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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丰华:普京总统第三任期俄美关系演变与第四任期双边关系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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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丰华:普京总统第三任期俄美关系演变与第四任期双边关系走势

柳丰华:普京总统第三任期俄美关系演变与第四任期双边关系走势
2018-05-17 16:46:40
来源:《俄罗斯研究》 作者: 柳丰华
俄美关系持续恶化将对国际和地区形势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主要包括:俄美两国在战略军备控制方面的不协调和在常规高精尖武器方面的竞赛,不利于国际战略稳定;俄罗斯同美国和北约在东欧的军事政治对峙,俄美在乌克兰的竞争激化,都将影响地区安全和稳定;俄美在叙利亚、朝鲜核、伊朗核等问题上也将加强竞争,使这些问题复杂化。对此,中国应当加强研究,及时应对,以维护自身利益,并妥善处理好中美和中俄关系。

  (三)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

  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俄罗斯希望这位新总统能够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带来机遇。特朗普在竞选中也多次表示对普京的好感,上任伊始,就与普京总统通话,达成以下共识:美俄两国应在反恐和叙利亚危机问题上加强合作,修复双方关系。但是美国两大政党和主流民众所持的强烈反俄情绪,使这位新总统任何缓和对俄关系的政策都举步维艰。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情报和安全机构就已指认俄罗斯通过网络攻击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2017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发起对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关系(即美国媒体所谓的“通俄门”)的调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引咎辞职,是建制派对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意向的一次公开警告。在美国政治体系的制衡和欧洲盟国的影响下,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的政策,逐渐回归到奥巴马时期的方针。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下令美军使用导弹打击叙利亚政府军的军用机场,签署接纳黑山加入北约的条约,引起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俄罗斯与美国还没开始“修复”双方的关系,而既有矛盾的涌现,就已经给彼此罩上了浓重的阴影。

  尽管如此,俄罗斯仍在观望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期待特朗普总统给俄美关系带来某些利好举措,同时,试图推动俄美在战略稳定、叙利亚和反恐领域的合作,争取两国总统首次会晤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从而将俄美关系引上“修复”之路。考虑到梅德韦杰夫总统与奥巴马总统曾经经由核军控合作而实现俄美关系“重启”,在这段时间,俄罗斯智库和学术机构积极研究俄美在战略稳定方面推进合作的方向和途径,提出了签订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保持《中导条约》等政策建议。[12]尽管俄罗斯和美国都有保持核军控合作的理性需求,但是2009年的合作已无法重演。此时双方在中导、反导等涉及战略稳定的问题上矛盾严重,而明斯克协议又没有得到执行,因此美国没有积极回应在这方面开展合作的提议。俄美两国外交部部长实现了互访,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了交流,寻求合作机会,但都无功而返。与此同时,俄美两国间的对立情绪仍在增长,美国继续追加对俄制裁举措。2017年6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俄罗斯38个组织和个人实施制裁,俄随后将对美国反制裁措施有效期从2018年1月1日延长到12月31日。在这种形势下,2017年7月7日,在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期间,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举行首次会晤,就叙利亚局势、乌克兰冲突调解及网络安全等诸多重要问题交换意见,然而,仅达成一项在叙西南部地区停火的协议。俄罗斯前外长伊·伊万诺夫在评论这次俄美峰会时说:“俄美关系的例子再次证明了一个古老的真理:关系可以轻易毁坏,但是很难恢复。”[13]俄罗斯的失望和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2017年7月下旬,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三国的制裁法案,8月2日特朗普总统签署该法案。根据法案,美国以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总统选举和乌克兰危机等为由,追加对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经济制裁;国会有权否决总统做出的解除对俄制裁的决定。该法案还要求美国阻止“北溪-2”项目,以促进美国能源出口,挤占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份额,削弱俄对欧盟政治影响。这项制裁法将俄美总统汉堡会晤所展示出来的仅有的那点通过对话谋求缓和的共同意愿涤荡尽净,强化了美国的反俄政策,为以后不断追加对俄制裁举措奠定了法律基础。它将俄罗斯同美国所谓的“流氓国家”伊朗和朝鲜以及邪恶的恐怖主义相提并论,丑化了俄的国际形象。它还规定制裁可能适用于任何与俄罗斯开展能源、交通、军工等合作的国家,以此限制其他国家与俄合作。

  美国出台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深刻影响着俄罗斯的对美政策:俄对特朗普政府改善俄美关系彻底失望,不再观望待变,转而对美采取强硬政策。俄方第一个报复措施,就是清算一笔搁置的“外交账”:2016年12月底奥巴马政府曾驱逐俄罗斯驻美外交机构35名情报人员,查封俄常驻纽约代表处和俄驻华盛顿大使馆郊区别墅,当时俄为了在特朗普上台后与之改善俄美关系,隐忍未发。2017年7月28日,俄罗斯外交部公布对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俄制裁法案的首批反制措施:从8月1日起暂时禁止美驻俄大使馆使用谢列布里亚内博尔的外交别墅等房产;要求美国驻俄外交机构在9月1日前裁减755名工作人员,以使俄、美在对方外交机构的人数对等。随后,针对美国有意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防御武器的表态,以及北约在东欧前沿的军事遏制,俄罗斯先后举行代号为“西方-2017”的俄白联合军演、战略核力量演习,以示抵抗的决心和威慑的力量。2017年11月,在美国要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驻美分部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之后[14],俄罗斯针锋相对,迅速通过《外国代理人媒体法案》[15],将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等驻俄媒体界定为“外国代理人”。俄美“媒体战”是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对抗的“外溢”,进一步增加了两国社会的互不信任感。

