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庭静：2030年后越南的中等强国目标及外交远景

　　在讨论和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是，2030年后越南能否成为中等强国?与当前阶段相比，届时的外交行为将有点什么新东西?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集中阐述以下三项主要内容：(i)理论基础;(ii)区域和世界的实践联系;(iii)越南发挥中等强国作用的可行性及存在的问题。

　　1理论基础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中等强国是国际权力天平上的“中间”国家，在超级大国之下，但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国际事件。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波特罗(Giovanni Botero)认为，中等强国的概念起源于16世纪，是国家分析的一个基础。1815年巴黎会议上，中等强国开始发挥积极作用并被承认为国际体系中的一组典型国家。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中等强国的识别标准包括军事力量、国家能力、地缘战略位置以及国际领导力、引领能力和威信c。其他一些研究表明，应该更广泛地看待这个问题，集中到以下五个标准：(i)国家能力;(ii)世界秩序中的地位;(iii)国家社会组织的价值准则;(iv)国内各阶级和阶层的主要利益;(v)独特的外交政策d。这些标准是基于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研究中许多学派的理论而提出来的。其中，现实主义学派重视国家能力、等级这类标准，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合作，新葛兰西学派(neo-Gramscian)强调各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相对作用和地位，而建构主义学派强调一些具有准则性的本色和价值。

　　为简化问题，应该在综合运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确定中等强国的基本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国家力量和能力;外交行为、应对处置和国际威信;本色和价值。基本上，一个国家如果力量和影响力在超级大国之下但比其它国家稍微好一些，外交行为不过于激进，雄心勃勃但处于消极防御，并代表着某些本色，就可以被视为中等强国。

　　更具体地说，就国家实力和能力而言，主体标准包括国内社会政治能力、国际政治、人口、经济、军事、农业、能源、科学技术、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在这些方面，研究人员“量化”细节并“排列”一个国家的实力和能力。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亚洲权力指数”部所提出的实力评估内容多达114项。如果一个国家达到中等以上水平的大部分指标，就很有希望加入到中等强国集团。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实力与将实力转化为具体能力的能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实力不是一个只具有绝对意义的概念，还有相对意义，这取决于在每种具体情况下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相关性。胡志明在《弈棋》诗中提到“卒”和“车”的作用。在假定遭到攻击的情况下，伊朗、朝鲜可以选择“非对称战略”，瞄准对手的基础设施和重要网络控制系统，用电子战进行反击，避免孤注一掷的应对。

　　在行为方面，根据库珀(Cooper)、黑格特(Higgott)和诺萨尔(Nossal)的说法，一个国家能否被视为中等强国，主要取决于外交应对的方式。因此，中等国家倾向于重视多边调解，并积极参与解决共同问题的国际解决方案。

　　中等强国的外交应对需要在特定背景下加以考察，即这一组国家的重要作用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必须通过主观努力来肯定自己。较大的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并不总是承认较低国家在权力等级中的作用。例如，最近几届美国政府仍未将土耳其视为地区强国，让其在中东战略中发挥与之相称的作用。欺压，甚至是“打劫”，对超级大国来说，也是一种自然趋势和“规则”。例如，澳大利亚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创始成员，但这个中等国家必须将引领地位“让给”美国和更大的国家。

　　中等国家通常对外交有积极意义，参与解决共同问题，而不仅仅将关注度缩小到切身问题上。中等国家不干涉任何国际冲突，但常常更有政见或实际参与频率高于具有类似特征(如收入水平相当)的非中等强国。另一个相关方面是，中等国家倾向于通过多边调解和体制，通过与具有相同观点的国家协调，找到减少冲突的方法。

　　中等强国重视稳定因素并支持现行国际体系的合法性。稳定目标的优先顺序源于能力因素。如果系统层面存在不稳定的情况，中等国家将面临许多困难，并不排除无法保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此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中等国家，都能从现有体系受益，因此没有理由通过倡导系统变化来进行挑战。中等国家支持体系内的而不是整个系统的变化。

　　对于很少挑战或协调改变全球现状的行动，中等国家倾向于支持系统层面的力量平衡。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国家可能有能力影响该系统，但不被归类为中等强国，如巴基斯坦(可能拥有核武器)或叙利亚(被指控拥有和使用化学武器)。一些西方学者将民主因素作为确认是中等国家的一个标志，理由是民主国家间往往很少制造相互冲突。根据这一标准，这些学者不会将朝鲜、古巴和一些中东国家列入中等国家集团。

　　中等国家特别重视国际法，认为它是确定和确保国家利益的关键工具。如果国际法无法帮助实现这一目标，那么中等国家就会优先制定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行为准则，其中包括各大国都认可的准则。虽然法律很重要，但中等国家在运用规制的过程中也有一种现实的方法(预期管理)，反映在事务的选择、斗争中的时间点和法律层面，保卫国家利益，尤其是涉及大国时。

　　在本色和价值方面，有意见认为，是否在确定大国和小国之后，其余的国家都是中等国家。显然，根据中等强国或中等国家的标准，这不是一些“平平”的国家，缺乏本色，只提倡“以和为贵”。为区分中等强国与其他国家，研究人员通常依据以下特征：

　　首先，中等强国高度重视外交作用。

　　第二，中等强国支持采取多边方式，动员有相同观点的国家，重视国际法、行为原则、有准则性的价值观，反对单边主义和强加的态度。

　　第三，参与许多国际问题，但中等强国往往选择“知己知彼”的外交风格，根据自己的力量来选择问题、选择时机、立场谨慎。除了原则问题之外，中等强国还可以在做出决定之前灵活地考虑具体情况，即具有将原则应用于实践的幅度，而不是过于僵化和刻板。当然，小国也会选择这种风格，另一点是中等国家也会像小国一样，收缩并选择消极“防御”、“绝对中立”方式。

