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不要用​强盗逻辑思考国际关系！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访问中国，目的是与清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扩展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和交流。英国当然希望获取一些特权，因为当时的中国，通商仍然是一种特权，没有政府的允许不行。

　　经过近10个月的旅程，马戛尔尼终于来到了中国。1793年9月8日，马戛尔尼使团一行到达乾隆皇帝的热河行宫。

　　虽然在觐见乾隆帝之前，曾因觐见礼仪问题双方发生争执，但乾隆帝对第一个英国朝贡使团因为仰慕他的天朝并前来恭贺他的寿辰，还是感到非常欣慰，马戛尔尼一行受到殷清的接待。

　　随后，马戛尔尼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交了一份照会，并要和珅转呈乾隆帝。照会要求派使臣驻北京并扩大通商;要求将贸易扩展到宁波、舟山和天津;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在黄埔附近的长洲岛建筑一所医院，供水手疗养等。

　　对这些要求，乾隆帝在给英王的两道敕谕中一一驳回。他认为英王派使臣驻京既属无益，且与清朝体制不符。他把允许西方各国来华贸易说成是“天朝”的一种恩惠最终，因为“天朝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与他国交易。马戛尔尼在北京及承德待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一无所获，被“优雅”地打发走了。

马噶尔尼访华

　　从今天的标准看，英国提出的这些要求即使不能说全尽合理，也不能说很过分。至少，英国人想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想扩大贸易区，没有什么过分吧?

　　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如果不做假设，我们很难理解历史。设想，如果清朝政府能以平等的主权国而非“藩属”对待英国，认真研究一下英国的要求，与其谈判达成一个对等的协议，同意英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放几个口岸，同时也要求在伦敦设立一个中国办事处，鼓励中国商人去英国做生意，之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我们经常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列强”，既指他们的强大，也指他们是强盗。确实，中国的大门就是被这些“强盗”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但就我理解，这些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

　　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200年的中国历史。

　　近代中国的历史总是与英国分不开。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已是一个公认的标准。1997年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的主权，被认为是雪洗了中国的百年耻辱。《博物馆里说中英金融史》一书从货币和金融市场的角度解读跨越200多年的中英关系史，对我们理解和反思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有价值，值得一读。

　　这本书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编撰者还是有太多的我们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节，这使得他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时常会偏离市场运行本身的逻辑，甚至有点“阴谋论”的解读，这对我们理解真实的历史是不利的。

　　举例来说，五卅运动后国人抵制外国银行，发生挤兑，一些中国的银行和钱庄暗中接济英、日银行。作者感叹道：“在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强烈爆发的五卅运动期间，中国的银钱业不仅不“响应运动”，而且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暗中频频接济外国银行。华资银行和钱庄的大力支持对英资等外资银行渡过难关起到了一定作用。”

　　我没有办法推测，如果中国的银行和钱庄不接济，外资银行是否都会倒掉;如果他们倒闭了，对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究竟是好是坏。

　　但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1989年后的情形，当时香港居民挤对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汇丰等外资银行也是出手相助了。

　　其实，现代市场经济下各个利益主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他们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们不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理解这种现象。

　　作者在叙述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拆借、对中国政府的贷款等商业行为时，也存在类似的、我称之为“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商人的利益与国家并不总是相同的，同一国家的商人之间也有冲突，这种冲突有时比他们与外国商人之间的冲突还要大。

　　本书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英国的银行当做一个统一的行为主体，这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这种“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史的编写中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国人至今仍然对我们在近代所受的屈辱耿耿于怀。我们虽然也怨恨自己的政府不争气，更愤怒于列强的不讲理。也许，只有中国真正强大了，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和描述我们的历史，就像我们现在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一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近代中国所遭的强盗逻辑之苦，与我们的“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不是没有关系的。

