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赛因·巴纳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有不同的战略目标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二晚间宣布为期两周的停火，这至少暂时结束了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斗。但此举几乎没有解决美以行动核心的战略不连贯性——两国政府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这两个伙伴正在为根本不同的理由打同一场战争。对以色列而言，与伊斯兰共和国的直接对抗前景几十年来一直挥之不去。它对该政权的研究细致入微，这是华盛顿很少能匹敌的。由于以色列明白政权存续是伊斯兰共和国的组织原则，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已将领导层清除和政权更迭作为此次行动的主要目标。

　　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是在这样一种假设下卷入冲突的：足够可信的军事力量展示能够胁迫该政权领导层达成协议。同样的逻辑曾推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对德黑兰实施的最大压力行动，以及第二届政府推翻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决定。换言之，美国对伊朗的战略规划一直优先考虑导弹数量和铀浓缩水平等易于处理的议题，目标是达成核协议，而将德黑兰对政权保存的真正意识形态承诺视为次要问题。

　　这两种对局势的理论并不互补。它们朝着相反方向拉扯，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一场行动上协调但战略上漂移的行动。以色列对伊斯兰共和国的解读——即政权存续是理解伊朗行为的主钥匙——更为准确，尽管内塔尼亚胡从中得出的结论在战略上存在疑问。以色列系统性地清除任何可信的伊朗对话者，这威胁到特朗普交易计算所需的谈判空间;而特朗普不时发出的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的信号，又削弱了以色列政权瓦解理论所依赖的压力。无论停火能否维持，美国和以色列目标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已暴露无遗，伊斯兰共和国可以声称证实了其创始人始终主张的一点：无论以何种条件存活下来，都等同于胜利。

　　安全体制

　　1979年革命后不久，霍梅尼大阿亚图拉打破了什叶派长期以来的政治寂静主义传统。该传统认为，在第十二伊玛目重现之前，不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在此之前，神职人员的适当角色是道德指引，而非治理。霍梅尼颠倒了这一立场，认为正是隐遁伊玛目的缺席，才要求领先的伊斯兰法学家承担政治权威，并为伊玛目的最终回归准备条件。

　　1988年1月，在两伊战争进行到第八年时，霍梅尼更进一步。面对革命理想主义与战时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他宣布伊斯兰国家的利益——他称之为“maslahat-e nezam”(体制利益)——高于伊斯兰法的关键原则，包括祈祷、斋戒和朝觐。神学与战略完全融为一体。伊斯兰共和国本身的保存由此成为最高的宗教义务。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宪法得到修订，一人的超凡魅力权威被制度化为重叠权力中心的架构。神学等级与政治权威分离——这是对现实的让步，因为霍梅尼的任何弟子都不具备其原始学说所要求的伊斯兰法学地位——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巴斯基准军事部队、司法机构、专家会议、监护委员会和权宜委员会被重新洗牌并以故意冗余的方式重新设计。目标是确保摧毁任何一个节点都不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

　　以色列2月暗杀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是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对这一设计最严峻的考验。随后在持续的美以空中轰炸下进行的继任过程，提供了概念验证。在哈梅内伊去世后十天内，伊朗专家会议召开并选出莫贾塔巴·哈梅内伊为最高领袖，据多家西方主流媒体报道，这一过程是在革命卫队对会议成员直接施压下进行的。莫贾塔巴的选择——甚至在其父亲、妻子和孩子遇害前他就是强硬派——是一项以政权延续为利益的安全决定。在首次公开声明中，莫贾塔巴发誓继续战争、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并维护他所说的伊斯兰革命不可分割的价值。

　　随着他的任命，伊斯兰共和国围绕其创始学说的一种更加以安全为中心的解读进行了重组，在这种解读中，制度存续和战略指挥明确优先于神学适当性。如果说霍梅尼最初的愿景将最高领袖描述为“哲学王”，那么现在它已让位于安全管理者的角色。

　　了解你的敌人

　　以色列密切追踪了这一演变。在华盛顿，伊朗与其他全球威胁组合争夺注意力，且每一届政府上台都带来自己的政策组合;而历届以色列政府自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将其视为生存威胁。华盛顿倾向于通过信号情报和卫星图像的聚合输出来解读伊朗，但以色列通过数十年对革命卫队、核计划以及最高领袖核心圈子的渗透来解读它。这种深入的情报使以色列对政权领导层的真实想法、恐惧以及最大脆弱性形成了亲密的理解。

