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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争新娘”的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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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争新娘”的美国梦

日本“战争新娘”的美国梦
2017-01-19 17:14:13
来源:青年参考 作者: 高珮莙
关键词:美国 日本 日本文化 点击: 我要评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数以万计的日本女性与美国驻日占领军结为连理,告别了满目疮痍的故乡。来到种族歧视依然盛行的美国,她们中的许多人并未过上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在政治与文化的夹缝中挣扎的记忆,伴随这些“战争新娘”走向生命的终点。

  二战结束后,数以万计的日本女性嫁给了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战争新娘”是她们共同的名字。身处政治和文化的夹缝中,她们被亲朋好友视为耻辱,又无法融入异国社会。美国学者约翰·康诺(John W.Connor)指出,种族歧视和文化差异,是造成“战争新娘”悲剧的最主要原因。

  理想中的美国与现实迥异

  1951年,21岁的津子·托尔伯特(Hiroko Tolbert)跟着丈夫塞缪尔(Samuel Bill Tolbert)来到美国时,满心期待着给婆家留下最好的印象。她穿着自己精心挑选的和服登上了前往纽约北部的火车,在她的想象中,那是个人人都有美丽衣服和漂亮大宅的地方。

  然而,她弄巧成拙,将丈夫一家人吓坏了。

  “公婆要求我改变,穿上西方人的衣服,丈夫也这么想。我默默换上了洋装,再也没碰过和服。”津子向英国广播公司(BBC)回忆道,“他们还给我取了新名字,叫苏茜(Su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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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彼岸的日常生活同样与她的想象大相径庭——全家人住在郊区的一处养鸡场里,鸡舍近在咫尺,鸡粪随处可见,进屋时没人脱鞋。和许多“战争新娘”一样,津子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日本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娘家人进门时只穿袜子,房间里一尘不染。

  婆家人不断告诫津子,美国人会因为她的出身而对她另眼相看。1941年12月7日,2400多名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中丧生,超过11万日裔美国人随即被驱逐进美国西海岸的集中营。集中营在1945年陆续关闭,但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仍然高涨。

  “残酷的战争让双方陷入了难以置信的仇恨和恐惧,何况,那时的美国是个种族主义相当严重的地方,偏见无处不在。”加州大学亚裔历史学家保罗·斯皮卡德(Paul Spickard)说。

  津子是幸运的。她分娩时,医生为照顾她感到骄傲,医生的妻子还成了她的好友,邀请她去家中观赏圣诞树。但对更多“战争新娘”来说,融入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异常困难。

  斯皮卡德称,上世纪40至50年代,3万余名日本女性通过婚姻移居美国,其中多数人从事收银、整理货架等低级工作。无处不在的歧视和文化差异,使她们很难获得公正待遇。

  “记得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公交车上,人们界限分明地坐成了两部分——黑色和白色。”22岁时嫁到美国的敦子·克拉夫特(Atsuko Craft)回忆说,“我无所适从,只能坐中间。”

  在丈夫阿诺德(Arnold)支持下,敦子在大学里进修微生物专业,此后找到了一份在医院的工作,但她仍然会遇到白眼。“我去看房子时,人们总会说它已经售出了。”她说,“他们认为我会让社区掉价,这太伤人了。”

  美日混血的弥生·温弗瑞(Yayoi Lena Winfrey)一直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母亲曾带着她和妹妹去礼品商店,在那里工作的日裔美国员工态度冷淡,似乎不愿意接待她们。

  “他不喜欢我。”同样来自日本的温弗瑞夫人操着蹩脚的英语告诉女儿,“他看到我有两个混血女儿,就知道我是‘战争新娘’。”

  不少人并非为了爱情结婚

  身为日军高官的父亲死后,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津子的家境一落千丈。她失去了女佣、舞蹈教师和司机,也不再有人每天早上来家里,把她父亲的皮靴擦得锃亮。

  高中毕业后,津子在东京银座一家商场当珠宝售货员,帮助美军士兵挑选送给女友的礼物。1950年,她在回家的有轨电车上与后来的丈夫阿尔伯特邂逅。津子喜欢托尔伯特的安静和彬彬有礼,但她从未幻想拥有浪漫的爱情,只想离开满目疮痍的故乡。

  在一片残垣断壁的东京,她看不到未来。

  “一切都在战争期间的轰炸中崩溃了,街道、商店再无踪影,就像噩梦一样,我们为了一食一宿艰难挣扎。”她告诉BBC,“我不了解比尔的背景和家庭,但我只能抓住他向我求婚的机会。我没法在那里活下去,我必须走出来。”

