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立法者会用放松枪支管控的法律来回应大规模杀戮？

　　当控枪问题再次登上美国舆论高点时，《纽约时报》评论员大卫·布鲁克斯“大泼冷水”：在后工业化造成的文化冲突平息前，美国控枪难有起色。文章现编译如下：

　　这种模式已经熟悉得让人麻木。一个孤独的疯子在公共场所杀害了大量无辜民众——引发要求对枪支所有权进行更严格控制的由衷呼声——各州立法机关开始行动——最后，他们通过了一系列放松枪支管控的法律。

　　正如戴维·弗鲁姆在《大西洋月刊》上指出的那样，在2012年康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后的5年里，“我们看到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枪支立法潮。”全美超过24个州通过了新的枪支法。然而，讽刺的是，几乎毫无例外，这些法律都使得购买或携带枪支变得更加容易。

　　威斯康辛州取消了购买手枪的48小时等待时间。俄亥俄州允许在日间护理机构和机场隐秘持枪。佛罗里达州改变了“不退让法”，使得对枪支拥有者的起诉变得更加困难。

　　枪支权利的扩大与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流行”直接相关。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卢卡、迪帕克·马尔霍特拉和克里斯托弗·波利昆的一项研究发现，一场大规模枪击案会导致该州立法机构在一年之内多提交15%的枪支法案。在共和党州，大规模杀戮“会让议会多通过75%的放宽枪支管控的法律”。在民主党州，大规模枪击案对通过枪支法律没有显著影响。

　　那么，为什么立法者会用放松枪支控制的法律来回应大规模杀戮?事实上，与流入美国政界的海量金钱相比，美国步枪协会(N.R.A.)的竞选捐款数额微不足道。

　　现实情况是，在某些地方，人们需要这些放宽控枪的法律。的确，一些个人枪支管制措施(比如禁止“撞火枪托”)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但总的来说，“公民拥枪”更深得人心。根据皮尤公司的一项调查，在2000年，只有29%的美国人支持更多的枪支权利，有67%的人支持更多的枪支管制。但到2016年，52%的美国人支持更多的枪支权利，只有46%的人支持更多的管制。

　　公众舆论的巨大转变并不是因为“事实证明枪权合理”。相反，上述研究并没有压倒性地支持任何一方观点：枪支管控的提议并没有严重侵犯自由;同时，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它能阻止许多攻击行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正面事实”往往会对枪支管控等问题产生反作用。正如《有影响力的头脑》一书作者塔利·夏洛特所言，当你向人们展示与他们根深蒂固的信仰相违背的证据时，证据并不会动摇他们。相反，他们会制造更多的理由来证明他们先前的立场是多么正确。

　　支持枪支权利一方获胜的真正原因是后工业化。枪支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关于“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冲突的附带现象。

　　一个世纪前，工业化的力量席卷了正处于农业时代的美国，而货币政策成了这场大规模冲突中的“代理人战争”。今天，那些从事工业和农业的美国人“合理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受到后工业化社会的冲击。这些“抵抗分子”自然而然地抓住诸如枪支、移民、州旗等问题来动员他们的绝地反击。枪支就成了那些更深层问题的“代理人”。

　　在美国，每10个家庭中便有4个拥有枪支。正如政治科学教授哈莉·汉日前在《纽约时报》上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的枪支俱乐部和枪支商店要比麦当劳还多。对许多人来说，枪是一种防御罪行的方法。但它也是一种身份标记：代表着自由、自力更生和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在这个国家里，枪支权利关乎一种生活方式——家庭足够坚强可靠、能够在危险世界里为自身权益挺身而出。

　　如今，民粹主义似乎已完成了“接管”共和党的一半进程。它赢得了枪支、移民和贸易政策的胜利。而共和党人为这种民粹主义添柴加火，其实也是为了支撑他们“精英对战平民”的一贯观点。

　　要想在枪支控制方面取得进展，唯一方式是在大规模的后工业化/民粹主义战争中，建立某种形式的“大融合”。一个多世纪前，工业化带来了农耕民粹主义者与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贵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通过发明一种新的美国民族主义超越了这场斗争。与此同时，进步人士清理了精英腐败，并为那些被技术变革远远抛在身后的人们培育了公平交易。文化领袖们引进了新的社会公共机构和社区形式，比如童子军和社会服务中心等，从农业和贵族两种文化中汲取养分，并最终取代了它们。

　　今天，我们需要另一种伟大的“融合”，可以使我们超越眼前的鸿沟。不是代表南方保守势力的红脖子(redneck)，也不是蔑视传统文化的嬉皮士(hipster)，而是从两个世界中吸取营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视野。当文化战争平息下来的时候(而不是在这之前)，枪支进步才能成为可能。

