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默&马克萨德：伊朗战争是特朗普后果最严重的外交政策错误吗

　　6月14日，特朗普总统宣布伊朗战争结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消息让世界各国松了一口气。达成谈判解决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其可能的条款远未达到华盛顿原本希望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经过近四个月的战斗，对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力量以及对中东各地代理人支持的担忧基本仍未解决。特朗普试图改变的政权依然屹立不倒，而且现在可能还会因恢复海峡自由通航(战争前该海峡本就开放)而获得一定经济缓解。伊朗虽在冲突中遭受重创，但战略地位反而更强，其政权及其威胁地区的能力完好无损。在经历了数月破坏和全球经济动荡之后，这一结果是特朗普两个任期内最大的外交政策失败。而这一失败的后果将在战争结束后长期持续，使美国在中东日益严峻的战略挑战变得更加难以应对。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支撑起了一个地区秩序：在这一秩序中，海湾国家依赖华盛顿提供安全保障，制裁和军事威慑遏制了伊朗的侵略行为，阿拉伯-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在缓慢推进。这一安排保持了石油流动的稳定，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影响，并使华盛顿成为地区稳定的不可或缺的调解者。当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攻击时，这一现状已经开始瓦解，而战争加速了其崩溃。

　　对许多中东国家而言，这场战争结局的问题不仅在于美国未能对伊朗取得决定性胜利，还在于整个冲突期间美国的表现反复无常、难以预测。这损害了各国对华盛顿作为中东稳定唯一担保者角色的信心。随着华盛顿信誉的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伙伴们开始组建新的联盟，以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中东国家正在凝聚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是亚伯拉罕联盟，以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核心，与美国紧密结盟，有时在军事、经济和能源问题上还包括希腊和印度。这一集团的根源可追溯到2020年，当时以色列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促成的《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与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和阿联酋走到一起，主要基于双方对伊朗威胁的共同认知，但也源于它们各自与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在技术、贸易和投资领域不断深化的商业联系。

　　另一方是伊斯兰联盟，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等逊尼派大国为核心，埃及也日益加入其中。这些地区中等强国仍依赖华盛顿提供安全保障，但它们因感受到来自伊朗和以色列的双重威胁而更加紧密靠拢——以色列在加沙、西岸、叙利亚、黎巴嫩和非洲之角等地向境外投射力量。

　　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推进，进一步让两个阵营的国家确信，它们对华盛顿的深度依赖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必须发展更大的本土自主权。一位高级官员对我们中的一人解释道：“华盛顿一个电话就下达指令、我们赶紧照办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再想当美国的卫星国……我们是伙伴，即便是次要伙伴。”

　　与此同时，一些外部大国正在利用这一转变，在战后中东寻求发挥更大作用，而无需承担以往的领导责任。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有抱负的中等强国也在做类似的事。停火并不标志着中东冲突与地区分裂这一章的结束;相反，它正在推动地缘政治沿着新的断层线进行重新排列。这一动态超越了地区范围：从东亚到欧洲再到拉丁美洲，大多数政府都对华盛顿的可靠性得出了类似结论，越来越将替代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贸易和外交安排视为战略必需，而非奢侈品。中东的重新排列因此成为美国全球伙伴关系的预兆。

　　火中之铁

　　当伊朗于2月开始打击中东各地的军事和民用目标时，许多人预期海湾阿拉伯国家会团结起来对抗共同敌人。然而，战争只是扩大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之间早已不断扩大的分歧——这两个海湾最大经济体和事实上的领导者。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曾密切合作。他们各自在本国巩固了近乎绝对的权威，并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国家转型计划。但随着两位领导人制定不同的经济战略、产生竞争利益，并在苏丹和也门内战中支持对立各方，他们的关系逐渐冷却。

　　2025年晚些时候，这种裂痕变得更加明显。那年9月，以色列在卡塔尔发动军事打击，造成一名卡塔尔安全部队成员和五名哈马斯谈判小组成员死亡——后者当时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战争的提议。这是以色列首次打击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海湾合作委员会是一个由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组成的政治经济集团。而华盛顿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对利雅得而言，这次袭击表明，以色列和伊朗一样，可能成为地区大国无法依靠美国遏制的破坏性力量。

