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战略下的印度梦、美国重振中产阶级、日本价值观外交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二、美国重振中产阶级

　　美国被称为大国是因其社会是“橄榄型”社会，中产阶层壮大。而中美培育中产阶层的方式相反，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焦虑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焦虑。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是基于西方国家对国家责任的认识，及对国家目的的认识。西方从帝国的衰败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的建立，从东西冷战中民主国家全面胜利，到强调人权成为福利国家。这一路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走向民主国家、民主国家走到福利国家，西方的国家观一直在变，从帝国的霸权到民族国家的主权再到民主国家的人权。宗教也一直在与国家争夺民众，当西方国家把基督教视为一种乌托邦的文化运动，国家也成了基督徒，关爱所有人。国家的目的变成了，是为了生存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终其一生享受健康、和平、自由与繁荣这一美好的理想。

安倍晋三对于“印太战略”十分积极

       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技术推理堪称完美，但算错了一点，就是基督教和民主制度的结合，资本主义制度将自我的批判和修正变成为常态。福特主义使工人与资本家不再是暴力冲突和拥有不可调和矛盾的双方，资本家成为关爱工人的一员。让工人成为社会产品的受益者和消费者，不再用古老的压榨工人工资的方法获得利润，而是提高工人收入扩大消费者群体，增加产品收入来源，从而又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督教和民主制度的结合促使西方国家更加关注公民福利，成为福利国家，注重社会福利，社会也成为捐款和捐赠的最大群体。当用通过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通过社会制度的建立来保护与培育中产阶层，用法律保护成为必不可少。社会上的富人则就会认为自己的富裕是社会制度给予，回馈社会是这些富人的责任，美国巴菲特、比尔盖茨等富豪也均在请求对富人加税，也成为最大的慈善捐赠者。此时，美国社会基本上是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使得没有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焦虑，其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社会的保护。

        三、日本的价值观外交

　　日本百多年以来有过三次发展，明治维新、战后的经济腾飞、如今的日本归来。大部分的人，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富国强兵、侵略扩张、脱亚入欧相当熟悉。却不知道，明治维新的最主要的观点是“求知观”，在同时期中日双方都遭受了西方的入侵，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门户，让日本看到了自己的落后，需要向西方学习。明治天皇睦仁便以向神明宣誓的形式发布了著名的《五条誓文》：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权;2、上下一心，盛兴经纶;3、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个遂其志，人心不倦;4、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欲天下，大振皇基。“求知于天下”，这是日本明治天皇以宣誓的形式发布的，中日在发展观念上以分出高下了，日本的“求知观”是寻求富国强兵。而中国的“文化观”则是寻求如何保住大清延续大清的寿命，日本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打败了大清，成为当初的一流强国。如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日本的“求知观”仍然是日本国民的最重要的观念，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文化观”却依然主导着中国人的思维。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出公认的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和平宪法”即日本宪法。日本人认为，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建立了民主制度，完善了日本的天皇制，而这，正是日本后来能够和平发展经济腾飞的重要前提。靠一部宪法，将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日本完全复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是日本人尊重宪法的体现。日本以“宪政观”为思维方式，体现的是法与正义，即法是规则。法是追求正义的，遵守法律则是为了实现正义。作为日本国民就要遵守宪法，在宪法的框架下行动。

安倍早就开始力推印太战略

　　现在，安培晋三再度担任日本首相一年，遍访了东盟十国，纵观安培晋三带领日本重返亚太的做法，采用的是国际上近年来屡战屡胜的普世价值观方法，用颜色革命取得胜利，同时又大大减低了大规模的武力干预。这些颜色革命的胜利，却是因全球一体化带来的价值观变化所发生的。战争的手段变为使用价值观的方法，日本终于看清了普世价值观的作用。在中国崛起的同时，利用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只能用经济的手段与他国交往的缺点。安培晋三采用价值观外交的方式和积极的和平主义方法，广泛的同各国交往。而日本的技术一流、资金雄厚，又有号称有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日本和平宪法，可为安培晋三的目标实现增加砝码。普世价值观是日本找到了发挥日本做大国的出路，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不变，使用战争手段改变政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谁能够采用价值观合作，在全球的活动范围就越大，就可以拥有更广泛更大的资源。近几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了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以往，使中国迅速发展的环境将不复存在。如不干涉别国内政政策和拥有普世价值观的国家还不是很多，我们可以不谈意识形态只谈生意，灵活多变，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反观西方国家由于价值观和国内政治掣肘，很多国家不能打交道。如今环境已变，日本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开始了价值观外交，看看日本国民在海外的活跃程度，参与各种的NGO及联合国的活动，中国的“特色观”式的发展前景不妙。

