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丨战后赔偿：美苏对德占领政策中的合作与冲突

　　二 美苏对德索赔计划的协调(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

　　波茨坦会议刚刚结束，苏联便开始行动了。8月5日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联合赔偿委员会下一步工作的提纲，并希望在两天后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提纲主要内容包括：在柏林设赔偿委员会下属机构，与那里的盟国管制委员会(CC)协调工作;柏林委员会最迫切和重要的任务，就是制定西部地区的没收计划，特别是交付苏联的物资，并组织实施;制定德国的“生活水平限度”，原则是不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平。同一天，迈斯基还提交了苏联对波茨坦会议赔偿问题决议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对于苏联在战争中巨大的直接物质损失，波茨坦决议“显然只能在很小程度上给与补偿”，“毫无疑问，苏联有权获得尽可能多的赔偿”。苏联政府希望与英美政府达成协议，以某种形式增加给苏联的赔偿。随后，为了制造舆论，推动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工作，根据迈斯基的建议，9月13日《真理报》发表了国家特别委员会关于确定和调查苏联在战争中重大损失的报告。这个报告立即被刊登在苏占区的所有报纸上。

　　然而，赔偿委员会的工作还未展开，便遇到了搬迁“风波”。8月1日赔偿协定刚刚签字，贝尔纳斯国务卿就致函莫洛托夫，鉴于从西部地区向苏联提供赔偿物资的任务必须与盟国管制委员会合作完成，他提议美苏共同提出在柏林召集联合赔偿委员会会议。莫洛托夫似乎看出了美国的用意，他谨慎地回复，原则上同意美国的看法，但强调莫斯科必须是联合赔偿委员会的永久所在地。波茨坦会议闭幕后，波利又向迈斯基提出有必要将赔偿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柏林，并坚持8月2日要在柏林召开指导委员会会议。迈斯基答应请示后再回复。8月5日波利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实际上已开始把委员会的美国专家召集到柏林去。迈斯基认为纯粹消极抵制的办法不可取，既然赔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英美占领区的赔偿计划，委员会当然搬迁到柏林更便于工作，而且苏联的反对也无法制止英美代表团主要人员离开莫斯科。于是，他向莫洛托夫建议提出一个折中办法，即在柏林设立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分会。

　　美国人主张赔偿委员会搬迁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盟国管制委员会接手主持赔偿工作，正如波利对克莱所言：“联合赔偿委员会的主要责任已经解除”，以后可以让在柏林的管制委员会和占领区指挥官处理赔偿问题。这也是国务院的意思。从工作角度讲，美国人的建议不无道理，迈斯基对此也表示理解。但是，赔偿委员会设在莫斯科自然赋予苏联以优势地位，如今迁至柏林，且受制于管制委员会，对苏联实现赔偿目标会形成很多意想不到的障碍。于是，迈斯基的建议在莫斯科遭到严厉批评，在8月9日的会议上，莫洛托夫指责迈斯基成了波利的“尾巴”。当晚，迈斯基被解除了在赔偿委员会的职务，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二欧洲司司长诺维科夫(Н.В. Новиков)接任。8月11日，诺维科夫召集指导委员会会议，并宣布了苏联对赔偿委员会下一步工作任务的看法：确定其设备作为赔偿需拆除的西区企业清单;确定其赔偿设备即将运往苏联的西区企业清单;确定与西区交换设备而提供的东区货物的数量和种类;9月10—15日联合委员会听取各分委员会的第一次工作报告。英美法代表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并于14日以后陆续离开了莫斯科。10天以后，苏联再次邀请西方盟国的代表赴莫斯科讨论赔偿问题。美英法三方都接受了邀请，但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将赔偿问题的讨论转移到柏林的管制委员会。莫洛托夫也准备好了一份文件，继续要求赔偿委员会在莫斯科讨论苏联的赔偿计划。

　　就在莫洛托夫于9月6日将文件呈交斯大林批准时，事情发生了逆转。这一天，美国发来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强调德国西部地区的赔偿问题需要美英法代表参与决定，而这个决定不可能在莫斯科有效地做出;在赔偿计划所需的原则和政策制定之前，联合赔偿委员会可以继续存在，但应在柏林与管制委员会一起工作;苏联从西区获取赔偿的前提是遵循将德国作为统一经济体的原则，即苏联在东区的拆迁将基于盟国的统一计划，并提供具体的数字和依据;美国不支持任何使苏联在获得西区赔偿方面处于优先地位的建议。第二天，委员会的西方三国代表离开了莫斯科，没有再回来。面对西方“破釜沉舟”的举动，莫斯科屈服了。9月16日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А.Я. Вышинский)答复哈里曼，苏联政府完全接受美国的要求。9月20日，驻德苏联军政府副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В.Д. Соколовский)通知管制委员会，苏联政府同意将赔偿委员会迁至柏林。10月下旬，委员会苏联分部各小组陆续抵达柏林。尽管如此，盟国在赔偿工作的初期还是合作大于分歧。克莱后来写到，在活动高峰时期，管制委员会有多达175个以上各种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四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在大楼食堂里一起吃饭，并通过翻译或手势亲切地交流。到处弥漫着的善意和友情使人们感到国际合作与持久和平是可以期待的。盟国统一赔偿计划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讨论的。

　　所谓赔偿计划，就是计算在维持和平时期基本生活和生产的情况下，德国能够拿出多少“剩余”的工业设备(对苏联来说还有工业产品)作为赔偿交付战胜国。为此，根据波茨坦会议必须把德国作为统一经济体的原则，盟国需要达成一项协议。由于苏联和美英在赔偿问题上的目标不同—前者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物资，而后者则着眼于维持德国和欧洲的经济稳定，达成协议的难度非常大，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如何确定德国可以保留的“工业水平”或“生活水平”。按照波茨坦会议决定，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负责编制赔偿计划，该委员会经济局(WECO)在8月15日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以美国经济学家胡佛(K. Hoover)为首的工业水平委员会(LOIC)来承担这一任务。苏联拖延了一个月才任命外贸人民委员部领导成员科尔帕科夫(Б.Т. Колпаков)为该委员会代表。

　　9月17日，胡佛向工业水平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维持德国最低生活水准所需工业水平的备忘录。胡佛的结论是，以德国估算人口7000万和战前欧洲平均生活水平为标准，将德国战后消费所需的工业产值确定为140亿马克;以战前(1938年)德国工业总产值为325亿马克计，则战后“剩余”工业产值为185亿马克，占战前工业总产值的57%。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苏联官员和经济学家对备忘录进行了仔细研究，并于10月19日提交了一份报告。苏联专家认为，美国备忘录对德国人口7000万的估算“显然是夸张的”(苏联认为只有6000万)，将1932年人均国民收入230美元等同于欧洲平均生活水平也是“不正确的”(苏联认为后者只有202美元)。因此，苏联专家计算的结果，德国战后消费所需工业产值不是140亿马克，而是79亿马克，如果按照战后欧洲生活水平比战前低20%计算，即是63亿马克，而“剩余”工业产值则是262亿马克。这就是说，在满足人民必需的生活水平后，德国工业的80%都是“剩余”的，都是可以列入赔偿范围的。不过，因为专家们都不在柏林，苏联并未及时向管制委员会提交自己的意见。10月27日诺维科夫请求允许将赔偿委员会成员连同经济专家和工作人员总计33人紧急派往柏林，莫洛托夫当即批准。11月11日，苏联赔偿委员会成员和专家抵达柏林。

　　11月12日，以科尔帕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正式投入管制委员会的实际工作，并提交了对美国备忘录的答复意见。从1945年11月中旬直到1946年2月底，苏联代表与英美代表在确定德国“保留”工业的具体品种和数量方面，展开了激烈、反复的讨论。苏联代表团发回的大量电报，讲述了谈判中双方争论的详细过程。下表反映出在赔偿谈判中关于战后德国应保留的工业水平的估算方面，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的重大分歧。

　　

 

　　从以上不完整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苏联尽量压低可保留的工业数量(剩余的都可列入赔偿)，而西方盟国(尤其是英国)则希望为德国多保留一些工业设施(赔偿数额必然减少)。对于苏联来说，谈判的目的主要是要从西区(特别是鲁尔)拿到赔偿，为此苏联还向西区派遣了大量专家，考察那里的企业状况。另一方面，为避免西方盟国染指苏占区的事务，苏联一再拒绝英美代表来东部考察，也一直拖延交出苏占区的赔偿数据，尽管从“统一经济体”的原则出发这是理应做到的。所以，西方代表在谈判中占有优势，而苏联代表则难免心虚。

　　波茨坦协定规定：“因赔偿而从西部地区拆迁的设备数量，最迟必须在从现在起的6个月内确定。”随着规定期限(1946年2月)的临近，苏联的立场开始松动。美英对保障战后德国和欧洲社会经济稳定的态度很坚定，甚至改变了波茨坦会议最初对德国工业标准的规定，即不知不觉地将“不超过”欧洲(苏联和英国除外)和平时期的平均经济水平变成了与这一水平“持平”。仔细阅读从柏林发往莫斯科的大量电报可以发现，苏联代表团认为美国的要求具有合理性，多次有意做出让步，以尽快达成协，只是“上级”迟迟不予答复。1945年11月27日莫洛托夫同意在估计德国人口的问题上可以让步，第一次打开谈判僵局的缺口。12月19日莫洛托夫又做了批示，同意对诺维科夫一个月前提出的在赔偿管辖权问题上的让步，即赔偿委员会只管政策，而制定和执行赔偿计划由管制委员会负责。1946年1月9日，在诺维科夫和索科洛夫斯基的反复催促下，莫洛托夫同意在谈判中的“核心问题”钢铁产量上可以做出让步。第二天管制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确定德国每年钢铁生产能力限制在750万吨，而产量不得超过580万吨。然而，赔偿问题太复杂，这些让步对于四大国签署一个完整赔偿计划的协议还是不够的。

　　实际上，以科尔帕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从12月就开始讨论和起草一个综合性的折中方案，以求尽快完成在管制委员会的工业水平谈判。1946年3月21日，索科洛夫斯基亲自把苏联代表团关于战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款计划的书面报告带回莫斯科。报告全面而详细地追述了柏林谈判的过程、盟国各方的意见分歧以及到目前为止谈判的结果。报告估计，在德国保留50%工业水平的情况下，可用于赔偿的设备将占整个工业的25%，而苏联在西部地区获取的赔偿份额约为该工业设备价值的6%—7%(大约7亿—7.5亿美元)。尽管这个工作报告没有表示倾向性意见，但在同一天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顾问谢苗诺夫(В.С. Семенов)和副总司令德拉特文(М.И. Дратвин)联名向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柏林谈判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特别建议对此应采取妥协的方针，并请求莫洛托夫立即下达指示。第二天，诺维科夫为莫洛托夫起草了回电，要求他们采取强硬态度，拒绝接受英美的方案。然而，莫洛托夫并没有发出这封电报。3月23日，斯大林亲自发出一道指示，表示支持来自柏林的意见。于是，25日莫洛托夫给德拉特文和谢苗诺夫回电，指示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和克莱提出的公报文本(只有一些文字修改)，而仅拒绝英国代表的保留意见。

　　消息传来，美国代表如释重负。3月26日管制委员会批准了“战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偿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德国的工业生产分为两大类：禁止生产(武器装备和物资)的和限制生产的。以1938年的水平为标准，计划对以下各类生产规定了限额：钢铁冶炼25%，化学工业36%，机器制造36%，轻工业60%—75%，采矿66%，电力生产60%，煤炭生产不受限制。构成限额以上生产能力的企业和设备均列为赔偿对象。管制委员会还指示经济局制定详细的作为赔偿对象的工业设备计划，尽早提交委员会确认，时间初步商定在4月20日。

　　3月29日，苏占区各大报纸都全文刊登了这个赔偿计划，基督教民主联盟机关报《新时代》称，计划中的“整个德国经济结构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谢苗诺夫也认为，计划拟定的“销毁”和“保留”两个工业清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一些英美电台和报纸则对赔偿计划提出了批评。苏联对能够达成协议、通过赔偿计划感到满意是有道理的。从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看，美苏关系已开始进入紧张状态。1945年12月底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国人感到奇怪，斯大林1946年2月的选举演说更让白宫对苏联的意图产生疑虑。凯南2月23日“长电”把苏联行为的根源归结为“扩张”，3月5日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认定苏联正在拉下“铁幕”，以及苏联为取得伊朗北部石油专卖权而宣布推迟从伊朗撤军，这一切都把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反苏情绪推向了高潮。在这种背景下，由美国掌控的对德管制委员会能批准苏联急迫需要的赔偿计划，实属不易。或许，这正是莫斯科不失时机采取让步方针的原因。但如果认真讨论赔偿计划得以通过的原因—这对研究冷战起源中的经济因素是很有意义的，那么以下几点应该注意：

　　首先，美国内部在赔偿问题上存在不同声音。尽管白宫和国会山对苏联的看法趋向恶化，但在柏林的美国军政府从德国现实经济和政治出发，一直希望与苏联占领军继续合作。这一点，在两国占领军最高长官艾森豪威尔(D. Eisenhower)与朱可夫(Г.К.Жуков)以及克莱与索科洛夫斯基的对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大量证据表明，克莱将军比国务院的官员更有兴趣与苏联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同样，科尔帕科夫和索科洛夫斯基也比在莫斯科的官员更倾向于在谈判中采取妥协态度。对于凯南电报的反应，柏林与华盛顿截然不同。克莱认为，这封电报更多地代表了反苏的“英国路线”，他和他的政治顾问墨菲(R. Murphy)都认为，不能指责苏联人违反了波茨坦协定，他们“不遗余力地与美国人保持友好关系”。而美国军政府的意见，在处理德国的具体问题时往往起主导作用。

　　其次，此时段在对德国问题的处理上与美国政策抵触最大的不是苏联而是法国。例如，对于美国提出的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苏联因担心影响到苏占区的赔偿政策而不满，但又不便公然站出来反对这个符合波茨坦会议精神的建议。法国没有参加波茨坦会议，为避免中央政权的管辖和势力扩展到莱茵和鲁尔地区—这是法国志在必得的地区，法国政府声称，只要对未来德国西部边界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法国就会对建立中央政权的任何决议投反对票。苏联则一直躲在法国的背后，迈斯基曾向莫斯科建议，“尽可能地与法国接触”，“利用法国来对付英国和美国是有益的”。

　　再次，在赔偿问题上直接与苏联唱对台戏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在柏林的苏联代表团认为，在德国问题上是英国坚持“最反动的立场”(尽量减少赔款额)。尽管盟国都赞成继续让德国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存在，但“英国人态度强硬”，而美国人“不是很坚定，倾向于做出让步”。这一点，从苏联在德国问题的对外宣传中把攻击矛头主要指向英国也可以看出来。让苏联人感到惊喜的是，有时甚至美国人还会出面调和苏联与英国之间的对立，比如在确定德国钢铁产量的问题上。

　　最后，导致盟国达成赔偿计划协议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内部赔偿政策的变化。管制委员会在最后阶段得以通过四大国一致同意的赔偿计划，当然是因为苏联做出了妥协。而苏联的妥协表现在两个方面，从谈判的技术层面看，苏联代表团一开始就预留了很大的让步空间。但从另一方面看，更主要和更起作用的因素是苏联赔偿政策上的变化。如前文所述，苏联最初的做法是打着收缴“战利品”的名义强行在其占领地区(特别是柏林)抢夺赔偿物资，波茨坦会议以后则名正言顺地进行大规模拆迁。关于苏联到底从其占领区拆迁了多少设备、价值多少，有各种不同的统计资料，但无论多少，其影响和效果都对苏联不利。从政治上讲，引起苏占区德国人的普遍不满和抗议。从经济上讲，拆迁已成为浪费和低效的代名词。大量设备因运输不力或缺乏原料而闲置，乃至生锈、报废，即使运到苏联的设备也往往由于拆除缺乏专业人员而无法安装和使用。因此，1946年1月苏联就开始考虑改变政策，由一次性赔偿转向长期赔偿，即逐渐放弃拆迁工业设备而改为收取现有产品。这个结果必然会导致苏联对赔偿计划的重新思考。如果赔偿来自拆迁设备，那么德国保留的企业越少对苏联越有利;如果赔偿来自德国企业的产品，那么正好相反，德国保留的企业越多才能保证苏联得到的赔偿越多。正如奥斯特曼所说：“与其说是美国的压力和赔款的诱惑，不如说是苏联内部的动力为达成协议提供了可能性。”尽管当时苏联的政策转变尚未定型，但这种考虑显然是莫斯科决定在赔偿计划上让步的现实基础。

　　制定赔偿计划是苏联对德索赔政策中的优先选项，所以急于达成协议，而在另外两个与赔偿直接相关的问题上苏联却表现得十分谨慎。

　　第一个是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问题。为执行波茨坦会议关于“统一经济体”的决定，美国率先提出建立一个全德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但遭到法国的坚决抵制，英国也持反对立场，苏联则闪烁其词或保持沉默。克莱甚至一度考虑撇开英法，首先在电信方面建立起一个美苏联合的中央管理机构。苏联一方面希望通过参与中央机构设置来保证从西区获取赔偿，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央机构的建立会影响苏占区财政的“独立性”，一直因内部意见分歧而犹豫不决。美国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凯南认为中央机构对苏联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而克莱则把建立中央机构和打破地区壁垒看作是对美苏有效合作能力的“试金石”。

　　第二个是签署德国裁军和非军事化条约的问题。1945年9月贝尔纳斯在伦敦外长会议向苏联建议缔结一项为期25年的关于德国裁军和非军事化的条约。斯大林认为这表明美国要插手欧洲事务，削弱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同时转移苏联对日本问题的注意力，因此指示莫洛托夫不要急于表态。12月24日与斯大林会晤时，贝尔纳斯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建议先与苏联讨论，再请英法参加。斯大林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提出必须同时与日本也签署类似的条约。由于莫斯科迟迟没有明确态度，1946年2月美国直接把条约草案发给了苏英法三国政府。苏联外交部综合听取了各方意见后认为，缔结这样一个条约的前提是对德占领结束和德国政府的建立，而且在与德国卫星国签署和平条约前讨论和签订这个条约也为时过早。于是，莫洛托夫的答复模棱两可，让美国人摸不清莫斯科的核心意图。