　　不到两周后，沙特阿拉伯与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巴基斯坦是核大国，也是以色列的对手，条约规定“对任何一国的侵略都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此后，巴基斯坦向沙特阿拉伯部署了1.3万名部队和一个战斗机中队。据1月下旬的报道，沙特阿拉伯还在考虑与土耳其签署类似防御协议，并与埃及和索马里举行会谈，以组建军事联盟，对抗阿联酋和以色列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结果是，沙特阿拉伯正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地区联盟的核心，而这个联盟并非由华盛顿建立，也无法被其完全控制。

　　阿联酋从战争中吸取了截然不同的教训。利雅得将以色列的单边军事行动视为需要地区制衡的威胁，而阿布扎比则认为以色列是该地区最有能力和最可靠的安全伙伴。当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开始落入阿联酋境内时，以色列未经请求就提供了防空援助。埃及尽管多年来得到阿联酋的支持，却未能立即提供帮助，只是在阿联酋数周批评后才部署战斗机。因此，阿布扎比深化了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国防与情报合作，扩大了《亚伯拉罕协议》巩固的经济联系，并将自己定位为新兴地区秩序中亲以色列阵营的支柱。

　　这些结盟并非僵化不变。埃及、希腊和以色列继续作为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成员在能源问题上开展合作，该论坛成立于2019年。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同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继续就遏制伊朗进行磋商。但更大的趋势在战争前就已经清晰：地区主要大国正在围绕对其国家安全最重要的议题——以色列和伊朗——汇聚成对立的阵营。

　　墙上的字

　　伊朗战争确实提供了一些共同点。两个联盟都同意，德黑兰是一个必须加以遏制的威胁，并认为战争在这方面是战略挫败。总体而言，双方也都认为特朗普背叛了它们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因为他允许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主导进攻，而以色列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引发了伊朗对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反击。两个联盟还一致认为，美国过于狭隘地专注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关闭伊朗核档案，而对德黑兰数千架无人机、幸存的导弹力量以及在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支持强大民兵力量的问题关注太少。

　　然而，战争的结束凸显了两个联盟最深刻的分歧：一旦达成协议，如何应对伊朗挑战。沙特阿拉伯及其联盟伙伴希望利用它们的集体影响力和更紧密的协调，来平衡、威慑伊斯兰共和国，甚至可能与其达成和解。相比之下，亚伯拉罕联盟则将伊朗政权视为永久的、不可调和的威胁，必须予以对抗。阿布扎比没有加入沙特主导的针对伊朗施加影响的努力，而是加强积累硬实力，并深化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国防联系。简而言之，对立政策分别是遏制与持续对抗。

　　两个联盟在以色列在中东的作用上也存在分歧。阿联酋日益将以色列视为新兴中东秩序的核心，以及战后自身安全的关键，而伊斯兰联盟则越来越因希望制衡其成员眼中不受约束的以色列力量而团结起来。自2月28日伊朗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扩大了在黎巴嫩、巴勒斯坦领土和叙利亚的占领。在黎巴嫩，以色列倾向于对真主党发动军事行动，并向贝鲁特施压以消除该民兵的战略武器，而利雅得则倾向于更渐进的方式，仍可能包括与德黑兰对话。在叙利亚，以色列似乎更喜欢一个虚弱、分裂的国家;而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则寻求在艾哈迈德·沙拉领导的伊斯兰政府下稳定并重建国家。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继续强烈共鸣。对加沙战争和西岸暴力的愤怒并未消退，这缩小了阿拉伯政府与以色列合作的政治空间。由于内塔尼亚胡治下缺乏任何可信的巴勒斯坦自决路径，沙特阿拉伯搁置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转而加强与同为逊尼派中等强国的合作，并与伊朗达成不安的缓和。

　　这一裂痕超越了安全领域，因为两个联盟对中东未来的愿景不同，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与石油竞争的背景下。5月初，阿布扎比退出了由沙特主导的石油生产国联盟欧佩克。阿联酋已是中东经济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拥有强大的金融、房地产、旅游、物流和技术产业。通过退出欧佩克，它得以在当前需求和价格仍相对较高的时期出口更多石油，并将收益用于长期押注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

