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利森& 温内菲尔德：维护全球和平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议题

　　过去八十年，标志着自罗马帝国以来大国之间最漫长的一段和平时期。这段罕见的安宁岁月并非凭空而来，而是诞生于两场浩劫之后——那两场战争的破坏力远超以往任何冲突，以至于历史学家不得不创造一个新的名词来定义它们：世界大战。如果二十世纪的余下岁月也像此前两千年那样充斥着暴力，那么今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恐怕都将面目全非。

　　自1945年以来大国战争的绝迹并非偶然。这其中固然有天赐的恩典与运气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那些经历过灾难性战争洗礼的战后秩序缔造者们，决心扭转历史的惯性。美国领导人凭借亲历胜利所赋予的信心，敢于设想那些曾被视为不可思议的构想，并着手构建一个前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国际和平秩序。为了确保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能够延续，美国领导人和民众必须深刻认识到这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它的脆弱性，并就如何将和平再延续一代人展开严肃的探讨。

　　奇迹般的和平壮举

　　三个数字足以概括当前国际安全秩序的决定性特征及其非凡成就：80、80 和 9。

　　距离上一次大国之间的热战已经过去了 80 年。在这期间，全球人口增长了两倍，预期寿命翻了一番，全球GDP更是增长了15倍。如果二战后的政治家们安于现状，任由历史重演，第三次世界大战恐怕早已爆发。而那将是一场动用核武器的战争，一场原本可能“终结一切战争”乃至终结人类文明的战争。

　　距离核武器最后一次在战争中使用，也已经过去了 80 年。世界曾多次与毁灭擦肩而过——其中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美国与苏联就部署在古巴的核导弹问题剑拔弩张，约翰·F·肯尼迪总统曾评估爆发核战争的概率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就在最近，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的第一年(始于2022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曾发出进行战术核打击的严厉威胁。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央情报局(CIA)曾评估，如果乌克兰的反攻即将击溃撤退的俄军，俄罗斯动用核武的概率高达50%。为此，CIA局长比尔·伯恩斯被紧急派往莫斯科传达美国的严正关切。幸运的是，美国和中国通过富有想象力的外交合作劝阻了普京，但这再次提醒世人：“核禁忌”——即不使用核武器这一不成文的全球准则——是何等脆弱。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各国领导人曾普遍预测，各国一旦掌握相关技术就会研制核武器。肯尼迪曾预言，到20世纪70年代将有25到30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促使他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大胆的举措之一。如今，已有185个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诺放弃核武器。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全球仅有 9 个国家拥有核武库。

　　如同这80年的和平与核沉寂一样，以该条约为核心的防扩散机制同样是一项脆弱的成就。如今，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具备制造核武器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它们选择依赖他国的安全保障，这在地缘战略和历史上其实是有悖常理的。事实上，峨山政策研究院(Asan Institute)2025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四分之三的韩国人现在赞成发展本国核武库以应对朝鲜的威胁。如果普京当初通过战术核打击成功推进了战争目标，其他国家政府很可能会得出结论：它们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核防御系统。

　　旧秩序的落幕

　　1987年，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发表了一篇题为《漫长的和平》(The Long Peace)的里程碑式文章。当时距离二战结束已过去42年，这段和平期的长度已堪比1815年维也纳会议至1870年普法战争，以及随后至1914年一战爆发的那些岁月。加迪斯认为，现代“漫长和平”的基石是冷战。在以往几乎必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构性条件下，美苏两国都拥有足以承受核打击并进行毁灭性反击的核武库。核战略家将这种状态描述为“相互保证毁灭”(MAD)。

　　加迪斯指出，除了联合国的成立、《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最终演变为欧盟的多边机制，以及美苏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外，和平的核心成因在于双方都将体系性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利益之上。尽管苏联人憎恨资本主义，美国人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们避免相互毁灭的愿望压倒了一切。正如他所解释的：“因此，意识形态的缓和，必须与核威慑及侦察手段一起，被视为战后政治中一项至关重要的自我调节机制。”

　　正如加迪斯所见，世界曾分裂为两大阵营，每个超级大国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拉拢盟友。美国启动马歇尔计划重建西欧，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全球发展，并推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制定经济规则。美国甚至放弃了自乔治·华盛顿时期以来避免卷入复杂结盟的传统战略，转而加入北约(NATO)并与日本签署安保条约。美国寻求一切可行途径构建国际安全秩序，以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正如我们中的一位(艾利森)曾在《外交事务》上所言：“如果没有苏联的威胁，就不会有马歇尔计划，也不会有北约。”