　　第四，如上所述，中等强国不挑战和改变现状，不彻底修改或改变国际体系，但支持体系内的改组和改革。

　　在分类方面，学者爱德华·乔丹(Eduard Jordaan)认为，中等强国可以分为两组：传统中等强国和新兴中等强国。尽管有许多共同点，但这两个群体也存在差异。下表列出了这些突出差异：

　　因此，无论是传统中等强国还是新兴中等强国，成为中等强国的标志往往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因素，即内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国家社会的组织程度，以及外部的外交地位和作用。从影响来看，中等国家不如超级大国，但略高于其余国家。总之，评估一个国家是否是中等强国的基本标志，包括其实力、能力、外交行为、影响水平和本色等在国际体系中的排名等级。

　　2实践联系

　　最近各种研究中提到的典型中等强国，包括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韩国、巴西、南非、土耳其、印尼和越南。在本地区，韩国和澳大利亚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提及最多的两个国家。

　　由于有许多深入的研究，例如申东民关于韩国、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关于澳大利亚、安德鲁·卡尔(Andrew Carr)关于加拿大等国的研究，受本文框架的限制，本节集中说明上述理论框架，尤其是能力、行为和本色三个标志。

　　(一)全球力量对比中的中等强国

　　为证明中等强国的实力，研究者常常援引G20集团，成立于1999年，包括G7集团的7个国家，其它13个成员国为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印度、印尼、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土耳其和欧盟。20国集团的成立可以视为全球权力天平出现变化的“最生动”体现。通过20国集团这个组织，中等国家从此可以对制定议事日程或集合力量的过程有值得一提的影响，该过程不再是大国的垄断产品。此前，在上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已经通过支持在共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方式，在美国和欧盟、美国和日本贸易关系中发挥协调作用。很多意见认为，20国集团正是作为头等发达工业体的7国集团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组织77国集团相加的结果。20国集团成立以来，已经达成了许多重要协议，在许多国际金融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对内容和合作规格进行协调，反映了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两个集团的利益。

　　如果日本、印度、印尼和澳大利亚四个中等国家加起来，将有人口16.4亿、GDP9.13万亿美元和国防支出约1230亿美元，可以与美国3.16亿人口、16.78万亿美元和6402.1亿美元国防支出，中国13.6亿人口、9.18万亿美元和1886.4亿美元国防支出一较高下d。从能力角度看，在许多情况下，超级大国仍需要让一组中等国家发挥作用，以处理各种地区问题。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向印尼外长马尔迪·纳塔勒加瓦(Marty Natalegawa)提出建议，要印尼在解决南海问题中发挥“领导”作用。马尔迪外长后来解释这里的“领导”作用不意味着将侵入其他国家的作用和利益场，而是努力引导避免出现过于偏向任何一个争端方的情况。美国方面的意思是印尼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与美国更紧密合作，但不是美国在地区的代理国家。美国选择印尼，是认为它是中等国家，有“谨慎”、“平衡”的观点，与争端没有直接联系并有外交能力。

　　实践也表明，超级大国和大国有能力设立国际制度，引领各种合作进程，但如果没有中等国家的积极参与，这些制度将难以长期运行。在建设地区安全架构的过程中，中等强国和东盟(扮演一个中等强国的实体，目前经济规模列第7位，预测至2050年将升至第4位)是值得一提的因素。通过发挥东盟的中心作用，与包括各大国在内的其他各国努力斡旋、协调东盟的利益，由此体现中等强国的作用。从大国方面来看，本着“责任分散”的目标，争取各国，其中有各中等国家，特朗普政府正在建议各地区的“同盟”和“合作伙伴”发挥更多作用、做出更多贡献。中国也明确表示，有寻求合作伙伴展开和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如果没有各国尤其是中等强国和东盟的参与响应，这两个倡议都难以行稳致远。

　　为进一步揭示亚洲中等强国在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作用和影响，印度学者巴杰帕伊(Chietigj Bajpaee)举了三个例子：(i)尽管是胜诉方，菲律宾突然不再要求落实南海仲裁案的判决，使该法理过程严重受阻;(ii)尽管受到来自国内许多组织的压力，韩国仍然决定部署萨德系统;(iii)印尼在国防战略中按照海洋方向优先做出重大调整。该学者认为，与冷战时期相比，当前阶段中等国家更加独立并有更多的行动空间。巴杰帕伊还认为，越南是亚洲“战略改变动力的制造国”之一。

　　(二)中等强国的普遍行为

　　中等强国常常努力在更富有、实力更强大国家和较穷、较弱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韩国在加强欠发达国家与20国集团、G7/8集团或金砖国家组织之间的南北合作方面发挥促进合作联通的作用。

　　在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如上所分析的变化的背景下，中等国家的联通、调和作用就更显重要。与此同时，由许多大国支配的各种现行国际体制对上述变化的反应常常滞后。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未能反映新兴国家在管理、成员和投票机制中的作用。现行体制不改革或者迟缓改革，后果是新兴国家可能站出来创立新体制。例如，中国在亚洲开发银行之外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从维持现行秩序的需求出发，一些新体制的标准，如环境标准定得过低，或者带有排除现行体制的性质，使中等国家将面临不利局面。

