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才是国与国最远的距离：1799年大清vs美利坚

 　　当回顾历史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微妙的错觉。同一时间线下，历史书上的人物们常常会因为不同的历史观念，造就出割裂的人物和隔代的印象。比如，历史走到1799这一年，中美两国同时失去了他们当时的统治者，其中一位是乾隆皇帝，另一位是华盛顿。这两个人曾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着同一个时代的空气，并在同一年去世了...... 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他们给人的印象，前者是距离我们很远的古代帝王，后者已是现代政治家。为什么我们会形成这种印象呢?

　　两个世界的撞击。乾隆25岁登基，在位长达60年，实际掌握权力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统治中国时间最久、年寿最高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清朝人口数量暴涨，“康乾盛世”步入了巅峰。虽然后代对乾隆的评价大多是正面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乾隆和华盛顿对于历史的贡献，却相差很大。在同一条时间轴里，乾隆带领中国走向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统治后期腐败成风，大清王朝由盛转衰，而乾隆帝死后大清朝已经是日薄西山，走向衰亡。反观华盛顿，他领导美国赢得了独立战争，并作为第一任总统，在美国推动实行了共和制，留下的是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美国。

　　其实不仅仅是美国，就在乾隆为手中的盛世得意之时，西方的一些国家都发生着空前的、划时代的巨大转变。十八世纪的欧洲，产业开始革命，殖民地大量扩张，政治文明也飞速进步，立宪制和代议制也逐步推进。欧洲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头。乾隆三十四年，此时的中国还固守着传统的农业文明，尽管政府鼓励农民们积极开荒，扩大种植面积，开发偏远的地区，农业发展却停滞不前。而在遥远的英国，瓦特埋头研究，最终改良制造了蒸汽机。

　　蒸汽机的发明极大地改变了英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标志着机械化大生产的开始。而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源头，它的影响借由科技，向其他国家不断扩散，但中国却错失了一次认识“新世界”的机会。1792年，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访问中国，并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见。在此时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普通平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日常生活所需的肉蛋奶都能得到满足，来访中国的英国人个个精神饱满，身宽体胖。当这些西方人怀着马可波罗般对东方古国遍地黄金、人人身着绫罗绸缎的憧憬，踏上这片异国的土地时，首先让英国人震惊的是中国普通百姓惊人的贫困。马戛尔尼使团的总管约翰·巴罗看到，农舍“大多破烂、肮脏，相当吃惊。大多数人全身真正只有一条衬裤。”中国船夫一天只吃两顿饭，主食包括一点米饭，蔬菜和炒过的葱。英国人常把吃不了的食物送给中国船夫。他们总是千恩万谢，甚至连英国人喝剩下的茶叶，都要过来，煮开接着喝。

　　当时他们向乾隆提出的最重要的请求就是放宽贸易限制，在舟山附近划取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和储存商品，并在北京建立永久的英国大使馆。为表现自己的诚意更能打动大清皇帝，使团所有的礼物甚至包括他们乘坐的船只都是精挑细选特意制造的。他们原本以为当他们将蒸汽机、织布机、连发手枪、军舰模型这些礼物进献给清帝国的时候，大清朝臣肯定会因为惊奇而高兴。但乾隆对礼物并不在意，认为这些都是奇技淫巧罢了，不仅断然拒绝英国人通商的请求，还给英国国王下了一道圣旨，上面写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大概意思就是我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不需要和你通商。

　　这封信一度被英国许多历史学家作为证明“乾隆在外交事务中傲慢无知”的证据，他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拒绝西方技术和工业革命。很多人认为，中国因此错过了一次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机会。面对与其他国家的巨大差距，虽然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献证明乾隆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严重威胁。但事实是，当时中国的物质文化水平根本无力支撑改革，落后的防御无法阻止入侵的脚步，这个时期，中西方的强烈落差已经形成。马戛尔尼评价道：“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到了乾隆三十九年，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第一枪，被迫拿起武器力争独立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而此时的中国，在乾隆的明示和暗示下，官场上下都把文字狱作为工作重点。而有些文字狱纯粹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甚至莫名其妙，使多少文人士子、普通百姓因为文字狱而成为官员邀功请赏的牺牲品。

　　到了乾隆四十九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现在的哥大已经成为世界顶级的私立研究性大学，走出了5位美国开国元勋，奥巴马、罗斯福等四位美国总统，34位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是无数优秀中国学子心中理想的求学之地。而彼时的清王朝，相较于国外教学制度的改革，科举制依旧是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科举制考察的多是对孔孟之道的研究和理解，社会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缺乏改革的活力，这使得中国缺乏能够与西方世界互通有无的人才，本身就已经弊病百出的中国社会也更加难以转型。

