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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印象:换个角度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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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印象:换个角度看日本

金边印象:换个角度看日本
2017-06-19 10:17:11
来源:《大家看日本》 作者: 马晓霖
关键词:日本 东南亚 中日关系 点击: 我要评论
在对历史问题的认知上,东南亚国家与东亚的中国、朝鲜和韩国,基本不在同一个频道,它们比较认同日本所谓“终结欧洲殖民统治亚洲”的日式宣传。

  断想四——中日关系:十字路口盼理性

  日本政府2015年7月22日披露,中国在东海推进新油气田开发并公布相关图片。共同社评论说,这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其保守势力后援团的“顾及”,是强推新安保法案而支持率下降背景下打出的“中国牌”,似乎通过强化日本所处安全环境变化来改变反对法案的风潮。其实,这也是此前安倍政府发表《防卫白皮书》突出“中国威胁”后,再次炒作中国议题,为其实质性颠覆“和平宪法”释放烟幕。十字路口的中日关系期待理性认知和行为,以回归正常轨道,避免越滑越远。

  7月16日,安倍政府借助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在议会的优势,推动众议院批准11部新增或修订的安全法案,试图改变战后70年一直延续的“专属防卫”安全战略,以便借“集体自卫”和保卫本国利益之名,协助美国参战或单独海外动武。这一抽离“和平宪法”精髓的玩火举动,引发罕见抗议浪潮,不仅民主党、自民党、维新会等主要在野党坚决抵制,众多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乃至执政联盟支持者都谴责当局正在把日本引向战争,日本甚至出现多达10万人的示威活动,安倍晋三的支持率急速下降,反对率大幅飙升。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日本承认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7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安倍政府不仅在历史责任担当方面继续持倒退立场,突破历届政府承认侵略和表示悔罪的底线,而且在法理上更加大胆,突破历届前任不敢修改“和平宪法”的红线。日本是进是退或战或和,中日友好与敌对或合作与对抗,都处于转折关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双方领袖达成的“不再战”历史之约,也面临能否持守的巨大考验。

  中日显然不能再战。70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历历在目,无论受害者中国还是施害者日本,都蒙受亘古未见的损失,日本法西斯的野蛮和残暴也被永远载入人类文明史。经济全球化、贸易一体化也决定了中日不能再战,因为双方已不是70年前那种资源、产业、产品和市场截然分开的状态,而是高密度相互融合、彼此渗透。核弹时代的中日更不能再战,因为其极端结果也许会导致比广岛和长崎悲剧更严重的毁灭和污染,并遗患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更重要的是,战争永远是破坏性手段,其进程往往容易失控,结局也常常事与愿违。

  中日更多需要对话、交流、理解与合作。以笔者之见,中日其实存在三大问题,而它们并非不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首先,就是以钓鱼岛和东海划界为核心的主权和领土纠纷。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缔造者们早已指定策略图和路线图,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后人,若无更好解决之道,不妨萧规曹随,继续搁置,相信后人总比前人更智慧,而时间也能帮双方找到答案。

  其次是历史旧账,说到底是日本能否一以贯之且大彻大悟地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性质、危害和罪责,并以愧疚之心引以为戒。这不仅事关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情感,更预示着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后会否重蹈覆辙,再次加害四邻。只有取信于人,取信于世,日本才能真正抬起头来,也才能被过去的加害对象接受并获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和角色。

  其三是中国观,也即如何看待中国快速崛起和自身停滞不前的落差。中日交往两千余年,睦邻关系一直是主旋律,直到百年前日本以武力颠覆东亚秩序和利益格局,中日交恶交战,无论如何责任都在日方。如今,坚持和平发展且国土面积广阔和人口众多的中国,不可能在经济发展方面永远滞后于体量远小于自己的日本,数千年文明积淀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被日本永远遮蔽强盛之路。所谓中国“威胁”,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扭曲心理所构建的幻象,是不甘被反超且缺乏自信的情绪性感应。

