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米尼·艾亚尔：印度模式的裂痕——民主既是诅咒，也是解药

　　2025年12月，印度报纸刊登了一张令人震撼、带有反乌托邦色彩的照片：印度东部奥里萨邦的一条机场跑道上，数千名年轻人整整齐齐地坐在烈日下参加考试。超过8000名考生排队竞争警察部门的187个岗位。如此多的人愿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参加考试，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在印度，政府工作长期以来备受青睐，因为它带来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但奥里萨邦的这些考生竞争的是警察系统最底层的职位。如此庞大的应聘者数量对应如此低薪的岗位，反映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普遍的绝望情绪。尽管过去三十年来印度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至7%，但它未能为大量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

　　自1947年独立近80年来，印度一直在努力实现广泛的繁荣。在此期间，其经济经历了多次转型。首先是广义上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央计划、国家控制的公营企业工业化，以及对外贸易壁垒。这种取向导致增长乏力，1950年至1980年间平均仅为2.5%。20世纪90年代，印度坚定地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加速了增长，并大幅降低了极端贫困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超过50%下降到2010年的不到20%。

　　但印度未能实现更深层次的经济转型。大多数印度人仍陷于低质量、低生产率的工作中：根据政府数据，截至2024年，全国46%的劳动力仍从事农业。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的失败尤为明显。其人均GDP不到巴西的四分之一、土耳其的六分之一，这两个国家同样是具有抱负的中等强国。增长的成果极度不均。印度亿万富翁数量达205位(据2025年福布斯估计)，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同时，每年有数百万年轻人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却几乎找不到工作。

　　在他们这部内容宏大、数据丰富的著作《人类的六分之一：独立印度的发展历程》中，Devesh Kapur(政治学家)和Arvind Subramanian(经济学家，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将印度经济描述为“长期农村化、工业化受阻、服务业过早发达”。他们指出，印度没有走上二战后许多成功发展案例的道路，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首先投资提升农业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村收入，并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奠定基础，最终推动有意义的经济增长并转向高技能服务业。相反，印度忽视了农业，轻率地跳过了低技能制造业，试图依靠高技能服务业实现增长。Kapur和Subramanian认为，这一赌注并未奏效。印度独特的路径将其锁定在低生产率和低收入状态。

　　然而，他们认为问题不仅仅在于经济政策，而在于印度国家的本质。Kapur和Subramanian赞扬印度的民主——在贫困、低识字率和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的恶劣条件下产生的民主——是一项标志性成就，并警告要防范纳伦德拉·莫迪总理领导下的民主倒退。但他们也指出，民主正是印度经济困境的核心。他们认为，印度的民主是“早熟的”，1950年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就正式采用全民普选。在这种条件下，选举政治一方面阻止了许多经济发展所需的激进变革(例如有意义的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又使刚刚起步的国家和经济承受来自社会各阶层对补贴、税收减免和监管保护的诸多需求。这种令人不安的动态导致形成了一个既在经济生活中过度存在、又无法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如教育和医疗)的国家。没有哪个政党愿意公开支持市场改革，20世纪90年代加速的自由化进程基本停滞。其结果是印度的“持久失望”：它无法将民主成功转化为一种能够创造就业、培养强大劳动力并广泛持续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

　　悖论性的国家

　　Kapur和Subramanian对印度经济政策选择的考察，融入了对官僚和行政体系建设以及国家能力强化的努力。这种新颖的方法揭示了塑造印度并导致其经济挑战的诸多矛盾冲动和病态。

　　其中最主要的是作者描述的政府、行政能力和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悖论性。作者认为，印度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主义(statism)的主导意识形态。印度人将国家视为“提供者和保护者……即便它同时也是冷漠的父母和缺席的地主”。这种信念的一个表现是政府成为首选雇主。政府职位占印度微小的正规部门就业的60%以上，而据一些估计，正规部门仅占总就业的10%。这扭曲了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在技能最低端，政府工资至少是私营部门的兩倍，这使得制造商难以成功立足。

　　与此同时，印度国家却异常“瘦弱”。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国家就业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平均为4.7%。印度为3.0%，到2011年已降至2.2%。此外，对于一个在国民想象和经济生活中占有压倒性地位的国家而言，它在地方层面——本应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却惊人地缺席。地方政府仅占政府总就业的不到12%。

　　同样，尽管建国初期宣称社会主义倾向，但印度国家长期未能提供普惠的公共产品。例如，它并未将教育视为民主社会契约的核心，部分原因是精英阶层更偏好国家投资高等教育。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也发挥了作用;公众根据政府人员、补贴和福利支付来评判国家绩效，而不是其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能力。印度国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普及中小学教育，但总体而言，公立和私立学校的质量——以学习成果衡量——仍然糟糕透顶。

