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雁：维护民族自治与特质——回应赵鼎新《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一文

　　赵鼎新教授在《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点击可查看）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运动与民族国家建构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重要课题，产生了许多影响重大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又或多或少存在不足。针对这些不足，赵文提出了“帝国政治—意识形态”解释框架，论述其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和扩散，以及民族主义运动性质的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此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赵文进一步划分了民族主义运动在近代形成和发展的九个关键历史阶段，分析了各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及形成原因。赵文对民族主义运动研究有多方面的贡献，其一是推动理论的革新。现在国内流行批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然而与其抱怨，中国学者不如自己行动，做挑战性的社科理论创新。赵文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所具备的并不是一般的雄心和视野：它不是从中国的角度批评西方有关理论的不足，而是从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普世角度，以一个新的帝国政治主导意识形态的框架去解释民族主义运动。没有海量的文本解读，文章就不会有这种底气。

　　其二，赵文挑战了政治学领域目前盛行的以建构主义解释民族主义运动的方法。建构主义强调政治推动、文化构建、政治抗争、精英动员这些主观因素，解释力比较单薄。赵文的解释框架与历史追踪方法，包括长时距与宏观的权力／结构视角，揭示纵深的民族运动演绎的客观基础。近期俄乌战争的爆发，佐证了赵文所提出的帝国政治解释框架的威力。俄罗斯的帝国行为极大地激发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激励下，乌克兰总统与军民保家卫国的英勇行为，使他们得到全世界的尊重与支持。

　　其三，赵文提出的分析概念及工具有很大的分析力和实用性。比如描述民族主义的零和性和扩张性这两方面性质的概念，有高度的概括性及准确性。零和指的是一种“只有我掌握着真理，其他都是谬误”的思维方式，扩张指的是对非本族人的传教动力。零和性强调族际间的界限，扩张性弱化这些界限并强调普世性。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有关归化和运动员国籍的争议，用民族主义的零和性这个概念就较易理解。零和性高的民族主义，特别在乎国籍，也在乎为国争光；零和性低的民族主义，不在乎国籍，也不会为了为国争光去打破规则。

　　本文在肯定赵文贡献的同时，从民族主义的定义、解释框架、历史阶段、理想型分类，以及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五个方面，对赵文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期促进民族主义运动研究。

位于乌克兰基辅的“祖国母亲在召唤”雕像

　　一、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

　　对“民族主义”作出定义是理解其核心内容的关键，而赵文没有给出明确定义。英文里“民族主义”（nationalism）定义的核心是“自治”（autonomy）概念，如英国民族学家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给出富代表性的定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他们中的某些成员期望民族主义能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因此，英文定义里一般提到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自我统治（self-rule），这也是民族与国家——即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连在一起的原因。

　　从词源上看，汉语里“族”的演绎也与自治有关。“族”字由“方”、“人”与“矢”（箭）组成，根据《汉典》的解释，有以旗帜招集军队之意，本义是聚集；古代聚族而居，引申指家族、氏族。这些族群自我管理、自我保护，发展壮大到成为一个民族以后，需要更大的组织保护他们，也就有了国家。政治群体不希望被他族征服统治，所以产生民族主义。笔者认为，强调“自治”这个民族主义里核心的概念，也是更好理解与改进赵文提出的帝国政治解释框架的关键。

　　二、关于解释框架

　　赵文提出帝国政治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对其划分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九个阶段有高度的解释力。但是它并不能解释：为甚么在近代以前，非西方社会都没有孕育出民族主义？为什么要靠近代西方的帝国政治催生民族主义？毕竟征服与被征服一直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中国和印度就是两个明显的案例。本文认为，帝国政治框架下可以细划出三个因果机制，由此便可把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例外与西方率先产生民族主义的路径解释通顺。

　　第一，民族主义的产生需要一个社会群体原型存在（prototype, pre-existing）的客观基础。赵文划分的头两个阶段（犹太／基督教的零和性和民族认同的突破性发展、基督教的民族化与近代国际政治体系的诞生），应该属于这一范畴：即民族主义的概念最初从哪里来？赵文的答案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零和性。而民族主义的客观基础又离不开共同语言、文化、宗教界限，以及自治经历等构成政治群体的因素。