　　以色列无情地运用了其来之不易的知识，在战争第一天就杀死了哈梅内伊以及七名高级国防和情报官员。几周后，它又暗杀了阿里·拉里贾尼——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被广泛认为是哈梅内伊死后实际掌管国家的人物。内塔尼亚胡对此次行动的目的毫不含糊。他将这些打击描述为创造“最佳条件”，以“让伊朗人民有机会推翻它”而使政府崩溃。

　　此次行动反映了以色列安全机构的一个洞见：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性已深深嵌入其制度架构之中，任何短于政权瓦解的策略都将使根本威胁完好无损。理论认为，一个受约束的伊斯兰共和国总是会重建其能力，并恢复对以色列的行动。

　　特朗普对局势的理论则不同。他的政府是在这样一种预期下卷入冲突的：面对核计划被摧毁和最高领袖被清除，伊朗领导层最终会产生一位比前任更愿意谈判的领导人。特朗普对自己交易能力的无限自信，一直是他伊朗政策的核心，可追溯到其第一任期。自2018年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以来，他一直坚称只有他才能达成奥巴马总统谈判代表未能达成的全面协议。特朗普公开坚持认为他希望参与选择伊朗下一任领导人，并将2月底开始的美国对伊朗行动“史诗之怒”比作美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并任命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为临时领导人的行动。他似乎确信，一个愿意接受美国利益的伊朗对话者仍有可能出现。

　　这种自信建立在对伊斯兰共和国驱动原则的误读之上，而以色列无论有其他什么误判，都没有犯这个错误。与委内瑞拉不同——那里马杜罗的离去是世俗权力经纪人之间基于可调和物质利益的交易产物——伊斯兰共和国是由政权存续的神学驱动的，即使将其理解为服务于国家独立，也使类似的安排变得不可能。革命卫队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忠诚具有宗教性质，这使得出现类似于罗德里格斯那样从内部崛起并符合美国利益的伊朗人物的可能性极低。

　　这并非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首次朝不同方向拉扯。特朗普曾在2025年6月不顾以色列反对强行达成停火，以结束那场为期12天的战争。现在，即使又达成另一项停火协议，以色列和美国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仍使双方难以找到连贯的永久终止路径。特朗普一方面宣称政权更迭已实现，同时否认自己曾寻求它;一方面威胁要将伊朗化为废墟，同时发出对协议持开放态度的信号，并将现任伊朗议会发言人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视为有前景的对话者，尽管加利巴夫作为前革命卫队指挥官已谴责谈判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仍在继续，尽管内塔尼亚胡承认他“无法确定伊朗人民会推翻政权”。他在3月以居高临下的语气说：“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喝水。”

　　结果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和以色列各自朝着对方战略使之更难实现的结果而战。以色列对伊朗领导层无情的针对行动，使特朗普通过谈判实现退出路径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困难。而特朗普发出的愿意谈判的信号，又削弱了以色列的战略，因为这让德黑兰有理由等待压力消退，而不是得出没有外交出路的结论——而这正是以色列需要伊朗得出的结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目标之间的差距，已让德黑兰有理由预期：无论是否有停火，其敌人的伙伴关系都不会持久。

　　生存与推进

　　以色列对德黑兰政权动态的理解比美国更为细致入微。但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华盛顿，都没有充分考虑到自革命以来外部敌对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伊斯兰共和国合法性的基础。霍梅尼将美国称为“大撒旦”、将以色列视为对穆斯林尊严的侮辱，这种说法几十年来在国家文化的每一个机构中不断重现，创造了一个永久的对手，以此来证明神职人员监护的必要性。

　　德黑兰以类似方式为其资助“抵抗轴心”——由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成的地区力量网络——进行辩护。通过这些代理人，它将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冲突保持在地理上的距离，同时为其国内基础维持这样一种叙事：伊朗是一个处于永久围困之下的革命国家。尽管这一叙事在大多数伊朗人中并无多少市场，但它却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狂热忠诚。

　　以色列在2023年至2025年间瓦解抵抗轴心，移除了让伊朗能够在不直接面对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吸收压力的中间层。2025年6月的12天战争因此再次考验了该政权，但德黑兰的核心制度结构依然完好无损。随后，随着伊朗经济急剧下滑，1月份的抗议活动促使政权实施了自革命以来最残酷的镇压。然而，德黑兰从这一时期吸取的教训，与它从以往每一次危机中吸取的教训相同——忍耐的替代方案是灭亡，而向一个积极寻求利用其弱点的对手承认弱点，只会加速政权的灭亡。