  (四)俄美对抗的延伸

  俄美间对抗呈现向战略军备竞赛方面扩展的态势。在围绕美国欧洲反导系统问题持续斗争的情况下,2017年俄美两国在中导问题上的矛盾加剧。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中导条约》,研发中短程导弹。《中导条约》由苏美两国在1987年签订,规定销毁两国所有类型的射程为500~5500公里的陆基导弹及其发射装置。美国指责俄罗斯试验比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短的“亚尔斯—M”РС—26机动弹道导弹,研发射程超过500公里的Р—500巡航导弹。俄罗斯则批评美国的反导系统是通用装置,可以用来发射射程为2500公里的海基巡航导弹;美国用于测试反导系统的靶弹的性能等同于中短程弹道导弹。[16]其二,是否还要维系《中导条约》。由于认为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有些美国国会议员公开讨论美国退出该条约的问题。2017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规定拨款5800万美元,用于研发陆基中程导弹。俄罗斯早就对《中导条约》只禁止俄美两国生产和部署中短程导弹,而邻近俄罗斯的中国、朝鲜、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却可以发展这类导弹表示不满,呼吁将这些国家纳入《中导条约》。在俄美关系对抗、美国推进其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建设的情况下,俄罗斯不会容忍自身战略进攻和防御能力受到削弱。在2013年及以前发布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中,都提到要使《中导条约》成为全球性机制,而2016年版的《俄对外政策构想》对该条约只字不提,这多少显示出俄罗斯政府的态度,尽管俄并不愿意退回到20世纪80年代苏美在欧洲中导对峙的局面。

  2018年2月,美国公布《核态势评估》报告,俄政府将其视为敌视俄罗斯、遏制俄核威慑力的信号。这份报告与2010年《核态势评估》报告相比,在承诺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同时,主要有以下变化:(1)强调俄罗斯和中国等潜在对手正在迅速提升自己的核力量,特别是俄试图确立对美国的优势,因此必须提升与俄抗衡的能力。(2)为了保护自身和盟国,美国必须加强对核武器的依赖性。为此,建议替换老化的核武器,并向核武库增加两种新型导弹:一种是新型低当量海基弹道导弹,一种是新型海基巡航导弹。(3)与第二点相关,提出了“低当量核打击”作战概念,也就是说,在敌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将动用类似武器做出回应。[17]显然,美国无论是更新核武库,还是提出新的核战斗概念、降低使用核武器的心理门槛,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美方认为近年来俄罗斯投入巨资研发较低当量的战术核武器,是想借此实施“以(武器)升级促(冲突)降级”的战略。根据这一战略,俄罗斯准备在北约与俄战斗时使用战术核武器,并指望美国因没有类似当量的武器妥善还击,只能在俄的核攻势前选择退却。俄罗斯专家认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决定研发低当量核弹头,并将其配备在部署于邻近俄罗斯边境的潜射导弹上,就可使莫斯科的“以(武器)升级促(冲突)降级”战略失去意义。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俄美关系问题专家德米特里·苏斯洛夫(Дмитрий Суслов)指出,美国在核武器政策方面的变化,与美在欧洲和亚洲部署战术核武器、美强化核威慑并将其向盟国和伙伴国延伸、近期内俄美战略对话无法恢复等因素共同作用,将削弱国际战略稳定,导致新的核军备竞赛,可能引发俄美间尖锐的军事危机甚至冲突。[18]

  2018年3月1日,普京总统发表2018年度国情咨文,在阐述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及未来发展目标的同时,用很大篇幅展示了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之后俄罗斯所研发的一系列最新战略武器,并论述了俄罗斯的国防和外交政策。这些最新战略武器包括“萨尔马特”导弹系统、新型战略滑翔导弹系统、装有核动力装置的小型巡航导弹、无人潜航器、高超音速航空导弹系统、激光武器等,都能高效地应对美国的反导系统,或已经,或将要列装。普京强调,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保持着并将继续保持世界战略平衡和均势”。普京表示,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有关条款降低了核武器使用门槛,引起俄方重大关切;俄罗斯或其盟国无论受到何种当量的核打击,俄都将立即用核武器还击;同时,希望美国能坐到谈判桌前,与俄共商国际安全问题。[19]可见,因为反导问题,俄罗斯已经同美国展开了不对称的战略军备竞赛;针对美国核武器政策的调整,普京毫不犹豫地吹响了战略军备竞赛升级的号角,以期有效应对核战斗威胁,保障国家安全,维护俄美战略平衡。如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只会迅速跟进,以牙还牙。因此,《中导条约》和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问题,仍将是未来俄罗斯与美国博弈的核心问题。

  总之,在普京总统第三任期,尽管俄罗斯力图维持与美国的务实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俄与西方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民主政治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理念差异和利益矛盾,特别是在乌克兰迎头相撞,最终使俄美关系陷入冷战后最激烈、最持久的对抗之中,特朗普的上台也无助于摆脱这种困境。俄美关系的核心是战略稳定和军事安全,两国关系的基本结构是基于军事安全合作,而不是经济合作,这个结构性特点决定了俄美两国在交好时走不了多近,如同“梅普组合”时期的俄美关系“重启”所示;但是在交恶时却恶性循环,难以逆转,这在普京总统第三任期表现得淋漓尽致。

责任编辑:昀舒
柳丰华:普京总统第三任期俄美关系演变与第四任期双边关系走势

柳丰华:普京总统第三任期俄美关系演变与第四任期双边关系走势

2018-05-17 16:46:40
来源:《俄罗斯研究》 作者: 柳丰华
俄美关系持续恶化将对国际和地区形势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主要包括:俄美两国在战略军备控制方面的不协调和在常规高精尖武器方面的竞赛,不利于国际战略稳定;俄罗斯同美国和北约在东欧的军事政治对峙,俄美在乌克兰的竞争激化,都将影响地区安全和稳定;俄美在叙利亚、朝鲜核、伊朗核等问题上也将加强竞争,使这些问题复杂化。对此,中国应当加强研究,及时应对,以维护自身利益,并妥善处理好中美和中俄关系。