　　苏联解体后，20世纪90年代初的乐观主义者们宣称迎来了新的单极时刻，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他们认为新秩序将带来“和平红利”，各国将摆脱大国冲突的阴霾而蓬勃发展。在后苏联时代的头二十年里，主流叙事甚至宣称“历史的终结”。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断言，世界正在见证“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及”。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则提出了“金色拱门防冲突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以麦当劳为象征)将确保一个和平时代的到来。正是这些理念主导了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决策，使美国陷入了长达二十年无休止且毫无胜算的战争泥潭。

　　在这段历史中，创造性的外交手段同样功不可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14个新独立的东欧国家诞生，这本应意味着核武国家的激增。当时，超过12,600枚核武器遗留在俄罗斯境外。为了防止这些武器落入恶人之手，美国与鲍里斯·叶利钦领导下的民主俄罗斯建立了非凡的伙伴关系，并在参议员萨姆·纳恩(Sam Nunn)和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的牵头下，资助实施了合作无核化计划。到1996年，该团队已成功将所有核武器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土移除，归还俄罗斯或予以拆除。

　　苏联解体后的地缘政治格局重塑了美国与其昔日对手及新兴挑战者之间的关系。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就任总统时，俄罗斯和中国仍被视为“战略伙伴”，这一观点当时占据主导。但到了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时，雄心勃勃、迅速崛起的中国以及心怀怨恨、寻求复仇的俄罗斯的现实，迫使美国承认：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危机四伏的前路

　　亨利·基辛格在2023年去世前曾多次告诫同僚，这八十年的大国和平不太可能持续满一个世纪。历史表明，导致重大地缘政治周期以暴力告终的因素众多，其中五大因素尤为突出，正威胁着当前的长期和平。

　　首当其冲的是“历史遗忘症”。 一代又一代的美国成年人，包括所有现役军官，都对大国战争的惨痛代价缺乏亲身记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如今这段特殊的和平时期之前，人类每隔一两代人就会经历一场战争。如今许多人认为大国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殊不知，这并非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可能性，而是反映了他们自身思维的局限。

　　新兴竞争对手的崛起也威胁着和平。 中国的迅猛崛起正在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预言的老牌强国与新兴强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如出一辙——也就是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种竞争往往以冲突告终。21世纪初，美国并未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因为当时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都远远落后。而今，中国在贸易、制造业和绿色科技等诸多领域已赶上甚至超越美国。与此同时，普京虽然领导着一个国力衰退的国家，却掌控着足以毁灭美国的核武库，并已表明为恢复俄罗斯昔日荣光不惜一战。随着俄罗斯威胁加剧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北约支持力度的减弱，欧洲正面临未来数十年最严峻的安全挑战。

　　全球经济实力的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战争风险。 随着各国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恢复，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相对削弱。二战结束时，美国占据世界GDP的一半;冷战结束时降至四分之一;而今仅占七分之一。随着经济力量天平的倾斜，一个多极世界正在形成，多个独立国家可以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行动而不必唯美国马首是瞻。正如著名对冲基金经理雷·达里奥(Ray Dalio)所言，当主导力量过度扩张时，这种衰退会加速，而美国如今正面临此困境。

　　当既有强权过度扩张军事力量——尤其是在非核心利益的冲突中——其威慑或防御新兴强权的能力就会被削弱。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曾言：“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意为：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国家财力就会不足)。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代价高昂的任务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无力应对更紧迫挑战的现状。将资源耗费在这些旷日持久的冲突中，使美国无暇提升自身防御能力以应对日益复杂且危险的对手。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国会和国防工业的推波助澜下，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已陷入恶性循环：一味追求更多资源，而非寻求更具战略性的途径来应对核心威胁。

　　最后，也是最令人忧虑的一点：国内政治的极度分裂。 一个既有强权一旦陷入国内政治的恶斗，就会丧失在国际舞台上采取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当领导层在“是否以及如何维护全球秩序”这一根本问题上摇摆不定时，情况尤为致命。而这正是当下的写照：华盛顿一个表面上出发点良好的政府，正在颠覆几乎所有现有的国际关系、机构和程序，试图强行推行其对国际秩序变革的设想。

　　地缘政治的长周期波动不会永远持续。美国民众和分裂的政体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国家能否团结起来，认清当下的危险，找到应对之策，并采取集体行动来预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推迟——下一次全球动荡。

　　不幸的是，正如黑格尔那句名言所揭示的：“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当年美国战略家制定冷战战略、奠定长期和平基石时，他们的远见卓识超越了时代的传统智慧。为了维持这一“例外”，使世界得以延续这段前所未有的无大国战争时期，今天我们需要同样的战略想象力和国家决心。

　　作者简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学道格拉斯·狄龙政府学教授，著有《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詹姆斯·A·温内菲尔德，小(James A. Winnefeld, Jr.)：退役海军上将，曾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他于2022年至2025年担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本文原载《外交事务》

