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守护：托马斯•莫尔人文主义思想一瞥

　　三、批判专制暴政

　　莫尔旗帜鲜明地反对暴政。他对暴政的批判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或诗或文，或借古讽今，或用理想批判现实，亦虚亦实、亦庄亦谐，至今读来仍意味深长，发人深省。

　　莫尔认为，一国之内君主是必要的，但他必须是一位圣明之君。那么，何谓圣明之君呢?

　　圣明之君，

　　就像牧羊犬。

　　它驱赶豺狼，

　　守护着羊群。

　　而暴虐之君，

　　就是豺狼本身。

　　在《暴虐之君与圣明之君之别》一诗中，莫尔进而指出，

　　圣明之君遵守法律，

　　暴虐之君凶残无忌;

　　暴虐之君视民如奴，

　　圣明之君爱民如子。

　　在莫尔看来，如果国王与人民为敌，那么人民放逐国王便是正当的。放逐的目的并不是不要君主，而是要另择一个圣明的君主继承其王位。在这里，莫尔实际上阐发了人民有权根据自己意志选举和罢黜国王的思想。他在《民意既可拥立亦可罢黜国王》一诗中写道：

　　统御万民的君主

　　需得万民的拱扶

　　失民心者失天下

　　得民心者为君主

　　失去人民的支持

　　人民会将其罢黜

　　貌似多么强大

　　王位都难保住

　　莫尔的反暴政立场还可以从他早年对琉善《弑君者》的评论中推知。《弑君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公民因不堪暴君压迫，悄悄潜入城堡，图谋诛戮暴君。他遇到暴君之子，将其杀死后便丢下匕首逃匿。暴君见到儿子的尸体，绝望中捡起匕首自杀身亡。这时，弑君者便出来发表演讲，吹嘘自己的功绩并要求得到奖赏，因为暴君毕竟丧命于其匕首之下。在莫尔看来，弑君者要么应该杀掉暴君本人，要么应该谁也不杀。如果他真的杀了暴君，无疑应受赞美和奖赏;但他杀死的只是个无辜的弱者，尽管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暴君之死。莫尔认为，暴君之死乃是天意，杀人者并未付出牺牲，却想利用上帝的旨意，贪天之功，厚颜求赏，这是无耻。由此不难看出莫尔的立场：暴政应该推翻，暴君应该诛杀，但只有真正反抗暴政的人才是英雄;同时，反暴政的目标是强权，而不应该对弱者下手，更不应该殃及无辜。

　　莫尔在其未完成的历史传记《理查三世的历史》中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老奸巨猾的伪君子、独裁者、权力狂、篡位者形象：理查三世。他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不仅谴责了理查的暴政，而且还对暴戾恣睢的国王治下的政治制度深有感悟。在那里，为了夺取、巩固和维护独裁政权，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通过这部历史著作，莫尔谴责理查及其政策，把他作为暴力、霸道与横行不法的化身，这就是他所深恶痛绝并极力鞭挞的暴政、恶政。《理查三世的历史》所描绘的暴君的邪恶对公众的历史观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对英国文学语言和文学史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中便隐约可见莫尔的影子。

　　莫尔献给亨利八世的加冕长诗以对比的手法，用开明的君主政体来对比前朝的王权专横和胡作非为，其实是以曲笔道出了其人文主义政治纲领。在诗中，前国王的横征暴敛、为所欲为是写实，而对亨利八世的颂扬与期待则是虚实相间，既有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亨利八世心存幻想的一面，同时也是借题发挥，宣扬自己理想中的为贤之道。然而，后来的情况很快便让莫尔大失所望：亨利八世并非保护羊群免遭豺狼袭击的牧犬。这种失望似乎也让他对开明君主论本身产生了怀疑：

　　天下君主无数，

　　谁曾满足疆土?

　　天下多少君王，

　　谁能治国安邦?

　　或许正是怀着这种莫名的失望，莫尔才写下《乌托邦》，借主人公之口，明言各国政治实际上都是恶政，同时又暗指亨利王朝尤其弊政重重。《乌托邦》尖锐批判了专制王权的为所欲为和专横暴虐，认为在欧洲各君主国，所谓正义，要么不过是广大老百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尚行为，要么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正义：一种是老百姓的正义，它低三下四，一钱不值，为各种枷锁所困;一种是国王的正义，它好像要比老百姓的正义高尚得多，而且还要比老百姓的正义自由得多，因为只要它高兴就可以为所欲为。《乌托邦》对王权的穷兵黩武也进行了严厉谴责，认为对外奉行侵略政策是导致一个国家衰败的重要原因。莫尔指出，国王考虑的不应该是如何去攫取新的土地，而应该是如何把现有的疆域治理好;不应该用连年的征战让生灵涂炭，而应该更关心臣民的福祉，因为国王的荣誉和安全与其说要靠他的私人金库，倒不如说要靠人民的安居乐业，就像一个牧羊人一样，其职责是要把羊喂好，而不是只管自己吃饱。《乌托邦》对暴政的批判，字里行间隐含着对都铎王朝内政外交政策的谴责，尤其是它的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法律和繁重的苛捐杂税及其扩张性对外政策和战争政策。不过，此时的莫尔仍对良政的实现不能释怀，所以再次纵情于理想世界，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治理得法，组织得当，定能成为像乌托邦那样的乐土。

　　四、批判圈地运动

　　西欧各国原始积累的过程，尤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成千上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被赶走，大片的农民房屋被拆毁，整个整个的村庄变成牧场，农民被迫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专制政府又颁布一系列血腥立法惩治流浪者。马克思曾把英国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称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并把这一时期的“原始积累”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

　　莫尔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圈地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这一运动以血腥、残酷的形象向世人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土之时原始积累这段血与火的历史图景。圈地运动只是当时英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典型现象，它实际上是欧洲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之初即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个缩影。在这一时期，传统封建制度在加速解体，旧贵族日渐没落，教会经济走向衰败，新贵族迅速崛起，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形成。“对于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转化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农村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在当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作为圈地运动这一原始积累的最典型形式的亲历者与旁观者，莫尔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它、思考它，并清楚地认识到“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莫尔在《乌托邦》等著作中对社会剧烈变革给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造成的苦难后果给予了高度关注，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对造成这一苦难后果的原因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乌托邦》详细描述了十六世纪的英国农业经营方式发生的非常重要变化：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在教的封建领主都已不再满足于收些传统的地租了，他们开始抛弃需要劳动力较多而收入较少的那种土地经营方式转而经营大规模的牧羊业。这就引起了大规模的针对农村居民的掠夺。被迫放弃土地的农民变得无以为生，飘泊四方。莫尔对农民所遭受的苦难痛心疾首：

　　于是，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把几千英亩土地，统统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穷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荡到不名一钱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做流浪者投入监狱，理由是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

　　莫尔在《乌托邦》中对圈地者的残酷无情痛加挞伐，认为那些贪图暴利的圈地者要对人民的贫困和苦难负责：

　　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顺温良，那么容易喂饱，可是我听说，现在却变得极其贪婪，并且极其凶猛，甚至会吃人。田地、房屋、城镇，一切的一切都被他们吃掉了。更确切地说，全国各地，凡是出产最精致贵重羊毛的地方，贵族豪绅以及一些自诩为圣人的主教，都不再满足于祖传地产上的那点儿岁租年金，也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安逸闲适的生活，觉得这种生活不仅对社会无益，甚至还是一种负担。于是他们把田地圈起来改为牧场，推倒房屋，毁掉城镇，只留下教堂做羊圈。仿佛他们的鸟囿兽园还不够大，这帮家伙还要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个角落都变成荒地。