　　沙特阿拉伯将因这一发展而受损。阿联酋是欧佩克第三大生产国，其退出意味着全球石油产量可能受到的约束减少，从而压低油价。这一趋势将破坏利雅得经济转型所依赖的财政计算。沙特阿拉伯一直试图在经济上赶上阿联酋。其“2030愿景”计划旨在实现经济现代化并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已取得进展，但距离许多目标仍相去甚远，包括到2030年每年吸引10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目标。(利雅得2025年仅吸引了354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而阿联酋则吸引了456亿美元。)

　　阿布扎比还可能减少或终止在其他沙特主导机构中的参与，包括阿拉伯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甚至海湾合作委员会，进一步削弱曾经让利雅得在阿拉伯世界投射领导力的制度架构。已有迹象表明，海湾合作委员会正沿着亚伯拉罕联盟和伊斯兰联盟的路线分裂，科威特和卡塔尔更接近沙特阿拉伯，巴林则倾向于阿联酋。(阿曼已成为与德黑兰密切协调的局外者。)结果是地区主要多边机构出现日益严重的僵局，这些机构需要达成共识协议。

　　一切都是相对的

　　这场战争带来的更广泛教训是，中东正更深地进入“G-Zero”世界，即没有任何单一大国既愿意又有能力保障秩序。美国仍是该地区的主要安全行为体，但当地对华盛顿的信心已减弱。地区国家现在更公开地对冲风险、多元化伙伴关系，并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权。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也开始发挥事实上的制衡作用，而以色列和阿联酋则深化了与华盛顿及彼此的国防和经济联系。

　　这一转变使某些外部大国成为主要受益者。它们的优势在于显得相对可预测、较少受意识形态驱动，且政策波动较小。这些大国在中东没有明显敌对方，也无意承担地区安全担保者的全部军事负担。在一个对外部政策波动持警惕的碎片化地区，它们可以通过外交、贸易、基础设施、技术和调解等方式扩大自身影响力。

　　美伊停火可能为这些外部大国提供了塑造战后地区秩序的显著机会。尽管海湾和地区国家正在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国防联系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它们也在拓展更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合作。这些大国可被视为适合与地区新分歧双方打交道的外部力量。

　　鉴于伊朗即使在协议最终达成后仍可能对邻国构成威胁，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伊斯兰联盟国家正在寻找调节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据一些外交官透露，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一项想法是，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与伊朗之间达成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仿效20世纪70年代缓和欧洲冷战紧张局势的赫尔辛基进程。某些外部大国凭借与地区国家的关系、相对中立的立场以及以往的调解角色，有条件参与此类安排。此类条约的前景尚不确定，但似乎强于特朗普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努力。它可能标志着中东外交的某种再平衡，并可能波及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的代理人冲突。与此同时，虽然亚伯拉罕联盟国家很可能继续更坚定地留在美国的安全领域，但它们也可能扩大与其他大国的贸易、物流、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

　　只是开始

　　这场战争最可能的结果是一个更加两极化和碎片化的中东，现有多边机构削弱，对立联盟固化，外部大国争夺影响力。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在内的多方力量将进一步扩大其经济和外交作用，同时避免霸权领导的成本。这一趋势不太可能局限于中东。

　　世界各国政府已经在基于共同判断采取行动：美国不再可靠，减少对华盛顿的长期依赖已成为战略当务之急。欧洲正在通过提高国防开支、建立初步的欧洲指挥结构以及更多采购非美国武器来走向自主——这削弱了华盛顿对欧洲外交政策的杠杆作用，并对北约集体防御所依赖的互操作性造成压力。在亚洲，日本放宽了战后对武器出口的限制，韩国正在探索主权核能力——这些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发展，标志着支撑美国在亚洲联盟架构70多年的延伸威慑保障正在削弱。在拉丁美洲，各国更注重发展欧盟和区域内贸易协议，而非以美国为中心的框架。各地区的步伐和制度深度各不相同，但前进方向一致。

　　与中东一样，外部大国无需承担取代美国的全部负担就能利用这些转变。在亚洲，其在相关产业领域的地位使其成为主要能源进口国的商业伙伴，无论这些国家与华盛顿的安全联系如何。影响力往往流向最有能力塑造替代秩序的力量。

　　伊朗战争不仅重塑了中东。它加速了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次大陆的权力再分配，削弱了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并为竞争者开辟了新空间。如果说中东是第一个明确进入G-Zero世界的地区，那么它不会是最后一个。

　　作者简介：伊恩·布雷默是欧亚集团总裁兼创始人。菲拉斯·马克萨德是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事务总经理。

