为中日两国间的战争。其原因在于：“九一八”事变后几年中，尽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但中国政府以弱国无法与暴日相抗，抱持卧薪尝胆的态度，屈辱忍让，有时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有时尽量忍辱处理中日关系，还下过邦交敦睦令。中国方面力避中日关系恶化，对日侵逼应付周旋。1935年5月，中日外交关系还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中国方面希图赢得时间，统一内部，加紧经济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进行抗战准备。因此，局部抗战阶段，虽然发生过许多抗日战事，如长城战役，中国军队投入25万兵力，死伤4万，不亚于抗日战争中有些会战的规模，但并没有发展为中日两国间的战争。中国军方以与日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不驻兵冀东作让步，而告结束。

　　不能以为，凡是两国军队间发生战役战斗或武装冲突，即是两国之间的战争。辞书中将战争与战役、战斗的定义作了严格区分。战斗：敌对双方的武装冲突。战役：根据战略需要，在一定区域和时间内所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总和。战争：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武装斗争，是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或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最高形式。(12)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是两国间局部地区短时间的战役战斗。例如，1929年，中国东北与苏联边境因中东路事件而引发中苏两国军队间的战役，同江、富锦、密山、扎赉诺尔、满洲里等处作战，韩光第旅长等牺牲，中国军队损失近万人，作战规模不可谓小，但历史记载没有称这次战事为“中苏战争”，而是称为“中东路事件”。1969年，东北边境黑龙江中的珍宝岛上中苏两国军队武装冲突，也不称“中苏战争”，而称“珍宝岛事件”。1938年、1939年，日苏两国军队先后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发生大规模的战事，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而不称“日苏战争”。

　　战争自然包括了若干战役和战斗，但是，战役战斗并不一定都称做战争，发生在两国之间者尤其如此。一般地说，两国之间的战争，必须是两国政府间正式宣战，或者虽然未曾宣战，但实际上两个国家间已经进入交战状态，两国军队进行相当规模、持续相当时间的作战，伴以国交断绝(撤使断交)等武装交锋以外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局部的抗日战役战事与中日战争中的战役战事相比，其不同点是：(1)局部的抗日战事，有些是军民自发进行的，而不是政府领导组织的。(2)这些战役战事带有局部性，未成为全国性抗战的发动。(3)局部抗战诸役，均为时短暂，断续发生，没有连接成一场战争。(4)1933年后未发生重大战事。(5)最关键的是，局部抗战阶段，虽然中日关系比较紧张(尤其两国军队发生战事时)，但总体而言，中日国交没有中断，保持外交经贸往来，甚至外交关系升级，两国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发生，中日两国之间并未进入战争状态，不能说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至于日军占领东北地区后，东北义勇军和游击队的武装袭击骚扰活动，更加不能视为两国间的战争。这6年时间只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而未进入抗日战争阶段。

　　四、“七七”卢沟桥抗战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

　　1937年7月7日夜，华北日本驻屯军非法在卢沟桥附近演习过程中，借口士兵失踪和听闻中国军队射击枪声，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方面拒绝。双方正交涉间，日军向宛平城发起攻击，中国军队英勇抗击。这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即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七七”卢沟桥抗战与“九一八”事变有着明显的区别。

　　1.中国军队抵抗与否有异　总体而言，“九一八”事变时，守卫东北的大批东北军未做抵抗而撤退，中国大片国土短时间内沦于敌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悲惨的时候”，开始了深重的“国难痛史”(13)。而“七七”卢沟桥抗战中，中国第二十九军坚守卢沟桥、宛平城，面对日军进攻奋起自卫。尽管冀察当局一度中了日本的缓兵计、离间计，产生过和平解决的幻想，但事变发生后半个多月中，第二十九军抗击日军的战斗断续进行，最终发生了廊房事件、广安门事件和平津抗战。全民族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日战争由此开始。毛泽东写道：“这一次同‘九一八’不同，它(日本)所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付了极大的代价，遭到了有力的抵抗。”(14)

　　2.中国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不同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采取了“不抵抗主义”、“诉诸国联”的方针。中国未作立即抗战的部署。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秦德纯下令卢沟桥守军：“卢沟桥可为尔等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失守。”秦宣布：“北平绝不作沈阳第二”，“准备牺牲”。(15)经过几年苦心抗战的准备，国民政府作出抗战决策，蒋介石令参谋总长程潜和军委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调部队增援华北，令正在重庆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回南京，作全国抗战部署。全国开始军事动员，随即进入卫国战争的轨道。

　　3.中国政府抗战决心有别　“九一八”事变后，虽然有东北军民的武装抗日活动和“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但在无力遏阻日军进攻的形势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日屈辱退让，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为应对日本策划“华北自治”，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方周旋，以赢得抗日的准备时间。中日之间还维持着通常的国交，中国政府尚未下定抗战决心。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