  2012-2018年,即普京总统第三任期,俄美关系不断恶化,并因为乌克兰危机陷入持久对抗状态。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也没能改变这种局面。普京与特朗普共同的俄美修好愿景,很快冰消瓦解,两国对抗更加剧烈。2018年3月,普京再次赢得总统选举,进入其第四总统任期,继续领导俄罗斯追求大国梦想。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着俄美对抗的加剧,尤其聚焦于以下问题:俄美关系是怎样步入困境的,为何每况愈下,有没有改善的可能,其未来走势如何?本文通过分析普京总统第三任期内俄美关系的演变进程,论述其内外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评估普京新一任期俄美关系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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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俄美关系:从“重启”转入对抗

  2012年5月,当普京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时,俄美关系还处于“重启”状态。“重启”俄美关系,是由梅德韦杰夫和奥巴马2009年7月在莫斯科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旨在重建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等安全威胁。这一政策的主要成果表现在以下方面:促成俄美两国签署《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1],延续核裁军合作;减少俄美在独联体地区的竞争,其典型案例是美国没有干预2010年乌克兰总统选举和吉尔吉斯斯坦骚乱,而是听任俄罗斯在乌、吉两国发挥传统影响;发展反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重启”俄美关系政策未能解决两国在欧洲安全方面的重大矛盾,包括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倡议的《欧洲安全条约》谈判没有进展。尽管俄美“重启”是两国“竞争格局下的有选择合作模式”[2]的延续,但它使两国关系总体上保持了良性、稳定的状态。

  对俄罗斯来说,无论是促进经济现代化,还是维护其大国地位,美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2012年5月7日普京总统上任当天,就签署了《关于实施俄罗斯外交方针措施的总统令》,确定了对美国的政策:基于平等和尊重对方利益的原则,将俄美合作提升到战略水平;扩大两国经贸合作;履行《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同时,要求美国保证其全球反导系统不针对俄罗斯的核武器,以维持战略稳定。[3]2013年2月,普京总统签署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其中对美政策基本上重申了上述内容。对于俄美关系中的问题,这份文件也只提到反导问题,要求美国做出其反导系统不针对俄罗斯的“法律保证”。[4]实际上,当时俄美矛盾并不少,普京曾在2012年初发表的竞选文章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述过,其中包括:美国违反国际法滥用武力,推动北约东扩,利用人权工具干涉他国内政,介入俄罗斯选举等。[5]俄罗斯此时在官方外交文件中只提及俄方最关切的反导问题,对其他分歧避而不谈,是想淡化矛盾,发展合作,将俄美关系引入建设性伙伴关系的轨道。但是,此后俄美关系却不断降温,恶化,终于陷入对抗。

  (一)俄美矛盾的爆发

  俄美矛盾首先在俄罗斯民主化问题上爆发。促进俄罗斯民主一直是美国对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普京回归克里姆林宫,加重了美国民主党政府对俄政治集权倾向的担忧。奥巴马政府批评2011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和2012年俄总统选举舞弊,支持俄反对派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俄罗斯谴责美国干涉其内政,并出台《非营利组织法修正案》,叫停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俄境内的活动,压缩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对俄进行政治渗透的渠道,两国在俄罗斯内政问题上的干预和反干预之争逐渐升级。2012年12月,美国推出《马格尼茨基法案》[6],俄随即通过《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予以还击。[7]俄方法案不仅以牙还牙,而且削弱了美国通过公民社会影响俄社会舆论的能力。“斯诺登事件”为俄罗斯政府利用人权工具还击美国提供了机会。2013年8月,俄罗斯向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斯诺登择机公布了美国窃听外国领导人通话等重要情报,使美国人权外交的道义性大打折扣。美国随即取消原定9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俄总统会晤,并表示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两国关系。

  俄美地缘政治矛盾加剧,使两国关系日益脱离“重启”的轨道。在此之前,俄美关系处于“重启”状态,当时在地缘政治方面,两国共同维护战略平衡,减少在对方特别关注地区的竞争。即,美国在亚太实施“再平衡”战略,俄罗斯主导独联体事务。但是随着“梅普组合”“王车易位”,普京重登总统之位,美国对俄罗斯民主政治问题、欧亚联盟计划等的疑虑和干涉明显增加,继而又引起俄政府对美国的怀疑和抵制。相互反感和对立的加深,使两国减少地缘政治竞争共识的基础日益动摇。首先进入俄美地缘政治竞争日程的是叙利亚问题。出于防止美国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对他国军事干涉常态化等考虑,俄罗斯坚决反对奥巴马政府对叙动武计划。2013年9月,俄美两国总统在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上,围绕美国将对叙利亚动武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随后,俄罗斯促成叙利亚“化武换和平”的解决方案。普京虽然获得了外交胜利,但引起了奥巴马的记恨。其次,美国兴建欧洲反导基地,使俄美两国在反导问题上矛盾激化。美国不仅没有做出其反导系统不针对俄罗斯的“法律保证”,而且不顾俄方的坚决反对,于2013年10月开始在罗马尼亚建设反导基地。俄罗斯将美国的欧洲反导系统视为对俄美战略平衡的破坏。为保持战略平衡,俄在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第三,乌克兰“西进”问题再次出现,使得此前俄美两国在独联体地区短暂的相安无事的状况难以为继。以2013年11月欧盟“东部伙伴关系”维尔纽斯峰会为标志,俄罗斯与欧盟围绕乌克兰是加入欧亚一体化还是加入欧盟一体化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公开支持乌克兰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参与欧盟一体化而脱离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为此,美国一方面压制亚努科维奇政府,援助乌反对派,另一方面抨击莫斯科干预乌外交政策。俄罗斯与美欧展开竞争,以阻止乌克兰投入西方的怀抱。至此,尽管俄美总统委员会等机制下的对话,以及在反恐、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仍在发展,但是两国关系总体上已经回归到地缘战略竞争的轨道。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彻底终结了俄美关系“重启”的进程,并使两国陷入持久对抗。2014年2月的事件,打破了长期以来在乌克兰形成的俄罗斯与西方影响大致平衡、实际上俄略占优势的状态,它表明乌正在被纳入西方的地缘经济和政治轨道。这是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其对乌克兰政策的一贯目标,就是使之保留在俄罗斯的独联体势力范围之内。此后出现了克里米亚问题,美国和欧盟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领土、违反国际法为由,对俄实施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及军事遏制等措施,从此俄与西方陷入对抗。从俄美关系的角度看,乌克兰危机的实质,是冷战后俄美间的欧洲安全新秩序之争。

