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安娜·菲克斯：当德国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军力，邻国正感到恐惧

　　“我郑重警告你们，按照目前的趋势，下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法国军事领袖费迪南·福煦如此宣称。那是1921年，福煦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军队的总司令，在纽约市的一次演讲中发出警报。他的担忧很简单：在击败德国后，协约国通过《凡尔赛和约》迫使德国解除武装。但仅仅几年后，它们就停止执行胜利条款。福煦警告说，柏林因此能够而且将会重建军队。“如果协约国继续目前的漠不关心……德国肯定会再次武装起来。”

　　福煦的评论被证明具有先见之明。到20世纪30年代末，德国确实重建了军队。它吞并了奥地利，然后是捷克斯洛伐克，接着是波兰，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再次被击败后，协约国对该国的管理更加谨慎。它们占领并分割了德国，解散了其武装力量，并基本废除了其国防工业。当美国和苏联分别允许西德和东德重建军队时，也只是置于严格监督之下。当它们允许两德统一时，德国不得不限制其武装力量的规模。即使如此，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仍反对统一，她担心这会产生一个危险的强大国家。一个更大的德国，她在1989年警告说，“将破坏整个国际局势的稳定，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

　　如今，福煦和撒切尔的担忧似乎属于古老的历史。在最近几十年里，随着欧洲应对一场又一场危机——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欧洲大陆的官员们担心的不是柏林可能变得太强大，而是它远过于弱小。“我对德国力量的恐惧，远不如对德国无所作为的恐惧，”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在2011年欧洲金融危机期间宣称。这番话出自一位波兰官员之口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华沙传统上是对德国力量最为担忧的政府之一。他绝非孤例：德国军队“必须花更多的钱，生产更多的东西，”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2024年宣称。

　　现在，这些领导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经过多次拖延，德国的“时代转折”(Zeitenwende)——其2022年承诺成为欧洲防务领导者之一——终于正在成为现实。2025年，德国在绝对数额上成为欧洲防务支出最多的国家。其军费预算如今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俄罗斯。预计到2029年，年度军费支出将达到1890亿美元，是2022年的三倍多。如果联邦国防军无法吸引足够的志愿兵，德国甚至在考虑恢复义务兵役。如果该国保持这一方向，到2030年前它将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强国。

　　欧洲人总体上乐于看到柏林重建军队以防御俄罗斯。但他们应当小心自己所祈求的东西。今天德国承诺将其超大规模的武装力量用于帮助整个欧洲。但如果不加约束，德国的军事主导地位最终可能在欧洲内部造成分裂。法国对其邻国成为主要军事强国的现实感到不安——许多波兰人也是如此，尽管西科尔斯基曾表达过不同看法。随着柏林的崛起，猜疑和不信任可能加剧。在最坏的情况下，竞争可能重现。法国、波兰和其他国家可能试图制衡德国，这将把注意力从俄罗斯身上转移开，使欧洲陷入分裂和脆弱。特别是法国，可能试图重新确立自己作为欧洲主要军事大国和“伟大国家”(grande nation)的地位。这可能引发与柏林的公开对抗，使欧洲陷入内斗。

　　这种噩梦般的结局尤其可能发生，如果德国最终由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执政，该党在民调中不断上升。这个强烈民族主义的政党长期批评欧盟和北约，其一些成员甚至对邻国领土提出复仇主义主张。一个由AfD控制的德国可能会利用其力量欺凌或胁迫其他国家，导致紧张和冲突。

　　柏林确实需要扩充军队。欧洲大陆正处于危险之中，没有哪个欧洲政府拥有德国所能调动的财政能力。但柏林必须认识到伴随其优势而来的风险，并通过将防御力量嵌入更深度一体化的欧洲军事结构来约束德国的力量。德国的欧洲邻国则应当明确表示它们希望看到何种形式的防务一体化。否则，德国的重整军备很可能导致一个更加分裂、互不信任且更弱的欧洲——这恰恰与柏林现在希望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

　　既过多又不足

　　对许多人来说，很难理解为什么德国的重整军备会导致欧洲的竞争与不稳定。当然，所有欧洲人都熟悉该国军国主义的历史。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德国将其经济和防务机构都深度融入欧洲。西德战后首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坚决拒绝将国家变成独立军事强国的想法，主张将西德军队融入欧洲军队或北约。冷战结束后，德国采取了军事克制方针，将自己定位为“文官大国”——即使统一使其变得强大得多，它仍是可信赖且无威胁的。正如重新统一的首位领导人赫尔穆特·科尔在1989年所宣称：“德国土地上只能产生和平。”欧盟后来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创造了泛欧洲认同，并强化了一种认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拥有共同战略利益，因此永远不可能重回竞争。

