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林&戈洛夫：美国和以色列如何塑造一个新的中东

　　2024年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处于巅峰状态。它是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四个中东国家的主要外部行为体。其导弹和武装代理人威胁并胁迫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作为德黑兰的主要敌人，在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中遭受重创，并正与伊朗代理人展开七线作战。伊朗的核计划稳步推进，已将铀浓缩至60%，并扩大弹道导弹制造规模。伊朗政权长期高呼的“以色列必亡”和“美国必亡”口号，似乎突然有了更真实的含义。伊朗看似即将实现其半个世纪以来成为穆斯林世界最强国的大业。

4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对于后续行动，特朗普表示，将绝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称，未来两到三周将对伊朗开展“极其严厉”的打击。

　　然而，2024年4月，以色列打击了毗邻伊朗使馆区的圣城军会议大楼。该设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行动指挥官、准将穆罕默德·礼萨·扎赫迪的作战总部，他负责协调针对以色列的伊朗主导恐怖活动。随后，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事实迅速证明，德黑兰先前的自信是错误的：该政权远比表面上脆弱得多。以色列与法国、英国和美国合作，几乎拦截了伊朗发射的所有无人机和导弹。以色列随后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以色列军队重创伊朗最引以为傲的代理人真主党，击毙其长期领导人，并摧毁其大量武器。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和弹道导弹设施发动军事打击。与华盛顿合作，炸毁并掩埋了伊朗的大部分浓缩铀。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与伊朗开战，严重破坏其更多军事和安全基础设施，打击政权国防生产工业，并消灭包括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其最高副手阿里·拉里贾尼在内的高层人物。

　　尽管取得这些成功，但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感到满意。事实上，许多美国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冲突浪费了美国资源，试图改变伊朗政权几乎注定徒劳无功。有些人还认为，这场战争是在以色列的怂恿下发生的，它损害了美国的声誉，消耗了美国的弹药，只是为了削弱一个主要威胁海法、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国家。

　　但这些反对意见是错误的。这从来不是一场可选择的冲突。自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伊朗就对美国宣战(它称美国为“大撒旦”)，当时政权附属人员冲进美国大使馆，将66名外交官扣为人质长达一年多。此后，德黑兰直接或间接杀害了数千名美国军人。即使在削弱状态下，该政权仍威胁华盛顿的利益。批评这场最近战争的人还忽视了其成功之处。通过极大削弱伊朗激进政权，这场冲突为更务实的官员夺取控制权提供了机会，同时增强了国内反对力量的信心和相关性。它加速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反伊朗联盟，包括以色列、美国、关键阿拉伯国家(巴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换言之，它为一个更好的中东奠定了基础。

　　这并不意味着积极的未来已得到保证。在德黑兰，强硬派正努力维持主导地位。以色列在加沙战争后，其地区地位需要恢复，因为那场战争削弱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信任。因此，以色列必须深化与美国的合作。两国需要融合其国防基地，利用联合力量打击伊朗，直至其无法再对邻国构成实质威胁。他们应共同向那些不仅面临德黑兰威胁、还面临一系列环境和经济挑战的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和保护。通过这样做，他们可以向阿拉伯国家证明，与以色列和美国合作才是最安全的选择，而不是亲近伊朗、中国或俄罗斯。他们由此可以为阿拉伯-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并确保华盛顿继续在中东保持核心地位。

　　完成任务

　　多年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围绕制裁和外交展开，但收效甚微。但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25年1月重返白宫时，他决定采取勇敢行动，打击该政权。其政府的目标是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和工业基础，防止其威胁地区水道和能源基础设施，避免任何未来的核突破，并大幅削弱德黑兰资助、武装和指挥地区代理力量的能力。这些目标反映了美国长期优先事项：稳定中东、防止核扩散以及维护航行自由。

　　以色列当然认同这一议程。但它强化而非取代了美国的角色。以色列军队通过情报共享和打击伊朗导弹计划，帮助保护美国和地区伙伴。在此过程中，它们与美国军队并肩作战，这是自二战以来任何国家都未曾做到的——尽管以色列并非美国的正式条约盟友。这场行动凸显以色列不仅仅是美国安全的消费者。在某些条件下，它可以成为亲密而有能力的伙伴。