　　换而言之，美、日、印这三个国家的国内政策都会对中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美国的中产阶层的培育方式，在挑战中国的“共同富裕”理念，中国将采取何种政策而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从而放弃中国经济学家们频繁使用的“公式法”。“印度梦”在挑战“中国梦”，即将社会结为一个整体来实现经济繁荣，是始终无法实现个人独立自由的梦想。而每一个民族都会有两种独立的梦想，整体的梦想与个人的梦想。整体的梦想是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独立，个人的梦想是要在国家的庇护之下实现个人独立自由。日本价值观外交对中国的必然冲击，价值观是处理与邻国关系的，这是价值观最主要的作用。

　　中国要面对的并非都是敌对同盟和敌对政策，而更多是另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中国不输出价值观，客观上在国际事务中，处在或同意或弃权的地位。因为对方输出的价值观是有法律做基础的。故我国实际上，也是同拥有普世价值观的民主国家经贸关系发展的最好，也知道非民主国家风险太大，少打交道避而远之。不输出价值观本身就失去了主导议题的勇气，观感上明显处于下风，也是无奈之举。

　　“印太”概念中“美日印”是主角，如果是联手制衡中国，形成同盟关系则会漏洞百出。但是，如果知道这三个大国所具有的国家特性和其国内政策，则发现会极大的影响着中国社会。

       一、印度梦

　　印度同中国一样，是个超大型国家。且民族、语言、文化等多样性和复杂性更是远超于中国，经济上也是远远的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在面对中国时，依然是信心满满，对自己的制度更是抱有信心，对实现印度梦更是期待，中国对此会有许多人迷惑不解而感到恼怒。

　　每一个民族都会有两种独立的梦想，整体的梦想与个人的梦想。整体的梦想是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独立，个人的梦想是要在国家的庇护之下实现个人独立自由。

　　印度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甘地、尼赫鲁带领印度人民实现了独立，使印度人民结为一个整体来完成国家独立，当此次任务完成以后，印度就要开始另一个印度梦想。而第二个梦想却是要与第一个梦想恰恰相反，是要消解作为印度独立运动时所需要的整体性，回归到另一种分散状态。它带来的是另一个独立，即1947年时没有能带来的独立，个人独立(自由)：追逐自己的梦想，即不需要别人来为你确定和安排你的未来。这一梦想却是美国式的，是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1931年的书《美国史诗》中所定义“一块儿土地上的梦想，对每个人来说，生活会变得更美好、更富裕、更充实，人人都有机会依据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实现理想”。这就面临着一个相当大的问题，第二个梦想是要与第一个梦想走着相反的路径。换而言之，当初，印度人民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实现独立，消解整体性，分离主义就将成为严重的问题。这是任何实行民主体制国家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无关教育、贫穷、富裕、民族，而是对民主的认识与训练。否则，就无法面对个人独立的梦想，而这一梦想却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1月13日，特朗普与莫迪在马尼拉的会谈中握手

　　任何在文明古国基础上建立的民族国家，其有两大弊端非常严重，一是，民族国家本就是被誉为用民族神话养育的国家;二是，任何文化都是依靠偏见来维系的。这在实现国家独立的梦想，汇聚民族精神时非常有效，但要实现个人独立的梦想时，则成为障碍的一个组成部分。