　　乾隆五十三年，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旧的专制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思想所取代。而此刻，从前鼎盛一时的清王朝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落之路。当法国街头传来“人人平等”的呼声时，此时在乾隆王朝的大殿里，还在行着“三叩九拜”的礼仪。同年，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但华盛顿连任两届美国总统之后，主动“退位让贤”，还权于民，为美国民主政治开了一个好头。根据美国宪法的缔造者麦迪逊的《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书中记载，华盛顿在卸任后主持了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他却几乎一言不发，因为他不希望由于自己的权威而影响到任何一方表达观点，但他的威望维持了会议的领导能力，并让代表团能专注于讨论上。反观乾隆，晚年让位不让权，头顶“太上皇”的称号，迟迟不肯放权，始终牢握着清王朝权力的重心。

　　美国社会在华盛顿的带领下良性发展，步步攀升，而清王朝却在一步步走向衰败的深渊。特别是乾隆统治下的最后二十年中，腐败成为了清王朝的重大隐患，管理不善导致的铺张浪费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大清自此从极盛走上了中衰。虽然乾隆皇帝的统治标志着清朝的制高点，并且在当时，中国仍然扮演着18世纪末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重要角色，但这只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中西方的巨大落差在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签署《南京条约》以及19世纪后期的中国改革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技术和军事处于领先地位的西方国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举扩张，中国主权变得岌岌可危。哪怕是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依旧还在固守着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而英美等西方国家，甚至是毗邻中国的日本，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逐渐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综而言之，“乾隆盛世”期间，中国知识界对世界上发生的几件大事，或多或少有些耳闻，但弘历君臣并无意深入了解。及至鸦片战争后，国人才算真正开始关注工业革命、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肇始于乾隆盛世”，而这一点从乾隆和华盛顿的“脱节”中，便可一窥端倪。在1799年，乾隆的名声、权力和财富无疑远远大于乔治·华盛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遗产让他们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了新的评价，华盛顿的贡献似乎远大于乾隆，甚至他所传递的价值观至今仍让人倍感亲切。200多年来时代、社会飞速发展，没想到200年前制定的宪法依然基本适用。当年美国的“奠基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为何留下的遗产历经几百年依然指导着现代社会?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说：“美国的民主立足于三大因素——自然、法律和民情——它们一个比一个重要。”这三大因素，正是我们理解美国最关键的钥匙。

 　　当回顾历史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微妙的错觉。同一时间线下，历史书上的人物们常常会因为不同的历史观念，造就出割裂的人物和隔代的印象。比如，历史走到1799这一年，中美两国同时失去了他们当时的统治者，其中一位是乾隆皇帝，另一位是华盛顿。这两个人曾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着同一个时代的空气，并在同一年去世了...... 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他们给人的印象，前者是距离我们很远的古代帝王，后者已是现代政治家。为什么我们会形成这种印象呢?

　　两个世界的撞击。乾隆25岁登基，在位长达60年，实际掌握权力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统治中国时间最久、年寿最高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清朝人口数量暴涨，“康乾盛世”步入了巅峰。虽然后代对乾隆的评价大多是正面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乾隆和华盛顿对于历史的贡献，却相差很大。在同一条时间轴里，乾隆带领中国走向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统治后期腐败成风，大清王朝由盛转衰，而乾隆帝死后大清朝已经是日薄西山，走向衰亡。反观华盛顿，他领导美国赢得了独立战争，并作为第一任总统，在美国推动实行了共和制，留下的是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美国。

　　其实不仅仅是美国，就在乾隆为手中的盛世得意之时，西方的一些国家都发生着空前的、划时代的巨大转变。十八世纪的欧洲，产业开始革命，殖民地大量扩张，政治文明也飞速进步，立宪制和代议制也逐步推进。欧洲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头。乾隆三十四年，此时的中国还固守着传统的农业文明，尽管政府鼓励农民们积极开荒，扩大种植面积，开发偏远的地区，农业发展却停滞不前。而在遥远的英国，瓦特埋头研究，最终改良制造了蒸汽机。

　　蒸汽机的发明极大地改变了英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标志着机械化大生产的开始。而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源头，它的影响借由科技，向其他国家不断扩散，但中国却错失了一次认识“新世界”的机会。1792年，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访问中国，并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见。在此时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普通平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日常生活所需的肉蛋奶都能得到满足，来访中国的英国人个个精神饱满，身宽体胖。当这些西方人怀着马可波罗般对东方古国遍地黄金、人人身着绫罗绸缎的憧憬，踏上这片异国的土地时，首先让英国人震惊的是中国普通百姓惊人的贫困。马戛尔尼使团的总管约翰·巴罗看到，农舍“大多破烂、肮脏，相当吃惊。大多数人全身真正只有一条衬裤。”中国船夫一天只吃两顿饭，主食包括一点米饭，蔬菜和炒过的葱。英国人常把吃不了的食物送给中国船夫。他们总是千恩万谢，甚至连英国人喝剩下的茶叶，都要过来，煮开接着喝。

