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罗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是一场目标与手段错乱的豪赌

　　在关税和伊朗核谈判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真实意图尚不明朗。

　　唐纳德·特朗普或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总统，但他却承袭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悠久传统。“美国优先”或许是他的标志性口号——并且明确呼应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旨在使美国远离战火的运动——但实际上，它所体现的，正是自美国独立伊始直至19世纪多数时间里主导其外交政策的传统。我们从未奉行孤立主义，确切地说，我们是单边主义者。我们认为，结盟会束缚自身的手脚。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不愿受制于他国，尤其是欧洲列强，唯恐因此被卷入无休止的纷争。

　　商业利益指引着我们的方向。这不仅促使我们与世界各国交往，更意味着我们常常为了保护航运、开辟潜在市场或确保不被排挤出这些市场而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军事干预。无论是早年在“的黎波里海岸”打击巴巴里海盗，还是强行叩开日本的贸易大门，抑或是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中国，营救传教士并确保美国享有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商业准入权——在动用武力维护自身利益方面，19世纪的美国从不迟疑。我们所抗拒的，是加入全球性的同盟。

　　此外，尽管托马斯·杰斐逊坚信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但他并不主张将其强加于人。与杰斐逊相似，约翰·昆西·亚当斯也笃信美国的“例外论”，但也警示道，倘若试图将此推及他国，我们将反而会令自身迷失方向，背离初衷。正如他在1821年所言：

　　但她(美国)并不去国外搜寻并消灭怪兽。她是对所有人的自由与独立致以祝福。她仅仅是自身自由与独立的捍卫者和维护者。她将以其声音的威严和仁慈的同情，通过身体力行，为大众的事业奔走呐喊。她深知，一旦投身于非自身旗帜之下，即便是外国独立的旗帜，她都将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她或许会成为世界的独裁者，但她将不再是自身精神的主宰者。

　　唐纳德·特朗普或许不常强调美国的价值观，但他无疑会认同亚当斯的这一核心理念。若有人对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指导方针存有疑虑，那么他的阿拉伯湾之行便清晰地揭示出：商业利益便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此行并非着眼于构建安全框架或谋求地缘政治影响，而是旨在促成美国公司在能源、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投资，以及达成巨额商业交易。

　　特朗普有理由宣称，此行不仅会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更会在政治上有所斩获，进一步拉近海湾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武器销售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将限制中国在这些领域与美国在该地区竞争的空间。

　　换言之，特朗普的“贸易优先”方针，有望在阿拉伯半岛产生积极的政治效应。尤其是向沙特和阿联酋出售的大量军火，将使这些国家的军队在装备支援、零部件供应、维护保养乃至整套后勤保障方面，持续与美军保持紧密捆绑。

　　那么，特朗普总统是一位善于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吗?他当然深谙“筹码”的含义及其重要性。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将手段与目标相结合，而这首先需要明确的目标。

　　在这一点上，情况就显得不那么清晰了。以关税为例，它本身是手段而非目的。特朗普似乎有三个潜在目标：其一，调整贸易规则以获取更大的市场准入;其二，重塑经济结构以复兴制造业;其三，(或)为美国国库创收以弥补赤字并支撑减税。

　　第一和第三个目标尚有实现可能，但第二个目标——它体现了经济民粹主义的议程——几乎注定无法达成。特朗普总统惯用先漫天要价、再适度让步的策略，这一事实表明，无论其公开措辞如何，其真实目标在于重新平衡贸易条件并创造财政收入。平心而论，他或许能在这两个目标上取得显著进展。倘若收益足够可观，那么他所引发的种种波折或许也是值得的。

　　目标的不明确性，也可能影响他推动与伊朗就核计划达成协议的前景。总统宣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么，要实现这一目标，究竟需要什么条件呢?

