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普：巴黎协定过期了?不，国家自主性正在重塑全球绿色未来

　　巴黎气候协定签署十年后，该协定促使各国政府承诺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的水平，但如今，各国重新强调国家自主性，正重塑全球环境雄心与优先事项。在经济增长缓慢、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各国的环境议程正被更严格的国家对经济、产业和技术的控制所重塑。

　　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趋势反映了2015年乐观精神的退却。但环境政策雄心并未消退。事实上，在气候变化举措被视为带来国家增长、创新和韧性的切实机会时，这些举措如今更有可能取得成功。矛盾的是，世界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包括将全球变暖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并停止并逆转自然栖息地的丧失——现在取决于这些目标如何有效地融入各国在安全、竞争力与产业实力方面的国家议程。

　　这一现实为国际组织和联盟带来了挑战与机遇。它们必须确保自主性保持互联而非孤立，通过促进对话与信任、便利融资和技术获取，并强化全球基础设施，以负责任、透明和协调的方式应对复杂的权衡取舍。

　　行动生态系统

　　国家利益与集体目标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塑造着环境行动。今天对自主性的重新主张，因此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延续一条共同主线。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启了现代环境治理，它的双重焦点是：一方面肯定人人享有健康环境的普遍权利，另一方面重申各国对其资源的主权开发权。15年后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国际雄心与国家利益几乎完全重叠的罕见案例，导致消耗臭氧层物质几乎被彻底淘汰。此后的举措则趋向更集中的行动形式，但成效较差。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施加了减排的法律义务，但随着这些国家的逐步退出，该议定书最终仅覆盖全球排放的一小部分。2009年试图以单一全面全球协议取代它的努力，甚至更不成功。

　　巴黎协定的天才与脆弱之处在于，它承认持久合作依赖于自主性。几乎每个国家都签署了这一框架，要求各国自行决定其“国家自主贡献”(NDC)，除了每五年一次的“盘点”外，没有其他强制执行机制。此后，全球排放曲线趋于平缓，但仍高于实现巴黎目标所需的轨迹。

　　更广泛的环境行动生态系统也在多元化。城市、企业、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已成为新的重心，往往通过自愿协调和市场影响力塑造环境结果。这一转变为更灵活的制度架构奠定了基础，通过共享平台、协议和标准放大各国的行动。

　　这一新兴秩序比层级化更像网络化：一个由行为体和安排组成的分布式网络，通过规范、激励和信息流动进行协调，而非集中权威。其累积效应是一个复杂但适应性的架构，其有效性并非源于统一设计，而是源于将自主性与相互依存在实践中联结起来的多样化机构互动。

　　国家行动，全球影响

　　现在关键问题是，围绕竞争力、安全和技术开展的平行国家努力，是否能在贡献并受益于新型全球合作与对话的同时，实现共享进步。

　　气候韧性是相互依存与国家行动最明显交汇的领域。每个政府都必须保护本国公民免受高温、洪水和干旱之害，而这些灾害的成因超越国界。这里的考验是能力：将共享的地球风险转化为有效的本地行动，通常通过应用最佳实践和共享情报。

　　荷兰常被视为韧性的黄金标准。其“河流空间”计划就是一个典范，将防洪重新定义为适应现实而非对抗。但对大多数面临气候影响加剧的国家来说，适应是一门新兴且即兴的学科，需要快速学习和跨境联系。例如，基于卫星的预报和预警系统，让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准备时间。布里奇敦倡议(旨在改革发展融资)或由七国集团和脆弱20国集团领导的“全球气候风险防护盾”(在灾难发生前提供金融保护)等金融机制，也使更快速的灾害响应成为可能。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当本地系统与共享数据、融资和专业知识相连时，国家保护变得远为有效。