  一句话,中日关系是个心态问题,是岛国情结和悲观主义深入骨髓的日本政治家能否冷静、理性和客观对待上述三大症结。2014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公开力倡中日友好,重申和平发展,强调合则两利,即便提及历史问题也多善意劝诫,体现出大国襟怀和面向未来的姿态。日方统计,2015年上半年赴日中国公民达217.86万之多,居各国游客之首,可见中国民众的宽厚与平常之心。最新日本民调表明,七成多国民认为应改善日中关系。面对这种和平大势,安倍晋三真该停下脚步想一想,自己是否跑得太快了,也太远了?(发表于2015年7月25日《北京青年报》“马晓霖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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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印象:换个角度看日本

2017-06-19 10:17:11
来源:《大家看日本》 作者: 马晓霖
在对历史问题的认知上,东南亚国家与东亚的中国、朝鲜和韩国,基本不在同一个频道,它们比较认同日本所谓“终结欧洲殖民统治亚洲”的日式宣传。

  断想四——中日关系:十字路口盼理性

  日本政府2015年7月22日披露,中国在东海推进新油气田开发并公布相关图片。共同社评论说,这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其保守势力后援团的“顾及”,是强推新安保法案而支持率下降背景下打出的“中国牌”,似乎通过强化日本所处安全环境变化来改变反对法案的风潮。其实,这也是此前安倍政府发表《防卫白皮书》突出“中国威胁”后,再次炒作中国议题,为其实质性颠覆“和平宪法”释放烟幕。十字路口的中日关系期待理性认知和行为,以回归正常轨道,避免越滑越远。

  7月16日,安倍政府借助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在议会的优势,推动众议院批准11部新增或修订的安全法案,试图改变战后70年一直延续的“专属防卫”安全战略,以便借“集体自卫”和保卫本国利益之名,协助美国参战或单独海外动武。这一抽离“和平宪法”精髓的玩火举动,引发罕见抗议浪潮,不仅民主党、自民党、维新会等主要在野党坚决抵制,众多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乃至执政联盟支持者都谴责当局正在把日本引向战争,日本甚至出现多达10万人的示威活动,安倍晋三的支持率急速下降,反对率大幅飙升。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日本承认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7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安倍政府不仅在历史责任担当方面继续持倒退立场,突破历届政府承认侵略和表示悔罪的底线,而且在法理上更加大胆,突破历届前任不敢修改“和平宪法”的红线。日本是进是退或战或和,中日友好与敌对或合作与对抗,都处于转折关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双方领袖达成的“不再战”历史之约,也面临能否持守的巨大考验。

  中日显然不能再战。70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历历在目,无论受害者中国还是施害者日本,都蒙受亘古未见的损失,日本法西斯的野蛮和残暴也被永远载入人类文明史。经济全球化、贸易一体化也决定了中日不能再战,因为双方已不是70年前那种资源、产业、产品和市场截然分开的状态,而是高密度相互融合、彼此渗透。核弹时代的中日更不能再战,因为其极端结果也许会导致比广岛和长崎悲剧更严重的毁灭和污染,并遗患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更重要的是,战争永远是破坏性手段,其进程往往容易失控,结局也常常事与愿违。

  中日更多需要对话、交流、理解与合作。以笔者之见,中日其实存在三大问题,而它们并非不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首先,就是以钓鱼岛和东海划界为核心的主权和领土纠纷。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缔造者们早已指定策略图和路线图,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后人,若无更好解决之道,不妨萧规曹随,继续搁置,相信后人总比前人更智慧,而时间也能帮双方找到答案。

  其次是历史旧账,说到底是日本能否一以贯之且大彻大悟地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性质、危害和罪责,并以愧疚之心引以为戒。这不仅事关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情感,更预示着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后会否重蹈覆辙,再次加害四邻。只有取信于人,取信于世,日本才能真正抬起头来,也才能被过去的加害对象接受并获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和角色。

  其三是中国观,也即如何看待中国快速崛起和自身停滞不前的落差。中日交往两千余年,睦邻关系一直是主旋律,直到百年前日本以武力颠覆东亚秩序和利益格局,中日交恶交战,无论如何责任都在日方。如今,坚持和平发展且国土面积广阔和人口众多的中国,不可能在经济发展方面永远滞后于体量远小于自己的日本,数千年文明积淀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被日本永远遮蔽强盛之路。所谓中国“威胁”,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扭曲心理所构建的幻象,是不甘被反超且缺乏自信的情绪性感应。

