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应笑：一个民族的良心， 要看他们对待社会弱势群体的态度

　　霍金之所以能成为霍金，光靠他自己“惊人的努力”是不够的。

　　你要允许一个瘫在轮椅上，脸歪向一边，表情永远白痴状，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为人类做出贡献，你就得让他能生活，能上学，能社交，能出门吓人，能被人们接纳，能频繁出现在公众场合，能在毕业后找到工作;能生存，能自立，能活得健康、积极、快乐。

　　文明，就是善待那些处于弱势的人。

霍金

　　我刚到伯克利大学的时候，最不能理解的一点，是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残疾人。

　　我说的残疾人，可不是《风中奇缘》里九爷那样玉树临风、才智双全，高位瘫痪丝毫不影响放电，坐着轮椅照样放倒一街女生的残疾人。我所见过的大多数残疾人，坦白说，都非常可怕。

　　他们也坐着轮椅，在感情生活上，很多恐怕也都免不了跟九爷一样的结局。最要命的是，他们的身体实在太畸形了，畸形到初次见到会让人害怕的地步。

　　我住的楼里住着这样的残疾人。她大约二十多岁的模样，可是身材非常小，如同一个小孩。她的头低在胸前，左手畸形地外翻，立在头顶上，右手则畸形地绕向左边肩膀。她的两条腿像两条交媾的蛇一样，扭曲地盘在一起。我可以想象，这样的畸形人如果出生在任何国家任何一个穷苦人家，都会被父母抱去河里淹死。

　　可是她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光明，正大，有尊严。

　　那时我刚住进来不久，从来没有见过畸形成这个模样的人。我被彻底吓到了，一时间手足无措，就没有想着要为她按电梯。她用右手按动轮椅左面扶手的按钮，将轮椅驱动到电梯按钮跟前，然后，艰难地将身体一点一点靠向电梯按钮板，以便她那只奇怪地矗立在脑袋上方的、外翻了的左手，去按下电梯的按钮。

　　长成这个模样，去完成生活里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洗脸，刷牙，用钥匙开门锁，甚至按电梯，都不知要付出比常人多多少的努力。

　　电梯抵达，电梯门打开。那个形象可怖的女孩驱动轮椅孤独离去。我望着她的背影，眼睛猛然一湿。

　　坐公交经常能遇到无法行走的残疾人。因为他们不能自己开车，所以只能坐公交。在美国，一般人都开车。所以坐公交的，基本上都是穷人、残疾人，还有我这样没有车的穷学生。

　　加州的公交车在前后门处，各有一块电动翻板。每当有坐轮椅的老人或残疾人要上车，公交车就会“噗哧”放一个屁，一边的轮胎就会扁下去，把公交车的地面放低，一直低到跟人行道平行。这时，那块电动翻板，便会“滋——滋——”地慢慢打开。残疾人然后磨磨蹭蹭地驱动轮椅上车。人们就会避开公交车上的轮椅专用区，让残疾人入座。司机再按动按扭，电动翻板再慢吞吞地翻回来。又是“噗哧”一声，车位变回原样。整个过程至少要一分钟。

　　在北京，上海，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我无法想象，一车的人愿意一起等一分钟，安静等候一个轮椅的到来和离开。

　　加州与佛罗里达一样，以终年阳光闻名于世，是许多老人养老的地方。这里的无障碍设施太完善了，所以经常可以看到九十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或者推着一种可以当作拐杖的小推车，或者坐着电动轮椅，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伯克利又是加州北部的流浪汉汇集的中心，所以除了流浪艺术家外，还能看到各种形状诡异的残疾人。

　　刚来的时候，我不习惯随处可见的残疾人，就问朋友：“美国怎么会有那么多残疾人啊?”朋友答：“中国也有吧?只是平常不出门吧?”

　　我豁然明白了。作为一个正常人，我从来没有去刻意关注北京和上海的无障碍设施;可是当我拖着一只行李箱在路上迷路的时候，我深刻地理解残疾人的感受。有多少次，2号线换4号线，我在人潮拥挤的台阶上拎着箱子爬上爬下累到吐血?有多少次，我拖着行李箱走到交叉路口，“咯咚”一声，行李箱从人行道边沿上直接掉下来?

