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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以色列发动了一系列毁灭性空袭,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导弹发射场和天然气储备库,并导致数十名伊朗政权高官丧生。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幸免于难,但他最重要的副手们——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均已身亡。
就在几年前,巴盖里、萨拉米及其他高级将领几乎同时被斩首,这本是不可想象的。三十年来,掌控伊朗政权的强硬派建立了一套看似坚不可摧的威慑体系。他们囤积了大量弹道导弹,持续推进核浓缩计划,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一个由外国代理人组成的网络,能够对以色列和美国军队进行持续骚扰。
然而,伊朗的强硬派最终玩火自焚。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德黑兰的领导层选择了一条极限施压与侵略的路线。他们没有让哈马斯独自面对以色列,而是动员其代理人网络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攻击。这反过来迫使以色列将战火扩大到加沙以外,并成功重创了德黑兰最强大的代理人——真主党,摧毁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间接导致了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作为回应,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弹道导弹袭击。但在美国及其他伙伴的支持下,以色列成功挫败了这些攻击,自身几乎毫发无损。紧接着,以色列发起了致命的反击。
至此,伊朗的威慑战略基石彻底崩塌。其统治政权变得比1980年代两伊战争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其军事力量也暴露无遗。而几十年来一直梦想打击伊朗的以色列,终于抓住了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神权政权的狂妄
自1979年革命以来,德黑兰的领导人建立了一个由代理人组成的网络——包括加沙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并与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些地区盟友,加上德黑兰强大的弹道导弹库,使伊朗能够远近皆宜地威胁其对手,构成了强硬派权力的核心来源。尽管该国领导层并非不受压力——例如,它曾在2015年与美国进行核谈判以缓解制裁带来的经济痛苦——但即便是这些谈判也助长了伊朗作为地区大国的崛起。最终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为德黑兰解除了广泛的制裁,除了暂时限制其铀浓缩外,几乎未对其国防力量施加任何限制。2018年,美国退出该协议并重启制裁,但伊朗随后的核挑衅反而成了一道“避雷针”,吸引了外部压力,掩盖了政权的其他恶性行为。
到2023年10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其影响力横跨从伊拉克到地中海的广阔区域。它曾迫使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阿拉伯邻国向其低头。而伊朗的代理人则装备着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形成了持续的军事压力。
起初,10月7日的袭击似乎只会进一步增强伊朗的实力。毕竟,德黑兰的主要地区对手突然陷入了一场全面冲突。因此,伊朗鼓励其代理人加入战局,在德黑兰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条统一的地区战线。真主党持续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迫使当地平民逃离家园。在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范围扩大到红海的商业航运,给全球贸易造成了严重破坏,迫使美国投入大量海军力量来应对其侵略。到2024年中期,伊朗及其代理人正在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严峻考验。
然而短短数月内,伊朗的地区战略框架几近崩溃。以色列的军事攻势重创了加沙的哈马斯,摧毁了黎巴嫩的真主党——这是伊朗几十年来威慑以色列的关键棋子。随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于12月意外垮台。叙利亚对伊朗更广泛的威慑体系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另一条对抗以色列的前线,其领土更是伊朗向真主党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输送武器的主要通道。
面对这些挫败,伊朗本可选择收缩战线、重整旗鼓。然而,它却在2024年4月和10月选择直接袭击以色列,使冲突急剧升级。伊朗革命卫队本希望借此展示其军事肌肉,重建威慑。然而,此举反而暴露了其导弹能力的局限性。尽管这两次袭击是迄今为止针对以色列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攻击,但在以色列强大的防空系统以及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协同防御下,几乎所有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都被拦截。少数突破防线的导弹要么偏离目标,要么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
这些失败的袭击暴露了伊朗的虚弱,也促使以色列下定决心直接反击。以色列利用其空中优势,在10月摧毁了伊朗关键的防空阵地和军事设施,彻底粉碎了那道曾阻止对手攻击其本土的最后屏障。伊朗的威慑力至此荡然无存。
变革的风潮
尽管政权遭受重创,但伊朗的领导层和军事指挥官在2025年初远未承认失败。在3月的一次演讲中,萨拉米驳斥了伊朗已丧失优势的说法,并宣称伊斯兰共和国的生存本身就证明了其战略的成功。他宣称,该政权的对手是拥有最先进武器的超级大国,“我们的国家能够对抗傲慢的强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在5月的另一次演讲中重申了类似观点:“一个不屈服的国家,一个高举反抗旗帜并全心全意践行其最高领袖话语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败。”
