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帕特里克：美国与其盟友渐行渐远，一个更动荡的世界正在逼近

　　人们常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西方世界”。评论家们通常用这一术语来描述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最显著的是中国，但也包括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等。然而，与“其他国家的崛起”并行的是一个同样深刻的趋势：“西方”作为一个连贯且有意义的地缘政治实体的消亡。西方，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体，早已风雨飘摇。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任美国总统任期，可能会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击。

　　自二战结束以来，一个由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组成的紧密团体，一直是自由、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支柱。这个团体的团结不仅源于共同的威胁认知，还源于对开放世界的共同承诺——以自由社会和自由贸易为基础，并愿意集体捍卫这一秩序。这个团体的核心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成员国，以及亚太地区的若干盟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前英国自治领，以及融入战后美国联盟体系、采纳民主治理和市场经济自由原则的日本和韩国。在冷战期间，西方构成了所谓的“自由世界”的核心。但西方不仅在冷战中存活下来，甚至通过北约和欧盟的扩展，将一些前苏联集团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纳入其范围。

　　在过去80年里，西方国家创建了众多机构以推进共同目标，最重要的包括北约、七国集团(G-7)、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更广泛的多边框架内协调政策立场，如联合国及其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和二十国集团(G-20)。

　　诚然，西方团结也曾因周期性的分歧和紧张关系而受到考验。显著的例子包括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960年代法国总统戴高乐对北约一体化指挥结构的挑战、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暂停美元兑换黄金、1980年代的欧洲导弹危机，以及2003年因美国主导入侵伊拉克而引发的跨大西洋争端。

　　然而，这些事件对西方凝聚力的考验，远不及特朗普重返白宫所带来的冲击。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总统在外交、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上全面推行“美国优先”的立场。他的世界角色愿景是极端民族主义、主权至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交易导向的。与前任总统不同，他很少提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更不用说责任。他蔑视联盟、多边主义和国际法，对民主、人权和发展漠不关心，并已拆解美国在海外推动这些价值的机制。他否定美国在全球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包括开放贸易、金融稳定、气候变化应对、全球健康安全和核不扩散。他还是欧美右翼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最突出的捍卫者，呼吁一种更为模糊的、基于文明的“西方”概念，并对地缘政治西方的持久重要性表示怀疑。

　　特朗普的转变令美国最亲密的伙伴震惊。“我们所知的西方已不复存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4月悲叹道。西方领导人试图掩盖这些不便的事实，包括在6月的G-7和北约峰会上，通过谄媚、幽默和哄劝特朗普来缓解紧张气氛。

　　但冯德莱恩的观察之所以持续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反映了其他领导人的信念和低语：这一次真的不同。西方作为一个有意义实体的消亡，将带来巨大损失。它将使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失去历史锚点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支撑地缘政治西方的自由理念本质上是普世的;而推崇文明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则专注于边界防御和对“他者”的恐惧。这些趋势不仅在国内危及自由原则，还可能加速非自由多边主义的兴起，形成一个由威权大国塑造甚至主导的简陋国际秩序。当然，西方的衰落为有建设性的中等强国提供了机会，让它们构建适应21世纪的新国际合作网络。但这也预示着一个比西方塑造的世界更少和平、更少合作的世界。

　　作为整体的西方

　　在冷战期间，西方作为一个连贯且统一的地缘政治角色出现，包含一群(大多是)民主国家，反对苏联及其卫星国——通常称为“东方”，并区别于“全球南方”的国家——后者是后殖民地带，东西方全球竞争在此以血腥方式展开。

　　这种两极格局并非美国在二战期间设想的那种国际体系。当时，美国战后规划者勾勒了一个基于普遍成员资格、多边原则和大国和谐合作的开放国际秩序蓝图，特别是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中得以体现。与苏联的对抗打破了这些美好计划，导致美国采取遏制政策。正如美国外交官查尔斯·博伦在1947年总结的那样，当莫斯科对东欧实施全面控制时，“世界不再是一个，而是两个”，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在政治、经济和最终军事上”联合“非苏联世界”。