　　然而，正如一些现实主义学者所主张，欧洲国家间的竞争从未真正消失，当然也不是仅仅通过欧盟就能消除。它只是被压制了，主要靠北约和美国的霸权。欧盟过去是、现在也主要是一个经济组织。欧洲的安全与防务主要掌握在北约和美国军队手中。换言之，是美国压倒性的存在缓解了德国的体量和地理位置传统上给欧洲带来的安全困境——而不仅仅是欧盟所促成的政治与经济一体化。

　　现在，美国似乎正在减少其历史上对欧洲的关注和资源投入，这种竞争可能重现。它可能以微小而无害的方式开始。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对德国的军事扩张和防务支出感到不安。例如，柏林计划将其防务预算的大部分用于德国本土防务企业，利用欧盟竞争规则的一项例外：当涉及“基本安全利益”时，成员国可免于通报和审批程序，为本国防务产业提供公共资金。这将削弱合作，使真正的欧洲防务工业冠军难以出现。更不利的是，德国希望采购权牢牢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并拒绝赋予欧盟委员会更大的协调角色。欧洲防务工业需要的是欧洲化和统一的武器市场，但柏林的政策并未朝这个方向推动。

　　法国、意大利、瑞典等国也利用了同样的欧盟漏洞来壮大本国防务部门，它们拥有足够大的军工产业来缓和德国的主导地位。但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匹敌柏林的支出规模。德国最近放宽了“债务刹车”，允许几乎无限制的防务支出，这是大多数赤字更大的欧洲国家无法做到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方案是欧盟委员会进行大规模联合防务借款。此前已有先例：新冠疫情期间委员会发行的欧元债券。然而，柏林拒绝允许这样大规模的防务举措。它只认可有条件借款计划，例如欧盟SAFE计划，该计划为协作防务项目提供高达175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这些计划(以及未来类似计划)根本无法满足资本密集型防务工业项目的持续资金需求。与德国计划在未来四年内支出超过7500亿美元用于防务相比，它们规模太小。

　　德国决策者表示，他们不想为欧盟中他们认为财政不够负责的政府的过度国内支出买单，尤其是在本国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但这一论点显得自以为是：柏林过去多年的平衡预算和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华出口和廉价俄罗斯能源，而没有考虑资助北京的强硬姿态和莫斯科侵略的政治风险。德国的立场也是短视的。让欧洲其他地区在不削减社会福利的情况下大量投入防务，符合柏林的利益。毕竟，这种削减会导致民粹主义反弹，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对抗俄罗斯的防御努力——而这正是需要更多支出的原因。

　　柏林辩称，它正在与其他欧洲政府建立伙伴关系，以确保德国的防务支出惠及整个周边地区。在它看来，即使本土企业从德国支出中获益最多，但蛋糕足够大，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块。柏林还认为，在波罗的海国家驻扎德国军队——未来可能扩展到更多国家——已足以证明它考虑的是欧洲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自身重整军备。但在美国的退却和北约不确定性背景下，仅给其他国家分一块蛋糕，不太可能平息它们对德国主导地位的不安。尽管欧洲人对德国防务建设的热情目前高涨，但许多人已开始质疑柏林计划如何将其军事和工业主导地位嵌入欧洲。他们希望看到德国承担责任，而不是滥用力量。

　　力量制造恐惧

　　德国决策者对这些担忧置之不理。他们认为，欧洲邻国不可能既想要一个弱小的柏林，又想要一个能保卫欧洲的强大柏林。他们对欧洲不安的态度似乎是：既然大陆要求扩军，就无权对此抱怨。

　　但这一论点无法缓解对德国主导地位的担忧。巴黎不喜欢德国成为欧洲军事强国的想法，因为它认为那是法国的角色。它将密切关注德国是否有可能谋求核武器——这是法国仅存的优势领域。一些波兰官员担心，一个军事强大的德国有一天可能自由地与俄罗斯恢复友好关系。波兰人——不仅仅是支持民粹主义法律与正义党的那些人——也表达了担忧：一个主导的德国将边缘化较小欧盟国家的作用，并可能利用其力量胁迫它们。