　　关于在具体问题上的立场，中等强国倾向于支持禁止核武器的扩散，保持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削减政府间债务和禁止杀伤性地雷等，这些都是一些非核心问题，或者至少没有触碰超级大国的生存利益。1998年，8个非政府组织合力组建“中等强国倡议”，以争取中等强国在努力禁止核武器扩散方面的作用。这些组织认为，中等强国是“经济、政治地位值得一提，受国际尊重并反对核武器竞赛的国家”。

　　以韩国为例，中等强国的概念为外交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引导框架和规则。通过该概念，韩国政策制定者想在理论方面创造突破，在国家能力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确定各种外交活动的目标、本色和新游戏规则。可惜的是，更迭频繁，韩国没能一以贯之地实施这些内容。凭借最近的斡旋朝鲜问题，文在寅总统时期的韩国正体现了一个中等强国的各种特点。很显然，如果没有韩国的主动协调，美国和朝鲜之间就不可能达成2018年6月12日新加坡美朝峰会这样的战略妥协。

　　中等国家积极表达对许多国际、地区问题的观点立场，尤其是像南海等各种热点问题。这些国家将不接受大国间斡旋提出的措施。这也正是东盟各国重视各种多边协议、机制的原因，在法律、开放、容纳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秩序，其中东盟发挥中心作用。在协助提高能力方面，像印度、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中等国家为地区沿海各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中等强国的本色及其“定名”

　　如上所分析，中等国家最明确的特点是特别重视以下价值，即和平、对话、尊重法律、调解、妥协和多边体制。如果比较起来，大国在多边主义上更倾向于有选择性和实用方针。例如，尽管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但美国仍向伊拉克(2003年)和叙利亚(2017年、2018年)发起军事进攻;中国对2016年菲律宾诉华南海仲裁案采取“三不”(不承认仲裁庭、不接受和不执行其裁决)。单边主义主要是大国的“产品”，并常常不会得到中等国家的支持。

　　在另一个极端，小国对各种多边调解比中等国家更为谨慎，原因是担心国家主权受到影响，落实各项承诺的能力有限。统计表明，像瓦努阿图、哥斯达黎加、加蓬等小国，似乎没有参加任何多边机制。显然也有例外，如新加坡或奥地利，在领土面积和人口方面是小国，但非常活跃。另一个例子是梵蒂冈，仅有44平方公里的国家，但对许多国家有巨大影响，在全世界有超过10亿天主教信徒。中等国家总体上看重视多边机制、联合国的作用，但仍有个别国家因考虑特殊利益而成为例外。如土耳其极具争议地运用联合国宪章第51条，在叙利亚领土上发动“橄榄枝行动”军事战役(2018年)。

　　在考察各中等强国实践的过程中，许多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以下两点：

　　首先，在称谓方面，中等强国的概念不带有正式性，不具有法理价值。在联合国宪章等正式文本里，中国、美国不是超级大国(5常)，日本不是大国(尽管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老挝不是小国(尽管定名为规模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韩国学者都不想将其作为正式概念使用，而只是作为一个半正式、内部的框架，以便帮助描述各种外交活动规格。在外交界，“中等强国”比“中等国家”的概念更为敏感。在准则方面，在国际法律面前，所有国家一律平等。按照实力等级分类，是为方便理解现象背后的实质，而不是正式定名。小国、中等国家还是大国，主要旨在对目标、奋斗方向进行定位，以及选择相符的外交应对方式。民族自卑，自认为弱小，或称霸、沙文主义，都是需要避免的极端方式。

　　第二，实践始终比一切理论都要生动。例如，上述各种理论未考虑国际体系中各种非国家主体在能力、行为和本色三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不少场合下，一个组织，甚至是一个人，可能对国际体系造成比一个国家还要巨大的影响。例如，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使美国的战略方向在布什总统执政不久后发生重大转向。许多跨国公司的营业收入比不少国家的GDP数额还要巨大。在当今世界最富有的100个实体中，有69个是公司，只有31个实体是国家。世界前10名的公司，总营业额超过中国的GDP。沃尔玛连锁超市比西班牙、澳大利亚和荷兰都要富裕。壳牌、苹果和沃尔玛三家公司的财产超过世界上其它180个国家的总和。根据总部设在英国专门跟踪各种南方问题的机构“全球现在正义”(Global Justice Now)的统计，公司在榜上占多数，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在讨论和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是，2030年后越南能否成为中等强国?与当前阶段相比，届时的外交行为将有点什么新东西?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集中阐述以下三项主要内容：(i)理论基础;(ii)区域和世界的实践联系;(iii)越南发挥中等强国作用的可行性及存在的问题。

　　1理论基础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中等强国是国际权力天平上的“中间”国家，在超级大国之下，但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国际事件。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波特罗(Giovanni Botero)认为，中等强国的概念起源于16世纪，是国家分析的一个基础。1815年巴黎会议上，中等强国开始发挥积极作用并被承认为国际体系中的一组典型国家。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中等强国的识别标准包括军事力量、国家能力、地缘战略位置以及国际领导力、引领能力和威信c。其他一些研究表明，应该更广泛地看待这个问题，集中到以下五个标准：(i)国家能力;(ii)世界秩序中的地位;(iii)国家社会组织的价值准则;(iv)国内各阶级和阶层的主要利益;(v)独特的外交政策d。这些标准是基于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研究中许多学派的理论而提出来的。其中，现实主义学派重视国家能力、等级这类标准，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合作，新葛兰西学派(neo-Gramscian)强调各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相对作用和地位，而建构主义学派强调一些具有准则性的本色和价值。

　　为简化问题，应该在综合运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确定中等强国的基本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国家力量和能力;外交行为、应对处置和国际威信;本色和价值。基本上，一个国家如果力量和影响力在超级大国之下但比其它国家稍微好一些，外交行为不过于激进，雄心勃勃但处于消极防御，并代表着某些本色，就可以被视为中等强国。

