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吉斯特罗等：人工智能引发的反弹，工人的不满如何助推民粹主义

　　人工智能(AI)的经济转型已经开始。今年5月，IBM宣布裁减了数百名员工，并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取而代之。夏季期间，Salesforce因人工智能技术裁掉了大量员工;UPS、摩根大通和温迪等公司也在通过自动化更多职能来削减员工人数。大学毕业生寻找入门级工作的难度达到了近十年来最高。这些趋势只是开始。全球各地的企业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中表示，他们计划利用人工智能来改造劳动力结构。

　　人工智能可能会在颠覆现有工作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经济学家们对于其净效应是导致工作岗位减少、增加还是仅仅重组存在分歧。但无论长期后果如何，人工智能很快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如果出现重大颠覆，官员们将面临因工作被机器取代而愤怒的工人。选民们将在投票箱中表达他们的不满。因此，政治家们必须迅速制定计划来保护他们的选民。

　　然而，要制定有效的策略应对大规模人工智能颠覆，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工人自身如何看待技术威胁。2023年11月，我们对6000名美国和加拿大民众进行了调查，以评估他们对人工智能引发大规模裁员的担忧程度以及政府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我们的调查结果揭示了挑战的规模：受访者将对人工智能取代工作的担忧排在所有其他技术相关担忧之前，包括其在军事用途上的潜力。

　　在政策偏好方面，既有乐观的理由，也有悲观的理由。从积极方面看，大多数受访者支持再培训计划和扩大社会保障网等措施——这些是经济学家认为可行的技术性解决方案。但从消极方面看，许多人也支持新的贸易限制和移民壁垒，这些策略可能会使问题恶化，而政府出于政治原因可能很愿意采纳这些措施。毕竟，多个国家在应对外包导致的裁员时采取了严厉的关税和更多驱逐措施——尽管这些技术并未奏效。如果政策制定者认真对待解决问题并避免另一轮民粹主义反弹，他们应该现在就开始推出正确的应对措施，在人工智能裁员激增之前，在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仍得到广泛支持时采取行动。

　　理论与实践

　　为了确定选民希望政府如何管理人工智能裁员，我们没有进行简单的民意调查。相反，我们编写了81个涉及人工智能采用或外包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经济冲击对就业和价格产生了不同影响。例如，在一个场景中，人工智能将智能手机价格降低了50%，同时消除了25%的工厂工作岗位并创造了25%的数据科学职位;在另一个场景中，价格保持不变，而客户服务工作减少了25%，工厂就业保持稳定。我们随后让受访者随机检查四个场景，每个场景都是随机选择的。我们还向受访者提供了一份可能的政策应对菜单——再培训计划、扩大社会保障网、监管他们所见经济冲击(人工智能部署或外包)的法规、贸易壁垒和移民限制——并询问他们是否支持每一项。受访者被随机要求评估人工智能或外包场景，而不是两者都评估，这使我们能够比较选民对国内技术变革与外国竞争的反应是否不同，以及类似的经济学权衡是否在不同类型的颠覆中产生相似的政策偏好。

　　结果很明确。无论属于哪个政党，两国的受访者都将工人再培训列为首选政策，平均支持度达到五分之四(其中1表示强烈反对，5表示强烈支持)。人工智能监管是第二受欢迎的政策，也得到了跨政治光谱的广泛支持。与此同时，扩大社会支出排在第三位——尽管在美国共和党人和加拿大保守派中的支持度较低。

　　这些结果令人鼓舞。询问经济学家他们会推荐什么政策来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裁员，大多数会说再培训、监管或社会保险。逻辑很简单。技术变革可以被减缓，但几乎不可能停止，因此政府为受影响的公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赋予他们新技能、设置合理的护栏并创建新的失业福利。

　　问题在于，当今政府很少将这些政策付诸实践。在应对近期经济冲击时，例如贸易削减了富裕国家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大多数国家没有建立大型再培训系统。监管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尽管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但很少有政府通过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全面立法——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是明显的例外。社会保障网的扩展看起来更不可能，特别是在许多政府背负债务的时候。事实上，华盛顿正在削减社会项目，包括公共医疗保险和营养援助，作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标志性的《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的一部分。

　　乐观主义者可能希望，随着人工智能引发的颠覆增加，政策制定者会感到有必要投资于再培训、社会项目、监管或三者的某种组合。但历史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和补偿的压力实际上可能会减弱。在经济动荡方面，政治家们面临社会科学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在颠覆性技术被广泛采用或贸易协议签署之前，受益者有强烈的动机承诺补偿那些将受损的人，以获得政治支持。但一旦技术部署或协议到位，兑现承诺的动机就会消失。逆转变革对国家来说成本太高。权力平衡往往会果断地转向赢家，他们不再需要安抚输家。结果是补偿资金不足、实施不力或完全被放弃。

