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菲茨帕特里克：拥有核技术的日本，需要担心它发展核武器的意图吗？

　　在9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美国朝鲜事务特别代表斯斯蒂芬·比根警告说，日本可能会通过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应对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威胁。由于其先进的核能工业，日本早就有了发展核能的手段。但是自从1951年达成了一项安全条约以来，日本一直依赖于美国的“扩大威慑”(核保护伞)——华盛顿承诺对日本的任何攻击都会引发美国的报复性攻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日本政府对这一承诺的信心发生了变化，比根并不是第一个担心日本政府会对美国完全失去信心的美国官员。

　　在过去50年里，日本曾三次权衡发展核武器的利弊。第一个微妙时刻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开始进行核试验。然后，是冷战结束后的上世纪90年代，日本官员担心，美国在保护日本不受苏联核力量威胁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坚定。最近的一次则是2006年朝鲜发展核武器之后，日本面临着对其西部的一个新的重大挑战。然而，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日本的安全战略家们都得出结论，依靠美国提供的“扩大威慑”更有意义。作为交换，日本向美国决策者展示了自己是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是部署美国军队和军事装备的区域枢纽(就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一样)，也是对抗中国的堡垒。

　　如今，美国的安全保证看起来越来越不可靠。今年夏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再称该安全条约不公平，据报道，他私下里曾考虑完全取消该条约。他容忍了朝鲜威胁日本的导弹试验。在竞选期间，他曾表示，如果日本和韩国都发展核武器，这甚至可能符合两国的利益。

　　日本仍然有强大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上的理由来抵制发展核武器，但是比根的担心——日本可能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是正确的——不管是美国总统或是朝鲜，都可能会推动东京走向核扩散。

2012年8月，广岛，日本民众在原子弹爆炸圆顶屋前放灯笼

　　日本的核禁忌

　　作为唯一一个遭受过核弹攻击的国家，日本是核不扩散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它也暗自奉行一种“核对冲”战略，没有发展核武器的意愿却保留这种能力。日本官员们偶尔会透露这一政策的存在。例如，福岛核灾难后的2011年，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著名的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解释说,日本不能关闭其核电站，因为核燃料循环——将铀转化为电能并对废料进行循环利用的工业过程——是为了维持核“技术威慑。日本是唯一拥有浓缩铀和再处理钚技术，但没有发展核武器的国家。

　　理论上，日本可以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发展出小型核武库。它将需要生产武器级钚，这一过程极有可能需要改变民用反应堆的用途。它还需要重新设计其先进的运载核弹头的太空发射火箭。日本科学家在技术上有能力完成这两项任务，如果政府感到有必要将对安全、保密、可靠性和准确性的担忧最小化(并逃避其国际义务)，他们还可以在紧迫情况下缩短完成这些任务的时间。按照日本通常的做法，进行一个更完备、更谨慎的过程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科学家面临另一个障碍是，日本群岛的拥挤不利于他们寻找测试核武器的地方。已知的最近一次政府研究是在2006年进行的，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拥有发展小型核弹头的技术专长和设施，但这样做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耗资将超过20亿美元。

　　日本核武器计划的最大障碍不是在技术层面或是后勤方面;而是在政治、法律和文化上。自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本土，美国撤走核武器后，日本首相将“无核三原则”作为具有道德和政治约束力的规范，即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其他国家核武器。(实际上，日本允许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军舰停靠其港口打破了第三条原则)。此外，日本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其他不扩散文书的支持，以及对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集体记忆，加强了发展核武器的政治限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没有表现出试图挑战这种对核武器根深蒂固的反感的迹象。

　　日本学术界和科学界，包括核技术领域，对核武器的反对特别强烈，再加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日本的强大监督力量，这种对核武器根深蒂固的敌对态度，使日本几乎不可能寻求秘密制造核武器的途径。

　　日本外交官也会担心发展核武器的安全成本。一个本土的核计划将会对中国产生强烈的挑衅，促使北京进一步加速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发展核武器还会增加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风险，并促使韩国寻求建立自己的核武库，从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最后的武器