　　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已削弱伊朗的大部分破坏和胁迫能力。但它们必须确保伊朗无法重建这些能力。为此，华盛顿需要建立一个验证和执行机制，防止伊朗制造核、化学和生物武器，并重建其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它可以通过与地区伙伴合作来实现这一点，这些伙伴都在美国中央司令部下合作，此外还有其他在中东有利益的国家。华盛顿还必须对现伊朗政权维持最大经济压力。它应维持封锁和禁飞区，确保伊朗不再成为地区威胁。最后，它必须将解除这些限制的条件设定为：德黑兰拆除其核计划、全面解散其代理网络、停止支持恐怖组织、放弃输出其革命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努力，并明确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以及其曾攻击的众多阿拉伯国家的主权。

　　中立化伊朗的代理人尤为关键。几十年来，伊朗通过武装、资助和协调非国家伙伴(主要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中东制造浩劫。这些行为体随后按照德黑兰的指令实施各种攻击，使伊斯兰共和国能在保持合理推诿的同时造成巨大混乱。

　　要打破伊朗的网络，以色列和华盛顿必须建立一个由伊朗在战争中攻击的国家支持的地区努力。此类行动的目的并非彻底消灭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或伊拉克的民兵组织，而是使其支离破碎并受到约束，难以运作，尤其是超出本国范围。一场激烈的美以行动还可以通过明确表明——在关键时刻，伊朗人无法拯救他们——在这些团体与德黑兰之间制造裂痕。这反过来将中立化它们对地区的潜在威胁。

　　削弱伊斯兰共和国还需要支持寻求政权更迭的伊朗反对派人物。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均表示希望看到德黑兰出现新领导人。但截至撰写本文时，两者均未将政权更迭定为正式目标。他们应在战后行动中这样做。然后，他们应利用秘密行动、经济压力以及政治和信息战，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压力，以加深政权内部的分裂，并削弱其保护安全人员、其家属以及伊朗经济精英的能力。最终，政权更迭是伊朗人民的任务，但以色列和华盛顿可以帮助创造该国公民所需的条件。

　　合作正在奏效

　　如果伊斯兰共和国被削弱，以色列和华盛顿将为构建一个新的中东开辟道路。近年来，华盛顿在该地区的许多伙伴感到有必要与德黑兰建立外交关系，以阻止伊朗部队和代理人的周期性攻击。但如果阿拉伯国家不再恐惧此类暴力，它们就无需向该政权卑躬屈膝。战争已清楚表明，试图与德黑兰示好并不能拯救这些国家免于承受其怒火。海湾阿拉伯国家在2020年代与伊朗建立了各种外交和经济联系，但没有一项阻止德黑兰轰炸它们的国家。海湾国家努力与伊朗的两个主要支持者——中国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也未能提供保护。因此，战争清楚表明，美国仍是中东唯一可信的外部安全提供者。

　　事实上，美以在2025年和2026年针对伊朗的联合行动，已标志着长期削弱德黑兰地区地位努力的一个转折点。2026年的行动，在以色列被称为“咆哮雄狮”，在美国被称为“史诗怒火”，帮助恢复了美国的军事威望。此前多年，伊斯兰共和国及其代理人认为华盛顿及其地区盟友不愿承担持续对抗的代价。换言之，以色列和美国无需更多证据来证明他们的努力正在奏效。

　　这些打击的成功还表明，华盛顿是时候停止主要将与以色列的关系建立在提供军事援助之上。双方应同样重视作战一体化和工业协作。为此，美国无需增加安全援助。它只需逐步调整援助重点，从资助购买美国武器转向联合开发。它还应通过减少政治和程序障碍，提升以色列在美国工业基础中的地位，并将以色列工业基地转变为美国国防创新的试验场。这样做将使以色列更好地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并测试新兴的美国军事技术，让华盛顿更好地了解其系统在对抗共同对手时的表现。

　　以色列和美国甚至应将合作扩展到前沿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稀土元素和先进能源都是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美国需要在每一领域获得或保持领先。以色列可以提供此类帮助。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和先进科技公司，例如可以与美国公司合作，在人工智能安全、先进半导体封装、关键材料加工、先进能源测试以及量子启用技术等领域实现突破。

