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夫·侯赛因：粮食危机如何点燃全球动荡 　　

　　从整体上看，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富裕、科技发达，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许多分析人士担心全球粮食即将枯竭。人口增长速度——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远远超过农业产能的扩张。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报告警告，如果不进行重大变革，世界将面临灾难性的粮食短缺。然而，所谓的“绿色革命”迅速提升了农业生产力，确保了农业技术的持续改进与创新。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估计，如果最大限度减少浪费，全球目前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近100亿人，比现有人口多出20亿。

　　然而，这一巨大成就却滋生了自满情绪，并掩盖了一场日益严重的新型饥饿危机。如今，饥饿的根源已不再是食物绝对匮乏，而是获取食物的障碍——在一个物质极度丰富却又极度匮乏并存的世界里，人们难以获得足够的食物。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的《2025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多达7.2亿人长期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其中，4300万儿童患有消瘦症，这是最严重的营养不良形式;1.52亿儿童发育迟缓，这是营养缺乏和反复感染导致的后果，并会进一步降低他们成年后的认知与身体能力。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发布的《2025年全球展望》报告指出，3.19亿人正面临严重饥饿，这一数字比2020年之前水平增加了130%以上，而且加沙和苏丹同时爆发了两场饥荒。

　　在战争、环境灾难和经济困境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忍饥挨饿之际，许多捐助国却停止资助那些能够拯救生命、改变人生的粮食援助项目。例如，《柳叶刀》杂志2025年7月发表的一项研究预测，特朗普政府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在未来五年内导致多达1400万人过早死亡，其中许多人死于饥饿。捐助国撤回援助的做法无视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一地的粮食不安全会引发其他地区的不稳定。如果富裕国家现在不采取行动应对日益严重的饥饿问题，其后果可能与半个世纪前预言的灾难同样深远——而这场危机完全在全人类的掌控之中，完全可以避免。

　　战争、气候与债务如何制造饥饿

　　20世纪的大饥荒往往由干旱引发。如今，人们挨饿的原因更多是结构性的，与暴力冲突、持续的气候变化以及经济边缘化密切相关。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数据，全球活跃冲突数量已从2014年的46起上升至2024年的61起，而每年解决的活跃冲突比例已降至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暴力冲突历来会加剧粮食不安全，目前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中，近70%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仅在加沙和苏丹，战争就已导致100万人陷入饥荒。

　　气候变化也开始显著加剧饥饿问题。鲁汶大学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发现，1985年至2004年间，全球平均每年发生231起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自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跃升至近343起，增幅约50%。仅2024年，作为国际权威灾害数据库的EM-DAT就记录了371起自然灾害(包括干旱、洪水和风暴)，导致4500万人流离失所。今年，飓风“梅丽莎”使加勒比地区310万人急需粮食援助，巴基斯坦有630万人受洪水影响。在萨赫勒地区，频繁干旱加剧了贫困与流离失所，极端组织也趁机利用这些脆弱性。

　　世界经济的脆弱性进一步恶化了这场危机。大约一半的低收入国家处于或濒临债务困境，这显著损害了粮食安全。高额债务迫使政府优先偿还债务而非基本支出，从而减少了对粮食进口、社会保障以及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投资。目前，超过30亿人生活在债务利息支出超过医疗或教育支出的国家。由于债务增加、货币贬值和生产成本上升，过去五年中，61个国家的食品价格上涨了50%，37个国家的食品价格涨幅超过100%。贸易保护主义的复燃也扼杀了贫困国家赖以进口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收入来源。

　　援助崩盘，生命代价飙升

　　旨在防止此类苦难的机构正因地缘政治竞争、信任侵蚀和政治意愿减弱而举步维艰。在经历五年稳定增长后，2024年国际援助总额下降了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2025年国际援助总额将进一步下降9%至17%。这些削减对需要粮食援助的人群造成了尤其严重的后果。据由捐助国、人道主义组织和发展组织组成的全球粮食危机应对网络(Global Network Against Food Crises)统计，2024年至今年，全球粮食援助预算总额可能下降多达45%。