　　想要理解欧洲人为何恐惧德国霸权的分析人士，不必回溯一个世纪;十年就足够了。在2010年代欧洲财政危机期间，几个欧盟国家深陷债务，需要欧盟救助。这实际上意味着需要得到德国——欧元区最大、最富有的经济体——的批准。但柏林非但没有表现出团结、利用其巨大财富慷慨帮助这些国家，反而关注财政责任，在救助方案中强加严厉紧缩措施，导致债务国出现两位数失业率和长期痛苦。德国政府对希腊尤其严厉，迫使其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和其他政府服务。2013年希腊失业率接近30%，到该十年中期，其GDP缩水四分之一。作为回应，希腊人对柏林产生了强烈厌恶。一张著名的希腊海报将当时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画成身穿纳粹制服。

　　如果德国不采取措施缓解不信任和不安，竞争真的可能重返欧洲。为了制衡柏林的军事力量，例如波兰可能更紧密地与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以及英国在联合远征军中结盟。它也可能加入北欧-波罗的海八国集团(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瑞典的区域合作框架)。无论哪种方式，都可能导致共同欧洲防务努力的分裂。巴黎则可能被诱惑通过大幅增加防务支出来重新确立地位，以赶上并遏制德国，尽管法国自身面临财政困难。巴黎也可能寻求与伦敦更密切合作来制衡柏林。

　　如果欧洲因内部竞争而分裂和动荡，欧盟和北约都可能陷入瘫痪。俄罗斯可能看到机会，测试北约第五条款的集体防御承诺，同时在乌克兰继续推进。中国可能在经济上利用欧洲大陆，威胁其工业实力。在华盛顿缺席的情况下，欧洲将难以自卫。如果美国变成敌对力量——正如其吞并格陵兰的言论所暗示——它操纵欧洲将更加容易。换句话说，一个分裂的欧洲将成为大国博弈中的棋子。

　　复仇主义的回归

　　一个军事主导的德国，如果其中间派国内领导开始失去权力——这完全有可能——将变得尤其危险。该国还有三年才举行全国选举，但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目前在全国民调中位居第一。它奉行极右翼、反自由主义和疑欧意识形态。它亲俄、反对支持乌克兰，并希望逆转德国自1945年以来在欧盟和北约中的经济与军事一体化，至少是目前的形式。它将军事力量视为国家扩张的工具，应专门用于惠及柏林。它希望发展一个完全独立于传统盟友的德国防务工业。如果AfD赢得联邦权力，它将正如撒切尔所担心的那样使用德国军队：对外投射力量，对邻国施压。正如华盛顿如今提出一些曾经不可想象的对加拿大和格陵兰的要求一样，一个由AfD领导的德国最终可能对法国或波兰领土提出主张。

　　德国的中间派政党意识到AfD对邻国多么可怕。因此，它们努力隔离该党，中右翼和中左翼组成大联合政府，以阻止其接近联邦权力。但阻挡AfD正变得一年比一年困难。该党在2025年德国选举中获得第二多选票。它很可能在2026年州选举中进一步壮大：民调显示，该党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接近多数席位。如果它在下一次全国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防火墙可能崩溃。

　　在AfD领导下，修正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回归将逐步发生，然后突然爆发。作为第一步，德国中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目前仍坚定反对AfD)可能允许极右翼政党间接支持其作为保守少数派政府的领袖。AfD将利用其新获得的影响力将自身意识形态主流化。它还将试图挟持政府，威胁如果不通过极右翼政策就推翻政府。AfD代表将推动结束对乌克兰的支持，但他们也可能通过对曾经由柏林控制的土地提出领土要求来挑起与邻国的紧张关系，例如自1945年以来属于波兰(和俄罗斯)的德国前东部领土。一个保守少数派政府会坚称它仅在特定问题上与AfD合作，德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主要原则不变。但AfD的新权力几乎肯定会导致巨大信任丧失，并与其他欧洲国家关系更加紧张。