　　遏制共产主义的学说因此催生了一个更具体地缘政治的——而非模糊文明的——西方，很快体现在北约、整合的欧洲和OECD等新机构中。西方成为一种秩序中的秩序，一个市场民主国家俱乐部，嵌套在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大型成员组织构成的更广泛全球体系中。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内部秩序纳入了更多样化的市场民主国家，最显著的是日本，尽管它在传统文化意义上并非西方，但接受了自由政治和经济原则。今天一些分析家提到的“全球北方”，指的就是这一内部秩序。

　　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共同依附，支撑了西方的团结。1949年《华盛顿条约》——建立北约的条约——序言承诺联盟成员“捍卫其人民的自由、共同遗产和文明，建立在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原则之上”。犬儒主义者可能认为这种语言是感性的装饰，但他们错了。这些承诺切实影响了盟友的行为，塑造了西方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彼此沟通的方式以及解决偶发争端的方式，使得内部秩序成员之间发生战争变得不可想象。当然，这个群体往往更重视西方成员之间的民主，而对发展中和后殖民国家的民主重视不足，尤其是那些倾向左派的国家。

　　除了共同的理念，西方盟友还能从华盛顿的共识式领导风格中获得安慰，这软化了美国主导的现实。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首次就职演说中支持这种取向，用今天看来像是来自逝去时代的语言说道：“为了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命运赋予我国自由世界领导的责任。因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向朋友们保证，在履行这一责任时，我们美国人懂得并遵守世界领导与帝国主义、坚定与好斗、深思熟虑的目标与对紧急情况的痉挛反应之间的区别。”用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的话说，美国在西方的霸权是一个“受邀的帝国”。

　　即使在苏联解体及其东方阵营消失后，西方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地缘政治概念和实体依然存在。一个为对抗苏联而形成的俱乐部，在对手消失后自然可能失去定义。但至少在1990年代，这个群体并未分裂成竞争集团或试图削弱美国单极地位。相反，人们普遍(尽管有些天真地)期望，市场民主国家的全球共同体——即西方——将不可避免地扩展，涵盖更多国家，因为其他国家会接受自由、普世价值观和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规范架构。

　　这些希望并未实现。世界没有见证西方的普遍化，而是看到了“其他国家的崛起”，这些主要和地区大国不仅在国际机构中提高声音，有些还挑战这些机构的组织原则。更渐进、更微妙的是，西方开始呈现出更多的文明维度，这一过程因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以及2010年代的大规模移民危机和民族主义愤怒而加速。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西方团结本身依然坚韧，即使在特朗普动荡的首任期后。先进市场民主国家的共同体在拜登政府期间复苏，不仅对美国的安全保障充满信心，还对华盛顿更广泛的自由原则承诺和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愿景充满信心。总体而言，西方政府继续追随华盛顿的领导，因为它们认为美国是一个稳定的投资，并且相信如果局势艰难，美国会支持它们并提供援助。这种安排建立在信任之上，以共同价值观、共享规则和相互义务为基础。

　　如何分裂

　　特朗普第二任期八个月后，这种信任现已破裂。在6月的G-7和北约峰会上，美国的伙伴们尽力掩盖日益加剧的摩擦，包括特朗普施加高额关税、威逼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以及对伊朗核设施的单边打击。各国领导人低头哈腰，称赞特朗普的大胆，掩盖了他无情霸凌的现实——这种霸凌与长期以来区分西方国家关系与普通外交的协商风格大相径庭。

　　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不再能理所当然地依赖华盛顿的安全保障。总统的夸夸其谈和反复无常促使许多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这无疑是积极的结果，且并不与统一的地缘政治西方的概念相悖。但特朗普也疏远了盟友，并重振了欧盟长期停滞的战略自主努力，这将使欧盟不仅在军事上发挥应有作用，还能追求独立的地缘政治道路。在亚太地区，盟友们同样担心美国突然取消他们的“保险”。随着特朗普用全面关税攻击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美国盟友也在寻求多元化商业选择，与更可靠的伙伴接触，重塑全球贸易体系。

　　这种对冲行为与公众情绪一致。欧洲的民意调查显示，对美国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对跨大西洋联盟的信心也在减少。2025年春季，仅2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某种程度上可靠的盟友”，远低于一年前的75%以上。

