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卡·安库：维持稳定远远不够，民主进程中的尼日利亚如何繁荣发展

　　明年2月，尼日利亚将举行自1999年向民主过渡以来的第七次选举。近1亿尼日利亚人登记投票，其中大多数人年龄在25岁以下。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尼日利亚将成为世界上第三大人口大国，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但是，尽管其天然气和原油储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九和第十位;耕地面积居世界前列;但在国民总收入、人均GDP和工业生产方面，尼日利亚远远落后于印尼和韩国等国。在成人识字率和电力供应方面.，这个非洲最大的经济体甚至落后于肯尼亚和加纳等非洲大陆的等国家。

2019年1月，在尼日利亚拉菲亚，人民民主党支持者参加竞选集会

　　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部分是由于尼日利亚领导人缺乏发展的雄心。自1967年至1970年尼日利亚独立后不久爆发残酷内战以来，尼日利亚的政治和商业精英大多觉得只要避免再出现重大冲突就可以。由于无法就如何实现经济工业化达成共识，尼日利亚的领导人不得不瓜分本国的自然资源来维持和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在尼日利亚的军事独裁时期，国家逐渐衰弱：公务员制度遭到系统性破坏，经济多元化、脱离采掘性经济活动的失败削弱了政府为公共投资提供资金的能力。现在尼日利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多党民主国家，但这些薄弱的制度基础意味着国家无法刺激广泛的经济增长。

　　即将到来的选举季为尼日利亚人提供了一个向他们的领导人提出更多要求的机会。独立62年后，这个国家最终必须超越简单维系自身的治理水平。尼日利亚需要一个经济转型的共同愿景，将跨越地区和种族界限的政治精英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能够完成用生产性网络取代赞助网络的艰巨工作。它还需要一个即使在改革遇到不可避免的阻力时也能进行改革努力的政府。

　　“和平红利”正在消失

　　自独立以来，对种族冲突的恐惧影响了尼日利亚的政治。殖民时期，英国将该国划分为两块，根据先前存在的精英结构，在北部和南部制定不同的管理方法。这一战略造成了地区差异，滋生了猜疑，导致了1960年独立后紧张的民族关系。1966年，一群主要来自伊博族的军官推翻了尼日利亚第一个民主政府，杀害了来自北部和西部的主要军事和政治人物。由于仍有争议的原因，政变策划者未能杀害东部以伊博为主的地区的最高政治人物。这加剧了北方人的担忧，即政变旨在消灭北方领导人，强加伊博霸权，引发反伊博大屠杀，最终引发血腥的三年内战。

　　那场夺去了一百多万人生命的冲突之后，历届军政府利用人们对种族冲突挥之不去的恐惧，为自己的统治辩护。丰富的石油收入意味着这些政府不需要优先考虑政府效率，也不需要为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相反，他们追求的是一个狭隘得多的目标：维持政治稳定。

　　矛盾的是，这种对国家稳定的强调往往以牺牲个人安全为代价。例如，由于担心地方长官可能会利用地方警察来促进自己的民族或地区利益，军事统治者建立了一个不切实际的中央集权的联邦警察系统，削弱了地方情报收集工作，使保障公民安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连这支无能的警察部队也严重缺乏资源，以至于它永远无法强大到足以挑战军方。随着尼日利亚军政府越来越专注于自我保护，他们在提供水、道路和电力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努力越来越少。评判地方行政长官的标准不是他们所在地区基础设施的质量，也不是教育或医疗保健的可获得性，而是他们管理帮助维持和平的以族裔为基础的精英网络的能力。

　　尼日利亚在1999年向民主过渡，但在军事统治下建立的许多模式都保留了下来。尽管他们现在着眼于选举，政治精英们仍然专注于分享中央政府的红利，同时安抚地区的少数民族领导人。公平地说，这种对团结的单一关注在其狭隘的范围内取得了成功。在尼日利亚向民主统治过渡的23年之后，军事政变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分裂的真正风险也不存在。但是维持这种简单政治共识的资金的主要来源正在减少。自1999年以来，石油产量下降了50%以上，而尼日利亚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2亿多。随着石油收入的减少，维系旧政治安排的粘合剂——以和平换取战利品——已经干涸并变得脆弱。只有释放尼日利亚经济潜力的新政治安排，才能最终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随着石油收入的减少，维系旧政治安排的粘合剂——以和平换红利——已经难以为继。只有释放尼日利亚经济潜力的新政治安排才能最终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