　　修复围栏

　　尽管针对伊朗的军事成功本身可以打开通往更好、更稳定中东的大门，但它本身无法创造这一新的地区秩序。为此，以色列和美国必须将其战术和作战成果转化为一个新的政治架构，该架构包括该地区其他关键国家：巴林、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或许还有塞浦路斯和黎巴嫩。

　　因此，美以决策者应采用分阶段战略，以推进新的中东框架。该框架应以新的“三海”倡议为核心，涵盖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沿岸国家——所有国家均在美国领导下运作。其总体目标是维持针对伊朗政权的行动、对抗其他激进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并加速地区经济、政治和技术一体化。

　　该倡议的第一步应是将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的安全框架制度化。当华盛顿于2月下旬开始打击伊朗时，它与中东伙伴合作，建立了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保护伊朗的邻国。美国协调海上安全、交换情报，并与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如塞浦路斯、法国、希腊和英国)开展联合反恐行动。这些做法应得到扩展和正式化，以便在此次战斗结束后继续存在。

　　以色列、美国和阿拉伯国家还应寻找合作方式，进行战后恢复，例如为受轰炸创伤的儿童提供治疗。他们应共同加强网络防御，并应对威胁中东稳定的资源挑战，如能源、粮食和水资源不安全。美国处于独特位置，能够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资本和基础设施、以色列的创新以及美国的工业实力连接成联合项目，成功解决这些问题。联合努力反过来将加强该地区的务实力量，削弱那些依赖贫困和不稳定的激进势力——包括伊朗。

　　美以技术伙伴关系以及以色列在应对这些挑战中的协助，也可帮助恢复犹太国家在其邻国中的地位。这进而可为该倡议的最后阶段奠定基础：在条件允许时，继续推进阿拉伯-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包括出现一个阿拉伯国家视为可靠伙伴的新以色列政府，该政府能够就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议题作出富有成效的决定。)一旦签署，此类协议将在大国竞争升级之际，既能遏制伊朗，又能将中东更牢固地锚定在美国一边——这正是该地区应有的状态。战争已清楚表明，华盛顿既是中东安全的主要担保者，也是唯一能够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聚集在新联合架构下的力量。

　　正常化协议必须处理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仍关注巴勒斯坦人的未来，这一群体不可忽视。但协议不必解决该问题。阿拉伯政府必须接受，进展很可能通过特朗普针对加沙的20点计划所提出的有条件、制度化方法实现，该计划旨在非军事化加沙、重建加沙，然后将其交给一个不会威胁以色列的技术官僚型巴勒斯坦实体。该治理机构随后必须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人口进行去激进化，包括拆除武装网络、结束对暴力的物质激励，并防止公共机构煽动袭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即使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独立后，仍需有权在那里开展安全行动。

　　这样一个漫长而零碎的过程不太可能满足那些希望立即获得戏剧性解决的人。但这是唯一的前进之路——幸运的是，一个更弱的伊朗使这条道路变得更容易。如果德黑兰无法随意打击以色列、在其边界煽动暴力，或支持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恐怖组织(这些组织自1993年奥斯陆协议以来帮助破坏了每一项和平进程)，伊朗官员将难以破坏寻找解决方案的外交和政治努力。

　　中东是否终于能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与伊朗的战争远不止于伊朗本身。它关乎中东是否终于能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该地区可能仍被反复的代理人冲突、脆弱的国家权威和意识形态动员循环所困。但一个远不那么强大的政权意味着该地区可能变得更加稳定——围绕国家利益、美国支持的安全安排、经济相互依存以及以色列的融入而组织。

　　现在判断这一积极结果是否会占上风还为时过早。战争往往承诺战略转型，却最终改变甚少。但当前时刻创造了一个多年来不曾存在的机会。如果以色列、美国和海湾国家抓住这一时刻，当前的行动就不会被记住为伊朗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长期冲突的又一章节。它将被记住为最终为中东带来和平的那场战斗。

　　作者简介：阿莫斯·亚德林是MIND Israel的创始人和主席。他是以色列空军退役少将，曾于2006年至2010年担任以色列国防情报局局长。阿夫纳·戈洛夫是MIND Israel的副主席。2018年至2023年，他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