　　特朗普脱离西方的其中一个制度性后果是G-7的衰落。自1970年代起，G-7一直是西方团结的象征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支柱，联合了最重要的先进市场民主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以及欧盟。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人认为它将被G-20取代，但2014年，当西方成员因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和吞并克里米亚而将其驱逐出当时的G-8时，G-7重新焕发活力。然而，特朗普多次批评驱逐俄罗斯，并毫不掩饰对G-7的蔑视，甚至在2018年峰会中愤然离场。许多观察家现在称其为“G-6加一”。美国与G-7的疏远，可能剥夺其成员一种G-20永远无法提供的特质：一个志同道合的俱乐部，让世界领先的市场民主国家能够协调政策立场，遵循开放、基于规则的世界的共同自由原则。

　　在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中国带来的疑虑之间，西方中等强国开始探索与发展中国家新兴中等强国的新灵活伙伴关系，这是国际体系向“多重结盟”趋势的一部分，在这种体系中，各国追求外交、经济和安全关系的最大灵活性，而不是一贯与特定大国或集团结盟。确实，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欧盟及其成员国试图与巴西、印度、印尼和南非等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和更密切的外交关系。

　　西方的分裂

　　在特朗普首任期内，受制于建制派，他偶尔提及“西方”的概念。2017年7月在华沙发表讲话时，他宣称：“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有生存的意志。”考虑到他在任内的实际行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他独裁者亲近——显然，特朗普理解的西方不是冷战时期基于共同威胁评估和自由价值观的地缘政治实体，而是一种更古老、民族主义且更模糊的共同文明概念，不是基于自由政治原则，而是基于共享的地理和历史根源。

　　西方现在正在分裂，其含义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团结转向更具文明色彩的概念，特别是在美国，跨大西洋及其他联盟的信心正在侵蚀。随着内部矛盾凸显，质疑这一类别本身的一致性和实用性似乎是合理的。这种困境具有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和欧洲的批评者一直对“全球南方”的笼统概念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对100多个后殖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来说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标签。考虑到这些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承、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战略取向和地区抱负，这个术语能提供什么解释力?

　　今天的问题是，地缘政治西方作为一个类别是否也值得类似的怀疑。美国与其他主要市场民主国家之间曾经理所当然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团结已经破裂。西方的解构并非特朗普一人所为，也不是简单的两极分化，美国朝一个方向前进，而其昔日伙伴朝另一个方向前进。在大多数先进民主国家，选民日益两极化，导致对政治中心和温和政党的支持减少，合法性下降。世界主义进步派和保守民族主义者针锋相对，包括对“西方”含义的争论。

　　这些紧张关系在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且突出地爆发。美国副总统JD·万斯激怒了主要来自欧洲的观众，他将欧洲极右翼政党的言论自由受限描述为对西方自由和安全的更大威胁，超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他的批评核心是一种基于血与土的西方概念，与他对美国国家的概念一样，不是基于启蒙运动的共享政治原则，而是基于文明身份和地域归属感。

　　几十年来，世界先进市场民主国家在危机中团结一致，捍卫人权和其他自由价值观，通常在小型俱乐部和更广泛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内协调政策。西方作为一个可靠地缘政治单位的消亡，将日益导致美国与其昔日伙伴各行其是，在辩论中站在对立面。这不仅仅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霸权下降的必然结果。可以想象，西方内部的领导和负担分担可以逐步重新谈判，例如盟友承担更多集体防御责任。华盛顿放弃国际主义和对自由规范及议程设置的关注，导致西方国家之间价值观和威胁认知的分歧，将从根本上打破地缘政治西方的团结。

　　这种破裂是深刻的，因为它发生在自1940年代以来存在的世界秩序核心中。这也为世界中等强国——不仅是西方，还有那些不希望美国霸权被取代的新兴经济体——提供了一个选择。新兴大国长期抱怨被排除在全球高桌之外。当前流动的时刻为巴西、印度、印尼和南非等国家提供了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先进市场民主国家合作的机会，这些国家可能在后西方世界中寻找新伙伴。

　　但取代旧秩序确定性的各种新安排，无法复制旧秩序的最大成果。西方，作为冷战中形成的内部秩序，是一个和平区。其成员绝不会相互开战。在其消失后，西方留下了一个更容易猜疑、敌对和冲突的世界。

　　作者简介：斯图尔特·帕特里克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全球秩序与机构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和主任，著有《主权战争：调和美国与世界》一书。

