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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9日,在白宫,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并肩站立,公布了一份旨在结束加沙战争的全面20点计划。在阐述这一愿景时,特朗普特意停顿下来,点名表扬了两位他声称支持该计划的领导人:巴基斯坦总理谢赫巴兹·谢里夫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
这一瞬间虽短,却极具象征意义。特朗普把文职总理与最有权势的将军相提并论,不仅显示出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新认知,也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该国真实的权力格局。美国总统的这句话,等于向全世界公开承认:尽管谢赫巴兹·谢里夫名义上执掌国家,但真正的权力早已掌握在穆尼尔手中。

自1947年独立以来,巴基斯坦一直在文官统治与军人统治之间反复摇摆。最近一次公开政变发生在1999年,当时的陆军参谋长佩尔韦兹·穆沙拉夫推翻了时任总理纳瓦兹·谢里夫(谢赫巴兹的哥哥)。2008年之后,巴基斯坦恢复文官统治,此后几届民选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独立运作,能够部分自主制定国内议程并举行相对自由的选举。然而如今,情况已彻底不同:在没有坦克上街、没有戒严令的情况下,军方已实际掌控国家,文官政府沦为门面。
我们不妨把这种新形态称为“穆尼尔模式”:表面保留民主制度的外壳,实质由军方主导治理。这是2008年结束直接军事统治以来,巴基斯坦国家体制最深刻的一次重组。在这一模式下,军队不再满足于幕后操纵,而是与文职机构一同公开执政——制定政策、主导外交、掌控经济——同时继续牢牢把持安全与情报领域的传统霸权。这种权力集中已从事实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2024年11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将穆尼尔提升为三军最高统帅,赋予他终身法律豁免权和可连任的五年任期,实际上将围绕陆军参谋长的超级指挥结构制度化,使其可在该职位上任职长达十年。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霍贾·阿西夫今年早些时候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毫不讳言:“我们的政治体制现在是一种混合体制,军方和文官政府共同拥有权力结构。”他甚至直白补充道:“我认为这种混合体制正在创造奇迹。”
穆尼尔的拥趸确实能列举过去一年的诸多“奇迹”:在穆尼尔领导下,巴基斯坦拿到了新一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重启了与美国的外交渠道,并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中国建立高层互动,换来大量投资承诺。由军方主导的特别投资促进委员会(SIFC)已成为政府加速外国投资(尤其在能源、农业、矿业领域)的核心平台。支持者认为,这种更集中、以军方为主导的治理模式,为长期饱受政治动荡和官僚瘫痪的国家带来了久违的稳定。
然而,既然军方已实质掌权,将军们也再无退路。他们不仅享有成功的荣耀,也必须承担失败的责任。
吞噬整个国家的权力转移
2022年4月,时任总理伊姆兰·汗在议会不信任投票中下台,几乎无人怀疑军方是幕后主谋。随后由谢赫巴兹·谢里夫领导的政府完全依赖军方支持,其权威由将军们维系。处理国家最棘手的问题——稳住濒临崩溃的经济、平息政治动荡、监督反恐行动、维系关键外交关系——全都落到了军方肩上,而文职人员的主要任务则是维持议会民主的表象。
