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特里诺维奇：美以打击的意外后果，战争如何拯救了伊朗政权

　　今年2月初，据《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说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相信，对伊朗实施空袭能够催化伊朗国内的反政权叛乱。然而，当以色列和美国军队在2月底对伊斯兰共和国发动战争、消灭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其他关键政权人物之后，伊斯兰共和国并未崩溃。相反，外部压力似乎使政权在强硬派势力周围进一步巩固。

　　本不必如此。去年12月底在伊朗爆发的抗议活动，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该国最严重的一次动荡浪潮之一，这只是内部变革进程正在积聚势头的最公开表现。当时，政权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和深刻的民众不满。即使在1月对示威者实施残酷镇压之后，政府依然非常脆弱。为此，它已经开始放松部分社会压制政策，并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以军事和核领域的让步换取制裁缓解。

　　然而，美以战争非但没有加速这一变革，反而使其倒退。哈梅内伊的死亡打断了伊朗的演变进程，却为政权提供了一个巩固自身的机会。讽刺的是，本意旨在推翻伊朗政权的外部压力，最终却帮助它得以存续。

　　濒临边缘

　　在最近这场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政权一直饱受合法性危机困扰。2024年3月伊朗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勉强超过40%，是197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对温和的马哈茂德·佩泽什基安当选总统，这一结果表明政权意识到必须回应民众的不满。随后，德黑兰暂停执行更严格的头巾法;到2025年底，伊朗人越来越敢于公然违抗相关规定，女性公开不戴头巾、男女混杂社交的现象日益增多。据2025年11月路透社报道，伊朗官员和分析人士称，政权正在调整政策，因为它担心民众的愤怒。换言之，变革的压力已强大到足以迫使政权改变策略。

　　但这些调整仍不足以阻止大规模抗议的爆发。从2025年12月开始，数十万伊朗人走上街头，抗议难以忍受的经济困境。2025年，伊朗里亚尔贬值一半，通胀率攀升至近50%。世界银行预测2026年伊朗经济将收缩2.8%。德黑兰虽以空前的暴力镇压了抗议，但伊朗基础设施的崩溃、显而易见的腐败以及经济的脆弱依然存在。如果继续按原路走下去，只会进一步侵蚀伊朗的内部稳定。伊斯兰共和国若要保存自身，就必须改变政权的意识形态。(在军事等问题上进行真正的意识形态调整，将有助于为与美国达成包括广泛制裁缓解在内的全面协议铺平道路。)

　　与此同时，86岁的哈梅内伊健康状况不佳。如果他自然死亡后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权力交接，德黑兰很可能出现渐进的内部转型。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哈梅内伊之子莫杰塔巴——他并非父亲首选的接班人，但得到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支持——的崛起将远没有那么确定。由专家会议负责选择哈梅内伊继任者，该机构本可以在有序、慎重的情况下开会，认真考虑哪位候选人最能确保政权在巨大挑战面前的未来。例如哈桑·霍梅尼——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最高领袖的孙子、一位相对温和的人物，可能带领伊朗走向更大的政治开放——本会得到认真考量。然而，美国和以色列决定发动攻击，关闭了这些替代路径，并强化了强硬派人物的地位。

　　悖论式的反应

　　这一误判的核心在于，将伊朗类比为委内瑞拉的错误类比。虽然报道并未显示以色列2月向特朗普提出的伊朗政权更迭方案明确提及委内瑞拉，但该方案描绘了一连串迅速、具体的军事行动——例如暗杀哈梅内伊——将导致伊斯兰共和国垮台。这一想法与特朗普产生了共鸣，当时他正因美国军队1月初推翻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而处于高涨状态。特朗普身边的人隐晦地将伊朗视为同样脆弱、以领导人为核心的体系，认为只要施加足够压力，就能实现快速变革。

　　但伊朗与委内瑞拉完全不同。它拥有多层次的制度框架——神职人员、军队和官僚体系——旨在吸收冲击并确保在压力下维持连续性。美国和以色列的评估很可能发现了伊朗的真实脆弱性，包括伊朗民众对政权的不满。但他们高估了外部压力引发体系崩溃的能力。

　　结果，莫杰塔巴在精心管理的权力交接过程中成为核心人物。随着革命卫队扩大对包括总统职位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的关键决策机构的影响力，权力 decisively 转向安全机构。新形成的权力格局似乎更加集中、更加军事化，且较少受到派系竞争的制约。例如，德黑兰已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攻击，而这些国家正是哈梅内伊此前寻求和解的对象。它拒绝在没有获得坚定保证的情况下结束战争，这与去年6月的12天战争期间不同。它展示了哈梅内伊曾试图限制的远程导弹能力。而以往伊朗领导人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升级问题时极为谨慎，如今受危机塑造且由强硬派主导的领导层，对关闭海峡则毫无顾忌。

