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造就了ISIS？“伊斯兰国”意识形态根源与政治背景

 　　前言

　　自从自我宣称的“伊斯兰国”在2014年夏天横扫了伊拉克西北和叙利亚东部大片土地以来，其宗派主义及超级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源就成为了该地区内外争辩的焦点。数百名雅兹迪人在辛贾尔镇沦为奴隶，至少1500名什叶派士兵在提克里特、上百名逊尼派族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惨遭杀戮，西方人质和叙利亚、伊拉克平民被斩首，这促使人们开始集体反思，但这种反思很快就演变成了相互推卸责任的宗教与政治争吵。一名沙特阿拉伯评论员的话可谓这场辩论的典型，他在推特上表示：“伊斯兰国”的行为“不过是我们学校课程的缩影。如果学校课程没问题，那么(‘伊斯兰国’)就是对的;然而，如果(‘伊斯兰国’)是错的，那么谁该承担这一责任?”

　　理解“伊斯兰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对于战胜它而言至关重要。美国高级军官也不断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于打击该组织的重要性。正如美国中东特种部队前司令官迈克尔·永田所言：“我们不理解这场运动。我们无法打败它，除非我们能够理解它。”正在叙利亚与“伊斯兰国”作战的战地指挥官们同样表示，意识形态阻碍了动员各方势力打击该组织的努力。基于宗教理由，穆斯林战斗者常常拒绝拿起武器与“伊斯兰国”为敌，即使他们自己并不会加入该组织。对于由西方国家支持的行动而言，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因此，意识形态对于打击“伊斯兰国”的实际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伊斯兰国”的残暴与对抗性应归咎于何种因素，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有些人认为此类行为有着很长的历史，“伊斯兰国”是其天然继承人。其他人则将“伊斯兰国”的崛起及其残暴归因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伊朗对该地区什叶派武装力量愈发大力的支持。还有一些评论人士更加宽泛地认为，政治伊斯兰是“伊斯兰国”党同伐异行为的先驱。其他人则认为“伊斯兰国”仅仅是在借助地区政治形势推行宗派主义的政治投机行为。

　　事实上，“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是多方面的，无法追溯至某个个人、某场运动或是某段时期。仅仅对“伊斯兰国”所使用的书籍或是文本进行分析，会歪曲而非有助于增长我们对其意识形态的认识。相较之下，重要的是仔细审视该组织是如何挑选、理解并宣扬那些观念的。

伊斯兰国

　　单单是萨拉菲主义与政治伊斯兰并不会促使人们加入“伊斯兰国”或助长极端主义。相反，萨拉菲主义和政治伊斯兰中均含有一些防御措施，甚至可能防止“伊斯兰国”所采取的那种极端主义出现。类似的，政治或者道德上的激愤之情也不足以令人们投入“伊斯兰国”的怀抱。在一个政治压迫、治理失灵、宗派纷争的环境中，该组织得以兴起;然而，类似的政治环境也常常会促使人们加入观点更加温和的反叛组织。

　　本文结合具体背景来探讨“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和宗派主义，援引了原始资料以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地“伊斯兰国”神职人员及成员的言论。本文对与该组织意识形态相关的范围广泛的一系列主题展开了讨论，试图解释“伊斯兰国”的暴力与排外观点的起源。除非人们打破认为该组织的意识形态可以直接追溯至萨拉菲主义的错觉，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伊斯兰国”的吸引力何在，也就无法战而胜之。

　　瓦哈比根源

　　“伊斯兰国”标榜自己代表着早期穆斯林所践行的真正伊斯兰，这种伊斯兰通常被称为萨拉菲派。许多后殖民以及现代伊斯兰运动都自称为萨拉菲派，这其中就包括了沙特阿拉伯的官方宗教瓦哈比派伊斯兰。瓦哈比派以其创始人、18世纪的宗教领袖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命名，在穆罕默德•伊本•沙特(Muhammad Ibn Saud)的帮助下，瓦哈卜建立起了沙特家族的首个国家。

瓦哈卜（右二） 

        瓦哈卜及其追随者对13世纪伊斯兰学者伊本•泰米亚(Ibn Taymiyyah)和罕百里法学流派的思想遗产加以阐释和推行，由此形成了瓦哈比派教义。瓦哈比派的标志是极端拘泥于传统和字义，不接受“伊斯兰教法本旨”、“伊斯兰教义学”、“苏菲派”、对《古兰经》及圣训宗教意图的研究，以及“隐喻”等概念。

　　瓦哈比派神职人员还将许多苏菲派和什叶派的宗教行为打上了“异端”(这一概念禁止创设新的宗教行为)的标签，称其为多神论信仰。对“异端”这一概念的痴迷，有时甚至会导致瓦哈比派神职人员宣布另一名穆斯林为背教者。例如，将圣徒或是其墓地作为崇拜真主的中介物，就被认为是一种自动导致某人背离伊斯兰的行为。绕拜墓地、以圣徒之名宰杀牲畜，或是相信伊玛目具有神圣权威，这些也都被认为是多神论的行为。主流穆斯林固然也赞同不得创设宗教行为，但瓦哈比派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借用泰米亚的强硬立场，将许多被穆斯林认为正当的行为打上了“异端”的标签。苏菲派和什叶派认为这些举动不构成崇拜行为，但瓦哈比派神职人员不接受这种说法。

　　被“伊斯兰国”大幅借用的这套瓦哈比派刑法典在沙特阿拉伯早已被制度化;在其他穆斯林国家也被使用着，不过系统性较弱。而瓦哈比派对于“伊斯兰国”最大的贡献也许在于“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和“一神论”这两大概念。尽管泰米亚及其他早期学者曾宣讲的传统萨拉菲派教义中就含有这些概念，但瓦哈比派对这些概念的阐释和运用更为极端。

　　根据“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概念，穆斯林仅仅不喜欢非伊斯兰的宗教行为和非穆斯林是不够的;真正的穆斯林必须主动地、全心全意地拒绝非伊斯兰的宗教行为和非穆斯林。瓦哈卜是这样看待这一原则的：“即使一个人坚持一神论、只崇拜真主，但如果他不仇恨多神教徒，向他们展现出敌意，那么他的伊斯兰仍然是不正确的。”对“伊斯兰国”而言，仇恨的义务还延伸到了未严格遵守一神论的穆斯林身上。

　　泰米亚所宣扬的一条基本教义在于，穆斯林必须遵守一神论的三条标准：崇拜真主，只崇拜真主，怀有《古兰经》或是先知的言行所规定的正确信仰。泰米亚援引这三条标准，称什叶派和苏菲派的宗教行为和信仰(包括对伊玛目的尊崇)违背了只崇拜真主这一原则，从而宣称他们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在被“伊斯兰国”征服的地区，多神信仰的符号遭到了系统性的摧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菲派和什叶派的清真寺和象征着某位神灵的历史遗迹。在占领了某个城镇之后，“伊斯兰国”神职人员通常会发动一场打击自己所认定的多神宗教行为的运动，包括针对各种迷信和占卜活动。这些神职人员的信条逐渐改造了被占领的社会，因为“伊斯兰国”所宣扬的许多观念基础都存在于当地建立的伊斯兰学校。

　　由于上述信条，人们对“伊斯兰国”刻板、充满敌意和宗派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的研究往往专注于瓦哈比派教义。此外，由于“伊斯兰国”经常引用或是宣扬萨拉菲派和瓦哈比派的宗教作品，有些学者便认为该组织所体现的正是这些观念。然而，仅仅将“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归咎于萨拉菲派和瓦哈比派教义，是过于简单化了。

　　混合的意识形态

　　“伊斯兰国”的极端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为萨拉菲派和其他伊斯兰流派多种教义逐渐混合的产物。

　　许多作为“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基础的极端宗教概念都源于1970年代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伊斯兰觉醒”运动中的观念之争。在这些国家，萨拉菲派教条和穆斯林兄弟会主导的政治伊斯兰行动主义相互影响，所形成的流派至今依然在发出回响。的确，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后，萨拉菲派教义和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主义相互混合的速度加快了，填补了无法恰当回应阿拉伯民众渴望与不满的传统宗教体制所留下的空白。“伊斯兰国”与其他伊斯兰主义及圣战组织抓住了这一机会，来推行在自己的观念中伊斯兰应该扮演的角色。

　　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传统萨拉菲派教义与政治伊斯兰的结合造就了新形式的萨拉菲派教义，这一新的教义既受到前两种运动的影响，又对其持批评态度。在这种新教义中，政治伊斯兰变得更加保守，而萨拉菲派的政治色彩变得更为浓重。

　　在许多方面，新一代的宗教知识分子重新解释和利用了许多萨拉菲派概念，而这些学者开始认同于一场新的运动。在沙特阿拉伯，“伊斯兰觉醒”一代逐渐远离了瓦哈比派的神学体制。

　　先是在1960年代的埃及，后来在海湾战争之后的1990年代，“宣布别的穆斯林为叛教者”这一行为变得愈发显眼了。曾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圣战老兵开始宣布沙特阿拉伯为叛教者，理由是该国招待并支持了打击伊拉克时任领导人萨达姆的西方部队。

　　在政治上顺从的萨拉菲派曾拒绝采取政治反抗行动，但此时也让步了，开始举着哈里发国、圣战、反抗的大旗进行具有政治意味的“宣布(别的穆斯林)叛教”行为。与此同时，萨拉菲派观念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导致了穆斯林兄弟会的萨拉菲化。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时的伊斯兰主义理论家、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成员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借用萨拉菲派观念，建立起了一套无所不包的“塔克菲尔式”意识形态(译注：“塔克菲尔”指的是可以指控穆斯林为叛教者的一种教义)。库特布认为，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正处于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蒙昧”状态。他相信所有意识形态——包括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都失败了，唯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的体系就是伊斯兰。库特布认为伊斯兰代表着真主对于全世界的主权，并且敦促穆斯林青年对自己的社会说不并引领变革。

　　库特布的政治意识形态催生了伊斯兰至上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且在很多方面拒绝接受现代穆斯林社会及政权。它吸纳了许多保守观念，并将之作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毫不赞同那些偏离了库特布所理解的伊斯兰的观点。这种意识形态是内向的，强调内部威胁胜于外来威胁。

　　库特布提出的“真主主权”和“蒙昧状态”等概念塑造了“伊斯兰国”处理宗教和种族事务的方式。“伊斯兰国”认为当地人口必须皈依真正的伊斯兰，而且穆斯林不根据传统宗教标准(传统上有一系列核实叛教行为的规定)就可以指控其他穆斯林为叛教者。该组织还相信库特布的这一观点：穆斯林严重地背离了伊斯兰的真正讯息;为纠正这种背离，需要进行一场激烈的、强制的革命。“伊斯兰国”的一名成员向笔者表示：“如果你觉得人们会(自愿)接受伊斯兰计划，你就错了。首先必须强迫他们。别的组织以为自己能够说服人们，将人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但他们都错了。你准备好了一份计划，就应该像种植牙冠一样在社会里强制推行并维持这一计划。”

　　根据埃及研究人员胡萨姆•塔马姆(Hussam Tammam)的说法，穆斯林兄弟会至少通过两条渠道影响了萨拉菲派教义。首先是通过库特布的观念，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出生于巴勒斯坦的阿富汗圣战运动领导人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第二条渠道是通过来自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前领导人穆罕默德•苏鲁尔(Mohammed Surur)。苏鲁尔建立了一个居于沙特的萨拉菲派和萨拉菲圣战主义之间的流派。该流派存在于截至2015年的叙利亚叛军组织“伊斯兰阵线”、“叙利亚伊斯兰委员会”这些神职人员组织，以及附属于“基地”组织的“支持阵线”之中。