　　《乌托邦》也叙述了手工艺人由于商人垄断羊毛所遭受的痛苦：“由于生羊毛价格急剧上涨，从事毛织业的穷人已完全无力购买羊毛，许多人因此而失业。”

　　亨利八世以宗教改革为借口，解散大批修道院，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者的行列，并把很大一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者非常便宜地卖给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农大批赶走，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在一起。法律保证贫苦农民对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所有权也被暗中取消了。也就是说，伴随宗教改革而来的是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明白这一点，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莫尔既然激烈抨击教会的腐败和教士们的昏庸、懒惰和贪婪，而何以又对亨利八世剥夺教会财产极为反感了。因为到莫尔的时代，英国的天主教会对人民的剥削程度相对于广大人民遭受的其它剥削而言已在大幅减小，而在大量农民被驱离家园的时候，天主教会的封建经营方式对依附于它的大批佃农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保障，同时它的济贫功能也日益彰显。

　　大规模圈地运动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流民群体，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阶层。可是，由于手工业生产技术基础的狭窄性以及手工工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且数量太少，所以无法安置由于圈地而造成的大量游民。于是，一方面是城市无力接收大量的农村流民，另一方面农村大规模向养羊业过渡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度缩减，农村也无力养活昔日的全部农民，迫使他们陷入贫困和流浪。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绝大多数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的状态。他们大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人是为环境所迫。结果是原始积累条件下广大群众普遍贫困化的加剧。

　　都铎王朝试图通过立法的途径阻止贫困化的进一步扩大和流浪现象的迅速蔓延，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法律把流浪者看做“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这种血腥的立法亨利七世时期就已开始，到亨利八世时期进一步加剧了。

　　莫尔在指出政府残酷迫害破产农民的不道德行为时强调，这些可怜的人们被抛到大街上的忍饥挨饿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工作，但他们却被视为流浪汉，被抓捕，被鞭打，被投入牢狱，甚至被处死。莫尔指出：

　　这种处理盗窃犯的方法不仅本身不够公正，而且对社会也不利。作为一种处罚，它过于严苛，而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它又是无效的。因为小偷小摸本来就够不上死罪，而如果他们只有盗窃才能活命，否则就会饿死的话，那死刑也是不足以制止盗窃的……最好的办法不是对盗窃者施以严刑峻法，而应该是为每个人提供谋生之道，这样才不会有那么多人沦落到始而盗窃继而被处死的悲惨境地。

　　政府不应该先是纵民为盗，然后以盗窃为口实去惩罚他们，而应该用法律规定，凡破坏农庄和乡村者必须亲手予以恢复，否则就将其出让给愿意恢复的人们。禁止富人囤积居奇和垄断市场，少养活些好吃懒做的人。振兴农业和织布业，使其成为光荣的职业，把手艺传授给那些闲人，让他们从事有益的工作。因为贫穷，他们或者去盗窃，或者四处流浪，或者沦为帮闲，而无论是流浪还是帮闲，最终还是难免沦为盗匪。倘若不能够从根本上医治这些弊病，只是夸口严办盗窃犯，那都是徒劳的。这样的执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则不公平，也不会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莫尔认为，造成一方面穷困不堪而另一方面又奢侈无度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制：

　　任何地方只要财产是私有的，只要金钱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那里就不可能有公正和繁荣。除非你认为最坏的人过着最好的生活是正义，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是繁荣。其实当多数人穷苦不堪，过着凄惨的生活的时候，这些少数人也未必会有幸福感。

　　既然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的存在，那么，要消除这种不公正现象，就必须彻底废除财产私有制：

　　柏拉图……认识到，通往全社会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财富共享。在我看来，这在财产由私人占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实现的。因为倘若每个人都尽其所能把财物攫为己有，那么，不管财富多么丰裕，仍然只能是少数人富有，其余多数人贫困。这极少数富人贪婪、虚伪、懒惰，对社会毫无用处，而广大贫民却勤俭、朴实，终日辛勤劳作，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自身利益，可结果却是广大贫民百姓生活拮据，甚至穷困潦倒，而极少数富人却纸醉金迷，穷奢极欲，这哪里有公平可言呢?因此，我确信，如不彻底废除财产私有就不可能公平分配，全体人民的幸福也不可能实现。只要私有财产存在一天，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将会始终在贫穷困苦的重压下苟延残喘。当然，也可能会有其他方法缓和这种情况，但是决不可能根除。

　　莫尔在谴责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时，也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资产阶级的先祖们，即已经带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于旧的贵族绅士阵营，而另一些人则是正在崛起的“新贵”，即垄断商人和粮食、羊毛、牲畜的投机倒把分子。由于他们的贪得无厌，使得过去给英国带来昌盛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致命的灾难。他把善于投机钻营的新贵族和商人划进了剥削别人劳动的寄生虫一类，指责他们不仅搞个人欺骗，还借助于国家的法律每天都从穷人日薪中勒索出一份，并借助于法律占有并保护他们用形形色色的欺诈伎俩攫取的财富。金钱拜物教是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莫尔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初露端倪的社会现象，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事情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一个不知廉耻为何物、头脑比傻瓜聪明不了多少的蠢货，只因为手中握有大量的金币，就可以奴役许多聪明和善良的人们。

　　但是，倘若情况发生变化，

　　这些金币从主人的手里转到他家仆人中一个最受歧视的懒汉手中，这时主人竟然会像金钱的附属品一样反过来去侍候自己的奴隶。

　　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莫尔对圈地运动所代表的剧烈社会变革方式及其后果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悲惨遭遇怀有深深的同情。“羊吃人”便是莫尔对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既真实又形象的概括，是对原始积累所造成的罪恶的第一声控诉。莫尔的这一概括，因其简洁明快而又鞭辟入里，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先祖们血腥发迹史的不朽名言。

　　五、批判国王任性

　　莫尔在《乌托邦》中曾表达了一种积极入世的看法：纵然不能根除成见，消除积弊，也断不可只为了洁身自好而弃国家于不顾。就像在暴风骤雨之中行船，你不能因为控制不了风向就弃船而去。也就是说，即使无法使事情变得更好，至少应当竭力阻止它变得更糟。于是，当英王亨利八世主动向其伸出橄榄枝时，莫尔便决定为王室效命，希望一展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

　　然而，莫尔很快便发现，现实的英格兰决不是他梦中的乌托邦，他寄予厚望的年轻国王更不是他心目中的哲学王。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尽自己之力能够影响国王的决策，帮助他实行善治。但这也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莫尔只能再退一步，即践行他所主张的“即使无法使事情变得更好，至少应当竭力阻止它变得更糟”的信条，尽职尽责，在自己职责许可的范围内倾力而为。

　　当亨利八世以婚姻问题为借口推行宗教改革并同罗马教庭分离时，他坚持要官居高位、享誉国内外的莫尔臣服，除了自己的刚愎自用，不允许自己的权威受到任何挑战之外，更重要的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希望借驯服莫尔来消弥各方面的反对声浪。在国王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莫尔只剩下最后的底线——良心的自由了。但在莫尔看来，信仰问题远比生死问题要大得多。最后的底线一旦失守，倘若不愿意匍匐于暴君的淫威之下，那就只有最后一条路——死亡了，即以自己的头颅去守护灵魂的圣洁。

　　因此，无论是国王本人的暗示甚至明示，还是国王说客的伶牙俐齿，还是好友乃至亲人的劝说和哀求，莫尔只承诺忠心为国王服务，但对最为关键的国王婚姻一事却始终保持沉默，哪怕最后被关进伦敦塔。