　　Kapur和Subramanian通过印度“早熟”且最终“过早”的民主来解释这些问题。例如，民主的提前到来使得关键的土地改革不可能实现，因为选举压力要求必须照顾地主精英的利益。(当代所有成功的土地改革案例，包括中国、韩国和日本，都发生在非民主条件下。)随着选举竞争加剧，国家也变得容易受到精英和广大公众对国家慷慨施舍的需求的影响。印度民主演变为作者所称的“神牛民主”(Kamdhenu democracy，源自印度教神话中的神牛)，国家像哺育后代一样满足全国喧嚣的各种群体。政府仍向农民和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各种补贴，并拒绝关闭低效的国有企业。“对国家的要求太多、太频繁、来得太早，”作者写道，这常常以效率和增长为代价。政府在各种市场维持主导地位，扼杀了私营企业，同时国家又很少提供有意义的公共产品。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印度的“民主税”。

　　生于印度土壤

　　然而，如果没有民主，印度根本无法存续。从诞生之日起，外界观察家就认为，这个庞大而多元的国家迟早会因民主而分裂。普选和代议制政府带来的平等承诺，是维系印度统一的必要条件。民主之所以早早到来，是因为它对国家存续至关重要：在这一意义上，印度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场大胆的实验，承诺“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人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革命性变革”，正如印度宪法缔造者B. R. Ambedkar所描述的那样。印度的社会转型将通过民主实现——而不是反过来。问题不在于如作者所言印度民主“早熟”，而在于其不尽如人意的后果并非不可避免。

　　Ambedkar看到了印度社会深层社会等级制度和几个世纪种姓压迫的巨大危险。他写道，民主“只是印度土壤上的一层薄薄的表层，而这片土壤本质上是非民主的”。国家必须帮助推广民主规范并培养广泛的公民精神。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家权力必须集中，其行政机构必须与狭隘的宗派社会压力隔离开来。Ambedkar的愿景与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高度现代主义愿望一致，即通过中央计划管理经济，并向技术和官僚体系注入科学精神。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应运而生，被赋予对全国施加政治权威的权力。

　　但集权化的要求与培育民主文化的需要发生了冲突。中央集权国家没有动力征求社会参与其权力行使，也没有动力围绕普世民主规范和社会公共产品交付建立社会契约。相反，印度国家从自上而下的权力行使中获得合法性。对大多数公民而言，国家是一个遥远的官僚机构，其权力可以提供逃离压迫性社会等级的途径。民主被视为获取国家权力的途径，而不是要求国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手段。选举竞争围绕对政府职位(为特定社会群体设立配额)和提取补贴及国家保护的需求而展开。民主的成功在于它为此前被边缘化和受压迫的群体创造了动员并获取国家权力的空间。但它也导致形成了国家和社群之间的交易关系，政府权力被用于服务私人利益而非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而且国家并未因未能提供公共产品而被问责。神牛国家正是源于这种交易逻辑;选民不得不从私营部门寻求教育、卫生和医疗，同时又要求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无论是作为头号雇主，还是作为寺庙的管理者。

　　印度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道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交易逻辑。其大企业与国家权力深度交织，导致资本高度集中，并通过选举融资俘获政治精英。这使得印度无法效仿东亚模式——国家引导私营部门创新并激发竞争。同时，这也削弱了对自由市场改革的胃口。没有政治家能够在保护大企业的同时，可信地将社会脆弱群体(尤其是农民和低薪劳工)置于市场波动之下。这些动态使得政府难以放松对农业和能源等关键经济部门的管制。在这一背景下，印度社会的国家主义似乎几乎是理性的。

　　民主的实验室

　　然而，如果放大观察，图景并非如此黯淡。这种对印度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粗线条描绘，掩盖了一些邦取得的成就——以及更好的政治安排。在印度的一些地方，社会成功动员起来，推动更分散和参与式的国家权力，尤其是在喜马偕尔邦、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这些邦的人类发展指标显著优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有着悠久的反种姓歧视社会运动历史，在此过程中鼓励人们集体要求公共产品。喀拉拉邦尤其发展出强大的地方政府，并建立了妇女协会网络，确保该邦拥有全国最佳的人类发展成果之一;2025年，该邦政府宣布喀拉拉邦成为印度第一个消除极端贫困的邦。在喜马偕尔邦，省级官僚较早确保了小学教育的普及，并通过地方公民组织分享权力。即使在印度最贫穷的邦比哈尔邦，当国家积极努力将妇女动员进乡村协会时，妇女在金融服务和教育方面的机会也得到了更大改善。

