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美国优先”之下，世界秩序重塑：盟友的困境与中国的机遇

　　自上任以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持续冲击着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他挑战盟友与伙伴的主权，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夺取巴拿马运河。他发动的全球贸易战，旨在以牺牲所有贸易伙伴为代价，换取美国自身的利益。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特朗普政府还废止了美国国际开发署，背弃了两党长期以来对国际发展的承诺。他对乌克兰的政策更是如此：他非但没有利用美国的力量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反而试图强迫乌克兰接受和平协议。这种做法是在羞辱受害者，讨好侵略者。

　　特朗普信奉“强权即公理”。正如他今年四月在“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上所言：“谈判与成功的黄金法则就是：谁有黄金，谁就制定规则。”

　　二战后美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与机构，其初衷正是为了抗衡这种逻辑，确保强者不能为所欲为，弱者不必任人宰割。但特朗普对这类高尚情操嗤之以鼻。他的所作所为，反而印证了一种愤世嫉俗的观点：美国从来就不是它所宣称的那个利他且理想主义的大国。

　　对于那些仍然相信美国是个有原则、有担当的国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认知失调的痛苦时刻。特朗普政府的种种现实——蔑视国内外法律、霸凌盟友、撕毁协议条约、与独裁者为伍——都已昭然若揭，却又让人难以置信。一些观察家试图为他寻找看似合理的解释，幻想他是在下一盘“四维象棋”，那些骇人听闻的举动只是其宏大计划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抱着一丝希望，盼望在事态彻底失控前，会出现某个转折，让一切重回正轨。

　　但在当下，希望不过是一种危险的安慰剂。特朗普已成为华盛顿的新常态，至少在下一次总统大选之前，局势似乎看不到逆转的迹象。

　　但这不意味着美国的盟友就该屈服于特朗普的恐吓。他们可以携手合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共同应对来自华盛顿的破坏。那些认同美国曾经信奉但如今已然抛弃的价值观的国家，应当团结起来，维护这套秩序中依然有效的原则，对抗特朗普的蓄意破坏。正如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上周所说，美国的盟友应建立一个“不容霸凌”的国家联盟。

　　当“世界警察”离岗

　　在“美国优先”的时代，美国已不再是、也不再自诩为那个可靠的安全伙伴。世界各地的盟友已经认识到，他们必须为自身防务投入更多。他们需要更先进的武器系统、更充足的弹药装备储备和更多的兵员。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增强战略自主，尤其是在没有美国同意或合作的情况下独立行动的能力。他们还必须发展和加强与美国之外、志同道合国家的伙伴关系。

　　这些举措并非是对美国的排斥，而恰是特朗普政府言行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今年四月，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在一次采访中盛赞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尽管上世纪60年代华盛顿方面强烈反对，戴高乐将军依然确保法国对其所有军事能力(包括核武库)拥有完全主权。正如万斯所言，戴高乐明白，“欧洲永远充当美国的安全附庸，既不符合欧洲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华盛顿释放的信号已发生巨变。特朗普并非首位要求盟友增加防务开支的总统，但在许多盟友听来，他的潜台词是：你们最好多花点钱，因为你们很可能要独自面对威胁。

　　以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态度为例。在其第二任期的头几个月里，特朗普似乎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倒向俄罗斯，胁迫乌克兰接受普京想要的和平条件。然而，绥靖政策并未能结束战争。他最终可能与普京对峙，也可能任由乌克兰自生自灭。

　　对欧洲而言，除乌克兰外，最紧迫的威胁来自俄罗斯。然而，只要它们愿意，北约欧洲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加起来，足以匹敌甚至超越俄罗斯。正如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最近所质问的：“为什么5亿欧洲人需要3.3亿美国人来保护他们免受1.4亿俄罗斯人的攻击?”