　　如果说适应考验国家保护能力，那么绿色转型则考验其繁荣能力。过去几年，许多政府试图将气候行动转变为产业复兴的引擎，希望脱碳化也能带来增长和就业。欧洲绿色协议、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以及中国在“电动技术栈”上的巨额投资，都体现了这一双重雄心，印度、日本和韩国也有类似举措。绿色经济已是全球第二大增长最快的部门，年价值已超过5万亿美元，预计年增长率约为6%。全球一半以上的排放已可通过成本竞争力强的解决方案(如太阳能、风能和乘用电动车)实现减排。

　　市场力量已成为绿色增长的强大驱动力，但公共投资、监管和长期政策信号仍对激发创新和防止倒退至关重要。下一阶段无法孤立实现。即使以经济自主性为框架的现代产业政策，也高度相互依存：国家表现依赖于供应链互联、共享标准和国际投资流动。只有当资本和技术能跨境流动时，绿色产业才能以实现减排目标所需的速度扩张。政府能否维持这场合作性的“向上竞赛”，而非滑向补贴竞争和资源民族主义，将决定绿色产业政策是成为共享繁荣的基础，还是成为地缘政治摩擦的新来源。

　　污染是另一个领域，国家有效行动需要合作，因为污染源于国内选择和实践，却通过空气、陆地和水跨境传播，常伤害远离源头的社区。其代价巨大，全球约六分之一的死亡与污染相关，福利损失相当于全球GDP的约6%。这些影响的全球分布极为不均。在美国，《清洁空气法案》每投资1美元，就能产生约30美元的健康和生产力收益。但约90%的污染相关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无法孤立复制此类成果。

　　塑料危机尤为典型。每年约有110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常冲上远离生产或使用地的海岸——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塑料废物加剧了这一模式。这种日益普遍的塑料污染削弱生物多样性、威胁沿海经济，并危害人类和动物健康。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全球塑料行动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应对模式，通过25个国家塑料行动伙伴关系横向扩散最佳实践，每个伙伴关系制定本国特定路线图，并借鉴他国共享数据和经验。例如，一个伙伴关系在生产者延伸责任方面的设计元素已被多个其他伙伴关系采纳，展示了实用工具如何横向传播。

　　自然保护和恢复进一步说明各国选择如何塑造全球结果。森林、湿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既是国内资产，又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这意味着少数生态丰富国家的政策转变，就能对全球碳和生物多样性轨迹产生超比例影响。这一领域也是正式条约框架最活跃的领域：近200个国家加入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承诺到2030年保护地球陆地和海洋的30%，而新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生物多样性协定》将治理延伸至公海。保护努力如今也通过更多样化的去中心化平台和联盟推进。全球再造林倡议1t.org以及热带森林永久基金(于11月在巴西贝伦联合国气候大会正式启动的雨林保护融资机制)，都是国家自主性通过共享融资、标准和协作管理得到强化的例子。

　　推动者和塑造者

　　融资和技术是决定国家环境行动能否跨境连接并扩展的最关键变量。第三个变量是不断演变的网络化制度架构，包括标准、平台和协议，使多样化行为体建立信任，支持集中式和全球机制——或弥补其缺失。

　　对大多数政府来说，融资最暴露环境政策自主性的局限。国家可以立法和规划，但实施依赖资本动员。这一挑战并非不可逾越：动员有效气候行动可能只需全球GDP的2%至3%。但当前融资远低于这一水平。

　　雄心与财政能力很少对齐，二者差距将决定绿色转型的深度和速度。印度尼西亚的巴黎承诺就是一个例证：它承诺无条件减排32%，但所需融资中高达43%预计来自国际来源。对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有效的气候政策自主性，与获得负担得起的资本一样，取决于国内意愿。

　　因此，融资成为国家行动扩展的连接组织，其架构正迅速多元化。主权绿色债券(专用于环境项目的融资)最早由法国和波兰于2016年开创，如今已有超过40个国家发行。布里奇敦倡议引入了一种适应性团结形式，允许自然灾害后暂时暂停债务偿还，以释放流动资产用于恢复和韧性。所谓债务换自然和债务换气候互换(如伯利兹和厄瓜多尔实施的)，通过减免或再融资主权债务换取经核实的环保行动，将财政稳定直接与保护结果挂钩。