　　渐渐地，萨拉菲派从一场宗教改宗运动转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接受位于伦敦的报纸《阿拉伯圣城》采访时，苏鲁尔表示自己创立的流派“转变了萨拉菲派这一世界观……摧毁了‘盲目服从并尊重穆斯林统治者’这一神话”。

　　萨拉菲派与政治伊斯兰的相互影响导致的诸多结果被其追随者统称为“行动主义萨拉菲派”。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接纳了这些观念的人前往阿富汗继续开展圣战，这些人中就包括本•拉登。许多当代圣战分子都将伊斯兰主义理念列为仅次于萨拉菲派的第二大影响因素，这些人中包括了传说中“伊斯兰国”真正的精神之父阿布-穆罕默德•迈格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这名约旦-巴勒斯坦籍的理论家是阿布-穆萨卜·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的导师(扎卡维于2004年建立了“伊斯兰国”的前身伊拉克“基地”组织)。迈格迪西与本•拉登从未见过面，但他曾在“基地”组织的营地授过课。

扎卡维

　　信奉行动主义萨拉菲派的先锋部队不仅仅借鉴了萨拉菲派的概念，还对其加以改造。库特布的兄弟穆罕默德通常被称为“伊斯兰觉醒”之父，他整合了泰米亚提出的关于一神论的三项标准，并且添加了第四项标准：“真主的主权及其法律的统一性”。这一标准是他对“伊斯兰觉醒”运动及萨拉菲派-圣战思想做出的最突出贡献。圣战神职人员借用了《古兰经》里的“伪神”这一术语，并且以此为基础创立了一项完备的意识形态：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是叛教者;由于这一点，为统治者效劳的穆斯林——从神职人员到公务员——都能成为正当的打击目标。如《每日野兽》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所言，民主制被称为一种宗教，民主机构则被称为“叛教者的栖息地”。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前者依然十分依赖后者曾经运用过的那些圣战文献。在占领的地区内外，“伊斯兰国”都缺乏忠诚的传道者这一宗教资源，无法建立起自己的、带有浓厚宗派主义色彩的圣战流派。

　　上述观念的融合不仅仅催生了1990年代的“基地”一代，还催生了更加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在政治上表现活跃，但并不赞成暴力的圣战行为、无差别的杀戮或种族灭绝。例如，科威特人哈基姆•穆塔伊里(Hakim al-Mutairi)等宗教知识分子就通过引用萨拉菲派文献来主张进步观念，例如多党民主制等。苏鲁尔的追随者虽然也强调一神论这一萨拉菲派信条，但激烈地批评了服从穆斯林领导人等萨拉菲派概念。不过他们依然忠于传统的逊尼派权威。

　　萨拉菲派教义和伊斯兰主义相互影响后形成的各种学派，结合了萨拉菲派的经院特征、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行动力以及革命性概念。库特布的“真主主权”及其他伊斯兰主义概念为这一新型混合配方添加了政治及行动主义的元素，瓦哈比派和传统萨拉菲派则为之提供了法学和教义上的基础。

　　尽管萨拉菲派与政治伊斯兰的结合导致了多种结果，但这些结果大多都反映了萨拉菲派的一项关键特征：对穆斯林做出狭隘的定义。这使得萨拉菲派几乎天然具有宗派主义特征。与此同时，政治伊斯兰激励了其追随者，为其提供了一种主张宗教统治、践行宗教活动及伊斯兰生活方式的政治意识形态。斯特凡纳•拉克鲁瓦(Stephane Lacroix)在《觉醒的伊斯兰》(Awakening Islam)一书中解释道：“在与教条相关的神学问题上，以及在主要的伊斯兰法学问题上，‘伊斯兰觉醒’一代信奉的是瓦哈比派传统，自认为是该传统的忠实继承人。但在政治和文化问题上，他们的世界观更倾向于穆斯林兄弟会，尽管其部分观点经过了瓦哈比传统的改造。”

　　“伊斯兰国”将“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和叛教等观念与宗教刑法典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积极地区分并驱逐穆斯林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而言，源自政治伊斯兰的革命性宗教观念与极端主义宗教观念同样重要。

　　极端的“塔克菲尔”教义

　　“伊斯兰国”继承了“塔克菲尔”教派的遗产和源自“基地”组织的许多观念。不过，尽管“伊斯兰国”曾隶属于“基地”组织，但这两个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却分道扬镳了。比较“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观点上的差异，有助于理解“伊斯兰国”的宗派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演化的。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差异可以追溯至当年本•拉登与扎卡维相遇之时。在1980年代的阿富汗，就如同今日各自的继承者一样，在是否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和将什叶派平民作为打击目标等问题上，本•拉登与扎卡维就已经意见相左了。在“伊斯兰国”看来，伊斯兰的最大敌人来自内部。他们认为，专注于远方的敌人(西方)而忽视了近处的敌人(该地区的穆斯林敌人，尤其是什叶派)是徒劳的;如同本•拉登所计划的一样，远方的敌人会被拖入地区冲突之中，但这一点需要通过打击近处的敌人来实现。事实上，自从“伊斯兰国”于2014年6月攻占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以来，情况的确如此：超过60个国家都加入了打击该组织的战斗。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扎卡维传播这一宗派主义观念提供了空间。伊拉克独特的跨宗派家族纽带原本能够极大地抵御宗派主义观念。然而，扎卡维的追随者于2006年对位于萨迈拉的阿斯卡里清真寺进行了炸弹袭击，随后成功地挑起了一场内战。随着扎卡维的圣战组织演化成了当地的一场运动，2003年后“基地”组织带到伊拉克的极端主义观念也变得根深蒂固了。此时，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Abu Omar al-Baghdadi)，他于2006年至2010年统治着“伊拉克伊斯兰国”;他的继任者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则是该组织目前的领导人。

　　在“基地”组织看来，专注于什叶派会分散与西方作战的精力。此外，主流逊尼派神职人员也反对对什叶派民众进行大屠杀。“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层曾告诫“伊斯兰国”(及其前身)不要攻击什叶派平民。据说，本•拉登更倾向于什叶派与逊尼派结盟，共同与西方作战。

　　根据美国国务院披露的一封信件，扎卡维敦促本•拉登专注于什叶派。他写道：“如果你也同意(打击什叶派)……我们将随时准备为你效劳。如果你有其他打算，我们也还是兄弟，这一分歧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伊斯兰国”目前的领导人批评了“基地”组织对待什叶派的“温柔”态度。2014年5月时，“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南尼(Abu Mohammed al-Adnani)曾表示“基地”组织在刻意避免与伊朗及什叶派发生冲突。

　　2013年9月，“基地”组织现任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在一封信件中谈到了该组织对待什叶派的态度，这封信在2015年被披露。他列出了宗教和出于务实考虑的理由，要求“伊斯兰国”避免针对什叶派民众及其宗教场所。他在信中提到了泰米亚，称：“这些行动波及了受到保护的女性、儿童和什叶派平民之血。他们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他们(对于真正教义)的无知得到了原谅(这不同于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情况)。这是逊尼派对待什叶派公众及无知信徒的共同态度。”

　　“基地”组织于2014年2月公开与“伊斯兰国”分道扬镳。一般而言，在本组织占领的地区之外，除了少数圣战神职人员外，“伊斯兰国”未能赢得任何知名圣战理论家的支持。多数圣战理论家都对“伊斯兰国”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和宗派主义倾向表示批评。扎卡维昔日的导师迈格迪西曾称“伊斯兰国”为“离经叛道的”，并且批评了该组织公开斩首以及疏远当地穆斯林社群及叙利亚诸武装团体的行为。

　　“伊斯兰国”对待神职人员及领导人的态度同样体现了该组织与“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即使对于以僵化著称的各个圣战组织而言，“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僵化也是十分突出的。其毫不妥协的立场造就了“塔克菲尔派”中的“塔克菲尔派”，任何仁慈的举动都遭到了禁止。

　　在2013年10月发布在网上的一段视频采访中，隶属于“基地”组织的“支持阵线”高级神职人员萨米•阿里迪(Sami al-Aridi)对“伊斯兰国”不同于包括“基地”在内的其他圣战组织的某些观念做出了解释。与“伊斯兰国”不同的是，阿里迪将沙特的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谢赫(Abd al-Aziz Al al-Sheikh)、著名神学家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巴兹(Abd al-Aziz Ibn Baz)等主流瓦哈比派神职人员视为具有合法性的学者。他还指出，“基地”组织遵循逊尼派的四大法学流派，而且与“伊斯兰国”相比，对待穆斯林神职人员更加友善，更经常与他们接触。

　　相较之下，“伊斯兰国”认为神职人员是穆斯林世界里残暴、不正当的政府能够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该组织相信有时需要通过“调查”来确定某人是否是真正的穆斯林。据阿里迪表示，“伊斯兰国”会仅仅根据直觉、行为的后果或是模糊的标准，便宣布某个穆斯林是“异教徒”。

　　在“伊斯兰国”看来，普通穆斯林是从神职人员处接受的宗教教育。这些神职人员与堕落的穆斯林统治者一道巩固了西方霸权。因此，“伊斯兰国”将打击神职人员和统治者视为比对抗西方更加优先的当务之急。

　　“伊斯兰国”的观念格外具有宗派主义色彩，这还体现在该组织对“圣行”的强调上。“伊斯兰国”认为“圣行”是伊斯兰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与主流神职人员的观点相悖的：主流观点认为这只是非强制性的宗教行为，仅仅会起到强化信仰的作用。“伊斯兰国”认为坚持此类传统的人是尊重先知的，不坚持此类传统的人则是对先知不敬。在阿里迪之前担任“支持阵线”首席神职人员的阿布-马里亚•卡塔尼(Abu Mariya al-Qahtani)于2014年2月撰文表示，“伊斯兰国”独特地将这些传统融入了伊斯兰法学，将“可选择的”和“作为推荐”等词变成了“强制性的”和“作为义务”。

　　这一观点在沙特极端主义者朱海曼•乌泰比(Juhayman al-Utaybi)的追随者中也十分流行。乌泰比及其追随者于1979年11月占领了麦加的大清真寺，并自称是“马赫迪”(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迈格迪西认为，乌泰比的追随者常常穿着鞋在清真寺里祈祷，离开时脱掉鞋——据说先知穆罕默德就曾这么做。主流神职人员常常不屑于此类行为，认为这是“伊斯兰国”缺乏宗教资质的体现。但对于该组织而言，这些复古行为证明了他们坚守着最初的逊尼派传统。

　　“伊斯兰国”的极端性还体现在贯彻“伊斯兰的否定条件”这一萨拉菲派概念时——信奉萨拉菲派的教条主义者认为所有穆斯林都应该遵照这些条件行事。瓦哈比派的创始人将这些否定条件简化成了十条：参与多神教行为;崇拜中介人或中介物;不将异教徒视为异教徒，或是为异教徒辩解;嘲讽宗教行为;相信有比先知更好的宗教指南;鄙视先知规定的宗教行为;行使或是接受巫术;与异教徒一道打击穆斯林;相信有些人不按照沙里亚法也能生活;故意逃避学习宗教或是进行宗教行为。