　　在更危险的情景中，AfD可能成为联合政府的正式伙伴——甚至成为联合政府的领导者。它将推动正式脱离西方结构，或从内部削弱它们。例如，它将试图将欧盟重塑为没有欧元作为共同货币的非自由主义“国家欧洲”，逆转德国对欧洲大陆的一体化。这将削弱80年来促进欧洲和平的经济纽带，重新引入无数经济问题，并引发各种欧洲内部政治斗争。AfD还很可能退出北约针对俄罗斯的剩余努力，选择安抚克里姆林宫，并推动从立陶宛撤出德国旅。它也可能试图让柏林完全退出北约，尽管如果北约由非自由主义的美国领导，它可能希望留下来。它可能破坏与法国和英国的合作与和解，包括暂停新签署的亚琛条约和肯辛顿条约，这些条约将法德和英德安全合作提升到新水平。德国将崛起为欧洲一个独行其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霸权国家。

　　作为回应，法国、波兰和英国几乎肯定会建立制衡联盟来遏制德国，即使它们也由右翼政党执政。其他欧洲国家可能效仿。与此同时，由AfD领导的德国将寻求自己的盟友——例如与亲德的奥地利或匈牙利结盟。大陆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将实际上瓦解。欧洲人将再次互相掐脖子，这正是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防止的结果。

　　黄金手铐

　　柏林有一个办法来扩展其军事力量，而不把欧洲送回竞争与对抗的时代——即使德国最终由AfD执政也可能如此。解决方案是该国接受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三十年前在本刊撰文时所称的“黄金手铐”：通过与欧洲邻国更深度一体化来限制自身主权。

　　过去的德国领导人做过这种权衡。阿登纳将西德新成立的联邦国防军融入北约。为了与东德统一，科尔用德国马克换取欧元，放弃了柏林的货币主权。今天领导人应当效仿这些榜样。他们可以从接受大规模欧洲联合防务债务开始，从而让财政空间小于德国的国家慷慨投入防务，而不进一步增加债务并面临进一步信用降级风险(如法国可能发生的情况)。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欧盟的总体借款成本较低，作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有能力充当最后担保人。这样做将通过让柏林承担大陆军备的财政责任，将德国的军事和工业力量更彻底地嵌入欧洲。(这也可能促进更多联合决策，因为欧盟国家可以在选择由这些欧元债券资助的防务项目和优先事项上合作。)

　　德国还应当推动欧洲国家防务工业的更深度一体化，包括在其自身项目上寻求更多合作，而不是主要投资本土企业。同样，德国应当拥抱真正的欧洲防务公司，类似于空客——后者作为欧洲航空财团成立，以提供美国制造商的替代品。所有这些措施不仅能通过确保柏林的防务基础依赖他人来消除对德国主导的恐惧，还能为欧洲整体军事建设提供更大规模和更高效率。

　　最后，也是最具雄心的，德国及其欧洲盟友应当考虑更深度的军事一体化。因为美国正在撤退，欧洲需要找到北约之外的军事格式和结构来自卫。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组建欧洲军队仍不太可能，但大陆各国必须创建更大的多国军事编队来威慑俄罗斯。(已有一些小型尝试的例子，包括法德旅和一些欧盟战斗群，尽管它们尚未部署。)此外，大陆应当建立欧洲指挥结构，将联邦国防军与其他武装力量紧密整合，并在跨大西洋紧张时期提供北约结构的替代方案。更深度的欧洲军事一体化将通过让德国服从集体决策来约束德国力量。它甚至能对由AfD领导的政府形成对冲，因为要将联邦国防军从联合倡议中抽离，将需要采取极端且不受欢迎的措施，例如退出欧盟或其他合作欧洲机构。各种欧洲官员提出的“意愿联盟”——在和平协议后部署到乌克兰——可以作为试验运行。

　　大陆分裂的风险应当让华盛顿对撤退——尤其是支持AfD——三思而后行。如果欧洲回归大国竞争，华盛顿最终可能不得不向大陆投入比过去几十年更多的资源，以防止欧洲陷入冲突。这正是白宫想要避免的结果。

　　但即使在美国参与减少的时代，一个不稳定且分裂的欧洲也绝非必然。过去八十年，欧洲国家学会了以过去观察者会视为幻想的方式实现一体化与合作。事实上，得益于俄罗斯的入侵，大陆的和谐如今高于历史上任何时期。欧洲有大量办法避免以德国主导为中心的安全困境。来自华盛顿的残酷压力甚至可能进一步团结大陆，锻造更强的欧洲认同。这种积极结果需要克制、远见和运气。但大陆领导人必须努力实现它。赌注太高——而替代方案不堪设想。