　　2024年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处于巅峰状态。它是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四个中东国家的主要外部行为体。其导弹和武装代理人威胁并胁迫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作为德黑兰的主要敌人，在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中遭受重创，并正与伊朗代理人展开七线作战。伊朗的核计划稳步推进，已将铀浓缩至60%，并扩大弹道导弹制造规模。伊朗政权长期高呼的“以色列必亡”和“美国必亡”口号，似乎突然有了更真实的含义。伊朗看似即将实现其半个世纪以来成为穆斯林世界最强国的大业。

4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首都华盛顿白宫发表讲话，对于后续行动，特朗普表示，将绝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他称，未来两到三周将对伊朗开展“极其严厉”的打击。

　　然而，2024年4月，以色列打击了毗邻伊朗使馆区的圣城军会议大楼。该设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行动指挥官、准将穆罕默德·礼萨·扎赫迪的作战总部，他负责协调针对以色列的伊朗主导恐怖活动。随后，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事实迅速证明，德黑兰先前的自信是错误的：该政权远比表面上脆弱得多。以色列与法国、英国和美国合作，几乎拦截了伊朗发射的所有无人机和导弹。以色列随后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以色列军队重创伊朗最引以为傲的代理人真主党，击毙其长期领导人，并摧毁其大量武器。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和弹道导弹设施发动军事打击。与华盛顿合作，炸毁并掩埋了伊朗的大部分浓缩铀。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与伊朗开战，严重破坏其更多军事和安全基础设施，打击政权国防生产工业，并消灭包括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其最高副手阿里·拉里贾尼在内的高层人物。

　　尽管取得这些成功，但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感到满意。事实上，许多美国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冲突浪费了美国资源，试图改变伊朗政权几乎注定徒劳无功。有些人还认为，这场战争是在以色列的怂恿下发生的，它损害了美国的声誉，消耗了美国的弹药，只是为了削弱一个主要威胁海法、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国家。

　　但这些反对意见是错误的。这从来不是一场可选择的冲突。自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伊朗就对美国宣战(它称美国为“大撒旦”)，当时政权附属人员冲进美国大使馆，将66名外交官扣为人质长达一年多。此后，德黑兰直接或间接杀害了数千名美国军人。即使在削弱状态下，该政权仍威胁华盛顿的利益。批评这场最近战争的人还忽视了其成功之处。通过极大削弱伊朗激进政权，这场冲突为更务实的官员夺取控制权提供了机会，同时增强了国内反对力量的信心和相关性。它加速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反伊朗联盟，包括以色列、美国、关键阿拉伯国家(巴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换言之，它为一个更好的中东奠定了基础。

　　这并不意味着积极的未来已得到保证。在德黑兰，强硬派正努力维持主导地位。以色列在加沙战争后，其地区地位需要恢复，因为那场战争削弱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信任。因此，以色列必须深化与美国的合作。两国需要融合其国防基地，利用联合力量打击伊朗，直至其无法再对邻国构成实质威胁。他们应共同向那些不仅面临德黑兰威胁、还面临一系列环境和经济挑战的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和保护。通过这样做，他们可以向阿拉伯国家证明，与以色列和美国合作才是最安全的选择，而不是亲近伊朗、中国或俄罗斯。他们由此可以为阿拉伯-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并确保华盛顿继续在中东保持核心地位。

　　完成任务

　　多年来，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围绕制裁和外交展开，但收效甚微。但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25年1月重返白宫时，他决定采取勇敢行动，打击该政权。其政府的目标是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和工业基础，防止其威胁地区水道和能源基础设施，避免任何未来的核突破，并大幅削弱德黑兰资助、武装和指挥地区代理力量的能力。这些目标反映了美国长期优先事项：稳定中东、防止核扩散以及维护航行自由。

　　以色列当然认同这一议程。但它强化而非取代了美国的角色。以色列军队通过情报共享和打击伊朗导弹计划，帮助保护美国和地区伙伴。在此过程中，它们与美国军队并肩作战，这是自二战以来任何国家都未曾做到的——尽管以色列并非美国的正式条约盟友。这场行动凸显以色列不仅仅是美国安全的消费者。在某些条件下，它可以成为亲密而有能力的伙伴。