  一句话,中日关系是个心态问题,是岛国情结和悲观主义深入骨髓的日本政治家能否冷静、理性和客观对待上述三大症结。2014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公开力倡中日友好,重申和平发展,强调合则两利,即便提及历史问题也多善意劝诫,体现出大国襟怀和面向未来的姿态。日方统计,2015年上半年赴日中国公民达217.86万之多,居各国游客之首,可见中国民众的宽厚与平常之心。最新日本民调表明,七成多国民认为应改善日中关系。面对这种和平大势,安倍晋三真该停下脚步想一想,自己是否跑得太快了,也太远了?(发表于2015年7月25日《北京青年报》“马晓霖专栏”)

  断想五——日本制华:三千游客与千亿美元的PK

  2015年5月20日至24日,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3000人“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访问中国,创下2002年后一次来华人数过千的新纪录。知名“亲华派”旗手二阶俊博携众来访,的确给僵冷的中日关系送来一股暖流。同时,自民党主导的日本政府又推动安保法案的全面修改,并决定拿出1100亿美元用于亚洲基础建设,和中国唱对台戏。这两种貌似南辕北辙的努力,透射着真实的日本政治生态,也体现日本对华关系的复杂性。

  二阶是资深政治家,不仅在自民党内拥有个人派系,而且为该党赢得选举立下汗马功劳。作为经济和产业行家,二阶一直主张对华友好,强调通过磋商方式缓和、解决中日纠纷,反对以对抗式的策略简单处理双边关系。他最为世人称道的大动作是,2000年曾组织5000多人庞大友好团访华,2002年又动员1.3万日本人来华观光。作为毫不掩饰自己立场并被贴有亲华标签的大佬,他甚至主导在长城脚下开辟“中日友好青年林”植树活动,堪为当代维护中日关系的中流砥柱和领袖人物。

  二阶资历和威望非同小可,是自民党总裁麾下三剑客之一——与干事长、政调会长组成三驾马车,而且由于在财经界一呼百应,善于理财,堪称自民党的财神爷,是真正的大内总管,话语权和影响力超过一般的总务会长,甚至被誉为“影子干事长”。二阶此次率众访华,其全国旅游业协会会长职务固然不虚,自民党干将身份才是焦点所在。换言之,二阶不仅是公开的知华和亲华旗手,更是支撑安倍系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栋梁之材。

  因此,很有必要冷静看待二阶的“亲华”之旅。一方面,这表明日本社会、政治生态非常多元复杂,绝非铁板一块,即便在强硬占主流的执政党内,都不乏一言九鼎的亲华力量和声音。同时,更应注意到,二阶毕竟首先是日本政治家,是自民党核心高管之一,也是安倍内政外交政策的志同道合者,更是日本核心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否则,他们不可能同舟共济并携手至今。二者的差别无非是策略不同和表象之异。共同社称,二阶近年来“从侧面多方支持首相官邸活动”,可见他们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据报道,二阶携带了一封安倍写给中国领导人的信函。内容暂且不详。但是,围绕此信的缘起说法不一,一者是二阶建议安倍起草,一者是安倍主动托二阶转交。其实,谁的主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方借此向外界暗示,日方乐意保持与中方的顶层沟通和交流,中日高层交流不畅,不能归咎日方。这个小噱头上,也许就是一出双簧。效果好,功劳归于安倍,效果不彰,可以推给二阶。既要实惠也要面子,已是安倍执政后非常明确的外交诉求。

  3000名各界人士和游客来到中国,是日方试图缓和双边僵冷关系的努力。过去几年,受双边政治对峙和媒体渲染影响,中日民众间彼此好感度明显下降,有统计表明,日本人对华印象不佳的比例大致在八成五,高于中国人对日印象不佳的七成。2014年240万中国游客雪崩式扑向日本观光购物,不仅激活日本经济,也让日本政治家看到推动民间交往的价值。日本既要追求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也不想在经济上被中国甩得太远,因为经济是达成政治和军事目标的实力基础。因此,坚持对华缠斗,但又斗而不破,既搭中国经济便车,也坐美国亚太战车,遏制和迟滞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是安倍政府的对华组合拳,恐怕也是日本政商两届的共识。