　　更具体地说，就国家实力和能力而言，主体标准包括国内社会政治能力、国际政治、人口、经济、军事、农业、能源、科学技术、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在这些方面，研究人员“量化”细节并“排列”一个国家的实力和能力。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亚洲权力指数”部所提出的实力评估内容多达114项。如果一个国家达到中等以上水平的大部分指标，就很有希望加入到中等强国集团。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实力与将实力转化为具体能力的能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实力不是一个只具有绝对意义的概念，还有相对意义，这取决于在每种具体情况下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相关性。胡志明在《弈棋》诗中提到“卒”和“车”的作用。在假定遭到攻击的情况下，伊朗、朝鲜可以选择“非对称战略”，瞄准对手的基础设施和重要网络控制系统，用电子战进行反击，避免孤注一掷的应对。

　　在行为方面，根据库珀(Cooper)、黑格特(Higgott)和诺萨尔(Nossal)的说法，一个国家能否被视为中等强国，主要取决于外交应对的方式。因此，中等国家倾向于重视多边调解，并积极参与解决共同问题的国际解决方案。

　　中等强国的外交应对需要在特定背景下加以考察，即这一组国家的重要作用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必须通过主观努力来肯定自己。较大的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并不总是承认较低国家在权力等级中的作用。例如，最近几届美国政府仍未将土耳其视为地区强国，让其在中东战略中发挥与之相称的作用。欺压，甚至是“打劫”，对超级大国来说，也是一种自然趋势和“规则”。例如，澳大利亚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创始成员，但这个中等国家必须将引领地位“让给”美国和更大的国家。

　　中等国家通常对外交有积极意义，参与解决共同问题，而不仅仅将关注度缩小到切身问题上。中等国家不干涉任何国际冲突，但常常更有政见或实际参与频率高于具有类似特征(如收入水平相当)的非中等强国。另一个相关方面是，中等国家倾向于通过多边调解和体制，通过与具有相同观点的国家协调，找到减少冲突的方法。

　　中等强国重视稳定因素并支持现行国际体系的合法性。稳定目标的优先顺序源于能力因素。如果系统层面存在不稳定的情况，中等国家将面临许多困难，并不排除无法保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此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中等国家，都能从现有体系受益，因此没有理由通过倡导系统变化来进行挑战。中等国家支持体系内的而不是整个系统的变化。

　　对于很少挑战或协调改变全球现状的行动，中等国家倾向于支持系统层面的力量平衡。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国家可能有能力影响该系统，但不被归类为中等强国，如巴基斯坦(可能拥有核武器)或叙利亚(被指控拥有和使用化学武器)。一些西方学者将民主因素作为确认是中等国家的一个标志，理由是民主国家间往往很少制造相互冲突。根据这一标准，这些学者不会将朝鲜、古巴和一些中东国家列入中等国家集团。

　　中等国家特别重视国际法，认为它是确定和确保国家利益的关键工具。如果国际法无法帮助实现这一目标，那么中等国家就会优先制定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行为准则，其中包括各大国都认可的准则。虽然法律很重要，但中等国家在运用规制的过程中也有一种现实的方法(预期管理)，反映在事务的选择、斗争中的时间点和法律层面，保卫国家利益，尤其是涉及大国时。

　　在本色和价值方面，有意见认为，是否在确定大国和小国之后，其余的国家都是中等国家。显然，根据中等强国或中等国家的标准，这不是一些“平平”的国家，缺乏本色，只提倡“以和为贵”。为区分中等强国与其他国家，研究人员通常依据以下特征：

　　首先，中等强国高度重视外交作用。

　　第二，中等强国支持采取多边方式，动员有相同观点的国家，重视国际法、行为原则、有准则性的价值观，反对单边主义和强加的态度。

　　第三，参与许多国际问题，但中等强国往往选择“知己知彼”的外交风格，根据自己的力量来选择问题、选择时机、立场谨慎。除了原则问题之外，中等强国还可以在做出决定之前灵活地考虑具体情况，即具有将原则应用于实践的幅度，而不是过于僵化和刻板。当然，小国也会选择这种风格，另一点是中等国家也会像小国一样，收缩并选择消极“防御”、“绝对中立”方式。

　　第四，如上所述，中等强国不挑战和改变现状，不彻底修改或改变国际体系，但支持体系内的改组和改革。

　　在分类方面，学者爱德华·乔丹(Eduard Jordaan)认为，中等强国可以分为两组：传统中等强国和新兴中等强国。尽管有许多共同点，但这两个群体也存在差异。下表列出了这些突出差异：

　　因此，无论是传统中等强国还是新兴中等强国，成为中等强国的标志往往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因素，即内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国家社会的组织程度，以及外部的外交地位和作用。从影响来看，中等国家不如超级大国，但略高于其余国家。总之，评估一个国家是否是中等强国的基本标志，包括其实力、能力、外交行为、影响水平和本色等在国际体系中的排名等级。

　　2实践联系

　　最近各种研究中提到的典型中等强国，包括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韩国、巴西、南非、土耳其、印尼和越南。在本地区，韩国和澳大利亚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提及最多的两个国家。

　　由于有许多深入的研究，例如申东民关于韩国、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关于澳大利亚、安德鲁·卡尔(Andrew Carr)关于加拿大等国的研究，受本文框架的限制，本节集中说明上述理论框架，尤其是能力、行为和本色三个标志。