2024年2月的大选进一步坐实了这一格局。伊姆兰·汗的正义运动党被选举委员会剥夺党派符号,只能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尽管如此,该党仍赢得最多议席,却无法组建多数派联盟。谢赫巴兹·谢里夫的穆斯林联盟(谢派)重新拼凑出一个脆弱的联合政府,由其宿敌人民党及若干小党支撑。新政府虽能从议会席位中获得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其存续同样完全仰赖军方背书。军方通过掌控关键安全机构、影响司法与行政结果、在各党派间充当“调解人”,彻底塑造了政治版图,决定了哪些文职联盟可以上台,以及它们能能执政到什么程度。
一位谢里夫内阁部长2023年私下对笔者坦言:“我们很清楚,没有军队的帮助,我们根本动不了伊姆兰·汗。”2023年8月,伊姆兰·汗因未依法申报任内收受并出售国家礼品的收入而被定罪,此后一直被关押。尽管身陷囹圄,他仍是目前民调中遥遥领先的最受欢迎政治人物。这位部长的话暗示,仅靠文职力量根本无法压制他。军方对安全机构、情报部门和关键国家机器的掌控,使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压缩汗的政治空间、瓦解其政党组织,并以文官政府无法做到的方式重塑政治生态。原本只是反对派与军方之间战术性的结盟,逐渐演变为权力的结构性转移。
两年过去了,伊姆兰·汗依然被囚,几乎与外界隔绝,深陷一系列鲜有巴基斯坦人相信公正的诉讼。当初为了“稳定局势”而暂时让渡给军方的权力,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不断强化、永久固化。一切本为除掉一人,却最终吞噬了整个国家。
陆军元帅的夏天
转折点出现在2025年5月:因克什米尔地区一起恐怖袭击,印巴爆发短暂却惨烈的边境战争。新德里指责伊斯兰堡是幕后黑手。经过几天激战,双方停火。巴基斯坦宣布胜利,国内舆论普遍认同;印度同样如此。然而,比战场叙事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停火背后的外交:美国直接与穆尼尔合作,实际上绕开了巴基斯坦总理及其内阁,才促成战争结束。一个由来已久的真相——战争与和平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巴基斯坦将军手中——如今已成为公开的事实,巴基斯坦人和外国人都心照不宣。
接下来的几个月,这一原则进一步升级为治理原则。6月,特朗普在白宫单独会见穆尼尔,未邀请任何文职领导人。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在民选政府任期内单独接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据军方消息,会谈议题不仅涉及安全,还涵盖贸易、能源、科技、加密货币、稀土矿产等原本属于文职部门的领域。这些权力,如今全都摆到了这位将军的办公桌上。
夏末,在穆尼尔亲自牵头下,一轮新的经济外交攻势启动。7月,巴基斯坦高调宣布与美国达成互惠关税框架,巴基斯坦获得该地区对美最低关税之一,仅19%。同期,双方就加密货币、采矿、能源项目展开正式谈判。
所有这些交易如今都必须经过特别投资促进委员会(SIFC)。该委员会成立于2023年,是一个军民混合机构,名义上由总理担任主席,但陆军参谋长是最高决策机构——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一名现役将军担任全国协调员。正是在这一新渠道下,里程碑式的交易陆续达成。例如9月8日,巴基斯坦军队控股的边境工程组织(FWO)与美国战略金属公司签署5亿美元稀土出口协议,伊斯兰堡普遍认为这笔交易由穆尼尔亲自督办。
随后,穆尼尔再次造访华盛顿。9月26日,他与谢赫巴兹·谢里夫一同前往白宫,这次是联合会晤——短短数月内第二次与特朗普面对面。最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是:穆尼尔向专注倾听的特朗普呈上一盘巴基斯坦珍稀矿物与宝石。这固然是推销道具,更是一种权力宣示:在巴基斯坦的新外交版图中,军队已成为担保人、谈判者和最终拍板者。
与不久前的历史形成鲜明对照。2019年伊姆兰·汗访美时,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卡马尔·贾韦德·巴杰瓦虽身着军礼服陪同,却始终低调,官方照片中几乎不见身影。而到了2025年,穆尼尔不再是沉默的陪同者,而是堂堂正正站在聚光灯中央——正如一个不再掩饰权力归属的体制所要求的。