  所以,人们看到,在3000人随亲华旗手来访同时,日本宣布将在未来5年斥资1100亿美元,用于亚洲基础建设,尤其是日本领先而中国相对薄弱的技术转让和人才培训方面。在阻挠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未果后,日本不惜血本在亚洲与中国争夺战略驱动力、政经影响力和金融塑造力。虽然中国超越日本呈现“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势,但日本不会轻易言败,放弃甲午海战后形成的心理优势,回归此前一千多年仰视中华的传统定位。

  当然,更危险的趋势是,日本大规模修改安保法体系,拆解自我约束的和平宪法紧箍咒,为在全球范围内未受攻击而出兵开战进行法律准备。就目前整体的政治环境和立法条件而言,日本通过这些被称为“战争法”的文件似乎已无大碍。“安倍号”日本正在美国激励下驶出历史禁区,冲向未知的海洋,中日关系的大考还在后头。(发表于2015年5月23日《北京青年报》“马晓霖专栏”)

  断想六——对日关系:以大格局和大史观认知应对

  2015年5月23日,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访的3000名日方人士共聚一堂,并就中日关系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既以主要篇幅和宏大史观充分肯定两千多年来中日和睦友好的主旋律,也言简意赅地直陈日本军国主义对两国人民的灾难性危害。习近平还接受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托转的书信,并委托日本代表团团长二阶俊博向其回话“带好”。

  观察家们注意到,过去两个月间,日本多名高官访华未曾得见中国元首的局面在此做结。习近平不仅以亲临和讲话赋予这次大会最高规格,而且在讲话中将安倍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别对待,将少数右翼势力与珍惜和平的日本主流区别对待,信号清新明快。在中日关系艰难转圜之际,中方这一恩怨分明的举动体现了以大事小、以德报怨的大国胸襟,发展眼光和乐观预期,是对转型时期双边关系的从容应对。

  系统梳理中日关系近况可见,日本右翼正以罕见的强硬和焦躁应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突出的系列表现是:顽固坚持错误史观,对二战罪责轻描淡写;突破和平宪法制约摆脱“专守防卫”传统;聒噪中国“威胁”论,配合美国在亚太遏制中国;发起“地球仪”外交在全球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唱衰“亚投行”未果后拿出千亿美元与中国角逐亚太基建投资领域……一句话,日本右翼庸人自扰,深陷中国富强的恐惧梦魇,而且方寸大乱。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又扩大为日本的两倍。这种超越和倍增来得太快太猛,让日本上下难以适应,因为2000年时,中国经济总量还只是日本的1/10。纵观中日关系漫长历史,绝大部分时期,日本都是以后进生的姿态学习、效仿和追赶中国,直到1894年在甲午战争中赢得一次彻底的翻身仗,并从此反客为主,开始俯瞰和藐视中国。也恰恰是那个时候,日本的财政收入几乎追平中国。仅仅100多年,中日实力对比的大数据出现反转,日本精英特别是右翼阵营的心理天平自然倾颓,百味杂陈。

  日本的被动当然不局限于经济总量被中国反超,钓鱼岛主权博弈和东海制空权争夺的历史性变化,也带给日本右翼连续重击。2012年,日本右翼操弄钓鱼岛所有权归属渐入高潮,中国因势利导,化危为机,扭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被日本单方长期非法控制的被动局面,形成实实在在的从法理与现实争议态势,将钓鱼岛危机的来龙去脉前所未有地展示给世界。此后,中国又因循国际惯例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为来自东海方向的潜在威胁构筑立体式预警体系和防御纵深。这些反制措施,导致中日战略空间感明显错位倒转,日本右翼在战略安全层面的集体失落与不安愈加直观。

