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共振的缅北民族冲突对“一带一路”有何影响？

　　继缅甸西部若开邦发生暴恐袭击事件后不久，缅北地区的民族地方武装(简称民地武)与政府军交火的消息再度传来。11月20日，缅北四支未参与与政府全面停火协议(NCA)签署的少数民族组织克钦独立军(KIA)、果敢同盟军(MNDAA)、德昂民族解放军(TNLA)和若开军(AA)，共同在离中国边境畹町镇不远的勐古、九谷(棒赛)、彭线、木姐等多处发起进攻。战事再度引发缅北难民越过中缅边境涌入中国国内，也引发国人了对缅甸问题的新一轮担忧。

　　缅甸为什么会有严重的民族武装问题?为什么长久难以解决?近期发生的事件同中国有何关系?这次事件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本文将梳理缅甸历史及现实(尤其是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民盟政府上台以来)中积蓄的各类矛盾要素，并探讨其存在的共振效应与其对中国的影响。

　　历史要素的共振效应：积聚而来的民族矛盾

　　从历史来看，缅甸民地武割据的现实，可视为以下几个层次要素作用下的产物。地理上，缅甸山区少数民族彼此隔绝、生活封闭，与缅甸现在主体民族缅族之间更是鲜有纠葛，历史上几个辉煌的缅甸王朝统治基本也没有涵盖北部山区;文化上，本身缺乏共同历史和文化基础的缅北少数民族和缅族，同时在19世纪中后期沦为英国殖民地，而英殖民者对缅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各族群间认知基础更加消极化、对立化;政治上，在缅甸反法西斯联盟带领缅族主体走向独立，并谋求与少数民族共同建国刚刚取得突破性进展时，其领袖、缅甸国父昂山将军遇刺。缅甸正式建国后，先后经历了议会民主制、军事独裁、新军人威权统治，但缅北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沦为缅国内政治斗争尤其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品，错过了历史发展的机遇期，矛盾不断集聚，直至2011年吴登盛建立退役军人民主制度和2016年民盟政府上台，族群矛盾仍然是影响这个国家统一和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社会上，长期战乱扩大了缅北少数民族地区与缅族地区发展的差距，多次交战和停火不仅未能解决民地武问题，仇恨式的宣传与阴谋论还传播在各社群之中，族际信任的社会土壤也被侵蚀殆尽。

　　历史层次中的各要素彼此作用，各要素协同共振，促使问题愈发难以解决。

　　其一，地缘要素的隔绝导致文化认同问题难以由内部自发解决，而世界上所有民族矛盾的良性缓和，基本都是通过自身认同的更新和发展来诱发的;其二，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不断纠葛，政治危机社会化、社会危机政治化，并因冷战、跨国贩毒、武器走私、媒体误导等因素国际化，共振效应转化为共鸣效应，安全环境与发展环境全面恶化;其三，社会、文化与地缘要素在与政治要素作用中产生联合共振，将导致矛盾积聚、陷入恶性循环。例如，族群冲突导致人口流失、资源耗损，阻塞了外资和外援的流入，缅北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的建设停滞，地理问题所带来的族际交流与文化障碍问题便难以解决;缺乏族际交流与沟通，社会认同和信任问题得不到解决，又会重新回到冲突。多次冲突导致了解决问题的社会土壤被蚕食。

　　现实要素的共振效应：多利益攸关方博弈下的民族矛盾

　　历史积聚下来的要素之间彼此联动，产生了现阶段缅北政治格局中复杂的现实要素，这些要素也包括几个层次。

　　安全上，缅北民地武与缅政府仍然存在基本的、不对等的安全困境——即民地武不愿意放弃军权和地盘，政府军不愿意坐视民地武继续割据，使缅甸继续陷于主权和领土的分裂状态;民地武实力较弱，但缅政府不管通过谈判还是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问题，政治成本和代价都更高;政治上，各方对于建立统一缅甸联邦、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保障，加上仇恨式的宣传口号与误导，各方稍有风吹草动便可兵戎相见，谈判和协议也轻易会成为废纸。此外，各方试图引入第三方斡旋与监督机制目前也没有实效;经济上，民地武不愿放弃手中所控制的资源，但缅北巨量的林场和玉石场都是缅政府军意图收回的。尽管昂山素季不断提出“以发展促民族和解”，但目前看来，发展的前提仍然是民族和解与区域稳定，一旦战火爆发、发展成果随时会毁于一旦;社会上，民族问题的话语权被掌握在少数民地武领袖和缅甸军人集团手中，真正落实到缅北少数民族的安全和发展，各政治领袖关心较少。

　　现实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缅甸民地武问题的格局中，各利益攸关方是诚心想解决问题，还是想在中长期博弈中取得上风?从现实要素之间的互动来考量，各方仍然在博弈中意图维持自身的基本盘，缅北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