　　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已削弱伊朗的大部分破坏和胁迫能力。但它们必须确保伊朗无法重建这些能力。为此，华盛顿需要建立一个验证和执行机制，防止伊朗制造核、化学和生物武器，并重建其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它可以通过与地区伙伴合作来实现这一点，这些伙伴都在美国中央司令部下合作，此外还有其他在中东有利益的国家。华盛顿还必须对现伊朗政权维持最大经济压力。它应维持封锁和禁飞区，确保伊朗不再成为地区威胁。最后，它必须将解除这些限制的条件设定为：德黑兰拆除其核计划、全面解散其代理网络、停止支持恐怖组织、放弃输出其革命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努力，并明确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以及其曾攻击的众多阿拉伯国家的主权。

　　中立化伊朗的代理人尤为关键。几十年来，伊朗通过武装、资助和协调非国家伙伴(主要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中东制造浩劫。这些行为体随后按照德黑兰的指令实施各种攻击，使伊斯兰共和国能在保持合理推诿的同时造成巨大混乱。

　　要打破伊朗的网络，以色列和华盛顿必须建立一个由伊朗在战争中攻击的国家支持的地区努力。此类行动的目的并非彻底消灭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或伊拉克的民兵组织，而是使其支离破碎并受到约束，难以运作，尤其是超出本国范围。一场激烈的美以行动还可以通过明确表明——在关键时刻，伊朗人无法拯救他们——在这些团体与德黑兰之间制造裂痕。这反过来将中立化它们对地区的潜在威胁。

　　削弱伊斯兰共和国还需要支持寻求政权更迭的伊朗反对派人物。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均表示希望看到德黑兰出现新领导人。但截至撰写本文时，两者均未将政权更迭定为正式目标。他们应在战后行动中这样做。然后，他们应利用秘密行动、经济压力以及政治和信息战，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压力，以加深政权内部的分裂，并削弱其保护安全人员、其家属以及伊朗经济精英的能力。最终，政权更迭是伊朗人民的任务，但以色列和华盛顿可以帮助创造该国公民所需的条件。

　　合作正在奏效

　　如果伊斯兰共和国被削弱，以色列和华盛顿将为构建一个新的中东开辟道路。近年来，华盛顿在该地区的许多伙伴感到有必要与德黑兰建立外交关系，以阻止伊朗部队和代理人的周期性攻击。但如果阿拉伯国家不再恐惧此类暴力，它们就无需向该政权卑躬屈膝。战争已清楚表明，试图与德黑兰示好并不能拯救这些国家免于承受其怒火。海湾阿拉伯国家在2020年代与伊朗建立了各种外交和经济联系，但没有一项阻止德黑兰轰炸它们的国家。海湾国家努力与伊朗的两个主要支持者——中国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也未能提供保护。因此，战争清楚表明，美国仍是中东唯一可信的外部安全提供者。

　　事实上，美以在2025年和2026年针对伊朗的联合行动，已标志着长期削弱德黑兰地区地位努力的一个转折点。2026年的行动，在以色列被称为“咆哮雄狮”，在美国被称为“史诗怒火”，帮助恢复了美国的军事威望。此前多年，伊斯兰共和国及其代理人认为华盛顿及其地区盟友不愿承担持续对抗的代价。换言之，以色列和美国无需更多证据来证明他们的努力正在奏效。

　　这些打击的成功还表明，华盛顿是时候停止主要将与以色列的关系建立在提供军事援助之上。双方应同样重视作战一体化和工业协作。为此，美国无需增加安全援助。它只需逐步调整援助重点，从资助购买美国武器转向联合开发。它还应通过减少政治和程序障碍，提升以色列在美国工业基础中的地位，并将以色列工业基地转变为美国国防创新的试验场。这样做将使以色列更好地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并测试新兴的美国军事技术，让华盛顿更好地了解其系统在对抗共同对手时的表现。

　　以色列和美国甚至应将合作扩展到前沿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稀土元素和先进能源都是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美国需要在每一领域获得或保持领先。以色列可以提供此类帮助。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和先进科技公司，例如可以与美国公司合作，在人工智能安全、先进半导体封装、关键材料加工、先进能源测试以及量子启用技术等领域实现突破。