　　第二，这个政治群体的“自治”及“特质”受到了威胁。当被征服的群体有强烈的失去感或经历了政治创伤（political trauma），便会催生民族意识及零和性。这是赵文划分的第三个阶段（七年战争和美法革命）以后的情况，以及近代西方的帝国扩张把民族主义一步步传播到世界的现象。

　　第三，当内政比外来征服更可恶的时侯，不一定催生民族主义；在相反的情况下才有催生作用。以中国历史作为案例来看，春秋战国时代，也是国与国之间的帝国政治和国际政治时代，为甚么反而孕育了与民族主义相反的意识形态，即儒家的文化普世主义和大一统思想？按照赵文的分析，民族主义起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零和性。但是这个零和性背后的价值观——自主、自治，又是从哪里来的？赵文没有提供答案。

　　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一书，提供了重要的启发。该著将春秋战国时代与近代西欧相比较，发现近代西欧的国家较弱（尤其指财力、国家机器），国家之间有实力平衡，这种实力平衡也牵制了内政专制，留给百姓发展“自治”的空间。春秋战国时代则相反，对外征服手段残酷，对内征税募兵的手段也严厉，不像近代西欧国家使用雇佣军。这种国强民弱的情况，或遏制了“自治”意识的产生，或扼杀了可能产生的“自治”意识。

　　秦统一中国之后，中原仍不断遭受游牧民族的征服，造成周期的帝国政治。它催生了华夷之分的边界概念，但是仍然没有催生民族主义。元朝和清朝对汉人的统治极具强制性或制宰性，包括种族清洗。但是它不但没有催生民族主义，反而得到中原人的忍受或接受。原因是甚么？儒家的普世文化主义之下，民族概念更像现在的美国：不管你是谁，只要来了，认同我们的文化，都是儒家天下的成员。谁是我们社会或政治群体的成员，定义十分模糊，也就是零和性很低，这可能也是遏制民族意识产生的原因。但是到了清末，儒家文化不仅同化不了西洋人，反而是西方强势文明的扩张威胁到中国的自治与特质，所以保族保中华的概念就为时人切身感受到；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更容易传播民族意识，民族主义随之诞生。

　　关于内政更可恶时不一定催生民族主义，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左宗棠和平收复南疆、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都与此有关。1877年末清军在七十天内收复以维吾尔族人为主体的南疆，一路没有遇到抵抗，原因之一就是当地百姓对本族王爷暴政的不满。1951年9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拉萨，时任进藏南路部队党委副书记、民运部部长的平措汪杰被称为“引红汉人进藏”的“红藏人”。又如赵文所述的第九个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化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复兴），美国公民民族主义在全世界播种民主的扩张性不一定催生民族主义，如果它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一国内部的恶政或没有威胁当地的民族自治与特质。比如越南战争、美军占领日本乃至阿富汗、伊拉克，似乎都没有催生民族主义的深仇大恨。

　　上面第二个因果机制提到的外来征服造成政治创伤，可爆炸性地催生民族主义，成为选择性的民族记忆。我们熟悉的例子有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台湾“二二八事件”和香港一些民主运动的遭遇。近几年国内敏感民族地区所实行的极度“同化”政策，也很可能造成政治创伤，长远后果未知。1959年反叛失败后出走的境外藏人，也把离乡背井作为悲情的源泉。

　　说到这里，帝国政治框架也给赵鼎新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如何解释中国面临的地方民族主义？——这里指沿海的港台地区、内陆的敏感民族地区。近几年西方不少文献把它们看成“殖民领地”（colonial holdings），有关它们的“本土认同”研究也不少。如果按照帝国政治的归因逻辑，便会把这些地区性的民族主义归因到主体民族主义的扩张性。

　　在港台民族主义问题上，赵文也用了建构主义加以解释，即认为只要想独立，精英就可以强制“制造”认同，自上而下，无中生有，然而事实不一定完全如此。地处边缘地带的地区，本来认同就相当薄弱。新疆与台湾在近代（1884、1887）才建省，台湾比新疆还晚。港台两地享受了长期的自治，有不同的政体和历史记忆。也就是说，还是有一个预先存在的政治群体，作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客观基础。