　　北约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所有美国盟友，都已认识到增加军费的必要性。但在如何使用这笔钱上，华盛顿与盟国分歧明显。美国自然希望盟友购买更多美式武器。但盟友们担心，购买更多美式装备固然能取悦特朗普，却无法换来真正的独立自主。事实上，大量采购美国武器只会让购买国对美国更加依赖。

　　对美国的盟友而言，长远之计是拥有能够自主威慑侵略者的武装力量，这些武器最好是自主研发、本国制造，并且无须美国批准即可部署和使用。目前，这还做不到。例如，美国提供的F-35战斗机在功能上严重依赖美国的软件和备件，很难想象在未经华盛顿许可的情况下，这些战机如何能够投入或长期执行作战任务。

　　这种依赖在多数现代化武器系统中普遍存在，曾让美国盟友感到不满，但并未被视为致命问题，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孤军奋战。但如今，当白宫自己都要求盟友必须能够自保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此，欧盟近期公布的1500亿欧元国防采购计划将美国公司基本排除在外，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葡萄牙宣布放弃采购F-35，加拿大也在重新评估其88架F-35的采购计划。欧洲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筹集资金重整军备，更在于克服国家间的竞争，像1970年法德联手创建空中客车公司那样，合力打造几个国防工业的龙头企业。乌克兰则为欧洲(及美国其他盟友)提供了另一个鼓舞人心的范例：其国防工业不断生产出一款款具有颠覆性、充满创意且成本低廉的武器——正如乌克兰军队本周早些时候对俄罗斯空军基地发动的无人机突袭所证明的那样。

　　印太地区的困境与抉择

　　在欧洲，美国的盟友地理位置邻近，战略和经济联系紧密。但在印太地区，情况截然不同。一方面，中国相对于其亚洲邻国的实力，远超俄罗斯之于欧洲;另一方面，尽管特朗普让欧洲人担心被孤立，但他尚未暗示美国会放弃亚洲盟友。

　　焦点无疑是台湾，特朗普政府在此问题上释放的信号好坏参半。

　　尽管赫格塞斯在新加坡的言论充满火药味，但台湾对北京而言，远比对华盛顿更近、更重要。如果乌克兰战争都不是特朗普的战争(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恐怕更不会为了台湾而冒险与中国开战——即便是一场常规战争，也可能导致中美两国海军的大量损耗。中国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00多倍，能够比美国更快地补充战损。而中国一旦控制台湾，将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对“美国安全伞”和美国威慑力的彻底丧失信心，因为威慑力不仅取决于火力，更取决于意志。

　　尽管日本和韩国会立即面临威胁，但两国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提升自身防务。韩国已是重要的国防出口国，两国也都有美军重兵驻扎的基地。但如果它们对华盛顿在亚洲的作战意愿失去信心，这些基地反倒可能成为一种负担，使两国更难在未经美国同意的情况下自主处理国防与外交。万斯赞扬戴高乐时期法国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日韩。建立战略自主无可替代，两国甚至可能得出结论：拥有自己的核威慑才是最佳选择。

　　在亚洲其他地区，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立场多元，难以在国防上有效合作。老挝和缅甸等国已与中国关系密切，其他国家则在中美之间纵横捭阖以谋求利益。但如果美国撤出该地区，所有这些国家都可能落入中国的势力范围。

　　以菲律含为例，它是美国的条约盟友。随着北京在南海步步紧逼，菲律宾正日益感受到中国的侵犯。尽管美菲签有共同防御条约，但当中国建造人工岛并将其军事化，甚至与菲律宾船只发生直接冲突时，美国除了口头抗议，几乎无所作为。若缺乏美国坚定的支持，菲律宾将不可避免地被迫向中国的要求妥协。

　　近年来，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依赖与日俱增，而美国却变得愈发不可靠。这一矛盾在2021年“澳英美联盟”(AUKUS)安全伙伴关系成立时暴露无遗。澳大利亚取消了与法国合建12艘常规潜艇的计划，转而与英美合作建造8艘核动力攻击潜艇。然而，这些潜艇要到本世纪40年代才能服役。为填补空缺，美方同意在2032年左右向澳大利亚出售3至5艘“弗吉尼亚”级潜艇。但美国关于AUKUS的法案明确规定：除非总统能证明，出售这些潜艇不会削弱美国自身的水下作战能力，否则交易不得进行。鉴于美国海军目前短缺约20艘攻击潜艇，且其造船厂的产能仅为海军替换旧艇所需的一半，在“美国优先”的时代，澳大利亚似乎不太可能得到自己的“弗吉尼亚”级潜艇。

