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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男:胡塞武装会成为“也门版真主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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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男:胡塞武装会成为“也门版真主党”吗

李亚男:胡塞武装会成为“也门版真主党”吗
2017-06-20 10:26:57
来源:世界知识期刊 作者: 李亚男
关键词:中东 点击: 我要评论
伊朗则乐见沙特深陷也门战争,更乐于在也门开辟一个能直接攻击沙特腹地的战略平台。随着也门内战日益染上地区教派冲突和大国争霸的色彩,作为本土组织的胡塞武装或将被一步步推向伊朗阵营。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5月19日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成功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导弹,这是迄今胡塞武装向沙特境内发射导弹距离利雅得最近的一次。外界认为,此次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发射导弹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沙前夕,意在警告美国不要向沙特一边倒,同时为未来可能进行的和谈增加筹码。

  自今年初起,刚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就加大了在也门军事反恐的力度。从2月底到4月中旬,美国在也门的空袭行动次数就已超过2016年全年。虽然美方声称其空袭主要针对“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目标,但仍令沙特、阿联酋等国振奋不已,认为这是美国对逊尼派多国联军在也门作战的实质性支持;外界更进一步把此举解读为美国意图遏制伊朗地区影响力扩张、打击伊朗在也门的代理人——胡塞武装组织。

  长期以来,美西方媒体、沙特及其海湾盟友和也门哈迪政府,都把胡塞武装描述为“也门版真主党”。但从胡塞武装的兴起及其与伊朗的关系来看,该组织并不是典型的伊朗代理人。不过,随着沙特与哈迪政府理所当然地把胡塞武装视为伊朗代理人,并说服美西方盟友相信这一点,那么所谓“也门版真主党”很可能“在无意中成真”。

  两者大有不同

  也门胡塞武装与黎巴嫩真主党除了都被笼统地归为反美、反以色列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之外,其实并无太多相同之处。

  首先,从产生及兴起的过程看,黎巴嫩真主党在地区危机中诞生,胡塞武装则是国内权力斗争的产物。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造成南部数十万什叶派难民流离失所。此时适逢伊朗受伊斯兰革命胜利鼓舞,并成功击退了伊拉克入侵,正急切想要把其意识形态与斗争方式推广到中东其他什叶派地区,于是全力协助黎巴嫩什叶派在首都贝鲁特南郊建立了具有鲜明宗教色彩的政治军事组织,即后来赫赫有名的黎巴嫩真主党。真主党的诞生是伊朗输出革命的一次实验。但由于该组织以抵抗以色列侵犯、保卫黎巴嫩主权为己任,逐渐获得了国内部分逊尼派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支持,同时也赢得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承认。可以说,只要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威胁一日未解除,真主党就有存在并保留武装的充分理由,其合法性部分深植于中东地区的结构性冲突之中。

  胡塞武装最早则是作为地区性的宗教复兴组织出现,以也门西北部萨达省为大本营,创立者是什叶派分支宰德派的宗教领袖侯赛因·胡塞,旨在通过教育复兴宰德派传统,抵制逊尼派萨拉菲主义渗透。2003年之后才逐渐增加了政治诉求,提出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并与当时亲美的萨利赫政府多次爆发武装冲突。2011年也门“革命”后,胡塞武装参与了全国和平对话,要求在新政府中获得更多权力,改变宰德派部落长期在政治、经济领域被边缘化的局面,并将其战斗人员整编入国家军队。由于这些要求未能得到满足,胡塞武装发动政变,迫使哈迪政府流亡沙特,冲突演变为内战并持续至今。

 