　　部分神职人员坚持认为，无信仰的程度也是分为不同等级的，而且做出了某些举动的有罪之人不一定就变成了异教徒。但“伊斯兰国”拒绝给无信仰分级，认为所有的无信仰行为都是一样的。相应地，他们还相信穆斯林有找出异教徒和叛教者的宗教义务，不这样做的人自己就会变成异教徒或叛教者。

　　在“伊斯兰国”看来，如果一名穆斯林未将应该被称为异教徒的人称为异教徒，那么他自己就成了异教徒。该组织宣称“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为异教徒，理由是他同情被推翻了的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而穆尔西则支持民主制;“伊斯兰国”还将“支持阵线”的成员视为叛教者，因为他们与受到外国支持的武装团体并肩作战。

　　“伊斯兰国”内部一项名为“哈兹米亚”(Hazmiyya)的运动的追随者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至少有部分“伊斯兰国”成员相信，“哈兹米亚”教义允许他们杀戮或是劫掠犯有任何程度无信仰行为的穆斯林——这几乎意味着“伊斯兰国”控制的土地上的所有人。“哈兹米亚”运动错误地解释了沙特阿拉伯神职人员奥马尔•本•艾哈迈德•哈兹米(Omar bin Ahmed al-Hazimi)发出的一道伊斯兰教令——哈兹米也被认为是融合了伊斯兰主义观念和萨拉菲派观念的“伊斯兰觉醒”一代的成员。这道日后被哈兹米取消的伊斯兰教令禁止将信仰问题上的“无知作为借口”，主张即使并非出自本人的意愿，穆斯林也要为无信仰的行为负责。著名的叙利亚神职人员谢赫•哈桑•达吉姆(Sheikh Hassan al-Dagheem)在采访中表示，“哈兹米亚”运动认为无知不是借口。2014年12月，“伊斯兰国”发布了一段处决四名成员的录像，理由是怀疑他们因“伊斯兰国”未彻底执行沙里亚法而密谋反抗该组织。

　　“伊斯兰国”的圣战学者

　　“伊斯兰国”所凭借的圣战文献出自那些支持向名义上的穆斯林开战的理论家之手。正如有些人所明确表示的，这些神职人员遵循的是一系列严重背离传统的观念。“伊斯兰国”通常将他们提供的素材作为理由，来宣布沙特阿拉伯的政权以及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统治者为叛教者，并拒绝接受这些国家的所有官方机构与势力。由于“伊斯兰国”与许多此类神职人员之间的敌意，观察家们常常低估了这些理论家对该组织的影响。

　　这些神职人员包括：沙特神职人员哈立德•拉希德(Khalid al-Rashed)、纳赛尔•法赫德(Nasir al-Fahd)、苏莱曼•本•纳赛尔•阿勒万(Sulaiman bin Nasser al-Alwan)、哈兹米、阿里•本•海德尔•胡代尔(Ali bin Khidr al-Khudayr)和哈穆德•本•乌格拉•舒艾比(Hamud bin Uqla al-Shuaibi)。其他人还包括“基地”组织的理论家迈格迪西和阿卜杜勒-卡迪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Qadir bin Abdul Aziz)。

　　这些神职人员中的四人(法赫德、阿勒万、胡代尔、舒艾比)在2000年代初对沙特阿拉伯的“基地”组织及跨国圣战运动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撰写了大量文章，表示沙特阿拉伯因帮助美国军事干预该地区(尤其是在海湾战争期间)而成为了叛教者。这些文章为“伊斯兰国”打击叛教者的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神学基础。这些理论家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很有价值，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与沙特的主流神职人员存在分歧，还在于他们曾接受过神学训练(对于圣战理论家而言这很少见)。据称法赫德曾向“伊斯兰国”效忠;该组织还认为舒艾比关于“不准向异教徒寻求帮助”的作品很有影响力。

　　“伊斯兰国”经常提及胡代尔和拉希德的作品。胡代尔尤其为“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全方位支持：他宣称非伊斯兰的体制及其追随者是没有合法性的，遵循这些教诲将是不可饶恕的。胡代尔对待现代立法机构以及参与这些机构的穆斯林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将自愿参加议会的穆斯林视为异教徒;即使被迫向宪法效忠的穆斯林，也被视为叛教者;通过民主手段抵制宪法的穆斯林则被视为有罪之人。对胡代尔而言，认为普通穆斯林也许并不知道此类行为不具有合法性的说辞不能构成辩解的理由。

　　“伊斯兰国”在布道时曾提及的神职人员对于什叶派的态度尤其严厉，他们声称不能原谅普通什叶派的信仰问题。在一系列名为“针对邪恶什叶派的利刃”的布道中，拉希德激烈地攻击了什叶派。法赫德也撰写了一篇名为《可以用过激手段对待什叶派》的文章，文中充斥着辱骂和污蔑什叶派的语言。

　　据说迈格迪西对“伊斯兰国”的影响要比该组织外的任何神职人员更加深刻。由于他激烈地反对该组织向叙利亚扩张，并批评了其对待其他圣战人员的态度，人们往往低估了他在意识形态上对“伊斯兰国”的影响。迈格迪西成长于科威特，于1980年代在伊拉克和沙特求学，他直接影响了“伊斯兰国”的创立者扎卡维，在1993至1999年间，二人曾一同被关押在约旦的监狱里。他对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贡献十分深远;最近他曾就此表示，“是我向他们传授了‘一神论’这一概念”。

　　尽管“伊斯兰国”并不公开宣传迈格迪西的作品，但会引用他的观点来驳斥自己的批评者，他写的书也在“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广为流传。“伊斯兰国”出版的杂志《达比克》的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关于迈格迪西作品的文章。关于叙利亚伊斯兰主义和圣战问题的专家艾哈迈德•阿巴扎伊德(Ahmed Abazaid)将迈格迪西的作品称为“‘塔克菲尔’这一癌症的基础，民众与圣战战士血流成河的原因”。

　　迈格迪西的《对易卜拉欣的信仰》(Millat Ibrahim)一书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尤其重要。该书利用“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概念来给许多持有非伊斯兰观念或习俗的穆斯林打上了叛教者的标签，即使这些人与控诉者有亲缘关系也未能幸免。在另一本书《关于沙特政权这一叛教者未被说出的丑闻》(The Unspoken Scandals on the Apostasy of the Saudi State)中，迈格迪西称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异教国家。他判定，由于违背“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原则会导致无信仰，因此沙特的许多行为——有利息的银行业、为非穆斯林提供援助、加入联合国、与西方结盟——都使得该国成为了一个背叛伊斯兰教的国家。

　　迈格迪西的主张显然适用于所有那些行为被“伊斯兰国”认为是“非伊斯兰”的穆斯林社群，此类行为包括加入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或是与西方及地区国家结盟。尽管迈格迪西对“伊斯兰国”持批评态度，他依旧谴责叙利亚叛军在美国领导的空袭掩护下打击“伊斯兰国”的行为是叛教的。

　　“伊斯兰国”大量引用的另一名理论家是阿卜杜勒-阿齐兹。这名前埃及圣战分子在2011年的民众起义后出狱，并改变了自己的极端主义观念。他最具影响力的书籍是《追求高贵知识的全面指南》(The Comprehensive Guide for Seeking Noble Knowledge)。“伊斯兰国”的高级神职人员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Anbari)在讲座中不断提及此书，尽管他声称作者本人撤回了这些观点。在一次讲座中，他引用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话来说明，即使穆斯林参与议会的目的是通过这一平台来推进宗教事务，他仍然是叛教者。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话原本是针对沙特前穆夫提伊本•巴兹的，伊本•巴兹曾表示参与议会这一行为的性质取决于参与者的意图。

　　对待现代机构和民主规则的这种观念，被“伊斯兰国”当作了向穆斯林国家军队及安全力量的成员开战的理由，以及指责伊斯兰主义者和主流神职人员为叛教者的理由。直到2016年3月死亡，安巴里一直是“伊斯兰国”任职时间最长、职位最高的神职人员，他进行了40次讲座来解释该组织的宗教意识形态。这些讲座的主题是穆斯林国家的清真寺和法院等机构不具有合法性。他对于什叶派、苏菲派、穆斯林兄弟会和主流萨拉菲派尤其感到愤怒。在某次讲座中，他专门将这些萨拉菲派称为“伊斯兰国”“最荒谬”的批评者——这反映了自从“伊斯兰国”兴起以来二者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

　　与“伊斯兰觉醒”的联系

　　许多被“伊斯兰国”提及的神职人员都来自于“伊斯兰觉醒”一代，或是与“伊斯兰觉醒”运动有着某种联系。这其中包括：易卜拉欣•法里斯(Ibrahim al-Fares)、穆赫辛•阿瓦吉(Muhsin al-Awaji)、穆罕默德•巴拉克(Mohammed al-Barrak)、哈穆德•奥马里(Hamoud al-Omari)、穆罕默德•诺贾伊米(Mohammed al-Nojaimi)、萨阿德•杜里希姆(Saad al-Durihim)，以及被称为“盲眼谢赫”的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Omar Abdulrahman)等来自埃及等地的同代人。

　　这些神职人员往往会非常直白地攻击什叶派。例如，法里斯曾撰写大量文章表示什叶派是“叛逆的象征”;还曾引用泰米亚的话：“所有叛乱和灾祸都源自什叶派及其盟友，许多针对伊斯兰的杀戮也是由他们所为。”不过，奥马里等人都强调，尽管他们将什叶派视为离经叛道的教派，但对什叶派平民采取暴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这不同于“伊斯兰国”的信条。

　　来自巴林的图尔基•比纳利(Turki al-Binali)是“伊斯兰国”中影响力仅次于安巴里的神职人员。根据网上的资料，比纳利是“伊斯兰觉醒”一代重要人物萨勒曼•奥达(Salman al-Awda)的门徒。比纳利声称，在奥达“堕落”——也就是变得更加温和——之前，两人的关系很密切。比纳利与哈贾杰•阿吉米(Hajjaj al-Ajmi)有着联系，后者是一名活跃的来自科威特的萨拉菲派神职人员，他为叙利亚叛军筹资的行为十分有名。比纳利还受到了著名的“伊斯兰觉醒”一代成员阿卜杜勒-阿齐兹•塔里菲(Abdul-Aziz al-Tarifi)的影响，后者于2016年4月因批评利雅得亲西方的宗教改革遭到了沙特当局的逮捕。比纳利仍然在称赞塔里菲，并推荐他的作品。

　　在于2013年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之前，比纳利与该地区14名著名的神职人员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从而赢得了身为圣战穆夫提的声誉。2009年时，迈格迪西准许他授课以及发布伊斯兰教令。他在著名的圣战论坛上以阿布-胡马姆•阿萨里(Abu Hummam al-Athari)为化名从事了此类活动。“伊斯兰国”成员重点强调了比纳利的讲学及教令，以反驳其他神职人员(包括迈格迪西在内)淡化其宗教影响力的努力。

　　尽管与其他神职人员相比，比纳利的分量较轻，但他早年的圣战行为使得“伊斯兰国”可以声称自己继承了圣战法学的悠久传统。因此，当其他圣战组织指责“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法学根据不足时，“伊斯兰国”便能够凭借比纳利来为自己辩护。一名“伊斯兰国”的神职人员指出，比纳利在加入该组织之前便已经获得了威望，这要么能够证明该组织的信誉，要么能够证明批评“伊斯兰国”的“基地”组织缺乏信誉，因为“基地”组织此前就认可了比纳利的声誉。

