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与怀疑：俄罗斯专家对俄中关系的不同认知

　　在俄罗斯专家圈子中，就俄罗斯亚洲方向上的政策形成了两大主要的方向。根据对待“向东转”成功与否、未来前景的态度，可以将专家中两大方向的代表人物称为“乐观派”和“怀疑派”。根据对待这一问题的各种观点，这两派是核心路线，而其他方法可以认为是边缘的。尽管其他专家群体在公共空间也拥有一定受众，但是大体上这些受众不属于专业的外交圈子。“乐观派”和“怀疑派”既有明确立场，又有对国家机关和媒体的影响力，并能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对比，才得以在政治界被严肃对待。

　　最重要的两派对待“亚洲维度”的立场是建立在研究俄罗斯对外政策、国际关系趋势等更宏观问题的方法之上的。关于与中国关系的理想状态、俄罗斯在亚洲的目标、东方政策的功能等问题的表述存在差异，是因为在两个根本问题上有不同答案，即：俄西关系未来的性质是什么?中美关系未来的性质是什么?而且，在第一个问题上，通常不是指抽象的西方，而指的是作为西方世界领袖与化身的美国。我们认为，专家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刚好决定了他在俄罗斯东方(亚洲)政策上的关键问题的立场。下面我们将呈现这两派关于当今国际形势的主要观点，以及如何影响了俄罗斯专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争论。

　　“乐观派”

　　乐观看待“向东转”的结果与前景的思想派别代表来自高等经济大学世界政治系、瓦尔代俱乐部、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他们同时在两个甚至三个上述机构供职。

　　这一派研究者所依据的观点是，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大不如前。在上一轮制裁升级、谴责干涉美国大选、斯克里帕尔案件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关系倒退的不可逆转在许多人看来已经非常明显。这一派专家认为，是西方首先破坏了现状，拒绝遵守欧洲空间原有的游戏规则。俄罗斯在拥有足够资源的条件下，对自身安全的客观威胁采取了坚决的回应。

　　乐观派专家认为，俄西关系构建新的范式的阻碍主要来源于美国遏制俄罗斯的长期企图，华盛顿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接近，或是建立俄罗斯—欧盟全面伙伴关系。欧洲一致思想的崩溃，其典型表现是英国脱欧，使得继续遵循俄罗斯的“欧洲命运”变得完全无益。一些研究者指出欧洲已无法自立，已经完全丧失了主体性，沦为“华盛顿的影子”。

　　乐观派专家认为，处于类似被遏制对象的还有中国。中国实力的增长正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此美国极力在中国周边建立战略包围，想在亚太地区巩固自身地位，巩固联盟体系，建立排除中俄的封闭经济组织。美国正在建立新的联盟与伙伴关系(与越南、印度)，意在遏制中国。长期来看，中美的军事—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尽管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

　　在这样的条件下，在经济领域俄中扩大合作对于俄罗斯来说不可避免且非常有益，因为美国将继续遏制俄罗斯，俄罗斯进入“自由世界”的任何尝试都将化为乌有。中国作为大国可能与美国抗衡，被看作是俄罗斯渴望的盟友。俄中在军事领域的相互关系自然而然会向着类似军事同盟性质的关系发展，但未必获得正式的形式。然而，哪怕是这种准同盟也将会是非西方世界影响增长、俄罗斯在安全领域利益保障的关键政治因素。为证明中国方面对于这一方案也持乐观态度，专家们列举了一些中国专家代表的观点，他们主张改变中国对外政策的不结盟性质。部分俄罗斯学者认为，军事—政治同盟的一些要素业已存在，摆在莫斯科和北京面前的是将俄中关系转变为正式的军事同盟这一迫切任务。

　　总之，乐观派积极看待近年来俄罗斯东方政策的成绩，尤其是俄中关系。实际上他们说，转向已经发生，中国对俄投资额增加。乐观派专家在评估中引用了不甚可靠的俄罗斯数据，运用了中国投资的统计数字，还引用了中方政府的口头表述(约330亿美元)。总而言之，在这一方面乐观派夸大了俄罗斯在对外经济方面的成就，还将数不胜数的《关于某某事的备忘录》也算进“成功”案例，殊不知哪一方也不会实现这些《备忘录》。

　　乐观派认为，俄罗斯参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及其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具有很大的机遇，还把自己视为对接的倡导者。中俄领导人关于对接所签署的宣言被认为是“向东转”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是弥合俄中在中亚利益分歧的手段，还是欧亚经济联盟取得国际合法性的重要一步。开始在公共领域推广“大欧亚”思想之后，乐观派把对接看作形成非西方的大陆伙伴关系的一步，俄中将在其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在各个颇具前景的倡议之中，乐观派尤为重视大欧亚伙伴关系，认为它应该成为把尽量多欧亚各国整合进俄中影响力的共同轨道之中的主要机制。在经济层面，第一步应该是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之间，或是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条约，如果文件签订的时间比参与的广度更重要，则更有可能是后者。这项日程对于俄罗斯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

