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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建源:我是如何步入核武岗位的丨核人核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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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建源:我是如何步入核武岗位的丨核人核事(1)

谢建源:我是如何步入核武岗位的丨核人核事(1)
2020-11-25 15:20:43
来源:钝角网 作者: 谢建源;花满楼、昀舒/采,唯知/整理
关键词:核人核事 点击: 我要评论
我们当时一贯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让我们做的这个两弹事业是祖国、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所在,是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很高兴做这样的工作。报到之前听说要到西北去,自己觉得都不在话下。能被分配做这样的工作,强烈地说明组织上非常信任我、能够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应该引为自豪,而且一定要很好地去完成——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谢建源,1938年出生于福州。1957年从福州第三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1963年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九研究所。1964年3月为研制“两弹”到青海核基地参加“会战”。1978年调二机部九局,1985年任职于核工业部军工局。1980-1998年任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副秘书长。本文为谢老口述。)

微信图片_20201125153846.jpg

谢建源在讲述往事;钝角网夏志杰/摄

  从哪吒洞中抽好签说起

  1980年,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成立,我就开始当副秘书长。我的顶头上司,比如说张兴钤院士、宋家树院士,都是核材料专家,所以他们当了副理事长。我跟着张院士到核材料分会,是去做具体工作的。我在1998年就退休了;后面要讲的当年参加的一次交流活动也是迄今为止,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核材料分会学术交流活动。

  核材料分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以前是保密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隐姓埋名。后来就开始开放,放松了一些,可以进行学术交流。而学术交流是在本系统内进行,核材料系统的同行大家一起来交流。在交流过程中,还是涉及保密事宜。我们自己单位人员拿出去交流的所有材料,都要审核一下有没有泄密的。我们主要做这些工作。从核材料分会成立到我退休前,我一直都担任副秘书长,做上述工作等。

  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核材料分会学术交流会,是在宜宾的812厂举行的。我们核材料分会每次交流会都由我们的依托单位主办,这次的依托单位就是812厂。这次的交流会是星期一开完;北京去的领导们还有401去的一些人,航班时间是在星期三;那么星期二一天闲着,宜宾的接待单位就组织我们这些人去参观。

微信图片_20201125143410.jpg

(照片为谢老提供,下同)

  我们参观的景点中,有一个叫哪吒洞。这个洞比较出名,当时刚刚修复,修复的时候制作了文字说明,阐明是台湾佛教的一位比较高层的人士出钱修复的。这位佛教人士说,哪吒托梦给他说自己的庙宇香火不行了,塑身的手都断了,希望他来帮助修复哪吒洞。这位人士很虔诚,就到中国大陆,来找梦中说的那座哪吒洞了。

  一开始他不知道那个哪吒洞所在的具体地点,以为在北京或者南京、洛阳、西安等大地方。这几个地方他都去了,最后到的西安,还没有找到。他已经很失望了。结果得到一个信息,说宜宾可能有那样一座哪吒洞。他又赶到了宜宾。去了以后,他发现:这座庙宇里面的情形,跟他梦里见到的一样。所以他就出钱把这座洞修复了。修复了以后,哪吒洞的香火很旺盛,很多人到那儿求签。

  那天,我们核材料分会去参观的人里有两位院士:一位是清华大学的李恒德教授,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一位是我的顶头上司张兴钤院士,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微信图片_20201125143406.jpg

  李恒德教授突发奇想,说:你去问问看,抽签有什么规矩、规定,要钱还是要什么别的东西?要不要跪着?我去问,知道了:没有特别的规矩,给什么都随意,不用跪。我一想,看来李院士是想抽一签。于是,我就说:我先来做个示范,抽一签。我抽到一个上上签,签名叫做“鱼来撞网”:打鱼的渔夫去撒网捕鱼,鱼自己都会来撞。意思就是:我这一辈子的经历中间,在别人看来很难办的事情,我都会很容易地解决。解完签以后,给多少钱随意,当时我就给了十块钱。

  后来李院士就去抽了。老先生的耐心不够,摇几下摇不出来,他自己干脆拿出来了,一看是中下签。这个中下签是说:一个人过独木桥,摇摇晃晃,在风雨之间走过。这个签可能还比较准:李院士早年从国外回来后,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运动。

  参观、抽签的那年,我就要退休了,当时我就想:这个签到底准不准啊?我回想自己的过往,就大的方面和环境而言,好像真的都比较顺利——相比别人而言,好像是更顺利一些。

  为什么我的人生经历能比较顺呢?现在回想,主要是因为我人生中坚持两个字。一个是“诚”字,就是对事业、对国家要忠诚,对同志、对朋友要真诚,一定要踏踏实实、诚诚恳恳地做好每一件事。另一个就是“勤”字——我比较勤快,给国家做的一些事很注意勤俭节约,就是花小钱去办大事;自己做起事来很勤奋。我始终坚持按这两个字来做。