　　沉默，也是一种态度。莫尔其实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对国王任性行为的批判立场。对此，博弈的双方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但是，在王权面前，伦敦塔也已没有了莫尔的栖身之地。他最终被指控犯有叛逆罪而被处于极刑。就在法官准备宣读判决之时，已经退无可退的莫尔罕见地慷慨陈词，对此前一直三缄其口的新法令，坦白地道出了他的看法：

　　既然你们一定要判我死罪，那我也就无所顾忌了。现在我就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们我对新法律以及你们对我的控告的看法。你们所依据的议会法案，同上帝及教会的法律是完全相背的。任何世俗的君主都不能够用立法的方式窃取教会的权力，哪怕只是部分的权力。当初，我们的主降临尘世，已经把精神世界的治权赐给了彼得和他的继承人，即罗马教廷。因此，罗马教廷的权力，是上帝恩赐的特权。议会的立法对基督徒并无约束力……我们只是基督世界的一员，只是它的一小部分。正如伦敦市的立法不能违反英国议会的立法一样，我们议会的立法也不能违反普世教会的律令。

　　不仅如此，他还谴责新法律同大宪章相牴牾，并批评国王本人早已把自己当初的加冕誓言抛到了九霄云外，之前他可是信誓旦旦地声言要保护教会的自由的。莫尔坚定地表示：

　　哪怕这里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坚信，在其他基督教国家仍会有许多博学的主教和正直之士是我的同道。我同样坚信，那些仙逝的人(其中很多人已成为天国的圣徒)倘若能够活到现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会跟我站在一起。所以，我不能昧着良心，为了一个国家的议会而同整个基督王国的议会相对抗。

　　对于莫尔的慷慨赴死，许多人始终不明白：不就是国王的一桩婚事儿吗?干嘛这么较真，低低头便是海阔天空，其实亨利八世所要的也不过是莫尔的一句赞同的话。但在莫尔，信仰不是用来讨价的，信念是不可以动摇的，底线是不能失守的，原则是不可以触碰的。正如莫尔的传记作者、曾任牛津大学贝里奥尔学院院长的安东尼•肯尼所说，不管一个人信仰如何，更重要的是要明白：

　　莫尔是始终如一的，《乌托邦》的理想与莫尔最终的坚贞是一致的……今天的许多人都已经经历了莫尔所誓死反对的东西，那就是用恐吓和暴力方式强迫别人去接受一种新理念。不管其动机和结果如何，这种行为本身都是可憎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欣赏莫尔这类人的宁死不屈的勇气。

　　钱伯斯也同样指出，从《乌托邦》所表达的思想，到他受审时所说的话，莫尔的理想是一贯的。莫尔与亨利八世的分歧，说到底不是信仰的分歧：莫尔是为信仰而死的，而亨利八世杀害莫尔却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一个专制暴君的私欲。莫尔与路德教信徒廷德尔之间才是信仰之争，他们也都是为信仰而死的。在这里，

　　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天主教与新教，而在于新教徒、天主教徒与亨利的工具如克兰默和里奇之流的区别。天主教与浸礼会教徒比起这些人来在信仰方面其实倒是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而克兰默、里奇之徒的“信仰”只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国王的愤怒就是臣民的死亡”。用《乌托邦》里的话说就是：这是只知服从权势的人和持有乌托邦公民必备信念的人之间的区别。这一信念是远远超越于当权者所规定的是非标准之上的。

　　刘易斯(C. S. Lewis)对莫尔人格魄力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我们中最好的人在莫尔面前都要向其脱帽致敬。”

　　六、批判视野下的守护与建构

　　生活中的莫尔并非铁面无情、刻板冷酷之人。无论是《大英百科全书》的工笔白描，还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文学速写，莫尔都是充满睿智的学者、无私无畏的议员、公正廉明的法官，是生活简朴、待人以诚、幽默诙谐的正人君子，是心地善良、正直爽朗、富有同情心的“穷人的好朋友”。正因为如此，虽然莫尔对底层群众的暴力反抗行为很不以为然，但在参与骚乱的民众将要被处死的时候，他却挺身而出为他们向国王求情。同样，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虽然莫尔在理论上不认同异端行为，并同异端教派进行了激烈的、不调和的论战，甚至声称他作为大法官的职责就是要像医生为拯救整个身体而采取割除恶性肿瘤的办法一样把异教徒从社会中清除出去，但他同在其任职期间所发生的对宗教改革运动支持者的镇压并没有太多联系。不仅如此，在直接面对具体的异端事件和异端分子时，他也是相当宽容的。莫尔以其身体力行表明了他的宗教宽容与不宽容的界限何在：“对于异教徒，我憎恶的是他们的错误见解，而不是他们个人;我希望消除他们的错误见解，但他们的人身要受到保护。”

　　莫尔对现实世界所进行的无情批判决不是为了个人私欲，而是源于一个充满人文情愫的思想家强烈的现实关怀。莫尔的时代，中世纪行将就木，圈地运动大潮乍起，社会面临急剧转型。面对教会的腐败和修道院的没落，面对王权的专横与暴虐，面对大规模剥夺农民和劳动者贫困化的急风暴雨，深受人文主义思潮浸染的莫尔，批判天主教会，批判路德新教，批判专制暴政，批判圈地运动，批判财产私有……批判他眼中一切的污浊与黑暗。批判源于守护。他所要守护的是宗教的圣洁，是基督世界的秩序，是政治的清明，是社会的安宁，是自由、民主和法治，是平等、公正与和谐。

　　莫尔心中那一方净土，便是他潜心构筑的乌托邦。列宁说过，“‘为别人而工作’这一事实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剥削和压迫现象的出现，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人类由此也开始了漫长的逐梦和筑梦的时代，无论是古代中国人的“大同”和“桃花源”，还是古代西方社会的“理想国”和“千年天国”，都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自身所处现实的不满和抗议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莫尔的乌托邦不过是人类古老梦想的近代化。他在吸收古代思想元素的基础上，借助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现实素材和时尚的文学表现手法，找到了批判现实社会，擘画理想蓝图的新形式。借助于乌托邦这一思想形式，莫尔成功地表达了对自身所处时代不公正现实的抗议和批判。

　　在莫尔所构筑的乌托邦里，不再有财产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不再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不再有阶级的压迫和奴役，不再有残酷的竞争，不再有尔虞我诈，不再有贪婪、争讼、掠夺等一切社会罪恶。在那里，人人都参加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需要分配; 劳动不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的一种本能和需要。乌托邦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以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乌托邦的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乌托邦强调科学、文化的重要性，重视培养人的各方面技能以及人的优良品德。乌托邦消灭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在乌托邦，人人都是与旧世界的人完全不同的新人，人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他们拥有新思想、新道德、新习惯、新语言和新的行为方式，人人都能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康乐。乌托邦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和谐美好的新社会，这里不仅有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和谐和睦的家庭关系、和谐美满的两性关系、和谐平等的城乡关系，而且还有和谐完善的天人关系。

　　当然，莫尔内心深处的这片净土，不过是他对即将逝去的旧世纪的理想化了的幻景的一丝留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坦言，莫尔与其说是新时代的第一人，勿宁说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人。历史地看，莫尔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第一人抑或最后一人”的矛盾现象决不是孤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那些身处历史漩涡中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往往都既面向过去又指向未来的，从而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巨大的遐想空间。

　　建构本身也是一种批判。乌托邦自莫尔笔下诞生之日起，就代表着一种人文情怀，一种对现实的批判，一种对社会危机的回应，一种对社会不公正的持续关注，一种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一种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五百多年来，乌托邦思想在各式各样乌托邦的不断建构与解构的循环中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升华和拓展。历史发展到今天，乌托邦思想所承载的内涵已极其庞杂，但它批判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实质却是始终如一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乌托邦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话语。在当今这个人类苦苦寻找精神家园的时代，尤其需要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精神的回归。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倘若整个世界地图上没有一块乌托邦的话，那它就不值得一瞥，因为它没有给人性留下一块栖身之地。