　　人们常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西方世界”。评论家们通常用这一术语来描述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最显著的是中国，但也包括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等。然而，与“其他国家的崛起”并行的是一个同样深刻的趋势：“西方”作为一个连贯且有意义的地缘政治实体的消亡。西方，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体，早已风雨飘摇。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任美国总统任期，可能会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击。

　　自二战结束以来，一个由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组成的紧密团体，一直是自由、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支柱。这个团体的团结不仅源于共同的威胁认知，还源于对开放世界的共同承诺——以自由社会和自由贸易为基础，并愿意集体捍卫这一秩序。这个团体的核心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成员国，以及亚太地区的若干盟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前英国自治领，以及融入战后美国联盟体系、采纳民主治理和市场经济自由原则的日本和韩国。在冷战期间，西方构成了所谓的“自由世界”的核心。但西方不仅在冷战中存活下来，甚至通过北约和欧盟的扩展，将一些前苏联集团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纳入其范围。

　　在过去80年里，西方国家创建了众多机构以推进共同目标，最重要的包括北约、七国集团(G-7)、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更广泛的多边框架内协调政策立场，如联合国及其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和二十国集团(G-20)。

　　诚然，西方团结也曾因周期性的分歧和紧张关系而受到考验。显著的例子包括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960年代法国总统戴高乐对北约一体化指挥结构的挑战、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暂停美元兑换黄金、1980年代的欧洲导弹危机，以及2003年因美国主导入侵伊拉克而引发的跨大西洋争端。

　　然而，这些事件对西方凝聚力的考验，远不及特朗普重返白宫所带来的冲击。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总统在外交、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上全面推行“美国优先”的立场。他的世界角色愿景是极端民族主义、主权至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交易导向的。与前任总统不同，他很少提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更不用说责任。他蔑视联盟、多边主义和国际法，对民主、人权和发展漠不关心，并已拆解美国在海外推动这些价值的机制。他否定美国在全球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包括开放贸易、金融稳定、气候变化应对、全球健康安全和核不扩散。他还是欧美右翼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最突出的捍卫者，呼吁一种更为模糊的、基于文明的“西方”概念，并对地缘政治西方的持久重要性表示怀疑。

　　特朗普的转变令美国最亲密的伙伴震惊。“我们所知的西方已不复存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4月悲叹道。西方领导人试图掩盖这些不便的事实，包括在6月的G-7和北约峰会上，通过谄媚、幽默和哄劝特朗普来缓解紧张气氛。

　　但冯德莱恩的观察之所以持续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反映了其他领导人的信念和低语：这一次真的不同。西方作为一个有意义实体的消亡，将带来巨大损失。它将使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失去历史锚点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支撑地缘政治西方的自由理念本质上是普世的;而推崇文明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则专注于边界防御和对“他者”的恐惧。这些趋势不仅在国内危及自由原则，还可能加速非自由多边主义的兴起，形成一个由威权大国塑造甚至主导的简陋国际秩序。当然，西方的衰落为有建设性的中等强国提供了机会，让它们构建适应21世纪的新国际合作网络。但这也预示着一个比西方塑造的世界更少和平、更少合作的世界。

　　作为整体的西方

　　在冷战期间，西方作为一个连贯且统一的地缘政治角色出现，包含一群(大多是)民主国家，反对苏联及其卫星国——通常称为“东方”，并区别于“全球南方”的国家——后者是后殖民地带，东西方全球竞争在此以血腥方式展开。

　　这种两极格局并非美国在二战期间设想的那种国际体系。当时，美国战后规划者勾勒了一个基于普遍成员资格、多边原则和大国和谐合作的开放国际秩序蓝图，特别是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中得以体现。与苏联的对抗打破了这些美好计划，导致美国采取遏制政策。正如美国外交官查尔斯·博伦在1947年总结的那样，当莫斯科对东欧实施全面控制时，“世界不再是一个，而是两个”，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在政治、经济和最终军事上”联合“非苏联世界”。