　　2021年AUKUS协议达成时，一位法国外交部长愤怒地表示：“澳大利亚为了安全而牺牲了主权。它很可能既失去主权，也得不到安全。” AUKUS潜艇协议或许能给其他盟友敲响警钟：主权和自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损害它们，后果自负。

　　重建贸易秩序：绕开“美国优先”

　　在贸易领域，特朗普同样试图颠覆现有的伙伴关系与联盟。他霸凌式的关税政策旨在彰显美国实力，迫使他国做出重大让步，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美国曾参与建立的贸易体系为代价的。特朗普在四月份曾吹嘘：“那些国家都在给我们打电话，对我阿谀奉承……他们渴望达成协议。”

　　根据我与特朗普打交道的经验，我的结论是：迎合他绝对是错误的做法。特朗普的真实意图是利用关税迫使生产线从世界各地转移回美国。当然，这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以加拿大为例，美国约40%的铝从加拿大进口。炼铝需要大量廉价能源，而加拿大丰富的水电资源使其能源成本仅为美国同行的三分之一。加拿大拥有天然的比较优势。特朗普若对铝征收50%的关税，只会抬高美国国内铝价，最终让美国铝生产商受益，而消费者和制造商则成为受害者。

　　特朗普不相信比较优势。在他的世界里，贸易逆差国就是输家，顺差国就是赢家。我记得2017年11月在马尼拉与他会面，当时我还是澳大利亚总理。他正为美国对华的巨额贸易逆差而苦恼，问我如果他禁止所有中国商品进口会发生什么。我平静地回答：“一场全球经济衰退。” 这或许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但世界其他国家不应让美国的政策将全球经济拖入混乱。

　　那些仍然信奉自由贸易的国家，需要共同努力，推动不含美国的新自由贸易协定(并扩大现有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就是绝佳的例子。特朗普2017年一上任就退出了其前身TPP，当时多数人认为该协定已死。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成员国也对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推进协议持怀疑态度，担心此举会激怒特朗普。我成功说服了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让他相信无需为此担忧。况且，美国有朝一日或许会改变主意;保留协议的框架，实际上就是为美国未来的回归保留了可能性。

　　就这样，TPP失去了一个成员，名字里却多了两个形容词，拥有11个成员国的CPTPP于2018年初正式诞生。如今，英国已经加入，包括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台湾在内的多个主要经济体也表达了加入意向。CPTPP是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促成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全球贸易协定。它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得以达成，并且超越了传统贸易协定，不仅降低商品关税，还就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数据流动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制定了有约束力的规则。它保障核心劳工权利，并要求各方避免以损害外国竞争对手的方式偏袒本国国有企业。CPTPP是对特朗普摒弃多边贸易领导地位的有力回击。其成员国证明了，他们可以降低受美国政治动荡和单边主义影响的风险，也表明全球规则的制定，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或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美国的盟友需要寻找替代方案，以摆脱对美国市场力量的依赖。欧洲国家已拥有庞大的自由贸易区，并正寻求建立更多贸易关系。正如马克龙五月所言，欧盟正寻求与东盟达成新的贸易协定，甚至可能加入或对接CPTPP。

　　美国在东亚的两个坚定盟友——日本和韩国——正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随着今年三月对特朗普关税的担忧加剧，三国外长同意就一项自贸协定展开“全面、高级别”的谈判，以期在华盛顿带来的动荡中建立“可预测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考虑到这三国间的历史宿怨，这即便并非特朗普有意为之，也算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信任的终结，与一个更黑暗的世界

　　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将使中国受益匪浅。中国一直对由美国及其美元主导的全球贸易金融体系感到不满。然而，这种主导地位的动摇，首要原因并非来自中国，而是特朗普自己。四月份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后债券市场的混乱表明，外界对美国稳定与实力的信心正在削弱。