　　立足于毁灭的批判是没有价值的，惟有建设才有将来。批判，守护，建构，既是思想者的天职，也是思想者的宿命，三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理应是三位一体的同一进程。莫尔一生积极践行并最终以身相殉的，惟此而已。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原题《批判与守护：托马斯•莫尔人文主义思想一瞥——纪念托马斯•莫尔诞辰540周年》

　　托马斯•莫尔出生于1478年，于16世纪初正式登上英国的政治舞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正处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的时期。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是文艺复兴运动向欧洲各国扩展的时代，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是欧洲民族国家日渐兴起的时代。到16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时，莫尔已成为英国人文主义群星中的佼佼者。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华、高尚的情操，为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此后终其一生，莫尔始终都是人文精神的积极践行者、热诚传播者和坚定捍卫者。莫尔的人文主义作品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裁多样，如未完成的历史著作《理查三世的历史》、250多首拉丁文讽刺短诗、游记作品《乌托邦》等，此外还有大量译著、论文和信牍。这些作品高扬人文主义大旗，反对蒙昧、歌颂理性，谴责暴政、呼唤良治，批判专制、畅言理想，向后人展示了英国人文主义发展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莫尔

　　一、批判天主教会

　　莫尔成长的时代，欧洲在宗教方面是一个整体。英国与大陆各国一样都信奉天主教，接受罗马教皇的统治。整个中世纪，教会势力很大，在各地建有很多修道院。教会的影响无处不在，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从生到死几乎都离不开教会。但到中世纪后期，教廷势力越来越大，教会占有大量土地和财产，出售赎罪券，与世俗政权联系密切又彼此争斗，许多神职人员道德堕落，生活腐化，一些高级神职人员甚至曝出性丑闻。凡此种种，不能不滋长社会各阶层对教会的怀疑与不满情绪。历史上被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思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酝酿和发展起来的。托马斯·莫尔便是这一思潮的著名人物。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莫尔对天主教教会制度的弊病和教士阶层的愚昧无知、贪婪无度、腐化堕落进行了尖刻的嘲讽和犀利的批判。

　　莫尔以其辛辣的笔调鞭挞了教士的愚昧无知和缺德不仁。他曾专门写诗挖苦一位愚昧无知的胖教士。此公脑满肠肥，胸无点墨，却又逢人便唠叨：“知识让人骄傲。”莫尔写道：

　　你常说知识让人骄傲

　　还说这是保罗的教导

　　可是你

　　整日不学无术

　　却也腆胸扬眉，一步三摇

　　又是什么让你这样高傲?

　　噢——

　　原来是愚昧无知让你自豪

　　另一首挖苦教士的讽刺诗写得更是幽默诮皮：

　　狂风乍起船飘摇

　　水手惊惧对天号

　　罪过罪过真罪过

　　滔天大祸来到了

　　船上碰巧有神父

　　仿佛一根救命草

　　大家纷纷来忏悔

　　千祷万告均无效

　　忽听一人大声喊

　　罪孽太重是根苗

　　快把神父扔下水

　　大伙才能把命逃

　　众人慌忙齐动手

　　抓起神父水中抛

　　刹时风平复浪静

　　整船人都得救了

　　大家这时才明白

　　罪孽确实太重了

　　大家熟悉的《乌托邦》中也有这类批判和嘲弄教士的内容。例如该书第一部中在讲述红衣主教府一次宴会上一名清客与一位托钵修士的对话时，莫尔借主人公之口，三言两语间便把修道士的昏庸、懒惰和贪欲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

　　被莫尔嘲弄取笑的不仅有下级教士，就是主教也不能幸免。例如，为了抨击主教遴选制度的弊端，莫尔在《主教波斯图姆》一诗中写道，波斯图姆之所以能被任命为主教，一定是经过了特别严格的精挑细选，否则怎么可能会选中这样一位千里挑一也难找到的人才，因为人们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比他更愚蠢、更拙劣的主教。波斯图姆主教的口头禅是：“文字可以杀人，精神则可以救命”。莫尔在《不学无术的主教》一诗中揶揄道：

　　伟大的神父啊

　　您总把“文字杀人”挂嘴上

　　其实您

　　大可不必惊慌

　　目不识丁的您倘能被文字所害

　　那岂不荒唐!

　　不过，

　　您也不算白白担心一场

　　因为

　　精神已不能让您还阳

　　莫尔还鞭挞了上层教士的贪婪和奢侈。如《献给无耻贪婪的某主教》一诗中描写的那位主教腰缠万贯，家仆成群，还出租土地，管理着一些大城镇，但他仍贪得无厌。诗中借一位穷人之口说：“我找他是有事求他办，他见我却是因为把我那点儿可怜的家产挂念。”

　　在莫尔那里，教皇圣职与具体担任圣职的教皇本人是有区别的。虽然他对教皇圣职极为推崇，但教皇本人在他眼里却是个凡夫俗子，并没有什么神秘感。亨利八世出版《为七圣礼辩护》批驳马丁·路德时，莫尔曾奉命从事该书的编辑工作。当他发现书中过分强调教皇权威时，便提醒国王“对教皇的权威不必过分推崇”。他本人后来同路德派新教的廷德尔论战时，也是把教皇圣职与教皇本人区别看待的。

　　莫尔对天主教会的犀利批判，实际上隐含着某种反教权主义倾向，促使人们去怀疑天主教会权威所阐明的传统思想。在这方面，莫尔的一首讽刺短诗颇具代表性，它生动地刻画了教民在宗教忏悔时的滑稽可笑而又发人深省的情景：神父在查问教民海斯珀罗斯的罪过时问他，“你不相信……可恶的渎神恶魔吗?”教民回答说：“哎哟，神父，我连上帝都快不信了，还信什么恶魔呀!”有学者在谈到莫尔的人文主义著作中潜在的反教权主义倾时曾指出，在莫尔的《乌托邦》中，“不仅天主教，甚至连一般的基督教痕迹都很少见。”“如果对《乌托邦》的作者不甚了解的话，读者很难想象他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莫尔毫不留情地批判天主教会的流弊与教士的恶习，为改革天主教会而呐喊呼号，但其目标却是希望通过积极的改革清除教会中的堕落腐化分子，使神学摆脱掉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教条主义，恢复早期基督教的理想和活力，并通过革新和巩固天主教会最终达到对全社会进行公正改造的目的。也就是说，莫尔及其同道们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探索是以正统天主教学说为根据的，他们所设想的改革，无论从学说的角度还是从组织的角度看，都完全是为了巩固和改善天主教会。因此，当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出现的时候，二者便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二、批判路德新教

　　莫尔入仕王室不久即积极参加了同路德新教的论战。此后，对新教的批判几乎贯穿了莫尔一生的最后阶段，无论是在国王的枢密院，出任大法官，还是挂冠归隐，甚至被囚伦敦塔，他都没有停止同路德教派的争论。有学者据此批评莫尔放弃了自己在《乌托邦》中所奉行的宗教宽容原则，是从人文主义立场的倒退，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甚至指责他是逢君之恶，甘作王室鹰犬。其实，莫尔从一开始就不认同路德的主张，自始至终都对路德新教持批判立场。