　　建立中央机构可能破坏苏联对其占领区的单边行动，签署非军事化条约将导致提前从德国撤军，归根结底都会影响苏联实现其最重要的目标—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所以，从根本上说，苏联是反对这两个建议的，但为了尽快达成关于赔偿计划的协议，苏联又不能也不愿公开与美国对立。然而，这些都是处理战后德国赔偿问题绕不过去的关隘，当莫斯科不得不表明自己立场的时候，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冲突便不可避免，而赔偿计划的执行也就难以为继了。

　　三 赔偿计划执行中的美苏冲突(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

　　到1946年春天，不仅欧洲的政治形势显得紧张，经济状况也日益严重，特别是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的经济发展步履跄踉，制约了整个欧洲经济的复兴。战后欧洲粮食短缺，尤其是在德国。如果靠自身资源供给，美占区普通消费者每天分配的食品热量只有950卡路里，是营养专家认为的所需热量的一半，大约是美国人所获热量的三分之一，所以大部分要从国外输入。进口粮食需要工业产品出口平衡，而德国工业生产完全没有恢复。根据当时苏联得到的资料，1946年的工业水平与战前相比，美占区为26%，英占区为20%，法占区为15%— 20%(苏占区为47.7%)。另据墨菲1946年4月和9月的报告，德国的钢产量只有1938年的14%，杜鲁门寄予最大希望的鲁尔煤炭，也只有战前水平的40%，仅占总统1945年所定目标(2500万吨)的三分之一。结果只能依靠美国和英国提供补贴，有资料显示，1946年美英以食品为主对德国的进口援助为4.7亿美元，1947年为6亿美元。因此，美国和英国的方针是先恢复德国经济，再考虑赔偿问题。否则，实际上就是苏联人“利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人道主义，使他们间接为德国的赔偿出钱”。

　　美国的苦衷苏联人完全清楚。然而，苏联人也有自己的难处。战争给苏联带来了巨大损失，战后经济重建面临重重困难，而资金来源除国内资源外，斯大林最初的设想只有两个：从美国获取贷款100亿美元，从德国获取赔偿100亿美元。前者的主动权完全在美国，后者苏联还掌握部分主动权。到1947年春，美苏贷款问题从提出到谈判已经整整两年，苏联的要求从100亿美元降到60亿，再降到10亿，却没有任何结果，所以取得战后赔偿就成了苏联唯一的希望。因此，苏联的方针是先实现赔偿要求，再考虑德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就如斯大林后来对马歇尔(G. Marshall)国务卿说的，苏联政府无法向“饱受战争之苦的苏联人民”交代。

　　如果说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反映在政治立场和认知理念方面，那么其中隐含的经济利益冲突，到1946年春夏欧洲经济形势日益紧张时便逐步显露出来。苏联因急于签署赔偿计划而不愿直接面对和马上处理的问题—在经济统一原则基础上建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现在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对于因此引出的美英占领区合并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与统一赔偿计划的执行纠缠在一起，而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关系开始破裂。

　　4月5日，管制委员会经济局会议讨论德国的进出口方案。在激烈的争辩中，苏联驻德军政府经济局局长科瓦利(К.И. Коваль)反对制定统一的外贸计划，坚持按照“分区赔偿”的原则，提出维持各占领区经济生活的主要责任由那里的军事长官承担，各占领当局制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方针，并对向其他占领区供货负责。克莱认为，这种说法就表明苏联政府准备继续运走德国的现有产品，直到他们1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得到满足为止。他在4月8日向协调委员会报告说，刚刚制定的“工业品计划是以进出口平衡为基础的”，否则“赔偿计划就无效了”。他的政治顾问墨菲则向国务卿建议：如果不能就共同的进出口计划达成一致，美国代表团将“援引要求平衡进出口计划的条款，坚持修改赔偿计划”。争论发生后，美国人和英国人决心解决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问题，并提出建立一个类似进出口代办处的机构。然而，法国人和苏联人却以不出席会议等手段来阻挠该问题的讨论。4月20日，针对苏联正在拆除一家美国拥有部分股份的食品加工厂的做法，被激怒的克莱警告索科洛夫斯基：波茨坦协定和工业品计划都没有把食品加工厂列入赔偿范围，而且这种拆除将导致进出口平衡无法实现。如果苏联继续这样做，“我认为必须停止赔偿交付，直到我们的计划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审查”。

　　在得到英国的支持和法国认可后，4月26日克莱在协调委员会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设立中央进出口管理机构的方案，并声称，“如果在今后两三个月内，不能实现统一的进出口贸易政策”，将不得不修改赔偿计划。为此，美国考虑中断大约1.6万—1.7万人的工作，他们正在为赔偿而拆卸机器。苏联代表则认为，设立统一的进出口管理机构与赔偿计划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进出口计划应该在赔偿结束后，以德国保留下来的工业生产能力作为基础来实施。会议决定搁置争议，由代表向各自政府报告。5月3日的会议争论更加激烈，英国坚决支持美国，法国立场有所松动，苏联仍然固执己见。于是克莱向管制委员会宣布，在实现对德国经济的统一管理之前，为了保护美占区的经济，除24个已预定的赔偿工厂外，美国将停止交运一切赔偿物资。这一举动在苏联报纸上引起激烈抗议，莫斯科的宣传机器开始把矛头从英国转向美国，将美国政策作为抨击的目标。

　　正如克莱本人所言，美苏在对德政策上的第一次分裂的确发生在赔偿问题上。不过，这个分裂并不是预想的。如果据此认为美苏此时便决心在德国问题上决裂，甚至认为这是“德国冷战的第一个表现”，未免言过其实。第一，苏联并非想要、也没有想到挑起冲突。没有证据表明4月5日科瓦利的声明事先请示过莫斯科，苏联代表团似乎也没有重视美国的反应，4月26日的争论发生4天后阿尔卡季耶夫才向莫斯科报告。第二，克莱的本意是希望在统一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把进出口贸易与赔偿联系起来，并非反对赔偿，更不是要就此与苏联分道扬镳，而只是向苏联施加一些压力。第三，当时德国西区拆除设备速度极慢，以至于克莱暂停美占区拆除的声明对苏联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第四，克莱最初采取的行动更多地是针对法国而非苏联，只是法国在美国的劝说下退缩后，苏联才凸显出来。所以，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实际上，克莱的讲话并非美国的既定国策，没有资料显示克莱事先征求过华盛顿的意见，事后从美占区向苏联移交赔偿物资的活动也没有真正停止。斯米尔诺夫也认为，克莱宣布停止拆除对赔偿工作影响不大。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次冲突的爆发虽然带有很大偶然性，却因1946年上半年欧洲政治形势紧张和经济形势恶化推动了美苏在赔偿问题上走向分裂的进程，这是从美国提出美英占领区合并的问题开始的。克莱关于建立统一管理机构的主张在美国内部引起不同反响，凯南、墨菲等人认为苏联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东欧和德国东区，并且正在努力获取更多利益，建立中央经济机构只能对苏联有利，为其在西部地区发挥影响力提供机会。副国务卿艾奇逊(D.G. Acheson)和克莱顿(W.L. Clayton)虽然赞成凯南等人的分析，但他们认为德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需要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和食物，他们并不准备放弃东欧和德国东区，更不愿让美国承担分裂的责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此犹豫不决，他不想在德国问题上逼迫苏联与美国摊牌。面对各种意见分歧，5月26日克莱向美国政府建议，为解决经济统一问题，在全德建立类似美占区州总理会议的临时政府;如果近期还无法在盟国之间达成协议，则争取首先实现美占区与英占区的合并。这就是所谓双占区(Bizone)问题的由头。

　　苏联虽然对克莱5月3日的声明表示不满和反对，但并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作为苏占区的政治主管，谢苗诺夫在报告中一方面谈到美国对德政策发生了变化，“目的性和攻击性更强”，赔偿问题造成“我们与美国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认为在德国问题上持“最反动立场的”是英国，美国人在管制委员会扮演着苏英之间“友好调停人”的角色。美国虽然把经济统一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但已经准备好了作为赔偿企业的清单，似乎很快就会提供这些清单。苏联外交部对美国做此决定后出现的新情况显然也没有充分理解。诺维科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报告认为，目前的分歧只是对波茨坦协定有关条款的理解问题，苏联需要作出说明和解释，并在报纸上批评美国。还有两个情况烘托了乐观情绪：克莱关于暂停移交赔偿设备的决定并没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因为管制委员会已经确定的赔偿物资不受此决定影响;经双方占领当局的批准，美占区德国代表与苏占区签署了一个双边贸易的框架协议，跨区贸易谈判如此活跃，似乎预示着统一经济管理的道路正在打通。

　　由于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莫斯科的反应显示出强硬姿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6月13日做出了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其要点如下：试图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家的观点是错误的;德国应该是统一的和民主的国家;必须在鲁尔地区建立四国的联合管制机构，并保证苏联将从这里得到赔偿;签署对德和约前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政府，作为过渡措施，不反对建立中央行政机构;苏联必须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其中包括设备和现有产品;苏联占领军在德国驻扎的目的之一就是确保赔偿供应;苏联怀疑在德国建立联邦制国家建议的合理性，但如果这是全民投票的结果，苏联也不反对。这个成为此后苏联对德政策基调的决议，表现出苏联领导人在德国问题上乐观、自信的心态。这种心态与此时西方国家的担忧和疑虑形成鲜明对照。早在1946年初美国政府中的右翼势力就认定苏联将要“扩张”，到5月英法政府也开始感到忧虑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 Bevin)给内阁的文件中写道：“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已经复苏的德国与俄国联手，或是处于俄国的掌控之下。”法国外长比多(G. Bidault，又译皮杜尔)则对美国人讲，他担心“在协和广场出现哥萨克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重提已被波茨坦会议否定的100亿美元赔偿的说法，又坚持西方盟国一再坚决反对的在德国西区收取“现有产品”的做法，本以为会迫使美国做出让步，没想到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引起轩然大波。

　　1946年7月9日和10日，莫洛托夫在巴黎外长会议上连续发表了两个高调声明，不仅内容与政治局的决议完全相同，文字也是经过斯大林亲自修改和批准的。为了进一步向美国施加压力，7月12日《真理报》发表了《克莱将军的非法行为》的长篇文章，指责美英错误地理解了波茨坦会议关于经济统一的原则，停止拆除赔偿设备的行动破坏了波茨坦会议关于赔偿问题的决议。

　　苏联的声明在西方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应。美、英、法以及德国西部地区的社会舆论普遍指责苏联一方面在其占领区采取高压手段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赔偿，一方面却呼吁德国统一和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甚至一反常态要求提高德国的工业水平，特别是对苏联重提100亿美元的赔偿，感到惊讶和愤怒。美国政府则立即开始考虑反制措施。7月11日，贝尔纳斯向盟国提出了将西方盟国占领区合并的建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加速经济上的统一。对此尚不知情的莫洛托夫在12日与贝尔纳斯会谈时还在幻想美国会在压力下做出让步，他按照斯大林的旨意提出，只要盟国同意苏联在一定时间内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同时保证让苏联参与对包括鲁尔地区在内的德国经济的联合控制，苏联就可以接受美国关于萨尔地区(划给法国)的建议，并执行波茨坦关于将德国作为经济统一体的决定。当然，这只能是幻想。

　　7月17日，英占区司令官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原普鲁士的莱茵省北部将与威斯特伐利亚省合并，苏联在柏林代表团的担心和警告—鲁尔将成为西方集团经济基地，就要变成现实了。7月20日，美国正式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美英占领区合并的方案。此前英国已表示可以接受这个建议，而美国同意将萨尔划归法国也堵住了巴黎的嘴。7月30日，英国政府宣布同意与美占区合并。美英打出的一套“组合拳”令莫斯科有些手忙脚乱。显然是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7月20日管制委员开会，索科洛夫斯基竟然回避对美国提案的立即讨论。10天以后，即英国表示愿意成立双占区的当天，苏联才提出新的主张。索科洛夫斯基在管制委员会发言，批评美国的建议违背波茨坦会议精神，无助于实现德国经济统一，忽视了德国的政治统一，其结果可能会造成分裂局面;而苏联的政策是坚决遵守德国政治和经济统一的原则，支持促进各区之间交流的任何措施。索科洛夫斯基主张尽快建立一个全德中央行政机构，首先可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以促进占领区之间的贸易。还有消息透露，科尔帕科夫表示苏联“愿意修改工业水平协议”，以提高德国工业水平换取从当前产品中提取赔偿。宁可接受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这与莫洛托夫的高调声明可以吻合)，也不能让美英占领区合并，这表明莫斯科实际上开始退缩了，尽管嘴上还很强硬。对此，克莱和在柏林的美国人满怀希望，反应积极，但华盛顿态度冷漠。

　　不顾苏联政府的反对，美英政府加快了两区合并的速度。8月9日，成立了两区管制委员会。8月20日，美国和英国占领当局指示两个区的土地委员会参与合并计划的具体制定。8月23日，英占区军政府颁布法令，将北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省合并为新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从而彻底打破了苏联关于对鲁尔地区实行国际共管的计划。9月3日，农业、工业、运输等5个两区行政机构被批准成立。9月5日，美英就两区经济合作原则和建立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达成协议。在这一切行动完成后，9月6日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说，全面阐述了美国对德国的政策。谈到赔偿问题时，贝尔纳斯明确表示美国不赞成把现有产品作为赔偿，批评盟国管制委员会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德国成为统一经济体，要求上调德国工业水平计划以使德国经济自给自足。至于美英占领区的合并，贝尔纳斯强调，“如果不能确保完全统一，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最大程度的统一”。无论历史学家对这个演说的总体评价存在怎样的分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标志着对美国早期对德惩罚性政策和JCS—1067指令的修正，也是对莫洛托夫声明的回应。

　　这样，美苏两国的对德政策都呈现出明显的反向变化。苏联由主张削弱德国转向呼吁德国复兴—尽管具有浓厚的策略色彩;美国则由主张“统一德国经济”转向“统一西占区经济”—尽管表面上是一种退却。面对美国的“新方针”，已到巴黎准备出席外长会议的莫洛托夫十分紧张，9月8日要求各有关部门在两天内拿出分析意见，9月12日又在大使馆组织代表团成员进行讨论。虽然所有的报告都一致认定贝尔纳斯的演说是针对苏联的，但看法各异，分歧很大。结果，莫洛托夫除了9月17日发表了一个关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的声明外，苏联政府没有任何公开的反应。不过，双方的往来并没有停止。从1946年9月到1947年初，美苏在对德政策的沟通和争论中存在着三条并行而相互关联的线索：通过频繁的非正式会谈讨论具体的赔偿方案;关于如何处理双占区问题和组建德国中央机构的谈判;关于签订德国非军事化条约的交涉。

　　在美苏非官方的多次接触中，似乎一度勾勒出在赔偿问题达成妥协的轮廓。克莱和墨菲一如既往地推动与苏联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他们主张只要苏联接受经济统一的原则，在成立中央管理机构和提高德国工业水平的情况下，可以答应从现有产品中提供赔偿，但需在德国工业全面恢复之后，这大概要在5年之后。对此，顶替科尔帕科夫与克莱谈判的苏联驻德军政府主官(朱可夫已奉命回国)索科洛夫斯基表示欢迎，他希望继续以这种非正式的方式与美国接触。在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中，索科洛夫斯基指出，赔偿问题应该在全德范围内得到解决，而克莱的建议是朝着努力解决赔偿问题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然而，美苏双方毕竟隔阂已深，而双方第一线官员达成的妥协也没有得到各自政府的认可。谈判很快就搁浅了。首先是美国不顾苏联的反对，11月19日独自在美占区颁布了“去卡特尔化”法令。接着是克莱与索科洛夫斯基在提高德国工业水平的幅度上发生争执，然后是12月苏联拒绝提供苏占区的赔偿数据，引起美方强烈不满。1947年1月9日美英在协调委员会的代表宣布，如果苏联不提供苏占区的赔偿数据，他们将无法提供有关经济问题的报告。这就意味着讨论赔偿问题的管制委员会工作将被迫搁置。1月16日苏占区在新闻里播放了索科洛夫斯基的声明，其中说到苏占区的工业水平应提高2—3倍。此事又引起轰动，克莱指责这样做推翻了盟国以前商定的标准，是苏联“在德国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的新政策的开始”。2月8日苏联驻德军政府专家组得出结论：美英对德政策的目标是保存德国的军事潜力，并作为军事集团的基础，致力于反对苏联。

　　美国提出的建立中央行政机构和美英占领区合并的主张是对苏联赔偿政策和目标致命的冲击。9月12日，即在贝尔纳斯讲话后几天，第一个独立的两区联合机构—工商业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便建立起来。对于两区合并的目标，美国驻徳军政府经济主管德雷伯(W. H. Draper)10月11日在双占区经济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说，美国希望通过两区合并来实现经济上的完全统一，如果可能也让苏占区和法占区加入，随后将建立临时政府，但他警告德国人不要过早地进行政治试验。克莱虽然试图利用苏联对赔偿的需求引诱苏联同意实现经济统一，但他也完全清楚这里存在的政治风险。在11月应国务卿请求所写的关于德国问题的全面分析报告中，克莱提出，如果政治统一被证明不可能沿着民主路线进行，那么为赔偿而进行的生产将会停止，也就不应该考虑批准为赔偿而生产的经济统一计划了。由于担心苏联的影响会支配统一后的德国，美国政府宁愿看到德国分裂。9月15日国务院德国政策委员会建议：如果苏联在统一的问题上“继续拖延”，美国就“应该与英国人，如有可能与法国人一起，寻求德国西部的统一，并恢复该地区的经济”，即使这意味着“将德国分裂为东西部两个国家”。这种论调在华盛顿颇有和声。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Smith)也认为，苏联正在寻求一切机会在加强控制东部的同时破坏西部的稳定，“如果有必要，我们必须准备接受德国东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分离”，这是不可避免的。英美之间从1946年7月开始的交涉，经过长时间谈判终于有了结果。12月2日贝尔纳斯和贝文绕过管制委员会签署了两区合并协议，双占区将于1947年1月1日正式建立。

　　双占区建立的初始和主要动机是尽快恢复德国经济，以减少美英两国占领费用和经济补贴，但其直接后果就是免除或减少了德国西区的赔偿义务—这里当然包括对苏联的赔偿，而客观上也加剧了德国走向分裂的步伐。这一点苏联人当然看到了。索科洛夫斯基12月报告说：为维持西区的经济，“盟国被迫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美英每年大约要支付1.5亿和3亿美元。而在苏占区，已有3316家企业因赔偿而被拆除运往苏联，价值约15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建立统一的经济政策，制定单一的进出口计划，必然对苏联不利。因此，由于经济统一的工作(在苏联的反对下)受挫，美英正在努力与苏占区脱钩。苏联外交部美国司在分析美国对德政策的报告里指出，美英占领区经济协定的签订，“是德国分裂的第一步”。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于是，在坚决反对成立双占区的同时，苏联采取了积极推动中央行政机构建立的行动。