　　2024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全球范围内援助了1.24亿人。但由于主要捐助方大幅削减资金，预计2025年援助人数将减少21%。自2024年以来，美国政府对该项目的捐款减少了55%，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捐款也出现类似幅度下降。一些实地行动被迫将每日配给量削减至300卡路里以下，甚至不足一顿简餐。在全球饥饿状况持续恶化之际，仍有1600万人面临失去所有粮食援助的风险。

　　援助组织在接触受灾民众方面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根据援助人员安全数据库，2024年共有383名援助人员遇害，是过去三年平均遇害人数的两倍多，这反映出交战各方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漠视日益加剧。

　　人道主义预算缩减标志着全球对弱势群体的声援力度减弱。但这对那些看似稳定富裕的国家同样构成实质性威胁。正是在动荡时期，集体行动才显得尤为重要——一旦人道主义援助被削减，危机就会迅速蔓延。

　　粮食不安全会导致人口流离失所。世界粮食计划署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粮食不安全程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难民外流人数就会增加1.9%。同一研究还表明，暴力冲突每持续一年(而冲突会导致粮食不安全)，由此产生的难民外流人数就会增加近0.4%。

　　难民往往首先涌向邻国，而这些国家通常缺乏接纳能力。当邻国无法应对时，人们便会前往更远的地方。因此，对于富裕国家而言，忽视海外粮食安全问题是不明智的。2024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在人道主义援助上花费242亿美元，惠及约1.98亿人，人均约120美元。然而，这些国家却花费278亿美元(人均9200美元)用于援助境内的300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难民营中养活一个家庭，远比在他们因饥饿被迫逃离家园后再提供帮助便宜得多。不采取本地行动，日后必将付出更高代价，并引发政治反弹。大量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往往会破坏国内政治稳定，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

　　饥饿也是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根源。粮食不安全削弱受影响国家的合法性，加剧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并降低暴力的机会成本。极端组织利用民众绝望，将粮食作为招募工具，将饥饿作为施加影响的武器。饥饿与冲突之间存在恶性循环，二者相互滋养。

　　打破恶性循环的八大行动

　　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需要经济远见和政治勇气。挑战并不在于技术：世界完全具备种植和供应粮食的能力。真正的挑战在于政治和经济层面，即将粮食安全视为共同优先事项，而非可有可无的义务。

　　各国政府、多边机构、慈善组织和私营部门捐助者必须紧急恢复并扩大对人道主义和发展项目的可预测多年期资金支持。为拯救生命的项目提供资金固然重要，但支持增强韧性、帮助人们摆脱饥饿困境的举措同样至关重要。如果不解决饥饿根源，仅仅反复拯救相同生命是得不偿失的。即使在财政低迷时期，这些项目也必须获得定期资金，以避免每年出现不确定性扰乱实地行动。由于饥饿和资源匮乏会引发暴力冲突与移民，北约、联合国、非洲联盟、欧盟和七国集团必须将粮食安全置于其战略框架的核心。

　　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政府的饥荒预警系统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粮食安全监测系统必须获得充足资金，以确保援助物资在恰当时间送达最需要的人群。这些组织收集的数据有助于援助团体优先援助同时面临冲突、气候冲击和经济崩溃的国家——在这些地方，不作为将造成最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地缘政治代价。然而，资金短缺已导致关键分析报告发布延误。

　　追究违反国际法者的责任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环节，尽管常被忽视。这不仅能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还能起到威慑作用，防止未来违法行为重演。对于犯下严重违法行为的个人、实体或国家，应在国际和国内司法系统中提起诉讼，并实施定向制裁、资产冻结、旅行禁令等惩罚措施。