　　莫尔本人批判教会的保守与腐败，为什么又不能容忍路德派倡导的宗教改革呢?很多人对此都感到困惑不解。其实，对宗教改革的立场，莫尔本人是讲得非常清楚的：

　　路德在他的毒品里掺入了一种特殊的香料——自由，他卖力地向人民推销自由。他告诉人们，除了信仰，他们勿需别的东西……他教导人们说，只要是虔诚的基督徒，就是基督的弟兄，就有充分的自由，除受福音书的约束以外，不受一切长官、礼俗和(世俗的和宗教的)法律的控制……他声言：只要有了信仰，人就是完全自由的……农民很喜欢这种教义，至于路德所讲的别的话，他们一点儿也没听进去，这样下去的后果如何他们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世俗王侯也喜欢听他这种非难教士的说词，而广大老百姓更爱听到各种责难教士、世俗王侯以及各城各邦长官的词句。最后的结果是，群众运动最终演变成公开的暴力叛乱。叛乱一般都是先在控制力最弱的地方开始。起初是一些可怜的、信仰某一教派的乱民举行集会，宣扬异端邪说，他们先则反对某个修道院长，继则反对某个主教。世俗的王侯们幸灾乐祸地作壁上观，心里却盘算着如何攫取教会的财产。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路德派的农民越来越肆无忌惮，声势越来越大，他们开始攻击世俗君主了。世俗的王侯们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就有可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可是，当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竟然会为了挽救自己而在一个夏天屠杀骚乱地区的七万路德派群众，并把其余的人陷入奴隶般的苦难深渊……

　　也就是说，莫尔之所以不能接受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是因为在他眼里，自己所做的努力，是要恢复古代社会和早期教会的纯洁性，而路德的宗教改革则只能使本来已经动荡不安的时代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如果像路德派大肆诬蔑教廷那样，把个人所犯的过错都归罪于职位，那么，人们就不仅可以攻击教廷，还可以攻击王权以及国家所有的官职，这样一来，一切纲常法纪都将荡然无存。所以，改良教廷，而不是摧毁教廷、废除教廷，才是上策。

　　莫尔对路德派新教的否定态度很大程度上源于天主教内部的人文主义与新教的宗教改革思想之间的深刻理论冲突，这两大思潮在欧洲社会由中古时代迈向近代的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强调革新的宗教改革不同，莫尔更看重秩序。而在莫尔的心目中，罗马教廷和教会制度就是秩序。

　　莫尔不能容忍路德派改革者把圣经与教会对立起来。“人们之所以相信教会，并不是因为认识到它的布道是真理;但人们之所以相信真理，则正是因为它是教会的布道。”对莫尔来说，没有教皇的最高权力的教会是不可想象的。他呼吁服从罗马教廷，认为这是维护基督教世界的团结，维持教会安宁和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在他看来，需要做的是促进罗马教廷的改革和促使教皇更加完美，而不是像路德所主张的废除教皇和教廷。教皇的力量和权威以及它所要求的服从并不取决于占据这个职位的人的道德品质。作为教会的元首，教皇是圣彼得的继承者，而不是罗马的教皇，他接受的是圣彼得的圣位及其权威。也就是说，基督指定的代理人并赐予其权威的是教皇这个职位，而不是在这个职位上的临时执行者。不能因为某个人的原因而废除一项职位和整个制度。在莫尔看来，罗马教皇完全有可能是一个罪人，那样的话，可以对教皇本人进行惩戒，甚至将其废黜，但这决不意味着“随便哪个恬不知耻的恶棍都可以任意辱骂教皇或国王”。对于莫尔在精神上坚定地认同罗马教廷的无上权威并甘愿为其付出生命代价之举，有学者曾非常深刻地指出：

　　我们要明白，莫尔所处的时代恰恰是文艺复兴时期内最糟糕的教皇在任。他亲历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加冕及去世。也就是说，莫尔所见到的那个教皇权，不是今天我们所认识、所尊重的这个伟大、圣洁、超然、崇高的教皇权。而这正是莫尔在信仰方面的过人之处，他有着异常敏锐的判断力：当世人完全迷失方向的时候，他却能看清一切。他是为教廷而死的，而这个教廷，在当时的世人眼中，与文艺复兴时代声名狼藉的诸王治下的“小意大利”实在没多大差别。

　　莫尔认为，路德派新教是社会动荡之源，1524-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以及接踵而来的大屠杀就是血淋淋的证据。1527年查理五世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士兵多为路德派新教徒)占领并洗劫罗马的暴行也是明证。正是这些路德的教徒们“不仅抢劫城市，而且也抢劫自己的盟军，他们还像野兽一样在丈夫面前强奸其妻子，在父母面前杀害其子女，明目张胆地勒索钱财，他们洗劫教堂，公然在教堂里杀害神甫，亵渎宗教，毁坏圣像……犯下了桩桩惨绝人寰的暴行”：

　　几个人把一个孩子绑在木桩上，一边放在火上烤，一边跟孩子的父母为释放孩子讨价还价，先是朝他们要一百金币，然后降到五十、四十、二十、十、五，最后降到两个金币，可是可怜的父亲连一个金币也没有。这些暴徒们本来就已经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洗劫一空了，但他们最后还是把孩子活活烧死了。这还不算，他们还反过来嘲笑孩子的父母：“呸!真不害臊，虽说这是上帝对你们的惩罚，但像你们这种人也太少见了，竟然连一点骨肉之情都不讲，宁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烧死，却不愿拿出一枚金币来。

　　在他看来，任何宗教里都难免有邪恶残忍之徒，但其它基督徒的恶行不能归咎于他们的信仰，而路德派教徒的邪恶则与路德的教义直接相关，因为如果教徒们相信路德的说教，认为自己不管做什么坏事都是秉承上帝的旨意，那谁还会在乎做坏事的后果呢?

　　莫尔认为，教友当然应该认真研究圣经经文，但诵读圣经并不是信仰的全部，尤其不应过分沉溺于研究圣经经文而放弃敬礼。在莫尔眼里，像伊拉斯谟那样精研圣经固然值得尊敬，而那些匍匐于受难像下顶礼膜拜的目不识丁的老妇人同样让人动容，这些贫困无知之人朴素的虔诚甚至比圣经学者的认知更可贵。而路德教徒从其因信称义的原则出发，认为一切真理全在《圣经》中，既不在教会，也不在群众的愚昧之迷信。他们对俯伏在受难像下朝拜敬礼的老妇人嗤之以鼻，甚至在其面前打破圣像。这是莫尔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在他看来，所有宗教经验都是神圣的，何况英国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根本不识字。

　　在莫尔心目中，路德派新教的另一条不可原谅的罪状是它危及到了基督教世界的和平、统一和生存，他们置土耳其人的威胁于不顾，却倾心于肢解基督教世界。而在《乌托邦》中，那些基督教君主也曾受到同样的责难，因为他们除了自相残杀之外几乎无所事事。从撰写《乌托邦》到登上断头台，莫尔始终对那种把每一个国家看成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的观点嗤之以鼻。在他看来，把每一个国家看成是“欧洲竞技场上的武士”，任其为一己私利或一国私利在自己的邻国遭到土耳其人蹂躏时作壁上观，这是非常可耻的。

16世纪托马斯·莫尔书中乌托邦插图

　　三、批判专制暴政

　　莫尔旗帜鲜明地反对暴政。他对暴政的批判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或诗或文，或借古讽今，或用理想批判现实，亦虚亦实、亦庄亦谐，至今读来仍意味深长，发人深省。

　　莫尔认为，一国之内君主是必要的，但他必须是一位圣明之君。那么，何谓圣明之君呢?