　　当前的冲突进一步强化了德黑兰的这一信念。该政权认为，如果它能够承受外部压力，并对其对手施加足够代价以耗尽其政治意志，那么它就赢了。从德黑兰的角度来看，伊斯兰共和国在“史诗之怒”行动中幸存下来，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上的平反，验证了该政权关于自身永久性的主张。如果说这场战争有什么影响，那就是它证实了德黑兰的断言：对手的最终目标是摧毁伊斯兰革命。

　　对于政权的核心支持者，以及许多反对政府但无法支持外国强加的国家解体的伊朗人而言，这种确认具有激励作用，其程度似乎超出了华盛顿和以色列的充分预期。打破伊斯兰共和国意志所需的军事力量，已被证明远大于双方伙伴的预期。这场战争使伊朗国内的政权批评者更不可能——而非更可能——鼓动体制崩溃，从而否定了以色列战略的前提。随着对民用基础设施、大学和住宅区的打击模糊了针对政权与摧毁国家之间的界限，各政治派别的伊朗人都对特朗普政府强制手段的漫无目的感到失望。

　　政权创始叙事的看似平反，使德黑兰能够比原本可能的情况更加凶猛地进行战争。通过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造成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石油供应中断之一，几乎引发全球能源危机。通过自20世纪80年代末所谓“油轮战争”以来首次打击所有六个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伊朗表明美国的地区伙伴为其结盟付出了真实且持续的代价。新最高领袖的首次声明警告称，伊朗官员正在研究“开辟其他战线，在这些战线上敌人经验不足且极为脆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停火描述为并非敌对行动的结束，而是一次临时暂停，并明确表示它“不意味着战争的终止”，“我们的手仍放在扳机上，如果敌人犯下哪怕最轻微的错误，都将遭到全力反击”。

　　伊朗为维持这一姿态所承受的损失极为严重。超过320万伊朗人因轰炸而流离失所，军事和核基础设施进一步受损，而原本已因制裁和12天战争后货币崩溃而遭受重创的经济，继续在崩溃边缘摇摇欲坠。1月份的抗议活动证明，在战争开始前，该政权的民众合法性已真正削弱。但由于其经济帝国、政治影响力和存在的神学依据都依赖于伊斯兰共和国的延续，如果停火无法维持，伊斯兰革命卫队将有充分理由升级冲突阶梯。

　　华盛顿几乎没有多少好的选项来按照自己的条件永久结束这场战争

　　美以行动的战略不协调带来了后果——尤其是对华盛顿而言。在12天战争期间，以色列准备将行动推向政权更迭，而特朗普则直接指示内塔尼亚胡接受停火。当时这种紧张关系因美国行动明确限于削弱伊朗核能力而被压制，但现在它以远更棘手的形式回归。特朗普似乎再次促成了一次至少是暂时的停战。但如果他希望将更持久的谈判保持在视野之内，他就必须面对一个战争目标比他自己更激进的以色列政府。迄今为止小心管理的紧张关系，仍有可能迅速演变为真正且激烈的分裂。德黑兰将迅速加以利用。

　　换言之，华盛顿几乎没有多少好的选项来按照自己的条件永久结束这场战争。在伊朗军事能力已被削弱的基础上宣布胜利，同时让伊斯兰共和国在制度上完好无损且在意识形态上受到激励，将产生四十年美国对伊政策旨在防止的结果：一个经受住最终考验的政权，它有充分动机以新的明确目的重建并强化自身能力。

　　几十年来，伊斯兰共和国一直将本国人民的福祉和内部改革的可能性，牺牲在自身生存的祭坛上。对于一个在平常时期就将伊斯兰共和国的延续视为神学义务和革命职责的政权，其残余的强硬派而言，如今的投降行为无异于自我毁灭。美国对这一逻辑的误读已持续47年。今天这样做的代价是：一场仍无永久出口的战争，一个朝着不同方向拉扯的伙伴，以及一个其不稳定性将超过华盛顿最终接受的任何解决方案的全球秩序。