　　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Mike Waltz)曾表示，伊朗必须拆除其全部核基础设施。而其继任者、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则提出了一个相对温和的目标，即伊朗可以拥有民用核计划，但不得拥有本土铀浓缩能力。总统的谈判代表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已放弃其最初关于允许伊朗进行低丰度铀浓缩的立场，目前与卢比奥国务卿的观点保持一致。伊朗方面则声称，他们不寻求核武器，并将削减其高浓缩铀库存，同时允许对其承诺进行核查，但不会放弃本土铀浓缩的权利。

　　尽管这意味着僵局，但仍有理由相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一方面，伊朗方面亟需达成协议。他们正面临严峻的经济困境、货币大幅贬值、水资源与电力短缺，以及因强制佩戴头巾问题而严厉镇压女性所引发的民众离心离德。

　　更糟的是，据称以色列已摧毁其关键的战略防空系统，而重建这些系统尚需时日，这使得伊朗的国防尤为脆弱。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也希望达成协议。贸易或许是他的首要议程，但结束战争——而非挑起战争——也是其紧随其后的优先事项。诚然，尽管他一再强调达成协议的渴望，但也同时威胁伊朗，若无法达成协议，后果将对其“非常不利”。

　　但在利雅得的演讲中，他仅仅提及通过切断伊朗石油收入来进行“极限施压”。总统在利雅得的演讲中，其口风似乎与(谈判代表)维特科夫在对待干涉主义者问题上的态度如出一辙，因此，他是否真准备对伊朗动武——无论是美国单独行动还是伙同以色列——依然是个未知数。

　　这或许可以理解。但如果他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进行本土铀浓缩，他就必须采取最有可能改变伊朗立场的手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出于对政权存续的根本考量，一直对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心存忌惮。如果特朗普真的准备动用武力摧毁伊朗的核基础设施——伊朗在过去40年间已为此投入了5000亿美元——这或许能迫使伊朗在铀浓缩问题上做出让步。

　　但毋庸置疑，伊朗人会竭力游说史蒂夫·维特科夫和特朗普总统，让他们相信坚持零铀浓缩将阻碍协议的达成，并可能引发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零铀浓缩”的要求是否仍会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其他确保伊朗被剥夺拥核选项的方式——尽管《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即奥巴马时期的核协议)只是推迟了伊朗的核能力发展，并未根除其拥核的可能——是否会成为新的谈判焦点?

　　理应如此。彻底剥夺伊朗拥核的选项，这应当是特朗普的目标。虽然终止伊朗的本土铀浓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但也存在替代方案——例如，大幅削减伊朗的铀浓缩基础设施规模，仅允许其保留少量用于研究目的的铀浓缩能力，限制离心机数量，并且不配备先进型号的离心机。

　　或者，协议可以要求立即将所有浓缩铀运出伊朗，从而使伊朗无法自行生产核燃料棒，只能依赖外部供应。这种方案意味着伊朗无法在其境内积累任何可裂变材料。这两种方案都需要极为严格的核查机制，并且不应设有“日落条款”。

　　缺乏明确目标并非特朗普政府的特例。事实上，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都时常因各种原因而缺乏清晰的目标：他们可能未能深思熟虑其目标的可行性(如巴拉克·奥巴马在利比亚问题上)，未能洞察其目标的长远影响(如乔治·W·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出于政治考量而设定目标(如林登·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或者目标设定过于宽泛以致难以落实(如特朗普在加沙问题上)。与历届政府一样，总统需要身边的智囊团协助，以确保其目标既符合国家利益又切实可行。

　　另一个可能对其外交方略构成制约的因素是：他习惯于本能地漫天要价，然后再做让步。其谈判对手势必会识破其套路并作出相应调整。话虽如此，特朗普本能地懂得如何运用杠杆。对他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将杠杆巧妙地施加于明确的目标之上，并全面运用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而非浅尝辄止或挂一漏万——来实现这些目标。

　　作者简介：丹尼斯·罗斯大使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顾问兼威廉·戴维森杰出研究员。罗斯大使拥有卓越的外交履历，曾任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核心区域事务的高级主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特别顾问、比尔·克林顿总统的中东问题特使，以及乔治·H·W·布什总统的政策规划主任。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在关税和伊朗核谈判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真实意图尚不明朗。