　　比纳利处于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加强合法性的前线。“基地”组织前成员的身份有助于比纳利争取“基地”组织支持者的加盟。据说比纳利于2013年3月被派往利比亚城市苏尔特、于2014年被派往拉巴特清真寺，为“伊斯兰国”招募新成员。他还撰写了一本关于巴格达迪及其建国声明的小册子《张开双手，向巴格达迪效忠》。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比纳利的宗派主义观点和背景同样有价值。2007年时正在求学的他被逐出了迪拜，此后又因塔克菲尔派及宗派主义观点被科威特、埃及、卡塔尔和巴林等国禁止入境。他撰写了大量文章批评什叶派以及在他看来什叶派“扭曲的”意识形态。2015年7月，在“伊斯兰国”向科威特和沙特的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自杀式袭击后，他威胁要向巴林的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袭击。

　　比纳利往往关注“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两大中心主题：“伊斯兰的否定条件”以及“一神论”。他曾在利比亚举办关于“伊斯兰的否定条件”的讲座，并为“伊斯兰国”撰写了一本关于“一神论”的教科书。

　　“伊斯兰国”常常使用萨拉菲派和瓦哈比派的术语，它还会引用不属于传统教派的人士的布道及文章。例如，“伊斯兰国”会向新成员发布一份包含196项文章、视频和音频的推荐列表，其中绝大多数都出自上述神职人员之手。关于“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教条，新成员被推荐观看与“伊斯兰觉醒”一代相关神职人员的布道，他们往往会对主流穆斯林普遍接受的宗教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然，除了“伊斯兰觉醒”一代的影响外，萨拉菲派教义(尤其是沙特版本的)也有助于为“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提供合法性。萨拉菲派传统为“伊斯兰国”的话语提供了养料，有助于它建立与传统伊斯兰的联系。但该组织超出了传统的界限，而且“伊斯兰国”和传统萨拉菲派在宗教问题上也冲突不断。影响到今日圣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宗教知识分子为了政治或革命目的，早已使用过泰米亚及瓦哈比派的许多极端观点。例如，在“伊斯兰觉醒”时期，“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概念就成为了打击异端穆斯林以及西方的武器;这一思路对1990年代的圣战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

　　传统萨拉菲派不接受“伊斯兰国”的许多行为，例如自杀式袭击，理由是伊斯兰教禁止一切形式的自杀行为。优素福•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等伊斯兰主义神职人员曾批准自杀式袭击，不过他后来表示这一教令是针对以色列的。传统萨拉菲派拒绝接受的行为还包括反抗统治者、宣布什叶派普通民众为叛教者、对清真寺发动炸弹袭击等。

　　为暴行辩解

　　受到“伊斯兰国”青睐的神职人员为其残暴行为(尤其是针对穆斯林的)进行了辩解。然而，许多人是通过煽动极权主义和宗派主义仇恨的方式，而不是赤裸裸地拥护“伊斯兰国”的暴力行为。

　　拉希德以在涕泪横流地布道时发表激烈言论而出名。有一次他提到了7世纪时哈立德•本•苏菲安•哈兹利(Khalid bin Sufyan al-Hadhli)被斩首一事。据拉希德所言：由于哈兹利策划袭击了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要求有人自告奋勇杀死哈兹利;阿卜杜拉•本•阿纳斯(Abdullah bin Anas)站了出来，将哈兹利斩首;他提着哈兹利的首级归来时，得到了先知穆罕默德的赞扬和奖赏。尽管这种说法存在争议，但仍被“伊斯兰国”成员频繁提及。

　　“伊斯兰国”在为自己的残暴行为辩解时，最常提到两名神职人员的名字：阿布-阿卜杜拉•穆哈吉尔(Abu Abdullah al-Muhajir)和阿布-贝克尔•纳吉(Abu Bakr Naji)。纳吉和穆哈吉尔对于“伊斯兰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二人均曾撰文为斩首等残酷行为正名。埃及人穆哈吉尔著有《圣战法学的问题》(Questions about the Jurisprudence of Jihad)一书，“伊斯兰国”创建者扎卡维曾研读过并于阿富汗赫拉特省的圣战营地讲授过该书。纳吉曾是埃及圣战组织“伊斯兰主义团体”的一员，他著有在“伊斯兰国”成员中广为流传的《管理暴行》(The Management of Savagery)一书。该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区分了圣战及其他宗教行为。该书作者表示，“书面”上所教授的圣战令年轻人难以领会其真正含义。他声称：“参与过圣战的人知道，这就意味着残忍、无情、恐怖、威慑和打击。我正在谈论的是圣战与战斗，而不是伊斯兰，所以不要将二者混为一谈。如果不先打击和威慑敌人，战斗将无法继续下去并进入下一阶段。”这两名理论家对“伊斯兰国”的影响早已有之，扎卡维就曾深受其影响。穆哈吉尔和纳吉均认为，斩首这一行为不仅仅在宗教上是被允许的，还是受到真主及先知推荐的。他们声称让异教徒血流成河“绝对是被允许的”，帮助异教徒打击穆斯林则是更加严重的无信仰行为，这样做的人无疑也成为了异教徒。

　　讲述故事与圣战

　　就灌输教条而言，“伊斯兰国”往往会避免让新成员接触并非直接来源于沙里亚法的材料。据“伊斯兰国”神职人员所言，新成员能够接触到的几乎都是宗教文本。资深成员或是战斗人员则能够学习纳吉等人的书籍。将新成员的阅读范围限定为宗教文本和历史传说，这一政策是与该组织的定位一致的：“伊斯兰国”是真正伊斯兰教的一项分支，而不是拥有自己教义的组织。

　　“伊斯兰国”还向新成员援引伊斯兰教创始初期的故事(通常是发生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叛教者战争”时期)来为斩首、将人钉上十字架、大规模杀戮等暴行进行辩解。“伊斯兰国”神职人员阿布-阿萨德•萨曼(Abu Asaad al-Samaan)就曾援引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一位名叫萨菲亚•宾特•阿卜杜勒-穆塔利布(Safiyya bint Abdulmutalib)的女人的故事来为斩首这一恐怖策略正名。据萨曼表示，在“壕沟之战”中，麦地那城的穆斯林女性与男性分隔开来，并被安置于一个安全的场所。可是一名男子(故事里称这名男子为犹太人)成功地潜入了这一场地，并向这些女性走去。萨菲亚请求一名老者杀死入侵者，但老者表示自己无力战斗。于是有过战斗经历的萨菲亚自己杀死了入侵者，将其斩首，并将其头颅掷向敌人以威慑对方。“伊斯兰国”成员还会提及《古兰经》中关于打击敌人的相关语句，不过主流穆斯林神职人员都认为这些语句必须放在当时的战斗语境中来理解。

　　“伊斯兰国”非常依赖历史传说和事件，原因在于这样的做法比引用伊斯兰教的原则更加强有力，当这些传说与事件符合圣训时，情况尤其如此。该组织充分利用能够找到的事例，还会借鉴一些不应被当作规则来遵守的孤立的偶然事件。利用历史传说的目的并不总在于进行关于宗教观点的辩论，有时还会起到激励对于暴行感到犹豫不决者的作用。

　　该组织还援引伊斯兰统帅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ed ibn al-Walid)的故事：他在乌来斯战役之后杀死了上千名俘虏，这种行为是和伊斯兰教的教诲相背的;瓦利德还向真主发誓，要让敌人血流成河;当敌人人数不足以“血流成河”时，他便杀死了众多俘虏，并命令打开河流的堤坝，冲刷流血的尸体。“伊斯兰国”指出首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曾赞扬过凯旋的瓦利德，先知穆罕默德则称他为“安拉之剑”。“伊斯兰国”杀戮俘虏时就会提及这一故事，将所谓“动态沙里亚法”(传说和事件，而不仅仅是神学)作为依据。

　　“伊斯兰国”故意通过超乎寻常的惩罚措施来震慑旁观者，并强调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如1970年代时沙特极端分子乌泰比的追随者的所作所为。这方面的例子包括：2014年12月时，“伊斯兰国”成员将一名被控有同性恋行为的20岁男子从代尔祖尔市最高的建筑物掷下，“伊斯兰国”的声明表示，这“就如同阿布•伯克尔哈里发所做的一样”。该组织的神职人员常常深入挖掘伊斯兰历史中不为人熟知的故事或圣训，从而令新成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向他们证明社会中已经不存在真正的伊斯兰教了。“伊斯兰国”成员穆萨纳•阿卜杜勒-萨塔尔(Muthanna Abdulsattar)解释称：“当你倾听神职人员的讲话时，你会感到震惊：绝大多数伊斯兰社会都已经背离了真正的伊斯兰教。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是在二十年前——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创设的。”

　　主流神职人员也许难以应对“伊斯兰教”所引用的这些关于极端暴力行为的故事。在公共场合，他们往往会对此闭口不谈，从而为“伊斯兰国”利用和改造这些故事创造了空间。此外，主流神职人员常常发现，若要对这些故事展开讨论，就难免会冒引发宗派主义冲突的风险。例如，逊尼派很尊敬瓦利德，但什叶派却不喜欢他;因此，批评瓦利德会将神职人员置于尴尬的境地。

　　结论

　　无论未来一段时间内“伊斯兰国”在军事上表现如何，其意识形态都将构成一项长期挑战。这其实是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的复杂问题的征兆：萨拉菲派的重组没有受到约束，进而催生了源自萨拉菲派和伊斯兰主义的新型运动。只有认识到萨拉菲派与伊斯兰主义观念的互动，才能够正确地诊断“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该组织在公开话语中强调的是伊斯兰神学，但这掩盖了其革命性质，也令人们误认为其意识形态应该追溯至萨拉菲派教义而不是原教旨主义与革命观念的混合。

　　在“伊斯兰国”支持者中十分流行的一句话能够很好地体现伊斯兰主义观念的核心地位。这句话出自也门记者阿卜杜勒-埃拉•海德尔•沙亚(Abdulelah Haider Shaye)之口：“库特布为‘伊斯兰国’打下了草稿，阿扎姆对它进行了教育，本•拉登实现了它的全球化，扎卡维令它成为现实，最后由两个巴格达迪完成了这项工作。”

　　“伊斯兰国”在极端观念之外，又加入了宗派主义的元素。它尤其强调自己与脱胎于阿富汗圣战运动的萨拉菲派圣战运动的联系。这种联系有助于该组织强化自己的正统性，免于离经叛道这一指责或是嘲讽。当前的地区环境有助于“伊斯兰国”式宗派主义的肆虐：宗派主义的两极分化，类似的宗派主义武装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兴起，缺少宗教和政治领袖人物——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伊斯兰国”吸引、招募人员并维持下去。宗派主义的媒体与政治言论继续煽动着各个群体之间的仇恨，从而为该组织提供弹药。

　　与此同时，主流神职人员未能与民众产生共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与专制政权的关联。阿拉伯之春后，温和派机构被削弱了，主流宗教人士被视作专制政权的同谋，人们认为他们未能呼应革命青年的渴望。“伊斯兰国”及其他组织立刻填补了这一真空，该组织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像“基地”组织在过去几年间所做的那样，将原本不为人熟知的教义转变为获得认可的教派，甚至还会造成更加重大的影响。

　　(相关简介：Hassan Hassan，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塔赫里尔中东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经作者及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授权，予以翻译发表。限于篇幅，未保留原文注释。)

 　　前言

　　自从自我宣称的“伊斯兰国”在2014年夏天横扫了伊拉克西北和叙利亚东部大片土地以来，其宗派主义及超级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源就成为了该地区内外争辩的焦点。数百名雅兹迪人在辛贾尔镇沦为奴隶，至少1500名什叶派士兵在提克里特、上百名逊尼派族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惨遭杀戮，西方人质和叙利亚、伊拉克平民被斩首，这促使人们开始集体反思，但这种反思很快就演变成了相互推卸责任的宗教与政治争吵。一名沙特阿拉伯评论员的话可谓这场辩论的典型，他在推特上表示：“伊斯兰国”的行为“不过是我们学校课程的缩影。如果学校课程没问题，那么(‘伊斯兰国’)就是对的;然而，如果(‘伊斯兰国’)是错的，那么谁该承担这一责任?”