　　虚假的承诺

　　然而，最大的风险可能不是政府会忽视有效的解决方案，而是他们会采取适得其反的政策。许多政治家，尤其是民粹主义右翼，可能会通过限制移民和贸易来应对人工智能裁员——就像他们对过去经济问题所做的那样。

　　如果他们这样做，理由将很简单。如果政府无法保护人民免受机器人竞争，那么至少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外国人的竞争。但这种零和逻辑在实践中站不住脚。几乎每项研究都表明，限制移民和贸易不会阻止公司采用人工智能。事实上，这可能会加速裁员。例如，减少贸易会提高投入成本、缩小出口市场并增加政策不确定性——这些压力使得在暴露行业中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如自动化)更具吸引力。减少移民将通过增加劳动力成本进一步鼓励人工智能的使用。

　　分析人士可以试图向选民阐明这些可能的后果。但保护主义往往在民调中表现良好，相当多的人已经支持将这些措施作为对人工智能冲击的回应。总体而言，移民限制的支持度平均为3.4(满分5.0)，贸易限制为3.2。在共和党人中，这一模式更为明显：移民限制的支持度平均为4.0(满分5.0)，使其成为最受欢迎的政策回应，甚至高于再培训。贸易限制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度为3.5，与再培训大致相当，远高于社会支出。如果人工智能裁员继续增加，这些数字可能会成为低谷。根据政治学家妮科尔·吴的研究，当美国人被告知机器人威胁就业时，共和党人对移民的敌意明显增加，而民主党人则反对贸易。几乎没有人支持减缓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

　　政治家可能转向排外政策的其他原因还有一些。一个是实施这类措施的障碍相对较少。要建立和资助再培训计划、监管人工智能或扩大社会福利，大多数政府需要通过立法并拨款大量政府支出。相比之下，驱逐移民很少需要新的法律，因此可以相对快速地完成。另一个原因是，移民限制和关税产生清晰可衡量的结果——数千名外国人离开，数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而其他政策则不然。最后，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为选民提供了一个可以责怪的对象。毕竟，对外国工人和外国产品感到愤怒比对技术进步感到愤怒更容易。

　　如果选民因人工智能而接受本土主义政策，他们不太可能转向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根据政治学家艾伦·雅各布斯和马克·凯瑟对欧洲民主国家的研究，受经济变革负面影响的人转向极右翼政党后，往往会坚持支持这些政党。靠兜售反移民或反贸易言论获利的政治家几乎没有动力将选民拉回中间立场。事实上，一些传统上反对移民的国家和政党，包括日本政府，甚至公开推广人工智能作为外国工人的替代品。

　　抢占先机

　　这些发现似乎对工作和民主的未来都不利。但正如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正确的行动方针——再培训、监管和社会福利——也是人们最想要的。如果政策制定者希望回应民众的需求，他们可以通过法律建立并资助再培训计划，教导工人如何与人工智能系统合作，发展不易受自动化影响的行业技能，或过渡到人工智能创造的新角色。他们可以为处于工作过渡期的人建立新的收入支持计划。最后，他们可以通过法律监管人工智能，要求自动化决策透明、强制对高风险应用进行人工监督，并建立人工智能造成损害的责任框架，这将减缓最具颠覆性的应用，确保更安全的部署，而不扼杀创新。政府可以通过对大型人工智能公司征税来支付这些提议的费用。这将确保从颠覆中获利的公司也帮助管理其后果。

　　这些政策不仅会帮助数百万工人，还能帮助恢复对政府的信任。通过承认因人工智能失去工作的工人并为他们提供帮助，官员们将向选民证明国家实际上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通过这样做，政治家们将增强自己的政治资本。根据政治经济学家约塔姆·马加利特的研究，在乔治·W·布什政府期间，在更多下岗工人有资格获得再培训计划的县，执政党表现更好——这证明选民获得政府支持可以减轻他们对工作损失的潜在政治反弹。(美国已经资助了再培训计划，但远远不够。)

　　然而，时间正在流逝。人工智能的采用正在加速，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不再是推测性问题。它们已经广泛存在，并且在未来几个月只会加速。适应性政策则需要数年才能产生结果。如果政府希望保护他们的经济——以及他们自己——他们必须现在采取行动。