　　赵鼎新教授在《帝国政治和主导性意识形态——民族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点击可查看）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运动与民族国家建构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重要课题，产生了许多影响重大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又或多或少存在不足。针对这些不足，赵文提出了“帝国政治—意识形态”解释框架，论述其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和扩散，以及民族主义运动性质的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此理论框架的基础之上，赵文进一步划分了民族主义运动在近代形成和发展的九个关键历史阶段，分析了各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及形成原因。赵文对民族主义运动研究有多方面的贡献，其一是推动理论的革新。现在国内流行批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然而与其抱怨，中国学者不如自己行动，做挑战性的社科理论创新。赵文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所具备的并不是一般的雄心和视野：它不是从中国的角度批评西方有关理论的不足，而是从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普世角度，以一个新的帝国政治主导意识形态的框架去解释民族主义运动。没有海量的文本解读，文章就不会有这种底气。

　　其二，赵文挑战了政治学领域目前盛行的以建构主义解释民族主义运动的方法。建构主义强调政治推动、文化构建、政治抗争、精英动员这些主观因素，解释力比较单薄。赵文的解释框架与历史追踪方法，包括长时距与宏观的权力／结构视角，揭示纵深的民族运动演绎的客观基础。近期俄乌战争的爆发，佐证了赵文所提出的帝国政治解释框架的威力。俄罗斯的帝国行为极大地激发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激励下，乌克兰总统与军民保家卫国的英勇行为，使他们得到全世界的尊重与支持。

　　其三，赵文提出的分析概念及工具有很大的分析力和实用性。比如描述民族主义的零和性和扩张性这两方面性质的概念，有高度的概括性及准确性。零和指的是一种“只有我掌握着真理，其他都是谬误”的思维方式，扩张指的是对非本族人的传教动力。零和性强调族际间的界限，扩张性弱化这些界限并强调普世性。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有关归化和运动员国籍的争议，用民族主义的零和性这个概念就较易理解。零和性高的民族主义，特别在乎国籍，也在乎为国争光；零和性低的民族主义，不在乎国籍，也不会为了为国争光去打破规则。

　　本文在肯定赵文贡献的同时，从民族主义的定义、解释框架、历史阶段、理想型分类，以及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五个方面，对赵文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期促进民族主义运动研究。

位于乌克兰基辅的“祖国母亲在召唤”雕像

　　一、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

　　对“民族主义”作出定义是理解其核心内容的关键，而赵文没有给出明确定义。英文里“民族主义”（nationalism）定义的核心是“自治”（autonomy）概念，如英国民族学家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给出富代表性的定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他们中的某些成员期望民族主义能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因此，英文定义里一般提到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自我统治（self-rule），这也是民族与国家——即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连在一起的原因。

　　从词源上看，汉语里“族”的演绎也与自治有关。“族”字由“方”、“人”与“矢”（箭）组成，根据《汉典》的解释，有以旗帜招集军队之意，本义是聚集；古代聚族而居，引申指家族、氏族。这些族群自我管理、自我保护，发展壮大到成为一个民族以后，需要更大的组织保护他们，也就有了国家。政治群体不希望被他族征服统治，所以产生民族主义。笔者认为，强调“自治”这个民族主义里核心的概念，也是更好理解与改进赵文提出的帝国政治解释框架的关键。

　　二、关于解释框架

　　赵文提出帝国政治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对其划分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九个阶段有高度的解释力。但是它并不能解释：为甚么在近代以前，非西方社会都没有孕育出民族主义？为什么要靠近代西方的帝国政治催生民族主义？毕竟征服与被征服一直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中国和印度就是两个明显的案例。本文认为，帝国政治框架下可以细划出三个因果机制，由此便可把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例外与西方率先产生民族主义的路径解释通顺。

　　第一，民族主义的产生需要一个社会群体原型存在（prototype, pre-existing）的客观基础。赵文划分的头两个阶段（犹太／基督教的零和性和民族认同的突破性发展、基督教的民族化与近代国际政治体系的诞生），应该属于这一范畴：即民族主义的概念最初从哪里来？赵文的答案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零和性。而民族主义的客观基础又离不开共同语言、文化、宗教界限，以及自治经历等构成政治群体的因素。