　　作者总体上对有组织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推动社会转型方面的作用关注不足。公民社会在推动顽固的政府进行农村信贷、教育质量改善以及《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该法确保农村家庭从政府获得非技术性工作，该法于2025年12月被废除)等实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印度的持久失望并不仅仅是早熟、过早且由精英主导的民主的产物。相反，它们是国家权力组织方式及其所促成的民主社会契约类型的后果。民主提供了如何最好地重塑这一契约的证据。但这需要印度重新承诺民主的可能性，并抵制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倒退的政治风向。

　　在书中最具信息量和洞察力的一章中，作者追溯了印度不同地区通往增长的迥异路径。尽管国家存在诸多病态，但在过去四十年里，印度约三分之一的地区——主要是南部和西部各邦——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中国的同期表现。每个这样的邦都违背了实现增长的传统处方，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喀拉拉邦在1950年至1970年间进行了认真的土地改革，但近几十年的增长主要来自海湾地区移民汇款。卡纳塔克邦和安得拉邦依靠高技能服务业实现增长，而泰米尔纳德邦正崛起为制造业中心。这种多样化的经验表明，更强大的联邦主义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必须赋予各邦更大的自主权。印度各邦的记录也表明，解决印度主要难题——如何找到一种为青年提供就业和繁荣的发展模式——的答案就在国内。

　　作者并未深入探讨这一点，但印度各邦也率先探索了平衡再分配与增长需求的新方式，包括提供学校膳食、分发自行车帮助女孩上学，以及动员妇女团体改善市场准入。这些实验起初在地方层面响应民主压力而启动，随后进入全国辩论。它们提醒人们，尽管民主存在诸多潜在缺陷，它仍能成为强大的自我矫正机制。在全球对民主普遍幻灭的当下，印度提供了一些希望，即便许多公民已经忘记了自己成就的力量。

　　作者简介：亚米尼·艾亚尔(Yamini Aiyar)是布朗大学萨克森当代南亚研究中心(Saxen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at Brown University)的访问高级研究员。她此前担任新德里智库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本文原载《外交事务》2026年3/4月刊

　　2025年12月，印度报纸刊登了一张令人震撼、带有反乌托邦色彩的照片：印度东部奥里萨邦的一条机场跑道上，数千名年轻人整整齐齐地坐在烈日下参加考试。超过8000名考生排队竞争警察部门的187个岗位。如此多的人愿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参加考试，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在印度，政府工作长期以来备受青睐，因为它带来经济保障和社会地位。但奥里萨邦的这些考生竞争的是警察系统最底层的职位。如此庞大的应聘者数量对应如此低薪的岗位，反映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普遍的绝望情绪。尽管过去三十年来印度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至7%，但它未能为大量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

　　自1947年独立近80年来，印度一直在努力实现广泛的繁荣。在此期间，其经济经历了多次转型。首先是广义上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央计划、国家控制的公营企业工业化，以及对外贸易壁垒。这种取向导致增长乏力，1950年至1980年间平均仅为2.5%。20世纪90年代，印度坚定地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加速了增长，并大幅降低了极端贫困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超过50%下降到2010年的不到20%。

　　但印度未能实现更深层次的经济转型。大多数印度人仍陷于低质量、低生产率的工作中：根据政府数据，截至2024年，全国46%的劳动力仍从事农业。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的失败尤为明显。其人均GDP不到巴西的四分之一、土耳其的六分之一，这两个国家同样是具有抱负的中等强国。增长的成果极度不均。印度亿万富翁数量达205位(据2025年福布斯估计)，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同时，每年有数百万年轻人准备进入劳动力市场，却几乎找不到工作。

　　在他们这部内容宏大、数据丰富的著作《人类的六分之一：独立印度的发展历程》中，Devesh Kapur(政治学家)和Arvind Subramanian(经济学家，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将印度经济描述为“长期农村化、工业化受阻、服务业过早发达”。他们指出，印度没有走上二战后许多成功发展案例的道路，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首先投资提升农业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村收入，并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奠定基础，最终推动有意义的经济增长并转向高技能服务业。相反，印度忽视了农业，轻率地跳过了低技能制造业，试图依靠高技能服务业实现增长。Kapur和Subramanian认为，这一赌注并未奏效。印度独特的路径将其锁定在低生产率和低收入状态。