　　作者简介：贝亚特丽斯·马吉斯特罗是东北大学人工智能治理助理教授。索菲·博尔温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R·迈克尔·阿尔瓦雷斯是加州理工学院政治与计算社会科学弗林特里奇基金会教授，林德科学、社会与政策中心创始联合主任。巴特·博尼科夫斯基是纽约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副教授。彼得·约翰·洛温是康奈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哈罗德·坦纳院长及政府学教授。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人工智能(AI)的经济转型已经开始。今年5月，IBM宣布裁减了数百名员工，并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取而代之。夏季期间，Salesforce因人工智能技术裁掉了大量员工;UPS、摩根大通和温迪等公司也在通过自动化更多职能来削减员工人数。大学毕业生寻找入门级工作的难度达到了近十年来最高。这些趋势只是开始。全球各地的企业在一次又一次的调查中表示，他们计划利用人工智能来改造劳动力结构。

　　人工智能可能会在颠覆现有工作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经济学家们对于其净效应是导致工作岗位减少、增加还是仅仅重组存在分歧。但无论长期后果如何，人工智能很快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如果出现重大颠覆，官员们将面临因工作被机器取代而愤怒的工人。选民们将在投票箱中表达他们的不满。因此，政治家们必须迅速制定计划来保护他们的选民。

　　然而，要制定有效的策略应对大规模人工智能颠覆，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工人自身如何看待技术威胁。2023年11月，我们对6000名美国和加拿大民众进行了调查，以评估他们对人工智能引发大规模裁员的担忧程度以及政府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我们的调查结果揭示了挑战的规模：受访者将对人工智能取代工作的担忧排在所有其他技术相关担忧之前，包括其在军事用途上的潜力。

　　在政策偏好方面，既有乐观的理由，也有悲观的理由。从积极方面看，大多数受访者支持再培训计划和扩大社会保障网等措施——这些是经济学家认为可行的技术性解决方案。但从消极方面看，许多人也支持新的贸易限制和移民壁垒，这些策略可能会使问题恶化，而政府出于政治原因可能很愿意采纳这些措施。毕竟，多个国家在应对外包导致的裁员时采取了严厉的关税和更多驱逐措施——尽管这些技术并未奏效。如果政策制定者认真对待解决问题并避免另一轮民粹主义反弹，他们应该现在就开始推出正确的应对措施，在人工智能裁员激增之前，在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仍得到广泛支持时采取行动。

　　理论与实践

　　为了确定选民希望政府如何管理人工智能裁员，我们没有进行简单的民意调查。相反，我们编写了81个涉及人工智能采用或外包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经济冲击对就业和价格产生了不同影响。例如，在一个场景中，人工智能将智能手机价格降低了50%，同时消除了25%的工厂工作岗位并创造了25%的数据科学职位;在另一个场景中，价格保持不变，而客户服务工作减少了25%，工厂就业保持稳定。我们随后让受访者随机检查四个场景，每个场景都是随机选择的。我们还向受访者提供了一份可能的政策应对菜单——再培训计划、扩大社会保障网、监管他们所见经济冲击(人工智能部署或外包)的法规、贸易壁垒和移民限制——并询问他们是否支持每一项。受访者被随机要求评估人工智能或外包场景，而不是两者都评估，这使我们能够比较选民对国内技术变革与外国竞争的反应是否不同，以及类似的经济学权衡是否在不同类型的颠覆中产生相似的政策偏好。

　　结果很明确。无论属于哪个政党，两国的受访者都将工人再培训列为首选政策，平均支持度达到五分之四(其中1表示强烈反对，5表示强烈支持)。人工智能监管是第二受欢迎的政策，也得到了跨政治光谱的广泛支持。与此同时，扩大社会支出排在第三位——尽管在美国共和党人和加拿大保守派中的支持度较低。

　　这些结果令人鼓舞。询问经济学家他们会推荐什么政策来应对人工智能驱动的裁员，大多数会说再培训、监管或社会保险。逻辑很简单。技术变革可以被减缓，但几乎不可能停止，因此政府为受影响的公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赋予他们新技能、设置合理的护栏并创建新的失业福利。

　　问题在于，当今政府很少将这些政策付诸实践。在应对近期经济冲击时，例如贸易削减了富裕国家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大多数国家没有建立大型再培训系统。监管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尽管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但很少有政府通过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全面立法——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是明显的例外。社会保障网的扩展看起来更不可能，特别是在许多政府背负债务的时候。事实上，华盛顿正在削减社会项目，包括公共医疗保险和营养援助，作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标志性的《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的一部分。

　　乐观主义者可能希望，随着人工智能引发的颠覆增加，政策制定者会感到有必要投资于再培训、社会项目、监管或三者的某种组合。但历史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和补偿的压力实际上可能会减弱。在经济动荡方面，政治家们面临社会科学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在颠覆性技术被广泛采用或贸易协议签署之前，受益者有强烈的动机承诺补偿那些将受损的人，以获得政治支持。但一旦技术部署或协议到位，兑现承诺的动机就会消失。逆转变革对国家来说成本太高。权力平衡往往会果断地转向赢家，他们不再需要安抚输家。结果是补偿资金不足、实施不力或完全被放弃。