　　(一)全球力量对比中的中等强国

　　为证明中等强国的实力，研究者常常援引G20集团，成立于1999年，包括G7集团的7个国家，其它13个成员国为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印度、印尼、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土耳其和欧盟。20国集团的成立可以视为全球权力天平出现变化的“最生动”体现。通过20国集团这个组织，中等国家从此可以对制定议事日程或集合力量的过程有值得一提的影响，该过程不再是大国的垄断产品。此前，在上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已经通过支持在共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方式，在美国和欧盟、美国和日本贸易关系中发挥协调作用。很多意见认为，20国集团正是作为头等发达工业体的7国集团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组织77国集团相加的结果。20国集团成立以来，已经达成了许多重要协议，在许多国际金融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对内容和合作规格进行协调，反映了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两个集团的利益。

　　如果日本、印度、印尼和澳大利亚四个中等国家加起来，将有人口16.4亿、GDP9.13万亿美元和国防支出约1230亿美元，可以与美国3.16亿人口、16.78万亿美元和6402.1亿美元国防支出，中国13.6亿人口、9.18万亿美元和1886.4亿美元国防支出一较高下d。从能力角度看，在许多情况下，超级大国仍需要让一组中等国家发挥作用，以处理各种地区问题。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向印尼外长马尔迪·纳塔勒加瓦(Marty Natalegawa)提出建议，要印尼在解决南海问题中发挥“领导”作用。马尔迪外长后来解释这里的“领导”作用不意味着将侵入其他国家的作用和利益场，而是努力引导避免出现过于偏向任何一个争端方的情况。美国方面的意思是印尼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与美国更紧密合作，但不是美国在地区的代理国家。美国选择印尼，是认为它是中等国家，有“谨慎”、“平衡”的观点，与争端没有直接联系并有外交能力。

　　实践也表明，超级大国和大国有能力设立国际制度，引领各种合作进程，但如果没有中等国家的积极参与，这些制度将难以长期运行。在建设地区安全架构的过程中，中等强国和东盟(扮演一个中等强国的实体，目前经济规模列第7位，预测至2050年将升至第4位)是值得一提的因素。通过发挥东盟的中心作用，与包括各大国在内的其他各国努力斡旋、协调东盟的利益，由此体现中等强国的作用。从大国方面来看，本着“责任分散”的目标，争取各国，其中有各中等国家，特朗普政府正在建议各地区的“同盟”和“合作伙伴”发挥更多作用、做出更多贡献。中国也明确表示，有寻求合作伙伴展开和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如果没有各国尤其是中等强国和东盟的参与响应，这两个倡议都难以行稳致远。

　　为进一步揭示亚洲中等强国在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作用和影响，印度学者巴杰帕伊(Chietigj Bajpaee)举了三个例子：(i)尽管是胜诉方，菲律宾突然不再要求落实南海仲裁案的判决，使该法理过程严重受阻;(ii)尽管受到来自国内许多组织的压力，韩国仍然决定部署萨德系统;(iii)印尼在国防战略中按照海洋方向优先做出重大调整。该学者认为，与冷战时期相比，当前阶段中等国家更加独立并有更多的行动空间。巴杰帕伊还认为，越南是亚洲“战略改变动力的制造国”之一。

　　(二)中等强国的普遍行为

　　中等强国常常努力在更富有、实力更强大国家和较穷、较弱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韩国在加强欠发达国家与20国集团、G7/8集团或金砖国家组织之间的南北合作方面发挥促进合作联通的作用。

　　在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如上所分析的变化的背景下，中等国家的联通、调和作用就更显重要。与此同时，由许多大国支配的各种现行国际体制对上述变化的反应常常滞后。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未能反映新兴国家在管理、成员和投票机制中的作用。现行体制不改革或者迟缓改革，后果是新兴国家可能站出来创立新体制。例如，中国在亚洲开发银行之外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从维持现行秩序的需求出发，一些新体制的标准，如环境标准定得过低，或者带有排除现行体制的性质，使中等国家将面临不利局面。

　　关于在具体问题上的立场，中等强国倾向于支持禁止核武器的扩散，保持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削减政府间债务和禁止杀伤性地雷等，这些都是一些非核心问题，或者至少没有触碰超级大国的生存利益。1998年，8个非政府组织合力组建“中等强国倡议”，以争取中等强国在努力禁止核武器扩散方面的作用。这些组织认为，中等强国是“经济、政治地位值得一提，受国际尊重并反对核武器竞赛的国家”。

　　以韩国为例，中等强国的概念为外交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引导框架和规则。通过该概念，韩国政策制定者想在理论方面创造突破，在国家能力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确定各种外交活动的目标、本色和新游戏规则。可惜的是，更迭频繁，韩国没能一以贯之地实施这些内容。凭借最近的斡旋朝鲜问题，文在寅总统时期的韩国正体现了一个中等强国的各种特点。很显然，如果没有韩国的主动协调，美国和朝鲜之间就不可能达成2018年6月12日新加坡美朝峰会这样的战略妥协。

　　中等国家积极表达对许多国际、地区问题的观点立场，尤其是像南海等各种热点问题。这些国家将不接受大国间斡旋提出的措施。这也正是东盟各国重视各种多边协议、机制的原因，在法律、开放、容纳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秩序，其中东盟发挥中心作用。在协助提高能力方面，像印度、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中等国家为地区沿海各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中等强国的本色及其“定名”

　　如上所分析，中等国家最明确的特点是特别重视以下价值，即和平、对话、尊重法律、调解、妥协和多边体制。如果比较起来，大国在多边主义上更倾向于有选择性和实用方针。例如，尽管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但美国仍向伊拉克(2003年)和叙利亚(2017年、2018年)发起军事进攻;中国对2016年菲律宾诉华南海仲裁案采取“三不”(不承认仲裁庭、不接受和不执行其裁决)。单边主义主要是大国的“产品”，并常常不会得到中等国家的支持。