　　然而，他们认为问题不仅仅在于经济政策，而在于印度国家的本质。Kapur和Subramanian赞扬印度的民主——在贫困、低识字率和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的恶劣条件下产生的民主——是一项标志性成就，并警告要防范纳伦德拉·莫迪总理领导下的民主倒退。但他们也指出，民主正是印度经济困境的核心。他们认为，印度的民主是“早熟的”，1950年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就正式采用全民普选。在这种条件下，选举政治一方面阻止了许多经济发展所需的激进变革(例如有意义的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又使刚刚起步的国家和经济承受来自社会各阶层对补贴、税收减免和监管保护的诸多需求。这种令人不安的动态导致形成了一个既在经济生活中过度存在、又无法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如教育和医疗)的国家。没有哪个政党愿意公开支持市场改革，20世纪90年代加速的自由化进程基本停滞。其结果是印度的“持久失望”：它无法将民主成功转化为一种能够创造就业、培养强大劳动力并广泛持续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

　　悖论性的国家

　　Kapur和Subramanian对印度经济政策选择的考察，融入了对官僚和行政体系建设以及国家能力强化的努力。这种新颖的方法揭示了塑造印度并导致其经济挑战的诸多矛盾冲动和病态。

　　其中最主要的是作者描述的政府、行政能力和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悖论性。作者认为，印度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主义(statism)的主导意识形态。印度人将国家视为“提供者和保护者……即便它同时也是冷漠的父母和缺席的地主”。这种信念的一个表现是政府成为首选雇主。政府职位占印度微小的正规部门就业的60%以上，而据一些估计，正规部门仅占总就业的10%。这扭曲了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在技能最低端，政府工资至少是私营部门的兩倍，这使得制造商难以成功立足。

　　与此同时，印度国家却异常“瘦弱”。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国家就业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平均为4.7%。印度为3.0%，到2011年已降至2.2%。此外，对于一个在国民想象和经济生活中占有压倒性地位的国家而言，它在地方层面——本应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却惊人地缺席。地方政府仅占政府总就业的不到12%。

　　同样，尽管建国初期宣称社会主义倾向，但印度国家长期未能提供普惠的公共产品。例如，它并未将教育视为民主社会契约的核心，部分原因是精英阶层更偏好国家投资高等教育。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也发挥了作用;公众根据政府人员、补贴和福利支付来评判国家绩效，而不是其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能力。印度国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普及中小学教育，但总体而言，公立和私立学校的质量——以学习成果衡量——仍然糟糕透顶。

　　Kapur和Subramanian通过印度“早熟”且最终“过早”的民主来解释这些问题。例如，民主的提前到来使得关键的土地改革不可能实现，因为选举压力要求必须照顾地主精英的利益。(当代所有成功的土地改革案例，包括中国、韩国和日本，都发生在非民主条件下。)随着选举竞争加剧，国家也变得容易受到精英和广大公众对国家慷慨施舍的需求的影响。印度民主演变为作者所称的“神牛民主”(Kamdhenu democracy，源自印度教神话中的神牛)，国家像哺育后代一样满足全国喧嚣的各种群体。政府仍向农民和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各种补贴，并拒绝关闭低效的国有企业。“对国家的要求太多、太频繁、来得太早，”作者写道，这常常以效率和增长为代价。政府在各种市场维持主导地位，扼杀了私营企业，同时国家又很少提供有意义的公共产品。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印度的“民主税”。

　　生于印度土壤

　　然而，如果没有民主，印度根本无法存续。从诞生之日起，外界观察家就认为，这个庞大而多元的国家迟早会因民主而分裂。普选和代议制政府带来的平等承诺，是维系印度统一的必要条件。民主之所以早早到来，是因为它对国家存续至关重要：在这一意义上，印度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场大胆的实验，承诺“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人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革命性变革”，正如印度宪法缔造者B. R. Ambedkar所描述的那样。印度的社会转型将通过民主实现——而不是反过来。问题不在于如作者所言印度民主“早熟”，而在于其不尽如人意的后果并非不可避免。

　　Ambedkar看到了印度社会深层社会等级制度和几个世纪种姓压迫的巨大危险。他写道，民主“只是印度土壤上的一层薄薄的表层，而这片土壤本质上是非民主的”。国家必须帮助推广民主规范并培养广泛的公民精神。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家权力必须集中，其行政机构必须与狭隘的宗派社会压力隔离开来。Ambedkar的愿景与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高度现代主义愿望一致，即通过中央计划管理经济，并向技术和官僚体系注入科学精神。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应运而生，被赋予对全国施加政治权威的权力。