　　第二，这个政治群体的“自治”及“特质”受到了威胁。当被征服的群体有强烈的失去感或经历了政治创伤（political trauma），便会催生民族意识及零和性。这是赵文划分的第三个阶段（七年战争和美法革命）以后的情况，以及近代西方的帝国扩张把民族主义一步步传播到世界的现象。

　　第三，当内政比外来征服更可恶的时侯，不一定催生民族主义；在相反的情况下才有催生作用。以中国历史作为案例来看，春秋战国时代，也是国与国之间的帝国政治和国际政治时代，为甚么反而孕育了与民族主义相反的意识形态，即儒家的文化普世主义和大一统思想？按照赵文的分析，民族主义起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零和性。但是这个零和性背后的价值观——自主、自治，又是从哪里来的？赵文没有提供答案。

　　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一书，提供了重要的启发。该著将春秋战国时代与近代西欧相比较，发现近代西欧的国家较弱（尤其指财力、国家机器），国家之间有实力平衡，这种实力平衡也牵制了内政专制，留给百姓发展“自治”的空间。春秋战国时代则相反，对外征服手段残酷，对内征税募兵的手段也严厉，不像近代西欧国家使用雇佣军。这种国强民弱的情况，或遏制了“自治”意识的产生，或扼杀了可能产生的“自治”意识。

　　秦统一中国之后，中原仍不断遭受游牧民族的征服，造成周期的帝国政治。它催生了华夷之分的边界概念，但是仍然没有催生民族主义。元朝和清朝对汉人的统治极具强制性或制宰性，包括种族清洗。但是它不但没有催生民族主义，反而得到中原人的忍受或接受。原因是甚么？儒家的普世文化主义之下，民族概念更像现在的美国：不管你是谁，只要来了，认同我们的文化，都是儒家天下的成员。谁是我们社会或政治群体的成员，定义十分模糊，也就是零和性很低，这可能也是遏制民族意识产生的原因。但是到了清末，儒家文化不仅同化不了西洋人，反而是西方强势文明的扩张威胁到中国的自治与特质，所以保族保中华的概念就为时人切身感受到；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更容易传播民族意识，民族主义随之诞生。

　　关于内政更可恶时不一定催生民族主义，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左宗棠和平收复南疆、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都与此有关。1877年末清军在七十天内收复以维吾尔族人为主体的南疆，一路没有遇到抵抗，原因之一就是当地百姓对本族王爷暴政的不满。1951年9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拉萨，时任进藏南路部队党委副书记、民运部部长的平措汪杰被称为“引红汉人进藏”的“红藏人”。又如赵文所述的第九个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多样化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复兴），美国公民民族主义在全世界播种民主的扩张性不一定催生民族主义，如果它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一国内部的恶政或没有威胁当地的民族自治与特质。比如越南战争、美军占领日本乃至阿富汗、伊拉克，似乎都没有催生民族主义的深仇大恨。

　　上面第二个因果机制提到的外来征服造成政治创伤，可爆炸性地催生民族主义，成为选择性的民族记忆。我们熟悉的例子有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台湾“二二八事件”和香港一些民主运动的遭遇。近几年国内敏感民族地区所实行的极度“同化”政策，也很可能造成政治创伤，长远后果未知。1959年反叛失败后出走的境外藏人，也把离乡背井作为悲情的源泉。

　　说到这里，帝国政治框架也给赵鼎新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如何解释中国面临的地方民族主义？——这里指沿海的港台地区、内陆的敏感民族地区。近几年西方不少文献把它们看成“殖民领地”（colonial holdings），有关它们的“本土认同”研究也不少。如果按照帝国政治的归因逻辑，便会把这些地区性的民族主义归因到主体民族主义的扩张性。

　　在港台民族主义问题上，赵文也用了建构主义加以解释，即认为只要想独立，精英就可以强制“制造”认同，自上而下，无中生有，然而事实不一定完全如此。地处边缘地带的地区，本来认同就相当薄弱。新疆与台湾在近代（1884、1887）才建省，台湾比新疆还晚。港台两地享受了长期的自治，有不同的政体和历史记忆。也就是说，还是有一个预先存在的政治群体，作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客观基础。