　　6月14日，特朗普总统宣布伊朗战争结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消息让世界各国松了一口气。达成谈判解决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其可能的条款远未达到华盛顿原本希望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经过近四个月的战斗，对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力量以及对中东各地代理人支持的担忧基本仍未解决。特朗普试图改变的政权依然屹立不倒，而且现在可能还会因恢复海峡自由通航(战争前该海峡本就开放)而获得一定经济缓解。伊朗虽在冲突中遭受重创，但战略地位反而更强，其政权及其威胁地区的能力完好无损。在经历了数月破坏和全球经济动荡之后，这一结果是特朗普两个任期内最大的外交政策失败。而这一失败的后果将在战争结束后长期持续，使美国在中东日益严峻的战略挑战变得更加难以应对。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支撑起了一个地区秩序：在这一秩序中，海湾国家依赖华盛顿提供安全保障，制裁和军事威慑遏制了伊朗的侵略行为，阿拉伯-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在缓慢推进。这一安排保持了石油流动的稳定，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影响，并使华盛顿成为地区稳定的不可或缺的调解者。当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攻击时，这一现状已经开始瓦解，而战争加速了其崩溃。

　　对许多中东国家而言，这场战争结局的问题不仅在于美国未能对伊朗取得决定性胜利，还在于整个冲突期间美国的表现反复无常、难以预测。这损害了各国对华盛顿作为中东稳定唯一担保者角色的信心。随着华盛顿信誉的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伙伴们开始组建新的联盟，以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中东国家正在凝聚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是亚伯拉罕联盟，以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核心，与美国紧密结盟，有时在军事、经济和能源问题上还包括希腊和印度。这一集团的根源可追溯到2020年，当时以色列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促成的《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下，与阿联酋、巴林和摩洛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和阿联酋走到一起，主要基于双方对伊朗威胁的共同认知，但也源于它们各自与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在技术、贸易和投资领域不断深化的商业联系。

　　另一方是伊斯兰联盟，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等逊尼派大国为核心，埃及也日益加入其中。这些地区中等强国仍依赖华盛顿提供安全保障，但它们因感受到来自伊朗和以色列的双重威胁而更加紧密靠拢——以色列在加沙、西岸、叙利亚、黎巴嫩和非洲之角等地向境外投射力量。

　　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推进，进一步让两个阵营的国家确信，它们对华盛顿的深度依赖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必须发展更大的本土自主权。一位高级官员对我们中的一人解释道：“华盛顿一个电话就下达指令、我们赶紧照办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再想当美国的卫星国……我们是伙伴，即便是次要伙伴。”

　　与此同时，一些外部大国正在利用这一转变，在战后中东寻求发挥更大作用，而无需承担以往的领导责任。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有抱负的中等强国也在做类似的事。停火并不标志着中东冲突与地区分裂这一章的结束;相反，它正在推动地缘政治沿着新的断层线进行重新排列。这一动态超越了地区范围：从东亚到欧洲再到拉丁美洲，大多数政府都对华盛顿的可靠性得出了类似结论，越来越将替代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贸易和外交安排视为战略必需，而非奢侈品。中东的重新排列因此成为美国全球伙伴关系的预兆。

　　火中之铁

　　当伊朗于2月开始打击中东各地的军事和民用目标时，许多人预期海湾阿拉伯国家会团结起来对抗共同敌人。然而，战争只是扩大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之间早已不断扩大的分歧——这两个海湾最大经济体和事实上的领导者。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曾密切合作。他们各自在本国巩固了近乎绝对的权威，并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国家转型计划。但随着两位领导人制定不同的经济战略、产生竞争利益，并在苏丹和也门内战中支持对立各方，他们的关系逐渐冷却。

　　2025年晚些时候，这种裂痕变得更加明显。那年9月，以色列在卡塔尔发动军事打击，造成一名卡塔尔安全部队成员和五名哈马斯谈判小组成员死亡——后者当时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战争的提议。这是以色列首次打击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海湾合作委员会是一个由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组成的政治经济集团。而华盛顿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对利雅得而言，这次袭击表明，以色列和伊朗一样，可能成为地区大国无法依靠美国遏制的破坏性力量。