　　唐纳德·特朗普或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总统，但他却承袭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悠久传统。“美国优先”或许是他的标志性口号——并且明确呼应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旨在使美国远离战火的运动——但实际上，它所体现的，正是自美国独立伊始直至19世纪多数时间里主导其外交政策的传统。我们从未奉行孤立主义，确切地说，我们是单边主义者。我们认为，结盟会束缚自身的手脚。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不愿受制于他国，尤其是欧洲列强，唯恐因此被卷入无休止的纷争。

　　商业利益指引着我们的方向。这不仅促使我们与世界各国交往，更意味着我们常常为了保护航运、开辟潜在市场或确保不被排挤出这些市场而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军事干预。无论是早年在“的黎波里海岸”打击巴巴里海盗，还是强行叩开日本的贸易大门，抑或是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中国，营救传教士并确保美国享有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商业准入权——在动用武力维护自身利益方面，19世纪的美国从不迟疑。我们所抗拒的，是加入全球性的同盟。

　　此外，尽管托马斯·杰斐逊坚信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但他并不主张将其强加于人。与杰斐逊相似，约翰·昆西·亚当斯也笃信美国的“例外论”，但也警示道，倘若试图将此推及他国，我们将反而会令自身迷失方向，背离初衷。正如他在1821年所言：

　　但她(美国)并不去国外搜寻并消灭怪兽。她是对所有人的自由与独立致以祝福。她仅仅是自身自由与独立的捍卫者和维护者。她将以其声音的威严和仁慈的同情，通过身体力行，为大众的事业奔走呐喊。她深知，一旦投身于非自身旗帜之下，即便是外国独立的旗帜，她都将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她或许会成为世界的独裁者，但她将不再是自身精神的主宰者。

　　唐纳德·特朗普或许不常强调美国的价值观，但他无疑会认同亚当斯的这一核心理念。若有人对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指导方针存有疑虑，那么他的阿拉伯湾之行便清晰地揭示出：商业利益便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此行并非着眼于构建安全框架或谋求地缘政治影响，而是旨在促成美国公司在能源、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投资，以及达成巨额商业交易。

　　特朗普有理由宣称，此行不仅会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更会在政治上有所斩获，进一步拉近海湾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武器销售和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将限制中国在这些领域与美国在该地区竞争的空间。

　　换言之，特朗普的“贸易优先”方针，有望在阿拉伯半岛产生积极的政治效应。尤其是向沙特和阿联酋出售的大量军火，将使这些国家的军队在装备支援、零部件供应、维护保养乃至整套后勤保障方面，持续与美军保持紧密捆绑。

　　那么，特朗普总统是一位善于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吗?他当然深谙“筹码”的含义及其重要性。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将手段与目标相结合，而这首先需要明确的目标。

　　在这一点上，情况就显得不那么清晰了。以关税为例，它本身是手段而非目的。特朗普似乎有三个潜在目标：其一，调整贸易规则以获取更大的市场准入;其二，重塑经济结构以复兴制造业;其三，(或)为美国国库创收以弥补赤字并支撑减税。

　　第一和第三个目标尚有实现可能，但第二个目标——它体现了经济民粹主义的议程——几乎注定无法达成。特朗普总统惯用先漫天要价、再适度让步的策略，这一事实表明，无论其公开措辞如何，其真实目标在于重新平衡贸易条件并创造财政收入。平心而论，他或许能在这两个目标上取得显著进展。倘若收益足够可观，那么他所引发的种种波折或许也是值得的。

　　目标的不明确性，也可能影响他推动与伊朗就核计划达成协议的前景。总统宣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么，要实现这一目标，究竟需要什么条件呢?