　　最重要的是，未来自主性与相互依存的平衡将由技术塑造。创新扩展政府能力，实现更清洁能源、更智能污染监测和更具韧性的农业。但决定性变量不再是单纯发明，而是技术扩散、适应当地条件并嵌入国家能力有多快。这些益处涉及数据、知识产权和数字基础设施的相互依存，所有这些都强化了即使各国追求技术自主性，也需要合作的必要性。

　　绿色创新正在加速：2025年全球绿色专利申请增长约20%。但大多数专利掌握在少数发达经济体手中。因此，扩散渠道至关重要：联合国的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已在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资助近400个技术援助项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GREEN计划将可持续技术提供者与寻求采用的客户连接起来。

　　除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外，实时数字监测是最强大的环境技术之一，转变了环境行动和治理的可能性。Climate TRACE、Global Forest Watch和Global Fishing Watch等平台利用全球卫星数据和人工智能，近实时追踪排放、森林砍伐和海洋活动，为政府提供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可见度。这些系统显示，开放与协作如何加强而非损害自主性。

　　企业家处于将这一扩散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前沿，通过将成熟技术应用于本地挑战——从使用AI优化灌溉到构建循环制造系统——企业家利用全球知识增强国家韧性并分享进展。UpLink等平台识别并孵化可持续创新，让这些行为体分享洞见、吸引投资并与全球伙伴连接。

　　类似逻辑支撑世界经济论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帮助政府和企业负责任、协作地应用新技术。例如，其“农业创新人工智能”倡议连接数据基础设施、公私伙伴和区域政策试点，使多个国家的农民比孤立的国家项目更快采用气候智能实践。此类举措将技术扩散转化为连接性自主，通过链接全球专业知识增强国内能力。

　　连接自主性的第三个推动因素在于网络化制度架构的演变。一代成熟的平台、协议和标准正在实现跨境互操作性和信任。这些框架不立法、不动员、不融资、不发明技术，但塑造信息、资本和问责在公共、私营部门及公民社会间的分配。与传统治理不同，这一架构是去中心化和适应性的。它更像一套协议而非条约。从一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就帮助召集支撑这一去中心化架构的混合联盟——公共、私营、公民。

　　此类去中心化架构也在塑造新绿色市场的出现，其中混合联盟帮助扩展单一政府或企业无法独自发展的技术。第一推动者联盟就是一个例子：它汇集主要公司在难以减排部门的长远采购承诺，利用这些需求信号解锁投资，并推动早期清洁工业项目实现财务关闭。

　　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环境框架也遵循这一混合联盟模式，如企业排放核算的温室气体协议，以及企业报告气候风险的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这些框架的权威源于采纳、可信度和影响，而非国家授权。该模式有局限：随着影响扩大，对透明度和问责的质疑以及去中心化行动的低效问题也会增加。但在快速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这些解决方案正证明其敏捷性和韧性。

　　连接自主性

　　国家自主性的重新主张正在重塑全球环境治理，不是取代合作，而是重新定义合作方式。正式条约仍是共享雄心的重要支柱，但真正的工作如今在于各国、市场和机构如何在这些协议内连接各自战略。

　　跨部门看，模式清晰：当国家行动通过扩展融资获取、加速技术扩散并强化问责与透明的共享架构相连时，自主性变得更强大而非更孤立。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环境进步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通过连接自主性实现的集体成就。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各国才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共享的地球目标。