  (二)俄美对抗的展开

  俄美对抗大致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经济制裁与反制裁。早在克里米亚事件酝酿之际,美国就声明不会采取军事干预方式,而将通过经济制裁手段,迫使俄罗斯放弃兼并克里米亚的企图。美国首轮制裁措施包括对多名俄罗斯官员限制旅游、冻结资产等,在俄反响不大。2014年4月乌克兰东部地区武装冲突发生后,美国不断推出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并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俄银行、能源和军工企业。8月,俄罗斯宣布实施反制裁措施,禁止从美国进口一系列食品和农产品。9月,美国宣布禁止向俄罗斯受制裁企业提供贷款和融资,禁止购买俄银行发行的30天以上的债券、股权等。“制裁战”使俄美经贸合作急剧缩减,以贸易为例,两国贸易额由2013年的380亿美元下降到2014年的292亿美元。[8]在美欧制裁和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俄罗斯从2015年起陷入经济衰退。尽管如此,俄罗斯政府并没有按照西方开出的条件寻求和解,因此美欧和俄罗斯不断延长制裁与反制裁期限。

  第二,军事政治对抗。美国及其欧洲盟国认为,对俄罗斯仅仅实施经济制裁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军事上加以遏制,以阻止其对乌克兰甚至东欧其他国家的“侵略”。2014年9月,北约决定在东欧前沿部署5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2016年7月,宣布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四个营,总兵力为4000人。北约派遣战机协助波罗的海三国防守领空,频繁在东欧前沿和乌克兰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不甘示弱,在俄乌边界附近地区和黑海举行军事演习,派遣战机示威性地贴近波罗的海国家及北约其他成员国的领空巡航,多次试射“白杨”、“布拉瓦”等系列的洲际导弹。2016年1月,俄罗斯宣布将在西部和南部地区新建三个师,每个师约为1万人。俄罗斯与美国及北约的军事对峙创造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以至于梅德韦杰夫总理2016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称,俄与西方正在步入“新冷战”。

  第三,反导系统之争加剧。美国建立欧洲反导系统的主要目的,是要削弱俄罗斯的核遏制潜力,以获取对俄军事战略优势。俄罗斯则积极发展突防能力及反导系统,力图维持俄美战略平衡。乌克兰危机之后,随着美国在欧洲反导系统建设进度的加快,俄美战略军备竞赛态势日益显现。2016年5月,美国在罗马尼亚建成并启用第一个陆基导弹拦截站,加上此前已经部署在西班牙基地的四艘装备雷达和拦截导弹的美国驱逐舰,美国的欧洲反导系统已经初具规模且具有了实战能力。美国还在波兰建设第二个陆基导弹拦截站,将在2018年建成。俄罗斯则加强战略核部队的实力,研发新型导弹系统和新型防空系统,将五个拥有现代化导弹装备的导弹团投入战斗值班,在加里宁格勒部署能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以反制美国的欧洲反导系统。

  第四,继续在乌克兰、叙利亚等国际热点问题上角力。美国援助乌克兰政府军,俄罗斯支持乌东部地区武装势力,乌东部冲突因而陷入僵局。在德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四国签署明斯克协议[9]之后,美国不断对俄施压,敦促其执行该协议。2015年9月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空袭叙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援助叙政府军,扭转了后者的被动局面,稳住了巴沙尔政权。俄罗斯加强了在叙利亚的影响,但是也有力地挑战了美国在叙问题调解中的主导地位,使俄美关系更加恶化。由于美国奉行叙利亚问题单独谈判的策略,俄罗斯没能将其在叙获得的地缘政治筹码用来促使美国调整其对乌克兰问题的政策。

  俄美对抗也反映在俄罗斯的政策文件中。2015年12月,普京总统批准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该文件指出:北约东扩及其军事设施向俄罗斯边境的推进,对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美国在欧洲、亚太和中东地区部署反导系统,实施“全球打击”构想,部署战略性的非核、高精武器系统与太空武器等,破坏了全球和地区稳定,对俄国家安全造成消极影响;俄愿意同美国在军备控制、增进互信、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调解地区冲突等方面开展合作。[10]2016年11月,俄罗斯出台新版《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该文件规定:俄罗斯愿意与美国在平等、尊重对方利益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在军控等领域开展建设性合作。但是,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的遏俄方针破坏了地区和全球稳定,俄罗斯不会容忍任何军事、政治、经济等压力,俄方保留对不友好行为进行强硬回击的权利。[11]这两份文件反映了新形势下俄罗斯对美国政策的主要内容:其一,将竭力维护俄美战略平衡,强硬回应美国及北约对俄的军事安全威胁,以保障俄国家安全和利益;其二,愿意并准备在战略平衡、反恐、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等问题上同美国开展合作,借此推动俄美关系逐步改善。在当时的形势下,开展俄美建设性合作几无可能,因此,这些外交文件实际上增强了俄罗斯与美国对抗的调门和倾向。