　　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Mike Waltz)曾表示，伊朗必须拆除其全部核基础设施。而其继任者、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则提出了一个相对温和的目标，即伊朗可以拥有民用核计划，但不得拥有本土铀浓缩能力。总统的谈判代表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已放弃其最初关于允许伊朗进行低丰度铀浓缩的立场，目前与卢比奥国务卿的观点保持一致。伊朗方面则声称，他们不寻求核武器，并将削减其高浓缩铀库存，同时允许对其承诺进行核查，但不会放弃本土铀浓缩的权利。

　　尽管这意味着僵局，但仍有理由相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一方面，伊朗方面亟需达成协议。他们正面临严峻的经济困境、货币大幅贬值、水资源与电力短缺，以及因强制佩戴头巾问题而严厉镇压女性所引发的民众离心离德。

　　更糟的是，据称以色列已摧毁其关键的战略防空系统，而重建这些系统尚需时日，这使得伊朗的国防尤为脆弱。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也希望达成协议。贸易或许是他的首要议程，但结束战争——而非挑起战争——也是其紧随其后的优先事项。诚然，尽管他一再强调达成协议的渴望，但也同时威胁伊朗，若无法达成协议，后果将对其“非常不利”。

　　但在利雅得的演讲中，他仅仅提及通过切断伊朗石油收入来进行“极限施压”。总统在利雅得的演讲中，其口风似乎与(谈判代表)维特科夫在对待干涉主义者问题上的态度如出一辙，因此，他是否真准备对伊朗动武——无论是美国单独行动还是伙同以色列——依然是个未知数。

　　这或许可以理解。但如果他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进行本土铀浓缩，他就必须采取最有可能改变伊朗立场的手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出于对政权存续的根本考量，一直对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心存忌惮。如果特朗普真的准备动用武力摧毁伊朗的核基础设施——伊朗在过去40年间已为此投入了5000亿美元——这或许能迫使伊朗在铀浓缩问题上做出让步。

　　但毋庸置疑，伊朗人会竭力游说史蒂夫·维特科夫和特朗普总统，让他们相信坚持零铀浓缩将阻碍协议的达成，并可能引发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零铀浓缩”的要求是否仍会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其他确保伊朗被剥夺拥核选项的方式——尽管《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即奥巴马时期的核协议)只是推迟了伊朗的核能力发展，并未根除其拥核的可能——是否会成为新的谈判焦点?

　　理应如此。彻底剥夺伊朗拥核的选项，这应当是特朗普的目标。虽然终止伊朗的本土铀浓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但也存在替代方案——例如，大幅削减伊朗的铀浓缩基础设施规模，仅允许其保留少量用于研究目的的铀浓缩能力，限制离心机数量，并且不配备先进型号的离心机。

　　或者，协议可以要求立即将所有浓缩铀运出伊朗，从而使伊朗无法自行生产核燃料棒，只能依赖外部供应。这种方案意味着伊朗无法在其境内积累任何可裂变材料。这两种方案都需要极为严格的核查机制，并且不应设有“日落条款”。

　　缺乏明确目标并非特朗普政府的特例。事实上，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都时常因各种原因而缺乏清晰的目标：他们可能未能深思熟虑其目标的可行性(如巴拉克·奥巴马在利比亚问题上)，未能洞察其目标的长远影响(如乔治·W·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出于政治考量而设定目标(如林登·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或者目标设定过于宽泛以致难以落实(如特朗普在加沙问题上)。与历届政府一样，总统需要身边的智囊团协助，以确保其目标既符合国家利益又切实可行。

　　另一个可能对其外交方略构成制约的因素是：他习惯于本能地漫天要价，然后再做让步。其谈判对手势必会识破其套路并作出相应调整。话虽如此，特朗普本能地懂得如何运用杠杆。对他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将杠杆巧妙地施加于明确的目标之上，并全面运用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而非浅尝辄止或挂一漏万——来实现这些目标。

　　作者简介：丹尼斯·罗斯大使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顾问兼威廉·戴维森杰出研究员。罗斯大使拥有卓越的外交履历，曾任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核心区域事务的高级主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特别顾问、比尔·克林顿总统的中东问题特使，以及乔治·H·W·布什总统的政策规划主任。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