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苏兹曼：外国援助的终结并非发展的终结，如何凭借更少资源做得更多

　　2025年2月3日，正值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面对欢呼人群发起“让贫困成为历史”历史性全球运动20周年之际，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员工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们不要来上班。作为美国在全球抗击贫困的主要机构，它正如亿万富翁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所说，被“投入碎木机”。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最大捐助国，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正在大幅削减其全球卫生和发展支出。2025年全年，全球捐助者削减了约300亿美元外国援助。

　　这种撤退的短期影响是灾难性的。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病——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在去年变得更加致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初步预测显示，由于卫生援助削减，2025年比2024年多死亡多达20万儿童，主要在非洲——这是本世纪首次全球儿童死亡人数不降反升。

　　即使一些国家和机构挺身而出，援助也无法完全恢复。预测显示，到2027年，全球卫生和发展资金将比2024年低近30%。随着伊朗境内及周边的冲突推高基本商品成本，并导致各国将更多资源转向安全和国防，这一数字可能进一步大幅下降。然而，如果全球机构缩小目标并投资于穷国自身处理问题的能力，世界仍能以更少资金取得进展。援助部门的长期目标应是让自己在未来变得不再必要。在有助于当地增长和人类潜力的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能够在未来20年内推动世界实现这一目标。

　　如何拯救生命

　　过去一年，那些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人宣扬了一个巨大神话：援助无效且根本浪费。马斯克例如称美国国际开发署是“蠕虫团”，靠“偷来的税款”运作。这一神话已说服一些人相信他们的慷慨在世界上没有实际效果，而事实上它具有变革性。

　　本世纪全球减少极端贫困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功。2000年，全球有22亿人每天收入相当于今天3美元。到2015年，这一数字降至10亿;今天是8.4亿。这一进展并非仅仅是中国和印度经济繁荣的结果。自2000年以来，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等不同国家都将经历极端贫困的人口减少了一半。

　　随着世界投资于救生护理，如疫苗和分娩条件改善，贫困也变得远没有那么致命。从2000年到2024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预期寿命增加了六年多。疟疾死亡人数从每年83.9万降至61万。艾滋病死亡人数从180万降至62.7万。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减半——从近1000万降至每年不到500万。

　　总体而言，过去25年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生活改善——进展主要惠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大多数捐助国在将年度政府预算中用于援助的比例控制在1%以内的情况下，在推进这一进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些仍致力于卫生和发展工作的人专注于反驳“援助失败”的神话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也必须小心，不要过于沉迷于捍卫过去的成功，以至于错失帮助全球机构为新时代演进的重要机会。

　　改进空间

　　尽管2025年的援助削减是预算压力和全球不稳定的直接结果，但它们也是二战后国际发展架构一系列问题的最终结果。其中一个问题是未能从慈善转向投资于当地能力，从而使进展在初始资金枯竭后得以持续。成功转型的发展项目通常已在捐助国对话中消失。以巴西农业研究公司为例。20世纪70年代，当巴西面临广泛饥饿并需进口大部分食品时，美国国际开发署帮助创建了该组织以改善食品生产。通过开发新作物品种并使土壤和肥料技术适应巴西气候，该机构将一片被广泛认为不肥沃的热带地区转变为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农业区之一。成果如此惊人，以至于巴西最终成为主要食品出口国。但由于该机构由巴西政府运营，华盛顿在这场农业革命中的作用已被基本遗忘。

　　当今全球卫生和发展体系中的许多项目是为应对即时危机而建立的，后来却成为持久机构。例如，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计划从未打算永久存在——这就是它被称为“紧急计划”的原因。但该计划已持续二十多年。就其核心目标而言，它取得了巨大成功：帮助拯救了超过2600万生命。但许多国家现在依赖这一援助来运行其艾滋病项目——意味着当援助资金波动时，抗击疾病的进展也会波动。

　　过去十年，全球卫生和发展资源显然被分散到太多目标上，并非所有目标都与它们旨在帮助的最贫困国家的优先事项一致。2000年，联合国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聚焦八个目标和18个与贫困和卫生相关的具体指标。其2015年设定的后续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膨胀至17个目标和169个具体指标，涵盖从消除饥饿到确保“水下生命”健康的一切内容。绝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无法实现2030年期限，部分原因是没有足够资源可供分配。

　　发展机构也面临效率问题。这是所有官僚机构常见的难题，尤其是那些管理不断演变挑战的机构。例如，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解散前，有超过20个美国政府机构参与提供外国援助，有时导致重复项目和系统——这一问题需要对某些机构进行改革，而非将其消除。