　　不同类型的捐助方必须加强相互协调。资金来源分散、职能重叠，往往导致某些领域援助重复，而另一些领域严重缺口。各国政府、联合国伞式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应联合开展粮食安全与脆弱性评估，共享数据系统，进行透明沟通，建立更具战略性的分工。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应与各国主管机构共同牵头协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等人道主义组织，世界银行等发展机构，以及国际和平组织等和平建设组织，都致力于提升粮食安全，并确保紧急援助、恢复方案与长期复原力建设相互补充而非相互竞争。捐助方必须更加努力，使其资金优先事项和时间表与地方及国家应对计划保持一致。

　　为减轻低收入国家(尤其是已陷入或即将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的压力，债权人和国际金融机构应推出以减免债务换取解决饥饿问题的方案。债务豁免可释放原本用于偿债的资源。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债务置换粮食安全”方案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已在埃及和莫桑比克实施“以粮食换教育”项目。

　　最后，高收入国家应取消或暂停对粮食安全脆弱经济体征收的关税及其他进口壁垒。出口国也必须避免实施扰乱市场、推高价格的粮食出口禁令。为应对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各国政府必须加大对耐旱农业、防洪措施和小农户保险等项目的投入。同样重要的是，投资利用新技术预测灾害的预警机制。

　　今天忽视饥饿就是明天的灾难

　　即使富裕国家政府削减对外援助，许多国家仍坚称致力于结束乌克兰和中东等地的暴力冲突。然而，它们却忽略了粮食安全是和平基础这一事实。为达成停火与和平协议而进行的努力，必须包含确保援助组织能够提供援助、粮食系统能够恢复运转的相关条款。

　　如果不能保障援助人员安全接触受灾民众，再多的资金也无法消除饥饿。包括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外部力量，可通过协助与地方当局和武装团体谈判、提供安全培训和风险管理支持、施加外交压力，帮助人道主义工作者进入不安全地区。它们还必须将更多资源投入远程监测、数字化援助以及能够安全开展实地工作的当地合作伙伴。

　　每一美元用于预防极端饥饿，都能节省更多原本用于应对危机的资金。饥饿的持续存在并非不可避免，而是一种政策选择。扭转饥饿局面不仅是道义责任，更是战略必然。

　　作者简介：阿里夫·侯赛因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经济学家。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

　　从整体上看，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富裕、科技发达，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许多分析人士担心全球粮食即将枯竭。人口增长速度——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远远超过农业产能的扩张。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报告警告，如果不进行重大变革，世界将面临灾难性的粮食短缺。然而，所谓的“绿色革命”迅速提升了农业生产力，确保了农业技术的持续改进与创新。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估计，如果最大限度减少浪费，全球目前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近100亿人，比现有人口多出20亿。

　　然而，这一巨大成就却滋生了自满情绪，并掩盖了一场日益严重的新型饥饿危机。如今，饥饿的根源已不再是食物绝对匮乏，而是获取食物的障碍——在一个物质极度丰富却又极度匮乏并存的世界里，人们难以获得足够的食物。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的《2025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多达7.2亿人长期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其中，4300万儿童患有消瘦症，这是最严重的营养不良形式;1.52亿儿童发育迟缓，这是营养缺乏和反复感染导致的后果，并会进一步降低他们成年后的认知与身体能力。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发布的《2025年全球展望》报告指出，3.19亿人正面临严重饥饿，这一数字比2020年之前水平增加了130%以上，而且加沙和苏丹同时爆发了两场饥荒。

　　在战争、环境灾难和经济困境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忍饥挨饿之际，许多捐助国却停止资助那些能够拯救生命、改变人生的粮食援助项目。例如，《柳叶刀》杂志2025年7月发表的一项研究预测，特朗普政府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在未来五年内导致多达1400万人过早死亡，其中许多人死于饥饿。捐助国撤回援助的做法无视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一地的粮食不安全会引发其他地区的不稳定。如果富裕国家现在不采取行动应对日益严重的饥饿问题，其后果可能与半个世纪前预言的灾难同样深远——而这场危机完全在全人类的掌控之中，完全可以避免。