　　首先看到这一机会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乌布利希(W. Ulbrich)，他在1946年9月26日签署了一项给苏联占领当局的备忘录，建议成立在苏联领导下的德国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构，逐步将经济领导权移交给德国人。10月6日谢苗诺夫向外交部建议，接受乌布利希的要求，因为在占领区建立德国政府势在必行，这也是为统一社会党获取管理国家经验、进一步组建全德政府的必要步骤。10月10日苏联驻德军政府提出建立德国中央工业委员会的建议，并于11月14日提交管制委员会。1947年1月21日苏联财政部长兹韦列夫(А.Г. Зверев)和驻德军事机关财政部主任马列金(П.А. Малетин)联名向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报告，鉴于西方盟国坚持要在管制委员会下建立全德统一的银行机构，他们建议，如能保障完全支付苏联的占领费用和对苏赔款，可以考虑接受这一主张。1月27日，诺维科夫和斯米尔诺夫在拟定的给外长会议苏联代表团指示草案中指出，目前在德国还没有条件建立中央政府，可以向管制委员会建议立即着手组建德国中央行政机构，规定其任务和权利范围。1月29日，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呈送了苏联关于德国中央行政机构和国家组织的草案。1月31日斯大林对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反映了此时苏联的心态和策略：单纯的经济联合就只能是占领者的联合;中央政府建立得越快，德国恢复也就越快;德国联合的口号应当在你们手里;如果不能在短时期内争取建立中央政府，就需要在苏占区里联合起来。于是，2月25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管制委员会发表声明，严厉批评了英美占领区合并的做法和西方的联邦化统一方案。声明指出，德国必须是一个承担赔偿义务的民主国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在英美两区协议中规定的错误概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将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统一付诸实施”。

　　到1947年3月国际局势愈发紧张，英国无力应对希土危机，“邀请”美国干预欧洲事务，而显示美国进入欧洲决心的杜鲁门主义在国会顺利通过，则表明政治右倾在美国已成大势所趋，军人出身的马歇尔接替贝尔纳斯出任新国务卿，似乎也象征着美国对外政策将走向强硬。就连一向主张与苏联合作的克莱，也对“共产主义的快速渗透”提出了警告。在德国问题上，当美国决策者终于意识到欧洲的生存取决于德国的经济复苏时，美国对德政策的“摩根索阴影”开始彻底消除。美苏关于赔偿问题毫无进展的长期争论消磨了所有人的信心，甚至美国驻德军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创造一个“我们自己的铁幕”的声音。在这种剑拔弩张气氛中开幕的莫斯科外长会议，终于使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战后赔偿：美苏对德占领政策中的合作与冲突

　　——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

　　战后对德国的占领问题无疑是冷战时代最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打败德国是战时反法西斯联盟的中心内容，而战后在德国问题上的较量也是美苏在欧洲争霸的主战场。如同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预示着冷战时代走向终结，战后德国的分裂也成为欧洲分裂的前兆和冷战格局形成的重要标志。

　　德国的分裂，特别是这一现象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德占领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德国史、冷战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解释，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而忽视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根本性影响，即使有所涉及，也很少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国际学界对德国与冷战中的经济问题讨论多一些，但囿于档案(主要是俄罗斯档案)开放的范围，也缺乏关于苏联对德经济政策的细节研究。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后，历史档案的开放迎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有关苏联对德占领政策和德国苏占区的档案大量披露，明显推动了关于战后美苏对德政策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最近十多年出版的有关苏占区经济政策的档案集。

　　所谓美苏战后对德政策分歧中的经济因素，在笔者看来，主要包括三个问题：作为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起点的战后赔偿;将德国西占区纳入美国经济援助范畴的马歇尔计划;美苏在德国分别进行货币改革而引发的柏林危机。这三者不仅构成了美苏在战后德国问题上分歧和争论的紧密连接的三个阶段，而且与德国(乃至欧洲)的分裂过程也是同步发展的。笔者将依次研究这三个问题，本文集中讨论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有一些研究，但直接使用档案文献作为叙述主体的不多，讨论也不够细致。西方学者对赔偿问题的研究起步很早，影响也大，但那时只能单方使用美国的档案，对苏联政策的研究很难深入下去。冷战结束后，西方史学界开展了一场关于战后赔偿问题的大讨论，涉及赔偿政策的目标和赔偿的规模、价值等，但关于苏联的赔偿政策“仍然处在阴影之中”。最近出版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奥斯特曼博士新作，使用美、俄、德三国档案研究美国对德政策，其中详细讨论了美苏对德经济政策(含赔偿问题)的矛盾、分歧和处理方略，很值得阅读。俄国学者比较全面研究德国赔偿问题的著作最早出现在1994年，特点是对苏联政策的批判性较强。随着档案文献不断解密，俄国学者对苏联在德国苏占区的经济政策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也比较深入细致，尤其是新一代历史学家。总体来说，战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尤其是苏联的赔偿政策，在国际学界还是一个尚有很大开发空间的研究领域。

　　本文拟利用美国和俄国双边档案文献，叙述美苏在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上从协商、合作走向分裂、对抗的历史过程，并提出这样一些看法：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获取战争赔偿;德国分裂的根源是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决裂;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一 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形成(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

　　作为打败德国的两个最大的胜利者，美国和苏联直到战争后期对德方针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即削弱德国，使其永远不再成为威胁欧洲和世界安全的发源地，尽管苏联的愿望更强烈一些。然而，在战后如何削弱德国以及削弱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情况却比较复杂。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德国的统一问题和赔偿问题，对前者美国和苏联的认知是模糊且变化的，对后者美国和苏联的政策是明确的但存在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这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联系：是一个统一的还是分裂的德国，其赔偿方式、规模和程序都有很大区别，结果也会完全不一样。

　　莫斯科官方的历来说辞是：苏联“一贯主张维护德国的统一和独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对德国社会对苏联赔偿政策的普遍不满。然而，档案文献表明，最先提出肢解德国的恰恰是苏联人。早在1941年11月2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В.М. Молотов)在给驻英国大使迈斯基(И.М. Майский)的电报中就提到，莫斯科认为：“奥地利应该从德国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德国本身应该被分割成一系列或多或少的独立国家，以此为未来欧洲各国的安定建立保证。”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首先向英国透露这种想法，显然是想了解丘吉尔(W.L.S. Churchill)首相对战后欧洲安排的态度。11月27日，丘吉尔在与迈斯基的会谈中对斯大林认识到战后必须对德国“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表示满意，并认为“考虑在战后将德国或多或少分成几个独立的国家是可取的”。12月5日，丘吉尔更明确地告诉迈斯基，彻底解除德国的武装，就要“将德国分裂为几个部分，首先是将普鲁士与德国其他地区分开”。但丘吉尔认为目前不宜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只会迫使德国人更猛烈地与盟国作战”。12月16日斯大林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A. Eden)举行会谈，并签署了战后保障欧洲安全的《共同行动条约》，作为条约附件的补充议定书明确规定：“把德国肢解为若干个独立国家，其中普鲁士在变成独立国家的同时应把东普鲁士从它的领土中划出”，分为两部分，划归苏联和波兰。这样的结果，既削弱了德国，又满足了苏联的领土要求。面对欧洲两大国战后安排的设想，美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1942年3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F.D. Roosevelt)与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М.М. Литвинов)谈话，虽表示反对英苏之间缔结秘密条约，但同意将普鲁士从德国分离出去。

　　不过，这些都是秘密交易，在公开的文件和讲话中，苏联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1942年2月23日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宣称，“红军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愚蠢的目标”—“消灭德国人民和摧毁德国”。11月6日，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讲话中重复了同样的内容。然而，这些公开的表态并不妨碍苏联紧锣密鼓地准备肢解德国的具体方案。1943年6月21日，按照莫洛托夫的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顾问苏里茨(Я.З. Суриц)提交了关于肢解德国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同年9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外交人民委员部所属和平条约和战后安排委员会，由奉调回国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李维诺夫主持，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如何分割德国。9月27日，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负责战后世界经济安排研究的科学院院士瓦尔加(Е.С. Варга)提交了一份报告，列出三个方案，分别将德国分解为三个、四个和七个独立国家。随后苏联专家们还提了几种方案。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肢解德国的方案，但苏联所有官员和专家的立场都是一致的，正如李维诺夫10月16日给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所说：“分割德国是削除其侵略性的最重要的保证。”目前没有发现苏联最高层关于肢解德国方案的决议—很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决议。苏联研究这些方案本来是为即将在10月下旬召开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做准备，不过从策略上讲，李维诺夫10月9日提交的报告认为，过早宣布对德国采取极端措施会增强其抵抗力，如果英美有异议，最好让他们作为发起人并提出具体建议。两天以后，苏里茨关于美英政府和舆论对分解德国看法的报告解释了这一策略的理由和根据。报告指出，在英美舆论中反对肢解德国的人很多，主要担心的是“红色危险”(德国削弱的结果是苏联在欧洲强大起来)和“复仇危险”(绝望的德国人会东山再起)。报告认为，虽然英国的官方态度还不清楚，但美国总统罗斯福显然是赞同肢解德国的，甚至还提出了具体计划。

　　美国内部对战后是否肢解德国的看法确实有很大分歧。虽然罗斯福认为必须将德国分割为几个国家，但专家们都认为这样做行不通，而为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文件的正是这些专家。10月23日美国关于对待德国的建议并没有提到肢解德国的问题，除了同意要德国放弃东普鲁士，文件要求维持德国的经济统一并建立地方分权的民主政权。在三国外长会议上，艾登和莫洛托夫都明显表露出肢解德国的意向，但谁都不愿主动提出具体建议，而美国国务卿赫尔(C. Hull)则表示美国高层“占上风的是观望态度”，并认为可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最后，除了在东普鲁士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关于未来德国统一或分裂的事情外长们没有谈出任何结果。问题留给了最高领导人。

　　在12月1日德黑兰的三巨头圆桌会议上，罗斯福率先提出了“分割德国”的问题，斯大林立即表示“赞同分割德国”(苏方记录中没有这句话—笔者)，接着丘吉尔也表示赞成。随后罗斯福提出了将德国分为五个独立国家的计划。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意，但立即又提出将德国南部地区纳入多瑙河联邦的设想。斯大林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美国的计划可以研究，但无论怎样分割德国，都无需建立什么“毫无生命力的多瑙河联邦”。丘吉尔争辩说，他并非不赞成分割德国，而且“至少要使德国保持分裂50年”(苏方记录中没有这句话—笔者)，但如果仅限于分割而没有联合，那么就像斯大林说过的，有朝一日德国还要统一起来。斯大林立即反驳：不管采取什么措施，德国人总是有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斯大林还以德国和匈牙利的合并为例，提出必须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他们的重新统一和复活”(苏方记录在此只有一句话：“没有任何措施可以排除德国统一的可能性。”—笔者)。最后罗斯福出面调和，建议将这个问题交给在外长会议上组建的欧洲咨询委员会来解决。苏方的记录显然是想表明斯大林是反对肢解德国的，正如文件编者所说：苏联对此“从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但这与本文前述的史实是完全背离的。在德黑兰会议上，三大国领导人都一致赞同肢解德国，只是对处理的方式和具体办法有不同主张。

　　虽然欧洲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专门的肢解德国委员会，但随着盟国对德作战逐渐取得优势，美国和苏联在对德处理方针上都出现了不同意见。首先是苏联内部产生了分歧，1944年3月李维诺夫主持的和平条约和战后安排委员会讨论德国问题时，多数人仍坚持认为，只有把德国分裂为一些单独的独立国家，才能有效阻止德国军事潜力的复兴。但委员施泰因(Б.Е. Штейн)和马努伊尔斯基(Д.З. Мануильский)则对解决普鲁士问题后进一步肢解德国的做法表示怀疑，认为这将激发德国人的民族意识。施泰因特别提到了不应反对德国内部的统一运动，因为主张德国统一的不仅是俾斯麦(O. von Bismarck)，还有马克思(K. Marx)。肢解德国的主张在美国也遇到了阻力，罗斯福坚持战后必须严厉惩治德国，并且在9月的魁北克会议期间接受了将战后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的著名的“摩根索计划”。按照这个计划，除了部分领土调整给法国和波兰并将鲁尔地区国际化以外，德国的剩余部分也将一分为二。不过，消息很快泄漏出来。摩根索计划受到美国国务院、军方和公众舆论的强烈批评，罗斯福不得不取消在该文件上签字。由此，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А.А. Громыко)判断，美国内部对德国问题“尚未形成统一意见”，而面临大选的罗斯福在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也“没有采取坚定而明确的立场”。

　　斯大林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顾忌，在1944年10月17日与丘吉尔和艾登的会谈中，他一再催促英国人说出自己肢解德国的计划。英国的方案是将德国分为三个国家：普鲁士;由鲁尔、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尔地区组成的国际监督区;包括德国南部省份的奥地利—巴伐利亚国家。斯大林立即表示赞成，并说这个方案比罗斯福在德黑兰提出的方案好。丘吉尔借机提出请苏联考虑在欧洲建立某种类似关税同盟的经济联合体的问题，斯大林却婉言谢绝。斯大林和丘吉尔随后分别将他们的谈话结果告知了罗斯福。此时，在美国政府内部国务院反对强行分割德国的意见已占上风，认为德国被肢解的结果不仅会带来安全上的风险，还会造成经济上的严重困难。相反，苏联的态度却更加明确。1945年1月20日，迈斯基告诉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A. Harriman)：尽管在确切方法上还没有达成一致，但苏联政府的态度是“德国应该被打碎”。

　　离战胜德国的日子越近，大国领袖们在肢解德国的问题上就显得越加谨慎，雅尔塔会议仍然没有就分割德国的问题讨论出具体结果。在1945年2月5日的首脑会议上，三巨头都同意分割德国的原则，但谁都不谈具体方案，最后只是决定将“分割德国”写入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中，并委托三国外长研究具体方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谈到德国问题时，首先提出了占领区问题，尽管这是暂时的问题，但“正在变得愈来愈迫切”，并与管制机构问题相关。当斯大林强调首先讨论分割德国的问题时，罗斯福说，“占领区将是分割德国的第一步”。罗斯福这样说的时候或许并无特别含义，但后来事情的变化表明，对德国的分区占领替代了分割德国，“暂时问题”变成了“永久问题”。苏联对德国的恐惧和担忧远远超过美国，参加会议的美国官员波伦(C.E. Bolen)回忆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已经对肢解德国失去了兴趣，而斯大林则“非常谨慎”，“希望让别人来对这个想法充分负责”。

　　波伦的感觉没错。雅尔塔会议的议定书确定成立以艾登为首的肢解委员会研究具体程序。在该委员会讨论如何肢解德国的程序问题时，3月24日莫洛托夫指示委员会成员、苏联驻英国大使古谢夫(Ф.Т. Гусев)向肢解委员会建议：按照苏联政府的理解，雅尔塔会议关于分割德国的决定不是强制性计划，而是向德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并表示苏联不反对英国的方案。莫洛托夫特别指出：最先提出肢解德国的是英美两国，现在却怪罪苏联，企图在世界舆论面前诋毁我国。为了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有必要提出上述建议。实际上，苏联的建议正中英美的下怀。该建议寄出以后，肢解委员会马上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所有代表都同意苏联对雅尔塔会议决定的解释。虽然艾登提议收到具体方案后将召集下一次会议，但此后委员会就没有再开会。结果，在5月7日签署的德国投降书中已经不见“分割德国”的字样了，而斯大林则在5月9日抢先公开宣布：苏联“既不打算割裂德国，也不打算消灭德国”。但是在私下谈话时，斯大林仍念念不忘肢解德国，他在5月28日对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说，苏联接受英国的说法是被迫的，“真正的分割”，“不是仅仅从德国切下几块，让其余部分仍是一个统一体”。

　　表面看来，雅尔塔会议以后分裂德国的问题似乎过去了，但实际上只是转换了命题，转为讨论如何划分占领区，如何解决鲁尔和萨尔地区的地位，以及如何建立德国管制机构和行政机构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又与另一个处理德国方针的重大问题紧密相连，这就是战争赔偿问题。“肢解(分割)”无论对于苏联还是美国来说，都存在一个未来在德国的声誉和形象问题，都是难以公开启齿的。但在赔偿问题上就完全不同了，双方都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说辞，没有任何忌讳，所以态度也是明确的、坚定的。

　　1943年8月库尔斯克大会战胜利结束，意味着苏德战场攻防战线易位，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盟国开始考虑战后赔偿问题。不过从一开始，美苏之间关于赔偿问题的认知似乎就显示出分歧的迹象。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为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准备的战后对德政策文件中，关于赔偿只简单地谈到了形式问题：拆除工厂设备、移交德国商船和提供德国劳动力。美国提交会议的建议(第15—4号文件)既全面又具体，包括：赔偿的目的是加快联合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实现和平的经济目标，同时又不会“对德国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增长带来足以产生严重后果”的损失;赔偿的规模应“对巩固战后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做出贡献”;赔偿的义务应为受害国“愿意接受的货物或特殊性质的服务”;赔偿的分配应按照德国对受害国所造成的非军事性财产损失的比例进行，等等。文件还建议近期成立德国赔偿委员会，以处理赔偿问题。针对美国的建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专家认为，会议应就赔偿所适用的原则问题进行“更长时间的专门讨论”，尤其是获得赔偿的“优先权问题”，以及“赔偿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原则”。10月29日的会议记录更充分地反映出苏联在赔偿问题关注的重点及其与美国认知的差距。当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苏联方面提供索赔清单时，莫洛托夫提出，美国的建议没有包括赔偿的全部内容，即在补偿苏联战争损失的问题上，“当然应当包括德国及其盟国的赔偿”。莫洛托夫还对美国提出应关注德国的战后生活水平表示疑义，认为应当“更多地关注那些饱受德国侵略之苦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关于赔偿问题，会议的秘密议定书只记录了一句话：“会议就此交换了意见，某些争论的内容已在备忘录中写明。”毕竟，此时战后赔偿还不是各大国急待解决的问题。一个月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完全没有讨论赔偿问题。会议记录中唯一的有关内容是，在最后一天(12月1日)三国首脑会谈时，丘吉尔提出苏联要求芬兰赔偿不合适，并揶揄地说，他的耳边响起了一句过去的苏联口号：“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斯大林笑着回应：“我告诉过你，我正在成为一名保守党人。”虽都是玩笑，但确是心里话。