　　因此，后阿里·哈梅内伊时代的政权既体现了延续，也体现了转变。伊斯兰共和国不仅存活下来，甚至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这种转变与当初促使伊斯兰共和国崛起的条件颇为相似。德黑兰应对当前外部对抗的方式，与1979年革命时期如出一辙：它收紧了内部阵营，尤其是政权支持者、革命卫队领导人和巴斯基民兵(其主要任务是镇压国内异见)之间。针对以色列和美国的生存斗争，取代了政权支持者之间的分歧。它还凝聚了对伊斯兰共和国及其领导层的支持，这一点从战争开始以来大规模、持续的挺政权示威活动中可见一斑。政权在遭受打击后，表面上可能更弱，但实际上却变得更具韧性。

　　有些人可能认为，战争结束后，同样的熟悉压力会再次作用于德黑兰：制裁的痛苦、民众幻灭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场战争很可能反而会缓解这些压力，部分原因在于它促使美国减少制裁。战争已经导致德黑兰与华盛顿在最高层面进行接触，讨论美国官员此前从未愿意给予的那类经济缓解。换言之，这场冲突不仅强化了政权的决心，也为其提供了新的认可形式，可能实质性地改变其经济前景。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能缓解民众不满，重新确立政权的合法性。

　　即使部分伊朗民众希望一个社会限制更少的国家，但在短期内，针对任何异见迹象的内部镇压都可能加剧。随着伊朗宗教机构相对于革命卫队的影响力下降，政权可能更愿意放松公共领域的某些宗教限制。这些趋势相结合，即使经济压力持续，也可能降低爆发大规模公众抗议的可能性。

　　注定重蹈覆辙

　　美国政府内部的某些人非但没有从2月底以来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反而似乎仍在按照错误的委内瑞拉类比行事。特朗普和副总统J·D·万斯继续将伊朗议会发言人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等人视为委内瑞拉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潜在对等人物。4月中旬，万斯声称加利巴夫“实际上在统治伊朗”。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最终权力如今集中掌握在一群领导人手中。而这些领导人，包括加利巴夫，都深度投入于伊斯兰共和国的核心革命原则，并有动力为过去的对抗复仇。认为即使是加利巴夫也能成为转变伊朗战略方向的合作伙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继续将伊朗与委内瑞拉进行比较，将导致美国持续低估政权的意识形态成分，并假定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收买或通过威胁胁迫。

　　这种思维方式和理解上的缺失，可能导致一场强度高得多的新的战争——给全球经济造成远为严重的损害，并使华盛顿陷入一场旷日持久、可能永无止境的冲突。或者，它可能促成一项协议，为德黑兰提供经济缓解，从而延长一个此前陷入困境的政权的寿命，并使其更加热衷于钻空子、在暗中推进其军事目标。虽然哈梅内伊是一位意识形态信奉者，但他并非教条主义者。他常常对不必要的风险持谨慎态度，更愿意在战略讨论中听取各方意见。他曾愿意与奥巴马政府合作达成核协议;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他曾犹豫是否加入战争;2024年，他在回应以色列打击时也保持谨慎。最重要的是，虽然他推动了伊朗的核计划，但并不愿意获取核武器，甚至为此颁布了教令。

　　但随着他的死亡，那道教令也消失了。伊朗目前拥有约440公斤丰度达60%的浓缩铀，已经为制造核武器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一个意识形态更为僵化且由安全机构主导的领导层之下，无论纸面上达成何种协议，武器化的门槛几乎肯定会比过去低得多。而核武器如今似乎更具战略价值，成为政权生存的最终保障。美国对朝鲜的处理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核能力既能带来威慑，也能带来外交筹码”的观念。讽刺的是，一项旨在防止核结果的战略，却可能使核武器变得更有可能出现。

　　然而，这场战争最严峻的后果或许在于，它扼杀了潜在的内部转型。政权更迭战略常常失败，并非因为政权天生强大，而是因为它们具有适应性。在伊朗的案例中，外部压力并未撕裂这个体系，反而强化了其中最强硬派人物的地位。其结果是一个更不可预测、更少克制、也可能更加危险的伊朗。