　　计划中的淘汰

　　如果世界要在资源紧张的时代继续在疾病和贫困方面取得进展，全球卫生和发展领域的领导者必须改变方法。他们必须聚焦于投资当地能力、设定清晰可实现的目标，并确保机构尽可能高效。我们在盖茨基金会的经济模型表明，全球卫生和发展组织在未来二十年可以取得重大进展——但前提是它们更新战略。

　　全球发展机构必须将部分职能移交给受援国，这一点至关重要，许多受援国渴望获得更多自主权。例如，赞比亚总统哈凯恩德·希奇莱马表示，捐助国的援助削减对非洲国家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可以建立更强大、更独立的经济。但自力更生需要的不仅是意愿——还需要资源。当一个国家失去资金且无法弥补时，结果就是更多不必要的死亡和苦难。没有充分资助的卫生系统，父母带着生病的孩子冲到最近的诊所，却发现它关闭了、挤满了需要护理的人，或者正如盖茨基金会莫桑比克合作伙伴报告的那样，物资严重短缺，只能给任何患者提供一种抗生素。

　　加纳、南非和赞比亚已设法用自身资源填补部分援助削减留下的卫生支出缺口，但没有国家能够完全弥补。其他政府根本没有增加卫生预算，要么是因为没有将其作为优先事项，要么是因为债务偿还义务增加和反复经济冲击导致资源不足。2018年至2024年间，近100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面临日益增加的债务负担，这削弱了它们投资卫生、人力资本和长期发展的能力。肯尼亚非营利组织Bajeti Hub的分析发现，在肯尼亚，债务服务每增加1.0%，卫生支出就下降1.2%。如今，伊朗冲突正在推高通胀，并对许多低收入国家货币造成新的压力，削弱了它们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

　　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是刺激广泛的经济增长，以支持强大的国内收入基础。好消息是，这种增长是可能的。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非洲整体增长将快于亚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创新如果被领导人用于造福人民，将有潜力大幅提升生产力。

　　以人工智能在农业部门可能产生的影响为例，该部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的地区驱动经济增长。盖茨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已成功试点并开始推广人工智能工具，这些工具能为农民提供关于种植策略、土壤健康和天气预报的高级信息，并将他们与信贷服务和市场连接以改善销售——全部使用当地语言。该项目已在埃塞俄比亚、印度和肯尼亚运行。在未来十年，这些工具可帮助超过4000万小农将收入和生产力提高25%，带来16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

　　但要利用此类增长机会，低收入国家需要资源来建设使其成为可能的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银行和双边捐助者需要动员一套全面工具来缓解债务负担，并为驱动未来增长的投资腾出空间。这些应包括债务重组、债务换发展互换、更好地匹配私营和公共投资者风险与回报偏好的融资机制以大规模解锁可负担融资，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的赠款资助。

　　以更少资源做得更多

　　只要赠款资助仍有必要，问题就是如何在援助资金池缩小且对最低收入国家的投资触底的世界中管理它。为了以有限资源应对，捐助者必须缩小优先事项。多年来，官方发展援助已涵盖极其广泛的优先事项，从高收入国家的难民成本到更适合由发展金融机构资助的中等收入国家基础设施投资。

　　关键是将今天稀缺的赠款资金聚焦于我们所说的核心发展投资：减少贫困并支持卫生和教育。通过投资将驱动未来增长和机会的部门，随着时间推移，各国能够从依赖发展援助毕业，转而用更多国内资源和更好的私人资本获取渠道来满足自身需求。当然，捐助者应继续在冲突或自然灾害期间提供紧急赠款。但核心发展投资对长期培养人力资本至关重要，无法轻易被商业融资取代。

　　人力资本投资需要时间才能见效，因此捐助者必须设定现实预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少还需要十年赠款来满足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基本人力需求，同时刺激实现自给自足所需的增长。目标应是让世界上绝大多数最贫困国家在20年内产生足够繁荣，从而完全不再依赖卫生和发展援助。但现在需要有重点的投资来使这一愿景成为可能。一些项目，如国务院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卫生协议，聚焦于正确的问题，但撤资速度是大多数伙伴国在面临强劲经济逆风时无法现实替代的。例如，这些协议计划在五年内逐步停止援助。

　　改革全球机构以适应新时代

　　全球卫生机构也需要提高效率，并随着时间推移将权力下放给国家卫生项目。这并非因为全球机构无效，而是因为它们总体上运作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改变了它们所处的环境。

　　在21世纪初，低收入国家传染病肆虐，夺走了整整一代人的未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建的，它们共同拯救了惊人的8500万生命。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各种联合国机构一道，它们帮助扭转了对抗世界上一些最致命传染病的局面。历史上作为这些项目最大单一资助者的美国政府及其他捐助者，可以因贡献于本世纪最伟大成功之一而获得极大赞誉。