三天后,特朗普在吹嘘其加沙计划时,特意提及谢里夫与穆尼尔的名字,令伊斯兰堡喜出望外。这似乎印证了巴基斯坦近期的地缘政治转向:在华盛顿重新评估南亚与中东布局之际,巴基斯坦正努力把自己定位为美国“可预测的伙伴”。在美印关系阴云密布之时,伊斯兰堡能提供与海湾君主国的深厚联系,以及作为全球唯一穆斯林核武国家的独特地位,从而帮助华盛顿管理地区危机、维持在海湾的影响力,并保持与那些美国无法直接接触的各方之间的沟通渠道。美国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重巴在巴基斯坦的价值。这种转变,也从侧面证明了军方主导外交与交易的正确性。
与其说这是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不如说是老套路在新时代的升级版。长期以来,每当需要快速行动,美国总统总是更愿意找巴基斯坦的“强人”:20世纪60年代冷战时期选阿尤布·汗,80年代反苏圣战选齐亚·哈克,9·11后反恐战争选穆沙拉夫。如今的不同在于,穆尼尔并非通过政变上位,而是将军方主导地位彻底融入正式治理结构:掌控投资机构、主导外交政策、重塑指挥链,把陆军参谋长塑造成几乎所有民事领域的最终决策者。许多外国观察家也确实更欣赏由军方主导带来的清晰与效率。
对军方而言,公开拥抱这种混合政体同样合情合理。穆尼尔绝非普通将领:今年早些时候,他被晋升为陆军元帅(近60年来首次),任期延长两年,成为三军总司令,如今在经济、国内政治、国家安全领域集大权于一身,是近年来最有权势的将军。
但这种晋升也充满悖论:近年来军方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其实大幅下滑。伊姆兰·汗倒台及其引发的动荡,让数百万原本支持军方的巴基斯坦人开始视其为“邪恶势力”。2023年5月,汗的支持者甚至冲击军事设施,包括拉合尔军长官邸,这在军队长期享有近乎神圣地位的巴基斯坦堪称历史性突破。将军们显然意识到,继续躲在幕后已无意义。不如彻底公开,扭转叙事:从阴谋家变为稳定之锚,把对权力的掌控包装成美德而非罪恶。
他们的算盘很清楚:5月印巴冲突提升了军方形象后,将军们判断,只有把过去由文官出面、自己暗中操控的经济外交与投资协议公开揽功,才能重新赢得民心。于是,军方不仅在巩固权力,更在重塑形象,把自己包装成国家不可或缺的生命线。
看得见的手
巴基斯坦过去也经历过军事独裁,但今天的情形并非简单重回阿尤布、齐亚或穆沙拉夫时代。没有政变、没有中止宪法、没有解散议会。这正是当前局面的特殊与危险之处:军方是在民主体制内部接管,而非推翻体制。将军们实质取代了政治,却没有形式上取代政治。这模糊了所有制度边界,其影响将在未来多年持续重塑巴基斯坦。
从“看不见”变为“看得见”,意义极其深远。它改变了所有参与者的动机、重塑了体制、也改变了巴基斯坦的国际处境。首先,公开化等于将军事霸权正常化。政党可能沦为行政附庸,议会沦为舞台道具,总理成为他人在别处决策的执行人。这正是当初为了压制伊姆兰·汗而付出的代价。
然而,公开也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问责压力。当军队公开制定政策,就必须承担政策后果。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投资失败、安全恶化,将军们再也无法把责任推给“无能的文官”。看得见的权力,必须对成败负责。
这种压力已开始显现。军方高层频频引用民调数据,在记者会上为决策辩护,急于把经济与外交成果归功于自己。这说明将军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如果最终交不出成绩单,他们将首当其冲。
军方绕过传统机构的做法也是一把双刃剑。以SIFC为例,把外国投资、自然资源、战略产业全部置于军方一揽子掌控,或许能加速决策、增强投资者信心,但同时也掏空了各部委、削弱了文职专业能力,并压制了议会监督、媒体批评与反对党制衡——这些正是民主体制自我纠错的关键机制。一个权力过度集中于军方核心的政权,最终会变得异常脆弱。巴基斯坦过去几届军政府的历史早已证明:它们往往能带来短期稳定,但一旦经济增长放缓或危机爆发,缺乏制度缓冲的政权会崩盘得更快。
伊姆兰·汗已被监禁两年,这进一步加剧了军方的困境。公开执政的军方最终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通过合法的司法或选举程序解决汗的政治命运,要么无限期将其排除在外。两条路都危机四伏:前者可能动摇整个新秩序,后者则会持续侵蚀合法性。