　　遏制共产主义的学说因此催生了一个更具体地缘政治的——而非模糊文明的——西方，很快体现在北约、整合的欧洲和OECD等新机构中。西方成为一种秩序中的秩序，一个市场民主国家俱乐部，嵌套在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大型成员组织构成的更广泛全球体系中。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内部秩序纳入了更多样化的市场民主国家，最显著的是日本，尽管它在传统文化意义上并非西方，但接受了自由政治和经济原则。今天一些分析家提到的“全球北方”，指的就是这一内部秩序。

　　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共同依附，支撑了西方的团结。1949年《华盛顿条约》——建立北约的条约——序言承诺联盟成员“捍卫其人民的自由、共同遗产和文明，建立在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原则之上”。犬儒主义者可能认为这种语言是感性的装饰，但他们错了。这些承诺切实影响了盟友的行为，塑造了西方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彼此沟通的方式以及解决偶发争端的方式，使得内部秩序成员之间发生战争变得不可想象。当然，这个群体往往更重视西方成员之间的民主，而对发展中和后殖民国家的民主重视不足，尤其是那些倾向左派的国家。

　　除了共同的理念，西方盟友还能从华盛顿的共识式领导风格中获得安慰，这软化了美国主导的现实。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首次就职演说中支持这种取向，用今天看来像是来自逝去时代的语言说道：“为了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命运赋予我国自由世界领导的责任。因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向朋友们保证，在履行这一责任时，我们美国人懂得并遵守世界领导与帝国主义、坚定与好斗、深思熟虑的目标与对紧急情况的痉挛反应之间的区别。”用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的话说，美国在西方的霸权是一个“受邀的帝国”。

　　即使在苏联解体及其东方阵营消失后，西方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地缘政治概念和实体依然存在。一个为对抗苏联而形成的俱乐部，在对手消失后自然可能失去定义。但至少在1990年代，这个群体并未分裂成竞争集团或试图削弱美国单极地位。相反，人们普遍(尽管有些天真地)期望，市场民主国家的全球共同体——即西方——将不可避免地扩展，涵盖更多国家，因为其他国家会接受自由、普世价值观和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规范架构。

　　这些希望并未实现。世界没有见证西方的普遍化，而是看到了“其他国家的崛起”，这些主要和地区大国不仅在国际机构中提高声音，有些还挑战这些机构的组织原则。更渐进、更微妙的是，西方开始呈现出更多的文明维度，这一过程因9·11事件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以及2010年代的大规模移民危机和民族主义愤怒而加速。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西方团结本身依然坚韧，即使在特朗普动荡的首任期后。先进市场民主国家的共同体在拜登政府期间复苏，不仅对美国的安全保障充满信心，还对华盛顿更广泛的自由原则承诺和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愿景充满信心。总体而言，西方政府继续追随华盛顿的领导，因为它们认为美国是一个稳定的投资，并且相信如果局势艰难，美国会支持它们并提供援助。这种安排建立在信任之上，以共同价值观、共享规则和相互义务为基础。

　　如何分裂

　　特朗普第二任期八个月后，这种信任现已破裂。在6月的G-7和北约峰会上，美国的伙伴们尽力掩盖日益加剧的摩擦，包括特朗普施加高额关税、威逼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以及对伊朗核设施的单边打击。各国领导人低头哈腰，称赞特朗普的大胆，掩盖了他无情霸凌的现实——这种霸凌与长期以来区分西方国家关系与普通外交的协商风格大相径庭。

　　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不再能理所当然地依赖华盛顿的安全保障。总统的夸夸其谈和反复无常促使许多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这无疑是积极的结果，且并不与统一的地缘政治西方的概念相悖。但特朗普也疏远了盟友，并重振了欧盟长期停滞的战略自主努力，这将使欧盟不仅在军事上发挥应有作用，还能追求独立的地缘政治道路。在亚太地区，盟友们同样担心美国突然取消他们的“保险”。随着特朗普用全面关税攻击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美国盟友也在寻求多元化商业选择，与更可靠的伙伴接触，重塑全球贸易体系。

　　这种对冲行为与公众情绪一致。欧洲的民意调查显示，对美国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对跨大西洋联盟的信心也在减少。2025年春季，仅2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某种程度上可靠的盟友”，远低于一年前的75%以上。