　　作者简介：塞巴斯蒂安·巴克普(Sebastian Buckup)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董事总经理，领导自然与气候中心(Centre for Nature and Climate)。他负责协调全球多方利益相关者，推动自然保护、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的议程，曾在多个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担任高级职务，专注于气候政策、绿色金融和跨国合作机制。。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巴黎气候协定签署十年后，该协定促使各国政府承诺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的水平，但如今，各国重新强调国家自主性，正重塑全球环境雄心与优先事项。在经济增长缓慢、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各国的环境议程正被更严格的国家对经济、产业和技术的控制所重塑。

　　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趋势反映了2015年乐观精神的退却。但环境政策雄心并未消退。事实上，在气候变化举措被视为带来国家增长、创新和韧性的切实机会时，这些举措如今更有可能取得成功。矛盾的是，世界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包括将全球变暖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并停止并逆转自然栖息地的丧失——现在取决于这些目标如何有效地融入各国在安全、竞争力与产业实力方面的国家议程。

　　这一现实为国际组织和联盟带来了挑战与机遇。它们必须确保自主性保持互联而非孤立，通过促进对话与信任、便利融资和技术获取，并强化全球基础设施，以负责任、透明和协调的方式应对复杂的权衡取舍。

　　行动生态系统

　　国家利益与集体目标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塑造着环境行动。今天对自主性的重新主张，因此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延续一条共同主线。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启了现代环境治理，它的双重焦点是：一方面肯定人人享有健康环境的普遍权利，另一方面重申各国对其资源的主权开发权。15年后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国际雄心与国家利益几乎完全重叠的罕见案例，导致消耗臭氧层物质几乎被彻底淘汰。此后的举措则趋向更集中的行动形式，但成效较差。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施加了减排的法律义务，但随着这些国家的逐步退出，该议定书最终仅覆盖全球排放的一小部分。2009年试图以单一全面全球协议取代它的努力，甚至更不成功。

　　巴黎协定的天才与脆弱之处在于，它承认持久合作依赖于自主性。几乎每个国家都签署了这一框架，要求各国自行决定其“国家自主贡献”(NDC)，除了每五年一次的“盘点”外，没有其他强制执行机制。此后，全球排放曲线趋于平缓，但仍高于实现巴黎目标所需的轨迹。

　　更广泛的环境行动生态系统也在多元化。城市、企业、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已成为新的重心，往往通过自愿协调和市场影响力塑造环境结果。这一转变为更灵活的制度架构奠定了基础，通过共享平台、协议和标准放大各国的行动。

　　这一新兴秩序比层级化更像网络化：一个由行为体和安排组成的分布式网络，通过规范、激励和信息流动进行协调，而非集中权威。其累积效应是一个复杂但适应性的架构，其有效性并非源于统一设计，而是源于将自主性与相互依存在实践中联结起来的多样化机构互动。

　　国家行动，全球影响

　　现在关键问题是，围绕竞争力、安全和技术开展的平行国家努力，是否能在贡献并受益于新型全球合作与对话的同时，实现共享进步。

　　气候韧性是相互依存与国家行动最明显交汇的领域。每个政府都必须保护本国公民免受高温、洪水和干旱之害，而这些灾害的成因超越国界。这里的考验是能力：将共享的地球风险转化为有效的本地行动，通常通过应用最佳实践和共享情报。

　　荷兰常被视为韧性的黄金标准。其“河流空间”计划就是一个典范，将防洪重新定义为适应现实而非对抗。但对大多数面临气候影响加剧的国家来说，适应是一门新兴且即兴的学科，需要快速学习和跨境联系。例如，基于卫星的预报和预警系统，让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准备时间。布里奇敦倡议(旨在改革发展融资)或由七国集团和脆弱20国集团领导的“全球气候风险防护盾”(在灾难发生前提供金融保护)等金融机制，也使更快速的灾害响应成为可能。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当本地系统与共享数据、融资和专业知识相连时，国家保护变得远为有效。