尽管包括美国、海湾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似乎乐于与一个由军方主导的巴基斯坦打交道,但陆军参谋长作为事实上的国家领袖,也会在重要方面制约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对印关系将更加安全化,通过军方而非传统文官渠道进行,和平对话更难,升级风险更高;在中东,巴基斯坦刚与沙特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一个由军方主导的国家将被更深卷入他国安全考量,增加与伊朗政策冲突、甚至被拖入非自愿战争的风险。
舞台灯光已开
几十年来,巴基斯坦的“深层国家”让将军们得以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统治,失败的代价由文官承担。穆尼尔模式彻底终结了这种游戏。通过把陆军参谋长送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让他亲自谈关税、签矿产协议、向特朗普推销宝石,将军们承诺用效率与速度换取支持,同时也把自己彻底绑上了成败的战车。
这不是一场渐进式政变,而是一场更高级的战略整合:军方不再掩饰统治,而是将其制度化、合法化、公开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谢赫巴兹·谢里夫如今掌管的,正是他哥哥纳瓦兹·谢里夫当年拼死反对的体制。1998年,时任陆军参谋长贾汉吉尔·卡拉马特提议设立一个类似土耳其模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把军方正式纳入治理,纳瓦兹认为这是越权,几天后便逼其辞职——那是巴基斯坦历史上首次由总理而非将军付出代价。
27年后,历史彻底翻转。
帷幕已被拉开,舞台灯光刺眼,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今天的巴基斯坦,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作者简介:梅赫琳·扎赫拉-马利克,常驻伊斯兰堡的编辑与记者。本文原载《外交事务》。
2025年9月29日,在白宫,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并肩站立,公布了一份旨在结束加沙战争的全面20点计划。在阐述这一愿景时,特朗普特意停顿下来,点名表扬了两位他声称支持该计划的领导人:巴基斯坦总理谢赫巴兹·谢里夫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元帅。
这一瞬间虽短,却极具象征意义。特朗普把文职总理与最有权势的将军相提并论,不仅显示出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新认知,也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该国真实的权力格局。美国总统的这句话,等于向全世界公开承认:尽管谢赫巴兹·谢里夫名义上执掌国家,但真正的权力早已掌握在穆尼尔手中。

自1947年独立以来,巴基斯坦一直在文官统治与军人统治之间反复摇摆。最近一次公开政变发生在1999年,当时的陆军参谋长佩尔韦兹·穆沙拉夫推翻了时任总理纳瓦兹·谢里夫(谢赫巴兹的哥哥)。2008年之后,巴基斯坦恢复文官统治,此后几届民选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独立运作,能够部分自主制定国内议程并举行相对自由的选举。然而如今,情况已彻底不同:在没有坦克上街、没有戒严令的情况下,军方已实际掌控国家,文官政府沦为门面。
我们不妨把这种新形态称为“穆尼尔模式”:表面保留民主制度的外壳,实质由军方主导治理。这是2008年结束直接军事统治以来,巴基斯坦国家体制最深刻的一次重组。在这一模式下,军队不再满足于幕后操纵,而是与文职机构一同公开执政——制定政策、主导外交、掌控经济——同时继续牢牢把持安全与情报领域的传统霸权。这种权力集中已从事实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2024年11月,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将穆尼尔提升为三军最高统帅,赋予他终身法律豁免权和可连任的五年任期,实际上将围绕陆军参谋长的超级指挥结构制度化,使其可在该职位上任职长达十年。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霍贾·阿西夫今年早些时候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毫不讳言:“我们的政治体制现在是一种混合体制,军方和文官政府共同拥有权力结构。”他甚至直白补充道:“我认为这种混合体制正在创造奇迹。”