　　作者简介：莉安娜·菲克斯是外交关系委员会欧洲高级研究员。本文原载《外交事务》杂志。

　　“我郑重警告你们，按照目前的趋势，下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法国军事领袖费迪南·福煦如此宣称。那是1921年，福煦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军队的总司令，在纽约市的一次演讲中发出警报。他的担忧很简单：在击败德国后，协约国通过《凡尔赛和约》迫使德国解除武装。但仅仅几年后，它们就停止执行胜利条款。福煦警告说，柏林因此能够而且将会重建军队。“如果协约国继续目前的漠不关心……德国肯定会再次武装起来。”

　　福煦的评论被证明具有先见之明。到20世纪30年代末，德国确实重建了军队。它吞并了奥地利，然后是捷克斯洛伐克，接着是波兰，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再次被击败后，协约国对该国的管理更加谨慎。它们占领并分割了德国，解散了其武装力量，并基本废除了其国防工业。当美国和苏联分别允许西德和东德重建军队时，也只是置于严格监督之下。当它们允许两德统一时，德国不得不限制其武装力量的规模。即使如此，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仍反对统一，她担心这会产生一个危险的强大国家。一个更大的德国，她在1989年警告说，“将破坏整个国际局势的稳定，并可能危及我们的安全”。

　　如今，福煦和撒切尔的担忧似乎属于古老的历史。在最近几十年里，随着欧洲应对一场又一场危机——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欧洲大陆的官员们担心的不是柏林可能变得太强大，而是它远过于弱小。“我对德国力量的恐惧，远不如对德国无所作为的恐惧，”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在2011年欧洲金融危机期间宣称。这番话出自一位波兰官员之口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华沙传统上是对德国力量最为担忧的政府之一。他绝非孤例：德国军队“必须花更多的钱，生产更多的东西，”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2024年宣称。

　　现在，这些领导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经过多次拖延，德国的“时代转折”(Zeitenwende)——其2022年承诺成为欧洲防务领导者之一——终于正在成为现实。2025年，德国在绝对数额上成为欧洲防务支出最多的国家。其军费预算如今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俄罗斯。预计到2029年，年度军费支出将达到1890亿美元，是2022年的三倍多。如果联邦国防军无法吸引足够的志愿兵，德国甚至在考虑恢复义务兵役。如果该国保持这一方向，到2030年前它将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强国。

　　欧洲人总体上乐于看到柏林重建军队以防御俄罗斯。但他们应当小心自己所祈求的东西。今天德国承诺将其超大规模的武装力量用于帮助整个欧洲。但如果不加约束，德国的军事主导地位最终可能在欧洲内部造成分裂。法国对其邻国成为主要军事强国的现实感到不安——许多波兰人也是如此，尽管西科尔斯基曾表达过不同看法。随着柏林的崛起，猜疑和不信任可能加剧。在最坏的情况下，竞争可能重现。法国、波兰和其他国家可能试图制衡德国，这将把注意力从俄罗斯身上转移开，使欧洲陷入分裂和脆弱。特别是法国，可能试图重新确立自己作为欧洲主要军事大国和“伟大国家”(grande nation)的地位。这可能引发与柏林的公开对抗，使欧洲陷入内斗。

　　这种噩梦般的结局尤其可能发生，如果德国最终由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执政，该党在民调中不断上升。这个强烈民族主义的政党长期批评欧盟和北约，其一些成员甚至对邻国领土提出复仇主义主张。一个由AfD控制的德国可能会利用其力量欺凌或胁迫其他国家，导致紧张和冲突。

　　柏林确实需要扩充军队。欧洲大陆正处于危险之中，没有哪个欧洲政府拥有德国所能调动的财政能力。但柏林必须认识到伴随其优势而来的风险，并通过将防御力量嵌入更深度一体化的欧洲军事结构来约束德国的力量。德国的欧洲邻国则应当明确表示它们希望看到何种形式的防务一体化。否则，德国的重整军备很可能导致一个更加分裂、互不信任且更弱的欧洲——这恰恰与柏林现在希望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

　　既过多又不足

　　对许多人来说，很难理解为什么德国的重整军备会导致欧洲的竞争与不稳定。当然，所有欧洲人都熟悉该国军国主义的历史。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德国将其经济和防务机构都深度融入欧洲。西德战后首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坚决拒绝将国家变成独立军事强国的想法，主张将西德军队融入欧洲军队或北约。冷战结束后，德国采取了军事克制方针，将自己定位为“文官大国”——即使统一使其变得强大得多，它仍是可信赖且无威胁的。正如重新统一的首位领导人赫尔穆特·科尔在1989年所宣称：“德国土地上只能产生和平。”欧盟后来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创造了泛欧洲认同，并强化了一种认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拥有共同战略利益，因此永远不可能重回竞争。