  津子嫁给美国人,给她的家庭造成了海啸般的打击。离开日本时,母亲是唯一送她离开的亲人。许多日本人将“战争新娘”视为被社会抛弃的、堕落的女性,时至今日,这个词在日本仍然带有耻辱的烙印,有人将它与酒吧女郎甚至性工作者画等号。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许多日本人将美国占领军视为敌人,“战争新娘”面临社会和家庭的强烈抵制,许多人被逐出家谱,但成千上万的日本女性仍然嫁给了美国大兵。

  1953年,21岁的山本弘子(Hiroko Yamamoto)被闺蜜拉着去京都一家百货公司,见到了长相酷似知名电影演员蒙哥马利·克利夫特(Montgomery Clift)的美国大兵唐·罗伯特(Don Robert)。这个时髦的城市女孩觉得,罗伯特是个“可爱的乡巴佬”。

  彼时,21岁的弘子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沉迷享乐,不愿思考未来。“我们不关心昨天或明天,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过去相信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们只活在当下,不停享乐。”她这样告诉大女儿夏尔曼·罗伯茨(Charmaine Roberts)。

  据美国“Kickstarter”网站报道,美军驻扎在横须贺海军基地时,渔家姑娘福本惠美子(Emiko Fukumoto)身边一直不缺乏追求者,美国人总是面带微笑,主动埋单,请她跳舞。

  惠美子约会了许多次,她的母亲觉得叫史蒂夫的士兵最可靠。两人移居美国后,家人经常给她寄去航空信和装满日式特色食品的棕色盒子。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言,战争造成的隔阂难以磨灭,但对贫困的日本家庭来说,把女儿嫁给富有的美国人是个艰难但实际的决定。

  美国大兵给日本女友带来她们从未见过或买不起的礼物——巧克力、希尔斯·罗巴克公司的时装、肉罐头。他们看起来高大帅气、出手豪阔、制服崭新笔挺;而日本在战争中失去了太多的年轻人,那些侥幸捡回一条命的男人显得垂头丧气。

  西方式的骑士精神和“女士优先”的概念,令传统的日本女性深陷前所未见的“魔法”。几乎所有“战争新娘”都曾用“绅士”来形容自己的追求者。

  只不过,那时的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眼中帅气多金的“绅士”,可能只是北达科他州的农民、威斯康星州的伐木工,或是罗德岛小杂货店的老板。

  有人痛苦抑郁,有人改变自己

  凯瑟琳·托尔伯特(Kathryn Tolbert)一直不明白,母亲津子为什么每天早上都要拔掉眉毛,然后用眉笔重新描画一番。她是个性格坚韧的女性,却不是个温柔慈爱的母亲。

  她从来不对孩子们说“我爱你”,偶尔的拥抱也显得十分僵硬。她痴迷于教育,愿意花大价钱请家庭教师,甚至自学孩子的课本再辅导他们。她渴望把自己的杂货店越开越大,住进崭新的大房子,把孩子们送进最好的大学。她从来不说日语,努力成为“真正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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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尔伯特并未想到,他带回家的是个固执己见、意志坚强的女性,永远不可能安心做农夫的妻子。美国大兵们期待的,是比美国女人更温柔顺从的异性。红十字会一度在日本开设了颇受欢迎的“新娘学校”,教女青年如何铺床叠被、烘焙蛋糕、化妆和穿高跟鞋。

  津子也没想到,嫁到美国并不意味着光明的未来。乡村生活的苦闷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共同生活30多年后,她和丈夫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远涉重洋的孤单、语言文化障碍和异乡人的排挤,让许多“战争新娘”的人生失调。有人陷入痛苦抑郁,也有人改变自己、适应现实。

  86岁的敦子·克拉夫特庆幸地说,现在时代变了,美国更加世俗,她不会再遭遇偏见。另一位日裔女性骄傲地告诉《华盛顿邮报》,她孤身来到美国,如今有了28个家庭成员。

  津子依然喜欢定期回日本探亲,母亲和弟妹十分欢迎她,但她从来不会告诉家人自己离婚了。她不能破坏自己多年来努力经营的美式生活,而幸福的婚姻家庭似乎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别人和自己,当初离开日本是正确的决定。

  “我学会了不再对4个孩子那么严厉,也学会了省钱,成了一名成功的店主。我过上了好生活,有了漂亮的房子。”她告诉BBC,“我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了正确的方向,成了个地道的美国人。”