　　只有在日本安全局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科研机构才有可能遵循政府发展核武器的指令。在日本政策制定者的构想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是，韩国拥有核武器，或者朝韩统一并保留平壤现有的核武库。8月15日，当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纪念韩国自日本统治下解放纪念日的演讲中大讲朝韩统一的好处时，日本官员正在下面饶有兴趣地观看。

　　虽然文在寅坚称统一后的朝鲜半岛不会保留核武器，但鉴于南北双方的亲核情绪，日本仍保持警惕。在韩国，主流政客和报纸专栏作家倡导实施本国的核武器计划，而在日本，主张发展核武器的人基本上仍处于极右翼边缘。然而，将核武器作为未来的政策选择进行讨论正越来越被接受。例如，在2006年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当时的外相麻生太郎呼吁就有关情况展开公开辩论，以便认真重新考虑日本的无核政策。

　　当然，东京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是由它对美国核威慑的信心所决定的。多年来，当美国输掉越南战争，从菲律宾撤军，未能阻止中国和朝鲜获得核武器，并削减了自己的核武库时，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

　　但是，在破坏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方面，特朗普比他的任何前任都做得更多。在今年4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他与安倍就朝鲜的导弹发射是否违反了联合国决议进行了讨论，这或许是他对日本安全利益最公然的漠视。(显然，就是这样做了)尽管美军在日本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证，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心态是日本保留核选项更深一层的理由。

　　日本谋求发展核武器的任何举动都应被视为一种呼救。过去，当日本领导人向华盛顿暗示他们正在考虑发展核武器时，他们的意图是期待美国加强对日本的安全承诺。麻生太郎2006年呼吁进行公开辩论时，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重申了这一承诺。麻生遵循了一个老办法:1964年，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同样提出了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以说服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加强华盛顿保障日本安全的承诺。华盛顿应该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努力缓解日本的恐惧，从特朗普明确的声明开始，安抚东京，拒绝迎合朝鲜的挑衅，并阻止形势本已紧张地区的核扩散。

　　作者系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亚洲潜在的核拥有国和地区:日本、韩国和台湾》一书。本文译自美国《外交事务》官网，原文网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9-10-03/how-japan-could-go-nuclear

　　在9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美国朝鲜事务特别代表斯斯蒂芬·比根警告说，日本可能会通过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应对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威胁。由于其先进的核能工业，日本早就有了发展核能的手段。但是自从1951年达成了一项安全条约以来，日本一直依赖于美国的“扩大威慑”(核保护伞)——华盛顿承诺对日本的任何攻击都会引发美国的报复性攻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日本政府对这一承诺的信心发生了变化，比根并不是第一个担心日本政府会对美国完全失去信心的美国官员。

　　在过去50年里，日本曾三次权衡发展核武器的利弊。第一个微妙时刻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国开始进行核试验。然后，是冷战结束后的上世纪90年代，日本官员担心，美国在保护日本不受苏联核力量威胁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坚定。最近的一次则是2006年朝鲜发展核武器之后，日本面临着对其西部的一个新的重大挑战。然而，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日本的安全战略家们都得出结论，依靠美国提供的“扩大威慑”更有意义。作为交换，日本向美国决策者展示了自己是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是部署美国军队和军事装备的区域枢纽(就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一样)，也是对抗中国的堡垒。

　　如今，美国的安全保证看起来越来越不可靠。今年夏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再称该安全条约不公平，据报道，他私下里曾考虑完全取消该条约。他容忍了朝鲜威胁日本的导弹试验。在竞选期间，他曾表示，如果日本和韩国都发展核武器，这甚至可能符合两国的利益。

　　日本仍然有强大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上的理由来抵制发展核武器，但是比根的担心——日本可能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是正确的——不管是美国总统或是朝鲜，都可能会推动东京走向核扩散。

2012年8月，广岛，日本民众在原子弹爆炸圆顶屋前放灯笼

　　日本的核禁忌

　　作为唯一一个遭受过核弹攻击的国家，日本是核不扩散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它也暗自奉行一种“核对冲”战略，没有发展核武器的意愿却保留这种能力。日本官员们偶尔会透露这一政策的存在。例如，福岛核灾难后的2011年，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著名的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解释说,日本不能关闭其核电站，因为核燃料循环——将铀转化为电能并对废料进行循环利用的工业过程——是为了维持核“技术威慑。日本是唯一拥有浓缩铀和再处理钚技术，但没有发展核武器的国家。

