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凌：德国归来话物价

 　　二十年前我留学德国的时候，带着儿子去超市购物，儿子看到好吃的就往购物车里面扔，孩子他妈吓坏了，就对他说：儿子，在德国我们是穷人，这里的东西太贵了，我们可不能这么乱花钱。小孩子不懂事，于是坐在购物车里面摇头晃脑地不停絮叨：我们是穷人啦，我们是穷人啦!还好他说的是中文，没人听得懂，要不然我们会多么尴尬。

　　二十年后，我再次去德国探望留学生儿子，儿子带着我们去超市，指着超市货架说：现在我们可不是穷人啦，看到喜欢的东西你们随便往购物车里面扔吧!这是真的啊，这类连锁平价超市，类似于国内的联华和永辉，里面的物价怎么让我有恍然隔世的感觉呢?我随手在现烤出炉的面包堆里选了八个“可颂”，那天刚好特价，1个欧元可以买四个，折合人民币是2元钱一个。出国之前我在上海一个面包房里面买过这种“可颂”面包，人民币15元一个，差不多是2欧元。于是我在朋友圈里面晒了一下图：在上海用欧元买面包，在德国用人民币买面包。

        这样的物价比较当然是有偏的。

　　首先，这是个例。很有可能我在德国买到的面包出自于一个廉价超市，而在上海买到的面包来自于黄浦江边“上只角”。这种不同的购物环境决定了物价的不同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从三星期不断地购物经验来看，德国超市里面的平均物价和杭州上海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是我的基本体会。这和二十年的观感完全不同，当时感觉到德国的物价乘以五(当是还用德国马克)几乎全是中国物价的好几倍。

　　其次，中外物价的对比，最好和本地的消费习惯挂起钩来。在中德之间对于可颂面包，就是一种有利于德国的有偏对比。因为可颂面包在中国是一种舶来品，聪明的厂商赋予它一层美丽的洋外衣，你消费一个可颂带来的不光是填饱肚子的快感，还有崇洋媚外的喜感。而在德国，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再也不能更加普通的日常点心了。所以，理性的对比应该是德国超市的可颂面包价格和中国超市的鲜肉大包价格的对比，那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两者的价格并不如我在朋友圈晒的那么悬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两者已经相差无几。

　　第三，德国超市里面的日常消费品价格的确已经和中国发达地区(我身处上海杭州，应该是中国最发达地区，也会是物价最高的地区)基本拉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物价水平和德国基本一致。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两极分化远高于德国。最近的拼多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让我们知道，原来中国还有那么多人乐于消费三四百元一台的电视机。对我这样的经济学者来讲，最深恶痛绝的当然就是假冒伪劣商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缺乏，导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极大地抑制着我们企业的创新欲望。所以，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增加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不仅仅是外国人的要求，也是我们经济增长转型的内在要求。这是很多经济学家“用外部压力促进内部改革”的出发点和初衷，无可厚非。但是面对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如何才能有效地打假奖优呢?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或许是一个现代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点，德国做得远好于中国，甚至也好于美国。

　　最后，在德国，凡是涉及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其价格都远高于中国。对我儿子这样的学生来讲，最有感触的恐怕就是理发。这是一个纯劳动型的服务型产品。儿子告诉我他的理发价格大约是15欧元，折合人民币120元，这样的理发产品在我们小区门口，大约是25元人民币，是德国的五分之一。而德国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0欧元，这些工种就是清洁工或者餐馆里面的洗碗工之类，而我们家的钟点工保姆价格是30元人民币。这样的劳工保护政策，在不少自由市场的信奉者面前，是低效率的一种表现。我还记得我留学那会儿，教授课堂上讨论德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失业率(当时德国长时间保持在10%左右，而美国顶多是6%)，我就回答说德国的最低工资和失业救济等措施保护过度了。

　　现在德国的这些制度也改革了很多，增加了促进企业灵活雇工的制度措施，比如有一种就是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劳务派遣工”，有效地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今天，德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好，失业率降低，经济增长强劲。由此可见，任何社会想要持续增长，制度的合理化改革始终是应有之义。