　　特朗普脱离西方的其中一个制度性后果是G-7的衰落。自1970年代起，G-7一直是西方团结的象征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支柱，联合了最重要的先进市场民主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以及欧盟。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人认为它将被G-20取代，但2014年，当西方成员因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和吞并克里米亚而将其驱逐出当时的G-8时，G-7重新焕发活力。然而，特朗普多次批评驱逐俄罗斯，并毫不掩饰对G-7的蔑视，甚至在2018年峰会中愤然离场。许多观察家现在称其为“G-6加一”。美国与G-7的疏远，可能剥夺其成员一种G-20永远无法提供的特质：一个志同道合的俱乐部，让世界领先的市场民主国家能够协调政策立场，遵循开放、基于规则的世界的共同自由原则。

　　在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中国带来的疑虑之间，西方中等强国开始探索与发展中国家新兴中等强国的新灵活伙伴关系，这是国际体系向“多重结盟”趋势的一部分，在这种体系中，各国追求外交、经济和安全关系的最大灵活性，而不是一贯与特定大国或集团结盟。确实，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欧盟及其成员国试图与巴西、印度、印尼和南非等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和更密切的外交关系。

　　西方的分裂

　　在特朗普首任期内，受制于建制派，他偶尔提及“西方”的概念。2017年7月在华沙发表讲话时，他宣称：“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有生存的意志。”考虑到他在任内的实际行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他独裁者亲近——显然，特朗普理解的西方不是冷战时期基于共同威胁评估和自由价值观的地缘政治实体，而是一种更古老、民族主义且更模糊的共同文明概念，不是基于自由政治原则，而是基于共享的地理和历史根源。

　　西方现在正在分裂，其含义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团结转向更具文明色彩的概念，特别是在美国，跨大西洋及其他联盟的信心正在侵蚀。随着内部矛盾凸显，质疑这一类别本身的一致性和实用性似乎是合理的。这种困境具有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和欧洲的批评者一直对“全球南方”的笼统概念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对100多个后殖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来说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标签。考虑到这些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承、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战略取向和地区抱负，这个术语能提供什么解释力?

　　今天的问题是，地缘政治西方作为一个类别是否也值得类似的怀疑。美国与其他主要市场民主国家之间曾经理所当然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团结已经破裂。西方的解构并非特朗普一人所为，也不是简单的两极分化，美国朝一个方向前进，而其昔日伙伴朝另一个方向前进。在大多数先进民主国家，选民日益两极化，导致对政治中心和温和政党的支持减少，合法性下降。世界主义进步派和保守民族主义者针锋相对，包括对“西方”含义的争论。

　　这些紧张关系在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且突出地爆发。美国副总统JD·万斯激怒了主要来自欧洲的观众，他将欧洲极右翼政党的言论自由受限描述为对西方自由和安全的更大威胁，超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他的批评核心是一种基于血与土的西方概念，与他对美国国家的概念一样，不是基于启蒙运动的共享政治原则，而是基于文明身份和地域归属感。

　　几十年来，世界先进市场民主国家在危机中团结一致，捍卫人权和其他自由价值观，通常在小型俱乐部和更广泛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内协调政策。西方作为一个可靠地缘政治单位的消亡，将日益导致美国与其昔日伙伴各行其是，在辩论中站在对立面。这不仅仅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霸权下降的必然结果。可以想象，西方内部的领导和负担分担可以逐步重新谈判，例如盟友承担更多集体防御责任。华盛顿放弃国际主义和对自由规范及议程设置的关注，导致西方国家之间价值观和威胁认知的分歧，将从根本上打破地缘政治西方的团结。

　　这种破裂是深刻的，因为它发生在自1940年代以来存在的世界秩序核心中。这也为世界中等强国——不仅是西方，还有那些不希望美国霸权被取代的新兴经济体——提供了一个选择。新兴大国长期抱怨被排除在全球高桌之外。当前流动的时刻为巴西、印度、印尼和南非等国家提供了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等先进市场民主国家合作的机会，这些国家可能在后西方世界中寻找新伙伴。

　　但取代旧秩序确定性的各种新安排，无法复制旧秩序的最大成果。西方，作为冷战中形成的内部秩序，是一个和平区。其成员绝不会相互开战。在其消失后，西方留下了一个更容易猜疑、敌对和冲突的世界。

　　作者简介：斯图尔特·帕特里克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全球秩序与机构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和主任，著有《主权战争：调和美国与世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