　　过去八十年，标志着自罗马帝国以来大国之间最漫长的一段和平时期。这段罕见的安宁岁月并非凭空而来，而是诞生于两场浩劫之后——那两场战争的破坏力远超以往任何冲突，以至于历史学家不得不创造一个新的名词来定义它们：世界大战。如果二十世纪的余下岁月也像此前两千年那样充斥着暴力，那么今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恐怕都将面目全非。

　　自1945年以来大国战争的绝迹并非偶然。这其中固然有天赐的恩典与运气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那些经历过灾难性战争洗礼的战后秩序缔造者们，决心扭转历史的惯性。美国领导人凭借亲历胜利所赋予的信心，敢于设想那些曾被视为不可思议的构想，并着手构建一个前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国际和平秩序。为了确保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能够延续，美国领导人和民众必须深刻认识到这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它的脆弱性，并就如何将和平再延续一代人展开严肃的探讨。

　　奇迹般的和平壮举

　　三个数字足以概括当前国际安全秩序的决定性特征及其非凡成就：80、80 和 9。

　　距离上一次大国之间的热战已经过去了 80 年。在这期间，全球人口增长了两倍，预期寿命翻了一番，全球GDP更是增长了15倍。如果二战后的政治家们安于现状，任由历史重演，第三次世界大战恐怕早已爆发。而那将是一场动用核武器的战争，一场原本可能“终结一切战争”乃至终结人类文明的战争。

　　距离核武器最后一次在战争中使用，也已经过去了 80 年。世界曾多次与毁灭擦肩而过——其中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美国与苏联就部署在古巴的核导弹问题剑拔弩张，约翰·F·肯尼迪总统曾评估爆发核战争的概率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就在最近，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的第一年(始于2022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曾发出进行战术核打击的严厉威胁。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央情报局(CIA)曾评估，如果乌克兰的反攻即将击溃撤退的俄军，俄罗斯动用核武的概率高达50%。为此，CIA局长比尔·伯恩斯被紧急派往莫斯科传达美国的严正关切。幸运的是，美国和中国通过富有想象力的外交合作劝阻了普京，但这再次提醒世人：“核禁忌”——即不使用核武器这一不成文的全球准则——是何等脆弱。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各国领导人曾普遍预测，各国一旦掌握相关技术就会研制核武器。肯尼迪曾预言，到20世纪70年代将有25到30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促使他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大胆的举措之一。如今，已有185个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诺放弃核武器。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全球仅有 9 个国家拥有核武库。

　　如同这80年的和平与核沉寂一样，以该条约为核心的防扩散机制同样是一项脆弱的成就。如今，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具备制造核武器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它们选择依赖他国的安全保障，这在地缘战略和历史上其实是有悖常理的。事实上，峨山政策研究院(Asan Institute)2025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四分之三的韩国人现在赞成发展本国核武库以应对朝鲜的威胁。如果普京当初通过战术核打击成功推进了战争目标，其他国家政府很可能会得出结论：它们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核防御系统。

　　旧秩序的落幕

　　1987年，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发表了一篇题为《漫长的和平》(The Long Peace)的里程碑式文章。当时距离二战结束已过去42年，这段和平期的长度已堪比1815年维也纳会议至1870年普法战争，以及随后至1914年一战爆发的那些岁月。加迪斯认为，现代“漫长和平”的基石是冷战。在以往几乎必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构性条件下，美苏两国都拥有足以承受核打击并进行毁灭性反击的核武库。核战略家将这种状态描述为“相互保证毁灭”(MAD)。

　　加迪斯指出，除了联合国的成立、《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最终演变为欧盟的多边机制，以及美苏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外，和平的核心成因在于双方都将体系性利益置于意识形态利益之上。尽管苏联人憎恨资本主义，美国人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们避免相互毁灭的愿望压倒了一切。正如他所解释的：“因此，意识形态的缓和，必须与核威慑及侦察手段一起，被视为战后政治中一项至关重要的自我调节机制。”

　　正如加迪斯所见，世界曾分裂为两大阵营，每个超级大国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拉拢盟友。美国启动马歇尔计划重建西欧，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全球发展，并推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制定经济规则。美国甚至放弃了自乔治·华盛顿时期以来避免卷入复杂结盟的传统战略，转而加入北约(NATO)并与日本签署安保条约。美国寻求一切可行途径构建国际安全秩序，以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正如我们中的一位(艾利森)曾在《外交事务》上所言：“如果没有苏联的威胁，就不会有马歇尔计划，也不会有北约。”