　　作者简介：侯赛因·巴纳伊(Hussein Banai)，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汉密尔顿-卢加尔全球与国际研究学院国际研究副教授。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二晚间宣布为期两周的停火，这至少暂时结束了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斗。但此举几乎没有解决美以行动核心的战略不连贯性——两国政府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这两个伙伴正在为根本不同的理由打同一场战争。对以色列而言，与伊斯兰共和国的直接对抗前景几十年来一直挥之不去。它对该政权的研究细致入微，这是华盛顿很少能匹敌的。由于以色列明白政权存续是伊斯兰共和国的组织原则，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已将领导层清除和政权更迭作为此次行动的主要目标。

　　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是在这样一种假设下卷入冲突的：足够可信的军事力量展示能够胁迫该政权领导层达成协议。同样的逻辑曾推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对德黑兰实施的最大压力行动，以及第二届政府推翻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决定。换言之，美国对伊朗的战略规划一直优先考虑导弹数量和铀浓缩水平等易于处理的议题，目标是达成核协议，而将德黑兰对政权保存的真正意识形态承诺视为次要问题。

　　这两种对局势的理论并不互补。它们朝着相反方向拉扯，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一场行动上协调但战略上漂移的行动。以色列对伊斯兰共和国的解读——即政权存续是理解伊朗行为的主钥匙——更为准确，尽管内塔尼亚胡从中得出的结论在战略上存在疑问。以色列系统性地清除任何可信的伊朗对话者，这威胁到特朗普交易计算所需的谈判空间;而特朗普不时发出的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的信号，又削弱了以色列政权瓦解理论所依赖的压力。无论停火能否维持，美国和以色列目标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已暴露无遗，伊斯兰共和国可以声称证实了其创始人始终主张的一点：无论以何种条件存活下来，都等同于胜利。

　　安全体制

　　1979年革命后不久，霍梅尼大阿亚图拉打破了什叶派长期以来的政治寂静主义传统。该传统认为，在第十二伊玛目重现之前，不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在此之前，神职人员的适当角色是道德指引，而非治理。霍梅尼颠倒了这一立场，认为正是隐遁伊玛目的缺席，才要求领先的伊斯兰法学家承担政治权威，并为伊玛目的最终回归准备条件。

　　1988年1月，在两伊战争进行到第八年时，霍梅尼更进一步。面对革命理想主义与战时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他宣布伊斯兰国家的利益——他称之为“maslahat-e nezam”(体制利益)——高于伊斯兰法的关键原则，包括祈祷、斋戒和朝觐。神学与战略完全融为一体。伊斯兰共和国本身的保存由此成为最高的宗教义务。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宪法得到修订，一人的超凡魅力权威被制度化为重叠权力中心的架构。神学等级与政治权威分离——这是对现实的让步，因为霍梅尼的任何弟子都不具备其原始学说所要求的伊斯兰法学地位——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巴斯基准军事部队、司法机构、专家会议、监护委员会和权宜委员会被重新洗牌并以故意冗余的方式重新设计。目标是确保摧毁任何一个节点都不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

　　以色列2月暗杀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是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对这一设计最严峻的考验。随后在持续的美以空中轰炸下进行的继任过程，提供了概念验证。在哈梅内伊去世后十天内，伊朗专家会议召开并选出莫贾塔巴·哈梅内伊为最高领袖，据多家西方主流媒体报道，这一过程是在革命卫队对会议成员直接施压下进行的。莫贾塔巴的选择——甚至在其父亲、妻子和孩子遇害前他就是强硬派——是一项以政权延续为利益的安全决定。在首次公开声明中，莫贾塔巴发誓继续战争、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并维护他所说的伊斯兰革命不可分割的价值。

　　随着他的任命，伊斯兰共和国围绕其创始学说的一种更加以安全为中心的解读进行了重组，在这种解读中，制度存续和战略指挥明确优先于神学适当性。如果说霍梅尼最初的愿景将最高领袖描述为“哲学王”，那么现在它已让位于安全管理者的角色。

　　了解你的敌人

　　以色列密切追踪了这一演变。在华盛顿，伊朗与其他全球威胁组合争夺注意力，且每一届政府上台都带来自己的政策组合;而历届以色列政府自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将其视为生存威胁。华盛顿倾向于通过信号情报和卫星图像的聚合输出来解读伊朗，但以色列通过数十年对革命卫队、核计划以及最高领袖核心圈子的渗透来解读它。这种深入的情报使以色列对政权领导层的真实想法、恐惧以及最大脆弱性形成了亲密的理解。