　　战争、气候与债务如何制造饥饿

　　20世纪的大饥荒往往由干旱引发。如今，人们挨饿的原因更多是结构性的，与暴力冲突、持续的气候变化以及经济边缘化密切相关。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数据，全球活跃冲突数量已从2014年的46起上升至2024年的61起，而每年解决的活跃冲突比例已降至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暴力冲突历来会加剧粮食不安全，目前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中，近70%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仅在加沙和苏丹，战争就已导致100万人陷入饥荒。

　　气候变化也开始显著加剧饥饿问题。鲁汶大学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发现，1985年至2004年间，全球平均每年发生231起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自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跃升至近343起，增幅约50%。仅2024年，作为国际权威灾害数据库的EM-DAT就记录了371起自然灾害(包括干旱、洪水和风暴)，导致4500万人流离失所。今年，飓风“梅丽莎”使加勒比地区310万人急需粮食援助，巴基斯坦有630万人受洪水影响。在萨赫勒地区，频繁干旱加剧了贫困与流离失所，极端组织也趁机利用这些脆弱性。

　　世界经济的脆弱性进一步恶化了这场危机。大约一半的低收入国家处于或濒临债务困境，这显著损害了粮食安全。高额债务迫使政府优先偿还债务而非基本支出，从而减少了对粮食进口、社会保障以及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投资。目前，超过30亿人生活在债务利息支出超过医疗或教育支出的国家。由于债务增加、货币贬值和生产成本上升，过去五年中，61个国家的食品价格上涨了50%，37个国家的食品价格涨幅超过100%。贸易保护主义的复燃也扼杀了贫困国家赖以进口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收入来源。

　　援助崩盘，生命代价飙升

　　旨在防止此类苦难的机构正因地缘政治竞争、信任侵蚀和政治意愿减弱而举步维艰。在经历五年稳定增长后，2024年国际援助总额下降了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测，2025年国际援助总额将进一步下降9%至17%。这些削减对需要粮食援助的人群造成了尤其严重的后果。据由捐助国、人道主义组织和发展组织组成的全球粮食危机应对网络(Global Network Against Food Crises)统计，2024年至今年，全球粮食援助预算总额可能下降多达45%。

　　2024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全球范围内援助了1.24亿人。但由于主要捐助方大幅削减资金，预计2025年援助人数将减少21%。自2024年以来，美国政府对该项目的捐款减少了55%，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捐款也出现类似幅度下降。一些实地行动被迫将每日配给量削减至300卡路里以下，甚至不足一顿简餐。在全球饥饿状况持续恶化之际，仍有1600万人面临失去所有粮食援助的风险。

　　援助组织在接触受灾民众方面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根据援助人员安全数据库，2024年共有383名援助人员遇害，是过去三年平均遇害人数的两倍多，这反映出交战各方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漠视日益加剧。

　　人道主义预算缩减标志着全球对弱势群体的声援力度减弱。但这对那些看似稳定富裕的国家同样构成实质性威胁。正是在动荡时期，集体行动才显得尤为重要——一旦人道主义援助被削减，危机就会迅速蔓延。

　　粮食不安全会导致人口流离失所。世界粮食计划署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粮食不安全程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难民外流人数就会增加1.9%。同一研究还表明，暴力冲突每持续一年(而冲突会导致粮食不安全)，由此产生的难民外流人数就会增加近0.4%。

　　难民往往首先涌向邻国，而这些国家通常缺乏接纳能力。当邻国无法应对时，人们便会前往更远的地方。因此，对于富裕国家而言，忽视海外粮食安全问题是不明智的。2024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在人道主义援助上花费242亿美元，惠及约1.98亿人，人均约120美元。然而，这些国家却花费278亿美元(人均9200美元)用于援助境内的300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难民营中养活一个家庭，远比在他们因饥饿被迫逃离家园后再提供帮助便宜得多。不采取本地行动，日后必将付出更高代价，并引发政治反弹。大量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往往会破坏国内政治稳定，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

　　饥饿也是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根源。粮食不安全削弱受影响国家的合法性，加剧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并降低暴力的机会成本。极端组织利用民众绝望，将粮食作为招募工具，将饥饿作为施加影响的武器。饥饿与冲突之间存在恶性循环，二者相互滋养。