　　虚假的承诺

　　然而，最大的风险可能不是政府会忽视有效的解决方案，而是他们会采取适得其反的政策。许多政治家，尤其是民粹主义右翼，可能会通过限制移民和贸易来应对人工智能裁员——就像他们对过去经济问题所做的那样。

　　如果他们这样做，理由将很简单。如果政府无法保护人民免受机器人竞争，那么至少可以保护他们免受外国人的竞争。但这种零和逻辑在实践中站不住脚。几乎每项研究都表明，限制移民和贸易不会阻止公司采用人工智能。事实上，这可能会加速裁员。例如，减少贸易会提高投入成本、缩小出口市场并增加政策不确定性——这些压力使得在暴露行业中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如自动化)更具吸引力。减少移民将通过增加劳动力成本进一步鼓励人工智能的使用。

　　分析人士可以试图向选民阐明这些可能的后果。但保护主义往往在民调中表现良好，相当多的人已经支持将这些措施作为对人工智能冲击的回应。总体而言，移民限制的支持度平均为3.4(满分5.0)，贸易限制为3.2。在共和党人中，这一模式更为明显：移民限制的支持度平均为4.0(满分5.0)，使其成为最受欢迎的政策回应，甚至高于再培训。贸易限制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度为3.5，与再培训大致相当，远高于社会支出。如果人工智能裁员继续增加，这些数字可能会成为低谷。根据政治学家妮科尔·吴的研究，当美国人被告知机器人威胁就业时，共和党人对移民的敌意明显增加，而民主党人则反对贸易。几乎没有人支持减缓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

　　政治家可能转向排外政策的其他原因还有一些。一个是实施这类措施的障碍相对较少。要建立和资助再培训计划、监管人工智能或扩大社会福利，大多数政府需要通过立法并拨款大量政府支出。相比之下，驱逐移民很少需要新的法律，因此可以相对快速地完成。另一个原因是，移民限制和关税产生清晰可衡量的结果——数千名外国人离开，数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而其他政策则不然。最后，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为选民提供了一个可以责怪的对象。毕竟，对外国工人和外国产品感到愤怒比对技术进步感到愤怒更容易。

　　如果选民因人工智能而接受本土主义政策，他们不太可能转向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根据政治学家艾伦·雅各布斯和马克·凯瑟对欧洲民主国家的研究，受经济变革负面影响的人转向极右翼政党后，往往会坚持支持这些政党。靠兜售反移民或反贸易言论获利的政治家几乎没有动力将选民拉回中间立场。事实上，一些传统上反对移民的国家和政党，包括日本政府，甚至公开推广人工智能作为外国工人的替代品。

　　抢占先机

　　这些发现似乎对工作和民主的未来都不利。但正如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正确的行动方针——再培训、监管和社会福利——也是人们最想要的。如果政策制定者希望回应民众的需求，他们可以通过法律建立并资助再培训计划，教导工人如何与人工智能系统合作，发展不易受自动化影响的行业技能，或过渡到人工智能创造的新角色。他们可以为处于工作过渡期的人建立新的收入支持计划。最后，他们可以通过法律监管人工智能，要求自动化决策透明、强制对高风险应用进行人工监督，并建立人工智能造成损害的责任框架，这将减缓最具颠覆性的应用，确保更安全的部署，而不扼杀创新。政府可以通过对大型人工智能公司征税来支付这些提议的费用。这将确保从颠覆中获利的公司也帮助管理其后果。

　　这些政策不仅会帮助数百万工人，还能帮助恢复对政府的信任。通过承认因人工智能失去工作的工人并为他们提供帮助，官员们将向选民证明国家实际上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通过这样做，政治家们将增强自己的政治资本。根据政治经济学家约塔姆·马加利特的研究，在乔治·W·布什政府期间，在更多下岗工人有资格获得再培训计划的县，执政党表现更好——这证明选民获得政府支持可以减轻他们对工作损失的潜在政治反弹。(美国已经资助了再培训计划，但远远不够。)

　　然而，时间正在流逝。人工智能的采用正在加速，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不再是推测性问题。它们已经广泛存在，并且在未来几个月只会加速。适应性政策则需要数年才能产生结果。如果政府希望保护他们的经济——以及他们自己——他们必须现在采取行动。

　　作者简介：贝亚特丽斯·马吉斯特罗是东北大学人工智能治理助理教授。索菲·博尔温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R·迈克尔·阿尔瓦雷斯是加州理工学院政治与计算社会科学弗林特里奇基金会教授，林德科学、社会与政策中心创始联合主任。巴特·博尼科夫斯基是纽约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副教授。彼得·约翰·洛温是康奈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哈罗德·坦纳院长及政府学教授。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