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林德：即使特朗普连任失败，“美国优先”政策也会延续

　　白人民族主义身份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特朗普“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式的民族主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它发挥了作用，但被严重夸大了，正如共和党在2016年和2018年的选举中所赢得的黑人和西班牙裔选票比例缓慢上升，而白人选票比例不断萎缩所表明的那样。很少有人讨论的是另一种身份政治的作用:大西洋身份政治，这种身份政治鼓舞了许多鄙视特朗普的富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和欧洲人。

特朗普到缅因州为大选连任造势

　　当沃尔特·李普曼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1943)中创造了“大西洋共同体”这个词时，它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肯定很新奇。从建国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美国人头脑中世界政治地图的样子，是大西洋和太平洋想象的中线，将新世界和旧世界分隔开来。旧世界满是战争和暴政;新大陆，则是一个和平自由的隔离区，至少对白人定居者和白人移民来说是这样。

　　南方贵族和东北部贵族中的亲英人士常常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英裔美国人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个分支。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不是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犯下的错误，美国人和他们在海外的表亲们本应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成为一个伟大的英语英联邦的一部分。有时，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也被归并到英国人和他们的海外定居者中，组成一个日耳曼民族大家庭，对他们来说，北大西洋比格兰德河和莱茵河还要窄。

　　1900年左右，这两种美国身份的概念被一种超国家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版的小册子宣扬了世界法庭、世界联盟和世界议会的计划。这种“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随着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和后来的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创立而取得了胜利。

　　随后，对这些全球性组织的失望让一些理想主义者提议建立更小的民主联盟。1939年，《纽约时报》的克拉伦斯·斯特利特发表了《当下的联盟:自由大西洋联邦联盟的提议》。他还创立了一个组织，即“民主联邦联盟主义者”，这个组织的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改名，直到今天还存在着。

　　大西洋共同体和民主国家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与冷战期间的北约成员重叠。然而，1989年以后，民主和半民主政体的增多，造成对“民主国家联盟”的迥异观点，在乔治•w•布什执政时期，“民主国家联盟”的概念在一些外交政策精英中颇受欢迎，而建立一个基于共同遗产和文化(如果不是种族的话)的大西洋共同体的观点则更为独特。

　　超地域的民主理想主义和地域文化认同之间的类似张力，困扰着为赢得跨大西洋自由主义者感情而推行的大西洋主义计划的主要对手，即欧洲联邦制。大西洋主义在华盛顿比在布鲁塞尔更受欢迎。对于大多数欧洲精英来说，欧洲联邦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超级国家，并能够与未来的竞争对手如中国和印度抗衡。

　　美国的大西洋主义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被称为欧盟的同行者。正如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尽管苏联存在种种缺陷，但它是一个新兴文明的典范，而许多亲欧洲的美国人则将一个理想化的欧盟视为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第二故乡和未来世界的典范。就像20世纪中期的大西洋联盟主义者在短期内放弃了国际联盟一样，他们认为欧盟是未来全球秩序的一种试点项目，在这种设想里，国家主权将受到劳动力、商品和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侵蚀，而弱势群体将受到福利丰厚的国家的保护，而那些不同意自由社会规范的人将因“错误思维”和仇恨犯罪而受到起诉。

　　对于那些一直关注着英国和其他地方反对欧洲联邦制的民粹主义潮流的人来说，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许多美国的亲欧派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政治潜流，即使他们在欧洲度假或参加会议，在那里他们只与志趣相投的朋友和同事交往。

　　英国脱欧公投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正在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一些同事，都是美国人，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难过，他们极度震惊和悲伤。当我问他们，既然我们美国人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为什么要在意这个问题时，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说清。

　　对于许多美国进步派人士，甚至某些温和的保守人士来说，以“日益紧密的联盟”为口号的欧盟，似乎是包括美国、西半球和亚洲在内的整个世界未来的典范。那些英国脱欧支持者投出的反对票，是在反人类，反文明。他们是野蛮人。他们是法西斯。