　　实际上，斯大林对战后向战败国索取赔偿早有惦记。苏联第一次正式提出赔偿问题是在1941年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期间—那时希特勒进攻苏联仅半年，斯大林在会谈中试探性地提出德国应为受害国的损失提供补偿，并征求艾登的意见。艾登只谈到财务赔偿会带来很大麻烦，斯大林表示同意。1942年11月2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组建了以什维尔尼克(Н.М. Шверник)为主席的国家特别委员会，调查和评估德国法西斯占领者迫害苏联公民、破坏苏联社会的罪行。莫斯科外长会议与美国的对话让苏联人感到，要想说服盟国接受苏联的赔偿计划，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1943年11月22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成立了以刚升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迈斯基为首的赔偿委员会，成员包括科学院院士瓦尔加、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库兹涅佐夫(В.В. Кузнецов)、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阿尔卡季耶夫(Г.П. Аркадьев)、外贸人民委员部的巴巴林(Е.И. Бабалин)，后来又增加了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萨布罗夫(М.З. Сабуров)和副主席西卢亚诺夫(Н.М. Силуянов)。阵容之强大，以至这个委员会名义上虽隶属外交人民委员部，但在处理赔偿问题上，其地位和作用已经超越后者。

　　经过精心的准备，1944年7月28日赔偿委员会提交了“苏联赔偿计划总方针”(第一号备忘录)。这个长达76页的文件，以详细的数据，全面地论述了苏联赔偿政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具体方案。备忘录指出，赔偿具有双重目的：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帮助苏联实现经济恢复和把德国军事潜力降到最低限度，也就是“从德国拿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赔偿的依据应该是受害国的损失而不是在战争中的开销，因为苏联的损失最大，而战争支出(到1944年为850亿美元)远低于美国(1500亿美元);苏联在战争中的直接物质损失不是国家特别委员会预计的3750亿卢布，而是7000亿—8000亿卢布，按照官方汇率即1400亿美元左右;赔偿的最主要条件是确保苏联享有获取赔偿的“优先权”;赔偿的形式有两种：到敌对行动终止后两年内的一次性赔偿和战后十年每年提供实物、劳务和货币的分期赔偿;赔偿的规模分一次性没收(不含黄金和贵金属)170亿美元，十年内的供货60亿美元和劳务赔偿(按每年提供500万劳工计算)350亿—400亿美元，再加上德国卫星国的一次性赔偿20亿美元，十年内供货100亿美元，总计700亿—750亿美元。这个结果，完全在委员会估算的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国家财富(800亿—850亿美元)可支付的范围内。迈斯基特别指出，这个备忘录只供中央决策时参考，并非为与盟国谈判所准备，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为执行赔偿计划“培养人才”和尽快在莫斯科建立德国赔偿物品执行中心和在进攻部队中组建一支专门的“赔偿纵队”，以便立即清点被占领德国领土上可供赔偿的物品。

　　此外，参与处理战后德国问题的还有在1943年9月4日组建的由李维诺夫领导的和平条约和战后安排委员会，由伏罗希洛夫(К.Е. Ворошилов)领导的停战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的工作也涉及赔偿问题。如停战委员会1944年2月3日的报告提出了没收德国国家、法人、个人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并在联合国家之间分配的主张。李维诺夫领导的委员会则在3月14日的备忘录中提出了策略问题：“绝不能直接提出剥夺德国工业的问题，它必须在裁军和赔偿的名义下进行。”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内部也在研究战后对德经济政策，而且分歧很大，但讨论的焦点不是赔偿问题。据葛罗米柯观察，财政部提出的摩根索计划主张战后德国的非工业化，应摧毁或拆除德国的大工业，并可在半年内补偿受害国，但没有提到赔偿的金额。战争部和国务院多数人强烈反对任何旨在削弱德国经济并使其农业化的计划，他们认为，没有德国工业，欧洲经济就不可能恢复。总统罗斯福因受大选的影响，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在战争接近结束时，美国政府和商界缓和与德国关系的倾向也越来越清晰。赔偿只是美国政策的“副产品”，即便是主张肢解德国和消除德国工业的摩根索计划，最初也没有任何赔偿条款。虽然拆除设备可以视为赔偿的一个要素，但这只是临时措施，从长期看，预期非工业化的德国经济根本无法承担赔偿的重担。因此，总体上说，摩根索计划与苏联的赔偿要求也是矛盾的。当苏联大使询问美国对德国赔偿是否感兴趣时，摩根索(H. Morgenthau)肯定地回答说：美国不需要赔偿，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迈斯基的预见是，苏联的赔偿计划将遭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他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驳盟国。英美关于战后赔偿的观念主要是受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M. Keynes)的影响。出席巴黎和会的凯恩斯对政治家们主张“惩罚性赔款”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在“悲愤”和“绝望”之余，凯恩斯会后即着手写了一本后来使他“一举成名”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凯恩斯认为，那种不切实际的赔偿要求的结果是“迦太基的和平”，必将导致欧洲的贫困化;世界大战毁坏了欧洲“赖以生存的经济机制”，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修复“反而将它送进了坟墓”;“政客们将政治放在第一位”(边界、均势、版图、复仇)，而将经济问题(欧洲人民的生活和生存)放在次要地位。这本书的发行大大超出了作者和出版商的预测，出版仅仅8个月就重印六次，全球销量已达10万册，而且被译成德、俄、意、日、中等11种文字。

　　尽管有这些理念上的差别和矛盾，大家毕竟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当前的主要任务还不是如何处理德国而是如何战胜德国。因此，为避免盟国内部冲突，在赔偿问题上美国和苏联最终采取了求同存异或模糊处理的方式。

　　在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文件中，美国国务院认为，对德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将一个经过改造的、和平的、经济上没有侵略性的德国同化到一个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但战后初期的目标则是“减少德国发动战争的经济潜力”和“协助战胜国的经济重建和发展”，限度是“维持德国人民的基本生活”。赔偿应该是短期的(尽量控制在5年之内但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0年)，主要是实物(也许还包括劳务)支付，重点是转让德国现有资本设备而非现有产品。德国的现有产品应优先支付进口而不是赔偿，以避免美国以任何方式资助德国赔偿的转移。文件特别指出，美国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对苏联对劳务赔偿的要求，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可以看出，就赔偿目标而言，美苏两国基本一致，只是在实现目标的具体方式和做法上存在分歧。本来这些分歧是应该通过谈判在三国首脑会议前沟通和消除的，但这个谈判始终没有举行。

　　还在1944年3月3日迈斯基就提出，应与英美就赔偿问题进行磋商，就赔偿总额和分配问题与盟国达成协议，并建立盟国联合机构负责实施赔偿计划。8月28日哈里曼致函莫洛托夫说，美国政府建议开始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可以在欧洲咨询委员会，也可以在美英苏三国之间。10月9日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表明，赔偿委员会已经为谈判做好准备，报告详细列举了英美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和苏方的应对说辞。11月10日英国给苏联发照会说，英国政府同意美国关于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的建议，但条件是要涵盖对德国经济政策的所有领域，还建议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内进行谈判。所有这些报告、函件和照会，都没有下文。总之，直到雅尔塔会议前，盟国之间没有举行赔偿问题的任何谈判，莫斯科也没有就赔偿问题发表任何声明。

　　苏联最在意战后赔偿问题，也知道在具体要求上与美国存在分歧，那么为何不积极进行谈判，从而为三国首脑会议最终解决问题扫清道路?俄国档案披露的一段历史真相道出了个中原委：在雅尔塔会议前夕苏联决策层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赔偿委员会1944年7月提交的苏联赔偿计划迟迟没有得到回复，档案文件也没有显示苏联高层进行过相关讨论。时隔半年，1944年12月11日，莫洛托夫突然召见迈斯基，提出德国给苏联的赔偿是否可以定在50亿美元，分10年支付。迈斯基坚持100亿美元是最低赔偿额，莫洛托夫要求他再次对赔偿总额的计算作出解释。于是，15日迈斯基提交了赔偿计划第三号备忘录，主题是“我们应该提出多少赔偿”。迈斯基争辩说，根据1944年底对德国国家财富(900亿美元)的估算，最保守的一次性赔偿金额为130亿美元，长期性赔款(按10年计)为100亿美元。在这230亿美元的赔偿总额中，苏联所得的最低选项是115亿美元，中等选项是150亿美元，最高选项是180亿美元。考虑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国家财富会因战争破坏而急剧下降(但不可能超过25%)，苏联可能得到赔偿的中等选项(占总额65%)为110亿美元。因此，苏联至少可以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而在与英美谈判时应该提出120亿的要求。当然，这里不包括劳务赔偿。

　　显然是接到“上级”旨意，12月19日，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В.Г. Деканозов)要求迈斯基编制一份提交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备忘录，其中写明苏联对德国赔偿的要求是50亿美元。迈斯基没有按要求编写备忘录，反而于当天越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莫洛托夫直接给斯大林写了报告。迈斯基坦率地指出：“您所提到的50亿这个数字，在我看来似乎太小了。”迈斯基还说，如果这样，按照人均计算，德国的赔偿将少于芬兰，而且斯大林本人提出的对德“经济裁军”愿望也不会实现。至于与同盟国的谈判，最好争取在莫斯科进行，赔偿委员会已经准备好必要的文件。第二天，迈斯基又呈给斯大林一个报告，提出了与英美谈判的方案和策略，并坚持认为100亿美元是苏联对德索赔的“最低要求”。斯大林尚未做出决定，12月27日美国又发来一份照会。通过讨论匈牙利的赔偿问题，美国表示“完全承认苏联政府有权获得赔偿”，同时也希望苏联同其他盟国一样“致力于欧洲的稳定”，莫斯科的压力在增加。

　　1945年1月4日，莫洛托夫再次召见迈斯基，要求他将德国的赔偿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的情况进行比较，论证100亿美元而不是50亿美元的合理性。1月5日迈斯基答复，比较的结果是，对德国赔偿水平的确定没有问题。他还引用瓦尔加提供的数据说明，德国对苏联的赔偿不应少于100亿美元。1月8日，迈斯基提交了赔偿委员会关于德国赔偿条款草案，请求莫洛托夫批准，其结论仍然是：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向德国要求不少于100亿美元的赔偿(不包括劳务)。1月9日，迈斯基致函莫洛托夫，请求将他本人1月5日的报告和瓦尔加的一个备忘录转交斯大林。瓦尔加在备忘录中评估了主要盟国的损失和赔偿要求，并认为法国可能是苏联在赔偿要求上“最大的竞争者”，所以苏联先不要提出自己的索赔要求，最好让英美首先向法国施压。

　　直到1月中旬，迈斯基委员会的方案依然被束之高阁，没有得到批准。在这情况下，1月20日与美国大使哈里曼会谈时，迈斯基不得不回避对诸如赔偿金额、支付年限、劳工人数等具体问题的回答。不过，迈斯基还是强调了几点：安排赔偿优先顺序时首先应考虑战争损害和对打败德国的贡献;把劳工列为赔偿的一部分，数量会达到数百万;坚持对德国进行经济裁军。1月25日，斯大林终于出面了。根据迈斯基的日记，这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办公室，斯大林召见了莫洛托夫和迈斯基。斯大林表示，希望在三巨头会议上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苏联要求赔偿的基础为100亿美元。迈斯基认为是他的坚持“产生了效果”，赔偿问题终于可以走上“与盟国谈判的正常轨道”了。这次谈话后，迈斯基呈交了作为谈判基础的苏联关于赔偿问题的方案。考虑到战争结束时德国一次性赔偿能力的下降以及赔偿额在盟国间的分配尚未确定，谈判方案中没有出现100亿美元的具体数字，而是强调谈判时应坚持要求将总额的75%—80%分配给苏联(实际希望得到65%)。此外，迈斯基还首次明确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谈到劳务赔偿时，“有必要坚持要求”德国在10年内平均每年向苏联提供500万“作为赔偿的劳工”;生产武器弹药的军工企业应视为“战利品”，不包括在赔款中。接着，迈斯基又根据斯大林在1月25日谈话中的指示，对赔偿方案在谈判中的提法进行了修改。在准备提交给英美的“一般问题”中增加的内容有：80%的德国重工业设备应予以没收和用于支付赔偿;建立由苏美英三国代表组成的联合赔偿委员会(ARC)，设在莫斯科。在“苏联的要求”中，迈斯基巧妙地把苏联1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隐藏在按直接物质损失确定赔偿分配比例的方式中，以尽量减少英美提出反对的机会。然而，当迈斯基2月4日把最后文件呈交莫洛托夫并请他将副本转给斯大林时，雅尔塔会议已经开幕。

　　在2月5日下午的首脑会议谈到赔偿问题时，斯大林请迈斯基发言，说明苏联关于赔偿问题的看法。此时斯大林还没来得及看最新文件，而莫洛托夫也没有看完。斯大林小声叮嘱迈斯基：不要谈劳工的事情，但可以说出100亿美元。于是，迈斯基用英语概述了他设计的赔偿方案。当迈斯基说到100亿美元这个数字时，丘吉尔立即插话表示反对，并大讲“一战”后赔偿政策的困难和失败，罗斯福也谈到要给德国留下足够的工业和工作。迈斯基奋力争辩，进一步解释苏联赔偿计划的根据，斯大林则把话题引向一般原则问题。据迈斯基日记记载，当晚斯大林考虑要将苏联的要求降到70亿美元，而把对英美的赔偿增加到80亿，以免“吓坏了”盟国。迈斯基仍固执己见，并在第二天迅速了解到“有影响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如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E.R. Stettinius)、哈里曼、艾登和霍普金斯，都对苏联的赔偿要求做出了积极反应。于是，1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就确定下来了。

　　在2月7日的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正式宣布了苏联的赔偿计划：总额200亿美元，其中苏联100亿，英美80亿，其他国家20亿。但这次会议的决议只接受了成立赔偿委员会的要求，其他有关赔偿的问题将在会议期间继续审理。2月9日美国代表团提交的赔偿方案接受了苏联的建议，只是把措辞改为“赔偿总额200亿美元，其中50%应归苏联所有”。英国代表团坚决反对确定任何具体数额。11日三国首脑签署了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协定。协定在赔偿的原则、方式等方面基本上都接受了苏联的建议，但在赔偿额的分配上有分歧。美苏意见一致，只是表述按照美国的措辞。英国的反对意见—在莫斯科赔偿委员会研究之前不能确定任何赔偿数字—也记录在案。

　　雅尔塔会议对于美英苏三大国可以说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不过，最得意的还属斯大林。在德国东部边界划分、波兰临时政府组成、远东势力范围确认等一系列问题上，苏联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赔偿问题虽未取得完全一致，但总体上还符合莫斯科的意愿，尤其是美国的表态。2月15日迈斯基起草了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给苏联驻外使节的通报，结论是：“我们认为这次会议有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特别是在波兰、南斯拉夫和赔偿问题上。”不过也必须看到赔偿问题还是留了一个尾巴：赔偿的具体数额和分配将取决于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工作，而在遗留问题上是否能够取得一致意见，则要看苏联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了。

　　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赔偿问题一下子就从抽象的理论讨论变成了现实问题。也就在此时，美苏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罗斯福去世后美国政治倾向转右，反苏反共的势力有所抬头，租借中断风波、对苏贷款谈判起步艰难都是迹象。在对德方针上，美苏的主张总体还是一致的。5月10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国驻德占领军的命令(JCS-1067)，这个被称为“摩根索计划的影子”的文件所体现的精神，与雅尔塔决定和苏联的主张完全一致，强调占领军的基本目标是防止德国再次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并对其实行经济控制，除了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条件外，“不得采取旨在恢复、维持和加强德国经济的措施”。不过，同美国此时处于矛盾中的整体外交政策一样，在赔偿问题上也存在内部分歧。驻苏使馆的哈里曼和凯南(G. Kennan)等人主张把苏联急于获得的赔偿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而杜鲁门“临阵换将”，将联合赔偿委员会美国首席代表由罗斯福任命的经济学家卢宾(I. Lubin)改为“能讨价还价”的波利(E. Pauley)，显然也有这层意思。驻德美军领导人，尤其是副主官克莱(L.D. Clay)，虽然也对苏联的目的有所怀疑，但还是主张加强相互理解，积极与苏联合作。莫斯科联合赔偿委员会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开始工作的。

　　然而，赔偿委员会的工作尚未开始就遇到了麻烦。美国提议增加法国为成员国，苏联不答应，双方争执不下。直到斯大林5月27日与霍普金斯谈话时对此事表示极为不满，美国才作罢。在私下会晤时，给迈斯基的印象是美国代表态度积极，甚至当迈斯基通报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提前没收德国的企业和工厂时，波利也没有表示异议。但6月21日正式会议一开始，双方的分歧便显露出来。首先是苏联提出的赔偿总额在委员会受到冷遇，美国要求苏方提交赔偿总额200亿美元(其中苏联获取100亿美元)的依据，迈斯基因一直未得到莫斯科的指令而无法答复，结果苏联提案迟迟无法在委员会进行讨论。到7月3日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三次推迟时，忍无可忍的波利致信迈斯基，表示十分不满，而且认为苏联政府根本就不想让美英代表团了解苏联的论据。其次，对于美国的提案，苏联也持保留态度。与苏联优先保证赔偿的原则相反，美国建议的“优先支付”原则的核心内容是，德国在支付赔偿前应首先扣除用于支付必要进口物资的费用，以免美国或其他国家为德国的经济重建买单。双方的计划都不是针对对方的，但存在着很大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

　　会议陷入僵局后，美苏代表团都在考虑妥协方案。正式拒绝苏联提案后，波利提出了一个新建议，核心是“按比例分配”，即“用百分比而不是货币”来表示各国在赔偿总额中的份额。其他内容还包括：允许在制定出赔偿计划前，提前没收德国的部分企业和工厂，但须建立一个联合赔偿机构;估算德国企业和货物价格时应按照1美元兑换2.5马克的战前官方汇率计算等。迈斯基除对汇率表示异议外，基本上同意美国的建议。在7月4日的指导委员会(由三国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组成)会议上，波利告知已接到杜鲁门来信，请他参加三国首脑会议，希望委员会10日内拿出赔偿方案。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汇报时，再次表示应接受美国建议，并主张提出具体的分配比例：苏联50%，美英40%，其他国家10%。迈斯基请求“提供紧急指导”。由于没有收到莫斯科的消息，两天以后，迈斯基又提交了说明苏联关于赔偿总额的原建议的理由和依据的文件，“请求快速指示”。同一天，经过讨论和修改，指导委员会通过了美国关于赔偿计划总原则的方案，其中新强调的内容是在制定赔偿计划时“必须将德国视为单一的经济整体”。会议上对优先支付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最后达成妥协：战后进口支付优先于每年的赔偿供货，但没收(一次性赔偿)不在此列。7月7日，迈斯基再次催促莫洛托夫批准他的说明文件，“因为英美坚决要求我们对200亿美元做具体说明”，否则无法继续谈判。