　　理解“伊斯兰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对于战胜它而言至关重要。美国高级军官也不断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于打击该组织的重要性。正如美国中东特种部队前司令官迈克尔·永田所言：“我们不理解这场运动。我们无法打败它，除非我们能够理解它。”正在叙利亚与“伊斯兰国”作战的战地指挥官们同样表示，意识形态阻碍了动员各方势力打击该组织的努力。基于宗教理由，穆斯林战斗者常常拒绝拿起武器与“伊斯兰国”为敌，即使他们自己并不会加入该组织。对于由西方国家支持的行动而言，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因此，意识形态对于打击“伊斯兰国”的实际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伊斯兰国”的残暴与对抗性应归咎于何种因素，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有些人认为此类行为有着很长的历史，“伊斯兰国”是其天然继承人。其他人则将“伊斯兰国”的崛起及其残暴归因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伊朗对该地区什叶派武装力量愈发大力的支持。还有一些评论人士更加宽泛地认为，政治伊斯兰是“伊斯兰国”党同伐异行为的先驱。其他人则认为“伊斯兰国”仅仅是在借助地区政治形势推行宗派主义的政治投机行为。

　　事实上，“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是多方面的，无法追溯至某个个人、某场运动或是某段时期。仅仅对“伊斯兰国”所使用的书籍或是文本进行分析，会歪曲而非有助于增长我们对其意识形态的认识。相较之下，重要的是仔细审视该组织是如何挑选、理解并宣扬那些观念的。

伊斯兰国

　　单单是萨拉菲主义与政治伊斯兰并不会促使人们加入“伊斯兰国”或助长极端主义。相反，萨拉菲主义和政治伊斯兰中均含有一些防御措施，甚至可能防止“伊斯兰国”所采取的那种极端主义出现。类似的，政治或者道德上的激愤之情也不足以令人们投入“伊斯兰国”的怀抱。在一个政治压迫、治理失灵、宗派纷争的环境中，该组织得以兴起;然而，类似的政治环境也常常会促使人们加入观点更加温和的反叛组织。

　　本文结合具体背景来探讨“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和宗派主义，援引了原始资料以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地“伊斯兰国”神职人员及成员的言论。本文对与该组织意识形态相关的范围广泛的一系列主题展开了讨论，试图解释“伊斯兰国”的暴力与排外观点的起源。除非人们打破认为该组织的意识形态可以直接追溯至萨拉菲主义的错觉，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伊斯兰国”的吸引力何在，也就无法战而胜之。

　　瓦哈比根源

　　“伊斯兰国”标榜自己代表着早期穆斯林所践行的真正伊斯兰，这种伊斯兰通常被称为萨拉菲派。许多后殖民以及现代伊斯兰运动都自称为萨拉菲派，这其中就包括了沙特阿拉伯的官方宗教瓦哈比派伊斯兰。瓦哈比派以其创始人、18世纪的宗教领袖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命名，在穆罕默德•伊本•沙特(Muhammad Ibn Saud)的帮助下，瓦哈卜建立起了沙特家族的首个国家。

瓦哈卜（右二） 

        瓦哈卜及其追随者对13世纪伊斯兰学者伊本•泰米亚(Ibn Taymiyyah)和罕百里法学流派的思想遗产加以阐释和推行，由此形成了瓦哈比派教义。瓦哈比派的标志是极端拘泥于传统和字义，不接受“伊斯兰教法本旨”、“伊斯兰教义学”、“苏菲派”、对《古兰经》及圣训宗教意图的研究，以及“隐喻”等概念。

　　瓦哈比派神职人员还将许多苏菲派和什叶派的宗教行为打上了“异端”(这一概念禁止创设新的宗教行为)的标签，称其为多神论信仰。对“异端”这一概念的痴迷，有时甚至会导致瓦哈比派神职人员宣布另一名穆斯林为背教者。例如，将圣徒或是其墓地作为崇拜真主的中介物，就被认为是一种自动导致某人背离伊斯兰的行为。绕拜墓地、以圣徒之名宰杀牲畜，或是相信伊玛目具有神圣权威，这些也都被认为是多神论的行为。主流穆斯林固然也赞同不得创设宗教行为，但瓦哈比派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借用泰米亚的强硬立场，将许多被穆斯林认为正当的行为打上了“异端”的标签。苏菲派和什叶派认为这些举动不构成崇拜行为，但瓦哈比派神职人员不接受这种说法。

　　被“伊斯兰国”大幅借用的这套瓦哈比派刑法典在沙特阿拉伯早已被制度化;在其他穆斯林国家也被使用着，不过系统性较弱。而瓦哈比派对于“伊斯兰国”最大的贡献也许在于“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和“一神论”这两大概念。尽管泰米亚及其他早期学者曾宣讲的传统萨拉菲派教义中就含有这些概念，但瓦哈比派对这些概念的阐释和运用更为极端。

　　根据“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概念，穆斯林仅仅不喜欢非伊斯兰的宗教行为和非穆斯林是不够的;真正的穆斯林必须主动地、全心全意地拒绝非伊斯兰的宗教行为和非穆斯林。瓦哈卜是这样看待这一原则的：“即使一个人坚持一神论、只崇拜真主，但如果他不仇恨多神教徒，向他们展现出敌意，那么他的伊斯兰仍然是不正确的。”对“伊斯兰国”而言，仇恨的义务还延伸到了未严格遵守一神论的穆斯林身上。

　　泰米亚所宣扬的一条基本教义在于，穆斯林必须遵守一神论的三条标准：崇拜真主，只崇拜真主，怀有《古兰经》或是先知的言行所规定的正确信仰。泰米亚援引这三条标准，称什叶派和苏菲派的宗教行为和信仰(包括对伊玛目的尊崇)违背了只崇拜真主这一原则，从而宣称他们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在被“伊斯兰国”征服的地区，多神信仰的符号遭到了系统性的摧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菲派和什叶派的清真寺和象征着某位神灵的历史遗迹。在占领了某个城镇之后，“伊斯兰国”神职人员通常会发动一场打击自己所认定的多神宗教行为的运动，包括针对各种迷信和占卜活动。这些神职人员的信条逐渐改造了被占领的社会，因为“伊斯兰国”所宣扬的许多观念基础都存在于当地建立的伊斯兰学校。

　　由于上述信条，人们对“伊斯兰国”刻板、充满敌意和宗派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的研究往往专注于瓦哈比派教义。此外，由于“伊斯兰国”经常引用或是宣扬萨拉菲派和瓦哈比派的宗教作品，有些学者便认为该组织所体现的正是这些观念。然而，仅仅将“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归咎于萨拉菲派和瓦哈比派教义，是过于简单化了。

　　混合的意识形态

　　“伊斯兰国”的极端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为萨拉菲派和其他伊斯兰流派多种教义逐渐混合的产物。

　　许多作为“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基础的极端宗教概念都源于1970年代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伊斯兰觉醒”运动中的观念之争。在这些国家，萨拉菲派教条和穆斯林兄弟会主导的政治伊斯兰行动主义相互影响，所形成的流派至今依然在发出回响。的确，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后，萨拉菲派教义和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主义相互混合的速度加快了，填补了无法恰当回应阿拉伯民众渴望与不满的传统宗教体制所留下的空白。“伊斯兰国”与其他伊斯兰主义及圣战组织抓住了这一机会，来推行在自己的观念中伊斯兰应该扮演的角色。

　　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传统萨拉菲派教义与政治伊斯兰的结合造就了新形式的萨拉菲派教义，这一新的教义既受到前两种运动的影响，又对其持批评态度。在这种新教义中，政治伊斯兰变得更加保守，而萨拉菲派的政治色彩变得更为浓重。

　　在许多方面，新一代的宗教知识分子重新解释和利用了许多萨拉菲派概念，而这些学者开始认同于一场新的运动。在沙特阿拉伯，“伊斯兰觉醒”一代逐渐远离了瓦哈比派的神学体制。

　　先是在1960年代的埃及，后来在海湾战争之后的1990年代，“宣布别的穆斯林为叛教者”这一行为变得愈发显眼了。曾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圣战老兵开始宣布沙特阿拉伯为叛教者，理由是该国招待并支持了打击伊拉克时任领导人萨达姆的西方部队。

　　在政治上顺从的萨拉菲派曾拒绝采取政治反抗行动，但此时也让步了，开始举着哈里发国、圣战、反抗的大旗进行具有政治意味的“宣布(别的穆斯林)叛教”行为。与此同时，萨拉菲派观念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导致了穆斯林兄弟会的萨拉菲化。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时的伊斯兰主义理论家、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成员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借用萨拉菲派观念，建立起了一套无所不包的“塔克菲尔式”意识形态(译注：“塔克菲尔”指的是可以指控穆斯林为叛教者的一种教义)。库特布认为，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正处于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蒙昧”状态。他相信所有意识形态——包括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都失败了，唯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的体系就是伊斯兰。库特布认为伊斯兰代表着真主对于全世界的主权，并且敦促穆斯林青年对自己的社会说不并引领变革。

　　库特布的政治意识形态催生了伊斯兰至上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且在很多方面拒绝接受现代穆斯林社会及政权。它吸纳了许多保守观念，并将之作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毫不赞同那些偏离了库特布所理解的伊斯兰的观点。这种意识形态是内向的，强调内部威胁胜于外来威胁。

　　库特布提出的“真主主权”和“蒙昧状态”等概念塑造了“伊斯兰国”处理宗教和种族事务的方式。“伊斯兰国”认为当地人口必须皈依真正的伊斯兰，而且穆斯林不根据传统宗教标准(传统上有一系列核实叛教行为的规定)就可以指控其他穆斯林为叛教者。该组织还相信库特布的这一观点：穆斯林严重地背离了伊斯兰的真正讯息;为纠正这种背离，需要进行一场激烈的、强制的革命。“伊斯兰国”的一名成员向笔者表示：“如果你觉得人们会(自愿)接受伊斯兰计划，你就错了。首先必须强迫他们。别的组织以为自己能够说服人们，将人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但他们都错了。你准备好了一份计划，就应该像种植牙冠一样在社会里强制推行并维持这一计划。”

　　根据埃及研究人员胡萨姆•塔马姆(Hussam Tammam)的说法，穆斯林兄弟会至少通过两条渠道影响了萨拉菲派教义。首先是通过库特布的观念，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出生于巴勒斯坦的阿富汗圣战运动领导人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第二条渠道是通过来自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前领导人穆罕默德•苏鲁尔(Mohammed Surur)。苏鲁尔建立了一个居于沙特的萨拉菲派和萨拉菲圣战主义之间的流派。该流派存在于截至2015年的叙利亚叛军组织“伊斯兰阵线”、“叙利亚伊斯兰委员会”这些神职人员组织，以及附属于“基地”组织的“支持阵线”之中。