　　而我不过是拖着一只行李箱。一个独自乘着轮椅的残疾人，遇到这样的马路牙子，难道每次都只能指望别人的热心帮助吗?

　　我的一个好朋友是脆骨病患者。脆骨病，就是咕咚撞一下，骨折;卡嚓碰一下，骨折;嘎嘎扭一下，骨折。他从小到大，两条腿不知骨折过多少次。他现在为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工作。这是一个NGO，所以他的工作可以简单概括成：辛苦，钱少，看不见前途。

　　我上一次回北京去看他，他邀请我参加在义庄举行的一次慈善会演。到场的无数做轮椅的，佝偻症的，侏儒症的，白化病的。有的身材蜷缩像卷叶，有的身高如孩童，有的惨白得像吸血鬼。我跟朋友慨叹说：“我不知道北京住着这么多罕见病人。”他说：“因为他们平时都不出门啊!”

　　不出门，当然也不全因为担心出门吓到人。是因为没办法出门。

　　人行道，走不了。公交车，坐不了。地铁，进都进不了。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定会有起码的意识，照顾它那一拨不健全的孩子。这意识不该只落实于公民的献爱心，偶发的捐款，NGO废尽心血的苦心经营，而应该有切实的、长效的、落实到细节的法律制度和物质举措。

　　公共交通的设计者应该知道，这城市里同样生活着也许没办法爬楼梯的居民;城市的规划者应该知道，这城市里同样生活着看不见灯光、听不见车鸣的盲人聋人残疾人。文化教育的主管者们应该知道，这城市里有太多因为残疾和缺陷，不敢出门，不敢面对城市，被城市遗弃的龟缩在屋里的人们。

　　北京在无障碍通道建设上，做得最好的是奥运。所以8号线有完备的无障碍设施，鸟巢有轮椅专用的看台和厕所。可是，奥运以后呢?

　　在美国，一方面，因为无障厚设施的完善，就算是四肢不能活动的残疾人，只要能坐轮椅，也会时不时出门;另一方面，因为个人主义已经达到了某种过分的程度，所以没有人会因为对自己身体上的丑陋或独特感到羞耻，而拒绝出门。 于是乎，美国的大街上真是什么人都有：缺胳膊少腿的，畸形得一蹋糊涂的，半疯半傻的，脂肪一坨丑到人神共愤还敢半裸出镜的。长得丑，他们也毅然决然出门吓人。

　　美国这种传统无疑是从欧洲来的。所以他们的世界出得了霍金。

　　霍金之所以能成为霍金，光靠他自己“惊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你要允许一个瘫在轮椅上，脸歪向一边，表情永远白痴状，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为人类做出贡献，你就得让他能生活，能上学，能社交，能出门吓人，能被人们接纳，能频繁出现在公众场合，能在毕业后找到工作;能生存，能自立，能活得健康、积极、快乐。

　　残障人士很自如的参加课堂学习!

　　我们的社会，可以吗?

　　我过美国海关时，曾经遇到过一个犯病的美国人。我不知道他究竟犯的什么病，但是他每隔五秒钟，脖子要朝后一扭，大叫一声：“汪!”他这样走三步，一回头，“汪”;走三步，一回头，“汪”;一直走到入境的地方，将护照递过去，扭头大叫一声：“汪!”然后跟入境官员解释说：“我控制不住。”接着回头，大叫一声：“汪!”

　　我真的是被吓到了。

　　被吓到的当然不只有我。路人纷纷侧目。所有海关官员都扭头去看那个人。他毫不在意，拿回护照过了关，走三步，一回头：“汪!”走三步，一回头：“汪!”相当拉风地离开了。

　　我于是想，如果有一天，有人病重成这样，不吃药还能在大街上大摇大摆，没有城管来抓他，没有路人来骂他，没有医生来说他神经病，却有人包容他，接纳他，尊重他，保护他，那我们中国，肯定不止一个霍金。

　　最后引用一位在美女博士的话：美国的教育赋予了对于每个人，哪怕不完美和弱势群体者，基本尊重。很多残疾人也是信心满满、坦然开心地面对生活，该做什么做什么。

　　一位学者说，一个民族的良心，要看他们对待社会弱势群体的态度!