  (三)美国国内政策的影响

  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俄罗斯希望这位新总统能够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带来机遇。特朗普在竞选中也多次表示对普京的好感,上任伊始,就与普京总统通话,达成以下共识:美俄两国应在反恐和叙利亚危机问题上加强合作,修复双方关系。但是美国两大政党和主流民众所持的强烈反俄情绪,使这位新总统任何缓和对俄关系的政策都举步维艰。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情报和安全机构就已指认俄罗斯通过网络攻击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2017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发起对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关系(即美国媒体所谓的“通俄门”)的调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引咎辞职,是建制派对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意向的一次公开警告。在美国政治体系的制衡和欧洲盟国的影响下,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的政策,逐渐回归到奥巴马时期的方针。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下令美军使用导弹打击叙利亚政府军的军用机场,签署接纳黑山加入北约的条约,引起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俄罗斯与美国还没开始“修复”双方的关系,而既有矛盾的涌现,就已经给彼此罩上了浓重的阴影。

  尽管如此,俄罗斯仍在观望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期待特朗普总统给俄美关系带来某些利好举措,同时,试图推动俄美在战略稳定、叙利亚和反恐领域的合作,争取两国总统首次会晤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从而将俄美关系引上“修复”之路。考虑到梅德韦杰夫总统与奥巴马总统曾经经由核军控合作而实现俄美关系“重启”,在这段时间,俄罗斯智库和学术机构积极研究俄美在战略稳定方面推进合作的方向和途径,提出了签订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保持《中导条约》等政策建议。[12]尽管俄罗斯和美国都有保持核军控合作的理性需求,但是2009年的合作已无法重演。此时双方在中导、反导等涉及战略稳定的问题上矛盾严重,而明斯克协议又没有得到执行,因此美国没有积极回应在这方面开展合作的提议。俄美两国外交部部长实现了互访,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了交流,寻求合作机会,但都无功而返。与此同时,俄美两国间的对立情绪仍在增长,美国继续追加对俄制裁举措。2017年6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俄罗斯38个组织和个人实施制裁,俄随后将对美国反制裁措施有效期从2018年1月1日延长到12月31日。在这种形势下,2017年7月7日,在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期间,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举行首次会晤,就叙利亚局势、乌克兰冲突调解及网络安全等诸多重要问题交换意见,然而,仅达成一项在叙西南部地区停火的协议。俄罗斯前外长伊·伊万诺夫在评论这次俄美峰会时说:“俄美关系的例子再次证明了一个古老的真理:关系可以轻易毁坏,但是很难恢复。”[13]俄罗斯的失望和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2017年7月下旬,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三国的制裁法案,8月2日特朗普总统签署该法案。根据法案,美国以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总统选举和乌克兰危机等为由,追加对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经济制裁;国会有权否决总统做出的解除对俄制裁的决定。该法案还要求美国阻止“北溪-2”项目,以促进美国能源出口,挤占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份额,削弱俄对欧盟政治影响。这项制裁法将俄美总统汉堡会晤所展示出来的仅有的那点通过对话谋求缓和的共同意愿涤荡尽净,强化了美国的反俄政策,为以后不断追加对俄制裁举措奠定了法律基础。它将俄罗斯同美国所谓的“流氓国家”伊朗和朝鲜以及邪恶的恐怖主义相提并论,丑化了俄的国际形象。它还规定制裁可能适用于任何与俄罗斯开展能源、交通、军工等合作的国家,以此限制其他国家与俄合作。

  美国出台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深刻影响着俄罗斯的对美政策:俄对特朗普政府改善俄美关系彻底失望,不再观望待变,转而对美采取强硬政策。俄方第一个报复措施,就是清算一笔搁置的“外交账”:2016年12月底奥巴马政府曾驱逐俄罗斯驻美外交机构35名情报人员,查封俄常驻纽约代表处和俄驻华盛顿大使馆郊区别墅,当时俄为了在特朗普上台后与之改善俄美关系,隐忍未发。2017年7月28日,俄罗斯外交部公布对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俄制裁法案的首批反制措施:从8月1日起暂时禁止美驻俄大使馆使用谢列布里亚内博尔的外交别墅等房产;要求美国驻俄外交机构在9月1日前裁减755名工作人员,以使俄、美在对方外交机构的人数对等。随后,针对美国有意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防御武器的表态,以及北约在东欧前沿的军事遏制,俄罗斯先后举行代号为“西方-2017”的俄白联合军演、战略核力量演习,以示抵抗的决心和威慑的力量。2017年11月,在美国要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驻美分部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之后[14],俄罗斯针锋相对,迅速通过《外国代理人媒体法案》[15],将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等驻俄媒体界定为“外国代理人”。俄美“媒体战”是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对抗的“外溢”,进一步增加了两国社会的互不信任感。