　　以色列无情地运用了其来之不易的知识，在战争第一天就杀死了哈梅内伊以及七名高级国防和情报官员。几周后，它又暗杀了阿里·拉里贾尼——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被广泛认为是哈梅内伊死后实际掌管国家的人物。内塔尼亚胡对此次行动的目的毫不含糊。他将这些打击描述为创造“最佳条件”，以“让伊朗人民有机会推翻它”而使政府崩溃。

　　此次行动反映了以色列安全机构的一个洞见：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性已深深嵌入其制度架构之中，任何短于政权瓦解的策略都将使根本威胁完好无损。理论认为，一个受约束的伊斯兰共和国总是会重建其能力，并恢复对以色列的行动。

　　特朗普对局势的理论则不同。他的政府是在这样一种预期下卷入冲突的：面对核计划被摧毁和最高领袖被清除，伊朗领导层最终会产生一位比前任更愿意谈判的领导人。特朗普对自己交易能力的无限自信，一直是他伊朗政策的核心，可追溯到其第一任期。自2018年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以来，他一直坚称只有他才能达成奥巴马总统谈判代表未能达成的全面协议。特朗普公开坚持认为他希望参与选择伊朗下一任领导人，并将2月底开始的美国对伊朗行动“史诗之怒”比作美国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并任命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为临时领导人的行动。他似乎确信，一个愿意接受美国利益的伊朗对话者仍有可能出现。

　　这种自信建立在对伊斯兰共和国驱动原则的误读之上，而以色列无论有其他什么误判，都没有犯这个错误。与委内瑞拉不同——那里马杜罗的离去是世俗权力经纪人之间基于可调和物质利益的交易产物——伊斯兰共和国是由政权存续的神学驱动的，即使将其理解为服务于国家独立，也使类似的安排变得不可能。革命卫队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忠诚具有宗教性质，这使得出现类似于罗德里格斯那样从内部崛起并符合美国利益的伊朗人物的可能性极低。

　　这并非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首次朝不同方向拉扯。特朗普曾在2025年6月不顾以色列反对强行达成停火，以结束那场为期12天的战争。现在，即使又达成另一项停火协议，以色列和美国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仍使双方难以找到连贯的永久终止路径。特朗普一方面宣称政权更迭已实现，同时否认自己曾寻求它;一方面威胁要将伊朗化为废墟，同时发出对协议持开放态度的信号，并将现任伊朗议会发言人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视为有前景的对话者，尽管加利巴夫作为前革命卫队指挥官已谴责谈判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仍在继续，尽管内塔尼亚胡承认他“无法确定伊朗人民会推翻政权”。他在3月以居高临下的语气说：“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喝水。”

　　结果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和以色列各自朝着对方战略使之更难实现的结果而战。以色列对伊朗领导层无情的针对行动，使特朗普通过谈判实现退出路径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困难。而特朗普发出的愿意谈判的信号，又削弱了以色列的战略，因为这让德黑兰有理由等待压力消退，而不是得出没有外交出路的结论——而这正是以色列需要伊朗得出的结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目标之间的差距，已让德黑兰有理由预期：无论是否有停火，其敌人的伙伴关系都不会持久。

　　生存与推进

　　以色列对德黑兰政权动态的理解比美国更为细致入微。但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华盛顿，都没有充分考虑到自革命以来外部敌对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伊斯兰共和国合法性的基础。霍梅尼将美国称为“大撒旦”、将以色列视为对穆斯林尊严的侮辱，这种说法几十年来在国家文化的每一个机构中不断重现，创造了一个永久的对手，以此来证明神职人员监护的必要性。

　　德黑兰以类似方式为其资助“抵抗轴心”——由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成的地区力量网络——进行辩护。通过这些代理人，它将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冲突保持在地理上的距离，同时为其国内基础维持这样一种叙事：伊朗是一个处于永久围困之下的革命国家。尽管这一叙事在大多数伊朗人中并无多少市场，但它却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狂热忠诚。

　　以色列在2023年至2025年间瓦解抵抗轴心，移除了让伊朗能够在不直接面对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吸收压力的中间层。2025年6月的12天战争因此再次考验了该政权，但德黑兰的核心制度结构依然完好无损。随后，随着伊朗经济急剧下滑，1月份的抗议活动促使政权实施了自革命以来最残酷的镇压。然而，德黑兰从这一时期吸取的教训，与它从以往每一次危机中吸取的教训相同——忍耐的替代方案是灭亡，而向一个积极寻求利用其弱点的对手承认弱点，只会加速政权的灭亡。