　　不到两周后，沙特阿拉伯与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巴基斯坦是核大国，也是以色列的对手，条约规定“对任何一国的侵略都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此后，巴基斯坦向沙特阿拉伯部署了1.3万名部队和一个战斗机中队。据1月下旬的报道，沙特阿拉伯还在考虑与土耳其签署类似防御协议，并与埃及和索马里举行会谈，以组建军事联盟，对抗阿联酋和以色列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结果是，沙特阿拉伯正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地区联盟的核心，而这个联盟并非由华盛顿建立，也无法被其完全控制。

　　阿联酋从战争中吸取了截然不同的教训。利雅得将以色列的单边军事行动视为需要地区制衡的威胁，而阿布扎比则认为以色列是该地区最有能力和最可靠的安全伙伴。当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开始落入阿联酋境内时，以色列未经请求就提供了防空援助。埃及尽管多年来得到阿联酋的支持，却未能立即提供帮助，只是在阿联酋数周批评后才部署战斗机。因此，阿布扎比深化了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国防与情报合作，扩大了《亚伯拉罕协议》巩固的经济联系，并将自己定位为新兴地区秩序中亲以色列阵营的支柱。

　　这些结盟并非僵化不变。埃及、希腊和以色列继续作为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成员在能源问题上开展合作，该论坛成立于2019年。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同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继续就遏制伊朗进行磋商。但更大的趋势在战争前就已经清晰：地区主要大国正在围绕对其国家安全最重要的议题——以色列和伊朗——汇聚成对立的阵营。

　　墙上的字

　　伊朗战争确实提供了一些共同点。两个联盟都同意，德黑兰是一个必须加以遏制的威胁，并认为战争在这方面是战略挫败。总体而言，双方也都认为特朗普背叛了它们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因为他允许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主导进攻，而以色列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引发了伊朗对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反击。两个联盟还一致认为，美国过于狭隘地专注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关闭伊朗核档案，而对德黑兰数千架无人机、幸存的导弹力量以及在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支持强大民兵力量的问题关注太少。

　　然而，战争的结束凸显了两个联盟最深刻的分歧：一旦达成协议，如何应对伊朗挑战。沙特阿拉伯及其联盟伙伴希望利用它们的集体影响力和更紧密的协调，来平衡、威慑伊斯兰共和国，甚至可能与其达成和解。相比之下，亚伯拉罕联盟则将伊朗政权视为永久的、不可调和的威胁，必须予以对抗。阿布扎比没有加入沙特主导的针对伊朗施加影响的努力，而是加强积累硬实力，并深化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国防联系。简而言之，对立政策分别是遏制与持续对抗。

　　两个联盟在以色列在中东的作用上也存在分歧。阿联酋日益将以色列视为新兴中东秩序的核心，以及战后自身安全的关键，而伊斯兰联盟则越来越因希望制衡其成员眼中不受约束的以色列力量而团结起来。自2月28日伊朗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扩大了在黎巴嫩、巴勒斯坦领土和叙利亚的占领。在黎巴嫩，以色列倾向于对真主党发动军事行动，并向贝鲁特施压以消除该民兵的战略武器，而利雅得则倾向于更渐进的方式，仍可能包括与德黑兰对话。在叙利亚，以色列似乎更喜欢一个虚弱、分裂的国家;而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则寻求在艾哈迈德·沙拉领导的伊斯兰政府下稳定并重建国家。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继续强烈共鸣。对加沙战争和西岸暴力的愤怒并未消退，这缩小了阿拉伯政府与以色列合作的政治空间。由于内塔尼亚胡治下缺乏任何可信的巴勒斯坦自决路径，沙特阿拉伯搁置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转而加强与同为逊尼派中等强国的合作，并与伊朗达成不安的缓和。

　　这一裂痕超越了安全领域，因为两个联盟对中东未来的愿景不同，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与石油竞争的背景下。5月初，阿布扎比退出了由沙特主导的石油生产国联盟欧佩克。阿联酋已是中东经济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拥有强大的金融、房地产、旅游、物流和技术产业。通过退出欧佩克，它得以在当前需求和价格仍相对较高的时期出口更多石油，并将收益用于长期押注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

　　沙特阿拉伯将因这一发展而受损。阿联酋是欧佩克第三大生产国，其退出意味着全球石油产量可能受到的约束减少，从而压低油价。这一趋势将破坏利雅得经济转型所依赖的财政计算。沙特阿拉伯一直试图在经济上赶上阿联酋。其“2030愿景”计划旨在实现经济现代化并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已取得进展，但距离许多目标仍相去甚远，包括到2030年每年吸引10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的目标。(利雅得2025年仅吸引了354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而阿联酋则吸引了456亿美元。)