　　修复围栏

　　尽管针对伊朗的军事成功本身可以打开通往更好、更稳定中东的大门，但它本身无法创造这一新的地区秩序。为此，以色列和美国必须将其战术和作战成果转化为一个新的政治架构，该架构包括该地区其他关键国家：巴林、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或许还有塞浦路斯和黎巴嫩。

　　因此，美以决策者应采用分阶段战略，以推进新的中东框架。该框架应以新的“三海”倡议为核心，涵盖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沿岸国家——所有国家均在美国领导下运作。其总体目标是维持针对伊朗政权的行动、对抗其他激进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并加速地区经济、政治和技术一体化。

　　该倡议的第一步应是将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的安全框架制度化。当华盛顿于2月下旬开始打击伊朗时，它与中东伙伴合作，建立了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保护伊朗的邻国。美国协调海上安全、交换情报，并与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如塞浦路斯、法国、希腊和英国)开展联合反恐行动。这些做法应得到扩展和正式化，以便在此次战斗结束后继续存在。

　　以色列、美国和阿拉伯国家还应寻找合作方式，进行战后恢复，例如为受轰炸创伤的儿童提供治疗。他们应共同加强网络防御，并应对威胁中东稳定的资源挑战，如能源、粮食和水资源不安全。美国处于独特位置，能够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资本和基础设施、以色列的创新以及美国的工业实力连接成联合项目，成功解决这些问题。联合努力反过来将加强该地区的务实力量，削弱那些依赖贫困和不稳定的激进势力——包括伊朗。

　　美以技术伙伴关系以及以色列在应对这些挑战中的协助，也可帮助恢复犹太国家在其邻国中的地位。这进而可为该倡议的最后阶段奠定基础：在条件允许时，继续推进阿拉伯-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包括出现一个阿拉伯国家视为可靠伙伴的新以色列政府，该政府能够就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议题作出富有成效的决定。)一旦签署，此类协议将在大国竞争升级之际，既能遏制伊朗，又能将中东更牢固地锚定在美国一边——这正是该地区应有的状态。战争已清楚表明，华盛顿既是中东安全的主要担保者，也是唯一能够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聚集在新联合架构下的力量。

　　正常化协议必须处理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国家仍关注巴勒斯坦人的未来，这一群体不可忽视。但协议不必解决该问题。阿拉伯政府必须接受，进展很可能通过特朗普针对加沙的20点计划所提出的有条件、制度化方法实现，该计划旨在非军事化加沙、重建加沙，然后将其交给一个不会威胁以色列的技术官僚型巴勒斯坦实体。该治理机构随后必须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人口进行去激进化，包括拆除武装网络、结束对暴力的物质激励，并防止公共机构煽动袭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即使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独立后，仍需有权在那里开展安全行动。

　　这样一个漫长而零碎的过程不太可能满足那些希望立即获得戏剧性解决的人。但这是唯一的前进之路——幸运的是，一个更弱的伊朗使这条道路变得更容易。如果德黑兰无法随意打击以色列、在其边界煽动暴力，或支持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恐怖组织(这些组织自1993年奥斯陆协议以来帮助破坏了每一项和平进程)，伊朗官员将难以破坏寻找解决方案的外交和政治努力。

　　中东是否终于能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与伊朗的战争远不止于伊朗本身。它关乎中东是否终于能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该地区可能仍被反复的代理人冲突、脆弱的国家权威和意识形态动员循环所困。但一个远不那么强大的政权意味着该地区可能变得更加稳定——围绕国家利益、美国支持的安全安排、经济相互依存以及以色列的融入而组织。

　　现在判断这一积极结果是否会占上风还为时过早。战争往往承诺战略转型，却最终改变甚少。但当前时刻创造了一个多年来不曾存在的机会。如果以色列、美国和海湾国家抓住这一时刻，当前的行动就不会被记住为伊朗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长期冲突的又一章节。它将被记住为最终为中东带来和平的那场战斗。

　　作者简介：阿莫斯·亚德林是MIND Israel的创始人和主席。他是以色列空军退役少将，曾于2006年至2010年担任以色列国防情报局局长。阿夫纳·戈洛夫是MIND Israel的副主席。2018年至2023年，他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本文原载《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