　　“怀疑派”

　　专家主流中的怀疑派没有明显的隶属机构，而是主要由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科学院各所、俄罗斯大型企业的个别专家构成。

　　怀疑派的代表承认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存在敌对利益，然而将目前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相互认知中的错误，以及冲突双方决策者错误的情境判断。如此一来，通过互相让步，辅以加深互信的措施，就能够使俄西关系重回建设性的轨道，尽管已经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

　　与“向东转”的乐观派不同，“怀疑派”认为，中美关系中合作的因素被低估了，并且就在不远的未来，两国就能够控制在亚洲竞争的程度。经济上高度的相互依赖，以及中国并未准备在东亚独自担负政治领导，给怀疑派提供了论据。因此，在某种条件下，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对于中国可能是有利的。

　　出于这一点，俄罗斯并没有必要与中国在政治上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会导致过分依附。许多怀疑派现实地评估了在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中国的态度)和南海问题(俄罗斯的态度)上支持的程度。在上述问题中，两国都采取了中立立场。如此一来，在乐观派看来具有坚实基础、颠扑不破的反西方联盟的组合便破碎了。中国(既包括政府、又包括企业)在对俄制裁中的表现也得到了现实的评估。

　　怀疑派指出，尽管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深化能够使俄罗斯借力最大实现经济增长，但更重要的是与中国合作要能够有助于俄罗斯经济多样化，而不是固化俄罗斯对油气的依赖。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运用现实主义范式推演的话，可能会给俄西关系带来更多摩擦，最终恶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由于怀疑派比乐观派中有更多的中国专家，他们更清醒地评估中国的意图，指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层没有建立军事同盟的类似计划。

　　怀疑派的代表倾向于最小限度地把俄中关系看作目的本身，最大限度地看作对外经济多样化的手段。怀疑派还指出了外交资源过于集中于中国的危险性，注意到有必要与印度、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充分展开合作。

　　怀疑派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对于俄罗斯“向东转”的有效性和战略特征持怀疑态度。目前取得的成就不具有根本性和不可逆的特征，而可能会迅速向反方向变化。以下思想逻辑可以充当论据：假设俄西关系突然回到危机前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怀疑派认为，俄罗斯精英不会如同此前一样积极研究发展对外政策东部方向的问题。其结果就是，转向是不得已的，因此转向的成功也得不到保证。

　　在俄罗斯专家圈子中，就俄罗斯亚洲方向上的政策形成了两大主要的方向。根据对待“向东转”成功与否、未来前景的态度，可以将专家中两大方向的代表人物称为“乐观派”和“怀疑派”。根据对待这一问题的各种观点，这两派是核心路线，而其他方法可以认为是边缘的。尽管其他专家群体在公共空间也拥有一定受众，但是大体上这些受众不属于专业的外交圈子。“乐观派”和“怀疑派”既有明确立场，又有对国家机关和媒体的影响力，并能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对比，才得以在政治界被严肃对待。

　　最重要的两派对待“亚洲维度”的立场是建立在研究俄罗斯对外政策、国际关系趋势等更宏观问题的方法之上的。关于与中国关系的理想状态、俄罗斯在亚洲的目标、东方政策的功能等问题的表述存在差异，是因为在两个根本问题上有不同答案，即：俄西关系未来的性质是什么?中美关系未来的性质是什么?而且，在第一个问题上，通常不是指抽象的西方，而指的是作为西方世界领袖与化身的美国。我们认为，专家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刚好决定了他在俄罗斯东方(亚洲)政策上的关键问题的立场。下面我们将呈现这两派关于当今国际形势的主要观点，以及如何影响了俄罗斯专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争论。

　　“乐观派”

　　乐观看待“向东转”的结果与前景的思想派别代表来自高等经济大学世界政治系、瓦尔代俱乐部、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他们同时在两个甚至三个上述机构供职。

　　这一派研究者所依据的观点是，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大不如前。在上一轮制裁升级、谴责干涉美国大选、斯克里帕尔案件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关系倒退的不可逆转在许多人看来已经非常明显。这一派专家认为，是西方首先破坏了现状，拒绝遵守欧洲空间原有的游戏规则。俄罗斯在拥有足够资源的条件下，对自身安全的客观威胁采取了坚决的回应。