　　三、关于关键历史阶段

　　赵文对全球民族主义运动九个关键历史阶段的划分，有高度的概括性，为帝国政治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坚实的经验事实。但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乃至面临其终结的现实下，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第十个阶段。以下是三个标志性的世局变化：

　　第一，当今世界的帝国政治是全球化。帝国政治是强制性的，而全球化是非强制性的。这里可以用“一体化”来表述这一新阶段，不影响帝国政治的解释威力，本质仍然是破坏他国的自治与特质。近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世界带回近代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丛林时代。不同国家的各类制裁也将俄罗斯近乎逐出全球化，战后也许会出现世界秩序的重整。尽管俄乌战争前后都出现了全球化的萎缩，但总的来说，当今世界仍处于全球化为主的阶段。

　　第二，当今世界有主流意识形态。东方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代表的国家民族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国家主义；而西方面临公民民族主义的萎缩：左边是身份认同政治，右边是右翼民族主义。前者强调个体及群体身份之间的零和性，后者反对全球化，如西欧和东欧右派政党崛起、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现象（Trump Phenomenon）。从来源上看，右翼民族主义源于全球化和外来移民，而不是传统的帝国政治。但是传统白人社会的自治及特质受到威胁，这一点跟帝国政治的效应是相似的。因此，帝国政治的解释框架仍然有效，只是现在可称为“一体化”。

　　第三，当今世界有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即东升西降。中国乘全球化的快车崛起，其实与国家民族主义保护下的重商主义也很有关系。相反，美国没有国家民族主义，在全球化下难以保护国内产业和工人利益；加上在政治正确的话语里把白人蓝领排除在受保护的群体之外，因此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西方左派还把右翼民族主义看作种族主义，使之失去为己利益抗争的道德高地。当前美国社会撕裂，也是国力衰落的象征。

　　有了这三个标志性的世局变化，民族主义运动的第十个阶段非常明显。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是否会有逆全球化的趋势，乃至形成下一个新阶段，拭目以待。

　　四、关于民族主义的分类

　　赵文将全球民族主义的主要类型概括为四个理想型，即公民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就赵文阐述的九个阶段来说，这些类型概括是准确的。然而，以国家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应该单独成为一个理想型。它在赵文划分的第六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出现，即一战与十月革命期间，右边以德国为代表，左边以苏联为代表。“百度百科”对“国家民族主义”有精辟的定义：“将国家的权威作为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最优先考虑的思想和理论。”如果史密斯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是以维护本民族自治与特质为出发点，强调一个民族群体的主权选择，国家民族主义则以国家所定义的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度与政策的设置中以此利益至上，强调民族群体服务于国家主张与利益。

　　国家民族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后发国家中是主流。赵文所述的九个阶段大多出现在先发地区（除了苏联），没有涉及后发国家的情况。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的跟后发国家动用国家机器进行现代化有关，有的跟民族解放运动有关，更有的是为国家合法性提供基础。这些性质跟赵文定义的有所不同，其中国家的推动很重要，而且往往构建境外帝国政治的威胁以加强国家认同。

　　国家民族主义基于族群民族主义，但是一旦获得官方认可的地位，其性质和功能也随之变化。赵文分析说族群民族主义的性质是重地域、零和性大、扩张性小。但是国家民族主义有其特殊性质：一是与国家力量结合，能量大；二是在能量大的国家，民族主义的零和性与扩张性兼有。国家利益指向哪里，民族主义便可配合。比如犹太教，传统上如赵文所说并无扩张性，建国以后以色列的民族主义便具有扩张性。国家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为“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上除了德国、日本，还有西班牙、意大利，然而赵文的四个理想型未能涵盖。2008年后中国出现一些宣传东升西降的畅销书，有国外学者认为它们提出的一些主张，跟十九、二十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相似，比如扩展生存空间、海权、资源通道，都是地缘政治民族主义。