　　一方面，安全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互裹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以昂山素季为首的民盟政府同以敏昂莱将军为首的缅国防军之间的军政关系。新政府上台之后，军方和政府在民族问题上达成了比较微妙的共识，军方不反对政府推促“21世纪彬龙大会”作为和平谈判的机制，政府也不对军方采取的任何针对民地武的行动(哪怕是突袭、围剿)进行谴责。形式上，缅政府仍在“以打促谈”，但这经吴登盛执政五年间的实践证实，恐怕只是加深了族群间的不信任，无益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经济、安全与政治要素彼此联动，增加了民族问题解决的难度，因为资源和利益分配的不均往往导致安全感的降低，而安全困境的加剧又增加了政治谈判的难度。

　　总的看来，要素之间的联动作用不断恶性循环，导致民族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当事各方不愿意付出成本、不愿意真正解决问题，民族问题就永远只是一个政治博弈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多重共振与缅甸民族问题对中国的影响

　　“多重共振”可以从“蝴蝶效应”来理解，缅甸的蝴蝶扇一下翅膀，也许中缅边境就会有炮弹飞进来，而缅北危机的外溢，很有可能让中国面临政治、经济、外交乃至社会各方面的考验。

　　缅北问题看似与中国百姓无关，却因为战事危急导致的难民涌入，影响着中国边境居民生活的安全和稳定，考验着中国对缅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对缅甸民地武的态度，更考验着中国的外交乃至大战略。

　　首先，历史要素的共振使得中国避不开“缅甸民地武”这个词，地理上中国云南省与缅北地区的接壤，文化上则存在着跨境民族的共同语言和民族认同。中国也被认为是解决缅北问题的重要攸关者。缅甸民族问题也会使中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受到掣肘。

　　其次，现实要素的共振使得中国成为缅甸国内矛盾转移的对象之一。缅甸军、政之间的博弈需要从民族问题找寻平衡点和共识，但缅军、政双方对民地武一旦形成了“以打促谈”的共识，很容易将原有矛盾和危机向外转移，通过“同仇敌忾”式的民族主义来维护内部统一。尽管缅甸对中国有一定的战略重要性，却也应警惕缅甸借这种优势心理向中国过分要价、转移矛盾的做法。

　　再次，缅甸是中国“一带一路”必经通道，但自缅甸2011年转型以来缅对华关系出现波动，中国不断在调适对缅关系。而缅北数次危机外溢，不仅导致中国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还会带来难民涌入的压力，影响中国边境的安全与稳定。

　　如何妥善与缅方做好沟通，积极应对缅甸历史和现实要素所造成的复杂民族问题对中国造成的消极后果，多渠道、宽领域地解决难题，应当是今后中方应当积极考虑的问题。毕竟，一个稳定的中缅边境，是促进中缅全面战略伙伴发展的需要，也是服务“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的基石所在。

　　(作者系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继缅甸西部若开邦发生暴恐袭击事件后不久，缅北地区的民族地方武装(简称民地武)与政府军交火的消息再度传来。11月20日，缅北四支未参与与政府全面停火协议(NCA)签署的少数民族组织克钦独立军(KIA)、果敢同盟军(MNDAA)、德昂民族解放军(TNLA)和若开军(AA)，共同在离中国边境畹町镇不远的勐古、九谷(棒赛)、彭线、木姐等多处发起进攻。战事再度引发缅北难民越过中缅边境涌入中国国内，也引发国人了对缅甸问题的新一轮担忧。

　　缅甸为什么会有严重的民族武装问题?为什么长久难以解决?近期发生的事件同中国有何关系?这次事件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本文将梳理缅甸历史及现实(尤其是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民盟政府上台以来)中积蓄的各类矛盾要素，并探讨其存在的共振效应与其对中国的影响。

　　历史要素的共振效应：积聚而来的民族矛盾

　　从历史来看，缅甸民地武割据的现实，可视为以下几个层次要素作用下的产物。地理上，缅甸山区少数民族彼此隔绝、生活封闭，与缅甸现在主体民族缅族之间更是鲜有纠葛，历史上几个辉煌的缅甸王朝统治基本也没有涵盖北部山区;文化上，本身缺乏共同历史和文化基础的缅北少数民族和缅族，同时在19世纪中后期沦为英国殖民地，而英殖民者对缅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各族群间认知基础更加消极化、对立化;政治上，在缅甸反法西斯联盟带领缅族主体走向独立，并谋求与少数民族共同建国刚刚取得突破性进展时，其领袖、缅甸国父昂山将军遇刺。缅甸正式建国后，先后经历了议会民主制、军事独裁、新军人威权统治，但缅北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沦为缅国内政治斗争尤其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品，错过了历史发展的机遇期，矛盾不断集聚，直至2011年吴登盛建立退役军人民主制度和2016年民盟政府上台，族群矛盾仍然是影响这个国家统一和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社会上，长期战乱扩大了缅北少数民族地区与缅族地区发展的差距，多次交战和停火不仅未能解决民地武问题，仇恨式的宣传与阴谋论还传播在各社群之中，族际信任的社会土壤也被侵蚀殆尽。