　　乐观派专家认为，俄西关系构建新的范式的阻碍主要来源于美国遏制俄罗斯的长期企图，华盛顿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接近，或是建立俄罗斯—欧盟全面伙伴关系。欧洲一致思想的崩溃，其典型表现是英国脱欧，使得继续遵循俄罗斯的“欧洲命运”变得完全无益。一些研究者指出欧洲已无法自立，已经完全丧失了主体性，沦为“华盛顿的影子”。

　　乐观派专家认为，处于类似被遏制对象的还有中国。中国实力的增长正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此美国极力在中国周边建立战略包围，想在亚太地区巩固自身地位，巩固联盟体系，建立排除中俄的封闭经济组织。美国正在建立新的联盟与伙伴关系(与越南、印度)，意在遏制中国。长期来看，中美的军事—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尽管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

　　在这样的条件下，在经济领域俄中扩大合作对于俄罗斯来说不可避免且非常有益，因为美国将继续遏制俄罗斯，俄罗斯进入“自由世界”的任何尝试都将化为乌有。中国作为大国可能与美国抗衡，被看作是俄罗斯渴望的盟友。俄中在军事领域的相互关系自然而然会向着类似军事同盟性质的关系发展，但未必获得正式的形式。然而，哪怕是这种准同盟也将会是非西方世界影响增长、俄罗斯在安全领域利益保障的关键政治因素。为证明中国方面对于这一方案也持乐观态度，专家们列举了一些中国专家代表的观点，他们主张改变中国对外政策的不结盟性质。部分俄罗斯学者认为，军事—政治同盟的一些要素业已存在，摆在莫斯科和北京面前的是将俄中关系转变为正式的军事同盟这一迫切任务。

　　总之，乐观派积极看待近年来俄罗斯东方政策的成绩，尤其是俄中关系。实际上他们说，转向已经发生，中国对俄投资额增加。乐观派专家在评估中引用了不甚可靠的俄罗斯数据，运用了中国投资的统计数字，还引用了中方政府的口头表述(约330亿美元)。总而言之，在这一方面乐观派夸大了俄罗斯在对外经济方面的成就，还将数不胜数的《关于某某事的备忘录》也算进“成功”案例，殊不知哪一方也不会实现这些《备忘录》。

　　乐观派认为，俄罗斯参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及其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具有很大的机遇，还把自己视为对接的倡导者。中俄领导人关于对接所签署的宣言被认为是“向东转”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是弥合俄中在中亚利益分歧的手段，还是欧亚经济联盟取得国际合法性的重要一步。开始在公共领域推广“大欧亚”思想之后，乐观派把对接看作形成非西方的大陆伙伴关系的一步，俄中将在其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在各个颇具前景的倡议之中，乐观派尤为重视大欧亚伙伴关系，认为它应该成为把尽量多欧亚各国整合进俄中影响力的共同轨道之中的主要机制。在经济层面，第一步应该是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之间，或是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条约，如果文件签订的时间比参与的广度更重要，则更有可能是后者。这项日程对于俄罗斯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

　　“怀疑派”

　　专家主流中的怀疑派没有明显的隶属机构，而是主要由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科学院各所、俄罗斯大型企业的个别专家构成。

　　怀疑派的代表承认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存在敌对利益，然而将目前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相互认知中的错误，以及冲突双方决策者错误的情境判断。如此一来，通过互相让步，辅以加深互信的措施，就能够使俄西关系重回建设性的轨道，尽管已经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

　　与“向东转”的乐观派不同，“怀疑派”认为，中美关系中合作的因素被低估了，并且就在不远的未来，两国就能够控制在亚洲竞争的程度。经济上高度的相互依赖，以及中国并未准备在东亚独自担负政治领导，给怀疑派提供了论据。因此，在某种条件下，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对于中国可能是有利的。

　　出于这一点，俄罗斯并没有必要与中国在政治上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会导致过分依附。许多怀疑派现实地评估了在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中国的态度)和南海问题(俄罗斯的态度)上支持的程度。在上述问题中，两国都采取了中立立场。如此一来，在乐观派看来具有坚实基础、颠扑不破的反西方联盟的组合便破碎了。中国(既包括政府、又包括企业)在对俄制裁中的表现也得到了现实的评估。

　　怀疑派指出，尽管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深化能够使俄罗斯借力最大实现经济增长，但更重要的是与中国合作要能够有助于俄罗斯经济多样化，而不是固化俄罗斯对油气的依赖。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运用现实主义范式推演的话，可能会给俄西关系带来更多摩擦，最终恶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由于怀疑派比乐观派中有更多的中国专家，他们更清醒地评估中国的意图，指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层没有建立军事同盟的类似计划。