  (四)俄美对抗的延伸

  俄美间对抗呈现向战略军备竞赛方面扩展的态势。在围绕美国欧洲反导系统问题持续斗争的情况下,2017年俄美两国在中导问题上的矛盾加剧。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中导条约》,研发中短程导弹。《中导条约》由苏美两国在1987年签订,规定销毁两国所有类型的射程为500~5500公里的陆基导弹及其发射装置。美国指责俄罗斯试验比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短的“亚尔斯—M”РС—26机动弹道导弹,研发射程超过500公里的Р—500巡航导弹。俄罗斯则批评美国的反导系统是通用装置,可以用来发射射程为2500公里的海基巡航导弹;美国用于测试反导系统的靶弹的性能等同于中短程弹道导弹。[16]其二,是否还要维系《中导条约》。由于认为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有些美国国会议员公开讨论美国退出该条约的问题。2017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规定拨款5800万美元,用于研发陆基中程导弹。俄罗斯早就对《中导条约》只禁止俄美两国生产和部署中短程导弹,而邻近俄罗斯的中国、朝鲜、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却可以发展这类导弹表示不满,呼吁将这些国家纳入《中导条约》。在俄美关系对抗、美国推进其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建设的情况下,俄罗斯不会容忍自身战略进攻和防御能力受到削弱。在2013年及以前发布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中,都提到要使《中导条约》成为全球性机制,而2016年版的《俄对外政策构想》对该条约只字不提,这多少显示出俄罗斯政府的态度,尽管俄并不愿意退回到20世纪80年代苏美在欧洲中导对峙的局面。

  2018年2月,美国公布《核态势评估》报告,俄政府将其视为敌视俄罗斯、遏制俄核威慑力的信号。这份报告与2010年《核态势评估》报告相比,在承诺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同时,主要有以下变化:(1)强调俄罗斯和中国等潜在对手正在迅速提升自己的核力量,特别是俄试图确立对美国的优势,因此必须提升与俄抗衡的能力。(2)为了保护自身和盟国,美国必须加强对核武器的依赖性。为此,建议替换老化的核武器,并向核武库增加两种新型导弹:一种是新型低当量海基弹道导弹,一种是新型海基巡航导弹。(3)与第二点相关,提出了“低当量核打击”作战概念,也就是说,在敌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将动用类似武器做出回应。[17]显然,美国无论是更新核武库,还是提出新的核战斗概念、降低使用核武器的心理门槛,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美方认为近年来俄罗斯投入巨资研发较低当量的战术核武器,是想借此实施“以(武器)升级促(冲突)降级”的战略。根据这一战略,俄罗斯准备在北约与俄战斗时使用战术核武器,并指望美国因没有类似当量的武器妥善还击,只能在俄的核攻势前选择退却。俄罗斯专家认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决定研发低当量核弹头,并将其配备在部署于邻近俄罗斯边境的潜射导弹上,就可使莫斯科的“以(武器)升级促(冲突)降级”战略失去意义。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俄美关系问题专家德米特里·苏斯洛夫(Дмитрий Суслов)指出,美国在核武器政策方面的变化,与美在欧洲和亚洲部署战术核武器、美强化核威慑并将其向盟国和伙伴国延伸、近期内俄美战略对话无法恢复等因素共同作用,将削弱国际战略稳定,导致新的核军备竞赛,可能引发俄美间尖锐的军事危机甚至冲突。[18]

  2018年3月1日,普京总统发表2018年度国情咨文,在阐述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及未来发展目标的同时,用很大篇幅展示了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之后俄罗斯所研发的一系列最新战略武器,并论述了俄罗斯的国防和外交政策。这些最新战略武器包括“萨尔马特”导弹系统、新型战略滑翔导弹系统、装有核动力装置的小型巡航导弹、无人潜航器、高超音速航空导弹系统、激光武器等,都能高效地应对美国的反导系统,或已经,或将要列装。普京强调,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保持着并将继续保持世界战略平衡和均势”。普京表示,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有关条款降低了核武器使用门槛,引起俄方重大关切;俄罗斯或其盟国无论受到何种当量的核打击,俄都将立即用核武器还击;同时,希望美国能坐到谈判桌前,与俄共商国际安全问题。[19]可见,因为反导问题,俄罗斯已经同美国展开了不对称的战略军备竞赛;针对美国核武器政策的调整,普京毫不犹豫地吹响了战略军备竞赛升级的号角,以期有效应对核战斗威胁,保障国家安全,维护俄美战略平衡。如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只会迅速跟进,以牙还牙。因此,《中导条约》和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问题,仍将是未来俄罗斯与美国博弈的核心问题。

  总之,在普京总统第三任期,尽管俄罗斯力图维持与美国的务实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俄与西方在地缘政治、经济和民主政治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理念差异和利益矛盾,特别是在乌克兰迎头相撞,最终使俄美关系陷入冷战后最激烈、最持久的对抗之中,特朗普的上台也无助于摆脱这种困境。俄美关系的核心是战略稳定和军事安全,两国关系的基本结构是基于军事安全合作,而不是经济合作,这个结构性特点决定了俄美两国在交好时走不了多近,如同“梅普组合”时期的俄美关系“重启”所示;但是在交恶时却恶性循环,难以逆转,这在普京总统第三任期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俄罗斯与美国:认知差异和利益矛盾

  (一)认知差异

  首先,俄美两国的综合国力和彼此认知差别很大。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并拥有北约等多边和各种双边同盟体系,主导着国际体系和世界事务。而俄罗斯则经历了深重的危机和艰难的转型,仍处于经济和国力的恢复性增长阶段,只在独联体地区和有限的国际热点问题上拥有重要影响。美国和俄罗斯综合国力差距巨大,从以下两个主要指标可见一斑: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美国为18.7万亿美元,俄罗斯为1.2万亿美元;2015年的防务支出:美国是5960亿美元,[20]俄罗斯则是664亿美元。[21]实力悬殊,导致俄美两国权力和地位不平等,以及认知上的冲突。