    但此时此刻,她并不是“苏茜”,而是“津子”。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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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19 17:14:13
来源:青年参考 作者: 高珮莙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数以万计的日本女性与美国驻日占领军结为连理,告别了满目疮痍的故乡。来到种族歧视依然盛行的美国,她们中的许多人并未过上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在政治与文化的夹缝中挣扎的记忆,伴随这些“战争新娘”走向生命的终点。

  二战结束后,数以万计的日本女性嫁给了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战争新娘”是她们共同的名字。身处政治和文化的夹缝中,她们被亲朋好友视为耻辱,又无法融入异国社会。美国学者约翰·康诺(John W.Connor)指出,种族歧视和文化差异,是造成“战争新娘”悲剧的最主要原因。

  理想中的美国与现实迥异

  1951年,21岁的津子·托尔伯特(Hiroko Tolbert)跟着丈夫塞缪尔(Samuel Bill Tolbert)来到美国时,满心期待着给婆家留下最好的印象。她穿着自己精心挑选的和服登上了前往纽约北部的火车,在她的想象中,那是个人人都有美丽衣服和漂亮大宅的地方。

  然而,她弄巧成拙,将丈夫一家人吓坏了。

  “公婆要求我改变,穿上西方人的衣服,丈夫也这么想。我默默换上了洋装,再也没碰过和服。”津子向英国广播公司(BBC)回忆道,“他们还给我取了新名字,叫苏茜(Susie)。”

B8-1_b_副本.jpg

  大洋彼岸的日常生活同样与她的想象大相径庭——全家人住在郊区的一处养鸡场里,鸡舍近在咫尺,鸡粪随处可见,进屋时没人脱鞋。和许多“战争新娘”一样,津子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日本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娘家人进门时只穿袜子,房间里一尘不染。

  婆家人不断告诫津子,美国人会因为她的出身而对她另眼相看。1941年12月7日,2400多名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中丧生,超过11万日裔美国人随即被驱逐进美国西海岸的集中营。集中营在1945年陆续关闭,但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仍然高涨。

  “残酷的战争让双方陷入了难以置信的仇恨和恐惧,何况,那时的美国是个种族主义相当严重的地方,偏见无处不在。”加州大学亚裔历史学家保罗·斯皮卡德(Paul Spickard)说。

  津子是幸运的。她分娩时,医生为照顾她感到骄傲,医生的妻子还成了她的好友,邀请她去家中观赏圣诞树。但对更多“战争新娘”来说,融入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异常困难。

  斯皮卡德称,上世纪40至50年代,3万余名日本女性通过婚姻移居美国,其中多数人从事收银、整理货架等低级工作。无处不在的歧视和文化差异,使她们很难获得公正待遇。

  “记得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公交车上,人们界限分明地坐成了两部分——黑色和白色。”22岁时嫁到美国的敦子·克拉夫特(Atsuko Craft)回忆说,“我无所适从,只能坐中间。”

  在丈夫阿诺德(Arnold)支持下,敦子在大学里进修微生物专业,此后找到了一份在医院的工作,但她仍然会遇到白眼。“我去看房子时,人们总会说它已经售出了。”她说,“他们认为我会让社区掉价,这太伤人了。”

  美日混血的弥生·温弗瑞(Yayoi Lena Winfrey)一直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母亲曾带着她和妹妹去礼品商店,在那里工作的日裔美国员工态度冷淡,似乎不愿意接待她们。

  “他不喜欢我。”同样来自日本的温弗瑞夫人操着蹩脚的英语告诉女儿,“他看到我有两个混血女儿,就知道我是‘战争新娘’。”

  不少人并非为了爱情结婚

  身为日军高官的父亲死后,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津子的家境一落千丈。她失去了女佣、舞蹈教师和司机,也不再有人每天早上来家里,把她父亲的皮靴擦得锃亮。

  高中毕业后,津子在东京银座一家商场当珠宝售货员,帮助美军士兵挑选送给女友的礼物。1950年,她在回家的有轨电车上与后来的丈夫阿尔伯特邂逅。津子喜欢托尔伯特的安静和彬彬有礼,但她从未幻想拥有浪漫的爱情,只想离开满目疮痍的故乡。

  在一片残垣断壁的东京,她看不到未来。

  “一切都在战争期间的轰炸中崩溃了,街道、商店再无踪影,就像噩梦一样,我们为了一食一宿艰难挣扎。”她告诉BBC,“我不了解比尔的背景和家庭,但我只能抓住他向我求婚的机会。我没法在那里活下去,我必须走出来。”