　　渐渐地，萨拉菲派从一场宗教改宗运动转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接受位于伦敦的报纸《阿拉伯圣城》采访时，苏鲁尔表示自己创立的流派“转变了萨拉菲派这一世界观……摧毁了‘盲目服从并尊重穆斯林统治者’这一神话”。

　　萨拉菲派与政治伊斯兰的相互影响导致的诸多结果被其追随者统称为“行动主义萨拉菲派”。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接纳了这些观念的人前往阿富汗继续开展圣战，这些人中就包括本•拉登。许多当代圣战分子都将伊斯兰主义理念列为仅次于萨拉菲派的第二大影响因素，这些人中包括了传说中“伊斯兰国”真正的精神之父阿布-穆罕默德•迈格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这名约旦-巴勒斯坦籍的理论家是阿布-穆萨卜·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的导师(扎卡维于2004年建立了“伊斯兰国”的前身伊拉克“基地”组织)。迈格迪西与本•拉登从未见过面，但他曾在“基地”组织的营地授过课。

扎卡维

　　信奉行动主义萨拉菲派的先锋部队不仅仅借鉴了萨拉菲派的概念，还对其加以改造。库特布的兄弟穆罕默德通常被称为“伊斯兰觉醒”之父，他整合了泰米亚提出的关于一神论的三项标准，并且添加了第四项标准：“真主的主权及其法律的统一性”。这一标准是他对“伊斯兰觉醒”运动及萨拉菲派-圣战思想做出的最突出贡献。圣战神职人员借用了《古兰经》里的“伪神”这一术语，并且以此为基础创立了一项完备的意识形态：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是叛教者;由于这一点，为统治者效劳的穆斯林——从神职人员到公务员——都能成为正当的打击目标。如《每日野兽》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所言，民主制被称为一种宗教，民主机构则被称为“叛教者的栖息地”。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前者依然十分依赖后者曾经运用过的那些圣战文献。在占领的地区内外，“伊斯兰国”都缺乏忠诚的传道者这一宗教资源，无法建立起自己的、带有浓厚宗派主义色彩的圣战流派。

　　上述观念的融合不仅仅催生了1990年代的“基地”一代，还催生了更加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在政治上表现活跃，但并不赞成暴力的圣战行为、无差别的杀戮或种族灭绝。例如，科威特人哈基姆•穆塔伊里(Hakim al-Mutairi)等宗教知识分子就通过引用萨拉菲派文献来主张进步观念，例如多党民主制等。苏鲁尔的追随者虽然也强调一神论这一萨拉菲派信条，但激烈地批评了服从穆斯林领导人等萨拉菲派概念。不过他们依然忠于传统的逊尼派权威。

　　萨拉菲派教义和伊斯兰主义相互影响后形成的各种学派，结合了萨拉菲派的经院特征、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行动力以及革命性概念。库特布的“真主主权”及其他伊斯兰主义概念为这一新型混合配方添加了政治及行动主义的元素，瓦哈比派和传统萨拉菲派则为之提供了法学和教义上的基础。

　　尽管萨拉菲派与政治伊斯兰的结合导致了多种结果，但这些结果大多都反映了萨拉菲派的一项关键特征：对穆斯林做出狭隘的定义。这使得萨拉菲派几乎天然具有宗派主义特征。与此同时，政治伊斯兰激励了其追随者，为其提供了一种主张宗教统治、践行宗教活动及伊斯兰生活方式的政治意识形态。斯特凡纳•拉克鲁瓦(Stephane Lacroix)在《觉醒的伊斯兰》(Awakening Islam)一书中解释道：“在与教条相关的神学问题上，以及在主要的伊斯兰法学问题上，‘伊斯兰觉醒’一代信奉的是瓦哈比派传统，自认为是该传统的忠实继承人。但在政治和文化问题上，他们的世界观更倾向于穆斯林兄弟会，尽管其部分观点经过了瓦哈比传统的改造。”

　　“伊斯兰国”将“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和叛教等观念与宗教刑法典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积极地区分并驱逐穆斯林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而言，源自政治伊斯兰的革命性宗教观念与极端主义宗教观念同样重要。

　　极端的“塔克菲尔”教义

　　“伊斯兰国”继承了“塔克菲尔”教派的遗产和源自“基地”组织的许多观念。不过，尽管“伊斯兰国”曾隶属于“基地”组织，但这两个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却分道扬镳了。比较“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观点上的差异，有助于理解“伊斯兰国”的宗派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演化的。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差异可以追溯至当年本•拉登与扎卡维相遇之时。在1980年代的阿富汗，就如同今日各自的继承者一样，在是否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和将什叶派平民作为打击目标等问题上，本•拉登与扎卡维就已经意见相左了。在“伊斯兰国”看来，伊斯兰的最大敌人来自内部。他们认为，专注于远方的敌人(西方)而忽视了近处的敌人(该地区的穆斯林敌人，尤其是什叶派)是徒劳的;如同本•拉登所计划的一样，远方的敌人会被拖入地区冲突之中，但这一点需要通过打击近处的敌人来实现。事实上，自从“伊斯兰国”于2014年6月攻占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以来，情况的确如此：超过60个国家都加入了打击该组织的战斗。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扎卡维传播这一宗派主义观念提供了空间。伊拉克独特的跨宗派家族纽带原本能够极大地抵御宗派主义观念。然而，扎卡维的追随者于2006年对位于萨迈拉的阿斯卡里清真寺进行了炸弹袭击，随后成功地挑起了一场内战。随着扎卡维的圣战组织演化成了当地的一场运动，2003年后“基地”组织带到伊拉克的极端主义观念也变得根深蒂固了。此时，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Abu Omar al-Baghdadi)，他于2006年至2010年统治着“伊拉克伊斯兰国”;他的继任者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则是该组织目前的领导人。

　　在“基地”组织看来，专注于什叶派会分散与西方作战的精力。此外，主流逊尼派神职人员也反对对什叶派民众进行大屠杀。“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层曾告诫“伊斯兰国”(及其前身)不要攻击什叶派平民。据说，本•拉登更倾向于什叶派与逊尼派结盟，共同与西方作战。

　　根据美国国务院披露的一封信件，扎卡维敦促本•拉登专注于什叶派。他写道：“如果你也同意(打击什叶派)……我们将随时准备为你效劳。如果你有其他打算，我们也还是兄弟，这一分歧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伊斯兰国”目前的领导人批评了“基地”组织对待什叶派的“温柔”态度。2014年5月时，“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南尼(Abu Mohammed al-Adnani)曾表示“基地”组织在刻意避免与伊朗及什叶派发生冲突。

　　2013年9月，“基地”组织现任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在一封信件中谈到了该组织对待什叶派的态度，这封信在2015年被披露。他列出了宗教和出于务实考虑的理由，要求“伊斯兰国”避免针对什叶派民众及其宗教场所。他在信中提到了泰米亚，称：“这些行动波及了受到保护的女性、儿童和什叶派平民之血。他们之所以受到保护，是因为他们(对于真正教义)的无知得到了原谅(这不同于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情况)。这是逊尼派对待什叶派公众及无知信徒的共同态度。”

　　“基地”组织于2014年2月公开与“伊斯兰国”分道扬镳。一般而言，在本组织占领的地区之外，除了少数圣战神职人员外，“伊斯兰国”未能赢得任何知名圣战理论家的支持。多数圣战理论家都对“伊斯兰国”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和宗派主义倾向表示批评。扎卡维昔日的导师迈格迪西曾称“伊斯兰国”为“离经叛道的”，并且批评了该组织公开斩首以及疏远当地穆斯林社群及叙利亚诸武装团体的行为。

　　“伊斯兰国”对待神职人员及领导人的态度同样体现了该组织与“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即使对于以僵化著称的各个圣战组织而言，“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僵化也是十分突出的。其毫不妥协的立场造就了“塔克菲尔派”中的“塔克菲尔派”，任何仁慈的举动都遭到了禁止。

　　在2013年10月发布在网上的一段视频采访中，隶属于“基地”组织的“支持阵线”高级神职人员萨米•阿里迪(Sami al-Aridi)对“伊斯兰国”不同于包括“基地”在内的其他圣战组织的某些观念做出了解释。与“伊斯兰国”不同的是，阿里迪将沙特的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谢赫(Abd al-Aziz Al al-Sheikh)、著名神学家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巴兹(Abd al-Aziz Ibn Baz)等主流瓦哈比派神职人员视为具有合法性的学者。他还指出，“基地”组织遵循逊尼派的四大法学流派，而且与“伊斯兰国”相比，对待穆斯林神职人员更加友善，更经常与他们接触。

　　相较之下，“伊斯兰国”认为神职人员是穆斯林世界里残暴、不正当的政府能够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该组织相信有时需要通过“调查”来确定某人是否是真正的穆斯林。据阿里迪表示，“伊斯兰国”会仅仅根据直觉、行为的后果或是模糊的标准，便宣布某个穆斯林是“异教徒”。

　　在“伊斯兰国”看来，普通穆斯林是从神职人员处接受的宗教教育。这些神职人员与堕落的穆斯林统治者一道巩固了西方霸权。因此，“伊斯兰国”将打击神职人员和统治者视为比对抗西方更加优先的当务之急。

　　“伊斯兰国”的观念格外具有宗派主义色彩，这还体现在该组织对“圣行”的强调上。“伊斯兰国”认为“圣行”是伊斯兰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与主流神职人员的观点相悖的：主流观点认为这只是非强制性的宗教行为，仅仅会起到强化信仰的作用。“伊斯兰国”认为坚持此类传统的人是尊重先知的，不坚持此类传统的人则是对先知不敬。在阿里迪之前担任“支持阵线”首席神职人员的阿布-马里亚•卡塔尼(Abu Mariya al-Qahtani)于2014年2月撰文表示，“伊斯兰国”独特地将这些传统融入了伊斯兰法学，将“可选择的”和“作为推荐”等词变成了“强制性的”和“作为义务”。

　　这一观点在沙特极端主义者朱海曼•乌泰比(Juhayman al-Utaybi)的追随者中也十分流行。乌泰比及其追随者于1979年11月占领了麦加的大清真寺，并自称是“马赫迪”(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迈格迪西认为，乌泰比的追随者常常穿着鞋在清真寺里祈祷，离开时脱掉鞋——据说先知穆罕默德就曾这么做。主流神职人员常常不屑于此类行为，认为这是“伊斯兰国”缺乏宗教资质的体现。但对于该组织而言，这些复古行为证明了他们坚守着最初的逊尼派传统。

　　“伊斯兰国”的极端性还体现在贯彻“伊斯兰的否定条件”这一萨拉菲派概念时——信奉萨拉菲派的教条主义者认为所有穆斯林都应该遵照这些条件行事。瓦哈比派的创始人将这些否定条件简化成了十条：参与多神教行为;崇拜中介人或中介物;不将异教徒视为异教徒，或是为异教徒辩解;嘲讽宗教行为;相信有比先知更好的宗教指南;鄙视先知规定的宗教行为;行使或是接受巫术;与异教徒一道打击穆斯林;相信有些人不按照沙里亚法也能生活;故意逃避学习宗教或是进行宗教行为。