　　特朗普的当选在这类人这儿激起了同样的恐惧和愤怒。当英国的留欧派试图不择手段地推翻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时，民主党人和从未支持过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正发布阴谋论，支持弹劾，试图废除2016年大选的结果。美国建制派的歇斯底里和特朗普的实际作为之间的失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能用心理因素来解释。除了异常温和的外交政策和令人讨厌的个人风格，特朗普其实算是一名相当典型的共和党总统，

　　所有这些使我相信大西洋主义现在是一种准宗教或部落身份。这一点我在布什时代就有过体会，当时一位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告诉我，他认为自己不是美国的爱国者，而是“大西洋中部的公民”。当时，他的话让我想起汤姆·沃尔夫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项有喜感的研究:在英国和美国的中大西洋人和其他品种(1969)。沃尔夫嘲讽了像阿拉斯泰尔·库克这样往返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名人记者。在《虚荣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英国外派记者彼得•休洛德就是这种典型。然而，自冷战以来，假想中的“大西洋主义祖国”的东部边界随着北约(NATO)的扩张，一直延伸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边界。

　　在亲欧洲的美国大西洋主义者的想象中，理想化的欧盟扮演着未来实验室的角色，这解释了他们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密切关注”。以任何理性的标准来看，中国对美国世界地位的威胁都远远大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与法国一样，俄罗斯也是一个拥有核武器、在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拥有席位、在其势力范围内有时存在残酷现实政治的传统、以及有着更大全球重要性的地区大国。

　　如何解释普京引起左翼的歇斯底里?妖魔化普京似乎让大西洋主义者和欧洲联邦主义者可以把自己国家的民粹主义不满情绪归咎于外部邪恶势力的颠覆，而不是他们执政机构的政策失败。欧盟是伊甸园，普京则是一条策划阴谋导致人堕落的毒蛇。不管是否真心，普京对欧洲社会保守派和国家民粹主义者表示同情，这使得亲欧派将后者视为俄罗斯的棋子，就像冷战时期的反共右翼将民权运动和劳工运动的领导人视为克里姆林宫的棋子一样。

　　就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异议可以被归咎于由外国资本支持的托洛茨基派“破坏者”一样，许多看似理智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保守派也将英国退欧和特朗普的选票归因于俄罗斯的宣传和对选举的干预。如果不是普京对英国政治的狡猾操纵，英国留欧本来会赢!如果Facebook上没有俄罗斯的宣传广告，希拉里·克林顿可能已经当了四年总统了!尽管特朗普不受欢迎，但如果他再次当选，那么大西洋两岸的大部分权势集团将把这一结果归咎于全能、邪恶的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阴谋。在希望拜登获胜的人那里，有小部分原因是那可能会终结歇斯底里的新麦卡锡主义，过去四年来，这种主义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学术和媒体机构。

　　未来会怎样?对美国知之甚少的欧洲人有时会猜测，不断增长的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将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拉丁美洲或亚洲。除了表现出某种潜意识的种族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寻求有影响力的决策立场的美国少数族裔成员往往完全被精英文化同化，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党派偏见比他们的血统更能影响他们的观点。

　　拉丁美洲或亚洲也没有为美国人提供有吸引力的社会模式。拉丁美洲已由多党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威权主义，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但从北美的角度来看，边境以南的大多数共和国即使不是失败国家，也是欠发达国家。出于不同的原因，东亚国家既不是美国进步主义者的榜样，也不是美国保守人士欣赏的典型。社群主义下，东亚国家对大规模移民的排斥，招致了多元文化主义和开放边界的进步倡导者的反感。与此同时，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的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对东亚的经济民族主义深恶痛绝。从美国人存有超国家共同体的愿景来看，这一共同体既不可能是太平洋共同体，也不可能是美国人想象中的泛美共同体。无论2020年谁入主白宫，人们熟悉的美国在世界上角色的三种愿景——大西洋主义、亲英主义和新世界主义——都可能继续在美国的政治潜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有些人会继续成为大西洋主义者，但其他人可能会宣称，只要民主党再次掌权白宫，美国就已经取代欧盟，成为全球民主革命的中心。