　　当时他们向乾隆提出的最重要的请求就是放宽贸易限制，在舟山附近划取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和储存商品，并在北京建立永久的英国大使馆。为表现自己的诚意更能打动大清皇帝，使团所有的礼物甚至包括他们乘坐的船只都是精挑细选特意制造的。他们原本以为当他们将蒸汽机、织布机、连发手枪、军舰模型这些礼物进献给清帝国的时候，大清朝臣肯定会因为惊奇而高兴。但乾隆对礼物并不在意，认为这些都是奇技淫巧罢了，不仅断然拒绝英国人通商的请求，还给英国国王下了一道圣旨，上面写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大概意思就是我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不需要和你通商。

　　这封信一度被英国许多历史学家作为证明“乾隆在外交事务中傲慢无知”的证据，他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拒绝西方技术和工业革命。很多人认为，中国因此错过了一次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机会。面对与其他国家的巨大差距，虽然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献证明乾隆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严重威胁。但事实是，当时中国的物质文化水平根本无力支撑改革，落后的防御无法阻止入侵的脚步，这个时期，中西方的强烈落差已经形成。马戛尔尼评价道：“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到了乾隆三十九年，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第一枪，被迫拿起武器力争独立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而此时的中国，在乾隆的明示和暗示下，官场上下都把文字狱作为工作重点。而有些文字狱纯粹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甚至莫名其妙，使多少文人士子、普通百姓因为文字狱而成为官员邀功请赏的牺牲品。

　　到了乾隆四十九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现在的哥大已经成为世界顶级的私立研究性大学，走出了5位美国开国元勋，奥巴马、罗斯福等四位美国总统，34位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是无数优秀中国学子心中理想的求学之地。而彼时的清王朝，相较于国外教学制度的改革，科举制依旧是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科举制考察的多是对孔孟之道的研究和理解，社会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缺乏改革的活力，这使得中国缺乏能够与西方世界互通有无的人才，本身就已经弊病百出的中国社会也更加难以转型。

　　乾隆五十三年，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旧的专制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思想所取代。而此刻，从前鼎盛一时的清王朝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落之路。当法国街头传来“人人平等”的呼声时，此时在乾隆王朝的大殿里，还在行着“三叩九拜”的礼仪。同年，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但华盛顿连任两届美国总统之后，主动“退位让贤”，还权于民，为美国民主政治开了一个好头。根据美国宪法的缔造者麦迪逊的《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书中记载，华盛顿在卸任后主持了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他却几乎一言不发，因为他不希望由于自己的权威而影响到任何一方表达观点，但他的威望维持了会议的领导能力，并让代表团能专注于讨论上。反观乾隆，晚年让位不让权，头顶“太上皇”的称号，迟迟不肯放权，始终牢握着清王朝权力的重心。

　　美国社会在华盛顿的带领下良性发展，步步攀升，而清王朝却在一步步走向衰败的深渊。特别是乾隆统治下的最后二十年中，腐败成为了清王朝的重大隐患，管理不善导致的铺张浪费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大清自此从极盛走上了中衰。虽然乾隆皇帝的统治标志着清朝的制高点，并且在当时，中国仍然扮演着18世纪末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重要角色，但这只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中西方的巨大落差在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签署《南京条约》以及19世纪后期的中国改革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技术和军事处于领先地位的西方国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举扩张，中国主权变得岌岌可危。哪怕是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依旧还在固守着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而英美等西方国家，甚至是毗邻中国的日本，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逐渐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综而言之，“乾隆盛世”期间，中国知识界对世界上发生的几件大事，或多或少有些耳闻，但弘历君臣并无意深入了解。及至鸦片战争后，国人才算真正开始关注工业革命、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肇始于乾隆盛世”，而这一点从乾隆和华盛顿的“脱节”中，便可一窥端倪。在1799年，乾隆的名声、权力和财富无疑远远大于乔治·华盛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遗产让他们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了新的评价，华盛顿的贡献似乎远大于乾隆，甚至他所传递的价值观至今仍让人倍感亲切。200多年来时代、社会飞速发展，没想到200年前制定的宪法依然基本适用。当年美国的“奠基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为何留下的遗产历经几百年依然指导着现代社会?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曾说：“美国的民主立足于三大因素——自然、法律和民情——它们一个比一个重要。”这三大因素，正是我们理解美国最关键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