穆尼尔的拥趸确实能列举过去一年的诸多“奇迹”:在穆尼尔领导下,巴基斯坦拿到了新一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重启了与美国的外交渠道,并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中国建立高层互动,换来大量投资承诺。由军方主导的特别投资促进委员会(SIFC)已成为政府加速外国投资(尤其在能源、农业、矿业领域)的核心平台。支持者认为,这种更集中、以军方为主导的治理模式,为长期饱受政治动荡和官僚瘫痪的国家带来了久违的稳定。
然而,既然军方已实质掌权,将军们也再无退路。他们不仅享有成功的荣耀,也必须承担失败的责任。
吞噬整个国家的权力转移
2022年4月,时任总理伊姆兰·汗在议会不信任投票中下台,几乎无人怀疑军方是幕后主谋。随后由谢赫巴兹·谢里夫领导的政府完全依赖军方支持,其权威由将军们维系。处理国家最棘手的问题——稳住濒临崩溃的经济、平息政治动荡、监督反恐行动、维系关键外交关系——全都落到了军方肩上,而文职人员的主要任务则是维持议会民主的表象。
2024年2月的大选进一步坐实了这一格局。伊姆兰·汗的正义运动党被选举委员会剥夺党派符号,只能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尽管如此,该党仍赢得最多议席,却无法组建多数派联盟。谢赫巴兹·谢里夫的穆斯林联盟(谢派)重新拼凑出一个脆弱的联合政府,由其宿敌人民党及若干小党支撑。新政府虽能从议会席位中获得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其存续同样完全仰赖军方背书。军方通过掌控关键安全机构、影响司法与行政结果、在各党派间充当“调解人”,彻底塑造了政治版图,决定了哪些文职联盟可以上台,以及它们能能执政到什么程度。
一位谢里夫内阁部长2023年私下对笔者坦言:“我们很清楚,没有军队的帮助,我们根本动不了伊姆兰·汗。”2023年8月,伊姆兰·汗因未依法申报任内收受并出售国家礼品的收入而被定罪,此后一直被关押。尽管身陷囹圄,他仍是目前民调中遥遥领先的最受欢迎政治人物。这位部长的话暗示,仅靠文职力量根本无法压制他。军方对安全机构、情报部门和关键国家机器的掌控,使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压缩汗的政治空间、瓦解其政党组织,并以文官政府无法做到的方式重塑政治生态。原本只是反对派与军方之间战术性的结盟,逐渐演变为权力的结构性转移。
两年过去了,伊姆兰·汗依然被囚,几乎与外界隔绝,深陷一系列鲜有巴基斯坦人相信公正的诉讼。当初为了“稳定局势”而暂时让渡给军方的权力,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不断强化、永久固化。一切本为除掉一人,却最终吞噬了整个国家。
陆军元帅的夏天
转折点出现在2025年5月:因克什米尔地区一起恐怖袭击,印巴爆发短暂却惨烈的边境战争。新德里指责伊斯兰堡是幕后黑手。经过几天激战,双方停火。巴基斯坦宣布胜利,国内舆论普遍认同;印度同样如此。然而,比战场叙事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停火背后的外交:美国直接与穆尼尔合作,实际上绕开了巴基斯坦总理及其内阁,才促成战争结束。一个由来已久的真相——战争与和平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巴基斯坦将军手中——如今已成为公开的事实,巴基斯坦人和外国人都心照不宣。