　　然而，今天赢得对抗疾病的斗争必须围绕加强卫生系统、扩大初级护理覆盖面以及为各国创造可持续、可负担地获取救生卫生产品和创新的渠道等长期努力。让外国团队领导这项工作没有意义。当地卫生官员浪费时间在复杂的国际机构网络中穿行——往往为任何一项卫生倡议填写数十份赠款申请。在理想世界中，全球卫生机构将通过简化的流程支持政府，最终将卫生项目的所有权和资助责任移交给受援国。

　　全球机构仍将有大量适合它们的任务。这些包括建立数据收集工具和设定规范与标准(受益于大型机构能提供的统一方法);采购医疗用品(批量采购可降低成本);以及支持研发和大流行病准备(国际协调必不可少)。但对于日常卫生事务，当地机构更有能力领导。

　　过去一年，盖茨基金会加速了我们自身工作的转变以符合这些优先事项。因为我们打算解决问题，而非永久管理它们，比尔·盖茨(盖茨基金会主席)及我们的董事会赋予我们机构新的终止日期：我们将在2045年前用完我们的捐赠基金和盖茨个人资源的大部分。在成立前25年，基金会花费了约1000亿美元，年度支出大致与韩国、西班牙和瑞典等捐助国相当;在未来二十年，我们将拨出约2000亿美元赠款。这些资源将用于实现三个目标：帮助结束可预防的母亲和婴儿死亡;确保下一代在成长过程中不必遭受致命传染病;以及帮助更多数百万人摆脱贫困。

　　今天的人们有幸经历人类状况历史上最伟大的改善之一。去年全球卫生和发展体系的剧变要么标志着这一进展的终结，要么成为改革全球机构以适应新时代的催化剂。目标是让援助水平最终下降，不是因为领导人选择忽视严重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这听起来可能雄心勃勃，但历史表明，聪明、有针对性的投资能帮助各国摆脱对援助的依赖：当今美国前15大贸易伙伴中有11个曾经是美国援助的受援国。如果政府和私人捐助者现在投资支持各国走向自力更生，世界将变得更安全、更繁荣，而援助本身可能成为历史的遗迹。

　　作者简介：马克·苏兹曼是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2025年2月3日，正值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面对欢呼人群发起“让贫困成为历史”历史性全球运动20周年之际，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员工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们不要来上班。作为美国在全球抗击贫困的主要机构，它正如亿万富翁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所说，被“投入碎木机”。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最大捐助国，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正在大幅削减其全球卫生和发展支出。2025年全年，全球捐助者削减了约300亿美元外国援助。

　　这种撤退的短期影响是灾难性的。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病——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在去年变得更加致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初步预测显示，由于卫生援助削减，2025年比2024年多死亡多达20万儿童，主要在非洲——这是本世纪首次全球儿童死亡人数不降反升。

　　即使一些国家和机构挺身而出，援助也无法完全恢复。预测显示，到2027年，全球卫生和发展资金将比2024年低近30%。随着伊朗境内及周边的冲突推高基本商品成本，并导致各国将更多资源转向安全和国防，这一数字可能进一步大幅下降。然而，如果全球机构缩小目标并投资于穷国自身处理问题的能力，世界仍能以更少资金取得进展。援助部门的长期目标应是让自己在未来变得不再必要。在有助于当地增长和人类潜力的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能够在未来20年内推动世界实现这一目标。

　　如何拯救生命

　　过去一年，那些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人宣扬了一个巨大神话：援助无效且根本浪费。马斯克例如称美国国际开发署是“蠕虫团”，靠“偷来的税款”运作。这一神话已说服一些人相信他们的慷慨在世界上没有实际效果，而事实上它具有变革性。

　　本世纪全球减少极端贫困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功。2000年，全球有22亿人每天收入相当于今天3美元。到2015年，这一数字降至10亿;今天是8.4亿。这一进展并非仅仅是中国和印度经济繁荣的结果。自2000年以来，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等不同国家都将经历极端贫困的人口减少了一半。

　　随着世界投资于救生护理，如疫苗和分娩条件改善，贫困也变得远没有那么致命。从2000年到2024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预期寿命增加了六年多。疟疾死亡人数从每年83.9万降至61万。艾滋病死亡人数从180万降至62.7万。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减半——从近1000万降至每年不到500万。