　　7月9日，莫洛托夫召集了最高层会议讨论赔偿问题。会后由迈斯基起草了给斯大林的报告，建议同意美国关于赔偿原则的方案，同时提出了苏联对200亿美元具体说明的文件：两年内一次性赔偿清单，共350亿—400亿马克，十年内分期赔偿清单，共150亿—200亿马克，合计500亿—600亿马克。请求斯大林批准。7月10日莫洛托夫通过电话指示迈斯基，在确定德国赔款数额时所遵循的汇率应为3.5马克兑换1美元。然而，很可能是未得到斯大林批准，这个文件并未提交赔偿委员会讨论。美国人已经等不及了。7月10日迈斯基报告，波利又提出了新建议。美英讨论后认为，苏联关于赔偿比例方案(苏联50%，英美40%，其他国家10%)的建议方式必将引起小国的强烈不满，建议改为只在大国之间确定分配比例，然后再与小国谈判，把各自的部分赔偿份额让给小国。在这种情况下，迈斯基提出苏联和英美之间的比例为55%和45%。7月12日三方最后就赔偿金额分配比例达成协议，英美又做了一点让步：苏联56%，美国和英国各22%，并承诺将各自的份额分配给其他国家。第二天，赔偿委员会工作结束，代表们便赶去参加波茨坦会议了。

　　斯大林对雅尔塔会议关于赔偿问题的决议非常满意，关键是美国和苏联的意见一致，所以他不想在首脑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是罗斯福去世后，斯大林不愿意给美国新总统提供一个改变主意的机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在6月下旬为波茨坦会议准备的文件中，没有包括赔偿问题。7月3日拟定的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名单里也没有赔偿专家。直到7月7日，即得知赔偿指导委员会已通过美国关于赔偿总原则的建议后，莫洛托夫才通知美国大使，苏联希望在波茨坦讨论赔偿问题。

　　莫斯科的顾虑是有原因的，早在盟国赔偿方案谈判之前，甚至在德国投降之前，苏联军队就已经单方面开始了抢夺“战利品”的行动。1945年4月23日中央统计局局长斯塔洛夫斯基(В.Н. Старовский)呈交了第一份关于战利品的报告，以后每半个月或一个月都有一份相应报告。资料显示，仅在5月9日(胜利日)之前，已经运往苏联的设备和物资就有4.8万个车皮(约55万吨)，价值2.03亿美元。到7月8日(波茨坦会议前夕)，国防委员会共下达了455个拆迁命令，已经运出和计划从德国运往苏联的设备和物资约400万吨，合14.8亿美元。苏联在其占领地区采取的这种单边行动对于西方政府并不是秘密，5月底在英国已经见诸报端。此外，耳闻不如眼见，赶来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包括总统、国务卿在内在柏林亲眼目睹了苏联占领区被“洗劫”的“悲哀景象”。杜鲁门在日记中感叹到：“甚至连一把锡勺都没剩下!”战争部长史汀生(H.L. Stimson)由此“对俄国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哈里曼大使看到此景后的决定是：“我们无法阻止俄国人从他们的占领区拿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我们不应该给他们西区的任何东西。”这样的感受和情绪不可能不对波茨坦会议讨论赔偿问题的结果产生影响，事实上，就苏联的利益而言，波茨坦会议确实比雅尔塔会议倒退了许多。

　　对德索赔问题上，波茨坦会议最后确定了两项相互矛盾的原则，即“德国必须被视为单一经济体”和“分区赔偿”。这两项原则都是美国提出的，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提出并得到美国赞同的赔偿方针(总额200亿美元、苏联占100亿美元)则被彻底否定。那么，斯大林怎么会同意接受这两项原则?对于前者，除了道义上的考虑，还有非常实际的意义。德国西部的经济水平高于东部，按照赔偿设备和物资估算大概是六比四的比率，这一点美苏双方估计得差不多。苏联想要得到赔偿总额的一半以上，就只能视德国为单一经济体。为此，莫洛托夫宁愿将苏联所得赔偿金额降至80亿美元，也坚持必须从鲁尔工业区获取20亿美元的赔偿。但其结果又会引起另一个问题，也是斯大林最为担心的，即西方国家会染指苏占区的事务。第二项原则的情况正好相反，分区赔偿可以保证苏联在东部“为所欲为”，不受干扰，但却切断了苏联从西部地区获取赔偿的权利和渠道。这也正是迈斯基、阿尔卡季耶夫、瓦尔加等人最初坚决抵制这一原则的理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是因为美国做出的两个让步：第一，原则上同意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对德国东部边界的划分，即以寇松线为界将东普鲁士划给波兰，以补偿波兰划给苏联的领土;第二，除东部赔偿全部归属苏联(其中部分应转给波兰)外，西部地区赔偿总额的25%也给与苏联，其中15%以贸易的方式换取东区的物资，10%纯粹作为赔偿，无需交换。战争毕竟还在进行，美苏毕竟还是盟友，波茨坦会议能使美苏的赔偿政策取得一致，是双方妥协的结果：美国提出的原则被接受，苏联也得到了实惠。波利起草的白宫新闻稿认为，美国的“最高目标”已成为被苏联和英国接受的“基本政策”。莫洛托夫则在通报中指出，会议关于赔偿的决议是“一个进步”。这种说法显然是言不由衷，但也是无可奈何。

　　必须看到的是，在盟国形成统一赔偿方针的同时，也遗留了诸如劳务、分期支付等一些实际问题。即使已经解决的问题，如赔偿分配的百分比、占领区之间的货物转移等，还有一个如何理解和执行的问题。这些都为日后的持久谈判留下了空间。更何况在对德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方面(德国民主化和非军事化及中央政府建立等)，会议只是做了模糊化处理，而并未消除其间的分歧和矛盾。当然，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会议通过的赔偿原则有两个相互冲突的内容：“经济统一”和“分区赔偿”。这是美苏妥协的结果，更大的可能是当时双方都没有把问题想清楚，但确实为后来的分歧和争论埋下了伏笔。所以，真正实现战后赔偿的道路还很漫长。

　　二 美苏对德索赔计划的协调(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

　　波茨坦会议刚刚结束，苏联便开始行动了。8月5日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联合赔偿委员会下一步工作的提纲，并希望在两天后的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提纲主要内容包括：在柏林设赔偿委员会下属机构，与那里的盟国管制委员会(CC)协调工作;柏林委员会最迫切和重要的任务，就是制定西部地区的没收计划，特别是交付苏联的物资，并组织实施;制定德国的“生活水平限度”，原则是不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平。同一天，迈斯基还提交了苏联对波茨坦会议赔偿问题决议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对于苏联在战争中巨大的直接物质损失，波茨坦决议“显然只能在很小程度上给与补偿”，“毫无疑问，苏联有权获得尽可能多的赔偿”。苏联政府希望与英美政府达成协议，以某种形式增加给苏联的赔偿。随后，为了制造舆论，推动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工作，根据迈斯基的建议，9月13日《真理报》发表了国家特别委员会关于确定和调查苏联在战争中重大损失的报告。这个报告立即被刊登在苏占区的所有报纸上。

　　然而，赔偿委员会的工作还未展开，便遇到了搬迁“风波”。8月1日赔偿协定刚刚签字，贝尔纳斯国务卿就致函莫洛托夫，鉴于从西部地区向苏联提供赔偿物资的任务必须与盟国管制委员会合作完成，他提议美苏共同提出在柏林召集联合赔偿委员会会议。莫洛托夫似乎看出了美国的用意，他谨慎地回复，原则上同意美国的看法，但强调莫斯科必须是联合赔偿委员会的永久所在地。波茨坦会议闭幕后，波利又向迈斯基提出有必要将赔偿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柏林，并坚持8月2日要在柏林召开指导委员会会议。迈斯基答应请示后再回复。8月5日波利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实际上已开始把委员会的美国专家召集到柏林去。迈斯基认为纯粹消极抵制的办法不可取，既然赔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英美占领区的赔偿计划，委员会当然搬迁到柏林更便于工作，而且苏联的反对也无法制止英美代表团主要人员离开莫斯科。于是，他向莫洛托夫建议提出一个折中办法，即在柏林设立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分会。

　　美国人主张赔偿委员会搬迁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盟国管制委员会接手主持赔偿工作，正如波利对克莱所言：“联合赔偿委员会的主要责任已经解除”，以后可以让在柏林的管制委员会和占领区指挥官处理赔偿问题。这也是国务院的意思。从工作角度讲，美国人的建议不无道理，迈斯基对此也表示理解。但是，赔偿委员会设在莫斯科自然赋予苏联以优势地位，如今迁至柏林，且受制于管制委员会，对苏联实现赔偿目标会形成很多意想不到的障碍。于是，迈斯基的建议在莫斯科遭到严厉批评，在8月9日的会议上，莫洛托夫指责迈斯基成了波利的“尾巴”。当晚，迈斯基被解除了在赔偿委员会的职务，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二欧洲司司长诺维科夫(Н.В. Новиков)接任。8月11日，诺维科夫召集指导委员会会议，并宣布了苏联对赔偿委员会下一步工作任务的看法：确定其设备作为赔偿需拆除的西区企业清单;确定其赔偿设备即将运往苏联的西区企业清单;确定与西区交换设备而提供的东区货物的数量和种类;9月10—15日联合委员会听取各分委员会的第一次工作报告。英美法代表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并于14日以后陆续离开了莫斯科。10天以后，苏联再次邀请西方盟国的代表赴莫斯科讨论赔偿问题。美英法三方都接受了邀请，但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将赔偿问题的讨论转移到柏林的管制委员会。莫洛托夫也准备好了一份文件，继续要求赔偿委员会在莫斯科讨论苏联的赔偿计划。

　　就在莫洛托夫于9月6日将文件呈交斯大林批准时，事情发生了逆转。这一天，美国发来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强调德国西部地区的赔偿问题需要美英法代表参与决定，而这个决定不可能在莫斯科有效地做出;在赔偿计划所需的原则和政策制定之前，联合赔偿委员会可以继续存在，但应在柏林与管制委员会一起工作;苏联从西区获取赔偿的前提是遵循将德国作为统一经济体的原则，即苏联在东区的拆迁将基于盟国的统一计划，并提供具体的数字和依据;美国不支持任何使苏联在获得西区赔偿方面处于优先地位的建议。第二天，委员会的西方三国代表离开了莫斯科，没有再回来。面对西方“破釜沉舟”的举动，莫斯科屈服了。9月16日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А.Я. Вышинский)答复哈里曼，苏联政府完全接受美国的要求。9月20日，驻德苏联军政府副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В.Д. Соколовский)通知管制委员会，苏联政府同意将赔偿委员会迁至柏林。10月下旬，委员会苏联分部各小组陆续抵达柏林。尽管如此，盟国在赔偿工作的初期还是合作大于分歧。克莱后来写到，在活动高峰时期，管制委员会有多达175个以上各种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四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在大楼食堂里一起吃饭，并通过翻译或手势亲切地交流。到处弥漫着的善意和友情使人们感到国际合作与持久和平是可以期待的。盟国统一赔偿计划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讨论的。

　　所谓赔偿计划，就是计算在维持和平时期基本生活和生产的情况下，德国能够拿出多少“剩余”的工业设备(对苏联来说还有工业产品)作为赔偿交付战胜国。为此，根据波茨坦会议必须把德国作为统一经济体的原则，盟国需要达成一项协议。由于苏联和美英在赔偿问题上的目标不同—前者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物资，而后者则着眼于维持德国和欧洲的经济稳定，达成协议的难度非常大，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如何确定德国可以保留的“工业水平”或“生活水平”。按照波茨坦会议决定，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负责编制赔偿计划，该委员会经济局(WECO)在8月15日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以美国经济学家胡佛(K. Hoover)为首的工业水平委员会(LOIC)来承担这一任务。苏联拖延了一个月才任命外贸人民委员部领导成员科尔帕科夫(Б.Т. Колпаков)为该委员会代表。

　　9月17日，胡佛向工业水平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维持德国最低生活水准所需工业水平的备忘录。胡佛的结论是，以德国估算人口7000万和战前欧洲平均生活水平为标准，将德国战后消费所需的工业产值确定为140亿马克;以战前(1938年)德国工业总产值为325亿马克计，则战后“剩余”工业产值为185亿马克，占战前工业总产值的57%。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苏联官员和经济学家对备忘录进行了仔细研究，并于10月19日提交了一份报告。苏联专家认为，美国备忘录对德国人口7000万的估算“显然是夸张的”(苏联认为只有6000万)，将1932年人均国民收入230美元等同于欧洲平均生活水平也是“不正确的”(苏联认为后者只有202美元)。因此，苏联专家计算的结果，德国战后消费所需工业产值不是140亿马克，而是79亿马克，如果按照战后欧洲生活水平比战前低20%计算，即是63亿马克，而“剩余”工业产值则是262亿马克。这就是说，在满足人民必需的生活水平后，德国工业的80%都是“剩余”的，都是可以列入赔偿范围的。不过，因为专家们都不在柏林，苏联并未及时向管制委员会提交自己的意见。10月27日诺维科夫请求允许将赔偿委员会成员连同经济专家和工作人员总计33人紧急派往柏林，莫洛托夫当即批准。11月11日，苏联赔偿委员会成员和专家抵达柏林。

　　11月12日，以科尔帕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正式投入管制委员会的实际工作，并提交了对美国备忘录的答复意见。从1945年11月中旬直到1946年2月底，苏联代表与英美代表在确定德国“保留”工业的具体品种和数量方面，展开了激烈、反复的讨论。苏联代表团发回的大量电报，讲述了谈判中双方争论的详细过程。下表反映出在赔偿谈判中关于战后德国应保留的工业水平的估算方面，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的重大分歧。

　　

 

　　从以上不完整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苏联尽量压低可保留的工业数量(剩余的都可列入赔偿)，而西方盟国(尤其是英国)则希望为德国多保留一些工业设施(赔偿数额必然减少)。对于苏联来说，谈判的目的主要是要从西区(特别是鲁尔)拿到赔偿，为此苏联还向西区派遣了大量专家，考察那里的企业状况。另一方面，为避免西方盟国染指苏占区的事务，苏联一再拒绝英美代表来东部考察，也一直拖延交出苏占区的赔偿数据，尽管从“统一经济体”的原则出发这是理应做到的。所以，西方代表在谈判中占有优势，而苏联代表则难免心虚。

　　波茨坦协定规定：“因赔偿而从西部地区拆迁的设备数量，最迟必须在从现在起的6个月内确定。”随着规定期限(1946年2月)的临近，苏联的立场开始松动。美英对保障战后德国和欧洲社会经济稳定的态度很坚定，甚至改变了波茨坦会议最初对德国工业标准的规定，即不知不觉地将“不超过”欧洲(苏联和英国除外)和平时期的平均经济水平变成了与这一水平“持平”。仔细阅读从柏林发往莫斯科的大量电报可以发现，苏联代表团认为美国的要求具有合理性，多次有意做出让步，以尽快达成协，只是“上级”迟迟不予答复。1945年11月27日莫洛托夫同意在估计德国人口的问题上可以让步，第一次打开谈判僵局的缺口。12月19日莫洛托夫又做了批示，同意对诺维科夫一个月前提出的在赔偿管辖权问题上的让步，即赔偿委员会只管政策，而制定和执行赔偿计划由管制委员会负责。1946年1月9日，在诺维科夫和索科洛夫斯基的反复催促下，莫洛托夫同意在谈判中的“核心问题”钢铁产量上可以做出让步。第二天管制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确定德国每年钢铁生产能力限制在750万吨，而产量不得超过580万吨。然而，赔偿问题太复杂，这些让步对于四大国签署一个完整赔偿计划的协议还是不够的。

　　实际上，以科尔帕科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从12月就开始讨论和起草一个综合性的折中方案，以求尽快完成在管制委员会的工业水平谈判。1946年3月21日，索科洛夫斯基亲自把苏联代表团关于战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款计划的书面报告带回莫斯科。报告全面而详细地追述了柏林谈判的过程、盟国各方的意见分歧以及到目前为止谈判的结果。报告估计，在德国保留50%工业水平的情况下，可用于赔偿的设备将占整个工业的25%，而苏联在西部地区获取的赔偿份额约为该工业设备价值的6%—7%(大约7亿—7.5亿美元)。尽管这个工作报告没有表示倾向性意见，但在同一天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顾问谢苗诺夫(В.С. Семенов)和副总司令德拉特文(М.И. Дратвин)联名向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柏林谈判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特别建议对此应采取妥协的方针，并请求莫洛托夫立即下达指示。第二天，诺维科夫为莫洛托夫起草了回电，要求他们采取强硬态度，拒绝接受英美的方案。然而，莫洛托夫并没有发出这封电报。3月23日，斯大林亲自发出一道指示，表示支持来自柏林的意见。于是，25日莫洛托夫给德拉特文和谢苗诺夫回电，指示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和克莱提出的公报文本(只有一些文字修改)，而仅拒绝英国代表的保留意见。

　　消息传来，美国代表如释重负。3月26日管制委员会批准了“战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偿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德国的工业生产分为两大类：禁止生产(武器装备和物资)的和限制生产的。以1938年的水平为标准，计划对以下各类生产规定了限额：钢铁冶炼25%，化学工业36%，机器制造36%，轻工业60%—75%，采矿66%，电力生产60%，煤炭生产不受限制。构成限额以上生产能力的企业和设备均列为赔偿对象。管制委员会还指示经济局制定详细的作为赔偿对象的工业设备计划，尽早提交委员会确认，时间初步商定在4月20日。