  美国自认为是全球领导国,追求单极霸权;认为俄罗斯是地区强国,因而即便它不融入美国主导的现行世界秩序,也应当接受这个现实。俄罗斯则认为自己也是全球大国,有其特殊的利益,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同时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应当接受正在形成中的多极世界。长期以来,俄罗斯要求美国在发展俄美关系时遵循三个原则,即,互相尊重、切实考虑对方利益和互不干涉内政,其实质是追求平等的伙伴关系,但是没有获得美国的认可,这是俄美关系在认知和观念方面的基本矛盾。

  其次,对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观点不同。冷战后,美国无视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奉行单边主义,甚至绕开联合国,擅自对他国动武,因而导致国际局势动荡,对当代国际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作为一个曾经衰落、又正在崛起的大国,俄罗斯注重利用国际法和现行国际机制,来维护自身主权、安全等利益。俄罗斯主张加强联合国作为国际关系调解和协调中心的作用,反对单方面使用武力;主张通过多边外交,而不是集团政治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呼吁在平等安全和安全不可分割,而不是在片面和集团(北约)安全的原则基础上,构建欧洲地区安全体系;强调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反对破坏国际法的行为,反对随意解释不使用武力和民族自决权等国际法准则。[22]俄罗斯长期主张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建设成为全欧安全机制,反对北约或者北约联合欧盟取而代之。显然,在这些方面,俄罗斯和美国的观点无不相左,两国问题清单很长,包括波黑冲突、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颜色革命”、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冲突,等等。

  再次,俄美两国缺乏互信。这种互不信任是在两国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并且呈现不断积累和加深的态势。叶利钦执政初期,俄罗斯奉行向美国和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期加入“西方文明大家庭”,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实施东扩计划,给俄亲西方政策以沉重打击。“9·11”事件后,俄罗斯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但是美国不仅没有投桃报李,承认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特殊权利”,而且在该地区推动“颜色革命”,令俄方大失所望。同时,在普京第二任期内,美国加强对俄遏制力度,其中包括筹划建立东欧反导系统、推动北约接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美国承认科索沃独立,俄罗斯步其后尘,与格鲁吉亚发生武装冲突,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精英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咄咄逼人,必须对其进行惩罚和遏制;而俄精英则认为,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等国际机制不断伤害俄,俄必须抵制。因此,美国和俄罗斯都把对方的政策和行动视为对自身利益的威胁,不断强化遏制与反遏制举措,从而陷入长期对抗状态。俄美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感和遏制思维,在两国接近时是暗中涌动的阻力,在两国对抗时则成为火上浇油的“助燃剂”。

  (二)利益矛盾

  第一,在战略军事领域,俄罗斯力图维持战略平衡,美国则谋求战略优势。首先,在反导领域展开竞争。1972年苏美两国签订《反导条约》,以限制双方反导防御的方式,保持彼此对于核打击的脆弱性,因此确定了苏美相互确保摧毁的原则。由《反导条约》和《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条约协议,确立了苏美战略平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战略平衡的另一方。2002年,美国以应对伊朗和朝鲜导弹威胁为由,退出《反导条约》。俄罗斯认为,美国建立全国和欧洲战区反导系统,目的在于削弱俄的核遏制潜力,打破俄美战略平衡。[23]2004年,美国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部署陆基拦截导弹;2016年,启用其在罗马尼亚的反导基地。俄罗斯则积极发展本国反导系统,增强战略突防能力,以维持在反导领域的均势。其次,战略军事竞争正在从反导向中导方面“外溢”。2014年以来,俄美两国多次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中导条约》,研发中短程导弹。2017年,双方在这方面的“口水战”更加频繁。在美国,从国会议员到军方一些高官,呼吁特朗普政府退出《中导条约》,发展中程导弹。俄罗斯则警告,美国一旦退约,俄将立即跟进。《中导条约》曾经解除了苏联和西欧遭受来自对方核打击的威胁,并为苏美两国达成核裁军条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该条约存续与否,也将对俄美两国在战略稳定领域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在构建欧洲地区安全新体系方面,美国推行北约主导模式,而俄罗斯主张建立有俄罗斯平等参与的区域集体安全模式。苏联解体不仅导致全球的、也导致欧洲地区的两极格局土崩瓦解。鉴于自身实力急剧下降,俄罗斯虽然不得不接受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但是却极力在欧洲地区维护其大国地位。构建一个对俄罗斯有利的欧洲地区安全新体系,是俄历届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极力构建以欧安组织为基础的欧洲安全体系,并力图通过强化欧安组织来抵制北约中心主义的欧洲安全模式。以2004年的北约和欧盟双东扩为标志,表明以北约为核心,欧盟为辅助,俄罗斯有限参与的欧洲安全新结构基本形成。显然,俄罗斯对这种地区安全结构并不满意,因而继续倡议建立以平等安全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为基础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同时,坚决反对北约向独联体国家扩张,以维护俄在独联体地区的主导地位。但是,美国不顾俄罗斯为北约东扩划出的“红线”,推动北约接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这是引发俄格冲突和俄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强硬反击的深层原因。根据俄罗斯的倡议而进行的欧洲安全条约谈判,从2010年起就已冻结,而在此之前,欧盟成员国普遍对商签该条约不感兴趣。同时,尽管俄罗斯与北约在常规武装力量和防务支出等方面的差距日益拉大,但是俄仍然借助于核武器,通过不对称反制等方式,极力追求与北约的军事均势。