　　历史层次中的各要素彼此作用，各要素协同共振，促使问题愈发难以解决。

　　其一，地缘要素的隔绝导致文化认同问题难以由内部自发解决，而世界上所有民族矛盾的良性缓和，基本都是通过自身认同的更新和发展来诱发的;其二，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不断纠葛，政治危机社会化、社会危机政治化，并因冷战、跨国贩毒、武器走私、媒体误导等因素国际化，共振效应转化为共鸣效应，安全环境与发展环境全面恶化;其三，社会、文化与地缘要素在与政治要素作用中产生联合共振，将导致矛盾积聚、陷入恶性循环。例如，族群冲突导致人口流失、资源耗损，阻塞了外资和外援的流入，缅北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的建设停滞，地理问题所带来的族际交流与文化障碍问题便难以解决;缺乏族际交流与沟通，社会认同和信任问题得不到解决，又会重新回到冲突。多次冲突导致了解决问题的社会土壤被蚕食。

　　现实要素的共振效应：多利益攸关方博弈下的民族矛盾

　　历史积聚下来的要素之间彼此联动，产生了现阶段缅北政治格局中复杂的现实要素，这些要素也包括几个层次。

　　安全上，缅北民地武与缅政府仍然存在基本的、不对等的安全困境——即民地武不愿意放弃军权和地盘，政府军不愿意坐视民地武继续割据，使缅甸继续陷于主权和领土的分裂状态;民地武实力较弱，但缅政府不管通过谈判还是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问题，政治成本和代价都更高;政治上，各方对于建立统一缅甸联邦、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保障，加上仇恨式的宣传口号与误导，各方稍有风吹草动便可兵戎相见，谈判和协议也轻易会成为废纸。此外，各方试图引入第三方斡旋与监督机制目前也没有实效;经济上，民地武不愿放弃手中所控制的资源，但缅北巨量的林场和玉石场都是缅政府军意图收回的。尽管昂山素季不断提出“以发展促民族和解”，但目前看来，发展的前提仍然是民族和解与区域稳定，一旦战火爆发、发展成果随时会毁于一旦;社会上，民族问题的话语权被掌握在少数民地武领袖和缅甸军人集团手中，真正落实到缅北少数民族的安全和发展，各政治领袖关心较少。

　　现实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缅甸民地武问题的格局中，各利益攸关方是诚心想解决问题，还是想在中长期博弈中取得上风?从现实要素之间的互动来考量，各方仍然在博弈中意图维持自身的基本盘，缅北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

　　一方面，安全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互裹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以昂山素季为首的民盟政府同以敏昂莱将军为首的缅国防军之间的军政关系。新政府上台之后，军方和政府在民族问题上达成了比较微妙的共识，军方不反对政府推促“21世纪彬龙大会”作为和平谈判的机制，政府也不对军方采取的任何针对民地武的行动(哪怕是突袭、围剿)进行谴责。形式上，缅政府仍在“以打促谈”，但这经吴登盛执政五年间的实践证实，恐怕只是加深了族群间的不信任，无益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经济、安全与政治要素彼此联动，增加了民族问题解决的难度，因为资源和利益分配的不均往往导致安全感的降低，而安全困境的加剧又增加了政治谈判的难度。

　　总的看来，要素之间的联动作用不断恶性循环，导致民族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当事各方不愿意付出成本、不愿意真正解决问题，民族问题就永远只是一个政治博弈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多重共振与缅甸民族问题对中国的影响

　　“多重共振”可以从“蝴蝶效应”来理解，缅甸的蝴蝶扇一下翅膀，也许中缅边境就会有炮弹飞进来，而缅北危机的外溢，很有可能让中国面临政治、经济、外交乃至社会各方面的考验。

　　缅北问题看似与中国百姓无关，却因为战事危急导致的难民涌入，影响着中国边境居民生活的安全和稳定，考验着中国对缅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对缅甸民地武的态度，更考验着中国的外交乃至大战略。

　　首先，历史要素的共振使得中国避不开“缅甸民地武”这个词，地理上中国云南省与缅北地区的接壤，文化上则存在着跨境民族的共同语言和民族认同。中国也被认为是解决缅北问题的重要攸关者。缅甸民族问题也会使中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受到掣肘。

　　其次，现实要素的共振使得中国成为缅甸国内矛盾转移的对象之一。缅甸军、政之间的博弈需要从民族问题找寻平衡点和共识，但缅军、政双方对民地武一旦形成了“以打促谈”的共识，很容易将原有矛盾和危机向外转移，通过“同仇敌忾”式的民族主义来维护内部统一。尽管缅甸对中国有一定的战略重要性，却也应警惕缅甸借这种优势心理向中国过分要价、转移矛盾的做法。

　　再次，缅甸是中国“一带一路”必经通道，但自缅甸2011年转型以来缅对华关系出现波动，中国不断在调适对缅关系。而缅北数次危机外溢，不仅导致中国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还会带来难民涌入的压力，影响中国边境的安全与稳定。

　　如何妥善与缅方做好沟通，积极应对缅甸历史和现实要素所造成的复杂民族问题对中国造成的消极后果，多渠道、宽领域地解决难题，应当是今后中方应当积极考虑的问题。毕竟，一个稳定的中缅边境，是促进中缅全面战略伙伴发展的需要，也是服务“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的基石所在。

　　(作者系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