　　3月29日，苏占区各大报纸都全文刊登了这个赔偿计划，基督教民主联盟机关报《新时代》称，计划中的“整个德国经济结构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谢苗诺夫也认为，计划拟定的“销毁”和“保留”两个工业清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一些英美电台和报纸则对赔偿计划提出了批评。苏联对能够达成协议、通过赔偿计划感到满意是有道理的。从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看，美苏关系已开始进入紧张状态。1945年12月底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国人感到奇怪，斯大林1946年2月的选举演说更让白宫对苏联的意图产生疑虑。凯南2月23日“长电”把苏联行为的根源归结为“扩张”，3月5日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认定苏联正在拉下“铁幕”，以及苏联为取得伊朗北部石油专卖权而宣布推迟从伊朗撤军，这一切都把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反苏情绪推向了高潮。在这种背景下，由美国掌控的对德管制委员会能批准苏联急迫需要的赔偿计划，实属不易。或许，这正是莫斯科不失时机采取让步方针的原因。但如果认真讨论赔偿计划得以通过的原因—这对研究冷战起源中的经济因素是很有意义的，那么以下几点应该注意：

　　首先，美国内部在赔偿问题上存在不同声音。尽管白宫和国会山对苏联的看法趋向恶化，但在柏林的美国军政府从德国现实经济和政治出发，一直希望与苏联占领军继续合作。这一点，在两国占领军最高长官艾森豪威尔(D. Eisenhower)与朱可夫(Г.К.Жуков)以及克莱与索科洛夫斯基的对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大量证据表明，克莱将军比国务院的官员更有兴趣与苏联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同样，科尔帕科夫和索科洛夫斯基也比在莫斯科的官员更倾向于在谈判中采取妥协态度。对于凯南电报的反应，柏林与华盛顿截然不同。克莱认为，这封电报更多地代表了反苏的“英国路线”，他和他的政治顾问墨菲(R. Murphy)都认为，不能指责苏联人违反了波茨坦协定，他们“不遗余力地与美国人保持友好关系”。而美国军政府的意见，在处理德国的具体问题时往往起主导作用。

　　其次，此时段在对德国问题的处理上与美国政策抵触最大的不是苏联而是法国。例如，对于美国提出的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苏联因担心影响到苏占区的赔偿政策而不满，但又不便公然站出来反对这个符合波茨坦会议精神的建议。法国没有参加波茨坦会议，为避免中央政权的管辖和势力扩展到莱茵和鲁尔地区—这是法国志在必得的地区，法国政府声称，只要对未来德国西部边界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法国就会对建立中央政权的任何决议投反对票。苏联则一直躲在法国的背后，迈斯基曾向莫斯科建议，“尽可能地与法国接触”，“利用法国来对付英国和美国是有益的”。

　　再次，在赔偿问题上直接与苏联唱对台戏的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在柏林的苏联代表团认为，在德国问题上是英国坚持“最反动的立场”(尽量减少赔款额)。尽管盟国都赞成继续让德国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存在，但“英国人态度强硬”，而美国人“不是很坚定，倾向于做出让步”。这一点，从苏联在德国问题的对外宣传中把攻击矛头主要指向英国也可以看出来。让苏联人感到惊喜的是，有时甚至美国人还会出面调和苏联与英国之间的对立，比如在确定德国钢铁产量的问题上。

　　最后，导致盟国达成赔偿计划协议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内部赔偿政策的变化。管制委员会在最后阶段得以通过四大国一致同意的赔偿计划，当然是因为苏联做出了妥协。而苏联的妥协表现在两个方面，从谈判的技术层面看，苏联代表团一开始就预留了很大的让步空间。但从另一方面看，更主要和更起作用的因素是苏联赔偿政策上的变化。如前文所述，苏联最初的做法是打着收缴“战利品”的名义强行在其占领地区(特别是柏林)抢夺赔偿物资，波茨坦会议以后则名正言顺地进行大规模拆迁。关于苏联到底从其占领区拆迁了多少设备、价值多少，有各种不同的统计资料，但无论多少，其影响和效果都对苏联不利。从政治上讲，引起苏占区德国人的普遍不满和抗议。从经济上讲，拆迁已成为浪费和低效的代名词。大量设备因运输不力或缺乏原料而闲置，乃至生锈、报废，即使运到苏联的设备也往往由于拆除缺乏专业人员而无法安装和使用。因此，1946年1月苏联就开始考虑改变政策，由一次性赔偿转向长期赔偿，即逐渐放弃拆迁工业设备而改为收取现有产品。这个结果必然会导致苏联对赔偿计划的重新思考。如果赔偿来自拆迁设备，那么德国保留的企业越少对苏联越有利;如果赔偿来自德国企业的产品，那么正好相反，德国保留的企业越多才能保证苏联得到的赔偿越多。正如奥斯特曼所说：“与其说是美国的压力和赔款的诱惑，不如说是苏联内部的动力为达成协议提供了可能性。”尽管当时苏联的政策转变尚未定型，但这种考虑显然是莫斯科决定在赔偿计划上让步的现实基础。

　　制定赔偿计划是苏联对德索赔政策中的优先选项，所以急于达成协议，而在另外两个与赔偿直接相关的问题上苏联却表现得十分谨慎。

　　第一个是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问题。为执行波茨坦会议关于“统一经济体”的决定，美国率先提出建立一个全德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但遭到法国的坚决抵制，英国也持反对立场，苏联则闪烁其词或保持沉默。克莱甚至一度考虑撇开英法，首先在电信方面建立起一个美苏联合的中央管理机构。苏联一方面希望通过参与中央机构设置来保证从西区获取赔偿，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央机构的建立会影响苏占区财政的“独立性”，一直因内部意见分歧而犹豫不决。美国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凯南认为中央机构对苏联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而克莱则把建立中央机构和打破地区壁垒看作是对美苏有效合作能力的“试金石”。

　　第二个是签署德国裁军和非军事化条约的问题。1945年9月贝尔纳斯在伦敦外长会议向苏联建议缔结一项为期25年的关于德国裁军和非军事化的条约。斯大林认为这表明美国要插手欧洲事务，削弱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同时转移苏联对日本问题的注意力，因此指示莫洛托夫不要急于表态。12月24日与斯大林会晤时，贝尔纳斯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建议先与苏联讨论，再请英法参加。斯大林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提出必须同时与日本也签署类似的条约。由于莫斯科迟迟没有明确态度，1946年2月美国直接把条约草案发给了苏英法三国政府。苏联外交部综合听取了各方意见后认为，缔结这样一个条约的前提是对德占领结束和德国政府的建立，而且在与德国卫星国签署和平条约前讨论和签订这个条约也为时过早。于是，莫洛托夫的答复模棱两可，让美国人摸不清莫斯科的核心意图。

　　建立中央机构可能破坏苏联对其占领区的单边行动，签署非军事化条约将导致提前从德国撤军，归根结底都会影响苏联实现其最重要的目标—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所以，从根本上说，苏联是反对这两个建议的，但为了尽快达成关于赔偿计划的协议，苏联又不能也不愿公开与美国对立。然而，这些都是处理战后德国赔偿问题绕不过去的关隘，当莫斯科不得不表明自己立场的时候，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冲突便不可避免，而赔偿计划的执行也就难以为继了。

　　三 赔偿计划执行中的美苏冲突(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

　　到1946年春天，不仅欧洲的政治形势显得紧张，经济状况也日益严重，特别是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的经济发展步履跄踉，制约了整个欧洲经济的复兴。战后欧洲粮食短缺，尤其是在德国。如果靠自身资源供给，美占区普通消费者每天分配的食品热量只有950卡路里，是营养专家认为的所需热量的一半，大约是美国人所获热量的三分之一，所以大部分要从国外输入。进口粮食需要工业产品出口平衡，而德国工业生产完全没有恢复。根据当时苏联得到的资料，1946年的工业水平与战前相比，美占区为26%，英占区为20%，法占区为15%— 20%(苏占区为47.7%)。另据墨菲1946年4月和9月的报告，德国的钢产量只有1938年的14%，杜鲁门寄予最大希望的鲁尔煤炭，也只有战前水平的40%，仅占总统1945年所定目标(2500万吨)的三分之一。结果只能依靠美国和英国提供补贴，有资料显示，1946年美英以食品为主对德国的进口援助为4.7亿美元，1947年为6亿美元。因此，美国和英国的方针是先恢复德国经济，再考虑赔偿问题。否则，实际上就是苏联人“利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人道主义，使他们间接为德国的赔偿出钱”。

　　美国的苦衷苏联人完全清楚。然而，苏联人也有自己的难处。战争给苏联带来了巨大损失，战后经济重建面临重重困难，而资金来源除国内资源外，斯大林最初的设想只有两个：从美国获取贷款100亿美元，从德国获取赔偿100亿美元。前者的主动权完全在美国，后者苏联还掌握部分主动权。到1947年春，美苏贷款问题从提出到谈判已经整整两年，苏联的要求从100亿美元降到60亿，再降到10亿，却没有任何结果，所以取得战后赔偿就成了苏联唯一的希望。因此，苏联的方针是先实现赔偿要求，再考虑德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就如斯大林后来对马歇尔(G. Marshall)国务卿说的，苏联政府无法向“饱受战争之苦的苏联人民”交代。

　　如果说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反映在政治立场和认知理念方面，那么其中隐含的经济利益冲突，到1946年春夏欧洲经济形势日益紧张时便逐步显露出来。苏联因急于签署赔偿计划而不愿直接面对和马上处理的问题—在经济统一原则基础上建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现在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特别是对于因此引出的美英占领区合并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与统一赔偿计划的执行纠缠在一起，而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关系开始破裂。

　　4月5日，管制委员会经济局会议讨论德国的进出口方案。在激烈的争辩中，苏联驻德军政府经济局局长科瓦利(К.И. Коваль)反对制定统一的外贸计划，坚持按照“分区赔偿”的原则，提出维持各占领区经济生活的主要责任由那里的军事长官承担，各占领当局制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方针，并对向其他占领区供货负责。克莱认为，这种说法就表明苏联政府准备继续运走德国的现有产品，直到他们1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得到满足为止。他在4月8日向协调委员会报告说，刚刚制定的“工业品计划是以进出口平衡为基础的”，否则“赔偿计划就无效了”。他的政治顾问墨菲则向国务卿建议：如果不能就共同的进出口计划达成一致，美国代表团将“援引要求平衡进出口计划的条款，坚持修改赔偿计划”。争论发生后，美国人和英国人决心解决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问题，并提出建立一个类似进出口代办处的机构。然而，法国人和苏联人却以不出席会议等手段来阻挠该问题的讨论。4月20日，针对苏联正在拆除一家美国拥有部分股份的食品加工厂的做法，被激怒的克莱警告索科洛夫斯基：波茨坦协定和工业品计划都没有把食品加工厂列入赔偿范围，而且这种拆除将导致进出口平衡无法实现。如果苏联继续这样做，“我认为必须停止赔偿交付，直到我们的计划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审查”。

　　在得到英国的支持和法国认可后，4月26日克莱在协调委员会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设立中央进出口管理机构的方案，并声称，“如果在今后两三个月内，不能实现统一的进出口贸易政策”，将不得不修改赔偿计划。为此，美国考虑中断大约1.6万—1.7万人的工作，他们正在为赔偿而拆卸机器。苏联代表则认为，设立统一的进出口管理机构与赔偿计划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进出口计划应该在赔偿结束后，以德国保留下来的工业生产能力作为基础来实施。会议决定搁置争议，由代表向各自政府报告。5月3日的会议争论更加激烈，英国坚决支持美国，法国立场有所松动，苏联仍然固执己见。于是克莱向管制委员会宣布，在实现对德国经济的统一管理之前，为了保护美占区的经济，除24个已预定的赔偿工厂外，美国将停止交运一切赔偿物资。这一举动在苏联报纸上引起激烈抗议，莫斯科的宣传机器开始把矛头从英国转向美国，将美国政策作为抨击的目标。

　　正如克莱本人所言，美苏在对德政策上的第一次分裂的确发生在赔偿问题上。不过，这个分裂并不是预想的。如果据此认为美苏此时便决心在德国问题上决裂，甚至认为这是“德国冷战的第一个表现”，未免言过其实。第一，苏联并非想要、也没有想到挑起冲突。没有证据表明4月5日科瓦利的声明事先请示过莫斯科，苏联代表团似乎也没有重视美国的反应，4月26日的争论发生4天后阿尔卡季耶夫才向莫斯科报告。第二，克莱的本意是希望在统一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把进出口贸易与赔偿联系起来，并非反对赔偿，更不是要就此与苏联分道扬镳，而只是向苏联施加一些压力。第三，当时德国西区拆除设备速度极慢，以至于克莱暂停美占区拆除的声明对苏联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第四，克莱最初采取的行动更多地是针对法国而非苏联，只是法国在美国的劝说下退缩后，苏联才凸显出来。所以，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实际上，克莱的讲话并非美国的既定国策，没有资料显示克莱事先征求过华盛顿的意见，事后从美占区向苏联移交赔偿物资的活动也没有真正停止。斯米尔诺夫也认为，克莱宣布停止拆除对赔偿工作影响不大。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次冲突的爆发虽然带有很大偶然性，却因1946年上半年欧洲政治形势紧张和经济形势恶化推动了美苏在赔偿问题上走向分裂的进程，这是从美国提出美英占领区合并的问题开始的。克莱关于建立统一管理机构的主张在美国内部引起不同反响，凯南、墨菲等人认为苏联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东欧和德国东区，并且正在努力获取更多利益，建立中央经济机构只能对苏联有利，为其在西部地区发挥影响力提供机会。副国务卿艾奇逊(D.G. Acheson)和克莱顿(W.L. Clayton)虽然赞成凯南等人的分析，但他们认为德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需要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和食物，他们并不准备放弃东欧和德国东区，更不愿让美国承担分裂的责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此犹豫不决，他不想在德国问题上逼迫苏联与美国摊牌。面对各种意见分歧，5月26日克莱向美国政府建议，为解决经济统一问题，在全德建立类似美占区州总理会议的临时政府;如果近期还无法在盟国之间达成协议，则争取首先实现美占区与英占区的合并。这就是所谓双占区(Bizone)问题的由头。

　　苏联虽然对克莱5月3日的声明表示不满和反对，但并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作为苏占区的政治主管，谢苗诺夫在报告中一方面谈到美国对德政策发生了变化，“目的性和攻击性更强”，赔偿问题造成“我们与美国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认为在德国问题上持“最反动立场的”是英国，美国人在管制委员会扮演着苏英之间“友好调停人”的角色。美国虽然把经济统一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但已经准备好了作为赔偿企业的清单，似乎很快就会提供这些清单。苏联外交部对美国做此决定后出现的新情况显然也没有充分理解。诺维科夫和斯米尔诺夫的报告认为，目前的分歧只是对波茨坦协定有关条款的理解问题，苏联需要作出说明和解释，并在报纸上批评美国。还有两个情况烘托了乐观情绪：克莱关于暂停移交赔偿设备的决定并没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因为管制委员会已经确定的赔偿物资不受此决定影响;经双方占领当局的批准，美占区德国代表与苏占区签署了一个双边贸易的框架协议，跨区贸易谈判如此活跃，似乎预示着统一经济管理的道路正在打通。

　　由于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莫斯科的反应显示出强硬姿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6月13日做出了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其要点如下：试图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家的观点是错误的;德国应该是统一的和民主的国家;必须在鲁尔地区建立四国的联合管制机构，并保证苏联将从这里得到赔偿;签署对德和约前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政府，作为过渡措施，不反对建立中央行政机构;苏联必须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其中包括设备和现有产品;苏联占领军在德国驻扎的目的之一就是确保赔偿供应;苏联怀疑在德国建立联邦制国家建议的合理性，但如果这是全民投票的结果，苏联也不反对。这个成为此后苏联对德政策基调的决议，表现出苏联领导人在德国问题上乐观、自信的心态。这种心态与此时西方国家的担忧和疑虑形成鲜明对照。早在1946年初美国政府中的右翼势力就认定苏联将要“扩张”，到5月英法政府也开始感到忧虑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 Bevin)给内阁的文件中写道：“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已经复苏的德国与俄国联手，或是处于俄国的掌控之下。”法国外长比多(G. Bidault，又译皮杜尔)则对美国人讲，他担心“在协和广场出现哥萨克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重提已被波茨坦会议否定的100亿美元赔偿的说法，又坚持西方盟国一再坚决反对的在德国西区收取“现有产品”的做法，本以为会迫使美国做出让步，没想到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引起轩然大波。

　　1946年7月9日和10日，莫洛托夫在巴黎外长会议上连续发表了两个高调声明，不仅内容与政治局的决议完全相同，文字也是经过斯大林亲自修改和批准的。为了进一步向美国施加压力，7月12日《真理报》发表了《克莱将军的非法行为》的长篇文章，指责美英错误地理解了波茨坦会议关于经济统一的原则，停止拆除赔偿设备的行动破坏了波茨坦会议关于赔偿问题的决议。

　　苏联的声明在西方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应。美、英、法以及德国西部地区的社会舆论普遍指责苏联一方面在其占领区采取高压手段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赔偿，一方面却呼吁德国统一和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甚至一反常态要求提高德国的工业水平，特别是对苏联重提100亿美元的赔偿，感到惊讶和愤怒。美国政府则立即开始考虑反制措施。7月11日，贝尔纳斯向盟国提出了将西方盟国占领区合并的建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加速经济上的统一。对此尚不知情的莫洛托夫在12日与贝尔纳斯会谈时还在幻想美国会在压力下做出让步，他按照斯大林的旨意提出，只要盟国同意苏联在一定时间内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同时保证让苏联参与对包括鲁尔地区在内的德国经济的联合控制，苏联就可以接受美国关于萨尔地区(划给法国)的建议，并执行波茨坦关于将德国作为经济统一体的决定。当然，这只能是幻想。

　　7月17日，英占区司令官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原普鲁士的莱茵省北部将与威斯特伐利亚省合并，苏联在柏林代表团的担心和警告—鲁尔将成为西方集团经济基地，就要变成现实了。7月20日，美国正式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美英占领区合并的方案。此前英国已表示可以接受这个建议，而美国同意将萨尔划归法国也堵住了巴黎的嘴。7月30日，英国政府宣布同意与美占区合并。美英打出的一套“组合拳”令莫斯科有些手忙脚乱。显然是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7月20日管制委员开会，索科洛夫斯基竟然回避对美国提案的立即讨论。10天以后，即英国表示愿意成立双占区的当天，苏联才提出新的主张。索科洛夫斯基在管制委员会发言，批评美国的建议违背波茨坦会议精神，无助于实现德国经济统一，忽视了德国的政治统一，其结果可能会造成分裂局面;而苏联的政策是坚决遵守德国政治和经济统一的原则，支持促进各区之间交流的任何措施。索科洛夫斯基主张尽快建立一个全德中央行政机构，首先可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以促进占领区之间的贸易。还有消息透露，科尔帕科夫表示苏联“愿意修改工业水平协议”，以提高德国工业水平换取从当前产品中提取赔偿。宁可接受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议(这与莫洛托夫的高调声明可以吻合)，也不能让美英占领区合并，这表明莫斯科实际上开始退缩了，尽管嘴上还很强硬。对此，克莱和在柏林的美国人满怀希望，反应积极，但华盛顿态度冷漠。