  第三,在独联体事务方面,俄罗斯力图维护独联体这一势力范围,美国则积极推动该地区地缘政治多元化,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纳入其影响之下。独联体各国与俄罗斯在安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莫斯科一直要求美国承认其在欧亚的特殊利益。对此,美国不仅始终没有认可,而且积极支持独联体各国的对俄离心倾向。华盛顿支持独联体国家的主权和独立,鼓励这些国家参加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支持该地区有反俄倾向的“古阿姆”集团的活动。美国向独联体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扩大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存在,支持修建绕开俄罗斯领土的能源输出管道,以帮助该地区国家摆脱对俄能源管道或能源供应的依赖。美国还通过在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催生亲美、反俄的政权。当然,将一些独联体国家纳入北约和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也是美国与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竞争的重要手段。在美国及欧盟的软、硬实力和机制等优势的吸引下,独联体国家的西进趋势日益显著。乌克兰危机反映了俄与西方竞争的烈度,尽管如此,俄美在独联体地区的竞争不会停止。

  第四,意识形态矛盾从未间断,这是俄美关系在不同时期复杂化的又一个深层原因。苏联解体后,美国一直想把俄罗斯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使之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以此来促进并巩固俄民主制度。但是,随着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在俄失去影响力,俄越来越自信地寻求符合自身传统和国情的发展道路。美国干涉俄罗斯大选等内政问题,甚至想在俄策动“颜色革命”,成为两国不和的重要原因。特朗普上台以来,俄美关系持续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华盛顿坚信俄政府“干涉”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执意要惩罚俄罗斯。美俄干预对方内政似乎具有了双向性;两国展开“媒体战”,表明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未来俄美两国在“民主改造”与自主发展、经济市场化与国家资本主义等问题上的矛盾,将长期存在。

  三、普京总统第四任期的俄美关系走势

  2018年5月普京开始其第四个总统任期后,理论上,俄美关系有三种发展前景:(1)消极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在现有的对抗状况下,俄美关系继续恶化,但以不发生直接武装冲突为“下限”。主要将包括:美国不断延长对俄经济制裁,并加大制裁范围和力度;美国和北约加强在东欧前沿的军力部署,北约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紧张对峙;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俄罗斯则重新武装乌东部地区分离势力,因此在顿巴斯将上演俄、美“代理人战争”,等等。不排除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的可能,即便如此,预计俄美两国都不会终止核裁军合作的进程。(2)维持现状模式,即维持2014-2017年的以对抗为主、以极其有限的合作为辅的状态。这种方案实质上也是消极的,它区别于前述消极模式的地方,在于俄美在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对抗的同时,仍然就乌克兰、叙利亚与朝鲜核等问题进行接触,试图开辟合作,以缓和两国关系。(3)积极模式,即俄美两国都有改善双边关系的政治意愿,在涉及对方重大利益的领域寻求妥协和共识,并采取一些实际合作行动,为美国取消对俄经济制裁和双方改善关系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俄罗斯和美国有可能在中导与核裁军问题上达成妥协,在叙利亚问题上开展合作,甚至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问题上形成某些共识。

  可以认为,在普京总统第四任期,俄美关系很可能按照第一种模式方向发展。其理由如下:其一,美国对俄罗斯政策日益强硬。在美国持续声讨俄罗斯干预其总统选举、“通俄门”调查可能伴随特朗普总统整个这一任期的形势下,反俄情绪笼罩美国,主导对俄决策的反俄政治精英力图加大对俄惩罚和遏制力度,同时通过限制总统在对俄决策方面的权力,防止特朗普采取任何缓和美俄关系的步骤。除了延长和加强对俄经济制裁和军事政治遏制之外,美国政府已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致命性武器,以帮助乌提升防御能力。无论是出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出于一贯的促进俄罗斯民主进程的考虑,美国都会介入和影响俄罗斯国内政治进程。2018年美国将拨付巨资,用于阻止俄罗斯在欧洲和独联体地区扩大影响,使美国成为独联体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保护国”。美国甚至可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如同当年退出《反导条约》一样,给美俄两国在战略稳定方面的合作以沉重一击。而所有这些遏俄、反俄政策,都将使本已处于冷战后“低谷”的俄美关系雪上加霜。

  其二,俄罗斯政府不会主动对俄美关系火上浇油,但是也不会对美国的遏俄、反俄举动逆来顺受。从2017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对俄制裁法案后,俄方已经对美国彻底失去耐心,接连推出针对性的报复措施,包括驱逐美国外交官、禁止美方使用在俄外交房产、认定美国一些媒体为“外国代理人”等。显然,按照美国要求履行明斯克协议、归还克里米亚等条件,以实现俄美和解,对俄罗斯来说是做不到的。认清了这一点,俄罗斯早就做好了与美国和欧盟长期周旋的心理准备。俄罗斯的策略是以拖待变,并主动创造一些机遇或筹码,比如出兵叙利亚等,来促使美国搁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争议,改善对俄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一系列涉及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果敢反击,捍卫自身安全和利益,同时,有理有节,避免军事对撞。不难想象,对于美国在2018年从提升援助乌克兰武器的力度,到加强与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从经济制裁到战略遏制等方面的种种举动,俄政府都将采取对等或不对称的反制措施,并在中东和亚太等地区给美国制造麻烦,因此,俄美关系前景很不乐观。

  其三,俄美两国在北约东扩、反导和独联体事务等领域的矛盾是结构性的,而在反恐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动力不足。[24]同时,俄美两国由于没有建立起类似中美的经济相互依存,而已有的军控合作又不能够稳定双方的动荡关系,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俄美关系难以实现正常化。

  俄美关系持续恶化将对国际和地区形势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主要包括:俄美两国在战略军备控制方面的不协调和在常规高精尖武器方面的竞赛,不利于国际战略稳定;俄罗斯同美国和北约在东欧的军事政治对峙,俄美在乌克兰的竞争激化,都将影响地区安全和稳定;俄美在叙利亚、朝鲜核、伊朗核等问题上也将加强竞争,使这些问题复杂化。对此,中国应当加强研究,及时应对,以维护自身利益,并妥善处理好中美和中俄关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注释略

责任编辑:昀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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