　　部分神职人员坚持认为，无信仰的程度也是分为不同等级的，而且做出了某些举动的有罪之人不一定就变成了异教徒。但“伊斯兰国”拒绝给无信仰分级，认为所有的无信仰行为都是一样的。相应地，他们还相信穆斯林有找出异教徒和叛教者的宗教义务，不这样做的人自己就会变成异教徒或叛教者。

　　在“伊斯兰国”看来，如果一名穆斯林未将应该被称为异教徒的人称为异教徒，那么他自己就成了异教徒。该组织宣称“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为异教徒，理由是他同情被推翻了的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而穆尔西则支持民主制;“伊斯兰国”还将“支持阵线”的成员视为叛教者，因为他们与受到外国支持的武装团体并肩作战。

　　“伊斯兰国”内部一项名为“哈兹米亚”(Hazmiyya)的运动的追随者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至少有部分“伊斯兰国”成员相信，“哈兹米亚”教义允许他们杀戮或是劫掠犯有任何程度无信仰行为的穆斯林——这几乎意味着“伊斯兰国”控制的土地上的所有人。“哈兹米亚”运动错误地解释了沙特阿拉伯神职人员奥马尔•本•艾哈迈德•哈兹米(Omar bin Ahmed al-Hazimi)发出的一道伊斯兰教令——哈兹米也被认为是融合了伊斯兰主义观念和萨拉菲派观念的“伊斯兰觉醒”一代的成员。这道日后被哈兹米取消的伊斯兰教令禁止将信仰问题上的“无知作为借口”，主张即使并非出自本人的意愿，穆斯林也要为无信仰的行为负责。著名的叙利亚神职人员谢赫•哈桑•达吉姆(Sheikh Hassan al-Dagheem)在采访中表示，“哈兹米亚”运动认为无知不是借口。2014年12月，“伊斯兰国”发布了一段处决四名成员的录像，理由是怀疑他们因“伊斯兰国”未彻底执行沙里亚法而密谋反抗该组织。

　　“伊斯兰国”的圣战学者

　　“伊斯兰国”所凭借的圣战文献出自那些支持向名义上的穆斯林开战的理论家之手。正如有些人所明确表示的，这些神职人员遵循的是一系列严重背离传统的观念。“伊斯兰国”通常将他们提供的素材作为理由，来宣布沙特阿拉伯的政权以及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统治者为叛教者，并拒绝接受这些国家的所有官方机构与势力。由于“伊斯兰国”与许多此类神职人员之间的敌意，观察家们常常低估了这些理论家对该组织的影响。

　　这些神职人员包括：沙特神职人员哈立德•拉希德(Khalid al-Rashed)、纳赛尔•法赫德(Nasir al-Fahd)、苏莱曼•本•纳赛尔•阿勒万(Sulaiman bin Nasser al-Alwan)、哈兹米、阿里•本•海德尔•胡代尔(Ali bin Khidr al-Khudayr)和哈穆德•本•乌格拉•舒艾比(Hamud bin Uqla al-Shuaibi)。其他人还包括“基地”组织的理论家迈格迪西和阿卜杜勒-卡迪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Qadir bin Abdul Aziz)。

　　这些神职人员中的四人(法赫德、阿勒万、胡代尔、舒艾比)在2000年代初对沙特阿拉伯的“基地”组织及跨国圣战运动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撰写了大量文章，表示沙特阿拉伯因帮助美国军事干预该地区(尤其是在海湾战争期间)而成为了叛教者。这些文章为“伊斯兰国”打击叛教者的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神学基础。这些理论家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很有价值，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与沙特的主流神职人员存在分歧，还在于他们曾接受过神学训练(对于圣战理论家而言这很少见)。据称法赫德曾向“伊斯兰国”效忠;该组织还认为舒艾比关于“不准向异教徒寻求帮助”的作品很有影响力。

　　“伊斯兰国”经常提及胡代尔和拉希德的作品。胡代尔尤其为“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全方位支持：他宣称非伊斯兰的体制及其追随者是没有合法性的，遵循这些教诲将是不可饶恕的。胡代尔对待现代立法机构以及参与这些机构的穆斯林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将自愿参加议会的穆斯林视为异教徒;即使被迫向宪法效忠的穆斯林，也被视为叛教者;通过民主手段抵制宪法的穆斯林则被视为有罪之人。对胡代尔而言，认为普通穆斯林也许并不知道此类行为不具有合法性的说辞不能构成辩解的理由。

　　“伊斯兰国”在布道时曾提及的神职人员对于什叶派的态度尤其严厉，他们声称不能原谅普通什叶派的信仰问题。在一系列名为“针对邪恶什叶派的利刃”的布道中，拉希德激烈地攻击了什叶派。法赫德也撰写了一篇名为《可以用过激手段对待什叶派》的文章，文中充斥着辱骂和污蔑什叶派的语言。

　　据说迈格迪西对“伊斯兰国”的影响要比该组织外的任何神职人员更加深刻。由于他激烈地反对该组织向叙利亚扩张，并批评了其对待其他圣战人员的态度，人们往往低估了他在意识形态上对“伊斯兰国”的影响。迈格迪西成长于科威特，于1980年代在伊拉克和沙特求学，他直接影响了“伊斯兰国”的创立者扎卡维，在1993至1999年间，二人曾一同被关押在约旦的监狱里。他对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贡献十分深远;最近他曾就此表示，“是我向他们传授了‘一神论’这一概念”。

　　尽管“伊斯兰国”并不公开宣传迈格迪西的作品，但会引用他的观点来驳斥自己的批评者，他写的书也在“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广为流传。“伊斯兰国”出版的杂志《达比克》的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关于迈格迪西作品的文章。关于叙利亚伊斯兰主义和圣战问题的专家艾哈迈德•阿巴扎伊德(Ahmed Abazaid)将迈格迪西的作品称为“‘塔克菲尔’这一癌症的基础，民众与圣战战士血流成河的原因”。

　　迈格迪西的《对易卜拉欣的信仰》(Millat Ibrahim)一书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尤其重要。该书利用“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概念来给许多持有非伊斯兰观念或习俗的穆斯林打上了叛教者的标签，即使这些人与控诉者有亲缘关系也未能幸免。在另一本书《关于沙特政权这一叛教者未被说出的丑闻》(The Unspoken Scandals on the Apostasy of the Saudi State)中，迈格迪西称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异教国家。他判定，由于违背“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原则会导致无信仰，因此沙特的许多行为——有利息的银行业、为非穆斯林提供援助、加入联合国、与西方结盟——都使得该国成为了一个背叛伊斯兰教的国家。

　　迈格迪西的主张显然适用于所有那些行为被“伊斯兰国”认为是“非伊斯兰”的穆斯林社群，此类行为包括加入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或是与西方及地区国家结盟。尽管迈格迪西对“伊斯兰国”持批评态度，他依旧谴责叙利亚叛军在美国领导的空袭掩护下打击“伊斯兰国”的行为是叛教的。

　　“伊斯兰国”大量引用的另一名理论家是阿卜杜勒-阿齐兹。这名前埃及圣战分子在2011年的民众起义后出狱，并改变了自己的极端主义观念。他最具影响力的书籍是《追求高贵知识的全面指南》(The Comprehensive Guide for Seeking Noble Knowledge)。“伊斯兰国”的高级神职人员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Anbari)在讲座中不断提及此书，尽管他声称作者本人撤回了这些观点。在一次讲座中，他引用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话来说明，即使穆斯林参与议会的目的是通过这一平台来推进宗教事务，他仍然是叛教者。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话原本是针对沙特前穆夫提伊本•巴兹的，伊本•巴兹曾表示参与议会这一行为的性质取决于参与者的意图。

　　对待现代机构和民主规则的这种观念，被“伊斯兰国”当作了向穆斯林国家军队及安全力量的成员开战的理由，以及指责伊斯兰主义者和主流神职人员为叛教者的理由。直到2016年3月死亡，安巴里一直是“伊斯兰国”任职时间最长、职位最高的神职人员，他进行了40次讲座来解释该组织的宗教意识形态。这些讲座的主题是穆斯林国家的清真寺和法院等机构不具有合法性。他对于什叶派、苏菲派、穆斯林兄弟会和主流萨拉菲派尤其感到愤怒。在某次讲座中，他专门将这些萨拉菲派称为“伊斯兰国”“最荒谬”的批评者——这反映了自从“伊斯兰国”兴起以来二者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

　　与“伊斯兰觉醒”的联系

　　许多被“伊斯兰国”提及的神职人员都来自于“伊斯兰觉醒”一代，或是与“伊斯兰觉醒”运动有着某种联系。这其中包括：易卜拉欣•法里斯(Ibrahim al-Fares)、穆赫辛•阿瓦吉(Muhsin al-Awaji)、穆罕默德•巴拉克(Mohammed al-Barrak)、哈穆德•奥马里(Hamoud al-Omari)、穆罕默德•诺贾伊米(Mohammed al-Nojaimi)、萨阿德•杜里希姆(Saad al-Durihim)，以及被称为“盲眼谢赫”的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Omar Abdulrahman)等来自埃及等地的同代人。

　　这些神职人员往往会非常直白地攻击什叶派。例如，法里斯曾撰写大量文章表示什叶派是“叛逆的象征”;还曾引用泰米亚的话：“所有叛乱和灾祸都源自什叶派及其盟友，许多针对伊斯兰的杀戮也是由他们所为。”不过，奥马里等人都强调，尽管他们将什叶派视为离经叛道的教派，但对什叶派平民采取暴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这不同于“伊斯兰国”的信条。

　　来自巴林的图尔基•比纳利(Turki al-Binali)是“伊斯兰国”中影响力仅次于安巴里的神职人员。根据网上的资料，比纳利是“伊斯兰觉醒”一代重要人物萨勒曼•奥达(Salman al-Awda)的门徒。比纳利声称，在奥达“堕落”——也就是变得更加温和——之前，两人的关系很密切。比纳利与哈贾杰•阿吉米(Hajjaj al-Ajmi)有着联系，后者是一名活跃的来自科威特的萨拉菲派神职人员，他为叙利亚叛军筹资的行为十分有名。比纳利还受到了著名的“伊斯兰觉醒”一代成员阿卜杜勒-阿齐兹•塔里菲(Abdul-Aziz al-Tarifi)的影响，后者于2016年4月因批评利雅得亲西方的宗教改革遭到了沙特当局的逮捕。比纳利仍然在称赞塔里菲，并推荐他的作品。

　　在于2013年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之前，比纳利与该地区14名著名的神职人员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从而赢得了身为圣战穆夫提的声誉。2009年时，迈格迪西准许他授课以及发布伊斯兰教令。他在著名的圣战论坛上以阿布-胡马姆•阿萨里(Abu Hummam al-Athari)为化名从事了此类活动。“伊斯兰国”成员重点强调了比纳利的讲学及教令，以反驳其他神职人员(包括迈格迪西在内)淡化其宗教影响力的努力。

　　尽管与其他神职人员相比，比纳利的分量较轻，但他早年的圣战行为使得“伊斯兰国”可以声称自己继承了圣战法学的悠久传统。因此，当其他圣战组织指责“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法学根据不足时，“伊斯兰国”便能够凭借比纳利来为自己辩护。一名“伊斯兰国”的神职人员指出，比纳利在加入该组织之前便已经获得了威望，这要么能够证明该组织的信誉，要么能够证明批评“伊斯兰国”的“基地”组织缺乏信誉，因为“基地”组织此前就认可了比纳利的声誉。