  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日本右翼的心理失衡与恐慌进一步得到佐证和刺激,并发酵为调整日本安全战略和重新自我定位的内在动力。美国因实力下降而被迫倚重日本的新选择,不仅顺应日本借美遏华的战略图谋,也为其全面摆脱羁绊打开绿灯。于是,安倍内政外交在日益强硬的道路上疾步快行,包括释放“安保三箭”,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直至出台一揽子所谓新安保法。日本已不再满足于本土防卫,而是要全球应对;不再局限于防守反击,而是准备先发制人。日本已在法理上重返随时肇启战争的危险之旅。

  2013年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宏大战略,日本右翼的危机感雪上加霜,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不仅亚太地区的经济重心无可挽回地由日本位移中国,甚至整个欧亚腹地的舞台中心也非中国莫属,中国的经济驱动力、政治影响力、地缘塑造力和规则制定力已明显提升,日本则落花流水。待到亚投行吸附众多发达国家竞相鲤鱼跳龙门时,日本不仅无力阻挡中国的金融整合磅礴之势,还成为西方阵营中唯一与美国同步的旁观者,形只影单。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最重要亚洲国家之一的日本,这种自绝于亚洲的游离愈加显得目光短浅,小气十足。至于安倍政府新近宣布将在5年内斥资1100亿美元用于亚洲基建,就连日媒都指出,这纯粹是一种对抗行为。

  日本右翼从经济到安全、从亚太到全球的战略恐慌和失落,已显山露水,世人皆知,充分展示了岛国特有的狭隘心结和悲观情绪。究其根本,显然是无法接受中国的后来居上,更不能面对可能再次长期跟跑中国的历史轮回。日本政治家们不仅奢望维持本国的亚太核心国家地位,还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但是,面对中国这座高山,日本既无法绕过,又不甘仰止,能做的只剩病急乱投医。中国在亚太的做强做大,对美国而言,至多失去一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妨碍其继续以世界领导者自居;而日本,则因其先天的发展局限性,完全有可能被中国庞大的身躯遮蔽在亚太地区的阴影里,叨陪末座。

  短短十余年光景,中日关系不仅完成了短暂的“错肩”和“并肩”阶段,正拉开体量上日益明显的差距,无论是经济总量、综合实力、战略空间,还是心理安全和民族自信。中国已进入顺风顺水的持续发展历史机遇期,超越美国只是时间和质量问题,参与世界治理乃至领导世界,只是方式和程度问题。因此,中国领导人有信心登高望远,不仅胸怀历史,而且着眼未来;不仅审视日本,还要顾及四邻;不仅布局亚太格局,还要谋划全球一盘棋。正如此,我们看到,尽管亚太地区风起浪涌,中国的回应日益淡定平和,更加松弛从容,这就是自信带来的底气,也是国强带来的释然。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观大历史,不足以论得失。中日关系主客位置已无可逆转地重新排定,落差也必将日益扩大。在这种宏大进程中,我们不妨多以闲庭信步的心态和姿态,静观日本右翼们的各种表演和折腾,而非闻鸡起舞,随风而动,使自己始终处于与日本的针尖对麦芒状态,进而为各种“中国威胁论”的国际消费埋单。

  需要厘清对日关系的基本逻辑,即中国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者,但不是唯一受害者,面对历史问题,中国应和其他受害国形成同等立场或等距离表态。即使日本走向军事强国甚至重蹈军国主义,首先面临其威胁的肯定不再是坐拥核武器的强大中国,因此,对日本右翼危险言行说不,是亚太国家的共同义务,中国不会绥靖,但也不必过度突前。“中日不再战”,不仅是双方的顶层誓言和人民意愿,而且再战的毁灭性前景,谁都不愿意体验。认清这个基本前提,中国就不怕日本右翼们跑得欢,跑得远。(发表于2015年5月27日《华夏时报》“马晓霖专栏”)

  断想七——金边印象:换个角度看日本

  8月21日,笔者离开柬埔寨前,匆忙参观金边红色高棉集中营S-21机关“杜斯林种族灭绝罪行展览馆”,并在无意中发现其中一座建筑三楼竟然展出日本那霸的历史地理。细心的伙伴还注意到,“万人坑”照片里的挖掘现场边缘,竖立着一个不算显眼的日文作业队木牌。两个貌似不相干的日本元素交织一处,折射出日本在柬埔寨乃至东南亚不可忽视的存在和影响。换个角度看日本,情景应当大有不同。