 　　二十年前我留学德国的时候，带着儿子去超市购物，儿子看到好吃的就往购物车里面扔，孩子他妈吓坏了，就对他说：儿子，在德国我们是穷人，这里的东西太贵了，我们可不能这么乱花钱。小孩子不懂事，于是坐在购物车里面摇头晃脑地不停絮叨：我们是穷人啦，我们是穷人啦!还好他说的是中文，没人听得懂，要不然我们会多么尴尬。

　　二十年后，我再次去德国探望留学生儿子，儿子带着我们去超市，指着超市货架说：现在我们可不是穷人啦，看到喜欢的东西你们随便往购物车里面扔吧!这是真的啊，这类连锁平价超市，类似于国内的联华和永辉，里面的物价怎么让我有恍然隔世的感觉呢?我随手在现烤出炉的面包堆里选了八个“可颂”，那天刚好特价，1个欧元可以买四个，折合人民币是2元钱一个。出国之前我在上海一个面包房里面买过这种“可颂”面包，人民币15元一个，差不多是2欧元。于是我在朋友圈里面晒了一下图：在上海用欧元买面包，在德国用人民币买面包。

        这样的物价比较当然是有偏的。

　　首先，这是个例。很有可能我在德国买到的面包出自于一个廉价超市，而在上海买到的面包来自于黄浦江边“上只角”。这种不同的购物环境决定了物价的不同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从三星期不断地购物经验来看，德国超市里面的平均物价和杭州上海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这是我的基本体会。这和二十年的观感完全不同，当时感觉到德国的物价乘以五(当是还用德国马克)几乎全是中国物价的好几倍。

　　其次，中外物价的对比，最好和本地的消费习惯挂起钩来。在中德之间对于可颂面包，就是一种有利于德国的有偏对比。因为可颂面包在中国是一种舶来品，聪明的厂商赋予它一层美丽的洋外衣，你消费一个可颂带来的不光是填饱肚子的快感，还有崇洋媚外的喜感。而在德国，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再也不能更加普通的日常点心了。所以，理性的对比应该是德国超市的可颂面包价格和中国超市的鲜肉大包价格的对比，那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两者的价格并不如我在朋友圈晒的那么悬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两者已经相差无几。

　　第三，德国超市里面的日常消费品价格的确已经和中国发达地区(我身处上海杭州，应该是中国最发达地区，也会是物价最高的地区)基本拉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物价水平和德国基本一致。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两极分化远高于德国。最近的拼多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让我们知道，原来中国还有那么多人乐于消费三四百元一台的电视机。对我这样的经济学者来讲，最深恶痛绝的当然就是假冒伪劣商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缺乏，导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极大地抑制着我们企业的创新欲望。所以，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增加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不仅仅是外国人的要求，也是我们经济增长转型的内在要求。这是很多经济学家“用外部压力促进内部改革”的出发点和初衷，无可厚非。但是面对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如何才能有效地打假奖优呢?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或许是一个现代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点，德国做得远好于中国，甚至也好于美国。

　　最后，在德国，凡是涉及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其价格都远高于中国。对我儿子这样的学生来讲，最有感触的恐怕就是理发。这是一个纯劳动型的服务型产品。儿子告诉我他的理发价格大约是15欧元，折合人民币120元，这样的理发产品在我们小区门口，大约是25元人民币，是德国的五分之一。而德国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0欧元，这些工种就是清洁工或者餐馆里面的洗碗工之类，而我们家的钟点工保姆价格是30元人民币。这样的劳工保护政策，在不少自由市场的信奉者面前，是低效率的一种表现。我还记得我留学那会儿，教授课堂上讨论德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失业率(当时德国长时间保持在10%左右，而美国顶多是6%)，我就回答说德国的最低工资和失业救济等措施保护过度了。

　　现在德国的这些制度也改革了很多，增加了促进企业灵活雇工的制度措施，比如有一种就是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劳务派遣工”，有效地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今天，德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好，失业率降低，经济增长强劲。由此可见，任何社会想要持续增长，制度的合理化改革始终是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