  其次,从构成及性质看,黎巴嫩真主党是保留了武装组织的合法政党,胡塞武装则仍保持着武装组织的基本架构,尚未完成向政党的转型。黎巴嫩真主党受黎巴嫩政府承认,其政治、军事组织相对分离,主要以政治方式开展活动,军事组织接受政治组织领导。自1992年起,真主党开始参与黎巴嫩议会选举,在议会中占据约四分之一的席位,是目前黎巴嫩最大的反对党。胡塞武装则一直被斥为“叛军”,无论是在萨利赫时代还是在哈迪政府时期,均以反政府组织形象出现,擅长军事斗争。其组织结构近似于部落武装,简单高效,机动性强,现任领袖阿卜杜勒·胡塞既是组织的最高决策者,也是首席军事指挥官,其威信一部分源于与前任领袖侯赛因·胡塞的血缘关系,另一部分则建立在多次击败政府军围剿的军事胜利基础上。2011年萨利赫政权被推翻后,阿卜杜勒·胡塞在公开演讲中越来越多地提到社会不公正、民生、巴以冲突、外国政府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等问题,政治指向性越来越明确,定位的听众群也从宰德派部落扩大到全国民众。这标志着胡塞武装的领袖开始从“军事首领”向“政治领导者”转变。2012年,胡塞武装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尝试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争取更多权力。但由于其在政治领域缺乏经验和资源,目标一旦遇阻便回到暴力抗争的惯性道路上。

  其三,从活动范围看,黎巴嫩真主党是地区性力量,具备跨国行动能力,胡塞武装则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目标诉求和影响力都局限于也门国内。黎巴嫩真主党在邻国叙利亚有经营了数十年的忠诚盟友,地缘上的便利也为其通过叙利亚获得伊朗的武器、资金援助创造了条件。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真主党参与其中,力挺阿萨德政权,派武装力量与叙政府军并肩作战,协助伊朗维护叙什叶派统治地位,成为伊朗不可或缺的地区伙伴。随着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真主党的跨国行动也更多地具有地区教派冲突的色彩。而胡塞武装在地理上与沙特毗邻,长期在意识形态方面面临后者的强大压力,不可能像真主党那样建立国境之外的“后勤供应线”和“战略腹地”,也没有可以倚仗的地区盟友。该组织对地区矛盾兴趣不大,一方面是由于也门历史上几乎没有教派冲突的传统,对地区事务的卷入程度不深,另一方面也是受自身实力所限。胡塞武装目前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突破“海合会协议”框架下的政治秩序、在也门国内政治权力分配中获得更大话语权。迄今为止,除了在真主党的技术支持下在贝鲁特南郊运营着一个用于宣传的卫星电视频道外,胡塞武装的活动范围并没有超出也门,影响力仍局限在也门北部。胡塞武装与也门其他派别、乃至与南方逊尼派部落的冲突,本质上仍是权力之争,而不是教派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

  原非伊朗“代理人”

  正是由于胡塞武装在组建及发展过程中并未受到伊朗的直接影响、主要关注也门国内事务,因此相较于黎巴嫩真主党,在对伊关系上更加独立。一是对伊朗没有意识形态依赖。胡塞武装信奉的宰德派虽是什叶派分支,但在教义与实践上却与逊尼派更接近,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什叶派主流群体信奉的十二伊玛目派差异较大。胡塞武装不以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为目标,因此也不像真主党那样将伊朗视为伊斯兰运动的根据地,而只是把伊朗当作反抗西方国家的榜样。二是决策独立,不接受伊朗军方或宗教领袖的指导,双方也都公开表示没有进行过所谓“战略协调”。根据美国的情报,在2014年9月之前,伊朗曾劝说胡塞武装放弃夺取萨那的计划,但事实证明这一建议根本被无视。2015年也门内战全面爆发后,确实有部分伊朗军事顾问活跃在也门北方,向胡塞武装提供战场咨询,但双方意见时常相左,以至于胡塞武装曾公开向媒体澄清,与伊朗军事顾问间并无“密切交流”。