　　圣明之君，

　　就像牧羊犬。

　　它驱赶豺狼，

　　守护着羊群。

　　而暴虐之君，

　　就是豺狼本身。

　　在《暴虐之君与圣明之君之别》一诗中，莫尔进而指出，

　　圣明之君遵守法律，

　　暴虐之君凶残无忌;

　　暴虐之君视民如奴，

　　圣明之君爱民如子。

　　在莫尔看来，如果国王与人民为敌，那么人民放逐国王便是正当的。放逐的目的并不是不要君主，而是要另择一个圣明的君主继承其王位。在这里，莫尔实际上阐发了人民有权根据自己意志选举和罢黜国王的思想。他在《民意既可拥立亦可罢黜国王》一诗中写道：

　　统御万民的君主

　　需得万民的拱扶

　　失民心者失天下

　　得民心者为君主

　　失去人民的支持

　　人民会将其罢黜

　　貌似多么强大

　　王位都难保住

　　莫尔的反暴政立场还可以从他早年对琉善《弑君者》的评论中推知。《弑君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公民因不堪暴君压迫，悄悄潜入城堡，图谋诛戮暴君。他遇到暴君之子，将其杀死后便丢下匕首逃匿。暴君见到儿子的尸体，绝望中捡起匕首自杀身亡。这时，弑君者便出来发表演讲，吹嘘自己的功绩并要求得到奖赏，因为暴君毕竟丧命于其匕首之下。在莫尔看来，弑君者要么应该杀掉暴君本人，要么应该谁也不杀。如果他真的杀了暴君，无疑应受赞美和奖赏;但他杀死的只是个无辜的弱者，尽管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暴君之死。莫尔认为，暴君之死乃是天意，杀人者并未付出牺牲，却想利用上帝的旨意，贪天之功，厚颜求赏，这是无耻。由此不难看出莫尔的立场：暴政应该推翻，暴君应该诛杀，但只有真正反抗暴政的人才是英雄;同时，反暴政的目标是强权，而不应该对弱者下手，更不应该殃及无辜。

　　莫尔在其未完成的历史传记《理查三世的历史》中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老奸巨猾的伪君子、独裁者、权力狂、篡位者形象：理查三世。他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不仅谴责了理查的暴政，而且还对暴戾恣睢的国王治下的政治制度深有感悟。在那里，为了夺取、巩固和维护独裁政权，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通过这部历史著作，莫尔谴责理查及其政策，把他作为暴力、霸道与横行不法的化身，这就是他所深恶痛绝并极力鞭挞的暴政、恶政。《理查三世的历史》所描绘的暴君的邪恶对公众的历史观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对英国文学语言和文学史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中便隐约可见莫尔的影子。

　　莫尔献给亨利八世的加冕长诗以对比的手法，用开明的君主政体来对比前朝的王权专横和胡作非为，其实是以曲笔道出了其人文主义政治纲领。在诗中，前国王的横征暴敛、为所欲为是写实，而对亨利八世的颂扬与期待则是虚实相间，既有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亨利八世心存幻想的一面，同时也是借题发挥，宣扬自己理想中的为贤之道。然而，后来的情况很快便让莫尔大失所望：亨利八世并非保护羊群免遭豺狼袭击的牧犬。这种失望似乎也让他对开明君主论本身产生了怀疑：

　　天下君主无数，

　　谁曾满足疆土?

　　天下多少君王，

　　谁能治国安邦?

　　或许正是怀着这种莫名的失望，莫尔才写下《乌托邦》，借主人公之口，明言各国政治实际上都是恶政，同时又暗指亨利王朝尤其弊政重重。《乌托邦》尖锐批判了专制王权的为所欲为和专横暴虐，认为在欧洲各君主国，所谓正义，要么不过是广大老百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尚行为，要么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正义：一种是老百姓的正义，它低三下四，一钱不值，为各种枷锁所困;一种是国王的正义，它好像要比老百姓的正义高尚得多，而且还要比老百姓的正义自由得多，因为只要它高兴就可以为所欲为。《乌托邦》对王权的穷兵黩武也进行了严厉谴责，认为对外奉行侵略政策是导致一个国家衰败的重要原因。莫尔指出，国王考虑的不应该是如何去攫取新的土地，而应该是如何把现有的疆域治理好;不应该用连年的征战让生灵涂炭，而应该更关心臣民的福祉，因为国王的荣誉和安全与其说要靠他的私人金库，倒不如说要靠人民的安居乐业，就像一个牧羊人一样，其职责是要把羊喂好，而不是只管自己吃饱。《乌托邦》对暴政的批判，字里行间隐含着对都铎王朝内政外交政策的谴责，尤其是它的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法律和繁重的苛捐杂税及其扩张性对外政策和战争政策。不过，此时的莫尔仍对良政的实现不能释怀，所以再次纵情于理想世界，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治理得法，组织得当，定能成为像乌托邦那样的乐土。

　　四、批判圈地运动

　　西欧各国原始积累的过程，尤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成千上万的农民从土地上被赶走，大片的农民房屋被拆毁，整个整个的村庄变成牧场，农民被迫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专制政府又颁布一系列血腥立法惩治流浪者。马克思曾把英国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称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并把这一时期的“原始积累”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

　　莫尔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圈地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这一运动以血腥、残酷的形象向世人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土之时原始积累这段血与火的历史图景。圈地运动只是当时英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典型现象，它实际上是欧洲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之初即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个缩影。在这一时期，传统封建制度在加速解体，旧贵族日渐没落，教会经济走向衰败，新贵族迅速崛起，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形成。“对于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转化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农村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在当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作为圈地运动这一原始积累的最典型形式的亲历者与旁观者，莫尔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它、思考它，并清楚地认识到“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莫尔在《乌托邦》等著作中对社会剧烈变革给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造成的苦难后果给予了高度关注，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对造成这一苦难后果的原因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乌托邦》详细描述了十六世纪的英国农业经营方式发生的非常重要变化：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在教的封建领主都已不再满足于收些传统的地租了，他们开始抛弃需要劳动力较多而收入较少的那种土地经营方式转而经营大规模的牧羊业。这就引起了大规模的针对农村居民的掠夺。被迫放弃土地的农民变得无以为生，飘泊四方。莫尔对农民所遭受的苦难痛心疾首：

　　于是，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把几千英亩土地，统统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穷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荡到不名一钱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做流浪者投入监狱，理由是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

　　莫尔在《乌托邦》中对圈地者的残酷无情痛加挞伐，认为那些贪图暴利的圈地者要对人民的贫困和苦难负责：

　　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顺温良，那么容易喂饱，可是我听说，现在却变得极其贪婪，并且极其凶猛，甚至会吃人。田地、房屋、城镇，一切的一切都被他们吃掉了。更确切地说，全国各地，凡是出产最精致贵重羊毛的地方，贵族豪绅以及一些自诩为圣人的主教，都不再满足于祖传地产上的那点儿岁租年金，也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安逸闲适的生活，觉得这种生活不仅对社会无益，甚至还是一种负担。于是他们把田地圈起来改为牧场，推倒房屋，毁掉城镇，只留下教堂做羊圈。仿佛他们的鸟囿兽园还不够大，这帮家伙还要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个角落都变成荒地。

　　《乌托邦》也叙述了手工艺人由于商人垄断羊毛所遭受的痛苦：“由于生羊毛价格急剧上涨，从事毛织业的穷人已完全无力购买羊毛，许多人因此而失业。”

　　亨利八世以宗教改革为借口，解散大批修道院，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者的行列，并把很大一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者非常便宜地卖给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农大批赶走，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在一起。法律保证贫苦农民对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所有权也被暗中取消了。也就是说，伴随宗教改革而来的是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明白这一点，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莫尔既然激烈抨击教会的腐败和教士们的昏庸、懒惰和贪婪，而何以又对亨利八世剥夺教会财产极为反感了。因为到莫尔的时代，英国的天主教会对人民的剥削程度相对于广大人民遭受的其它剥削而言已在大幅减小，而在大量农民被驱离家园的时候，天主教会的封建经营方式对依附于它的大批佃农无形中形成了一种保障，同时它的济贫功能也日益彰显。