接下来的几个月,这一原则进一步升级为治理原则。6月,特朗普在白宫单独会见穆尼尔,未邀请任何文职领导人。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在民选政府任期内单独接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据军方消息,会谈议题不仅涉及安全,还涵盖贸易、能源、科技、加密货币、稀土矿产等原本属于文职部门的领域。这些权力,如今全都摆到了这位将军的办公桌上。
夏末,在穆尼尔亲自牵头下,一轮新的经济外交攻势启动。7月,巴基斯坦高调宣布与美国达成互惠关税框架,巴基斯坦获得该地区对美最低关税之一,仅19%。同期,双方就加密货币、采矿、能源项目展开正式谈判。
所有这些交易如今都必须经过特别投资促进委员会(SIFC)。该委员会成立于2023年,是一个军民混合机构,名义上由总理担任主席,但陆军参谋长是最高决策机构——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一名现役将军担任全国协调员。正是在这一新渠道下,里程碑式的交易陆续达成。例如9月8日,巴基斯坦军队控股的边境工程组织(FWO)与美国战略金属公司签署5亿美元稀土出口协议,伊斯兰堡普遍认为这笔交易由穆尼尔亲自督办。
随后,穆尼尔再次造访华盛顿。9月26日,他与谢赫巴兹·谢里夫一同前往白宫,这次是联合会晤——短短数月内第二次与特朗普面对面。最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是:穆尼尔向专注倾听的特朗普呈上一盘巴基斯坦珍稀矿物与宝石。这固然是推销道具,更是一种权力宣示:在巴基斯坦的新外交版图中,军队已成为担保人、谈判者和最终拍板者。
与不久前的历史形成鲜明对照。2019年伊姆兰·汗访美时,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卡马尔·贾韦德·巴杰瓦虽身着军礼服陪同,却始终低调,官方照片中几乎不见身影。而到了2025年,穆尼尔不再是沉默的陪同者,而是堂堂正正站在聚光灯中央——正如一个不再掩饰权力归属的体制所要求的。
三天后,特朗普在吹嘘其加沙计划时,特意提及谢里夫与穆尼尔的名字,令伊斯兰堡喜出望外。这似乎印证了巴基斯坦近期的地缘政治转向:在华盛顿重新评估南亚与中东布局之际,巴基斯坦正努力把自己定位为美国“可预测的伙伴”。在美印关系阴云密布之时,伊斯兰堡能提供与海湾君主国的深厚联系,以及作为全球唯一穆斯林核武国家的独特地位,从而帮助华盛顿管理地区危机、维持在海湾的影响力,并保持与那些美国无法直接接触的各方之间的沟通渠道。美国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重巴在巴基斯坦的价值。这种转变,也从侧面证明了军方主导外交与交易的正确性。
与其说这是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不如说是老套路在新时代的升级版。长期以来,每当需要快速行动,美国总统总是更愿意找巴基斯坦的“强人”:20世纪60年代冷战时期选阿尤布·汗,80年代反苏圣战选齐亚·哈克,9·11后反恐战争选穆沙拉夫。如今的不同在于,穆尼尔并非通过政变上位,而是将军方主导地位彻底融入正式治理结构:掌控投资机构、主导外交政策、重塑指挥链,把陆军参谋长塑造成几乎所有民事领域的最终决策者。许多外国观察家也确实更欣赏由军方主导带来的清晰与效率。
对军方而言,公开拥抱这种混合政体同样合情合理。穆尼尔绝非普通将领:今年早些时候,他被晋升为陆军元帅(近60年来首次),任期延长两年,成为三军总司令,如今在经济、国内政治、国家安全领域集大权于一身,是近年来最有权势的将军。
但这种晋升也充满悖论:近年来军方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其实大幅下滑。伊姆兰·汗倒台及其引发的动荡,让数百万原本支持军方的巴基斯坦人开始视其为“邪恶势力”。2023年5月,汗的支持者甚至冲击军事设施,包括拉合尔军长官邸,这在军队长期享有近乎神圣地位的巴基斯坦堪称历史性突破。将军们显然意识到,继续躲在幕后已无意义。不如彻底公开,扭转叙事:从阴谋家变为稳定之锚,把对权力的掌控包装成美德而非罪恶。
他们的算盘很清楚:5月印巴冲突提升了军方形象后,将军们判断,只有把过去由文官出面、自己暗中操控的经济外交与投资协议公开揽功,才能重新赢得民心。于是,军方不仅在巩固权力,更在重塑形象,把自己包装成国家不可或缺的生命线。
看得见的手