如今,萨拉米本人及其宏图壮志都已灰飞烟灭,伊朗再也难以宣称自己赢得了这场战争。短短几天内,以色列就对德黑兰的军事和核计划造成了灾难性打击。尽管破坏的真实规模只有伊朗高层知晓,但该国已不太可能轻易从深渊中复苏。或许最重要的是,伊朗已几乎完全丧失了保卫领空的能力。其曾经引以为傲的防空系统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被摧毁或瘫痪。其导弹库存已耗尽,许多机动发射器被摧毁,而用于制造导弹和处理燃料的设施大多已沦为一片焦土。最后,伊朗的大部分核浓缩计划已被破坏。尽管伊朗可能仍拥有高浓缩铀库存和一些地下离心机,但短期内,其核计划已不再具备威慑价值。
除此之外,国防体系的“大脑”也已不复存在。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空天军司令兼导弹战略设计师阿米尔·阿里·哈吉扎德将军在内的众多资深指挥官遇刺,给伊朗政权留下了巨大的真空,抹去了数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和知识。尽管政权已任命了继任者,但他们无法迅速复制前任们从最高领袖那里赢得的信任,以及他们对政权总体战略的影响力。
面对如此惨败,该政权可以接受失败,减少损失,并寻求与以色列和美国达成妥协。这条道路至少要求德黑兰放弃铀浓缩,甚至可能意味着放弃导弹计划、停止支持代理人,并摒弃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尽管这更符合伊朗人民的期望,但对政权而言,这无异于彻底投降,将被视为预示其神权统治终结的开端。
为了避免彻底投降,哈梅内伊也可能选择继续战斗。这或许包括寻求核武器突破。假如伊朗仍拥有高浓缩铀库存和相关技术,政权可能会孤注一掷,试图制造并试验核装置,希望成为核国家能恢复其失去的威慑力。政权也可能继续发动战争,企图耗尽以色列的战斗意志,或是在国内煽动“团结在国旗下”的效应,争取民众支持。它甚至可能希望以色列扩大打击范围,将美国拖入其中,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如果更多平民丧生,伊朗社会将更加同情其唯一的“捍卫者”——也就是政权本身。
但加剧侵略是一场极其冒险的赌博,很可能将政权推向孤立与崩溃。战争持续越久,国家遭受的破坏就越严重,这将削弱政权的运作能力。如果“国旗效应”未能形成或最终消退,伊斯兰共和国的民众最终可能转而反对政权。而如果政府为了巩固权力而获得核武器,伊朗最终可能会沦为第二个朝鲜——这是任何伊朗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无论结果如何,伊朗政权无疑已经输掉了与以色列长达数十年的冲突。它要么必须放弃其核心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外交和经济接触寻求与地区融合;要么必须加倍坚持其原有信念,将自己进一步推向封闭。阿里·哈梅内伊和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失败;他们所建立的地区现状已彻底终结。
作者简介:阿夫雄·奥斯托瓦 (AFSHON OSTOVAR) 是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副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著有《野心之战:美国、伊朗与中东争霸》一书。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6月12日,以色列发动了一系列毁灭性空袭,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导弹发射场和天然气储备库,并导致数十名伊朗政权高官丧生。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幸免于难,但他最重要的副手们——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均已身亡。
就在几年前,巴盖里、萨拉米及其他高级将领几乎同时被斩首,这本是不可想象的。三十年来,掌控伊朗政权的强硬派建立了一套看似坚不可摧的威慑体系。他们囤积了大量弹道导弹,持续推进核浓缩计划,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一个由外国代理人组成的网络,能够对以色列和美国军队进行持续骚扰。
然而,伊朗的强硬派最终玩火自焚。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德黑兰的领导层选择了一条极限施压与侵略的路线。他们没有让哈马斯独自面对以色列,而是动员其代理人网络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攻击。这反过来迫使以色列将战火扩大到加沙以外,并成功重创了德黑兰最强大的代理人——真主党,摧毁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间接导致了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作为回应,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弹道导弹袭击。但在美国及其他伙伴的支持下,以色列成功挫败了这些攻击,自身几乎毫发无损。紧接着,以色列发起了致命的反击。
至此,伊朗的威慑战略基石彻底崩塌。其统治政权变得比1980年代两伊战争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其军事力量也暴露无遗。而几十年来一直梦想打击伊朗的以色列,终于抓住了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神权政权的狂妄
自1979年革命以来,德黑兰的领导人建立了一个由代理人组成的网络——包括加沙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并与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建立了紧密联系。这些地区盟友,加上德黑兰强大的弹道导弹库,使伊朗能够远近皆宜地威胁其对手,构成了强硬派权力的核心来源。尽管该国领导层并非不受压力——例如,它曾在2015年与美国进行核谈判以缓解制裁带来的经济痛苦——但即便是这些谈判也助长了伊朗作为地区大国的崛起。最终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为德黑兰解除了广泛的制裁,除了暂时限制其铀浓缩外,几乎未对其国防力量施加任何限制。2018年,美国退出该协议并重启制裁,但伊朗随后的核挑衅反而成了一道“避雷针”,吸引了外部压力,掩盖了政权的其他恶性行为。