　　不顾苏联政府的反对，美英政府加快了两区合并的速度。8月9日，成立了两区管制委员会。8月20日，美国和英国占领当局指示两个区的土地委员会参与合并计划的具体制定。8月23日，英占区军政府颁布法令，将北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省合并为新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从而彻底打破了苏联关于对鲁尔地区实行国际共管的计划。9月3日，农业、工业、运输等5个两区行政机构被批准成立。9月5日，美英就两区经济合作原则和建立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达成协议。在这一切行动完成后，9月6日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说，全面阐述了美国对德国的政策。谈到赔偿问题时，贝尔纳斯明确表示美国不赞成把现有产品作为赔偿，批评盟国管制委员会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德国成为统一经济体，要求上调德国工业水平计划以使德国经济自给自足。至于美英占领区的合并，贝尔纳斯强调，“如果不能确保完全统一，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最大程度的统一”。无论历史学家对这个演说的总体评价存在怎样的分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标志着对美国早期对德惩罚性政策和JCS—1067指令的修正，也是对莫洛托夫声明的回应。

　　这样，美苏两国的对德政策都呈现出明显的反向变化。苏联由主张削弱德国转向呼吁德国复兴—尽管具有浓厚的策略色彩;美国则由主张“统一德国经济”转向“统一西占区经济”—尽管表面上是一种退却。面对美国的“新方针”，已到巴黎准备出席外长会议的莫洛托夫十分紧张，9月8日要求各有关部门在两天内拿出分析意见，9月12日又在大使馆组织代表团成员进行讨论。虽然所有的报告都一致认定贝尔纳斯的演说是针对苏联的，但看法各异，分歧很大。结果，莫洛托夫除了9月17日发表了一个关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的声明外，苏联政府没有任何公开的反应。不过，双方的往来并没有停止。从1946年9月到1947年初，美苏在对德政策的沟通和争论中存在着三条并行而相互关联的线索：通过频繁的非正式会谈讨论具体的赔偿方案;关于如何处理双占区问题和组建德国中央机构的谈判;关于签订德国非军事化条约的交涉。

　　在美苏非官方的多次接触中，似乎一度勾勒出在赔偿问题达成妥协的轮廓。克莱和墨菲一如既往地推动与苏联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他们主张只要苏联接受经济统一的原则，在成立中央管理机构和提高德国工业水平的情况下，可以答应从现有产品中提供赔偿，但需在德国工业全面恢复之后，这大概要在5年之后。对此，顶替科尔帕科夫与克莱谈判的苏联驻德军政府主官(朱可夫已奉命回国)索科洛夫斯基表示欢迎，他希望继续以这种非正式的方式与美国接触。在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中，索科洛夫斯基指出，赔偿问题应该在全德范围内得到解决，而克莱的建议是朝着努力解决赔偿问题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然而，美苏双方毕竟隔阂已深，而双方第一线官员达成的妥协也没有得到各自政府的认可。谈判很快就搁浅了。首先是美国不顾苏联的反对，11月19日独自在美占区颁布了“去卡特尔化”法令。接着是克莱与索科洛夫斯基在提高德国工业水平的幅度上发生争执，然后是12月苏联拒绝提供苏占区的赔偿数据，引起美方强烈不满。1947年1月9日美英在协调委员会的代表宣布，如果苏联不提供苏占区的赔偿数据，他们将无法提供有关经济问题的报告。这就意味着讨论赔偿问题的管制委员会工作将被迫搁置。1月16日苏占区在新闻里播放了索科洛夫斯基的声明，其中说到苏占区的工业水平应提高2—3倍。此事又引起轰动，克莱指责这样做推翻了盟国以前商定的标准，是苏联“在德国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的新政策的开始”。2月8日苏联驻德军政府专家组得出结论：美英对德政策的目标是保存德国的军事潜力，并作为军事集团的基础，致力于反对苏联。

　　美国提出的建立中央行政机构和美英占领区合并的主张是对苏联赔偿政策和目标致命的冲击。9月12日，即在贝尔纳斯讲话后几天，第一个独立的两区联合机构—工商业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便建立起来。对于两区合并的目标，美国驻徳军政府经济主管德雷伯(W. H. Draper)10月11日在双占区经济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说，美国希望通过两区合并来实现经济上的完全统一，如果可能也让苏占区和法占区加入，随后将建立临时政府，但他警告德国人不要过早地进行政治试验。克莱虽然试图利用苏联对赔偿的需求引诱苏联同意实现经济统一，但他也完全清楚这里存在的政治风险。在11月应国务卿请求所写的关于德国问题的全面分析报告中，克莱提出，如果政治统一被证明不可能沿着民主路线进行，那么为赔偿而进行的生产将会停止，也就不应该考虑批准为赔偿而生产的经济统一计划了。由于担心苏联的影响会支配统一后的德国，美国政府宁愿看到德国分裂。9月15日国务院德国政策委员会建议：如果苏联在统一的问题上“继续拖延”，美国就“应该与英国人，如有可能与法国人一起，寻求德国西部的统一，并恢复该地区的经济”，即使这意味着“将德国分裂为东西部两个国家”。这种论调在华盛顿颇有和声。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Smith)也认为，苏联正在寻求一切机会在加强控制东部的同时破坏西部的稳定，“如果有必要，我们必须准备接受德国东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分离”，这是不可避免的。英美之间从1946年7月开始的交涉，经过长时间谈判终于有了结果。12月2日贝尔纳斯和贝文绕过管制委员会签署了两区合并协议，双占区将于1947年1月1日正式建立。

　　双占区建立的初始和主要动机是尽快恢复德国经济，以减少美英两国占领费用和经济补贴，但其直接后果就是免除或减少了德国西区的赔偿义务—这里当然包括对苏联的赔偿，而客观上也加剧了德国走向分裂的步伐。这一点苏联人当然看到了。索科洛夫斯基12月报告说：为维持西区的经济，“盟国被迫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美英每年大约要支付1.5亿和3亿美元。而在苏占区，已有3316家企业因赔偿而被拆除运往苏联，价值约15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建立统一的经济政策，制定单一的进出口计划，必然对苏联不利。因此，由于经济统一的工作(在苏联的反对下)受挫，美英正在努力与苏占区脱钩。苏联外交部美国司在分析美国对德政策的报告里指出，美英占领区经济协定的签订，“是德国分裂的第一步”。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于是，在坚决反对成立双占区的同时，苏联采取了积极推动中央行政机构建立的行动。

　　首先看到这一机会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乌布利希(W. Ulbrich)，他在1946年9月26日签署了一项给苏联占领当局的备忘录，建议成立在苏联领导下的德国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构，逐步将经济领导权移交给德国人。10月6日谢苗诺夫向外交部建议，接受乌布利希的要求，因为在占领区建立德国政府势在必行，这也是为统一社会党获取管理国家经验、进一步组建全德政府的必要步骤。10月10日苏联驻德军政府提出建立德国中央工业委员会的建议，并于11月14日提交管制委员会。1947年1月21日苏联财政部长兹韦列夫(А.Г. Зверев)和驻德军事机关财政部主任马列金(П.А. Малетин)联名向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报告，鉴于西方盟国坚持要在管制委员会下建立全德统一的银行机构，他们建议，如能保障完全支付苏联的占领费用和对苏赔款，可以考虑接受这一主张。1月27日，诺维科夫和斯米尔诺夫在拟定的给外长会议苏联代表团指示草案中指出，目前在德国还没有条件建立中央政府，可以向管制委员会建议立即着手组建德国中央行政机构，规定其任务和权利范围。1月29日，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呈送了苏联关于德国中央行政机构和国家组织的草案。1月31日斯大林对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反映了此时苏联的心态和策略：单纯的经济联合就只能是占领者的联合;中央政府建立得越快，德国恢复也就越快;德国联合的口号应当在你们手里;如果不能在短时期内争取建立中央政府，就需要在苏占区里联合起来。于是，2月25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管制委员会发表声明，严厉批评了英美占领区合并的做法和西方的联邦化统一方案。声明指出，德国必须是一个承担赔偿义务的民主国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在英美两区协议中规定的错误概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将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统一付诸实施”。

　　到1947年3月国际局势愈发紧张，英国无力应对希土危机，“邀请”美国干预欧洲事务，而显示美国进入欧洲决心的杜鲁门主义在国会顺利通过，则表明政治右倾在美国已成大势所趋，军人出身的马歇尔接替贝尔纳斯出任新国务卿，似乎也象征着美国对外政策将走向强硬。就连一向主张与苏联合作的克莱，也对“共产主义的快速渗透”提出了警告。在德国问题上，当美国决策者终于意识到欧洲的生存取决于德国的经济复苏时，美国对德政策的“摩根索阴影”开始彻底消除。美苏关于赔偿问题毫无进展的长期争论消磨了所有人的信心，甚至美国驻德军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创造一个“我们自己的铁幕”的声音。在这种剑拔弩张气氛中开幕的莫斯科外长会议，终于使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四 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镳(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

　　苏联为召开莫斯科会议做了精心的、充分的准备。早在1947年1月6日部长会议就命令莫斯科市组成专门的政府委员会，负责从酒店安排到通讯联络的会务工作。外交部还组织了政治和组织委员会，负责准备各种材料和谈判方案。宣传和舆论工作也在年初就开始布置了。莫洛托夫甚至准备了苏联一直避而不谈的有关苏占区的各方面信息，如设备拆除和所得赔偿数额、占领军人数、占领费用、货币发行、战俘处理等等。莫洛托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出，只要西方盟国承认苏联的赔偿要求，就可以提供这些“真实的”材料和数据。3月8日，莫洛托夫还向斯大林报告了会议议程以及苏联在所有涉及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和应对方案。莫斯科外长会议是四大国讨论德国问题时间最长、涉及问题最全面的一次会议，共举行了43次正式会议，4次闭门会议，还有一系列双边会谈，仅部长级全体会议就占用了134小时55分钟，会议编写的文件多达157份。苏联对这次会议充满了希望，结果却大失所望。

　　根据莫洛托夫3月8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科瓦利3月11日起草的准备提交外长会议的管制委员会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决议草案、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和声明，以及外交部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可以归纳出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有关赔偿问题的各项要求和建议。然而，会议一开始就陷入了苏英代表之间的激烈争吵，接着是苏美代表之间的直接对阵，除了在个别条款上互有让步外，一个半月下来，最终也没有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和有意义的问题上达成协议。

　　关于赔偿计划的执行问题。苏联坚决要求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确认苏联有权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按1938年的世界价格计算)的赔偿，包括从西部地区运往苏联的工业设备和现有产品;西部地区运往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设备拆除工作应在1948年7月1日以前完成，而苏占区的拆除工作必须在1947年7月1日以前完成(后同意清理德国军事工业潜力的计划可以稍微推迟);整个赔偿计划必须在10年以内完成(后延长到20年);为提高德国的赔偿能力，建议修改1946年3月的赔偿计划，将德国工业水平平均增长20%，钢的年产量达到1000万—1200万吨。鉴于西方不同意现有产品赔偿，苏联代表强调雅尔塔会议认可的有三种赔偿形式：工业设备、现有产品和使用德国劳工。波茨坦会议虽然集中讨论的是拆除设备问题，但是并没有反对从现有产品中进行赔偿。总之，用莫洛托夫非常生硬的话说，“对苏联而言，不解决赔偿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德国问题”。此外，为了加强赔偿工作，苏联还要求立即恢复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工作。

　　美国对赔偿问题也给予极大关注。“鉴于赔偿问题在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可能具有的特殊重要性”，杜鲁门决定将有关赔偿程序的“所有权力和责任”集中交给国务卿马歇尔，而派专门负责赔偿事务的波利作为特别顾问随行。但美国坚决反对给与苏联100亿美元的赔偿，指出这已经是被波茨坦会议否定的方案。美国坚持的赔偿方针也与苏联不同，即在经济统一的原则下，除了设备拆除和作为交换给与苏联的赔偿物资，整个赔偿计划必须在德国经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后才能执行。也就是说，现有产品根本不能列入赔偿范围。为此，国务院在制定方案时，删掉了美国军政府关于在提高德国工业水平的条件下允许从现有产品中进行赔偿的建议。在会议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争论的中心都是赔偿问题，重点是现有产品问题。在3月22日的私下会谈中，当贝文问到波茨坦赔偿协定是否完全取代了雅尔塔协议，并询问美国对拒绝从现有生产中支付赔偿的立场到底有多么坚定时，马歇尔告诉他，“波茨坦协定完全取代了雅尔塔会议关于赔偿的表述”。美国代表团目前认为“不做任何让步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与赔偿有关的方面”，即使波茨坦会议有过让步。谈判进行得很艰难，僵持到最后阶段时，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说，美国代表团是否可以做一点让步，可以考虑现有产品的赔偿，但前提条件是在德国民主政府下“拥有有效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保障”以及不增加占领国的经济负担。杜鲁门4月1日回电，要求马歇尔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美国代表团当天便拒绝再讨论赔偿问题。

　　关于经济统一原则和双占区问题。莫洛托夫指出，英美占领区的合并造成了德国的分裂，违背了经济统一的原则，特别是没有考虑在此区域履行赔偿义务。因此，该协议的基础是错误的，必须废除。苏联建议在德国建立几个中央经济部门，在保证经济统一原则的同时，必须解决赔偿问题。针对苏联对双占区的指责，美国在会上答复说，两区协议正是“由于未能将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单位而产生的经济混乱迫使美国和英国签订的”。马歇尔在讨论中从6个方面为美国的两区合并协议做了长篇辩护，强调“解决德国问题的关键是经济联合”，认为这对占领的成功和未来世界的和平至关重要，并再次邀请苏联和法国在同一基础上参与进来。为了表明美国决不妥协的姿态，马歇尔完全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宣读的，时间之长(含翻译)以至“连莫洛托夫都坐不住了”。在3月31日关于经济和政治统一的最后讨论中，马歇尔坚持，无论如何，在“经济和政治统一真正建立起来之前”，任何赔偿计划都不会生效。

　　关于德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国家制度。苏联的方案是：作为建立德国临时政府的第一步，应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建立德国中央财政、工业、运输、通讯和外贸等行政部门;指示控制委员会在民主党派、自由工会和其他反纳粹组织以及各州代表的参与下制定一部临时民主宪法;根据德国临时宪法举行选举，选举后应成立德国临时政府。至于德国的国家制度，苏联反对美国的联邦制方案，建议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举在管制委员会直接监督下的中央政府。核心问题是中央政府必须履行包括赔偿义务在内的所有义务，所以权力必须集中。美苏都不反对在德国建立中央行政机构，关键问题是苏联主张中央集权制而美国和英国都主张联邦制。在4月8日的讨论中，马歇尔解释说，美国希望避免建立一个可能很容易转化为专制政府性质的中央政府。莫洛托夫说，这个问题可以交给德国人民通过投票来选择。贝文坚决反对，他回顾说，德国人民在不久前曾两次“支持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德国”。由于争执不下，会议放弃了这个话题。接下来在关于临时政府的讨论中，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团同意，除了明确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外，所有权力都应归属州。莫洛托夫坚持认为，中央政府有权承担起履行德国对盟国义务的责任。虽然莫洛托夫同意删去“安全警察”权力一条，但在保留给中央政府权力的问题上各方立场分歧很大，最后也因无法达成协议而搁置。

　　关于鲁尔工业区的地位问题。苏联坚持要求外长会议形成一项决定，对鲁尔工业区实行国际监督，由四大国共同控制;鲁尔地区的工业除满足德国经济需求外，必须用于赔偿。对此，马歇尔在4月11日的会议上说，美国赞成对包括鲁尔工业区在内的整个德国实行四方控制，但反对为鲁尔区建立一种单独的制度。美国认为，对整个德国实行国际控制的障碍是未能实现德国的经济统一;一旦实现经济统一，鲁尔地区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波兰西部边界的划分问题。斯大林对美国提出这个问题很恼火。苏联认为，波兰的西部边界(波德边界)以及从割让地区迁走德国人，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上确定的，是“最终决定”，后来也得到了法国政府认可，因此不容更改。马歇尔在4月9日发表了关于波德边界的声明，承认东普鲁士南部和德国上西里西亚应该成为波兰的领土，但要有充分的保障措施，以确保其煤炭和其他资源的可用性，帮助维持欧洲的经济。美国提议成立特别边界委员会，以便修改波德边界并作出适当的经济安排。莫洛托夫反驳说：波兰西部边界已是“永久边界”，波兰会就经济问题作出安排，并断然拒绝了成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随后，美苏就波茨坦会议是否最终确定了波德边界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会谈无果而终。

　　德国非军事化条约问题。苏联提出对美国的非军事化条约草案必须进行实质性修改，增加关于鲁尔地区、去卡特尔化、民主化(如土地改革)等条款，结束占领的期限为40年，而不是美国建议的25年。占领德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德国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并确保德国履行对盟国的赔偿和其他义务，其中“赔偿义务优先于其他所有义务”。苏联还建议条约的名称改为“关于德国非军事化和防止德国侵略的条约”，由美苏英法四国签署。马歇尔在4月15日的讨论中反对苏联为非军事化条约增加的一些与主题不相干的条款，认为这将“完全改变条约的范围和目的”，况且在这些条款上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苏联把这些分歧引入讨论，“实际上意味着没有四方条约”。在莫洛托夫发表了长篇大论后，鉴于无法达成协议，马歇尔建议“转到下一个项目”。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内部其实争议非常激烈，经济专家一般都主张与苏联妥协，但国务院的官员态度非常强硬，马歇尔居中调解，经过很大努力最后才拿出一个折中方案。然而，这一方案不仅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支持，也被苏联代表团所忽视。克莱的感觉是，“更可能的是，苏联代表团不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达成任何真正的协议”。苏联当然希望会议能达成协议，只是要价太高，又不愿意做出让步。