　　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如果没有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相对安全的产权和有效的市场监管来防止欺诈并确保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任何国家都无法实现工业化。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学者，包括Daron Acemoglu、Dani Rodrik和Jared Diamond都承认，通常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具备大规模提供这些服务所需的协调和动员动力。尽管一个强大的国家统合能力在刺激中国、新加坡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转型方面所起的作用已经得到了相对充分的理解，但意识形态的遮蔽者阻止了许多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承认，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美国自身的经济起飞中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冷战期间，美国的反苏言论助长了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之间过于简单的二分法，强化了美国经济活力源于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的神话。事实上，美国联邦政府在推动二十世纪的经济转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最重要的联邦干预措施(但绝不是唯一的干预措施)中，是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广泛补贴，对新兴技术的战略投资，以及对公平劳动和其他再分配政策的有力支持，这些政策确保了公平竞争环境和提高了工人生产力。换句话说，美国庞大的州际公路网、蓬勃发展的国防和技术产业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都是一个强大联邦政府造就的。

　　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对政府在经济中发挥刺激作用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他们的工作不仅在华盛顿，而且在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影响。这些国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条件的项目的约束，这些国家的精英曾在美国大学学习。与美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还没有机会建立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认为太大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结果，自由市场的良药往往比疾病本身更糟糕，阻碍了经济繁荣发展的前景。

　　光有和平是不够的

　　在尼日利亚，不强调国家在推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的经济理论合乎军事和政治精英的胃口，因为他们希望逃避对该国糟糕经济结果的责任。因此，尼日利亚的军队和知识阶层接受了这些亲市场的概念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统治。在实践中，一个弱国只会加剧国家的民族和地区差异，加剧现有的民族和地区的不信任。其结果是一个恶性循环，直至今日仍在继续：羸弱的中央政府招致了地方和民族权力掮客的竞争，而这些掮客反过来抵制加强中央政府的努力，唯恐它被自己的对手所控制。

　　这一困境阻碍了推进国家经济转型愿景的努力，也使政府难以调集资源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尼日利亚的联邦收入和支出平均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仅能与索马里和阿富汗等失败国家的份额相提并论。(相比之下，美国联邦支出接近经济产出的30%。)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预测相反，尼日利亚的私营部门并没有填补这一空白。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管框架，私人资本在医疗保健、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收效甚微。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为经济转型创造条件的观点正在慢慢获得认同。最近，犯罪分子和分裂主义组织在尼日利亚各地发动了一连串暴力袭击，这使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需要一个资源更充足的国家警察机构上。虽然反对党的主要候选人、前副总统阿提库·阿布巴卡尔承诺将警察和其他服务下放给州政府，但他也承诺领导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能够“保证国家团结”。

　　但尼日利亚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国家统一。这个目标在过去52年里已经实现了。下一届政府必须走得更远。它必须在所有地区和主要民族的支持下，就如何加强联邦政府，使其能够保障产权，向全国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并提供有效的监管，以确保市场参与者之间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一个共同的国家愿景。例如，通过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分散的警务结构，尼日利亚可以促进提高农业产出所需的和平与安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一个资源更充足的公务员制度将更容易吸引人才，并有助于将低效的官僚体制转变为能够刺激和有效监管地方产业的官僚体制。一个更强大更可靠的司法系统——一个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司法系统——将鼓励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和投资。这些得到加强的联邦机构可以共同制定并执行最低标准，而地方机构则推动区域发展重点，并确保经济行为体之间的协调。

　　然而，要实现这样的改革愿景，尼日利亚领导人需要恢复公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其中一种方法是改善与尼日利亚普通民众的沟通。下任总统应该经常宣示明确的政策目标，使公众能够在未能实现这些目标时追究总统的责任。终结政府和精英阶层的有罪不罚的惯例是另一个重要步骤。要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必须对腐败或其他形式的不法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尤其是在政治任命的官员里。

　　过去，尼日利亚的政治稳定依赖于其领导人战略性分配石油收入的能力。但随着该国石油储量的减少和人口的增加，稳定将越来越依赖于更困难的方面：改善尼日利亚普通民众生活的经济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尼日利亚需要一种新的、更有雄心的政治共识——一种超越50多年前结束的内战创伤的政治共识，一种为未来半个世纪做好准备的政治共识。