　　理论上，日本可以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发展出小型核武库。它将需要生产武器级钚，这一过程极有可能需要改变民用反应堆的用途。它还需要重新设计其先进的运载核弹头的太空发射火箭。日本科学家在技术上有能力完成这两项任务，如果政府感到有必要将对安全、保密、可靠性和准确性的担忧最小化(并逃避其国际义务)，他们还可以在紧迫情况下缩短完成这些任务的时间。按照日本通常的做法，进行一个更完备、更谨慎的过程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科学家面临另一个障碍是，日本群岛的拥挤不利于他们寻找测试核武器的地方。已知的最近一次政府研究是在2006年进行的，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拥有发展小型核弹头的技术专长和设施，但这样做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耗资将超过20亿美元。

　　日本核武器计划的最大障碍不是在技术层面或是后勤方面;而是在政治、法律和文化上。自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本土，美国撤走核武器后，日本首相将“无核三原则”作为具有道德和政治约束力的规范，即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其他国家核武器。(实际上，日本允许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军舰停靠其港口打破了第三条原则)。此外，日本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其他不扩散文书的支持，以及对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集体记忆，加强了发展核武器的政治限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没有表现出试图挑战这种对核武器根深蒂固的反感的迹象。

　　日本学术界和科学界，包括核技术领域，对核武器的反对特别强烈，再加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日本的强大监督力量，这种对核武器根深蒂固的敌对态度，使日本几乎不可能寻求秘密制造核武器的途径。

　　日本外交官也会担心发展核武器的安全成本。一个本土的核计划将会对中国产生强烈的挑衅，促使北京进一步加速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发展核武器还会增加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风险，并促使韩国寻求建立自己的核武库，从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最后的武器

　　只有在日本安全局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科研机构才有可能遵循政府发展核武器的指令。在日本政策制定者的构想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是，韩国拥有核武器，或者朝韩统一并保留平壤现有的核武库。8月15日，当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纪念韩国自日本统治下解放纪念日的演讲中大讲朝韩统一的好处时，日本官员正在下面饶有兴趣地观看。

　　虽然文在寅坚称统一后的朝鲜半岛不会保留核武器，但鉴于南北双方的亲核情绪，日本仍保持警惕。在韩国，主流政客和报纸专栏作家倡导实施本国的核武器计划，而在日本，主张发展核武器的人基本上仍处于极右翼边缘。然而，将核武器作为未来的政策选择进行讨论正越来越被接受。例如，在2006年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当时的外相麻生太郎呼吁就有关情况展开公开辩论，以便认真重新考虑日本的无核政策。

　　当然，东京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是由它对美国核威慑的信心所决定的。多年来，当美国输掉越南战争，从菲律宾撤军，未能阻止中国和朝鲜获得核武器，并削减了自己的核武库时，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

　　但是，在破坏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方面，特朗普比他的任何前任都做得更多。在今年4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他与安倍就朝鲜的导弹发射是否违反了联合国决议进行了讨论，这或许是他对日本安全利益最公然的漠视。(显然，就是这样做了)尽管美军在日本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证，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心态是日本保留核选项更深一层的理由。

　　日本谋求发展核武器的任何举动都应被视为一种呼救。过去，当日本领导人向华盛顿暗示他们正在考虑发展核武器时，他们的意图是期待美国加强对日本的安全承诺。麻生太郎2006年呼吁进行公开辩论时，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重申了这一承诺。麻生遵循了一个老办法:1964年，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同样提出了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以说服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加强华盛顿保障日本安全的承诺。华盛顿应该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努力缓解日本的恐惧，从特朗普明确的声明开始，安抚东京，拒绝迎合朝鲜的挑衅，并阻止形势本已紧张地区的核扩散。

　　作者系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亚洲潜在的核拥有国和地区:日本、韩国和台湾》一书。本文译自美国《外交事务》官网，原文网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9-10-03/how-japan-could-go-nucl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