　　对保守派精英来说，他们似乎延续了亲英的余绪，在很多情况下，还要加上从保守的英国和欧洲大陆理念一致的政治伙伴那里继承来的恐欧情绪。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保守知识分子都被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的理念所吸引，后者被更为自由的大西洋主义者视为与大西洋圈的竞争对手。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新的冷战，而欧盟对北京采取绥靖政策，这个英语圈学派可能会变得更有影响力。

　　亲大西洋、亲欧洲和亲英都是精英的意识形态。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工薪阶层，他们的教育结束于高中，可能还有一年或两年的社区大学教育，或者几年没有完成的大学教育。这些美国人，不管是不是白人，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去英国或欧洲大陆度假，而且不会把巴黎或伦敦当作第二故乡。

　　此外，大多数美国白人是工人阶级或欧洲农民的后代，他们逃离了原国家的贫穷或压迫，但后来他们的家人被征召到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参加了噩梦般的战争。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很自然地把欧洲看作是祖先遭受苦难和战争的地方，而不是绿色可再生能源政策和扩大跨性别权利及反种族主义边界的高贵实验室。而大多数不是英国人后裔的美国白人，也不太可能像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那样，把他们当做失散已久的表亲，重新团结在一个庞大而快乐的盎格鲁文化圈里。

　　尽管这个新世界的南部与危险的旧世界的边界是大草原而不是火地岛，但大多数美国人仍将继续坚持美国是一个新世界的愿景。这些民粹主义的新世界大陆主义者(一个比孤立主义者更少贬义的词)在美国精英外交政策圈子里几乎完全没有代表。由于亲欧洲/大西洋主义进步派和亲英保守派一次又一次地透支了美国公众对他们过于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计划有限的支持，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代表民粹主义的新世界大陆主义者的观点，导致美国外交政策周期性地出现政治危机。

　　因此，不管这是不是特朗普作为总统的最后一年，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中几乎肯定会出现新的不计后果的脱轨者，这意味着即使特朗普连任失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政策仍将继续存在。

　　作者是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Lyndon B. Johnso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的教授，著有《新阶级战争:从管理精英手中拯救民主》(the New Class War: Saving Democracy from the Managerial Elite)。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2020-election/why-america-first-here-stay-even-if-donald-trump-defeated-171420

　　白人民族主义身份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特朗普“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式的民族主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它发挥了作用，但被严重夸大了，正如共和党在2016年和2018年的选举中所赢得的黑人和西班牙裔选票比例缓慢上升，而白人选票比例不断萎缩所表明的那样。很少有人讨论的是另一种身份政治的作用:大西洋身份政治，这种身份政治鼓舞了许多鄙视特朗普的富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和欧洲人。

特朗普到缅因州为大选连任造势

　　当沃尔特·李普曼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1943)中创造了“大西洋共同体”这个词时，它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肯定很新奇。从建国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美国人头脑中世界政治地图的样子，是大西洋和太平洋想象的中线，将新世界和旧世界分隔开来。旧世界满是战争和暴政;新大陆，则是一个和平自由的隔离区，至少对白人定居者和白人移民来说是这样。

　　南方贵族和东北部贵族中的亲英人士常常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英裔美国人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个分支。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不是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犯下的错误，美国人和他们在海外的表亲们本应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成为一个伟大的英语英联邦的一部分。有时，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也被归并到英国人和他们的海外定居者中，组成一个日耳曼民族大家庭，对他们来说，北大西洋比格兰德河和莱茵河还要窄。

　　1900年左右，这两种美国身份的概念被一种超国家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版的小册子宣扬了世界法庭、世界联盟和世界议会的计划。这种“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随着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和后来的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创立而取得了胜利。

　　随后，对这些全球性组织的失望让一些理想主义者提议建立更小的民主联盟。1939年，《纽约时报》的克拉伦斯·斯特利特发表了《当下的联盟:自由大西洋联邦联盟的提议》。他还创立了一个组织，即“民主联邦联盟主义者”，这个组织的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改名，直到今天还存在着。

　　大西洋共同体和民主国家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与冷战期间的北约成员重叠。然而，1989年以后，民主和半民主政体的增多，造成对“民主国家联盟”的迥异观点，在乔治•w•布什执政时期，“民主国家联盟”的概念在一些外交政策精英中颇受欢迎，而建立一个基于共同遗产和文化(如果不是种族的话)的大西洋共同体的观点则更为独特。