　　阿马卡·安库(Amaka Anku)：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董事和非洲事务主管。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明年2月，尼日利亚将举行自1999年向民主过渡以来的第七次选举。近1亿尼日利亚人登记投票，其中大多数人年龄在25岁以下。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尼日利亚将成为世界上第三大人口大国，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但是，尽管其天然气和原油储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九和第十位;耕地面积居世界前列;但在国民总收入、人均GDP和工业生产方面，尼日利亚远远落后于印尼和韩国等国。在成人识字率和电力供应方面.，这个非洲最大的经济体甚至落后于肯尼亚和加纳等非洲大陆的等国家。

2019年1月，在尼日利亚拉菲亚，人民民主党支持者参加竞选集会

　　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部分是由于尼日利亚领导人缺乏发展的雄心。自1967年至1970年尼日利亚独立后不久爆发残酷内战以来，尼日利亚的政治和商业精英大多觉得只要避免再出现重大冲突就可以。由于无法就如何实现经济工业化达成共识，尼日利亚的领导人不得不瓜分本国的自然资源来维持和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在尼日利亚的军事独裁时期，国家逐渐衰弱：公务员制度遭到系统性破坏，经济多元化、脱离采掘性经济活动的失败削弱了政府为公共投资提供资金的能力。现在尼日利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多党民主国家，但这些薄弱的制度基础意味着国家无法刺激广泛的经济增长。

　　即将到来的选举季为尼日利亚人提供了一个向他们的领导人提出更多要求的机会。独立62年后，这个国家最终必须超越简单维系自身的治理水平。尼日利亚需要一个经济转型的共同愿景，将跨越地区和种族界限的政治精英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能够完成用生产性网络取代赞助网络的艰巨工作。它还需要一个即使在改革遇到不可避免的阻力时也能进行改革努力的政府。

　　“和平红利”正在消失

　　自独立以来，对种族冲突的恐惧影响了尼日利亚的政治。殖民时期，英国将该国划分为两块，根据先前存在的精英结构，在北部和南部制定不同的管理方法。这一战略造成了地区差异，滋生了猜疑，导致了1960年独立后紧张的民族关系。1966年，一群主要来自伊博族的军官推翻了尼日利亚第一个民主政府，杀害了来自北部和西部的主要军事和政治人物。由于仍有争议的原因，政变策划者未能杀害东部以伊博为主的地区的最高政治人物。这加剧了北方人的担忧，即政变旨在消灭北方领导人，强加伊博霸权，引发反伊博大屠杀，最终引发血腥的三年内战。

　　那场夺去了一百多万人生命的冲突之后，历届军政府利用人们对种族冲突挥之不去的恐惧，为自己的统治辩护。丰富的石油收入意味着这些政府不需要优先考虑政府效率，也不需要为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相反，他们追求的是一个狭隘得多的目标：维持政治稳定。

　　矛盾的是，这种对国家稳定的强调往往以牺牲个人安全为代价。例如，由于担心地方长官可能会利用地方警察来促进自己的民族或地区利益，军事统治者建立了一个不切实际的中央集权的联邦警察系统，削弱了地方情报收集工作，使保障公民安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连这支无能的警察部队也严重缺乏资源，以至于它永远无法强大到足以挑战军方。随着尼日利亚军政府越来越专注于自我保护，他们在提供水、道路和电力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努力越来越少。评判地方行政长官的标准不是他们所在地区基础设施的质量，也不是教育或医疗保健的可获得性，而是他们管理帮助维持和平的以族裔为基础的精英网络的能力。

　　尼日利亚在1999年向民主过渡，但在军事统治下建立的许多模式都保留了下来。尽管他们现在着眼于选举，政治精英们仍然专注于分享中央政府的红利，同时安抚地区的少数民族领导人。公平地说，这种对团结的单一关注在其狭隘的范围内取得了成功。在尼日利亚向民主统治过渡的23年之后，军事政变是不可想象的，国家分裂的真正风险也不存在。但是维持这种简单政治共识的资金的主要来源正在减少。自1999年以来，石油产量下降了50%以上，而尼日利亚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2亿多。随着石油收入的减少，维系旧政治安排的粘合剂——以和平换取战利品——已经干涸并变得脆弱。只有释放尼日利亚经济潜力的新政治安排，才能最终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随着石油收入的减少，维系旧政治安排的粘合剂——以和平换红利——已经难以为继。只有释放尼日利亚经济潜力的新政治安排才能最终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