　　在另一个极端，小国对各种多边调解比中等国家更为谨慎，原因是担心国家主权受到影响，落实各项承诺的能力有限。统计表明，像瓦努阿图、哥斯达黎加、加蓬等小国，似乎没有参加任何多边机制。显然也有例外，如新加坡或奥地利，在领土面积和人口方面是小国，但非常活跃。另一个例子是梵蒂冈，仅有44平方公里的国家，但对许多国家有巨大影响，在全世界有超过10亿天主教信徒。中等国家总体上看重视多边机制、联合国的作用，但仍有个别国家因考虑特殊利益而成为例外。如土耳其极具争议地运用联合国宪章第51条，在叙利亚领土上发动“橄榄枝行动”军事战役(2018年)。

　　在考察各中等强国实践的过程中，许多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以下两点：

　　首先，在称谓方面，中等强国的概念不带有正式性，不具有法理价值。在联合国宪章等正式文本里，中国、美国不是超级大国(5常)，日本不是大国(尽管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老挝不是小国(尽管定名为规模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韩国学者都不想将其作为正式概念使用，而只是作为一个半正式、内部的框架，以便帮助描述各种外交活动规格。在外交界，“中等强国”比“中等国家”的概念更为敏感。在准则方面，在国际法律面前，所有国家一律平等。按照实力等级分类，是为方便理解现象背后的实质，而不是正式定名。小国、中等国家还是大国，主要旨在对目标、奋斗方向进行定位，以及选择相符的外交应对方式。民族自卑，自认为弱小，或称霸、沙文主义，都是需要避免的极端方式。

　　第二，实践始终比一切理论都要生动。例如，上述各种理论未考虑国际体系中各种非国家主体在能力、行为和本色三方面的作用。实际上，不少场合下，一个组织，甚至是一个人，可能对国际体系造成比一个国家还要巨大的影响。例如，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使美国的战略方向在布什总统执政不久后发生重大转向。许多跨国公司的营业收入比不少国家的GDP数额还要巨大。在当今世界最富有的100个实体中，有69个是公司，只有31个实体是国家。世界前10名的公司，总营业额超过中国的GDP。沃尔玛连锁超市比西班牙、澳大利亚和荷兰都要富裕。壳牌、苹果和沃尔玛三家公司的财产超过世界上其它180个国家的总和。根据总部设在英国专门跟踪各种南方问题的机构“全球现在正义”(Global Justice Now)的统计，公司在榜上占多数，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32030年后越南外交的相关问题及建议

　　(一)为什么以2030年为界?

　　从理论上讲，按计划(如5年计划或10年计划)的思维有一个优点：即确定清楚的目标和实施路线图。定量和设置期限，将为各机构、组织更容易地确定决心水平和保持落实节奏奠定基础。从目标到路线图将方便评估工作完成程度。该方法的缺点是对形势变化的反映不够灵活。例如，如果地区或世界发生危机，国家各项经济目标将难以达成。反之，如果出现各种有利因素，如早于预期的签署各种贸易协定，则经济路线图和目标需要作出大幅的调整。制定计划的方法如果根据形势变化加以灵活的调节，更能发挥效果。

　　实际上，设定目标而没有过于具体的期限，是比较普遍的划定规程。例如，中国将成为网络空间超级大国的目标时间点“宽松地”设定为未来10年。美国特朗普总统要“使美国再次伟大”，含义是在其任期内将实现这一点，但没有明确说到那一年，是为需要时预留政治退路。

　　国际经验表明，设定从短期到中期的各种目标也必将普遍化。马来西亚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接近1万美元(2016年)，于是将目标确定为到2020年成为经济方面的发达国家。世界银行将人均收入12200美元以上作为高收入水平。如果按购买力(PPP)计算，2016年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已经相当于葡萄牙、希腊，在智利、阿根廷和土耳其之上。再如，由于当前越南和韩国贸易额年增长约43%，两国很容易将双向贸易额目标确定为从目前的600亿美元提升至2020年的1000亿美元。

　　越南的实践表明，2016年越共“十二大”还未将2020年确定为现代工业国家的时间点，而只是提出“尽早”实现这一目标。2018年3月22日关于国家工业发展政策制定方向的第23号决议就选择2030年作为截止时间点，并展望至2045年。

　　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议事章程，共包括17项目标，旨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和确保繁荣。越南计划投资部将2030议事章程引入本国，咨询并起草《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事章程国家行动计划》(NAP)，提交政府总理批准。越南外交部以2030年作为截止时间，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如《至2020年融入总体战略及至2030年展望》、秘书处关于至2030年加强并提高多边外交的指示等。

　　从当前至2030年为中期时间段，与各种战略计划相符，对提出合理目标不算很长远和太困难。

　　(二)越南为什么可以成为中等强国?