  相应地,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投入、援助都较为有限,无法与其对真主党的支持相提并论。虽然沙特与哈迪政府都指责伊朗在背后支持胡塞武装、意图在也门培植“新的真主党”,但迄今为止,伊朗最强有力的支持仍然只停留在政治宣传、舆论与道义领域。伊朗官方经常发表一些措辞激烈的亲胡塞武装言论,并指示真主党向胡塞武装提供开通卫星电视频道的必要技术支持。除此之外,有证据显示的支持还包括:派遣少量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前往也门担任军事顾问,培训胡塞武装战斗人员,协助其向沙特境内发射导弹、袭击一些通过曼德海峡的国际船只(比如,去年10月一艘阿联酋海军船只在曼德海峡遭到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通过海运向也门运送自动步枪、榴弹发射器等轻型武器;向胡塞武装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现金等。但考虑到也门部落武装林立、武器泛滥失控的情况,伊朗提供的武器远不足以改变也门交战各方的力量对比,与沙特等国向哈迪政府提供的武器援助相比,更是微不足道。而且逊尼派多国联军封锁了也门的空、港通道后,伊朗武器更难运进。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目前胡塞武装的武器补给,多半来自前总统萨利赫控制下的原政府军的军火库存。

  如果说黎巴嫩真主党是伊朗的强大盟友,直接参与了伊朗与传统对手如沙特、美国的对抗,胡塞武装则更像是伊朗的工具,用以恐吓对手、增加博弈筹码。伊朗一向善于利用他国政治的不稳定进行渗透,寻找对现状不满的反政府组织施加影响,以最少的投入给对手制造最大的麻烦。2011年后的也门局势与胡塞武装的兴起完美地符合了这两项条件。事实上,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援助也正是在2011年后才明显增加,2014年9月胡塞武装控制首都萨那后,双方联系达到一个小高潮。伊朗议员甚至曾高调表示,萨那是中东地区继贝鲁特、巴格达、大马士革之后,第四个“加入伊斯兰革命队伍”的阿拉伯国家首都。这种有意夸大其词的言论显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令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坐卧不安,最终义无反顾地跳入了也门内战的泥潭。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胡塞武装是伊朗精心培植的“代理人”,不如说是其意外得到的机会。

  未来或被迫向伊朗靠近

  对于西方国家、沙特以及哈迪政府来说,给胡塞武装贴上“也门版真主党”的标签,能赋予其针对胡塞武装行动足够的“合法性”。哈迪政府将内战描述为“外部势力支持国内反政府武装颠覆现政权”,因而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英美及地区国家联军干涉,在国际社会中博取同情和支持;沙特抨击胡塞武装是伊朗代理人,将干涉也门内战变成一场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战”、一场遏制“什叶派之弧”蔓延的教派之战,方便其在国内和地区进行战争动员,是其组建逊尼派十国联军的前提;英美等西方国家愿意相信伊朗是胡塞武装的背后推手,既是强化对中东传统逊尼派盟友支持、向其提供大量武器和情报援助的依据,也是与地区国家政府合作反恐的需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迄今胡塞武装还算不上是伊朗的代理人,但沙特等国的干涉战争却使其越来越向着“也门版真主党”的方向发展。一是使胡塞武装从一个代表着宗教、部落和地方利益的武装团体,变成了抗击外国侵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反抗“卖国”政府的“进步力量”,获得了除北部宰德派群体外更为广泛的支持。沙特之于胡塞武装,恰如以色列之于黎巴嫩真主党,既是对手,也是其动员民众的强有力依据。一些部落原本并不赞同胡塞武装的政治与宗教思想,但因不满沙特干涉,也转投胡塞武装的阵营。二是扩大了胡塞武装与伊朗之间的共同利益。胡塞武装在战场上与沙特直接对抗,且日益受到西方国家孤立,越来越需要伊朗的援助——这也是它唯一可能获得的外援。伊朗则乐见沙特深陷也门战争,更乐于在也门开辟一个能直接攻击沙特腹地的战略平台。随着也门内战日益染上地区教派冲突和大国争霸的色彩,作为本土组织的胡塞武装或将被一步步推向伊朗阵营。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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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0 10:26:57
来源:世界知识期刊 作者: 李亚男
关键词:中东 我要评论
伊朗则乐见沙特深陷也门战争,更乐于在也门开辟一个能直接攻击沙特腹地的战略平台。随着也门内战日益染上地区教派冲突和大国争霸的色彩,作为本土组织的胡塞武装或将被一步步推向伊朗阵营。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5月19日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成功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导弹,这是迄今胡塞武装向沙特境内发射导弹距离利雅得最近的一次。外界认为,此次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发射导弹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沙前夕,意在警告美国不要向沙特一边倒,同时为未来可能进行的和谈增加筹码。