　　当控枪问题再次登上美国舆论高点时，《纽约时报》评论员大卫·布鲁克斯“大泼冷水”：在后工业化造成的文化冲突平息前，美国控枪难有起色。文章现编译如下：

　　这种模式已经熟悉得让人麻木。一个孤独的疯子在公共场所杀害了大量无辜民众——引发要求对枪支所有权进行更严格控制的由衷呼声——各州立法机关开始行动——最后，他们通过了一系列放松枪支管控的法律。

　　正如戴维·弗鲁姆在《大西洋月刊》上指出的那样，在2012年康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后的5年里，“我们看到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枪支立法潮。”全美超过24个州通过了新的枪支法。然而，讽刺的是，几乎毫无例外，这些法律都使得购买或携带枪支变得更加容易。

　　威斯康辛州取消了购买手枪的48小时等待时间。俄亥俄州允许在日间护理机构和机场隐秘持枪。佛罗里达州改变了“不退让法”，使得对枪支拥有者的起诉变得更加困难。

　　枪支权利的扩大与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流行”直接相关。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卢卡、迪帕克·马尔霍特拉和克里斯托弗·波利昆的一项研究发现，一场大规模枪击案会导致该州立法机构在一年之内多提交15%的枪支法案。在共和党州，大规模杀戮“会让议会多通过75%的放宽枪支管控的法律”。在民主党州，大规模枪击案对通过枪支法律没有显著影响。

　　那么，为什么立法者会用放松枪支控制的法律来回应大规模杀戮?事实上，与流入美国政界的海量金钱相比，美国步枪协会(N.R.A.)的竞选捐款数额微不足道。

　　现实情况是，在某些地方，人们需要这些放宽控枪的法律。的确，一些个人枪支管制措施(比如禁止“撞火枪托”)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但总的来说，“公民拥枪”更深得人心。根据皮尤公司的一项调查，在2000年，只有29%的美国人支持更多的枪支权利，有67%的人支持更多的枪支管制。但到2016年，52%的美国人支持更多的枪支权利，只有46%的人支持更多的管制。

　　公众舆论的巨大转变并不是因为“事实证明枪权合理”。相反，上述研究并没有压倒性地支持任何一方观点：枪支管控的提议并没有严重侵犯自由;同时，也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它能阻止许多攻击行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正面事实”往往会对枪支管控等问题产生反作用。正如《有影响力的头脑》一书作者塔利·夏洛特所言，当你向人们展示与他们根深蒂固的信仰相违背的证据时，证据并不会动摇他们。相反，他们会制造更多的理由来证明他们先前的立场是多么正确。

　　支持枪支权利一方获胜的真正原因是后工业化。枪支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关于“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冲突的附带现象。

　　一个世纪前，工业化的力量席卷了正处于农业时代的美国，而货币政策成了这场大规模冲突中的“代理人战争”。今天，那些从事工业和农业的美国人“合理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受到后工业化社会的冲击。这些“抵抗分子”自然而然地抓住诸如枪支、移民、州旗等问题来动员他们的绝地反击。枪支就成了那些更深层问题的“代理人”。

　　在美国，每10个家庭中便有4个拥有枪支。正如政治科学教授哈莉·汉日前在《纽约时报》上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的枪支俱乐部和枪支商店要比麦当劳还多。对许多人来说，枪是一种防御罪行的方法。但它也是一种身份标记：代表着自由、自力更生和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在这个国家里，枪支权利关乎一种生活方式——家庭足够坚强可靠、能够在危险世界里为自身权益挺身而出。

　　如今，民粹主义似乎已完成了“接管”共和党的一半进程。它赢得了枪支、移民和贸易政策的胜利。而共和党人为这种民粹主义添柴加火，其实也是为了支撑他们“精英对战平民”的一贯观点。

　　要想在枪支控制方面取得进展，唯一方式是在大规模的后工业化/民粹主义战争中，建立某种形式的“大融合”。一个多世纪前，工业化带来了农耕民粹主义者与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贵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通过发明一种新的美国民族主义超越了这场斗争。与此同时，进步人士清理了精英腐败，并为那些被技术变革远远抛在身后的人们培育了公平交易。文化领袖们引进了新的社会公共机构和社区形式，比如童子军和社会服务中心等，从农业和贵族两种文化中汲取养分，并最终取代了它们。

　　今天，我们需要另一种伟大的“融合”，可以使我们超越眼前的鸿沟。不是代表南方保守势力的红脖子(redneck)，也不是蔑视传统文化的嬉皮士(hipster)，而是从两个世界中吸取营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视野。当文化战争平息下来的时候(而不是在这之前)，枪支进步才能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