　　苏联解体后，20世纪90年代初的乐观主义者们宣称迎来了新的单极时刻，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他们认为新秩序将带来“和平红利”，各国将摆脱大国冲突的阴霾而蓬勃发展。在后苏联时代的头二十年里，主流叙事甚至宣称“历史的终结”。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断言，世界正在见证“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及”。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则提出了“金色拱门防冲突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以麦当劳为象征)将确保一个和平时代的到来。正是这些理念主导了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决策，使美国陷入了长达二十年无休止且毫无胜算的战争泥潭。

　　在这段历史中，创造性的外交手段同样功不可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14个新独立的东欧国家诞生，这本应意味着核武国家的激增。当时，超过12,600枚核武器遗留在俄罗斯境外。为了防止这些武器落入恶人之手，美国与鲍里斯·叶利钦领导下的民主俄罗斯建立了非凡的伙伴关系，并在参议员萨姆·纳恩(Sam Nunn)和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的牵头下，资助实施了合作无核化计划。到1996年，该团队已成功将所有核武器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土移除，归还俄罗斯或予以拆除。

　　苏联解体后的地缘政治格局重塑了美国与其昔日对手及新兴挑战者之间的关系。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就任总统时，俄罗斯和中国仍被视为“战略伙伴”，这一观点当时占据主导。但到了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时，雄心勃勃、迅速崛起的中国以及心怀怨恨、寻求复仇的俄罗斯的现实，迫使美国承认：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危机四伏的前路

　　亨利·基辛格在2023年去世前曾多次告诫同僚，这八十年的大国和平不太可能持续满一个世纪。历史表明，导致重大地缘政治周期以暴力告终的因素众多，其中五大因素尤为突出，正威胁着当前的长期和平。

　　首当其冲的是“历史遗忘症”。 一代又一代的美国成年人，包括所有现役军官，都对大国战争的惨痛代价缺乏亲身记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如今这段特殊的和平时期之前，人类每隔一两代人就会经历一场战争。如今许多人认为大国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殊不知，这并非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可能性，而是反映了他们自身思维的局限。

　　新兴竞争对手的崛起也威胁着和平。 中国的迅猛崛起正在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预言的老牌强国与新兴强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如出一辙——也就是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种竞争往往以冲突告终。21世纪初，美国并未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因为当时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都远远落后。而今，中国在贸易、制造业和绿色科技等诸多领域已赶上甚至超越美国。与此同时，普京虽然领导着一个国力衰退的国家，却掌控着足以毁灭美国的核武库，并已表明为恢复俄罗斯昔日荣光不惜一战。随着俄罗斯威胁加剧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北约支持力度的减弱，欧洲正面临未来数十年最严峻的安全挑战。

　　全球经济实力的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战争风险。 随着各国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恢复，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相对削弱。二战结束时，美国占据世界GDP的一半;冷战结束时降至四分之一;而今仅占七分之一。随着经济力量天平的倾斜，一个多极世界正在形成，多个独立国家可以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行动而不必唯美国马首是瞻。正如著名对冲基金经理雷·达里奥(Ray Dalio)所言，当主导力量过度扩张时，这种衰退会加速，而美国如今正面临此困境。

　　当既有强权过度扩张军事力量——尤其是在非核心利益的冲突中——其威慑或防御新兴强权的能力就会被削弱。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曾言：“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意为：军队长期在外作战，国家财力就会不足)。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代价高昂的任务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无力应对更紧迫挑战的现状。将资源耗费在这些旷日持久的冲突中，使美国无暇提升自身防御能力以应对日益复杂且危险的对手。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国会和国防工业的推波助澜下，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已陷入恶性循环：一味追求更多资源，而非寻求更具战略性的途径来应对核心威胁。

　　最后，也是最令人忧虑的一点：国内政治的极度分裂。 一个既有强权一旦陷入国内政治的恶斗，就会丧失在国际舞台上采取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当领导层在“是否以及如何维护全球秩序”这一根本问题上摇摆不定时，情况尤为致命。而这正是当下的写照：华盛顿一个表面上出发点良好的政府，正在颠覆几乎所有现有的国际关系、机构和程序，试图强行推行其对国际秩序变革的设想。

　　地缘政治的长周期波动不会永远持续。美国民众和分裂的政体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国家能否团结起来，认清当下的危险，找到应对之策，并采取集体行动来预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推迟——下一次全球动荡。

　　不幸的是，正如黑格尔那句名言所揭示的：“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当年美国战略家制定冷战战略、奠定长期和平基石时，他们的远见卓识超越了时代的传统智慧。为了维持这一“例外”，使世界得以延续这段前所未有的无大国战争时期，今天我们需要同样的战略想象力和国家决心。

　　作者简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学道格拉斯·狄龙政府学教授，著有《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詹姆斯·A·温内菲尔德，小(James A. Winnefeld, Jr.)：退役海军上将，曾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他于2022年至2025年担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本文原载《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