  自今年初起,刚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就加大了在也门军事反恐的力度。从2月底到4月中旬,美国在也门的空袭行动次数就已超过2016年全年。虽然美方声称其空袭主要针对“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目标,但仍令沙特、阿联酋等国振奋不已,认为这是美国对逊尼派多国联军在也门作战的实质性支持;外界更进一步把此举解读为美国意图遏制伊朗地区影响力扩张、打击伊朗在也门的代理人——胡塞武装组织。

  长期以来,美西方媒体、沙特及其海湾盟友和也门哈迪政府,都把胡塞武装描述为“也门版真主党”。但从胡塞武装的兴起及其与伊朗的关系来看,该组织并不是典型的伊朗代理人。不过,随着沙特与哈迪政府理所当然地把胡塞武装视为伊朗代理人,并说服美西方盟友相信这一点,那么所谓“也门版真主党”很可能“在无意中成真”。

  两者大有不同

  也门胡塞武装与黎巴嫩真主党除了都被笼统地归为反美、反以色列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之外,其实并无太多相同之处。

  首先,从产生及兴起的过程看,黎巴嫩真主党在地区危机中诞生,胡塞武装则是国内权力斗争的产物。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造成南部数十万什叶派难民流离失所。此时适逢伊朗受伊斯兰革命胜利鼓舞,并成功击退了伊拉克入侵,正急切想要把其意识形态与斗争方式推广到中东其他什叶派地区,于是全力协助黎巴嫩什叶派在首都贝鲁特南郊建立了具有鲜明宗教色彩的政治军事组织,即后来赫赫有名的黎巴嫩真主党。真主党的诞生是伊朗输出革命的一次实验。但由于该组织以抵抗以色列侵犯、保卫黎巴嫩主权为己任,逐渐获得了国内部分逊尼派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支持,同时也赢得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承认。可以说,只要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威胁一日未解除,真主党就有存在并保留武装的充分理由,其合法性部分深植于中东地区的结构性冲突之中。

  胡塞武装最早则是作为地区性的宗教复兴组织出现,以也门西北部萨达省为大本营,创立者是什叶派分支宰德派的宗教领袖侯赛因·胡塞,旨在通过教育复兴宰德派传统,抵制逊尼派萨拉菲主义渗透。2003年之后才逐渐增加了政治诉求,提出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并与当时亲美的萨利赫政府多次爆发武装冲突。2011年也门“革命”后,胡塞武装参与了全国和平对话,要求在新政府中获得更多权力,改变宰德派部落长期在政治、经济领域被边缘化的局面,并将其战斗人员整编入国家军队。由于这些要求未能得到满足,胡塞武装发动政变,迫使哈迪政府流亡沙特,冲突演变为内战并持续至今。

 