　　综上所述，莫斯科会议讨论的所有议题，几乎都牵涉到令人头疼的赔偿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会议一无所获。英国代表早就不耐烦了。贝文在会议结束前10天就抱怨说，他在莫斯科呆了4个星期，结果什么也没有做，他已经不关心会议接下来要讨论什么了。法国和英国代表都无心恋战，急于回国，马歇尔也感到“如此毫无成果的会议应该结束了”，只是不愿直说罢了。美国人确实感到非常失望，在4月15日与斯大林的会谈中，马歇尔丝毫没有掩饰这种情绪。反而是苏联人显得比较沉得住气，斯大林甚至劝说马歇尔“不应悲观”，这次会议只是试探性的，或许下一次会议就能取得成果。斯大林一再谈到美国答应战后继续援助苏联(主要指贷款)，却迟迟没有兑现，最后又向马歇尔表示苏联的态度是“真诚的、开诚布公的”。由此看来，莫斯科会议的结局完全是斯大林意想不到的。1946年夏天的局面已经很紧张，但苏联错误判断形势，重提100亿美元的要求，结果是火上浇油。莫斯科会议本来是一次(甚至是最后一次)妥协的机会，但苏联反而进一步加码，竟然提出了完成赔偿的时间表，看来是想作最后一搏。从斯大林谈话的口气看，苏联可能有些后悔，或许真的还期望有下一次解决赔偿问题的会议。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苏联人万万没有想到，马歇尔回国后一个多月，美国便启动了一个为重振欧洲经济提供动力的历史性项目—马歇尔计划。由于巴黎会谈受挫，再加上莫斯科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本无意援助苏联，斯大林在一怒之下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决策—苏联及其控制的东欧国家宣布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莫斯科的这一决定，其实正中美国人下怀。苏联主动与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体系脱钩，不仅承担了分裂欧洲的责任(从国际舆论角度看就是如此)，给自己带来一系列压力和负担，也为美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提供了机会和借口。马歇尔计划虽然是援助欧洲的计划，但是正如希契科克所说，这一计划“最直接的战略性政治影响体现在美国对德政策上”。苏联最头疼、最担心的就是马歇尔计划把德国包括在内，尽管哈佛大学的讲演没有专门提到德国，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马歇尔早期规划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寻找一种快速实现德国复苏的方法，只是为了让美国国会和欧洲公众容易接受，才避免特别提出德国问题。很显然，德国经济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必然使其在欧洲经济复兴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国务院制定这一计划的立场是：“欧洲的复兴和德国的复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健全的德国经济不可能在一个一蹶不振的欧洲生存，就像没有一个稳定、民主的德国，欧洲的重建也不可能实现一样。”实际上，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使美国摆脱了在对德占领政策上矛盾：既要尽快恢复双占区的经济，又要完成双占区的赔偿计划。而苏联拒绝参与这一计划，确实为美国单独处理德国西部地区的赔偿问题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现在轮到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了。1947年7月以后，关于德国工业水平计划的讨论只是美、英、法三国代表之间开展的业务，完全排除了苏联和管制委员会。10月17日美英驻徳军政府公布了西部地区拆除企业的最后清单，事前既没有与苏联商量，事后也完全不理睬苏联的反应。同样，德国赔偿问题的讨论和赔偿物资的分配，也只在没有苏联参与其中的盟国间赔偿机构(IARA)内部进行。8月22—27日，美英法三国不顾苏联的抗议，单独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双占区工业水平和鲁尔区矿山的管理和控制，并且发表了公报。美国国务院和战争部事先签署的一项备忘录指出，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投票权、否决权和决定权。往日作为赔偿问题主管机构的管制委员会已成死水一潭，用苏联驻德军政府9月报告中的话说，管制委员会几个月来没有讨论任何重要问题，实际上成了就不同意见发“牢骚”的场所。苏联代表团还听到了管制委员会即将解散的“谣言”，以至于准备好的建议也不再提交了。西方唯一感兴趣的对等交付工作(苏联交付食品和原材料以换取作为赔偿从西部地区获得的15%的工业设备)，也因商品价值、交货地点和货物来源等问题的争执而一再拖延，到10月2日勉强完成第一次交付后即终止了。

　　马歇尔计划宣布和苏联拒绝加入的消息传开以后，欧洲反响极大，莫斯科的声誉和地位一落千丈。1947年10月美国军政府在德国西部地区做了一次民意调查，63%的人相信美国会公平对待德国，45%的人信任英国，法国只得到4%，而苏联则是零。苏联充分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承认德国和欧洲的分裂以及西部德国倒向美国已经在所难免，也意识到苏联面临着严峻的抉择：或者应美国之邀被迫加入双占区，或者单独控制东部德国而与西方彻底决裂。尽管很不情愿，莫斯科还是选择了后者。如果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的冷战宣言，那么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А.А. Жданов)在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的报告就是苏联的冷战布告—世界已经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情报局会议后一个月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11月25日至12月15日)终于为盟国共同索赔政策敲响了丧钟。

　　莫洛托夫似乎要为争得西部德国的赔偿做最后一番努力，从而对伦敦会议尚抱有一丝希望。外交部为莫洛托夫准备了一个在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关于德国经济统一以及和平工业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建议”，共有七条，实际上都是围绕赔偿问题提出的。针对即将在伦敦召开的副外长级预备会议，11月2日，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呈交了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要求他们不得“对莫斯科会议的立场有任何偏离”。或许是担心节外生枝，莫洛托夫不建议将经济问题列入预备会议议程，但不反对把“经济原则、战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偿计划”作为外长会议的专门议题。不过，斯大林似乎有些迟疑。11月21日，在伦敦外长会议召开前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指示苏联代表团“在讨论经济问题，以及关于德国西部占领区中断赔偿的问题时，不应过于强调和坚持苏联关于赔偿问题的立场”。这显然是有意为谈判留出让步的空间。斯大林的感觉是正确的，美国根本就不想在会上讨论赔偿问题。在伦敦会议第一天研究议程的代表会议上，各国代表一致决定会议将讨论对德和约的程序以及德国临时政府的结构。苏联提出将赔偿问题列入议程，但美英法三国坚决反对，只得搁置起来。为了避免苏联借机讨论鲁尔地区国际化的问题，马歇尔甚至劝说法国不要在会上提鲁尔的问题。美国不愿讨论赔偿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与德国恢复经济和参与马歇尔计划有紧密联系。代理国务卿洛维特(R. A. Lovett)在会议期间向马歇尔进言：“一旦结果是有可能(从西区)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那么美国政府就很难说服国会为德国拨出援助资金。

　　苏联代表团在伦敦会议上的处境十分艰难，并且尴尬。几乎所有议题的讨论，苏联都处于以一对三的弱势，而苏联代表的发言，在西方代表团看来，往往都是“冗长的”、“无关紧要”和“令人厌烦”的长篇大论。到会议三分之二的议程讨论结束时，苏联代表团还是忍不住提出了赔偿问题。12月8日和10日，莫洛托夫以“经济原则、战后德国经济水平和赔偿计划”为题发表了长篇声明。不过，外交部准备的“七项建议”方案并没有提交会议讨论，莫洛托夫在讲话时隐晦地表示苏联将作出让步，即英国方案可以讨论，苏联不再坚持必须在德国实现经济统一前先完成赔偿支付。莫洛托夫当然希望美国人和英国人能够注意到这点蛛丝马迹，从而将赔偿问题的讨论继续下去。然而，美国此时根本不会再给苏联任何机会。马歇尔认为，如果同意苏联的赔偿要求，将会无限期地推迟德国和欧洲经济的复兴。11日马歇尔向华盛顿报告：很明显，莫洛托夫不仅在拖延时间，而且一如既往地拼命努力达成协议，在今后几个月里这些协议就会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如果莫洛托夫的安排得逞，美国政府的作为将很难被美国公众和英国公众理解。杜鲁门总统答复：“我们全力支持你。”在12日的会议上，莫洛托夫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和英法的随声附和愤怒不已，再次发表长篇讲话，批驳西方的立场，同时为苏联辩护。苏联代表团还向会议散发了早在1945年9月就在苏联报纸上刊登的关于确定和调查苏联在战争中重大损失的报告。马歇尔对此嗤之以鼻，称其为“一份纯粹的宣传文件”，不能作为认真讨论的对象，英法代表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在12月15日会议进行的过程中，面对莫洛托夫的百般辩解和争论，忍无可忍的马歇尔突然提出建议：外长会议无限期休会，英法代表表示赞同。伦敦会议就此结束，不欢而散。莫斯科一无所获，华盛顿却颇为满意。克莱事后评论说，伦敦会谈的一个直接和有益的结果是加快了两区经济恢复的措施，并将该地区的政治责任进一步移交给德国机构。更重要的结果是，法国人认识到，四方关系不再允许法国在德国独善其身，现在应该考虑将法国占领区与两区融合在一起了。实际上，伦敦会议还有一个更重要作用，即推动美国重新启动了停止从西部地区向苏联支付赔偿的新方针。

　　1948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编写的政策文件建议，“无限期暂停从美国占领区向苏联(和波兰)交付所有的德国工厂”，正在交付而尚未完成的工厂除外。具体说就是，在达成德国经济统一的四方协议之前，扣留对苏联无偿交付的赔偿;在苏联确实履行波茨坦协定之前，暂停对苏联交换支付(预先支付)的赔偿。国务院将继续与英国，并开始与法国谈判，以求在暂停向苏联交货问题上达成协议。根据波茨坦协定，德国西部地区25%的赔偿应支付给苏联，其中10%属无偿支付，15%用于交换苏占区的物资，后者又称“预先支付”，因为按照规定，西方交付工业设备的期限是两年，而苏联交付商品的期限是五年。根据管制委员会经济局的计划，西部地区作为赔偿的企业总数1800家，剩余价值18亿马克(按战前德国官方汇率合7.2亿美元)，其中应支付给苏联的应为4.5亿马克(1.8亿美元)。如此算下来，西区应该给苏联的赔偿就是无偿支付0.72亿美元，交换支付1.08亿美元。再看实际执行的情况。根据美国赔偿问题技术考察组的财务报告，截至1948年4月26日，作为预先支付从西部地区运往苏联的拆除设备价值为7097.93万马克(约2839万美元)，而苏联交付的商品价值(因允许延续五年)，只有483.15万马克(约193万美元)。因此，西方盟国可以扣押运给苏联的赔偿物资就是7200万美元的无偿支付和7961万美元的交换支付(总计1.516亿美元)。这笔资金在今天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战后经济凋零的欧洲却是不可小觑的。

　　然而，停止西部地区赔偿交付不是美国一家的事情。在西区1800家计划拆除的企业中，美国占60%，其余是英国495家，法国233家。到1948年4月前，美国的拆除工作已经完成81%，而英国和法国只完成了33%和30%。这就意味着要停止对苏赔偿，英法的态度很重要。然而，对于美国的决定，英法都不赞成，他们的主要担心是一旦停止赔偿，苏联就会对所欠的商品支付赖账，而西方还要承担破坏波茨坦协定的“罪名”。赔偿问题专家波利也认为，目前已经得到赔偿的主要是苏联，因此停止赔偿伤害的主要是其他盟国，而且这也不利于欧洲经济复苏。由于担心美英法在德国的“三国阵线”破裂，国务院也一度倾向对英法让步。不过，内阁和国会中主张对苏强硬立场的还是多数。2月16日，马歇尔向总统和内阁提出了最后建议，坚持无限期停止向苏联和波兰交付赔偿，但可以作为例外的是，如果取消给苏联的五年延缓期(即预先支付改为对等支付)，则可以继续进行交换支付;这些决定应与英法商议，争取采取共同行动。2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公报宣布，美占区停止向苏联支付赔偿。为了使西方盟国保持一致立场，美英法三国于2月23日开始，以及2月26日邀请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参加，在伦敦举行非正式会谈，讨论德国问题。美国代表在会上与英法代表就新的赔偿方针进行了反复争论，努力劝说他们接受美国的立场。直到会谈的最后一天，美国代表团欣喜地报告：英法终于被说服，接受了美国的暂停方针。西方盟国宁愿放弃波茨坦协定而停止执行对苏赔偿计划，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志：战后盟国的共同索赔政策到此寿终正寝了。

　　此后不久，作为盟国共同索赔政策执行机构的管制委员会也停止了呼吸。3月20日，在索科洛夫斯基主持召开的管制委员会会议上，苏联再次与西方代表发生激烈争吵。这时，索科洛夫斯基采取了马歇尔在伦敦会议上的同样举动—宣布中止会议，随即带领苏联代表团离开会场。此后管制委员会没有再召开会议，虽然当时并没有宣布解散，但正如苏联代表团汇报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从1948年3月20日起实际上已经停止工作”。盟国共同索赔工作平台的倒塌无疑证明，3月20日会议就是美苏在赔偿问题上合作的“最后的晚餐”。

　　五 简 短 的 结 论

　　在对历史过程进行仔细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 苏联对德占领政策的核心是获取战争赔偿。

　　战后赔偿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毋庸置疑，特别是在无法得到美国商业贷款的情况下，获取战争赔款几乎就是苏联战后重建唯一的外部资源—这就是苏联从始至终咬住100亿美元不松口的原因。赔偿是苏联在德国占领政策中的优先选项，也是对德经济政策中的重要一环，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不是占领政策中最主要的因素而处于核心地位，却有不同看法。很多研究者认为，在苏联对德占领中，解决安全问题才是第一位的。不错，德国曾经是对苏联安全最大的威胁，是苏联和欧洲不安全的策源地，各大国最初主张肢解德国而后对德国实行军事占领都有安全利益的考量。但有一点大家心里都清楚，占领不可能是永久的。要保证欧洲和苏联的长期和平与安全，防止德国东山再起，最根本的措施是使德国非军事化，对德国进行“经济裁军”，而这恰恰是赔偿政策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正是在这方面，美苏及其他盟国才形成了对德占领的共识。再者，对于苏联而言，赔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就是获取经济资源(在这一点上美苏是有分歧的)。随着德国投降、战争硝烟散去，苏联对德国的恐惧感已经渐渐淡漠，而德国对于苏联的经济意义已经大于安全利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观察，如果说斯大林无论如何都要控制波兰主要是出于安全利益的需要，那么千方百计从德国获取赔偿更主要的是出于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何况赔偿本身也具有保障安全的意义。

　　还有学者认为，苏联占领德国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且从一开始就把苏占区作为自己的卫星国。尽管斯大林可能对东欧或东德领导人说过很多类似的话—且不论其真实性和真实意图，但战后初期的实际情况是，苏联对德国的占领政策，在政治上与东欧国家一样，并未采取社会主义统治模式，而在经济上则与朝鲜一样，不顾一切地抢夺“战利品”和拆迁工业企业。实际上，在苏联的占领政策和赔偿政策下，德国(包括朝鲜)与其说像东欧国家一样被看作是“社会主义阵地”，不如说是苏联的“经济殖民地”，因为很难想象，对一个设定中的未来盟友会采取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政策。顺便说，当苏联真正把东德纳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后，赔偿也就走向终结了。

　　2. 德国分裂的根源是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决裂。

　　战后德国一分为二的结果是形成了两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且分属世界两大政治阵营的国家，但如果从这一结果推导出德国分裂的最初原因也是如此，就值得怀疑了。出于恐惧和仇恨，苏联和西方盟国最初都主张肢解德国，即把德国分裂为几个小国家，但这与后来所说的德国分裂不是一个概念，而且出于不同的目的，战胜国后来都放弃了这一主张。从逻辑上讲，波茨坦会议形成的对德政策两原则—经济统一和分区占领，为日后的德国分裂埋下了伏笔，而这一矛盾正是由于赔偿问题造成的。不过，当时在大国合作的背景下，美国和苏联都希望保持一个统一的德国。从历史过程看，美国提出的“两区合并”是德国走向分裂的第一道裂痕，而这道裂痕的产生，也是由于美苏在赔偿问题上的分歧造成的。在美国的占领政策中，经济恢复优先于战争赔偿，美国人无法赞同苏联在其占领区的赔偿政策，更不能容忍这一政策影响到德国西部地区。从这一点说，美国的双占区措施的确是无奈之举，其本意最初也不是要分裂德国。同样，分裂德国也不是苏联的目的，莫斯科锲而不舍地追求对鲁尔地区实行国际共管就是最好的说明。不过必须看到，苏联在其占领区的单边主义行为在客观上已经造成了一种分裂的趋势。对于美国提出的在德国建立中央政权的建议，苏联处于左右为难的矛盾状态：为了取得西部地区的赔偿应该加入甚至主导统一的中央经济机构，而一旦统一的经济政策形成又会干扰东部地区的赔偿进程。在对德占领政策中，美国和苏联都高举着德国统一的旗帜，但前者绝不会放弃(只能扩大)双占区，后者也绝不会让东占区加入西占区，而在这两者背后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赔偿问题。因此，当事人克莱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导致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终止的伦敦外长会议为“建立西德政府的决定铺平了道路”。伦敦会议半年后爆发的柏林危机直接导致了两德政府的建立，但其根源却在于盟国共同索赔政策的终结。

　　3. 美苏对德占领政策分歧的起点也在于赔偿问题。

　　除了最初出于安全考虑对战后德国一致采取遏制政策外，美苏对德占领政策的分歧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经济管理方式、对外贸易控制、政府组织形式，乃至人口管制、占领期限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讲都源于双方赔偿政策的分歧和对立。当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将德国作为一个单一经济体纳入它所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时—这一点始于波茨坦会议，美国对德国占领政策的目标就开始转变了，而且与苏联的始终如一的目标—从德国获取经济资源—产生了分歧。纵观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历史，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对苏联最大的不满和反感，从政治上讲反映在波兰临时政府和东欧国家选举的问题上，而从经济上讲就反映在苏联的赔偿政策上(苏联未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引起的是美国的疑虑而不是反感)。苏联人在其占领区肆无忌惮地疯狂抢夺“战利品”的行为，不仅影响了波茨坦会议关于德国问题讨论的结果，而且一直成为美国在占领政策上指责苏联的依据。同样，从苏联的立场来看，华盛顿在赔偿问题上的态度也是考验美国是否坚持对苏友好政策的试金石。不过，美国在波兰和东欧的问题上对苏联试图建立势力范围的指责实际上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华盛顿在日本也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在赔偿问题上就大不相同了，美国把德国经济复兴置于优先地位，而苏联考虑的都是如何从德国“尽可能多”地获取赔偿，显然是美国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无论如何，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支持苏联得到100亿美元赔偿的主张，而在波茨坦会议上却改变了立场，这恐怕是苏联开始不信任美国的根源之一。总之，如同笔者研究战时美国对苏租借和战后美国对苏贷款问题时得出的结论，美国对苏联的指责和不信任始于政治问题，而苏联对美国的指责和不信任则聚焦于经济问题。双方的关注点不同，影响其政策的驱动力亦不同。搞清楚这一点，对于研究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不是没有意义的。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暨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