　　如上所述，评估一个国家属于中等强国集团与否的三个首要标志是国家实力—能力、外交行为/应对方式—国际影响、国家本色。越南的相关情况如下：

　　1、实力—能力

　　许多预测指出，越南2030年后可能进入世界前20强经济体的行列。例如，根据“普华永道”(PWC)的预测，至2030年，越南在各经济体中可列第29位，超过荷兰;至2050年，还可能上升至第20位，超过加拿大和意大利。根据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评估，2018年越南在亚洲国家的能力总体排名中可列第13位。

　　越南目前的人口在全世界列第14位，至2030年目标是全国保持稳定的生育水平，届时达到1.04亿人。越南处在人口黄金期的后一阶段(10~24岁人口占40%，至2030年将加入劳动大军，在创造力方面较具优势)。如果人口增长比例适当，人口黄金期还可以延长。人口不仅体现市场规模、人力资源，而且还是“民富国强”的基础。波士顿咨询机构预测，2020年后越南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将翻倍。按照这一趋势，至2030年，越南过半人口将属于中产阶级。

　　自2012年以来，越南经济体迈入稳定、恢复和发展阶段。GDP增速从2012年5.25%上升至2017年的6.81%，在亚洲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消费价格指数从2011年18.13%下降至2012的6.81%、2017年的2.6%(平均3.53%)。在经济稳定的同时，越南的经营投资环境也有明显的改善，投资经营环境在190个国家中的排名由第82位上升至68位，进步14位;在13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竞争力排名从第60位上升至55位，提升5位。越南银行体系的展望评估也从“稳定”上调为“积极”。贸易自由使越南的进出口额在2017年升至近4250亿美元，与10年前加入WTO时相比增加了3倍。在争取各种机会，尤其是新型自贸协定中，获评为开放度巨大和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对于工业革命4.0和新类型经济，如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尽管面临许多挑战，但也有一些希望，位于互联网增速居世界首位的地区，越南近年来电子商贸每年增长35%，是日本的2.5倍。

　　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越南已经通过推进模式改革，争取世界经济重心自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过程中的有利形势，有意识地摆脱“转型过程中的瓶颈”状态或中等收入陷阱。

　　除了经济和军事(有评价为世界前20强军队)d这些“硬”因素外，创新指数也是用来评价国家能力的一个首要基础，特别是在科学革命4.0正在进行的背景下。在最近的5~6年，在ISI杂志上发表的越南科学论文数量增加了20%。尽管还较有限且出发点不高，但越南登记的新专利近5年增长了60%。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康奈尔大学(美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法国)联合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lobal…Innovation…Index…2017，简称GII…2017)，越南属于比较抢眼的国家，从128个国家和经济体的第59位，上升至127个国家和经济体的第47位，提升了12位。这是越南有史以来的最高排名，在中低收入国家中排名第一。正是因为这种创新潜力，最近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选择越南作为技术创业国家，例如，美国仪器技术公司(Alt…Inc)在越南建设亚洲最大人工智能(AI)研发中心项目。尽管还有许多挑战，越南的许多创业项目在地区和世界上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评价。

　　总之，在能力上，从经济贸易、人力资源、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看，越南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可能实现在2030年后成为一个中等强国的目标。

　　2、外交行为/应对方式—国际影响

　　越南确立成为中等强国的目标，不意味着越南强调权力/实力要素或在外交舞台上的排名。国家能力与责任密切联系在一起。首先是对各种共同问题的责任，如维和、环境保护、反恐、抢险、防疫。责任还通过在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作用和贡献来体现。越南是东盟中的积极、主动成员，经常在联合国所属机构中担任职务。越南可以朝着做出更多贡献的方向，重新调整增长区(CLV)框架中的各项合作计划。在经济方面，圆满实施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越南可以从一个受援国逐步转变地位，向其他各国提供援助。

　　下表显示出越南在多边外交中是特别活跃的国家，在中等国家中位居前列。越南的现代多边外交意识始于1945年的8月革命及革命后阶段，同时对付各势力;在日内瓦和谈(1954年)、巴黎和谈(1968~1973年)期间，越南积累了许多的外交宝贵经验，包括得与失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联合国1945年成立后不久，越南就申请加入。接着是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谈判，于1991年结束。

　　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越南积极寻求新多边方向。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1997年，越南主办第七届法语国家峰会。加入东盟3年后，越南于1998年担任东盟主席国。2007年加入WTO，2007~2008年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2010年担任东盟轮值国，2006、2017年主办APEC会议，2018年主办GMS会议，这些活动体现了越南多边外交在不段成长。越南还在争取担任2020~2021年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2017~2018年，越南连续两年获邀参加七国集团峰会。

　　除参与上述倡议、活动和事件外，越南还积极参与议会交流(例如AIPA)、党际外交(左翼党代会、世界工人运动)、人民外交(东盟人民论坛，各种和平进步运动)，中央到地方各层级的(亚洲城市协会)、组织(行业协会)和企业(CEO峰会、展销会)。

　　这些活跃和积极行动表明，越南承诺并重视多边主义，多方向、层级、领域的互联互通，由此既实现国家利益，又表现出对共同利益的作用和贡献。具体来说，越南已经发挥以下作用：(i)促进合作(例如，接纳柬埔寨加入东盟，接纳美国、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ii)协调(东盟—中国关系协调国、东盟—美国关系协调国，在联合国、区域和次区域的多个论坛发挥协调作用);(iii)提出倡议(例如，在联合国、APEC、东盟、次区域合作中提出多项倡议)。

　　在多边外交方面，越南重视以下组织和应对原则，即独立主权、平等互利、开放、包容和自愿。

　　不仅限于多边层面，秉承中等国家外交的活跃、“开路先锋”、“规则制定”的精神特征，越南编织了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与多国实现利益多方、多样化交织。体现在下表中：

       3、越南本色—品牌

　　越南比较好地处理了融入与维稳、创立本色之间的一系列关系。通过实现各项对内和对外目标，世界已经知道越南是这样一个国家，即独立、自主、自力、自强，爱好和平、公理，与邻国、地区关系优先，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发挥中心作用，坚持开放思维，深广融入、互联互通，在法律基础上，可持续发展，人文、社会公平、民主和文明。据此，越南不像一些学者和部分国际传媒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微型中国，或者按照哪一个国家的模型进行翻版。