　　怀疑派的代表倾向于最小限度地把俄中关系看作目的本身，最大限度地看作对外经济多样化的手段。怀疑派还指出了外交资源过于集中于中国的危险性，注意到有必要与印度、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充分展开合作。

　　怀疑派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对于俄罗斯“向东转”的有效性和战略特征持怀疑态度。目前取得的成就不具有根本性和不可逆的特征，而可能会迅速向反方向变化。以下思想逻辑可以充当论据：假设俄西关系突然回到危机前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怀疑派认为，俄罗斯精英不会如同此前一样积极研究发展对外政策东部方向的问题。其结果就是，转向是不得已的，因此转向的成功也得不到保证。

　　怀疑派专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以及俄罗斯参与这一倡议的可能性也持有一定怀疑态度。中国倡议的模糊性使专家们对其前景表示怀疑，而俄罗斯缺乏诱惑力的商业环境也决定了，除了对于两国领导人而言具有美好前景和重要意义的项目以外，大型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的实现希望渺茫。怀疑派在俄罗斯与亚洲经济合作中的其他难题上的立场，这一逻辑也适用：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经济的结构性缺陷盖过了“向东转”的积极政治动力。

　　怀疑派经常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亚洲对俄罗斯的兴趣不足，相关官员专业化程度低，专家学者匮乏。这些因素也是“向东转”成效不足、未来不明的原因之一。相对乐观派，怀疑派中的亚洲问题专家比重更高，对于俄罗斯与亚洲大规模增进联系的必要性的呼声也比乐观派高。

　　其他派

　　以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者为代表的学术界主流都坚持最大限度采取中立立场，回避直接回答关于俄罗斯“向东转”中的复杂问题。官方学术机构只是对国家表述的补充，提供了对双边关系总体趋势的观察，并通过一些官方渠道和公共外交机构得以实现，例如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另一派人数较少，是“狂热派”(或称“超乐观派”)，他们极为正面地对待“向东转”政策。亚洲伙伴在他们眼中被理想化了。亚洲伙伴的立场在他们看来很积极，而俄罗斯的回应不够积极。这一派包括一些记者、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例如，活跃在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明日报》周围的人)，他们能够接触公共领域，然而对于决策无法施加任何实质影响。这一派之中有一些狂热分子，认为他们的潜能未能得到运用，是因为政府中自由派不作为。

　　在所有专家中，狂热派具有最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对反对者的评价最为激烈，反对西方这一要素又使他们与“乐观派”合流。在狂热派一篇典型文章中写道，俄罗斯国内有些势力向公众灌输中国有侵略性的想法，并把俄罗斯复兴的机会全都寄托在西方身上。乐观派也经常在文章中写道，俄罗斯好像形成了亲西方的游说团体，他们反对与中国发展关系，总体上反对向东转。狂热派和乐观派认为这些结论很明显站不住脚，文章中还说，俄中为了反美在政治领域的接近的想法无疑是有限度的、有害的。

　　“乐观派”说法中的投机取巧还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另一篇文章中同一作者得出结论，俄罗斯以自身的军事力量自给自足，将成为能够制约美国和中国走向争霸世界主导权的冲突的唯一力量。“乐观派”搞不清自己的身份认同——到底是亲西方、还是反西方，亲华、还是反华——“乐观派”拿起政治和意识形态标签给反对者贴上，只是为了吸引别人关注自己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见解。实际上，“怀疑派”属于政治主流，无法称他们的立场是反华的，或是亲西方的。此外，“怀疑派”认为，与中国发展睦邻与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对于俄罗斯是无可替代、自然而然的选择。两大主要流派的全部争论可以归纳为：值不值得建立“莫斯科—北京”反西方轴心。“怀疑派”的反对意见并非要试图阻止“向东转”，而是他们认为这一转向没有意识形态与反西方的基础。并且，怀疑派更为现实地看待俄罗斯对外政策中亚洲日程的独立性，因为他们不试图给这一日程加上特殊属性，认为与世界上其他力量中心开展对话也同样重要。

　　通常，带有对俄罗斯亚洲政策极为热情评价的、最鲜明的政治宣言，来自于只管理商业利益的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营造俄罗斯“向东转”的狂热氛围有助于他们隶属的具体公司进行利益游说。然而这一专家群体并不具备实质的政治影响力。

　　虽说专家意见五花八门，但有关“向东转”政策的争论主要还是在乐观派和怀疑派这两个最知情且离决策过程最近的群体之间展开的。他们之间主要的立场之争，也可映射出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基石性问题的争论。

　　本文节选自《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上)》刊登的《新政治周期下的中俄关系——俄罗斯专家的视角》一文。作者系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МГИМО)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北亚战略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