  还有一条原因——我能遇到很好的领导,每次工作转接时都能遇到好人。

微信图片_20201125143417.jpg

  我是如何步入核武岗位的

  1962年10月我入党,成为预备党员。当时在大学入党很不容易,比一般单位要难多了。成为发展对象后,稍微有点什么不恰当的事,同学们都会揭发出来;能够入党,达到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党员的素质、品格、条件,都相当不错。而我是1963年毕业,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是预备党员;我觉得我还是基本上符合党员标准的,就希望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

  我在参加支部工作的同学告诉我,分配时会考虑照顾我的身体。我大学的时候身体弱,胃不太好,在同班同学里我算比较体弱的。当时大家还是比较公正,把我分配到二机部的一个机关单位,是二局——核燃料局,也符合我的专业。我所学的专业是天然/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我们那时的专业课程学习完全是学苏联的,假如专业对口的话,就可以学以致用,能够并不费力地称职去做工作,不用再去改行学新的事物,是非常有利的、很好的工作分配。

  另外,我是被分配在机关。二机部的单位都是在比较艰苦的地方,不可能在大城市,因为工作涉及的材料有放射性。但是,我拿到毕业分配通知书,看到分配报到的单位是北京第九研究所,报到的地点是果子市站。一下就糊涂了:去北京第九研究所,怎么是到果子市站?北京人都知道,果子市站过去是永定门外买卖果子的地方。又一想,不管怎样,让我到哪儿去,我就到哪儿去。

微信图片_20201125143432.jpg

  我就先回老家,然后回来报到。报到以后,进到果子市站里。分配到这个单位的人都是从全国的学生中精挑细选的,脑子都好用。大家就议论工作是做什么的。其实,大家一般也知道是搞两弹的,心照不宣,但因为保密要求,都不敢说,心里知道了是做这个工作,觉得很好。为什么呢?我们当时一贯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让我们做的这个两弹事业是祖国、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所在,是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很高兴做这样的工作。报到之前听说要到西北去,自己觉得都不在话下。能被分配做这样的工作,强烈地说明组织上非常信任我、能够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应该引为自豪,而且一定要很好地去完成——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样,报到之后,先是在北京的花园路3号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住在塔院);几个月后,就去了西北的核部件生产基地。对亲朋好友而言,我们去了西北,就等于失踪了一样,他们听不到我们的消息。两三年以后,我有一次回北京,与老同学见了面。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们:分配时你们说得挺好——会照顾我,怎么把我照顾到西北去了?同学回答说:录用了你的这个单位来头特别大——同学们也不知道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这个单位当时就交代说,原来已经定的所有的分配都不作数,先由它来挑选毕业生,它挑选完了以后,剩下的毕业生自己再去调剂。而我是预备党员,被挑中了。实际上,当时九所只从我们班挑了四个人。

责任编辑:昀舒
谢建源:我是如何步入核武岗位的丨核人核事(1)

谢建源:我是如何步入核武岗位的丨核人核事(1)

2020-11-25 15:20:43
来源:钝角网 作者: 谢建源;花满楼、昀舒/采,唯知/整理
我们当时一贯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让我们做的这个两弹事业是祖国、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所在,是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很高兴做这样的工作。报到之前听说要到西北去,自己觉得都不在话下。能被分配做这样的工作,强烈地说明组织上非常信任我、能够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应该引为自豪,而且一定要很好地去完成——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谢建源,1938年出生于福州。1957年从福州第三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1963年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九研究所。1964年3月为研制“两弹”到青海核基地参加“会战”。1978年调二机部九局,1985年任职于核工业部军工局。1980-1998年任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副秘书长。本文为谢老口述。)

微信图片_20201125153846.jpg

谢建源在讲述往事;钝角网夏志杰/摄

  从哪吒洞中抽好签说起

  1980年,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成立,我就开始当副秘书长。我的顶头上司,比如说张兴钤院士、宋家树院士,都是核材料专家,所以他们当了副理事长。我跟着张院士到核材料分会,是去做具体工作的。我在1998年就退休了;后面要讲的当年参加的一次交流活动也是迄今为止,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核材料分会学术交流活动。

  核材料分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学术交流平台。以前是保密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隐姓埋名。后来就开始开放,放松了一些,可以进行学术交流。而学术交流是在本系统内进行,核材料系统的同行大家一起来交流。在交流过程中,还是涉及保密事宜。我们自己单位人员拿出去交流的所有材料,都要审核一下有没有泄密的。我们主要做这些工作。从核材料分会成立到我退休前,我一直都担任副秘书长,做上述工作等。

  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核材料分会学术交流会,是在宜宾的812厂举行的。我们核材料分会每次交流会都由我们的依托单位主办,这次的依托单位就是812厂。这次的交流会是星期一开完;北京去的领导们还有401去的一些人,航班时间是在星期三;那么星期二一天闲着,宜宾的接待单位就组织我们这些人去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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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为谢老提供,下同)

  我们参观的景点中,有一个叫哪吒洞。这个洞比较出名,当时刚刚修复,修复的时候制作了文字说明,阐明是台湾佛教的一位比较高层的人士出钱修复的。这位佛教人士说,哪吒托梦给他说自己的庙宇香火不行了,塑身的手都断了,希望他来帮助修复哪吒洞。这位人士很虔诚,就到中国大陆,来找梦中说的那座哪吒洞了。