　　由于多年来坚持公平，越南在促进多边、次区域的合作中，已经取得了地区和国际越来越高的信任。倡导和平、稳定、发展等一些被广泛接受的利益和价值观，使越南可以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引领一些合作进程a。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越南已经明确表达政见，如支持非核化，支持新型贸易自由，重视在法律基础上建设地区、国际秩序。

　　在双边层面，越南努力解决了不结盟政策与建立名副其实的朋友、伙伴关系之间的一系列细腻、敏感的关系。这表明，越南采取积极而谨慎且巧妙的方法和选择，与一个中等国家的特点相符。

　　越南已经建立起尊重共同游戏规则和价值准则的一贯国家形象。例如，对于湄公河问题，作为最下游的国家，在良好惯例和国际法，同时尊重流域其他国家正当发展利益的基础上，越南表达了捍卫旨在保障水资源安全和公平、合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原则。对于南海问题，越南坚持坚决保卫“主权”的原则，但随时释放合作善意，以随时处理各种共同挑战，秉承尊重国际法的精神，其中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积极参加行为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支持保护“共同利益”，如环境、渔业资源、安全和“航行自由”。

　　越南的外交品牌可能是在应对行为中一贯坚持、重视各种准则价值，如和平、对话、平等，但必要时同时坚决斗争，以保护正当利益。这些与上述中等国家的标准相吻合。

　　(三)建议

　　在2016年的第29次外交会议上，阮春福指示外交部门要使国家的战略优先内容定型，并为新时期外交领域确立一种战略思维。因此，越南要参加各种国际规则制定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便为国家创造“势”(阵地)和“力”。很显然，越南外交要像2015年关于融入国际的第22号决议中所提出的那样，继续展现远见，提高效果。

　　首先，在问题提出方法上，需要避免两种极端思想，要么认为国家体量小、自卑，不敢提出倡议、首倡、出头，要么认为越南正处在“时代巅峰”，是“典范”国家、“先锋”国家。与此同时，上述提到的中等国家或中等强国，不是正式称谓，而只具有对各种外交活动的一种内部启发作用。

　　为实现中等国家目标，越南外交要始终先行一步，作用和效果要进一步提高。具体是，在外交活动中，应该考虑建立一种类似投资中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指数，以便实质评估各种关系。需要创造各种持久要素，其中重要的是在满足彼此要求的基础上，形成利益的紧密交织。为各种关系建立巩固持久的范式，同时增强面对变化的调整、适应能力。

　　其次，在多边外交方面，即便在有严重分歧时，越南也要建设首倡能力，大胆提出倡议、随时引领，改善能力，快速应对管控危机，调解利益。这些有助于越南继续提高作为中等国家的作用、地位和保障利益。多边外交是一个有效工具，但需要能力建设，以便能有效处理该工具的复杂性质。例如，在南海问题上，对于原则保障，东盟4个声索国和其余6国仍需要协调、平衡利益，在东盟和中国之间需要逐步消除分歧。

　　越南需要继续坚持东盟(一个中等实体)优先原则，将一部分本色与东盟本色紧密结合起来。极力主张澳大利亚发挥中等强国作用的首位政治家、澳大利亚原外长加雷斯·埃文斯认为，如果集合起组织力量，东盟完全可以发挥中等强国的作用并更有效地处理与外部强国间的关系。菲律宾前外长罗萨里奥(Del Rosario)建议东盟重新定义该协会的领导作用其中人口最多的“三驾马车”，即印尼、菲律宾和越南发挥引领作用。在加入东盟20年后，在东盟需要更快速应对形势变化的背景下，到了越南该考虑的时候了。以2017年APEC会议为典范，将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完美结合起来，是一个合理的方向。根据许多中等国家的经验，越南可以运用“双重防御”战略，包括对伙伴和对象的直接外交干预，形成经济方面的相对相互依赖，在利益深度结合的基础上，既从内部进行硬平衡(提高硬实力)，又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关系达成软平衡a。如果不置身APEC、东亚峰会和东盟中并发挥主动和积极的作用，越南将难以引起美国和中国的进一步关心。

　　越南需要与各中等国家加强合作，更实质性紧密结合，即实行“横向”合作。罗里·梅德卡尔夫(Rory Medcalf)和拉贾·莫汉(C Raja Mohan)两位学者建议地区中等国家应加强合作，以减少来自美中竞争的不利影响。这些学者认为，印度、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尼和越南应加强相互配合，按照民主化的方向，提出国际规则改革，以更好地反映中等国家的权利、义务和利益。

　　最后，在国家本色方面，越南应该进一步使越南形象和品牌(nation-branding)更加明确清晰。品牌不是为了出口，而是为创造有利竞争态势，增加自身与各伙伴的附加值。最近一些国家重视越南作为一个国家的模式、本色，即独立自主，与各国，包括各大国之间关系良好，积极融入地区和世界，首先是在东南亚地区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从中等国家的角度看，该模式仍需继续完善，提高效果和稳固性。

　　4结 论

　　总之，理论和实践联系表明，越南将充分汇聚各种基本条件(能力、行为、本色)，以便可以提出成为中等强国的目标，并在2030年后像一个中等强国那样发挥作用。从本质上看，这是希望越南继续保障各项安全目标、发挥影响，使发展上新台阶。提出中等强国的目标将导致越南外交做出一些调整，在继承并学习一些好经验和习惯的基础上，在中期内建设一种可行且合理的模式。

　　黎庭静，越南外交学院南海院院长，博士。译者左荣全，越语语言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越南古代文史、语言文字、军事理论及越南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