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卡尔：对于伊朗，特朗普需要尽快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伊朗的战争迷雾浓厚，但有两件事已经清晰无比。没有人能质疑美国和以色列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军事优势。自2月28日起，美以联军已杀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对伊朗境内数千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大幅削弱了该国的导弹发射器、无人机库存和海军资产。同样，也没有人应该怀疑他们所针对的伊朗政权的残暴——这个政权几十年来一直在杀害美国人、残酷镇压本国人民、用导弹和恐怖代理人威胁邻国，并加速推进其核计划。

　　然而，这场主动选择的战争的其他方面仍有太多不明朗之处，而特朗普政府对最大问题的回答仍付阙如。特别是，这场战争将如何结束?伊朗这场豪赌的最终战略影响是什么?美国军事干预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一贯的教训：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战争很少有好结局。当政治目标不明朗或存在争议时，战争就缺乏逻辑上的终止点。战术上的成功会引发“接下来怎么办”的疑问，而战术上的挫折则成为进一步行动的借口。任务不断扩大，时间线不断拉长，原有的理由逐渐淡出背景，战争开始获得自身的动能。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著名地指出，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反过来同样重要：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战争就会成为目的本身。

　　旁观者的困境

　　华盛顿发动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远不明朗。特朗普政府开战时宣称的目标是政权更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月28日发布到Truth Social的视频中说：“接管你们的政府。这可能是几代人以来你们唯一的机会。”然而，在随后的几天里，政府官员的表态却五花八门。目标是像美国在委内瑞拉那样选出一个更“可接受”的政府?是“无条件投降”?是摧毁核计划?还是仅仅让任何幸存者无力投射军事力量，然后宣布胜利?明确界定目标至关重要，因为实现政权更迭、行为改变、终结伊朗核计划以及削弱伊朗投射力量的能力，并非同一目标的变体。这些目标需要截然不同的战争模式、不同的资源投入、时间表、胜利定义以及战后规划。

　　这种不确定性在最近几天进一步加剧，特朗普在战争持续时间上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周一，他试图安抚市场、遏制油价飙升，暗示美军“进度远超预期”，战争可能很快结束。但几小时后，他又改口。在与共和党议员的聚会上，他说：“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获胜，但还不够。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前进，以实现彻底胜利，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一长期存在的危险。”

　　战略模糊让伊朗人民和美军都陷入困境。许多伊朗人庆祝哈梅内伊之死，并希望看到政权倒台。美国情报官员据报认为政权更迭不太可能。但如果勇敢的伊朗人抓住特朗普声称提供的“历史性机会”，而政权像今年1月那样以极端暴力回应(当时它杀害了数千名平民抗议者)，会发生什么?

　　历史提供了严峻的警示。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鼓励伊拉克人起义，却眼睁睁看着萨达姆·侯赛因屠杀他们。2011年利比亚，美国奥巴马政府则采取相反做法——干预保护挑战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平民，结果政权更迭演变为国家失败和内战。今天，如果伊朗人起义而政权镇压，特朗普将面临类似困境：袖手旁观将严重损害美国信誉;全力介入则可能导致任务蔓延、纠缠和混乱。

　　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直面这一困境，反而似乎在加剧它。随着短期内政权更迭前景黯淡，美国和以色列似乎都在试探将内部碎片化作为退路。据报道，中情局正在武装伊拉克北部伊朗库尔德民兵，而以色列则轰炸伊朗-伊拉克边境的边防哨所、警察局和军事阵地，为其开辟通道。最近几天，特朗普表示正在放弃这一方案，但以色列并未如此。以色列领导人似乎视伊朗的动荡为政权更迭失败时的可接受备选，这可能将伊朗推向利比亚、叙利亚和2003年后伊拉克那样的国家碎片化。在一个拥有9000万人口、位于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国家，这种结局将带来深刻的不稳定，不仅对伊朗人如此，对美国在中东及更广区域的利益亦然。

　　保持警惕

　　即使战争明天就结束，几大战略问题和影响仍将持续。其中之一是核问题——在此问题上，实现特朗普终结伊朗核计划目标的不确定性真正令人担忧。去年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估计伊朗拥有超过400公斤纯度达60%的浓缩铀——经进一步加工，足以制造约10枚核武器。随后以色列和美国在当月晚些时候对伊朗实施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再确认这一库存的规模和位置。简单地说，现在没有人确切知道数百公斤接近武器级裂变材料的下落，也不知道如何掌控它们。

　　一个受伤的伊朗可能从当前冲突中走出来时更加决心将剩余核能力武器化，以威慑未来攻击。这一问题无法靠轰炸解决。在没有派遣大量美国或以色列地面部队(特朗普据报曾考虑过这一极度冒险的选择)来保护这些材料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制定具体的战后监测计划——特别聚焦于核实伊朗现有库存的位置，并在它们被武器化前实现掌控。但这恰恰是当战争终极目标仍不明朗时，无法制定外交策略的那种类型。