　　其他后发国家也有极端国家民族主义的例子。独立后的巴基斯坦采取强制的语言同化政策，最终造成与东巴基斯坦的战争与分裂。1948年2月23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西巴的乌尔都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激发了以孟加拉语占绝大多数的东巴的强烈抗议。西巴的武力镇压造成东巴大规模动乱和难民潮，最终分离成为孟加拉国。由孟加拉国提案，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每年的2月21日定为“国际母语日”。另一个极端国家民族主义的例子是苏哈托（Haji M. Suharto）时代对印尼华裔及东帝汶的迫害。冷战期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极端国家民族主义的例子，包括现在的朝鲜。普京（Vladimir Putin）治下的俄罗斯是当今极端国家民族主义的代表。至于不极端但内聚力极强的国家民族主义例子，有经济起飞时期的韩国、新加坡，以及现在的越南，它们都不是单纯的族群民族主义。

　　现阶段全球化下，最瞩目的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代表的中国国家民族主义。其性质很特殊，赵文概括的四类理想型及它们的性质，它或多或少都有所包含。由于中国经济的体积及其在全球供应链上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国家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走向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其零和性与扩张性也阻碍中国在全球的拓展。分析当代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不能缺少对中国国家民族主义的讨论。中国的重商主义与美国的自由贸易为主导的一体化的竞争，关乎全球化与全人类的命运。借助赵文提供的分析工具，尤其是民族主义的零和性与扩张性这一对概念，下面概括性地勾划一下中国国家民族主义的五种特质。

　　第一，包含族群民族主义的性质。尤其是强调地域性、与西方文明的边界线。

　　第二，包含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成份。

　　第三，包含对外的帝国倾向。

　　第四，在港台问题上显示零和性与扩张性的双重性质。

　　第五，在对海外华人的态度上有扩张性的一面。

　　五、民族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赵文对民族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描述很形象：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以与性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结构结合。两者之间到底谁支撑谁？是相互合作关系？还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仔细分析，还是有规律可寻，不是胡乱依附。民族主义依附谁，或者是选择谁依附它，是由它的零和性决定的：如何定义“民族”，谁是民族的成员，甚么是民族的利益，民族自治和特质受到谁的危害，决定了民族主义依附哪个主导意识形态。

　　前现代时期由宗教主导的社会，包括当今尚未现代化的此类社会，宗教民族主义较强。反帝国政治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大多与左的意识形态结合；而排外及强调种族的民族主义，通常与右的意识形态结合，也是当今世界全球化下反经济一体化、反移民的右翼党派冒起的原因。在美国，右翼本土主义不仅在本土排外，对外也反对公民民族主义的扩张性。特朗普（Donald J. Trump）及其支持者反对伊拉克战争、反对美国在外的干涉战争、反对美国当世界警察，要求盟国多承担军事基地的财政负担。同时，右翼排外民族主义还反对左派的部落主义，即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的认同政治，因为它加剧国内社会的分裂，削弱了着眼于全体社会的公民民族主义。

　　威权型国家则通常盛行国家民族主义。国家高于一切，国家利益定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工具，可左可右。在全球化下，国家民族主义对保护本国利益、选择性地加入一体化、抗拒自己不想要的一体化，可以起到最大化国家利益的作用。

　　六、小结

　　本文对赵文提出了五点建设性意见，分别是：在“民族主义”定义上包含“自治”这个核心概念，在解释框架上细化因果关系的机制，在阶段划分上添加全球化下的第十个阶段，在理想型分类上纳入国家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上考虑其零和性的关键作用。这些意见旨在完善赵文提出的民族主义理论，使其解释力更精确、更普世与普时，其归因逻辑更明确与完备，其经验事实的表述更全面且与时俱进。

　　近期的俄乌战争无疑给民族主义运动研究带来了新的议题。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似乎一瞬间把世界拉回近代的帝国政治。侵略与各类制裁势必重构国际秩序，乃至终结上一轮全球化。无论世局如何变化，赵文为新一轮的民族主义运动研究提供了有效而丰富的分析工具。

　　注释略

　　作者为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及研究生院政治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22年2月19日“大学沙龙”上为赵鼎新教授同题讲座所做的评议，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转载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