　　大规模圈地运动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流民群体，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阶层。可是，由于手工业生产技术基础的狭窄性以及手工工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且数量太少，所以无法安置由于圈地而造成的大量游民。于是，一方面是城市无力接收大量的农村流民，另一方面农村大规模向养羊业过渡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度缩减，农村也无力养活昔日的全部农民，迫使他们陷入贫困和流浪。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绝大多数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的状态。他们大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人是为环境所迫。结果是原始积累条件下广大群众普遍贫困化的加剧。

　　都铎王朝试图通过立法的途径阻止贫困化的进一步扩大和流浪现象的迅速蔓延，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法律把流浪者看做“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这种血腥的立法亨利七世时期就已开始，到亨利八世时期进一步加剧了。

　　莫尔在指出政府残酷迫害破产农民的不道德行为时强调，这些可怜的人们被抛到大街上的忍饥挨饿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工作，但他们却被视为流浪汉，被抓捕，被鞭打，被投入牢狱，甚至被处死。莫尔指出：

　　这种处理盗窃犯的方法不仅本身不够公正，而且对社会也不利。作为一种处罚，它过于严苛，而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它又是无效的。因为小偷小摸本来就够不上死罪，而如果他们只有盗窃才能活命，否则就会饿死的话，那死刑也是不足以制止盗窃的……最好的办法不是对盗窃者施以严刑峻法，而应该是为每个人提供谋生之道，这样才不会有那么多人沦落到始而盗窃继而被处死的悲惨境地。

　　政府不应该先是纵民为盗，然后以盗窃为口实去惩罚他们，而应该用法律规定，凡破坏农庄和乡村者必须亲手予以恢复，否则就将其出让给愿意恢复的人们。禁止富人囤积居奇和垄断市场，少养活些好吃懒做的人。振兴农业和织布业，使其成为光荣的职业，把手艺传授给那些闲人，让他们从事有益的工作。因为贫穷，他们或者去盗窃，或者四处流浪，或者沦为帮闲，而无论是流浪还是帮闲，最终还是难免沦为盗匪。倘若不能够从根本上医治这些弊病，只是夸口严办盗窃犯，那都是徒劳的。这样的执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则不公平，也不会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莫尔认为，造成一方面穷困不堪而另一方面又奢侈无度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制：

　　任何地方只要财产是私有的，只要金钱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那里就不可能有公正和繁荣。除非你认为最坏的人过着最好的生活是正义，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是繁荣。其实当多数人穷苦不堪，过着凄惨的生活的时候，这些少数人也未必会有幸福感。

　　既然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的存在，那么，要消除这种不公正现象，就必须彻底废除财产私有制：

　　柏拉图……认识到，通往全社会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财富共享。在我看来，这在财产由私人占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实现的。因为倘若每个人都尽其所能把财物攫为己有，那么，不管财富多么丰裕，仍然只能是少数人富有，其余多数人贫困。这极少数富人贪婪、虚伪、懒惰，对社会毫无用处，而广大贫民却勤俭、朴实，终日辛勤劳作，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自身利益，可结果却是广大贫民百姓生活拮据，甚至穷困潦倒，而极少数富人却纸醉金迷，穷奢极欲，这哪里有公平可言呢?因此，我确信，如不彻底废除财产私有就不可能公平分配，全体人民的幸福也不可能实现。只要私有财产存在一天，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将会始终在贫穷困苦的重压下苟延残喘。当然，也可能会有其他方法缓和这种情况，但是决不可能根除。

　　莫尔在谴责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时，也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资产阶级的先祖们，即已经带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于旧的贵族绅士阵营，而另一些人则是正在崛起的“新贵”，即垄断商人和粮食、羊毛、牲畜的投机倒把分子。由于他们的贪得无厌，使得过去给英国带来昌盛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致命的灾难。他把善于投机钻营的新贵族和商人划进了剥削别人劳动的寄生虫一类，指责他们不仅搞个人欺骗，还借助于国家的法律每天都从穷人日薪中勒索出一份，并借助于法律占有并保护他们用形形色色的欺诈伎俩攫取的财富。金钱拜物教是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莫尔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初露端倪的社会现象，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事情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一个不知廉耻为何物、头脑比傻瓜聪明不了多少的蠢货，只因为手中握有大量的金币，就可以奴役许多聪明和善良的人们。

　　但是，倘若情况发生变化，

　　这些金币从主人的手里转到他家仆人中一个最受歧视的懒汉手中，这时主人竟然会像金钱的附属品一样反过来去侍候自己的奴隶。

　　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莫尔对圈地运动所代表的剧烈社会变革方式及其后果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悲惨遭遇怀有深深的同情。“羊吃人”便是莫尔对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既真实又形象的概括，是对原始积累所造成的罪恶的第一声控诉。莫尔的这一概括，因其简洁明快而又鞭辟入里，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先祖们血腥发迹史的不朽名言。

　　五、批判国王任性

　　莫尔在《乌托邦》中曾表达了一种积极入世的看法：纵然不能根除成见，消除积弊，也断不可只为了洁身自好而弃国家于不顾。就像在暴风骤雨之中行船，你不能因为控制不了风向就弃船而去。也就是说，即使无法使事情变得更好，至少应当竭力阻止它变得更糟。于是，当英王亨利八世主动向其伸出橄榄枝时，莫尔便决定为王室效命，希望一展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

　　然而，莫尔很快便发现，现实的英格兰决不是他梦中的乌托邦，他寄予厚望的年轻国王更不是他心目中的哲学王。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尽自己之力能够影响国王的决策，帮助他实行善治。但这也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莫尔只能再退一步，即践行他所主张的“即使无法使事情变得更好，至少应当竭力阻止它变得更糟”的信条，尽职尽责，在自己职责许可的范围内倾力而为。

　　当亨利八世以婚姻问题为借口推行宗教改革并同罗马教庭分离时，他坚持要官居高位、享誉国内外的莫尔臣服，除了自己的刚愎自用，不允许自己的权威受到任何挑战之外，更重要的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希望借驯服莫尔来消弥各方面的反对声浪。在国王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莫尔只剩下最后的底线——良心的自由了。但在莫尔看来，信仰问题远比生死问题要大得多。最后的底线一旦失守，倘若不愿意匍匐于暴君的淫威之下，那就只有最后一条路——死亡了，即以自己的头颅去守护灵魂的圣洁。

　　因此，无论是国王本人的暗示甚至明示，还是国王说客的伶牙俐齿，还是好友乃至亲人的劝说和哀求，莫尔只承诺忠心为国王服务，但对最为关键的国王婚姻一事却始终保持沉默，哪怕最后被关进伦敦塔。

　　沉默，也是一种态度。莫尔其实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对国王任性行为的批判立场。对此，博弈的双方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但是，在王权面前，伦敦塔也已没有了莫尔的栖身之地。他最终被指控犯有叛逆罪而被处于极刑。就在法官准备宣读判决之时，已经退无可退的莫尔罕见地慷慨陈词，对此前一直三缄其口的新法令，坦白地道出了他的看法：

　　既然你们一定要判我死罪，那我也就无所顾忌了。现在我就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们我对新法律以及你们对我的控告的看法。你们所依据的议会法案，同上帝及教会的法律是完全相背的。任何世俗的君主都不能够用立法的方式窃取教会的权力，哪怕只是部分的权力。当初，我们的主降临尘世，已经把精神世界的治权赐给了彼得和他的继承人，即罗马教廷。因此，罗马教廷的权力，是上帝恩赐的特权。议会的立法对基督徒并无约束力……我们只是基督世界的一员，只是它的一小部分。正如伦敦市的立法不能违反英国议会的立法一样，我们议会的立法也不能违反普世教会的律令。