　　除了战争直接目标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这场战争对捍卫美国全球利益的影响。在战争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据报表达了严重担忧：一场旷日持久的高强度中东冲突可能耗尽关键美军弹药，削弱美国应对其他地区威胁的准备能力。当前战争的头几天已证实这些担忧。美国已大量消耗远程打击弹药和高档防空拦截弹，用于防御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军基地、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的攻击。在美军弹药库存本已紧张、国防工业基础难以快速扩产以满足潜在与俄罗斯冲突需求的情况下，五角大楼面临皮洛士式胜利的风险：在伊朗的成功可能让美国在其他地方更无力威慑或击败重大侵略。

　　这一挑战还因以下前景而加剧：主要作战行动结束后，数万美军可能需在中东驻留数月甚至数年，被战后遏制任务、为焦虑的海湾伙伴提供安抚行动以及伊朗重建军事时不可避免的定期再打击所牵制。这正是1991年海湾战争后的情况——它建立了美国在中东的永久驻军以遏制萨达姆·侯赛因，这一存在至今仍在。支持战争的人声称通过一劳永逸终结伊朗威胁来摆脱这一泥潭，而华盛顿却可能再次直接踏入其中。

　　这里有一个痛苦的悖论。美国军事力量的展示令人震惊，对手们会注意到。但美国可能从这场战争中走出来时军事过度拉伸、资源耗尽、位置失衡。

　　终局可能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或许是这场战争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意义。今年迄今，美国已开展两次重大军事行动——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都没有广泛国际联盟、联合国授权或坚实的法律基础。特朗普政府未经国会投票发动这场战争，也没有像伊拉克战争前那样向美国人民提供情报依据(即使那份依据有缺陷)。

　　莫斯科的领导人正仔细观察冲突展开，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消灭对手——他们不反对——而是因为美国单方面行动、绕过传统法律约束的意愿，将极大削弱华盛顿在俄罗斯进一步侵略邻国时占据道义制高点的能力。美国现在侵蚀的每一条规范，都是未来无法强迫他人尊重的规范。

　　战争不是以开战的方式来评判，而是以结束的方式——以及发动战争的国家在枪声最终停息时是更强还是更弱来评判。执行这些行动的美军士兵以非凡的专业精神服役，但这无法替代目的的清晰。目前被问得太少的问题，正是最终决定这场战争是否值得打的那些问题。

　　作者简介：科林·H·卡尔(Colin H. Kahl)，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曾于2021年至2023年担任美国国防部政策副部长。

　　伊朗的战争迷雾浓厚，但有两件事已经清晰无比。没有人能质疑美国和以色列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军事优势。自2月28日起，美以联军已杀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对伊朗境内数千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大幅削弱了该国的导弹发射器、无人机库存和海军资产。同样，也没有人应该怀疑他们所针对的伊朗政权的残暴——这个政权几十年来一直在杀害美国人、残酷镇压本国人民、用导弹和恐怖代理人威胁邻国，并加速推进其核计划。

　　然而，这场主动选择的战争的其他方面仍有太多不明朗之处，而特朗普政府对最大问题的回答仍付阙如。特别是，这场战争将如何结束?伊朗这场豪赌的最终战略影响是什么?美国军事干预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一贯的教训：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战争很少有好结局。当政治目标不明朗或存在争议时，战争就缺乏逻辑上的终止点。战术上的成功会引发“接下来怎么办”的疑问，而战术上的挫折则成为进一步行动的借口。任务不断扩大，时间线不断拉长，原有的理由逐渐淡出背景，战争开始获得自身的动能。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著名地指出，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反过来同样重要：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战争就会成为目的本身。

　　旁观者的困境

　　华盛顿发动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远不明朗。特朗普政府开战时宣称的目标是政权更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月28日发布到Truth Social的视频中说：“接管你们的政府。这可能是几代人以来你们唯一的机会。”然而，在随后的几天里，政府官员的表态却五花八门。目标是像美国在委内瑞拉那样选出一个更“可接受”的政府?是“无条件投降”?是摧毁核计划?还是仅仅让任何幸存者无力投射军事力量，然后宣布胜利?明确界定目标至关重要，因为实现政权更迭、行为改变、终结伊朗核计划以及削弱伊朗投射力量的能力，并非同一目标的变体。这些目标需要截然不同的战争模式、不同的资源投入、时间表、胜利定义以及战后规划。

　　这种不确定性在最近几天进一步加剧，特朗普在战争持续时间上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周一，他试图安抚市场、遏制油价飙升，暗示美军“进度远超预期”，战争可能很快结束。但几小时后，他又改口。在与共和党议员的聚会上，他说：“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获胜，但还不够。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前进，以实现彻底胜利，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一长期存在的危险。”

　　战略模糊让伊朗人民和美军都陷入困境。许多伊朗人庆祝哈梅内伊之死，并希望看到政权倒台。美国情报官员据报认为政权更迭不太可能。但如果勇敢的伊朗人抓住特朗普声称提供的“历史性机会”，而政权像今年1月那样以极端暴力回应(当时它杀害了数千名平民抗议者)，会发生什么?