　　超地域的民主理想主义和地域文化认同之间的类似张力，困扰着为赢得跨大西洋自由主义者感情而推行的大西洋主义计划的主要对手，即欧洲联邦制。大西洋主义在华盛顿比在布鲁塞尔更受欢迎。对于大多数欧洲精英来说，欧洲联邦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超级国家，并能够与未来的竞争对手如中国和印度抗衡。

　　美国的大西洋主义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被称为欧盟的同行者。正如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尽管苏联存在种种缺陷，但它是一个新兴文明的典范，而许多亲欧洲的美国人则将一个理想化的欧盟视为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第二故乡和未来世界的典范。就像20世纪中期的大西洋联盟主义者在短期内放弃了国际联盟一样，他们认为欧盟是未来全球秩序的一种试点项目，在这种设想里，国家主权将受到劳动力、商品和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侵蚀，而弱势群体将受到福利丰厚的国家的保护，而那些不同意自由社会规范的人将因“错误思维”和仇恨犯罪而受到起诉。

　　对于那些一直关注着英国和其他地方反对欧洲联邦制的民粹主义潮流的人来说，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许多美国的亲欧派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政治潜流，即使他们在欧洲度假或参加会议，在那里他们只与志趣相投的朋友和同事交往。

　　英国脱欧公投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正在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一些同事，都是美国人，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难过，他们极度震惊和悲伤。当我问他们，既然我们美国人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为什么要在意这个问题时，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说清。

　　对于许多美国进步派人士，甚至某些温和的保守人士来说，以“日益紧密的联盟”为口号的欧盟，似乎是包括美国、西半球和亚洲在内的整个世界未来的典范。那些英国脱欧支持者投出的反对票，是在反人类，反文明。他们是野蛮人。他们是法西斯。

　　特朗普的当选在这类人这儿激起了同样的恐惧和愤怒。当英国的留欧派试图不择手段地推翻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时，民主党人和从未支持过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正发布阴谋论，支持弹劾，试图废除2016年大选的结果。美国建制派的歇斯底里和特朗普的实际作为之间的失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能用心理因素来解释。除了异常温和的外交政策和令人讨厌的个人风格，特朗普其实算是一名相当典型的共和党总统，

　　所有这些使我相信大西洋主义现在是一种准宗教或部落身份。这一点我在布什时代就有过体会，当时一位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告诉我，他认为自己不是美国的爱国者，而是“大西洋中部的公民”。当时，他的话让我想起汤姆·沃尔夫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项有喜感的研究:在英国和美国的中大西洋人和其他品种(1969)。沃尔夫嘲讽了像阿拉斯泰尔·库克这样往返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名人记者。在《虚荣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英国外派记者彼得•休洛德就是这种典型。然而，自冷战以来，假想中的“大西洋主义祖国”的东部边界随着北约(NATO)的扩张，一直延伸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边界。

　　在亲欧洲的美国大西洋主义者的想象中，理想化的欧盟扮演着未来实验室的角色，这解释了他们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密切关注”。以任何理性的标准来看，中国对美国世界地位的威胁都远远大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与法国一样，俄罗斯也是一个拥有核武器、在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拥有席位、在其势力范围内有时存在残酷现实政治的传统、以及有着更大全球重要性的地区大国。

　　如何解释普京引起左翼的歇斯底里?妖魔化普京似乎让大西洋主义者和欧洲联邦主义者可以把自己国家的民粹主义不满情绪归咎于外部邪恶势力的颠覆，而不是他们执政机构的政策失败。欧盟是伊甸园，普京则是一条策划阴谋导致人堕落的毒蛇。不管是否真心，普京对欧洲社会保守派和国家民粹主义者表示同情，这使得亲欧派将后者视为俄罗斯的棋子，就像冷战时期的反共右翼将民权运动和劳工运动的领导人视为克里姆林宫的棋子一样。