　　霍金之所以能成为霍金，光靠他自己“惊人的努力”是不够的。

　　你要允许一个瘫在轮椅上，脸歪向一边，表情永远白痴状，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为人类做出贡献，你就得让他能生活，能上学，能社交，能出门吓人，能被人们接纳，能频繁出现在公众场合，能在毕业后找到工作;能生存，能自立，能活得健康、积极、快乐。

　　文明，就是善待那些处于弱势的人。

霍金

　　我刚到伯克利大学的时候，最不能理解的一点，是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残疾人。

　　我说的残疾人，可不是《风中奇缘》里九爷那样玉树临风、才智双全，高位瘫痪丝毫不影响放电，坐着轮椅照样放倒一街女生的残疾人。我所见过的大多数残疾人，坦白说，都非常可怕。

　　他们也坐着轮椅，在感情生活上，很多恐怕也都免不了跟九爷一样的结局。最要命的是，他们的身体实在太畸形了，畸形到初次见到会让人害怕的地步。

　　我住的楼里住着这样的残疾人。她大约二十多岁的模样，可是身材非常小，如同一个小孩。她的头低在胸前，左手畸形地外翻，立在头顶上，右手则畸形地绕向左边肩膀。她的两条腿像两条交媾的蛇一样，扭曲地盘在一起。我可以想象，这样的畸形人如果出生在任何国家任何一个穷苦人家，都会被父母抱去河里淹死。

　　可是她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光明，正大，有尊严。

　　那时我刚住进来不久，从来没有见过畸形成这个模样的人。我被彻底吓到了，一时间手足无措，就没有想着要为她按电梯。她用右手按动轮椅左面扶手的按钮，将轮椅驱动到电梯按钮跟前，然后，艰难地将身体一点一点靠向电梯按钮板，以便她那只奇怪地矗立在脑袋上方的、外翻了的左手，去按下电梯的按钮。

　　长成这个模样，去完成生活里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洗脸，刷牙，用钥匙开门锁，甚至按电梯，都不知要付出比常人多多少的努力。

　　电梯抵达，电梯门打开。那个形象可怖的女孩驱动轮椅孤独离去。我望着她的背影，眼睛猛然一湿。

　　坐公交经常能遇到无法行走的残疾人。因为他们不能自己开车，所以只能坐公交。在美国，一般人都开车。所以坐公交的，基本上都是穷人、残疾人，还有我这样没有车的穷学生。

　　加州的公交车在前后门处，各有一块电动翻板。每当有坐轮椅的老人或残疾人要上车，公交车就会“噗哧”放一个屁，一边的轮胎就会扁下去，把公交车的地面放低，一直低到跟人行道平行。这时，那块电动翻板，便会“滋——滋——”地慢慢打开。残疾人然后磨磨蹭蹭地驱动轮椅上车。人们就会避开公交车上的轮椅专用区，让残疾人入座。司机再按动按扭，电动翻板再慢吞吞地翻回来。又是“噗哧”一声，车位变回原样。整个过程至少要一分钟。

　　在北京，上海，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我无法想象，一车的人愿意一起等一分钟，安静等候一个轮椅的到来和离开。

　　加州与佛罗里达一样，以终年阳光闻名于世，是许多老人养老的地方。这里的无障碍设施太完善了，所以经常可以看到九十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或者推着一种可以当作拐杖的小推车，或者坐着电动轮椅，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伯克利又是加州北部的流浪汉汇集的中心，所以除了流浪艺术家外，还能看到各种形状诡异的残疾人。

　　刚来的时候，我不习惯随处可见的残疾人，就问朋友：“美国怎么会有那么多残疾人啊?”朋友答：“中国也有吧?只是平常不出门吧?”

　　我豁然明白了。作为一个正常人，我从来没有去刻意关注北京和上海的无障碍设施;可是当我拖着一只行李箱在路上迷路的时候，我深刻地理解残疾人的感受。有多少次，2号线换4号线，我在人潮拥挤的台阶上拎着箱子爬上爬下累到吐血?有多少次，我拖着行李箱走到交叉路口，“咯咚”一声，行李箱从人行道边沿上直接掉下来?