  其次,从构成及性质看,黎巴嫩真主党是保留了武装组织的合法政党,胡塞武装则仍保持着武装组织的基本架构,尚未完成向政党的转型。黎巴嫩真主党受黎巴嫩政府承认,其政治、军事组织相对分离,主要以政治方式开展活动,军事组织接受政治组织领导。自1992年起,真主党开始参与黎巴嫩议会选举,在议会中占据约四分之一的席位,是目前黎巴嫩最大的反对党。胡塞武装则一直被斥为“叛军”,无论是在萨利赫时代还是在哈迪政府时期,均以反政府组织形象出现,擅长军事斗争。其组织结构近似于部落武装,简单高效,机动性强,现任领袖阿卜杜勒·胡塞既是组织的最高决策者,也是首席军事指挥官,其威信一部分源于与前任领袖侯赛因·胡塞的血缘关系,另一部分则建立在多次击败政府军围剿的军事胜利基础上。2011年萨利赫政权被推翻后,阿卜杜勒·胡塞在公开演讲中越来越多地提到社会不公正、民生、巴以冲突、外国政府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等问题,政治指向性越来越明确,定位的听众群也从宰德派部落扩大到全国民众。这标志着胡塞武装的领袖开始从“军事首领”向“政治领导者”转变。2012年,胡塞武装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尝试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争取更多权力。但由于其在政治领域缺乏经验和资源,目标一旦遇阻便回到暴力抗争的惯性道路上。

  其三,从活动范围看,黎巴嫩真主党是地区性力量,具备跨国行动能力,胡塞武装则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目标诉求和影响力都局限于也门国内。黎巴嫩真主党在邻国叙利亚有经营了数十年的忠诚盟友,地缘上的便利也为其通过叙利亚获得伊朗的武器、资金援助创造了条件。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真主党参与其中,力挺阿萨德政权,派武装力量与叙政府军并肩作战,协助伊朗维护叙什叶派统治地位,成为伊朗不可或缺的地区伙伴。随着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真主党的跨国行动也更多地具有地区教派冲突的色彩。而胡塞武装在地理上与沙特毗邻,长期在意识形态方面面临后者的强大压力,不可能像真主党那样建立国境之外的“后勤供应线”和“战略腹地”,也没有可以倚仗的地区盟友。该组织对地区矛盾兴趣不大,一方面是由于也门历史上几乎没有教派冲突的传统,对地区事务的卷入程度不深,另一方面也是受自身实力所限。胡塞武装目前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突破“海合会协议”框架下的政治秩序、在也门国内政治权力分配中获得更大话语权。迄今为止,除了在真主党的技术支持下在贝鲁特南郊运营着一个用于宣传的卫星电视频道外,胡塞武装的活动范围并没有超出也门,影响力仍局限在也门北部。胡塞武装与也门其他派别、乃至与南方逊尼派部落的冲突,本质上仍是权力之争,而不是教派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

  原非伊朗“代理人”

  正是由于胡塞武装在组建及发展过程中并未受到伊朗的直接影响、主要关注也门国内事务,因此相较于黎巴嫩真主党,在对伊关系上更加独立。一是对伊朗没有意识形态依赖。胡塞武装信奉的宰德派虽是什叶派分支,但在教义与实践上却与逊尼派更接近,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什叶派主流群体信奉的十二伊玛目派差异较大。胡塞武装不以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为目标,因此也不像真主党那样将伊朗视为伊斯兰运动的根据地,而只是把伊朗当作反抗西方国家的榜样。二是决策独立,不接受伊朗军方或宗教领袖的指导,双方也都公开表示没有进行过所谓“战略协调”。根据美国的情报,在2014年9月之前,伊朗曾劝说胡塞武装放弃夺取萨那的计划,但事实证明这一建议根本被无视。2015年也门内战全面爆发后,确实有部分伊朗军事顾问活跃在也门北方,向胡塞武装提供战场咨询,但双方意见时常相左,以至于胡塞武装曾公开向媒体澄清,与伊朗军事顾问间并无“密切交流”。