　　然而，正如一些现实主义学者所主张，欧洲国家间的竞争从未真正消失，当然也不是仅仅通过欧盟就能消除。它只是被压制了，主要靠北约和美国的霸权。欧盟过去是、现在也主要是一个经济组织。欧洲的安全与防务主要掌握在北约和美国军队手中。换言之，是美国压倒性的存在缓解了德国的体量和地理位置传统上给欧洲带来的安全困境——而不仅仅是欧盟所促成的政治与经济一体化。

　　现在，美国似乎正在减少其历史上对欧洲的关注和资源投入，这种竞争可能重现。它可能以微小而无害的方式开始。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对德国的军事扩张和防务支出感到不安。例如，柏林计划将其防务预算的大部分用于德国本土防务企业，利用欧盟竞争规则的一项例外：当涉及“基本安全利益”时，成员国可免于通报和审批程序，为本国防务产业提供公共资金。这将削弱合作，使真正的欧洲防务工业冠军难以出现。更不利的是，德国希望采购权牢牢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并拒绝赋予欧盟委员会更大的协调角色。欧洲防务工业需要的是欧洲化和统一的武器市场，但柏林的政策并未朝这个方向推动。

　　法国、意大利、瑞典等国也利用了同样的欧盟漏洞来壮大本国防务部门，它们拥有足够大的军工产业来缓和德国的主导地位。但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匹敌柏林的支出规模。德国最近放宽了“债务刹车”，允许几乎无限制的防务支出，这是大多数赤字更大的欧洲国家无法做到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最佳方案是欧盟委员会进行大规模联合防务借款。此前已有先例：新冠疫情期间委员会发行的欧元债券。然而，柏林拒绝允许这样大规模的防务举措。它只认可有条件借款计划，例如欧盟SAFE计划，该计划为协作防务项目提供高达175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这些计划(以及未来类似计划)根本无法满足资本密集型防务工业项目的持续资金需求。与德国计划在未来四年内支出超过7500亿美元用于防务相比，它们规模太小。

　　德国决策者表示，他们不想为欧盟中他们认为财政不够负责的政府的过度国内支出买单，尤其是在本国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但这一论点显得自以为是：柏林过去多年的平衡预算和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华出口和廉价俄罗斯能源，而没有考虑资助北京的强硬姿态和莫斯科侵略的政治风险。德国的立场也是短视的。让欧洲其他地区在不削减社会福利的情况下大量投入防务，符合柏林的利益。毕竟，这种削减会导致民粹主义反弹，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对抗俄罗斯的防御努力——而这正是需要更多支出的原因。

　　柏林辩称，它正在与其他欧洲政府建立伙伴关系，以确保德国的防务支出惠及整个周边地区。在它看来，即使本土企业从德国支出中获益最多，但蛋糕足够大，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块。柏林还认为，在波罗的海国家驻扎德国军队——未来可能扩展到更多国家——已足以证明它考虑的是欧洲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自身重整军备。但在美国的退却和北约不确定性背景下，仅给其他国家分一块蛋糕，不太可能平息它们对德国主导地位的不安。尽管欧洲人对德国防务建设的热情目前高涨，但许多人已开始质疑柏林计划如何将其军事和工业主导地位嵌入欧洲。他们希望看到德国承担责任，而不是滥用力量。

　　力量制造恐惧

　　德国决策者对这些担忧置之不理。他们认为，欧洲邻国不可能既想要一个弱小的柏林，又想要一个能保卫欧洲的强大柏林。他们对欧洲不安的态度似乎是：既然大陆要求扩军，就无权对此抱怨。

　　但这一论点无法缓解对德国主导地位的担忧。巴黎不喜欢德国成为欧洲军事强国的想法，因为它认为那是法国的角色。它将密切关注德国是否有可能谋求核武器——这是法国仅存的优势领域。一些波兰官员担心，一个军事强大的德国有一天可能自由地与俄罗斯恢复友好关系。波兰人——不仅仅是支持民粹主义法律与正义党的那些人——也表达了担忧：一个主导的德国将边缘化较小欧盟国家的作用，并可能利用其力量胁迫它们。