  金边街道不算宽敞,其干净和整齐颠覆了我行前的空洞想象,我意外的是,并不富裕的柬埔寨汽车族偏爱日本汽车的程度,远在韩国车和中国车之上。不仅如此,摩托车和家用电器等也是“日本造”唱主角,事实上柬埔寨也的确是日货长盛不衰的东南亚稳定市场之一。一位华商告诉我,中国产品的所谓性价比优势尚无法满足“穷且讲究”的柬埔寨人口味,而中日间的竞争落差远不止商品与市场这个初级层面。

  日本在柬埔寨的身影似乎已遮蔽中国,金边街头不时闪过的带有日本国旗等标志的各种建筑、设施也印证这个判断。无论是硬实力竞争还是软实力比拼,中国都似乎难压日本一头。据悉,2014年7月,已故太皇西哈努克骨灰奉安仪式在金边隆重举行,各国使节和商社应邀参加,日本方面有一百多人到场,不仅显示对西哈努克的极大尊重,而且日本大使行走在队伍中心位置的当仁不让,也从气势上给人以泱泱大国的自信,足见日本在柬埔寨的超级影响以及双边关系的不同寻常。

  尽管中国是柬埔寨的第一援助国,但日本在这里的“牛气”和“底气”也是用大量真金白银夯出来的,而且更善于精打细算,精细投资,里子面子全做全得。日本不仅斥资修建类似“旁湛大桥”和“奈良大桥”等大量地标式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而且着力帮助这个农业国提升生产力,并注重公益事业和文化交流投入,悉心培育柬埔寨各界的感恩之情,也为日本发挥独特政治作用奠定基础。日本不仅在关键时刻有能力撮合各派政治力量消弭分歧,而且成功推动对红色高棉的历史性审判,达成其价值观外交的战略诉求。

  柬埔寨并非日本东南亚外交顺风顺水的唯一阵地,越南、泰国、缅甸、印尼和菲律宾等国的对日心态也大同小异。2014年笔者访问越南期间,言及二战时日本与东南亚关系旧账,越南同仁则称日占时期200万人死亡主要是天灾而非人祸。至于缅甸,其国父昂山将军当年更是以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著称。再联想起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对战后日本溢于言表的感恩戴德,这些都警醒我们注意,在对历史问题的认知上,东南亚国家与东亚的中国、朝鲜和韩国,基本不在同一个频道,它们比较认同日本所谓“终结欧洲殖民统治亚洲”的日式宣传。

  柬埔寨很少就二战问题对日本施加压力,更避免在中日对峙中选边站队。作为与中国无领土争端的东南亚国家,柬埔寨的日本观同样相当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成因大致可以梳理如下:日本当年直接导致的伤亡较小,彼此历史包袱轻微;日本受害国虽然困难但也放弃或减免索赔,赢得日本人好感;同样面临重建难题,日本的全面成功堪称楷模;日本出手阔绰,不附带政治条件,即便在输出管理经验时也尽量以低姿态示人,对受援国给予最大限度的尊重;政治体制接近或同质,意识形态同气相求;在解决领土领水争端方面,都认同国际诉讼方式。

  日本战后对东南亚国家的软硬实力投射已见实效,不仅其摆脱和平宪法的努力获得认可,其谋求联合国改革及扩大日本话语权的诉求,也受到这些国家支持。2012年安倍晋三执政后,将东南亚列为全面外交的重中之重,积极扩大投资和市场,强化政治和安全合作,支持南海争端方抗衡中国,初步实现东海争端与南海争端联动,博弈筹码明显增加。

  日本国土面积有限且孤悬太平洋,但是,它毕竟纵横亚太上百年,影响力由来已久,根深叶茂。日本显然不甘心被中国超越而沦为亚洲二流国家,因此与中国的博弈将持之以恒且千方百计。对中国而言,仅停留在中日单边和东亚关系这个维度观察日本显然容易陷入误区,只有重视并厘清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判断和立场差异,并对症下药,才能取得更多外交主动权。

     (本文原标题《五年断想——换个角度看日本》,选文为文章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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