　　阿布扎比还可能减少或终止在其他沙特主导机构中的参与，包括阿拉伯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甚至海湾合作委员会，进一步削弱曾经让利雅得在阿拉伯世界投射领导力的制度架构。已有迹象表明，海湾合作委员会正沿着亚伯拉罕联盟和伊斯兰联盟的路线分裂，科威特和卡塔尔更接近沙特阿拉伯，巴林则倾向于阿联酋。(阿曼已成为与德黑兰密切协调的局外者。)结果是地区主要多边机构出现日益严重的僵局，这些机构需要达成共识协议。

　　一切都是相对的

　　这场战争带来的更广泛教训是，中东正更深地进入“G-Zero”世界，即没有任何单一大国既愿意又有能力保障秩序。美国仍是该地区的主要安全行为体，但当地对华盛顿的信心已减弱。地区国家现在更公开地对冲风险、多元化伙伴关系，并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权。埃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也开始发挥事实上的制衡作用，而以色列和阿联酋则深化了与华盛顿及彼此的国防和经济联系。

　　这一转变使某些外部大国成为主要受益者。它们的优势在于显得相对可预测、较少受意识形态驱动，且政策波动较小。这些大国在中东没有明显敌对方，也无意承担地区安全担保者的全部军事负担。在一个对外部政策波动持警惕的碎片化地区，它们可以通过外交、贸易、基础设施、技术和调解等方式扩大自身影响力。

　　美伊停火可能为这些外部大国提供了塑造战后地区秩序的显著机会。尽管海湾和地区国家正在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国防联系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它们也在拓展更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合作。这些大国可被视为适合与地区新分歧双方打交道的外部力量。

　　鉴于伊朗即使在协议最终达成后仍可能对邻国构成威胁，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伊斯兰联盟国家正在寻找调节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据一些外交官透露，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一项想法是，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与伊朗之间达成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仿效20世纪70年代缓和欧洲冷战紧张局势的赫尔辛基进程。某些外部大国凭借与地区国家的关系、相对中立的立场以及以往的调解角色，有条件参与此类安排。此类条约的前景尚不确定，但似乎强于特朗普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努力。它可能标志着中东外交的某种再平衡，并可能波及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的代理人冲突。与此同时，虽然亚伯拉罕联盟国家很可能继续更坚定地留在美国的安全领域，但它们也可能扩大与其他大国的贸易、物流、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

　　只是开始

　　这场战争最可能的结果是一个更加两极化和碎片化的中东，现有多边机构削弱，对立联盟固化，外部大国争夺影响力。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在内的多方力量将进一步扩大其经济和外交作用，同时避免霸权领导的成本。这一趋势不太可能局限于中东。

　　世界各国政府已经在基于共同判断采取行动：美国不再可靠，减少对华盛顿的长期依赖已成为战略当务之急。欧洲正在通过提高国防开支、建立初步的欧洲指挥结构以及更多采购非美国武器来走向自主——这削弱了华盛顿对欧洲外交政策的杠杆作用，并对北约集体防御所依赖的互操作性造成压力。在亚洲，日本放宽了战后对武器出口的限制，韩国正在探索主权核能力——这些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发展，标志着支撑美国在亚洲联盟架构70多年的延伸威慑保障正在削弱。在拉丁美洲，各国更注重发展欧盟和区域内贸易协议，而非以美国为中心的框架。各地区的步伐和制度深度各不相同，但前进方向一致。

　　与中东一样，外部大国无需承担取代美国的全部负担就能利用这些转变。在亚洲，其在相关产业领域的地位使其成为主要能源进口国的商业伙伴，无论这些国家与华盛顿的安全联系如何。影响力往往流向最有能力塑造替代秩序的力量。

　　伊朗战争不仅重塑了中东。它加速了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次大陆的权力再分配，削弱了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并为竞争者开辟了新空间。如果说中东是第一个明确进入G-Zero世界的地区，那么它不会是最后一个。

　　作者简介：伊恩·布雷默是欧亚集团总裁兼创始人。菲拉斯·马克萨德是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事务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