　　作者简介：丹尼·西特里诺维奇(Danny Citrinowicz)是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与什叶派轴心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今年2月初，据《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说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相信，对伊朗实施空袭能够催化伊朗国内的反政权叛乱。然而，当以色列和美国军队在2月底对伊斯兰共和国发动战争、消灭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其他关键政权人物之后，伊斯兰共和国并未崩溃。相反，外部压力似乎使政权在强硬派势力周围进一步巩固。

　　本不必如此。去年12月底在伊朗爆发的抗议活动，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该国最严重的一次动荡浪潮之一，这只是内部变革进程正在积聚势头的最公开表现。当时，政权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和深刻的民众不满。即使在1月对示威者实施残酷镇压之后，政府依然非常脆弱。为此，它已经开始放松部分社会压制政策，并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以军事和核领域的让步换取制裁缓解。

　　然而，美以战争非但没有加速这一变革，反而使其倒退。哈梅内伊的死亡打断了伊朗的演变进程，却为政权提供了一个巩固自身的机会。讽刺的是，本意旨在推翻伊朗政权的外部压力，最终却帮助它得以存续。

　　濒临边缘

　　在最近这场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政权一直饱受合法性危机困扰。2024年3月伊朗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勉强超过40%，是197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对温和的马哈茂德·佩泽什基安当选总统，这一结果表明政权意识到必须回应民众的不满。随后，德黑兰暂停执行更严格的头巾法;到2025年底，伊朗人越来越敢于公然违抗相关规定，女性公开不戴头巾、男女混杂社交的现象日益增多。据2025年11月路透社报道，伊朗官员和分析人士称，政权正在调整政策，因为它担心民众的愤怒。换言之，变革的压力已强大到足以迫使政权改变策略。

　　但这些调整仍不足以阻止大规模抗议的爆发。从2025年12月开始，数十万伊朗人走上街头，抗议难以忍受的经济困境。2025年，伊朗里亚尔贬值一半，通胀率攀升至近50%。世界银行预测2026年伊朗经济将收缩2.8%。德黑兰虽以空前的暴力镇压了抗议，但伊朗基础设施的崩溃、显而易见的腐败以及经济的脆弱依然存在。如果继续按原路走下去，只会进一步侵蚀伊朗的内部稳定。伊斯兰共和国若要保存自身，就必须改变政权的意识形态。(在军事等问题上进行真正的意识形态调整，将有助于为与美国达成包括广泛制裁缓解在内的全面协议铺平道路。)

　　与此同时，86岁的哈梅内伊健康状况不佳。如果他自然死亡后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权力交接，德黑兰很可能出现渐进的内部转型。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哈梅内伊之子莫杰塔巴——他并非父亲首选的接班人，但得到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支持——的崛起将远没有那么确定。由专家会议负责选择哈梅内伊继任者，该机构本可以在有序、慎重的情况下开会，认真考虑哪位候选人最能确保政权在巨大挑战面前的未来。例如哈桑·霍梅尼——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最高领袖的孙子、一位相对温和的人物，可能带领伊朗走向更大的政治开放——本会得到认真考量。然而，美国和以色列决定发动攻击，关闭了这些替代路径，并强化了强硬派人物的地位。

　　悖论式的反应

　　这一误判的核心在于，将伊朗类比为委内瑞拉的错误类比。虽然报道并未显示以色列2月向特朗普提出的伊朗政权更迭方案明确提及委内瑞拉，但该方案描绘了一连串迅速、具体的军事行动——例如暗杀哈梅内伊——将导致伊斯兰共和国垮台。这一想法与特朗普产生了共鸣，当时他正因美国军队1月初推翻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而处于高涨状态。特朗普身边的人隐晦地将伊朗视为同样脆弱、以领导人为核心的体系，认为只要施加足够压力，就能实现快速变革。

　　但伊朗与委内瑞拉完全不同。它拥有多层次的制度框架——神职人员、军队和官僚体系——旨在吸收冲击并确保在压力下维持连续性。美国和以色列的评估很可能发现了伊朗的真实脆弱性，包括伊朗民众对政权的不满。但他们高估了外部压力引发体系崩溃的能力。

　　结果，莫杰塔巴在精心管理的权力交接过程中成为核心人物。随着革命卫队扩大对包括总统职位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的关键决策机构的影响力，权力 decisively 转向安全机构。新形成的权力格局似乎更加集中、更加军事化，且较少受到派系竞争的制约。例如，德黑兰已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攻击，而这些国家正是哈梅内伊此前寻求和解的对象。它拒绝在没有获得坚定保证的情况下结束战争，这与去年6月的12天战争期间不同。它展示了哈梅内伊曾试图限制的远程导弹能力。而以往伊朗领导人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升级问题时极为谨慎，如今受危机塑造且由强硬派主导的领导层，对关闭海峡则毫无顾忌。