　　历史提供了严峻的警示。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鼓励伊拉克人起义，却眼睁睁看着萨达姆·侯赛因屠杀他们。2011年利比亚，美国奥巴马政府则采取相反做法——干预保护挑战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平民，结果政权更迭演变为国家失败和内战。今天，如果伊朗人起义而政权镇压，特朗普将面临类似困境：袖手旁观将严重损害美国信誉;全力介入则可能导致任务蔓延、纠缠和混乱。

　　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直面这一困境，反而似乎在加剧它。随着短期内政权更迭前景黯淡，美国和以色列似乎都在试探将内部碎片化作为退路。据报道，中情局正在武装伊拉克北部伊朗库尔德民兵，而以色列则轰炸伊朗-伊拉克边境的边防哨所、警察局和军事阵地，为其开辟通道。最近几天，特朗普表示正在放弃这一方案，但以色列并未如此。以色列领导人似乎视伊朗的动荡为政权更迭失败时的可接受备选，这可能将伊朗推向利比亚、叙利亚和2003年后伊拉克那样的国家碎片化。在一个拥有9000万人口、位于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国家，这种结局将带来深刻的不稳定，不仅对伊朗人如此，对美国在中东及更广区域的利益亦然。

　　保持警惕

　　即使战争明天就结束，几大战略问题和影响仍将持续。其中之一是核问题——在此问题上，实现特朗普终结伊朗核计划目标的不确定性真正令人担忧。去年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估计伊朗拥有超过400公斤纯度达60%的浓缩铀——经进一步加工，足以制造约10枚核武器。随后以色列和美国在当月晚些时候对伊朗实施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再确认这一库存的规模和位置。简单地说，现在没有人确切知道数百公斤接近武器级裂变材料的下落，也不知道如何掌控它们。

　　一个受伤的伊朗可能从当前冲突中走出来时更加决心将剩余核能力武器化，以威慑未来攻击。这一问题无法靠轰炸解决。在没有派遣大量美国或以色列地面部队(特朗普据报曾考虑过这一极度冒险的选择)来保护这些材料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制定具体的战后监测计划——特别聚焦于核实伊朗现有库存的位置，并在它们被武器化前实现掌控。但这恰恰是当战争终极目标仍不明朗时，无法制定外交策略的那种类型。

　　除了战争直接目标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这场战争对捍卫美国全球利益的影响。在战争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据报表达了严重担忧：一场旷日持久的高强度中东冲突可能耗尽关键美军弹药，削弱美国应对其他地区威胁的准备能力。当前战争的头几天已证实这些担忧。美国已大量消耗远程打击弹药和高档防空拦截弹，用于防御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军基地、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的攻击。在美军弹药库存本已紧张、国防工业基础难以快速扩产以满足潜在与俄罗斯冲突需求的情况下，五角大楼面临皮洛士式胜利的风险：在伊朗的成功可能让美国在其他地方更无力威慑或击败重大侵略。

　　这一挑战还因以下前景而加剧：主要作战行动结束后，数万美军可能需在中东驻留数月甚至数年，被战后遏制任务、为焦虑的海湾伙伴提供安抚行动以及伊朗重建军事时不可避免的定期再打击所牵制。这正是1991年海湾战争后的情况——它建立了美国在中东的永久驻军以遏制萨达姆·侯赛因，这一存在至今仍在。支持战争的人声称通过一劳永逸终结伊朗威胁来摆脱这一泥潭，而华盛顿却可能再次直接踏入其中。

　　这里有一个痛苦的悖论。美国军事力量的展示令人震惊，对手们会注意到。但美国可能从这场战争中走出来时军事过度拉伸、资源耗尽、位置失衡。

　　终局可能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或许是这场战争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意义。今年迄今，美国已开展两次重大军事行动——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都没有广泛国际联盟、联合国授权或坚实的法律基础。特朗普政府未经国会投票发动这场战争，也没有像伊拉克战争前那样向美国人民提供情报依据(即使那份依据有缺陷)。

　　莫斯科的领导人正仔细观察冲突展开，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消灭对手——他们不反对——而是因为美国单方面行动、绕过传统法律约束的意愿，将极大削弱华盛顿在俄罗斯进一步侵略邻国时占据道义制高点的能力。美国现在侵蚀的每一条规范，都是未来无法强迫他人尊重的规范。

　　战争不是以开战的方式来评判，而是以结束的方式——以及发动战争的国家在枪声最终停息时是更强还是更弱来评判。执行这些行动的美军士兵以非凡的专业精神服役，但这无法替代目的的清晰。目前被问得太少的问题，正是最终决定这场战争是否值得打的那些问题。

　　作者简介：科林·H·卡尔(Colin H. Kahl)，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曾于2021年至2023年担任美国国防部政策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