　　种族、宗教和民族都是政治体系中的亚团体，是身份认同对民主文化和民主制度巩固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存在着种族裂痕、宗教裂痕压力的印度，民主过程会因为身份政治的挑战而受到威胁，更是会随着现代化所带来的政治动员和参与，日益在政治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印度无疑是发展中国家中民主制度运作最为成功的典范，印度政府对付分离主义和利益集团，是提供了一种观点，谈判政治---主要在个别邦内，而且存在于那些邦和中央政府之间----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激励，使得公开反叛不流行。联邦体制的政治结构有助于将冲突隔离在地区性的舞台之内，而印度大多数邦的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和异质性严重，以至于形成遍及全邦的一致性非常困难，而这种遍及全邦的一致性却是分离主义所必需的。如今，宪政民主体制已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基，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印度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宪政民主体制具有较大的弹性，对缓解社会矛盾有较强的协调能力。通过宪政民主制度，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避免了大规模暴力事件的发生。印度仰赖这样一种制度，得以通过事前的充分协商和社会各集团的利益诉求，使社会矛盾适度释放，不至于因长期积累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动乱，从而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政府作为定期获得人民授权的公仆，也不得随心所欲、胡作非为、折腾社会。因此，宪政民主被各界视为印度长期发展的可靠的制度性保障。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再认真谈论印度分崩离析的风险了。泰米尔纳德邦和米佐拉姆邦等边远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被一个简单的方法平静地化解：昨天的分离论者变成了今天的首席部长和反对派领袖。

　　没有分离主义这一后顾之忧，印度梦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实现。消解作为印度独立运动时所需要的整体性，来实现个人独立的梦想，既不用担心民族主义，也不需要中央政府用不断的经济增长来证明政府的合法性。

　　印度的文化、语言、种族、宗教和民族的多重性，使得印度社会缺乏同一性。就种族、宗教而言印度社会是分裂的，印度社会也是高度异质性，使得它无法用其他国家的经验来衡量。印度证明了经济和社会落后的后发国家，也可以完全不需要经历极权主义的统治而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而这一制度是第二个印度梦能够实现的基础，以实现个人独立自由来促使印度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不用将社会结为一个整体来实现经济繁荣，却始终无法实现个人独立自由的梦想。因为，此时进行消解社会整体性的改革是非常困难，势必带来社会分裂的动荡。

        二、美国重振中产阶级

　　美国被称为大国是因其社会是“橄榄型”社会，中产阶层壮大。而中美培育中产阶层的方式相反，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焦虑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焦虑。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是基于西方国家对国家责任的认识，及对国家目的的认识。西方从帝国的衰败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的建立，从东西冷战中民主国家全面胜利，到强调人权成为福利国家。这一路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走向民主国家、民主国家走到福利国家，西方的国家观一直在变，从帝国的霸权到民族国家的主权再到民主国家的人权。宗教也一直在与国家争夺民众，当西方国家把基督教视为一种乌托邦的文化运动，国家也成了基督徒，关爱所有人。国家的目的变成了，是为了生存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终其一生享受健康、和平、自由与繁荣这一美好的理想。

安倍晋三对于“印太战略”十分积极

       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技术推理堪称完美，但算错了一点，就是基督教和民主制度的结合，资本主义制度将自我的批判和修正变成为常态。福特主义使工人与资本家不再是暴力冲突和拥有不可调和矛盾的双方，资本家成为关爱工人的一员。让工人成为社会产品的受益者和消费者，不再用古老的压榨工人工资的方法获得利润，而是提高工人收入扩大消费者群体，增加产品收入来源，从而又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督教和民主制度的结合促使西方国家更加关注公民福利，成为福利国家，注重社会福利，社会也成为捐款和捐赠的最大群体。当用通过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通过社会制度的建立来保护与培育中产阶层，用法律保护成为必不可少。社会上的富人则就会认为自己的富裕是社会制度给予，回馈社会是这些富人的责任，美国巴菲特、比尔盖茨等富豪也均在请求对富人加税，也成为最大的慈善捐赠者。此时，美国社会基本上是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对劳动者的保护来培育中产阶层，使得没有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焦虑，其无论如何都会得到社会的保护。