到2023年10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其影响力横跨从伊拉克到地中海的广阔区域。它曾迫使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阿拉伯邻国向其低头。而伊朗的代理人则装备着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形成了持续的军事压力。
起初,10月7日的袭击似乎只会进一步增强伊朗的实力。毕竟,德黑兰的主要地区对手突然陷入了一场全面冲突。因此,伊朗鼓励其代理人加入战局,在德黑兰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条统一的地区战线。真主党持续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迫使当地平民逃离家园。在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范围扩大到红海的商业航运,给全球贸易造成了严重破坏,迫使美国投入大量海军力量来应对其侵略。到2024年中期,伊朗及其代理人正在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严峻考验。
然而短短数月内,伊朗的地区战略框架几近崩溃。以色列的军事攻势重创了加沙的哈马斯,摧毁了黎巴嫩的真主党——这是伊朗几十年来威慑以色列的关键棋子。随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于12月意外垮台。叙利亚对伊朗更广泛的威慑体系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另一条对抗以色列的前线,其领土更是伊朗向真主党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输送武器的主要通道。
面对这些挫败,伊朗本可选择收缩战线、重整旗鼓。然而,它却在2024年4月和10月选择直接袭击以色列,使冲突急剧升级。伊朗革命卫队本希望借此展示其军事肌肉,重建威慑。然而,此举反而暴露了其导弹能力的局限性。尽管这两次袭击是迄今为止针对以色列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攻击,但在以色列强大的防空系统以及美国及其地区伙伴的协同防御下,几乎所有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都被拦截。少数突破防线的导弹要么偏离目标,要么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
这些失败的袭击暴露了伊朗的虚弱,也促使以色列下定决心直接反击。以色列利用其空中优势,在10月摧毁了伊朗关键的防空阵地和军事设施,彻底粉碎了那道曾阻止对手攻击其本土的最后屏障。伊朗的威慑力至此荡然无存。
变革的风潮
尽管政权遭受重创,但伊朗的领导层和军事指挥官在2025年初远未承认失败。在3月的一次演讲中,萨拉米驳斥了伊朗已丧失优势的说法,并宣称伊斯兰共和国的生存本身就证明了其战略的成功。他宣称,该政权的对手是拥有最先进武器的超级大国,“我们的国家能够对抗傲慢的强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在5月的另一次演讲中重申了类似观点:“一个不屈服的国家,一个高举反抗旗帜并全心全意践行其最高领袖话语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败。”
如今,萨拉米本人及其宏图壮志都已灰飞烟灭,伊朗再也难以宣称自己赢得了这场战争。短短几天内,以色列就对德黑兰的军事和核计划造成了灾难性打击。尽管破坏的真实规模只有伊朗高层知晓,但该国已不太可能轻易从深渊中复苏。或许最重要的是,伊朗已几乎完全丧失了保卫领空的能力。其曾经引以为傲的防空系统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被摧毁或瘫痪。其导弹库存已耗尽,许多机动发射器被摧毁,而用于制造导弹和处理燃料的设施大多已沦为一片焦土。最后,伊朗的大部分核浓缩计划已被破坏。尽管伊朗可能仍拥有高浓缩铀库存和一些地下离心机,但短期内,其核计划已不再具备威慑价值。
除此之外,国防体系的“大脑”也已不复存在。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空天军司令兼导弹战略设计师阿米尔·阿里·哈吉扎德将军在内的众多资深指挥官遇刺,给伊朗政权留下了巨大的真空,抹去了数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和知识。尽管政权已任命了继任者,但他们无法迅速复制前任们从最高领袖那里赢得的信任,以及他们对政权总体战略的影响力。
面对如此惨败,该政权可以接受失败,减少损失,并寻求与以色列和美国达成妥协。这条道路至少要求德黑兰放弃铀浓缩,甚至可能意味着放弃导弹计划、停止支持代理人,并摒弃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尽管这更符合伊朗人民的期望,但对政权而言,这无异于彻底投降,将被视为预示其神权统治终结的开端。
为了避免彻底投降,哈梅内伊也可能选择继续战斗。这或许包括寻求核武器突破。假如伊朗仍拥有高浓缩铀库存和相关技术,政权可能会孤注一掷,试图制造并试验核装置,希望成为核国家能恢复其失去的威慑力。政权也可能继续发动战争,企图耗尽以色列的战斗意志,或是在国内煽动“团结在国旗下”的效应,争取民众支持。它甚至可能希望以色列扩大打击范围,将美国拖入其中,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如果更多平民丧生,伊朗社会将更加同情其唯一的“捍卫者”——也就是政权本身。
但加剧侵略是一场极其冒险的赌博,很可能将政权推向孤立与崩溃。战争持续越久,国家遭受的破坏就越严重,这将削弱政权的运作能力。如果“国旗效应”未能形成或最终消退,伊斯兰共和国的民众最终可能转而反对政权。而如果政府为了巩固权力而获得核武器,伊朗最终可能会沦为第二个朝鲜——这是任何伊朗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无论结果如何,伊朗政权无疑已经输掉了与以色列长达数十年的冲突。它要么必须放弃其核心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外交和经济接触寻求与地区融合;要么必须加倍坚持其原有信念,将自己进一步推向封闭。阿里·哈梅内伊和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失败;他们所建立的地区现状已彻底终结。
作者简介:阿夫雄·奥斯托瓦 (AFSHON OSTOVAR) 是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副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著有《野心之战:美国、伊朗与中东争霸》一书。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