　　而我不过是拖着一只行李箱。一个独自乘着轮椅的残疾人，遇到这样的马路牙子，难道每次都只能指望别人的热心帮助吗?

　　我的一个好朋友是脆骨病患者。脆骨病，就是咕咚撞一下，骨折;卡嚓碰一下，骨折;嘎嘎扭一下，骨折。他从小到大，两条腿不知骨折过多少次。他现在为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工作。这是一个NGO，所以他的工作可以简单概括成：辛苦，钱少，看不见前途。

　　我上一次回北京去看他，他邀请我参加在义庄举行的一次慈善会演。到场的无数做轮椅的，佝偻症的，侏儒症的，白化病的。有的身材蜷缩像卷叶，有的身高如孩童，有的惨白得像吸血鬼。我跟朋友慨叹说：“我不知道北京住着这么多罕见病人。”他说：“因为他们平时都不出门啊!”

　　不出门，当然也不全因为担心出门吓到人。是因为没办法出门。

　　人行道，走不了。公交车，坐不了。地铁，进都进不了。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定会有起码的意识，照顾它那一拨不健全的孩子。这意识不该只落实于公民的献爱心，偶发的捐款，NGO废尽心血的苦心经营，而应该有切实的、长效的、落实到细节的法律制度和物质举措。

　　公共交通的设计者应该知道，这城市里同样生活着也许没办法爬楼梯的居民;城市的规划者应该知道，这城市里同样生活着看不见灯光、听不见车鸣的盲人聋人残疾人。文化教育的主管者们应该知道，这城市里有太多因为残疾和缺陷，不敢出门，不敢面对城市，被城市遗弃的龟缩在屋里的人们。

　　北京在无障碍通道建设上，做得最好的是奥运。所以8号线有完备的无障碍设施，鸟巢有轮椅专用的看台和厕所。可是，奥运以后呢?

　　在美国，一方面，因为无障厚设施的完善，就算是四肢不能活动的残疾人，只要能坐轮椅，也会时不时出门;另一方面，因为个人主义已经达到了某种过分的程度，所以没有人会因为对自己身体上的丑陋或独特感到羞耻，而拒绝出门。 于是乎，美国的大街上真是什么人都有：缺胳膊少腿的，畸形得一蹋糊涂的，半疯半傻的，脂肪一坨丑到人神共愤还敢半裸出镜的。长得丑，他们也毅然决然出门吓人。

　　美国这种传统无疑是从欧洲来的。所以他们的世界出得了霍金。

　　霍金之所以能成为霍金，光靠他自己“惊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你要允许一个瘫在轮椅上，脸歪向一边，表情永远白痴状，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为人类做出贡献，你就得让他能生活，能上学，能社交，能出门吓人，能被人们接纳，能频繁出现在公众场合，能在毕业后找到工作;能生存，能自立，能活得健康、积极、快乐。

　　残障人士很自如的参加课堂学习!

　　我们的社会，可以吗?

　　我过美国海关时，曾经遇到过一个犯病的美国人。我不知道他究竟犯的什么病，但是他每隔五秒钟，脖子要朝后一扭，大叫一声：“汪!”他这样走三步，一回头，“汪”;走三步，一回头，“汪”;一直走到入境的地方，将护照递过去，扭头大叫一声：“汪!”然后跟入境官员解释说：“我控制不住。”接着回头，大叫一声：“汪!”

　　我真的是被吓到了。

　　被吓到的当然不只有我。路人纷纷侧目。所有海关官员都扭头去看那个人。他毫不在意，拿回护照过了关，走三步，一回头：“汪!”走三步，一回头：“汪!”相当拉风地离开了。

　　我于是想，如果有一天，有人病重成这样，不吃药还能在大街上大摇大摆，没有城管来抓他，没有路人来骂他，没有医生来说他神经病，却有人包容他，接纳他，尊重他，保护他，那我们中国，肯定不止一个霍金。

　　最后引用一位在美女博士的话：美国的教育赋予了对于每个人，哪怕不完美和弱势群体者，基本尊重。很多残疾人也是信心满满、坦然开心地面对生活，该做什么做什么。

　　一位学者说，一个民族的良心，要看他们对待社会弱势群体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