　　就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异议可以被归咎于由外国资本支持的托洛茨基派“破坏者”一样，许多看似理智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保守派也将英国退欧和特朗普的选票归因于俄罗斯的宣传和对选举的干预。如果不是普京对英国政治的狡猾操纵，英国留欧本来会赢!如果Facebook上没有俄罗斯的宣传广告，希拉里·克林顿可能已经当了四年总统了!尽管特朗普不受欢迎，但如果他再次当选，那么大西洋两岸的大部分权势集团将把这一结果归咎于全能、邪恶的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阴谋。在希望拜登获胜的人那里，有小部分原因是那可能会终结歇斯底里的新麦卡锡主义，过去四年来，这种主义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学术和媒体机构。

　　未来会怎样?对美国知之甚少的欧洲人有时会猜测，不断增长的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将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拉丁美洲或亚洲。除了表现出某种潜意识的种族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寻求有影响力的决策立场的美国少数族裔成员往往完全被精英文化同化，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党派偏见比他们的血统更能影响他们的观点。

　　拉丁美洲或亚洲也没有为美国人提供有吸引力的社会模式。拉丁美洲已由多党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威权主义，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但从北美的角度来看，边境以南的大多数共和国即使不是失败国家，也是欠发达国家。出于不同的原因，东亚国家既不是美国进步主义者的榜样，也不是美国保守人士欣赏的典型。社群主义下，东亚国家对大规模移民的排斥，招致了多元文化主义和开放边界的进步倡导者的反感。与此同时，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的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对东亚的经济民族主义深恶痛绝。从美国人存有超国家共同体的愿景来看，这一共同体既不可能是太平洋共同体，也不可能是美国人想象中的泛美共同体。无论2020年谁入主白宫，人们熟悉的美国在世界上角色的三种愿景——大西洋主义、亲英主义和新世界主义——都可能继续在美国的政治潜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有些人会继续成为大西洋主义者，但其他人可能会宣称，只要民主党再次掌权白宫，美国就已经取代欧盟，成为全球民主革命的中心。

　　对保守派精英来说，他们似乎延续了亲英的余绪，在很多情况下，还要加上从保守的英国和欧洲大陆理念一致的政治伙伴那里继承来的恐欧情绪。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保守知识分子都被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的理念所吸引，后者被更为自由的大西洋主义者视为与大西洋圈的竞争对手。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新的冷战，而欧盟对北京采取绥靖政策，这个英语圈学派可能会变得更有影响力。

　　亲大西洋、亲欧洲和亲英都是精英的意识形态。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工薪阶层，他们的教育结束于高中，可能还有一年或两年的社区大学教育，或者几年没有完成的大学教育。这些美国人，不管是不是白人，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去英国或欧洲大陆度假，而且不会把巴黎或伦敦当作第二故乡。

　　此外，大多数美国白人是工人阶级或欧洲农民的后代，他们逃离了原国家的贫穷或压迫，但后来他们的家人被征召到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参加了噩梦般的战争。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很自然地把欧洲看作是祖先遭受苦难和战争的地方，而不是绿色可再生能源政策和扩大跨性别权利及反种族主义边界的高贵实验室。而大多数不是英国人后裔的美国白人，也不太可能像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那样，把他们当做失散已久的表亲，重新团结在一个庞大而快乐的盎格鲁文化圈里。

　　尽管这个新世界的南部与危险的旧世界的边界是大草原而不是火地岛，但大多数美国人仍将继续坚持美国是一个新世界的愿景。这些民粹主义的新世界大陆主义者(一个比孤立主义者更少贬义的词)在美国精英外交政策圈子里几乎完全没有代表。由于亲欧洲/大西洋主义进步派和亲英保守派一次又一次地透支了美国公众对他们过于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计划有限的支持，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代表民粹主义的新世界大陆主义者的观点，导致美国外交政策周期性地出现政治危机。

　　因此，不管这是不是特朗普作为总统的最后一年，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中几乎肯定会出现新的不计后果的脱轨者，这意味着即使特朗普连任失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政策仍将继续存在。

　　作者是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Lyndon B. Johnso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的教授，著有《新阶级战争:从管理精英手中拯救民主》(the New Class War: Saving Democracy from the Managerial Elite)。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2020-election/why-america-first-here-stay-even-if-donald-trump-defeated-171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