　　总体而言，过去25年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生活改善——进展主要惠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大多数捐助国在将年度政府预算中用于援助的比例控制在1%以内的情况下，在推进这一进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些仍致力于卫生和发展工作的人专注于反驳“援助失败”的神话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也必须小心，不要过于沉迷于捍卫过去的成功，以至于错失帮助全球机构为新时代演进的重要机会。

　　改进空间

　　尽管2025年的援助削减是预算压力和全球不稳定的直接结果，但它们也是二战后国际发展架构一系列问题的最终结果。其中一个问题是未能从慈善转向投资于当地能力，从而使进展在初始资金枯竭后得以持续。成功转型的发展项目通常已在捐助国对话中消失。以巴西农业研究公司为例。20世纪70年代，当巴西面临广泛饥饿并需进口大部分食品时，美国国际开发署帮助创建了该组织以改善食品生产。通过开发新作物品种并使土壤和肥料技术适应巴西气候，该机构将一片被广泛认为不肥沃的热带地区转变为世界上最具生产力的农业区之一。成果如此惊人，以至于巴西最终成为主要食品出口国。但由于该机构由巴西政府运营，华盛顿在这场农业革命中的作用已被基本遗忘。

　　当今全球卫生和发展体系中的许多项目是为应对即时危机而建立的，后来却成为持久机构。例如，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计划从未打算永久存在——这就是它被称为“紧急计划”的原因。但该计划已持续二十多年。就其核心目标而言，它取得了巨大成功：帮助拯救了超过2600万生命。但许多国家现在依赖这一援助来运行其艾滋病项目——意味着当援助资金波动时，抗击疾病的进展也会波动。

　　过去十年，全球卫生和发展资源显然被分散到太多目标上，并非所有目标都与它们旨在帮助的最贫困国家的优先事项一致。2000年，联合国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聚焦八个目标和18个与贫困和卫生相关的具体指标。其2015年设定的后续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膨胀至17个目标和169个具体指标，涵盖从消除饥饿到确保“水下生命”健康的一切内容。绝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无法实现2030年期限，部分原因是没有足够资源可供分配。

　　发展机构也面临效率问题。这是所有官僚机构常见的难题，尤其是那些管理不断演变挑战的机构。例如，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解散前，有超过20个美国政府机构参与提供外国援助，有时导致重复项目和系统——这一问题需要对某些机构进行改革，而非将其消除。

　　计划中的淘汰

　　如果世界要在资源紧张的时代继续在疾病和贫困方面取得进展，全球卫生和发展领域的领导者必须改变方法。他们必须聚焦于投资当地能力、设定清晰可实现的目标，并确保机构尽可能高效。我们在盖茨基金会的经济模型表明，全球卫生和发展组织在未来二十年可以取得重大进展——但前提是它们更新战略。

　　全球发展机构必须将部分职能移交给受援国，这一点至关重要，许多受援国渴望获得更多自主权。例如，赞比亚总统哈凯恩德·希奇莱马表示，捐助国的援助削减对非洲国家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可以建立更强大、更独立的经济。但自力更生需要的不仅是意愿——还需要资源。当一个国家失去资金且无法弥补时，结果就是更多不必要的死亡和苦难。没有充分资助的卫生系统，父母带着生病的孩子冲到最近的诊所，却发现它关闭了、挤满了需要护理的人，或者正如盖茨基金会莫桑比克合作伙伴报告的那样，物资严重短缺，只能给任何患者提供一种抗生素。

　　加纳、南非和赞比亚已设法用自身资源填补部分援助削减留下的卫生支出缺口，但没有国家能够完全弥补。其他政府根本没有增加卫生预算，要么是因为没有将其作为优先事项，要么是因为债务偿还义务增加和反复经济冲击导致资源不足。2018年至2024年间，近100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面临日益增加的债务负担，这削弱了它们投资卫生、人力资本和长期发展的能力。肯尼亚非营利组织Bajeti Hub的分析发现，在肯尼亚，债务服务每增加1.0%，卫生支出就下降1.2%。如今，伊朗冲突正在推高通胀，并对许多低收入国家货币造成新的压力，削弱了它们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

　　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是刺激广泛的经济增长，以支持强大的国内收入基础。好消息是，这种增长是可能的。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非洲整体增长将快于亚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创新如果被领导人用于造福人民，将有潜力大幅提升生产力。

　　以人工智能在农业部门可能产生的影响为例，该部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的地区驱动经济增长。盖茨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已成功试点并开始推广人工智能工具，这些工具能为农民提供关于种植策略、土壤健康和天气预报的高级信息，并将他们与信贷服务和市场连接以改善销售——全部使用当地语言。该项目已在埃塞俄比亚、印度和肯尼亚运行。在未来十年，这些工具可帮助超过4000万小农将收入和生产力提高25%，带来16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