　　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如果没有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相对安全的产权和有效的市场监管来防止欺诈并确保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任何国家都无法实现工业化。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学者，包括Daron Acemoglu、Dani Rodrik和Jared Diamond都承认，通常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具备大规模提供这些服务所需的协调和动员动力。尽管一个强大的国家统合能力在刺激中国、新加坡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转型方面所起的作用已经得到了相对充分的理解，但意识形态的遮蔽者阻止了许多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承认，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美国自身的经济起飞中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冷战期间，美国的反苏言论助长了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之间过于简单的二分法，强化了美国经济活力源于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的神话。事实上，美国联邦政府在推动二十世纪的经济转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最重要的联邦干预措施(但绝不是唯一的干预措施)中，是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广泛补贴，对新兴技术的战略投资，以及对公平劳动和其他再分配政策的有力支持，这些政策确保了公平竞争环境和提高了工人生产力。换句话说，美国庞大的州际公路网、蓬勃发展的国防和技术产业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都是一个强大联邦政府造就的。

　　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对政府在经济中发挥刺激作用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他们的工作不仅在华盛顿，而且在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影响。这些国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条件的项目的约束，这些国家的精英曾在美国大学学习。与美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还没有机会建立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认为太大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结果，自由市场的良药往往比疾病本身更糟糕，阻碍了经济繁荣发展的前景。

　　光有和平是不够的

　　在尼日利亚，不强调国家在推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的经济理论合乎军事和政治精英的胃口，因为他们希望逃避对该国糟糕经济结果的责任。因此，尼日利亚的军队和知识阶层接受了这些亲市场的概念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统治。在实践中，一个弱国只会加剧国家的民族和地区差异，加剧现有的民族和地区的不信任。其结果是一个恶性循环，直至今日仍在继续：羸弱的中央政府招致了地方和民族权力掮客的竞争，而这些掮客反过来抵制加强中央政府的努力，唯恐它被自己的对手所控制。

　　这一困境阻碍了推进国家经济转型愿景的努力，也使政府难以调集资源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尼日利亚的联邦收入和支出平均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仅能与索马里和阿富汗等失败国家的份额相提并论。(相比之下，美国联邦支出接近经济产出的30%。)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预测相反，尼日利亚的私营部门并没有填补这一空白。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管框架，私人资本在医疗保健、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收效甚微。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为经济转型创造条件的观点正在慢慢获得认同。最近，犯罪分子和分裂主义组织在尼日利亚各地发动了一连串暴力袭击，这使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需要一个资源更充足的国家警察机构上。虽然反对党的主要候选人、前副总统阿提库·阿布巴卡尔承诺将警察和其他服务下放给州政府，但他也承诺领导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能够“保证国家团结”。

　　但尼日利亚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国家统一。这个目标在过去52年里已经实现了。下一届政府必须走得更远。它必须在所有地区和主要民族的支持下，就如何加强联邦政府，使其能够保障产权，向全国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并提供有效的监管，以确保市场参与者之间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一个共同的国家愿景。例如，通过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分散的警务结构，尼日利亚可以促进提高农业产出所需的和平与安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一个资源更充足的公务员制度将更容易吸引人才，并有助于将低效的官僚体制转变为能够刺激和有效监管地方产业的官僚体制。一个更强大更可靠的司法系统——一个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司法系统——将鼓励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和投资。这些得到加强的联邦机构可以共同制定并执行最低标准，而地方机构则推动区域发展重点，并确保经济行为体之间的协调。

　　然而，要实现这样的改革愿景，尼日利亚领导人需要恢复公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其中一种方法是改善与尼日利亚普通民众的沟通。下任总统应该经常宣示明确的政策目标，使公众能够在未能实现这些目标时追究总统的责任。终结政府和精英阶层的有罪不罚的惯例是另一个重要步骤。要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必须对腐败或其他形式的不法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尤其是在政治任命的官员里。

　　过去，尼日利亚的政治稳定依赖于其领导人战略性分配石油收入的能力。但随着该国石油储量的减少和人口的增加，稳定将越来越依赖于更困难的方面：改善尼日利亚普通民众生活的经济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尼日利亚需要一种新的、更有雄心的政治共识——一种超越50多年前结束的内战创伤的政治共识，一种为未来半个世纪做好准备的政治共识。

　　阿马卡·安库(Amaka Anku)：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董事和非洲事务主管。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