　　想要理解欧洲人为何恐惧德国霸权的分析人士，不必回溯一个世纪;十年就足够了。在2010年代欧洲财政危机期间，几个欧盟国家深陷债务，需要欧盟救助。这实际上意味着需要得到德国——欧元区最大、最富有的经济体——的批准。但柏林非但没有表现出团结、利用其巨大财富慷慨帮助这些国家，反而关注财政责任，在救助方案中强加严厉紧缩措施，导致债务国出现两位数失业率和长期痛苦。德国政府对希腊尤其严厉，迫使其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和其他政府服务。2013年希腊失业率接近30%，到该十年中期，其GDP缩水四分之一。作为回应，希腊人对柏林产生了强烈厌恶。一张著名的希腊海报将当时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画成身穿纳粹制服。

　　如果德国不采取措施缓解不信任和不安，竞争真的可能重返欧洲。为了制衡柏林的军事力量，例如波兰可能更紧密地与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以及英国在联合远征军中结盟。它也可能加入北欧-波罗的海八国集团(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瑞典的区域合作框架)。无论哪种方式，都可能导致共同欧洲防务努力的分裂。巴黎则可能被诱惑通过大幅增加防务支出来重新确立地位，以赶上并遏制德国，尽管法国自身面临财政困难。巴黎也可能寻求与伦敦更密切合作来制衡柏林。

　　如果欧洲因内部竞争而分裂和动荡，欧盟和北约都可能陷入瘫痪。俄罗斯可能看到机会，测试北约第五条款的集体防御承诺，同时在乌克兰继续推进。中国可能在经济上利用欧洲大陆，威胁其工业实力。在华盛顿缺席的情况下，欧洲将难以自卫。如果美国变成敌对力量——正如其吞并格陵兰的言论所暗示——它操纵欧洲将更加容易。换句话说，一个分裂的欧洲将成为大国博弈中的棋子。

　　复仇主义的回归

　　一个军事主导的德国，如果其中间派国内领导开始失去权力——这完全有可能——将变得尤其危险。该国还有三年才举行全国选举，但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目前在全国民调中位居第一。它奉行极右翼、反自由主义和疑欧意识形态。它亲俄、反对支持乌克兰，并希望逆转德国自1945年以来在欧盟和北约中的经济与军事一体化，至少是目前的形式。它将军事力量视为国家扩张的工具，应专门用于惠及柏林。它希望发展一个完全独立于传统盟友的德国防务工业。如果AfD赢得联邦权力，它将正如撒切尔所担心的那样使用德国军队：对外投射力量，对邻国施压。正如华盛顿如今提出一些曾经不可想象的对加拿大和格陵兰的要求一样，一个由AfD领导的德国最终可能对法国或波兰领土提出主张。

　　德国的中间派政党意识到AfD对邻国多么可怕。因此，它们努力隔离该党，中右翼和中左翼组成大联合政府，以阻止其接近联邦权力。但阻挡AfD正变得一年比一年困难。该党在2025年德国选举中获得第二多选票。它很可能在2026年州选举中进一步壮大：民调显示，该党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接近多数席位。如果它在下一次全国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防火墙可能崩溃。

　　在AfD领导下，修正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回归将逐步发生，然后突然爆发。作为第一步，德国中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目前仍坚定反对AfD)可能允许极右翼政党间接支持其作为保守少数派政府的领袖。AfD将利用其新获得的影响力将自身意识形态主流化。它还将试图挟持政府，威胁如果不通过极右翼政策就推翻政府。AfD代表将推动结束对乌克兰的支持，但他们也可能通过对曾经由柏林控制的土地提出领土要求来挑起与邻国的紧张关系，例如自1945年以来属于波兰(和俄罗斯)的德国前东部领土。一个保守少数派政府会坚称它仅在特定问题上与AfD合作，德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主要原则不变。但AfD的新权力几乎肯定会导致巨大信任丧失，并与其他欧洲国家关系更加紧张。