巴基斯坦过去也经历过军事独裁,但今天的情形并非简单重回阿尤布、齐亚或穆沙拉夫时代。没有政变、没有中止宪法、没有解散议会。这正是当前局面的特殊与危险之处:军方是在民主体制内部接管,而非推翻体制。将军们实质取代了政治,却没有形式上取代政治。这模糊了所有制度边界,其影响将在未来多年持续重塑巴基斯坦。
从“看不见”变为“看得见”,意义极其深远。它改变了所有参与者的动机、重塑了体制、也改变了巴基斯坦的国际处境。首先,公开化等于将军事霸权正常化。政党可能沦为行政附庸,议会沦为舞台道具,总理成为他人在别处决策的执行人。这正是当初为了压制伊姆兰·汗而付出的代价。
然而,公开也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问责压力。当军队公开制定政策,就必须承担政策后果。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投资失败、安全恶化,将军们再也无法把责任推给“无能的文官”。看得见的权力,必须对成败负责。
这种压力已开始显现。军方高层频频引用民调数据,在记者会上为决策辩护,急于把经济与外交成果归功于自己。这说明将军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如果最终交不出成绩单,他们将首当其冲。
军方绕过传统机构的做法也是一把双刃剑。以SIFC为例,把外国投资、自然资源、战略产业全部置于军方一揽子掌控,或许能加速决策、增强投资者信心,但同时也掏空了各部委、削弱了文职专业能力,并压制了议会监督、媒体批评与反对党制衡——这些正是民主体制自我纠错的关键机制。一个权力过度集中于军方核心的政权,最终会变得异常脆弱。巴基斯坦过去几届军政府的历史早已证明:它们往往能带来短期稳定,但一旦经济增长放缓或危机爆发,缺乏制度缓冲的政权会崩盘得更快。
伊姆兰·汗已被监禁两年,这进一步加剧了军方的困境。公开执政的军方最终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通过合法的司法或选举程序解决汗的政治命运,要么无限期将其排除在外。两条路都危机四伏:前者可能动摇整个新秩序,后者则会持续侵蚀合法性。
尽管包括美国、海湾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似乎乐于与一个由军方主导的巴基斯坦打交道,但陆军参谋长作为事实上的国家领袖,也会在重要方面制约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对印关系将更加安全化,通过军方而非传统文官渠道进行,和平对话更难,升级风险更高;在中东,巴基斯坦刚与沙特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一个由军方主导的国家将被更深卷入他国安全考量,增加与伊朗政策冲突、甚至被拖入非自愿战争的风险。
舞台灯光已开
几十年来,巴基斯坦的“深层国家”让将军们得以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统治,失败的代价由文官承担。穆尼尔模式彻底终结了这种游戏。通过把陆军参谋长送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让他亲自谈关税、签矿产协议、向特朗普推销宝石,将军们承诺用效率与速度换取支持,同时也把自己彻底绑上了成败的战车。
这不是一场渐进式政变,而是一场更高级的战略整合:军方不再掩饰统治,而是将其制度化、合法化、公开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谢赫巴兹·谢里夫如今掌管的,正是他哥哥纳瓦兹·谢里夫当年拼死反对的体制。1998年,时任陆军参谋长贾汉吉尔·卡拉马特提议设立一个类似土耳其模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把军方正式纳入治理,纳瓦兹认为这是越权,几天后便逼其辞职——那是巴基斯坦历史上首次由总理而非将军付出代价。
27年后,历史彻底翻转。
帷幕已被拉开,舞台灯光刺眼,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今天的巴基斯坦,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作者简介:梅赫琳·扎赫拉-马利克,常驻伊斯兰堡的编辑与记者。本文原载《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