　　不仅如此，他还谴责新法律同大宪章相牴牾，并批评国王本人早已把自己当初的加冕誓言抛到了九霄云外，之前他可是信誓旦旦地声言要保护教会的自由的。莫尔坚定地表示：

　　哪怕这里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坚信，在其他基督教国家仍会有许多博学的主教和正直之士是我的同道。我同样坚信，那些仙逝的人(其中很多人已成为天国的圣徒)倘若能够活到现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会跟我站在一起。所以，我不能昧着良心，为了一个国家的议会而同整个基督王国的议会相对抗。

　　对于莫尔的慷慨赴死，许多人始终不明白：不就是国王的一桩婚事儿吗?干嘛这么较真，低低头便是海阔天空，其实亨利八世所要的也不过是莫尔的一句赞同的话。但在莫尔，信仰不是用来讨价的，信念是不可以动摇的，底线是不能失守的，原则是不可以触碰的。正如莫尔的传记作者、曾任牛津大学贝里奥尔学院院长的安东尼•肯尼所说，不管一个人信仰如何，更重要的是要明白：

　　莫尔是始终如一的，《乌托邦》的理想与莫尔最终的坚贞是一致的……今天的许多人都已经经历了莫尔所誓死反对的东西，那就是用恐吓和暴力方式强迫别人去接受一种新理念。不管其动机和结果如何，这种行为本身都是可憎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欣赏莫尔这类人的宁死不屈的勇气。

　　钱伯斯也同样指出，从《乌托邦》所表达的思想，到他受审时所说的话，莫尔的理想是一贯的。莫尔与亨利八世的分歧，说到底不是信仰的分歧：莫尔是为信仰而死的，而亨利八世杀害莫尔却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一个专制暴君的私欲。莫尔与路德教信徒廷德尔之间才是信仰之争，他们也都是为信仰而死的。在这里，

　　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天主教与新教，而在于新教徒、天主教徒与亨利的工具如克兰默和里奇之流的区别。天主教与浸礼会教徒比起这些人来在信仰方面其实倒是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而克兰默、里奇之徒的“信仰”只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国王的愤怒就是臣民的死亡”。用《乌托邦》里的话说就是：这是只知服从权势的人和持有乌托邦公民必备信念的人之间的区别。这一信念是远远超越于当权者所规定的是非标准之上的。

　　刘易斯(C. S. Lewis)对莫尔人格魄力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我们中最好的人在莫尔面前都要向其脱帽致敬。”

　　六、批判视野下的守护与建构

　　生活中的莫尔并非铁面无情、刻板冷酷之人。无论是《大英百科全书》的工笔白描，还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文学速写，莫尔都是充满睿智的学者、无私无畏的议员、公正廉明的法官，是生活简朴、待人以诚、幽默诙谐的正人君子，是心地善良、正直爽朗、富有同情心的“穷人的好朋友”。正因为如此，虽然莫尔对底层群众的暴力反抗行为很不以为然，但在参与骚乱的民众将要被处死的时候，他却挺身而出为他们向国王求情。同样，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虽然莫尔在理论上不认同异端行为，并同异端教派进行了激烈的、不调和的论战，甚至声称他作为大法官的职责就是要像医生为拯救整个身体而采取割除恶性肿瘤的办法一样把异教徒从社会中清除出去，但他同在其任职期间所发生的对宗教改革运动支持者的镇压并没有太多联系。不仅如此，在直接面对具体的异端事件和异端分子时，他也是相当宽容的。莫尔以其身体力行表明了他的宗教宽容与不宽容的界限何在：“对于异教徒，我憎恶的是他们的错误见解，而不是他们个人;我希望消除他们的错误见解，但他们的人身要受到保护。”

　　莫尔对现实世界所进行的无情批判决不是为了个人私欲，而是源于一个充满人文情愫的思想家强烈的现实关怀。莫尔的时代，中世纪行将就木，圈地运动大潮乍起，社会面临急剧转型。面对教会的腐败和修道院的没落，面对王权的专横与暴虐，面对大规模剥夺农民和劳动者贫困化的急风暴雨，深受人文主义思潮浸染的莫尔，批判天主教会，批判路德新教，批判专制暴政，批判圈地运动，批判财产私有……批判他眼中一切的污浊与黑暗。批判源于守护。他所要守护的是宗教的圣洁，是基督世界的秩序，是政治的清明，是社会的安宁，是自由、民主和法治，是平等、公正与和谐。

　　莫尔心中那一方净土，便是他潜心构筑的乌托邦。列宁说过，“‘为别人而工作’这一事实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由于私有财产的出现，剥削和压迫现象的出现，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人类由此也开始了漫长的逐梦和筑梦的时代，无论是古代中国人的“大同”和“桃花源”，还是古代西方社会的“理想国”和“千年天国”，都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自身所处现实的不满和抗议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莫尔的乌托邦不过是人类古老梦想的近代化。他在吸收古代思想元素的基础上，借助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现实素材和时尚的文学表现手法，找到了批判现实社会，擘画理想蓝图的新形式。借助于乌托邦这一思想形式，莫尔成功地表达了对自身所处时代不公正现实的抗议和批判。

　　在莫尔所构筑的乌托邦里，不再有财产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不再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不再有阶级的压迫和奴役，不再有残酷的竞争，不再有尔虞我诈，不再有贪婪、争讼、掠夺等一切社会罪恶。在那里，人人都参加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需要分配; 劳动不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的一种本能和需要。乌托邦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以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乌托邦的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乌托邦强调科学、文化的重要性，重视培养人的各方面技能以及人的优良品德。乌托邦消灭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在乌托邦，人人都是与旧世界的人完全不同的新人，人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他们拥有新思想、新道德、新习惯、新语言和新的行为方式，人人都能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康乐。乌托邦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和谐美好的新社会，这里不仅有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和谐和睦的家庭关系、和谐美满的两性关系、和谐平等的城乡关系，而且还有和谐完善的天人关系。

　　当然，莫尔内心深处的这片净土，不过是他对即将逝去的旧世纪的理想化了的幻景的一丝留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坦言，莫尔与其说是新时代的第一人，勿宁说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人。历史地看，莫尔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第一人抑或最后一人”的矛盾现象决不是孤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那些身处历史漩涡中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往往都既面向过去又指向未来的，从而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巨大的遐想空间。

　　建构本身也是一种批判。乌托邦自莫尔笔下诞生之日起，就代表着一种人文情怀，一种对现实的批判，一种对社会危机的回应，一种对社会不公正的持续关注，一种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一种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五百多年来，乌托邦思想在各式各样乌托邦的不断建构与解构的循环中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升华和拓展。历史发展到今天，乌托邦思想所承载的内涵已极其庞杂，但它批判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实质却是始终如一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乌托邦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话语。在当今这个人类苦苦寻找精神家园的时代，尤其需要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精神的回归。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倘若整个世界地图上没有一块乌托邦的话，那它就不值得一瞥，因为它没有给人性留下一块栖身之地。

　　立足于毁灭的批判是没有价值的，惟有建设才有将来。批判，守护，建构，既是思想者的天职，也是思想者的宿命，三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理应是三位一体的同一进程。莫尔一生积极践行并最终以身相殉的，惟此而已。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原题《批判与守护：托马斯•莫尔人文主义思想一瞥——纪念托马斯•莫尔诞辰5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