　　当前的冲突进一步强化了德黑兰的这一信念。该政权认为，如果它能够承受外部压力，并对其对手施加足够代价以耗尽其政治意志，那么它就赢了。从德黑兰的角度来看，伊斯兰共和国在“史诗之怒”行动中幸存下来，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上的平反，验证了该政权关于自身永久性的主张。如果说这场战争有什么影响，那就是它证实了德黑兰的断言：对手的最终目标是摧毁伊斯兰革命。

　　对于政权的核心支持者，以及许多反对政府但无法支持外国强加的国家解体的伊朗人而言，这种确认具有激励作用，其程度似乎超出了华盛顿和以色列的充分预期。打破伊斯兰共和国意志所需的军事力量，已被证明远大于双方伙伴的预期。这场战争使伊朗国内的政权批评者更不可能——而非更可能——鼓动体制崩溃，从而否定了以色列战略的前提。随着对民用基础设施、大学和住宅区的打击模糊了针对政权与摧毁国家之间的界限，各政治派别的伊朗人都对特朗普政府强制手段的漫无目的感到失望。

　　政权创始叙事的看似平反，使德黑兰能够比原本可能的情况更加凶猛地进行战争。通过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造成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石油供应中断之一，几乎引发全球能源危机。通过自20世纪80年代末所谓“油轮战争”以来首次打击所有六个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伊朗表明美国的地区伙伴为其结盟付出了真实且持续的代价。新最高领袖的首次声明警告称，伊朗官员正在研究“开辟其他战线，在这些战线上敌人经验不足且极为脆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停火描述为并非敌对行动的结束，而是一次临时暂停，并明确表示它“不意味着战争的终止”，“我们的手仍放在扳机上，如果敌人犯下哪怕最轻微的错误，都将遭到全力反击”。

　　伊朗为维持这一姿态所承受的损失极为严重。超过320万伊朗人因轰炸而流离失所，军事和核基础设施进一步受损，而原本已因制裁和12天战争后货币崩溃而遭受重创的经济，继续在崩溃边缘摇摇欲坠。1月份的抗议活动证明，在战争开始前，该政权的民众合法性已真正削弱。但由于其经济帝国、政治影响力和存在的神学依据都依赖于伊斯兰共和国的延续，如果停火无法维持，伊斯兰革命卫队将有充分理由升级冲突阶梯。

　　华盛顿几乎没有多少好的选项来按照自己的条件永久结束这场战争

　　美以行动的战略不协调带来了后果——尤其是对华盛顿而言。在12天战争期间，以色列准备将行动推向政权更迭，而特朗普则直接指示内塔尼亚胡接受停火。当时这种紧张关系因美国行动明确限于削弱伊朗核能力而被压制，但现在它以远更棘手的形式回归。特朗普似乎再次促成了一次至少是暂时的停战。但如果他希望将更持久的谈判保持在视野之内，他就必须面对一个战争目标比他自己更激进的以色列政府。迄今为止小心管理的紧张关系，仍有可能迅速演变为真正且激烈的分裂。德黑兰将迅速加以利用。

　　换言之，华盛顿几乎没有多少好的选项来按照自己的条件永久结束这场战争。在伊朗军事能力已被削弱的基础上宣布胜利，同时让伊斯兰共和国在制度上完好无损且在意识形态上受到激励，将产生四十年美国对伊政策旨在防止的结果：一个经受住最终考验的政权，它有充分动机以新的明确目的重建并强化自身能力。

　　几十年来，伊斯兰共和国一直将本国人民的福祉和内部改革的可能性，牺牲在自身生存的祭坛上。对于一个在平常时期就将伊斯兰共和国的延续视为神学义务和革命职责的政权，其残余的强硬派而言，如今的投降行为无异于自我毁灭。美国对这一逻辑的误读已持续47年。今天这样做的代价是：一场仍无永久出口的战争，一个朝着不同方向拉扯的伙伴，以及一个其不稳定性将超过华盛顿最终接受的任何解决方案的全球秩序。

　　作者简介：侯赛因·巴纳伊(Hussein Banai)，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汉密尔顿-卢加尔全球与国际研究学院国际研究副教授。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