  津子嫁给美国人,给她的家庭造成了海啸般的打击。离开日本时,母亲是唯一送她离开的亲人。许多日本人将“战争新娘”视为被社会抛弃的、堕落的女性,时至今日,这个词在日本仍然带有耻辱的烙印,有人将它与酒吧女郎甚至性工作者画等号。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许多日本人将美国占领军视为敌人,“战争新娘”面临社会和家庭的强烈抵制,许多人被逐出家谱,但成千上万的日本女性仍然嫁给了美国大兵。

  1953年,21岁的山本弘子(Hiroko Yamamoto)被闺蜜拉着去京都一家百货公司,见到了长相酷似知名电影演员蒙哥马利·克利夫特(Montgomery Clift)的美国大兵唐·罗伯特(Don Robert)。这个时髦的城市女孩觉得,罗伯特是个“可爱的乡巴佬”。

  彼时,21岁的弘子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沉迷享乐,不愿思考未来。“我们不关心昨天或明天,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过去相信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们只活在当下,不停享乐。”她这样告诉大女儿夏尔曼·罗伯茨(Charmaine Roberts)。

  据美国“Kickstarter”网站报道,美军驻扎在横须贺海军基地时,渔家姑娘福本惠美子(Emiko Fukumoto)身边一直不缺乏追求者,美国人总是面带微笑,主动埋单,请她跳舞。

  惠美子约会了许多次,她的母亲觉得叫史蒂夫的士兵最可靠。两人移居美国后,家人经常给她寄去航空信和装满日式特色食品的棕色盒子。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言,战争造成的隔阂难以磨灭,但对贫困的日本家庭来说,把女儿嫁给富有的美国人是个艰难但实际的决定。

  美国大兵给日本女友带来她们从未见过或买不起的礼物——巧克力、希尔斯·罗巴克公司的时装、肉罐头。他们看起来高大帅气、出手豪阔、制服崭新笔挺;而日本在战争中失去了太多的年轻人,那些侥幸捡回一条命的男人显得垂头丧气。

  西方式的骑士精神和“女士优先”的概念,令传统的日本女性深陷前所未见的“魔法”。几乎所有“战争新娘”都曾用“绅士”来形容自己的追求者。

  只不过,那时的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眼中帅气多金的“绅士”,可能只是北达科他州的农民、威斯康星州的伐木工,或是罗德岛小杂货店的老板。

  有人痛苦抑郁,有人改变自己

  凯瑟琳·托尔伯特(Kathryn Tolbert)一直不明白,母亲津子为什么每天早上都要拔掉眉毛,然后用眉笔重新描画一番。她是个性格坚韧的女性,却不是个温柔慈爱的母亲。

  她从来不对孩子们说“我爱你”,偶尔的拥抱也显得十分僵硬。她痴迷于教育,愿意花大价钱请家庭教师,甚至自学孩子的课本再辅导他们。她渴望把自己的杂货店越开越大,住进崭新的大房子,把孩子们送进最好的大学。她从来不说日语,努力成为“真正的美国人”。

B8-2_b_副本.jpg

  托尔伯特并未想到,他带回家的是个固执己见、意志坚强的女性,永远不可能安心做农夫的妻子。美国大兵们期待的,是比美国女人更温柔顺从的异性。红十字会一度在日本开设了颇受欢迎的“新娘学校”,教女青年如何铺床叠被、烘焙蛋糕、化妆和穿高跟鞋。

  津子也没想到,嫁到美国并不意味着光明的未来。乡村生活的苦闷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共同生活30多年后,她和丈夫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远涉重洋的孤单、语言文化障碍和异乡人的排挤,让许多“战争新娘”的人生失调。有人陷入痛苦抑郁,也有人改变自己、适应现实。

  86岁的敦子·克拉夫特庆幸地说,现在时代变了,美国更加世俗,她不会再遭遇偏见。另一位日裔女性骄傲地告诉《华盛顿邮报》,她孤身来到美国,如今有了28个家庭成员。

  津子依然喜欢定期回日本探亲,母亲和弟妹十分欢迎她,但她从来不会告诉家人自己离婚了。她不能破坏自己多年来努力经营的美式生活,而幸福的婚姻家庭似乎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别人和自己,当初离开日本是正确的决定。

  “我学会了不再对4个孩子那么严厉,也学会了省钱,成了一名成功的店主。我过上了好生活,有了漂亮的房子。”她告诉BBC,“我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了正确的方向,成了个地道的美国人。”

    但此时此刻,她并不是“苏茜”,而是“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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