  一开始他不知道那个哪吒洞所在的具体地点,以为在北京或者南京、洛阳、西安等大地方。这几个地方他都去了,最后到的西安,还没有找到。他已经很失望了。结果得到一个信息,说宜宾可能有那样一座哪吒洞。他又赶到了宜宾。去了以后,他发现:这座庙宇里面的情形,跟他梦里见到的一样。所以他就出钱把这座洞修复了。修复了以后,哪吒洞的香火很旺盛,很多人到那儿求签。

  那天,我们核材料分会去参观的人里有两位院士:一位是清华大学的李恒德教授,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一位是我的顶头上司张兴钤院士,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微信图片_20201125143406.jpg

  李恒德教授突发奇想,说:你去问问看,抽签有什么规矩、规定,要钱还是要什么别的东西?要不要跪着?我去问,知道了:没有特别的规矩,给什么都随意,不用跪。我一想,看来李院士是想抽一签。于是,我就说:我先来做个示范,抽一签。我抽到一个上上签,签名叫做“鱼来撞网”:打鱼的渔夫去撒网捕鱼,鱼自己都会来撞。意思就是:我这一辈子的经历中间,在别人看来很难办的事情,我都会很容易地解决。解完签以后,给多少钱随意,当时我就给了十块钱。

  后来李院士就去抽了。老先生的耐心不够,摇几下摇不出来,他自己干脆拿出来了,一看是中下签。这个中下签是说:一个人过独木桥,摇摇晃晃,在风雨之间走过。这个签可能还比较准:李院士早年从国外回来后,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运动。

  参观、抽签的那年,我就要退休了,当时我就想:这个签到底准不准啊?我回想自己的过往,就大的方面和环境而言,好像真的都比较顺利——相比别人而言,好像是更顺利一些。

  为什么我的人生经历能比较顺呢?现在回想,主要是因为我人生中坚持两个字。一个是“诚”字,就是对事业、对国家要忠诚,对同志、对朋友要真诚,一定要踏踏实实、诚诚恳恳地做好每一件事。另一个就是“勤”字——我比较勤快,给国家做的一些事很注意勤俭节约,就是花小钱去办大事;自己做起事来很勤奋。我始终坚持按这两个字来做。

  还有一条原因——我能遇到很好的领导,每次工作转接时都能遇到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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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如何步入核武岗位的

  1962年10月我入党,成为预备党员。当时在大学入党很不容易,比一般单位要难多了。成为发展对象后,稍微有点什么不恰当的事,同学们都会揭发出来;能够入党,达到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党员的素质、品格、条件,都相当不错。而我是1963年毕业,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是预备党员;我觉得我还是基本上符合党员标准的,就希望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

  我在参加支部工作的同学告诉我,分配时会考虑照顾我的身体。我大学的时候身体弱,胃不太好,在同班同学里我算比较体弱的。当时大家还是比较公正,把我分配到二机部的一个机关单位,是二局——核燃料局,也符合我的专业。我所学的专业是天然/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我们那时的专业课程学习完全是学苏联的,假如专业对口的话,就可以学以致用,能够并不费力地称职去做工作,不用再去改行学新的事物,是非常有利的、很好的工作分配。

  另外,我是被分配在机关。二机部的单位都是在比较艰苦的地方,不可能在大城市,因为工作涉及的材料有放射性。但是,我拿到毕业分配通知书,看到分配报到的单位是北京第九研究所,报到的地点是果子市站。一下就糊涂了:去北京第九研究所,怎么是到果子市站?北京人都知道,果子市站过去是永定门外买卖果子的地方。又一想,不管怎样,让我到哪儿去,我就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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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先回老家,然后回来报到。报到以后,进到果子市站里。分配到这个单位的人都是从全国的学生中精挑细选的,脑子都好用。大家就议论工作是做什么的。其实,大家一般也知道是搞两弹的,心照不宣,但因为保密要求,都不敢说,心里知道了是做这个工作,觉得很好。为什么呢?我们当时一贯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让我们做的这个两弹事业是祖国、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所在,是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很高兴做这样的工作。报到之前听说要到西北去,自己觉得都不在话下。能被分配做这样的工作,强烈地说明组织上非常信任我、能够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应该引为自豪,而且一定要很好地去完成——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样,报到之后,先是在北京的花园路3号工作了一段时间(当时住在塔院);几个月后,就去了西北的核部件生产基地。对亲朋好友而言,我们去了西北,就等于失踪了一样,他们听不到我们的消息。两三年以后,我有一次回北京,与老同学见了面。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们:分配时你们说得挺好——会照顾我,怎么把我照顾到西北去了?同学回答说:录用了你的这个单位来头特别大——同学们也不知道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这个单位当时就交代说,原来已经定的所有的分配都不作数,先由它来挑选毕业生,它挑选完了以后,剩下的毕业生自己再去调剂。而我是预备党员,被挑中了。实际上,当时九所只从我们班挑了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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