　　但要利用此类增长机会，低收入国家需要资源来建设使其成为可能的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银行和双边捐助者需要动员一套全面工具来缓解债务负担，并为驱动未来增长的投资腾出空间。这些应包括债务重组、债务换发展互换、更好地匹配私营和公共投资者风险与回报偏好的融资机制以大规模解锁可负担融资，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的赠款资助。

　　以更少资源做得更多

　　只要赠款资助仍有必要，问题就是如何在援助资金池缩小且对最低收入国家的投资触底的世界中管理它。为了以有限资源应对，捐助者必须缩小优先事项。多年来，官方发展援助已涵盖极其广泛的优先事项，从高收入国家的难民成本到更适合由发展金融机构资助的中等收入国家基础设施投资。

　　关键是将今天稀缺的赠款资金聚焦于我们所说的核心发展投资：减少贫困并支持卫生和教育。通过投资将驱动未来增长和机会的部门，随着时间推移，各国能够从依赖发展援助毕业，转而用更多国内资源和更好的私人资本获取渠道来满足自身需求。当然，捐助者应继续在冲突或自然灾害期间提供紧急赠款。但核心发展投资对长期培养人力资本至关重要，无法轻易被商业融资取代。

　　人力资本投资需要时间才能见效，因此捐助者必须设定现实预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少还需要十年赠款来满足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基本人力需求，同时刺激实现自给自足所需的增长。目标应是让世界上绝大多数最贫困国家在20年内产生足够繁荣，从而完全不再依赖卫生和发展援助。但现在需要有重点的投资来使这一愿景成为可能。一些项目，如国务院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卫生协议，聚焦于正确的问题，但撤资速度是大多数伙伴国在面临强劲经济逆风时无法现实替代的。例如，这些协议计划在五年内逐步停止援助。

　　改革全球机构以适应新时代

　　全球卫生机构也需要提高效率，并随着时间推移将权力下放给国家卫生项目。这并非因为全球机构无效，而是因为它们总体上运作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改变了它们所处的环境。

　　在21世纪初，低收入国家传染病肆虐，夺走了整整一代人的未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就是在这一时期创建的，它们共同拯救了惊人的8500万生命。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各种联合国机构一道，它们帮助扭转了对抗世界上一些最致命传染病的局面。历史上作为这些项目最大单一资助者的美国政府及其他捐助者，可以因贡献于本世纪最伟大成功之一而获得极大赞誉。

　　然而，今天赢得对抗疾病的斗争必须围绕加强卫生系统、扩大初级护理覆盖面以及为各国创造可持续、可负担地获取救生卫生产品和创新的渠道等长期努力。让外国团队领导这项工作没有意义。当地卫生官员浪费时间在复杂的国际机构网络中穿行——往往为任何一项卫生倡议填写数十份赠款申请。在理想世界中，全球卫生机构将通过简化的流程支持政府，最终将卫生项目的所有权和资助责任移交给受援国。

　　全球机构仍将有大量适合它们的任务。这些包括建立数据收集工具和设定规范与标准(受益于大型机构能提供的统一方法);采购医疗用品(批量采购可降低成本);以及支持研发和大流行病准备(国际协调必不可少)。但对于日常卫生事务，当地机构更有能力领导。

　　过去一年，盖茨基金会加速了我们自身工作的转变以符合这些优先事项。因为我们打算解决问题，而非永久管理它们，比尔·盖茨(盖茨基金会主席)及我们的董事会赋予我们机构新的终止日期：我们将在2045年前用完我们的捐赠基金和盖茨个人资源的大部分。在成立前25年，基金会花费了约1000亿美元，年度支出大致与韩国、西班牙和瑞典等捐助国相当;在未来二十年，我们将拨出约2000亿美元赠款。这些资源将用于实现三个目标：帮助结束可预防的母亲和婴儿死亡;确保下一代在成长过程中不必遭受致命传染病;以及帮助更多数百万人摆脱贫困。

　　今天的人们有幸经历人类状况历史上最伟大的改善之一。去年全球卫生和发展体系的剧变要么标志着这一进展的终结，要么成为改革全球机构以适应新时代的催化剂。目标是让援助水平最终下降，不是因为领导人选择忽视严重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这听起来可能雄心勃勃，但历史表明，聪明、有针对性的投资能帮助各国摆脱对援助的依赖：当今美国前15大贸易伙伴中有11个曾经是美国援助的受援国。如果政府和私人捐助者现在投资支持各国走向自力更生，世界将变得更安全、更繁荣，而援助本身可能成为历史的遗迹。

　　作者简介：马克·苏兹曼是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