　　如果说适应考验国家保护能力，那么绿色转型则考验其繁荣能力。过去几年，许多政府试图将气候行动转变为产业复兴的引擎，希望脱碳化也能带来增长和就业。欧洲绿色协议、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以及中国在“电动技术栈”上的巨额投资，都体现了这一双重雄心，印度、日本和韩国也有类似举措。绿色经济已是全球第二大增长最快的部门，年价值已超过5万亿美元，预计年增长率约为6%。全球一半以上的排放已可通过成本竞争力强的解决方案(如太阳能、风能和乘用电动车)实现减排。

　　市场力量已成为绿色增长的强大驱动力，但公共投资、监管和长期政策信号仍对激发创新和防止倒退至关重要。下一阶段无法孤立实现。即使以经济自主性为框架的现代产业政策，也高度相互依存：国家表现依赖于供应链互联、共享标准和国际投资流动。只有当资本和技术能跨境流动时，绿色产业才能以实现减排目标所需的速度扩张。政府能否维持这场合作性的“向上竞赛”，而非滑向补贴竞争和资源民族主义，将决定绿色产业政策是成为共享繁荣的基础，还是成为地缘政治摩擦的新来源。

　　污染是另一个领域，国家有效行动需要合作，因为污染源于国内选择和实践，却通过空气、陆地和水跨境传播，常伤害远离源头的社区。其代价巨大，全球约六分之一的死亡与污染相关，福利损失相当于全球GDP的约6%。这些影响的全球分布极为不均。在美国，《清洁空气法案》每投资1美元，就能产生约30美元的健康和生产力收益。但约90%的污染相关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无法孤立复制此类成果。

　　塑料危机尤为典型。每年约有110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常冲上远离生产或使用地的海岸——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塑料废物加剧了这一模式。这种日益普遍的塑料污染削弱生物多样性、威胁沿海经济，并危害人类和动物健康。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全球塑料行动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应对模式，通过25个国家塑料行动伙伴关系横向扩散最佳实践，每个伙伴关系制定本国特定路线图，并借鉴他国共享数据和经验。例如，一个伙伴关系在生产者延伸责任方面的设计元素已被多个其他伙伴关系采纳，展示了实用工具如何横向传播。

　　自然保护和恢复进一步说明各国选择如何塑造全球结果。森林、湿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既是国内资产，又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这意味着少数生态丰富国家的政策转变，就能对全球碳和生物多样性轨迹产生超比例影响。这一领域也是正式条约框架最活跃的领域：近200个国家加入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承诺到2030年保护地球陆地和海洋的30%，而新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生物多样性协定》将治理延伸至公海。保护努力如今也通过更多样化的去中心化平台和联盟推进。全球再造林倡议1t.org以及热带森林永久基金(于11月在巴西贝伦联合国气候大会正式启动的雨林保护融资机制)，都是国家自主性通过共享融资、标准和协作管理得到强化的例子。

　　推动者和塑造者

　　融资和技术是决定国家环境行动能否跨境连接并扩展的最关键变量。第三个变量是不断演变的网络化制度架构，包括标准、平台和协议，使多样化行为体建立信任，支持集中式和全球机制——或弥补其缺失。

　　对大多数政府来说，融资最暴露环境政策自主性的局限。国家可以立法和规划，但实施依赖资本动员。这一挑战并非不可逾越：动员有效气候行动可能只需全球GDP的2%至3%。但当前融资远低于这一水平。

　　雄心与财政能力很少对齐，二者差距将决定绿色转型的深度和速度。印度尼西亚的巴黎承诺就是一个例证：它承诺无条件减排32%，但所需融资中高达43%预计来自国际来源。对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有效的气候政策自主性，与获得负担得起的资本一样，取决于国内意愿。

　　因此，融资成为国家行动扩展的连接组织，其架构正迅速多元化。主权绿色债券(专用于环境项目的融资)最早由法国和波兰于2016年开创，如今已有超过40个国家发行。布里奇敦倡议引入了一种适应性团结形式，允许自然灾害后暂时暂停债务偿还，以释放流动资产用于恢复和韧性。所谓债务换自然和债务换气候互换(如伯利兹和厄瓜多尔实施的)，通过减免或再融资主权债务换取经核实的环保行动，将财政稳定直接与保护结果挂钩。