　　打破恶性循环的八大行动

　　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需要经济远见和政治勇气。挑战并不在于技术：世界完全具备种植和供应粮食的能力。真正的挑战在于政治和经济层面，即将粮食安全视为共同优先事项，而非可有可无的义务。

　　各国政府、多边机构、慈善组织和私营部门捐助者必须紧急恢复并扩大对人道主义和发展项目的可预测多年期资金支持。为拯救生命的项目提供资金固然重要，但支持增强韧性、帮助人们摆脱饥饿困境的举措同样至关重要。如果不解决饥饿根源，仅仅反复拯救相同生命是得不偿失的。即使在财政低迷时期，这些项目也必须获得定期资金，以避免每年出现不确定性扰乱实地行动。由于饥饿和资源匮乏会引发暴力冲突与移民，北约、联合国、非洲联盟、欧盟和七国集团必须将粮食安全置于其战略框架的核心。

　　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政府的饥荒预警系统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粮食安全监测系统必须获得充足资金，以确保援助物资在恰当时间送达最需要的人群。这些组织收集的数据有助于援助团体优先援助同时面临冲突、气候冲击和经济崩溃的国家——在这些地方，不作为将造成最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地缘政治代价。然而，资金短缺已导致关键分析报告发布延误。

　　追究违反国际法者的责任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环节，尽管常被忽视。这不仅能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还能起到威慑作用，防止未来违法行为重演。对于犯下严重违法行为的个人、实体或国家，应在国际和国内司法系统中提起诉讼，并实施定向制裁、资产冻结、旅行禁令等惩罚措施。

　　不同类型的捐助方必须加强相互协调。资金来源分散、职能重叠，往往导致某些领域援助重复，而另一些领域严重缺口。各国政府、联合国伞式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应联合开展粮食安全与脆弱性评估，共享数据系统，进行透明沟通，建立更具战略性的分工。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应与各国主管机构共同牵头协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等人道主义组织，世界银行等发展机构，以及国际和平组织等和平建设组织，都致力于提升粮食安全，并确保紧急援助、恢复方案与长期复原力建设相互补充而非相互竞争。捐助方必须更加努力，使其资金优先事项和时间表与地方及国家应对计划保持一致。

　　为减轻低收入国家(尤其是已陷入或即将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的压力，债权人和国际金融机构应推出以减免债务换取解决饥饿问题的方案。债务豁免可释放原本用于偿债的资源。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债务置换粮食安全”方案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已在埃及和莫桑比克实施“以粮食换教育”项目。

　　最后，高收入国家应取消或暂停对粮食安全脆弱经济体征收的关税及其他进口壁垒。出口国也必须避免实施扰乱市场、推高价格的粮食出口禁令。为应对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各国政府必须加大对耐旱农业、防洪措施和小农户保险等项目的投入。同样重要的是，投资利用新技术预测灾害的预警机制。

　　今天忽视饥饿就是明天的灾难

　　即使富裕国家政府削减对外援助，许多国家仍坚称致力于结束乌克兰和中东等地的暴力冲突。然而，它们却忽略了粮食安全是和平基础这一事实。为达成停火与和平协议而进行的努力，必须包含确保援助组织能够提供援助、粮食系统能够恢复运转的相关条款。

　　如果不能保障援助人员安全接触受灾民众，再多的资金也无法消除饥饿。包括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外部力量，可通过协助与地方当局和武装团体谈判、提供安全培训和风险管理支持、施加外交压力，帮助人道主义工作者进入不安全地区。它们还必须将更多资源投入远程监测、数字化援助以及能够安全开展实地工作的当地合作伙伴。

　　每一美元用于预防极端饥饿，都能节省更多原本用于应对危机的资金。饥饿的持续存在并非不可避免，而是一种政策选择。扭转饥饿局面不仅是道义责任，更是战略必然。

　　作者简介：阿里夫·侯赛因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经济学家。本文原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