        三、日本的价值观外交

　　日本百多年以来有过三次发展，明治维新、战后的经济腾飞、如今的日本归来。大部分的人，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富国强兵、侵略扩张、脱亚入欧相当熟悉。却不知道，明治维新的最主要的观点是“求知观”，在同时期中日双方都遭受了西方的入侵，黑船事件打开了日本门户，让日本看到了自己的落后，需要向西方学习。明治天皇睦仁便以向神明宣誓的形式发布了著名的《五条誓文》：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权;2、上下一心，盛兴经纶;3、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个遂其志，人心不倦;4、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欲天下，大振皇基。“求知于天下”，这是日本明治天皇以宣誓的形式发布的，中日在发展观念上以分出高下了，日本的“求知观”是寻求富国强兵。而中国的“文化观”则是寻求如何保住大清延续大清的寿命，日本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打败了大清，成为当初的一流强国。如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日本的“求知观”仍然是日本国民的最重要的观念，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的“文化观”却依然主导着中国人的思维。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出公认的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和平宪法”即日本宪法。日本人认为，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建立了民主制度，完善了日本的天皇制，而这，正是日本后来能够和平发展经济腾飞的重要前提。靠一部宪法，将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日本完全复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是日本人尊重宪法的体现。日本以“宪政观”为思维方式，体现的是法与正义，即法是规则。法是追求正义的，遵守法律则是为了实现正义。作为日本国民就要遵守宪法，在宪法的框架下行动。

安倍早就开始力推印太战略

　　现在，安培晋三再度担任日本首相一年，遍访了东盟十国，纵观安培晋三带领日本重返亚太的做法，采用的是国际上近年来屡战屡胜的普世价值观方法，用颜色革命取得胜利，同时又大大减低了大规模的武力干预。这些颜色革命的胜利，却是因全球一体化带来的价值观变化所发生的。战争的手段变为使用价值观的方法，日本终于看清了普世价值观的作用。在中国崛起的同时，利用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只能用经济的手段与他国交往的缺点。安培晋三采用价值观外交的方式和积极的和平主义方法，广泛的同各国交往。而日本的技术一流、资金雄厚，又有号称有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日本和平宪法，可为安培晋三的目标实现增加砝码。普世价值观是日本找到了发挥日本做大国的出路，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不变，使用战争手段改变政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谁能够采用价值观合作，在全球的活动范围就越大，就可以拥有更广泛更大的资源。近几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了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以往，使中国迅速发展的环境将不复存在。如不干涉别国内政政策和拥有普世价值观的国家还不是很多，我们可以不谈意识形态只谈生意，灵活多变，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反观西方国家由于价值观和国内政治掣肘，很多国家不能打交道。如今环境已变，日本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开始了价值观外交，看看日本国民在海外的活跃程度，参与各种的NGO及联合国的活动，中国的“特色观”式的发展前景不妙。

　　换而言之，美、日、印这三个国家的国内政策都会对中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美国的中产阶层的培育方式，在挑战中国的“共同富裕”理念，中国将采取何种政策而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从而放弃中国经济学家们频繁使用的“公式法”。“印度梦”在挑战“中国梦”，即将社会结为一个整体来实现经济繁荣，是始终无法实现个人独立自由的梦想。而每一个民族都会有两种独立的梦想，整体的梦想与个人的梦想。整体的梦想是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独立，个人的梦想是要在国家的庇护之下实现个人独立自由。日本价值观外交对中国的必然冲击，价值观是处理与邻国关系的，这是价值观最主要的作用。

　　中国要面对的并非都是敌对同盟和敌对政策，而更多是另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中国不输出价值观，客观上在国际事务中，处在或同意或弃权的地位。因为对方输出的价值观是有法律做基础的。故我国实际上，也是同拥有普世价值观的民主国家经贸关系发展的最好，也知道非民主国家风险太大，少打交道避而远之。不输出价值观本身就失去了主导议题的勇气，观感上明显处于下风，也是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