　　最重要的是，未来自主性与相互依存的平衡将由技术塑造。创新扩展政府能力，实现更清洁能源、更智能污染监测和更具韧性的农业。但决定性变量不再是单纯发明，而是技术扩散、适应当地条件并嵌入国家能力有多快。这些益处涉及数据、知识产权和数字基础设施的相互依存，所有这些都强化了即使各国追求技术自主性，也需要合作的必要性。

　　绿色创新正在加速：2025年全球绿色专利申请增长约20%。但大多数专利掌握在少数发达经济体手中。因此，扩散渠道至关重要：联合国的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已在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资助近400个技术援助项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GREEN计划将可持续技术提供者与寻求采用的客户连接起来。

　　除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外，实时数字监测是最强大的环境技术之一，转变了环境行动和治理的可能性。Climate TRACE、Global Forest Watch和Global Fishing Watch等平台利用全球卫星数据和人工智能，近实时追踪排放、森林砍伐和海洋活动，为政府提供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可见度。这些系统显示，开放与协作如何加强而非损害自主性。

　　企业家处于将这一扩散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前沿，通过将成熟技术应用于本地挑战——从使用AI优化灌溉到构建循环制造系统——企业家利用全球知识增强国家韧性并分享进展。UpLink等平台识别并孵化可持续创新，让这些行为体分享洞见、吸引投资并与全球伙伴连接。

　　类似逻辑支撑世界经济论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帮助政府和企业负责任、协作地应用新技术。例如，其“农业创新人工智能”倡议连接数据基础设施、公私伙伴和区域政策试点，使多个国家的农民比孤立的国家项目更快采用气候智能实践。此类举措将技术扩散转化为连接性自主，通过链接全球专业知识增强国内能力。

　　连接自主性的第三个推动因素在于网络化制度架构的演变。一代成熟的平台、协议和标准正在实现跨境互操作性和信任。这些框架不立法、不动员、不融资、不发明技术，但塑造信息、资本和问责在公共、私营部门及公民社会间的分配。与传统治理不同，这一架构是去中心化和适应性的。它更像一套协议而非条约。从一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就帮助召集支撑这一去中心化架构的混合联盟——公共、私营、公民。

　　此类去中心化架构也在塑造新绿色市场的出现，其中混合联盟帮助扩展单一政府或企业无法独自发展的技术。第一推动者联盟就是一个例子：它汇集主要公司在难以减排部门的长远采购承诺，利用这些需求信号解锁投资，并推动早期清洁工业项目实现财务关闭。

　　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环境框架也遵循这一混合联盟模式，如企业排放核算的温室气体协议，以及企业报告气候风险的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这些框架的权威源于采纳、可信度和影响，而非国家授权。该模式有局限：随着影响扩大，对透明度和问责的质疑以及去中心化行动的低效问题也会增加。但在快速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这些解决方案正证明其敏捷性和韧性。

　　连接自主性

　　国家自主性的重新主张正在重塑全球环境治理，不是取代合作，而是重新定义合作方式。正式条约仍是共享雄心的重要支柱，但真正的工作如今在于各国、市场和机构如何在这些协议内连接各自战略。

　　跨部门看，模式清晰：当国家行动通过扩展融资获取、加速技术扩散并强化问责与透明的共享架构相连时，自主性变得更强大而非更孤立。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环境进步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通过连接自主性实现的集体成就。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各国才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共享的地球目标。

　　作者简介：塞巴斯蒂安·巴克普(Sebastian Buckup)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董事总经理，领导自然与气候中心(Centre for Nature and Climate)。他负责协调全球多方利益相关者，推动自然保护、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的议程，曾在多个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担任高级职务，专注于气候政策、绿色金融和跨国合作机制。。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