　　在更危险的情景中，AfD可能成为联合政府的正式伙伴——甚至成为联合政府的领导者。它将推动正式脱离西方结构，或从内部削弱它们。例如，它将试图将欧盟重塑为没有欧元作为共同货币的非自由主义“国家欧洲”，逆转德国对欧洲大陆的一体化。这将削弱80年来促进欧洲和平的经济纽带，重新引入无数经济问题，并引发各种欧洲内部政治斗争。AfD还很可能退出北约针对俄罗斯的剩余努力，选择安抚克里姆林宫，并推动从立陶宛撤出德国旅。它也可能试图让柏林完全退出北约，尽管如果北约由非自由主义的美国领导，它可能希望留下来。它可能破坏与法国和英国的合作与和解，包括暂停新签署的亚琛条约和肯辛顿条约，这些条约将法德和英德安全合作提升到新水平。德国将崛起为欧洲一个独行其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霸权国家。

　　作为回应，法国、波兰和英国几乎肯定会建立制衡联盟来遏制德国，即使它们也由右翼政党执政。其他欧洲国家可能效仿。与此同时，由AfD领导的德国将寻求自己的盟友——例如与亲德的奥地利或匈牙利结盟。大陆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将实际上瓦解。欧洲人将再次互相掐脖子，这正是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防止的结果。

　　黄金手铐

　　柏林有一个办法来扩展其军事力量，而不把欧洲送回竞争与对抗的时代——即使德国最终由AfD执政也可能如此。解决方案是该国接受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三十年前在本刊撰文时所称的“黄金手铐”：通过与欧洲邻国更深度一体化来限制自身主权。

　　过去的德国领导人做过这种权衡。阿登纳将西德新成立的联邦国防军融入北约。为了与东德统一，科尔用德国马克换取欧元，放弃了柏林的货币主权。今天领导人应当效仿这些榜样。他们可以从接受大规模欧洲联合防务债务开始，从而让财政空间小于德国的国家慷慨投入防务，而不进一步增加债务并面临进一步信用降级风险(如法国可能发生的情况)。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欧盟的总体借款成本较低，作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有能力充当最后担保人。这样做将通过让柏林承担大陆军备的财政责任，将德国的军事和工业力量更彻底地嵌入欧洲。(这也可能促进更多联合决策，因为欧盟国家可以在选择由这些欧元债券资助的防务项目和优先事项上合作。)

　　德国还应当推动欧洲国家防务工业的更深度一体化，包括在其自身项目上寻求更多合作，而不是主要投资本土企业。同样，德国应当拥抱真正的欧洲防务公司，类似于空客——后者作为欧洲航空财团成立，以提供美国制造商的替代品。所有这些措施不仅能通过确保柏林的防务基础依赖他人来消除对德国主导的恐惧，还能为欧洲整体军事建设提供更大规模和更高效率。

　　最后，也是最具雄心的，德国及其欧洲盟友应当考虑更深度的军事一体化。因为美国正在撤退，欧洲需要找到北约之外的军事格式和结构来自卫。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组建欧洲军队仍不太可能，但大陆各国必须创建更大的多国军事编队来威慑俄罗斯。(已有一些小型尝试的例子，包括法德旅和一些欧盟战斗群，尽管它们尚未部署。)此外，大陆应当建立欧洲指挥结构，将联邦国防军与其他武装力量紧密整合，并在跨大西洋紧张时期提供北约结构的替代方案。更深度的欧洲军事一体化将通过让德国服从集体决策来约束德国力量。它甚至能对由AfD领导的政府形成对冲，因为要将联邦国防军从联合倡议中抽离，将需要采取极端且不受欢迎的措施，例如退出欧盟或其他合作欧洲机构。各种欧洲官员提出的“意愿联盟”——在和平协议后部署到乌克兰——可以作为试验运行。

　　大陆分裂的风险应当让华盛顿对撤退——尤其是支持AfD——三思而后行。如果欧洲回归大国竞争，华盛顿最终可能不得不向大陆投入比过去几十年更多的资源，以防止欧洲陷入冲突。这正是白宫想要避免的结果。

　　但即使在美国参与减少的时代，一个不稳定且分裂的欧洲也绝非必然。过去八十年，欧洲国家学会了以过去观察者会视为幻想的方式实现一体化与合作。事实上，得益于俄罗斯的入侵，大陆的和谐如今高于历史上任何时期。欧洲有大量办法避免以德国主导为中心的安全困境。来自华盛顿的残酷压力甚至可能进一步团结大陆，锻造更强的欧洲认同。这种积极结果需要克制、远见和运气。但大陆领导人必须努力实现它。赌注太高——而替代方案不堪设想。

　　作者简介：莉安娜·菲克斯是外交关系委员会欧洲高级研究员。本文原载《外交事务》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