　　因此，后阿里·哈梅内伊时代的政权既体现了延续，也体现了转变。伊斯兰共和国不仅存活下来，甚至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这种转变与当初促使伊斯兰共和国崛起的条件颇为相似。德黑兰应对当前外部对抗的方式，与1979年革命时期如出一辙：它收紧了内部阵营，尤其是政权支持者、革命卫队领导人和巴斯基民兵(其主要任务是镇压国内异见)之间。针对以色列和美国的生存斗争，取代了政权支持者之间的分歧。它还凝聚了对伊斯兰共和国及其领导层的支持，这一点从战争开始以来大规模、持续的挺政权示威活动中可见一斑。政权在遭受打击后，表面上可能更弱，但实际上却变得更具韧性。

　　有些人可能认为，战争结束后，同样的熟悉压力会再次作用于德黑兰：制裁的痛苦、民众幻灭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场战争很可能反而会缓解这些压力，部分原因在于它促使美国减少制裁。战争已经导致德黑兰与华盛顿在最高层面进行接触，讨论美国官员此前从未愿意给予的那类经济缓解。换言之，这场冲突不仅强化了政权的决心，也为其提供了新的认可形式，可能实质性地改变其经济前景。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能缓解民众不满，重新确立政权的合法性。

　　即使部分伊朗民众希望一个社会限制更少的国家，但在短期内，针对任何异见迹象的内部镇压都可能加剧。随着伊朗宗教机构相对于革命卫队的影响力下降，政权可能更愿意放松公共领域的某些宗教限制。这些趋势相结合，即使经济压力持续，也可能降低爆发大规模公众抗议的可能性。

　　注定重蹈覆辙

　　美国政府内部的某些人非但没有从2月底以来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反而似乎仍在按照错误的委内瑞拉类比行事。特朗普和副总统J·D·万斯继续将伊朗议会发言人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等人视为委内瑞拉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潜在对等人物。4月中旬，万斯声称加利巴夫“实际上在统治伊朗”。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最终权力如今集中掌握在一群领导人手中。而这些领导人，包括加利巴夫，都深度投入于伊斯兰共和国的核心革命原则，并有动力为过去的对抗复仇。认为即使是加利巴夫也能成为转变伊朗战略方向的合作伙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继续将伊朗与委内瑞拉进行比较，将导致美国持续低估政权的意识形态成分，并假定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收买或通过威胁胁迫。

　　这种思维方式和理解上的缺失，可能导致一场强度高得多的新的战争——给全球经济造成远为严重的损害，并使华盛顿陷入一场旷日持久、可能永无止境的冲突。或者，它可能促成一项协议，为德黑兰提供经济缓解，从而延长一个此前陷入困境的政权的寿命，并使其更加热衷于钻空子、在暗中推进其军事目标。虽然哈梅内伊是一位意识形态信奉者，但他并非教条主义者。他常常对不必要的风险持谨慎态度，更愿意在战略讨论中听取各方意见。他曾愿意与奥巴马政府合作达成核协议;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他曾犹豫是否加入战争;2024年，他在回应以色列打击时也保持谨慎。最重要的是，虽然他推动了伊朗的核计划，但并不愿意获取核武器，甚至为此颁布了教令。

　　但随着他的死亡，那道教令也消失了。伊朗目前拥有约440公斤丰度达60%的浓缩铀，已经为制造核武器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一个意识形态更为僵化且由安全机构主导的领导层之下，无论纸面上达成何种协议，武器化的门槛几乎肯定会比过去低得多。而核武器如今似乎更具战略价值，成为政权生存的最终保障。美国对朝鲜的处理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核能力既能带来威慑，也能带来外交筹码”的观念。讽刺的是，一项旨在防止核结果的战略，却可能使核武器变得更有可能出现。

　　然而，这场战争最严峻的后果或许在于，它扼杀了潜在的内部转型。政权更迭战略常常失败，并非因为政权天生强大，而是因为它们具有适应性。在伊朗的案例中，外部压力并未撕裂这个体系，反而强化了其中最强硬派人物的地位。其结果是一个更不可预测、更少克制、也可能更加危险的伊朗。

　　作者简介：丹尼·西特里诺维奇(Danny Citrinowicz)是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与什叶派轴心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