　　但集权化的要求与培育民主文化的需要发生了冲突。中央集权国家没有动力征求社会参与其权力行使，也没有动力围绕普世民主规范和社会公共产品交付建立社会契约。相反，印度国家从自上而下的权力行使中获得合法性。对大多数公民而言，国家是一个遥远的官僚机构，其权力可以提供逃离压迫性社会等级的途径。民主被视为获取国家权力的途径，而不是要求国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手段。选举竞争围绕对政府职位(为特定社会群体设立配额)和提取补贴及国家保护的需求而展开。民主的成功在于它为此前被边缘化和受压迫的群体创造了动员并获取国家权力的空间。但它也导致形成了国家和社群之间的交易关系，政府权力被用于服务私人利益而非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而且国家并未因未能提供公共产品而被问责。神牛国家正是源于这种交易逻辑;选民不得不从私营部门寻求教育、卫生和医疗，同时又要求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无论是作为头号雇主，还是作为寺庙的管理者。

　　印度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道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交易逻辑。其大企业与国家权力深度交织，导致资本高度集中，并通过选举融资俘获政治精英。这使得印度无法效仿东亚模式——国家引导私营部门创新并激发竞争。同时，这也削弱了对自由市场改革的胃口。没有政治家能够在保护大企业的同时，可信地将社会脆弱群体(尤其是农民和低薪劳工)置于市场波动之下。这些动态使得政府难以放松对农业和能源等关键经济部门的管制。在这一背景下，印度社会的国家主义似乎几乎是理性的。

　　民主的实验室

　　然而，如果放大观察，图景并非如此黯淡。这种对印度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粗线条描绘，掩盖了一些邦取得的成就——以及更好的政治安排。在印度的一些地方，社会成功动员起来，推动更分散和参与式的国家权力，尤其是在喜马偕尔邦、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这些邦的人类发展指标显著优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有着悠久的反种姓歧视社会运动历史，在此过程中鼓励人们集体要求公共产品。喀拉拉邦尤其发展出强大的地方政府，并建立了妇女协会网络，确保该邦拥有全国最佳的人类发展成果之一;2025年，该邦政府宣布喀拉拉邦成为印度第一个消除极端贫困的邦。在喜马偕尔邦，省级官僚较早确保了小学教育的普及，并通过地方公民组织分享权力。即使在印度最贫穷的邦比哈尔邦，当国家积极努力将妇女动员进乡村协会时，妇女在金融服务和教育方面的机会也得到了更大改善。

　　作者总体上对有组织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推动社会转型方面的作用关注不足。公民社会在推动顽固的政府进行农村信贷、教育质量改善以及《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该法确保农村家庭从政府获得非技术性工作，该法于2025年12月被废除)等实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印度的持久失望并不仅仅是早熟、过早且由精英主导的民主的产物。相反，它们是国家权力组织方式及其所促成的民主社会契约类型的后果。民主提供了如何最好地重塑这一契约的证据。但这需要印度重新承诺民主的可能性，并抵制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倒退的政治风向。

　　在书中最具信息量和洞察力的一章中，作者追溯了印度不同地区通往增长的迥异路径。尽管国家存在诸多病态，但在过去四十年里，印度约三分之一的地区——主要是南部和西部各邦——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中国的同期表现。每个这样的邦都违背了实现增长的传统处方，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喀拉拉邦在1950年至1970年间进行了认真的土地改革，但近几十年的增长主要来自海湾地区移民汇款。卡纳塔克邦和安得拉邦依靠高技能服务业实现增长，而泰米尔纳德邦正崛起为制造业中心。这种多样化的经验表明，更强大的联邦主义至关重要。中央政府必须赋予各邦更大的自主权。印度各邦的记录也表明，解决印度主要难题——如何找到一种为青年提供就业和繁荣的发展模式——的答案就在国内。

　　作者并未深入探讨这一点，但印度各邦也率先探索了平衡再分配与增长需求的新方式，包括提供学校膳食、分发自行车帮助女孩上学，以及动员妇女团体改善市场准入。这些实验起初在地方层面响应民主压力而启动，随后进入全国辩论。它们提醒人们，尽管民主存在诸多潜在缺陷，它仍能成为强大的自我矫正机制。在全球对民主普遍幻灭的当下，印度提供了一些希望，即便许多公民已经忘记了自己成就的力量。

　　作者简介：亚米尼·艾亚尔(Yamini Aiyar)是布朗大学萨克森当代南亚研究中心(Saxen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at Brown University)的访问高级研究员。她此前担任新德里智库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本文原载《外交事务》2026年3/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