　　金融博物馆告诉我们的是过去的历史，但目的是启发我们更理性地思考未来。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但只有市场逻辑的思维方式才有助于我们的幸福!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访问中国，目的是与清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扩展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和交流。英国当然希望获取一些特权，因为当时的中国，通商仍然是一种特权，没有政府的允许不行。

　　经过近10个月的旅程，马戛尔尼终于来到了中国。1793年9月8日，马戛尔尼使团一行到达乾隆皇帝的热河行宫。

　　虽然在觐见乾隆帝之前，曾因觐见礼仪问题双方发生争执，但乾隆帝对第一个英国朝贡使团因为仰慕他的天朝并前来恭贺他的寿辰，还是感到非常欣慰，马戛尔尼一行受到殷清的接待。

　　随后，马戛尔尼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交了一份照会，并要和珅转呈乾隆帝。照会要求派使臣驻北京并扩大通商;要求将贸易扩展到宁波、舟山和天津;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在黄埔附近的长洲岛建筑一所医院，供水手疗养等。

　　对这些要求，乾隆帝在给英王的两道敕谕中一一驳回。他认为英王派使臣驻京既属无益，且与清朝体制不符。他把允许西方各国来华贸易说成是“天朝”的一种恩惠最终，因为“天朝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与他国交易。马戛尔尼在北京及承德待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一无所获，被“优雅”地打发走了。

马噶尔尼访华

　　从今天的标准看，英国提出的这些要求即使不能说全尽合理，也不能说很过分。至少，英国人想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想扩大贸易区，没有什么过分吧?

　　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如果不做假设，我们很难理解历史。设想，如果清朝政府能以平等的主权国而非“藩属”对待英国，认真研究一下英国的要求，与其谈判达成一个对等的协议，同意英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放几个口岸，同时也要求在伦敦设立一个中国办事处，鼓励中国商人去英国做生意，之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我们经常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列强”，既指他们的强大，也指他们是强盗。确实，中国的大门就是被这些“强盗”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但就我理解，这些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

　　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200年的中国历史。

　　近代中国的历史总是与英国分不开。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已是一个公认的标准。1997年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的主权，被认为是雪洗了中国的百年耻辱。《博物馆里说中英金融史》一书从货币和金融市场的角度解读跨越200多年的中英关系史，对我们理解和反思中国的发展道路非常有价值，值得一读。

　　这本书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编撰者还是有太多的我们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节，这使得他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时常会偏离市场运行本身的逻辑，甚至有点“阴谋论”的解读，这对我们理解真实的历史是不利的。

　　举例来说，五卅运动后国人抵制外国银行，发生挤兑，一些中国的银行和钱庄暗中接济英、日银行。作者感叹道：“在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强烈爆发的五卅运动期间，中国的银钱业不仅不“响应运动”，而且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暗中频频接济外国银行。华资银行和钱庄的大力支持对英资等外资银行渡过难关起到了一定作用。”

　　我没有办法推测，如果中国的银行和钱庄不接济，外资银行是否都会倒掉;如果他们倒闭了，对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究竟是好是坏。

　　但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1989年后的情形，当时香港居民挤对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汇丰等外资银行也是出手相助了。

　　其实，现代市场经济下各个利益主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他们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们不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理解这种现象。

　　作者在叙述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拆借、对中国政府的贷款等商业行为时，也存在类似的、我称之为“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商人的利益与国家并不总是相同的，同一国家的商人之间也有冲突，这种冲突有时比他们与外国商人之间的冲突还要大。

　　本书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把英国的银行当做一个统一的行为主体，这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这种“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史的编写中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国人至今仍然对我们在近代所受的屈辱耿耿于怀。我们虽然也怨恨自己的政府不争气，更愤怒于列强的不讲理。也许，只有中国真正强大了，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和描述我们的历史，就像我们现在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一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近代中国所遭的强盗逻辑之苦，与我们的“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不是没有关系的。

　　金融博物馆告诉我们的是过去的历史，但目的是启发我们更理性地思考未来。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但只有市场逻辑的思维方式才有助于我们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