　　比纳利处于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加强合法性的前线。“基地”组织前成员的身份有助于比纳利争取“基地”组织支持者的加盟。据说比纳利于2013年3月被派往利比亚城市苏尔特、于2014年被派往拉巴特清真寺，为“伊斯兰国”招募新成员。他还撰写了一本关于巴格达迪及其建国声明的小册子《张开双手，向巴格达迪效忠》。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比纳利的宗派主义观点和背景同样有价值。2007年时正在求学的他被逐出了迪拜，此后又因塔克菲尔派及宗派主义观点被科威特、埃及、卡塔尔和巴林等国禁止入境。他撰写了大量文章批评什叶派以及在他看来什叶派“扭曲的”意识形态。2015年7月，在“伊斯兰国”向科威特和沙特的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自杀式袭击后，他威胁要向巴林的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袭击。

　　比纳利往往关注“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两大中心主题：“伊斯兰的否定条件”以及“一神论”。他曾在利比亚举办关于“伊斯兰的否定条件”的讲座，并为“伊斯兰国”撰写了一本关于“一神论”的教科书。

　　“伊斯兰国”常常使用萨拉菲派和瓦哈比派的术语，它还会引用不属于传统教派的人士的布道及文章。例如，“伊斯兰国”会向新成员发布一份包含196项文章、视频和音频的推荐列表，其中绝大多数都出自上述神职人员之手。关于“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教条，新成员被推荐观看与“伊斯兰觉醒”一代相关神职人员的布道，他们往往会对主流穆斯林普遍接受的宗教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然，除了“伊斯兰觉醒”一代的影响外，萨拉菲派教义(尤其是沙特版本的)也有助于为“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提供合法性。萨拉菲派传统为“伊斯兰国”的话语提供了养料，有助于它建立与传统伊斯兰的联系。但该组织超出了传统的界限，而且“伊斯兰国”和传统萨拉菲派在宗教问题上也冲突不断。影响到今日圣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宗教知识分子为了政治或革命目的，早已使用过泰米亚及瓦哈比派的许多极端观点。例如，在“伊斯兰觉醒”时期，“忠于伊斯兰、否认非伊斯兰”这一概念就成为了打击异端穆斯林以及西方的武器;这一思路对1990年代的圣战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

　　传统萨拉菲派不接受“伊斯兰国”的许多行为，例如自杀式袭击，理由是伊斯兰教禁止一切形式的自杀行为。优素福•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等伊斯兰主义神职人员曾批准自杀式袭击，不过他后来表示这一教令是针对以色列的。传统萨拉菲派拒绝接受的行为还包括反抗统治者、宣布什叶派普通民众为叛教者、对清真寺发动炸弹袭击等。

　　为暴行辩解

　　受到“伊斯兰国”青睐的神职人员为其残暴行为(尤其是针对穆斯林的)进行了辩解。然而，许多人是通过煽动极权主义和宗派主义仇恨的方式，而不是赤裸裸地拥护“伊斯兰国”的暴力行为。

　　拉希德以在涕泪横流地布道时发表激烈言论而出名。有一次他提到了7世纪时哈立德•本•苏菲安•哈兹利(Khalid bin Sufyan al-Hadhli)被斩首一事。据拉希德所言：由于哈兹利策划袭击了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要求有人自告奋勇杀死哈兹利;阿卜杜拉•本•阿纳斯(Abdullah bin Anas)站了出来，将哈兹利斩首;他提着哈兹利的首级归来时，得到了先知穆罕默德的赞扬和奖赏。尽管这种说法存在争议，但仍被“伊斯兰国”成员频繁提及。

　　“伊斯兰国”在为自己的残暴行为辩解时，最常提到两名神职人员的名字：阿布-阿卜杜拉•穆哈吉尔(Abu Abdullah al-Muhajir)和阿布-贝克尔•纳吉(Abu Bakr Naji)。纳吉和穆哈吉尔对于“伊斯兰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二人均曾撰文为斩首等残酷行为正名。埃及人穆哈吉尔著有《圣战法学的问题》(Questions about the Jurisprudence of Jihad)一书，“伊斯兰国”创建者扎卡维曾研读过并于阿富汗赫拉特省的圣战营地讲授过该书。纳吉曾是埃及圣战组织“伊斯兰主义团体”的一员，他著有在“伊斯兰国”成员中广为流传的《管理暴行》(The Management of Savagery)一书。该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区分了圣战及其他宗教行为。该书作者表示，“书面”上所教授的圣战令年轻人难以领会其真正含义。他声称：“参与过圣战的人知道，这就意味着残忍、无情、恐怖、威慑和打击。我正在谈论的是圣战与战斗，而不是伊斯兰，所以不要将二者混为一谈。如果不先打击和威慑敌人，战斗将无法继续下去并进入下一阶段。”这两名理论家对“伊斯兰国”的影响早已有之，扎卡维就曾深受其影响。穆哈吉尔和纳吉均认为，斩首这一行为不仅仅在宗教上是被允许的，还是受到真主及先知推荐的。他们声称让异教徒血流成河“绝对是被允许的”，帮助异教徒打击穆斯林则是更加严重的无信仰行为，这样做的人无疑也成为了异教徒。

　　讲述故事与圣战

　　就灌输教条而言，“伊斯兰国”往往会避免让新成员接触并非直接来源于沙里亚法的材料。据“伊斯兰国”神职人员所言，新成员能够接触到的几乎都是宗教文本。资深成员或是战斗人员则能够学习纳吉等人的书籍。将新成员的阅读范围限定为宗教文本和历史传说，这一政策是与该组织的定位一致的：“伊斯兰国”是真正伊斯兰教的一项分支，而不是拥有自己教义的组织。

　　“伊斯兰国”还向新成员援引伊斯兰教创始初期的故事(通常是发生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叛教者战争”时期)来为斩首、将人钉上十字架、大规模杀戮等暴行进行辩解。“伊斯兰国”神职人员阿布-阿萨德•萨曼(Abu Asaad al-Samaan)就曾援引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一位名叫萨菲亚•宾特•阿卜杜勒-穆塔利布(Safiyya bint Abdulmutalib)的女人的故事来为斩首这一恐怖策略正名。据萨曼表示，在“壕沟之战”中，麦地那城的穆斯林女性与男性分隔开来，并被安置于一个安全的场所。可是一名男子(故事里称这名男子为犹太人)成功地潜入了这一场地，并向这些女性走去。萨菲亚请求一名老者杀死入侵者，但老者表示自己无力战斗。于是有过战斗经历的萨菲亚自己杀死了入侵者，将其斩首，并将其头颅掷向敌人以威慑对方。“伊斯兰国”成员还会提及《古兰经》中关于打击敌人的相关语句，不过主流穆斯林神职人员都认为这些语句必须放在当时的战斗语境中来理解。

　　“伊斯兰国”非常依赖历史传说和事件，原因在于这样的做法比引用伊斯兰教的原则更加强有力，当这些传说与事件符合圣训时，情况尤其如此。该组织充分利用能够找到的事例，还会借鉴一些不应被当作规则来遵守的孤立的偶然事件。利用历史传说的目的并不总在于进行关于宗教观点的辩论，有时还会起到激励对于暴行感到犹豫不决者的作用。

　　该组织还援引伊斯兰统帅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ed ibn al-Walid)的故事：他在乌来斯战役之后杀死了上千名俘虏，这种行为是和伊斯兰教的教诲相背的;瓦利德还向真主发誓，要让敌人血流成河;当敌人人数不足以“血流成河”时，他便杀死了众多俘虏，并命令打开河流的堤坝，冲刷流血的尸体。“伊斯兰国”指出首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曾赞扬过凯旋的瓦利德，先知穆罕默德则称他为“安拉之剑”。“伊斯兰国”杀戮俘虏时就会提及这一故事，将所谓“动态沙里亚法”(传说和事件，而不仅仅是神学)作为依据。

　　“伊斯兰国”故意通过超乎寻常的惩罚措施来震慑旁观者，并强调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如1970年代时沙特极端分子乌泰比的追随者的所作所为。这方面的例子包括：2014年12月时，“伊斯兰国”成员将一名被控有同性恋行为的20岁男子从代尔祖尔市最高的建筑物掷下，“伊斯兰国”的声明表示，这“就如同阿布•伯克尔哈里发所做的一样”。该组织的神职人员常常深入挖掘伊斯兰历史中不为人熟知的故事或圣训，从而令新成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向他们证明社会中已经不存在真正的伊斯兰教了。“伊斯兰国”成员穆萨纳•阿卜杜勒-萨塔尔(Muthanna Abdulsattar)解释称：“当你倾听神职人员的讲话时，你会感到震惊：绝大多数伊斯兰社会都已经背离了真正的伊斯兰教。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是在二十年前——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创设的。”

　　主流神职人员也许难以应对“伊斯兰教”所引用的这些关于极端暴力行为的故事。在公共场合，他们往往会对此闭口不谈，从而为“伊斯兰国”利用和改造这些故事创造了空间。此外，主流神职人员常常发现，若要对这些故事展开讨论，就难免会冒引发宗派主义冲突的风险。例如，逊尼派很尊敬瓦利德，但什叶派却不喜欢他;因此，批评瓦利德会将神职人员置于尴尬的境地。

　　结论

　　无论未来一段时间内“伊斯兰国”在军事上表现如何，其意识形态都将构成一项长期挑战。这其实是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的复杂问题的征兆：萨拉菲派的重组没有受到约束，进而催生了源自萨拉菲派和伊斯兰主义的新型运动。只有认识到萨拉菲派与伊斯兰主义观念的互动，才能够正确地诊断“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该组织在公开话语中强调的是伊斯兰神学，但这掩盖了其革命性质，也令人们误认为其意识形态应该追溯至萨拉菲派教义而不是原教旨主义与革命观念的混合。

　　在“伊斯兰国”支持者中十分流行的一句话能够很好地体现伊斯兰主义观念的核心地位。这句话出自也门记者阿卜杜勒-埃拉•海德尔•沙亚(Abdulelah Haider Shaye)之口：“库特布为‘伊斯兰国’打下了草稿，阿扎姆对它进行了教育，本•拉登实现了它的全球化，扎卡维令它成为现实，最后由两个巴格达迪完成了这项工作。”

　　“伊斯兰国”在极端观念之外，又加入了宗派主义的元素。它尤其强调自己与脱胎于阿富汗圣战运动的萨拉菲派圣战运动的联系。这种联系有助于该组织强化自己的正统性，免于离经叛道这一指责或是嘲讽。当前的地区环境有助于“伊斯兰国”式宗派主义的肆虐：宗派主义的两极分化，类似的宗派主义武装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兴起，缺少宗教和政治领袖人物——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伊斯兰国”吸引、招募人员并维持下去。宗派主义的媒体与政治言论继续煽动着各个群体之间的仇恨，从而为该组织提供弹药。

　　与此同时，主流神职人员未能与民众产生共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与专制政权的关联。阿拉伯之春后，温和派机构被削弱了，主流宗教人士被视作专制政权的同谋，人们认为他们未能呼应革命青年的渴望。“伊斯兰国”及其他组织立刻填补了这一真空，该组织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像“基地”组织在过去几年间所做的那样，将原本不为人熟知的教义转变为获得认可的教派，甚至还会造成更加重大的影响。

　　(相关简介：Hassan Hassan，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塔赫里尔中东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经作者及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授权，予以翻译发表。限于篇幅，未保留原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