  相应地,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投入、援助都较为有限,无法与其对真主党的支持相提并论。虽然沙特与哈迪政府都指责伊朗在背后支持胡塞武装、意图在也门培植“新的真主党”,但迄今为止,伊朗最强有力的支持仍然只停留在政治宣传、舆论与道义领域。伊朗官方经常发表一些措辞激烈的亲胡塞武装言论,并指示真主党向胡塞武装提供开通卫星电视频道的必要技术支持。除此之外,有证据显示的支持还包括:派遣少量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前往也门担任军事顾问,培训胡塞武装战斗人员,协助其向沙特境内发射导弹、袭击一些通过曼德海峡的国际船只(比如,去年10月一艘阿联酋海军船只在曼德海峡遭到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通过海运向也门运送自动步枪、榴弹发射器等轻型武器;向胡塞武装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现金等。但考虑到也门部落武装林立、武器泛滥失控的情况,伊朗提供的武器远不足以改变也门交战各方的力量对比,与沙特等国向哈迪政府提供的武器援助相比,更是微不足道。而且逊尼派多国联军封锁了也门的空、港通道后,伊朗武器更难运进。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目前胡塞武装的武器补给,多半来自前总统萨利赫控制下的原政府军的军火库存。

  如果说黎巴嫩真主党是伊朗的强大盟友,直接参与了伊朗与传统对手如沙特、美国的对抗,胡塞武装则更像是伊朗的工具,用以恐吓对手、增加博弈筹码。伊朗一向善于利用他国政治的不稳定进行渗透,寻找对现状不满的反政府组织施加影响,以最少的投入给对手制造最大的麻烦。2011年后的也门局势与胡塞武装的兴起完美地符合了这两项条件。事实上,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援助也正是在2011年后才明显增加,2014年9月胡塞武装控制首都萨那后,双方联系达到一个小高潮。伊朗议员甚至曾高调表示,萨那是中东地区继贝鲁特、巴格达、大马士革之后,第四个“加入伊斯兰革命队伍”的阿拉伯国家首都。这种有意夸大其词的言论显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令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坐卧不安,最终义无反顾地跳入了也门内战的泥潭。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胡塞武装是伊朗精心培植的“代理人”,不如说是其意外得到的机会。

  未来或被迫向伊朗靠近

  对于西方国家、沙特以及哈迪政府来说,给胡塞武装贴上“也门版真主党”的标签,能赋予其针对胡塞武装行动足够的“合法性”。哈迪政府将内战描述为“外部势力支持国内反政府武装颠覆现政权”,因而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英美及地区国家联军干涉,在国际社会中博取同情和支持;沙特抨击胡塞武装是伊朗代理人,将干涉也门内战变成一场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战”、一场遏制“什叶派之弧”蔓延的教派之战,方便其在国内和地区进行战争动员,是其组建逊尼派十国联军的前提;英美等西方国家愿意相信伊朗是胡塞武装的背后推手,既是强化对中东传统逊尼派盟友支持、向其提供大量武器和情报援助的依据,也是与地区国家政府合作反恐的需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迄今胡塞武装还算不上是伊朗的代理人,但沙特等国的干涉战争却使其越来越向着“也门版真主党”的方向发展。一是使胡塞武装从一个代表着宗教、部落和地方利益的武装团体,变成了抗击外国侵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反抗“卖国”政府的“进步力量”,获得了除北部宰德派群体外更为广泛的支持。沙特之于胡塞武装,恰如以色列之于黎巴嫩真主党,既是对手,也是其动员民众的强有力依据。一些部落原本并不赞同胡塞武装的政治与宗教思想,但因不满沙特干涉,也转投胡塞武装的阵营。二是扩大了胡塞武装与伊朗之间的共同利益。胡塞武装在战场上与沙特直接对抗,且日益受到西方国家孤立,越来越需要伊朗的援助——这也是它唯一可能获得的外援。伊朗则乐见沙特深陷也门战争,更乐于在也门开辟一个能直接攻击沙特腹地的战略平台。随着也门内战日益染上地区教派冲突和大国争霸的色彩,作为本土组织的胡塞武装或将被一步步推向伊朗阵营。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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