　　想想特朗普对待澳大利亚的荒谬做法。美国对澳大利亚享有巨额贸易顺差;用特朗普的话说，美国在这段关系中早已“赢麻了”。澳大利亚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和贸易伙伴之一。然而，就在华盛顿试图联合盟友对抗中国之际，特朗普却选择对澳大利亚商品征收关税。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出口流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堪培拉将不愿再亦步亦趋地追随华盛顿。减缓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对澳大利亚资源的需求)几乎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特朗普并未假装他要实现公平贸易或公平竞争。他的目标是重塑美国工业，将工厂从中国、欧洲和东南亚迁回本土。他希望在逐步减少对世界其他地区承诺的同时，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美国选民最终将决定这些目标是否可行或值得，但美国的盟友们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长久以来，美国盟友对其价值观的信任，往往寄予了厚望。这种信任曾经真实存在，如今却在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特朗普带来的另一种“信任”：人们相信，华盛顿必将不择手段地动用其实力，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未来的美国领导人或许会努力重塑美国的道德领导力，但信任一旦失去，便难以挽回。贸易协定来来去去，但如果那座“山巅之城”的光芒只照耀美国人自己，那么特朗普将为世界其他国家拉开一个更黑暗时代的序幕。

　　作者简介：马尔科姆·特恩布尔，2015年至2018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自上任以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持续冲击着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他挑战盟友与伙伴的主权，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和加拿大、夺取巴拿马运河。他发动的全球贸易战，旨在以牺牲所有贸易伙伴为代价，换取美国自身的利益。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特朗普政府还废止了美国国际开发署，背弃了两党长期以来对国际发展的承诺。他对乌克兰的政策更是如此：他非但没有利用美国的力量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反而试图强迫乌克兰接受和平协议。这种做法是在羞辱受害者，讨好侵略者。

　　特朗普信奉“强权即公理”。正如他今年四月在“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上所言：“谈判与成功的黄金法则就是：谁有黄金，谁就制定规则。”

　　二战后美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与机构，其初衷正是为了抗衡这种逻辑，确保强者不能为所欲为，弱者不必任人宰割。但特朗普对这类高尚情操嗤之以鼻。他的所作所为，反而印证了一种愤世嫉俗的观点：美国从来就不是它所宣称的那个利他且理想主义的大国。

　　对于那些仍然相信美国是个有原则、有担当的国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认知失调的痛苦时刻。特朗普政府的种种现实——蔑视国内外法律、霸凌盟友、撕毁协议条约、与独裁者为伍——都已昭然若揭，却又让人难以置信。一些观察家试图为他寻找看似合理的解释，幻想他是在下一盘“四维象棋”，那些骇人听闻的举动只是其宏大计划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抱着一丝希望，盼望在事态彻底失控前，会出现某个转折，让一切重回正轨。

　　但在当下，希望不过是一种危险的安慰剂。特朗普已成为华盛顿的新常态，至少在下一次总统大选之前，局势似乎看不到逆转的迹象。

　　但这不意味着美国的盟友就该屈服于特朗普的恐吓。他们可以携手合作，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共同应对来自华盛顿的破坏。那些认同美国曾经信奉但如今已然抛弃的价值观的国家，应当团结起来，维护这套秩序中依然有效的原则，对抗特朗普的蓄意破坏。正如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上周所说，美国的盟友应建立一个“不容霸凌”的国家联盟。

　　当“世界警察”离岗

　　在“美国优先”的时代，美国已不再是、也不再自诩为那个可靠的安全伙伴。世界各地的盟友已经认识到，他们必须为自身防务投入更多。他们需要更先进的武器系统、更充足的弹药装备储备和更多的兵员。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增强战略自主，尤其是在没有美国同意或合作的情况下独立行动的能力。他们还必须发展和加强与美国之外、志同道合国家的伙伴关系。

　　这些举措并非是对美国的排斥，而恰是特朗普政府言行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今年四月，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在一次采访中盛赞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尽管上世纪60年代华盛顿方面强烈反对，戴高乐将军依然确保法国对其所有军事能力(包括核武库)拥有完全主权。正如万斯所言，戴高乐明白，“欧洲永远充当美国的安全附庸，既不符合欧洲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华盛顿释放的信号已发生巨变。特朗普并非首位要求盟友增加防务开支的总统，但在许多盟友听来，他的潜台词是：你们最好多花点钱，因为你们很可能要独自面对威胁。

　　以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态度为例。在其第二任期的头几个月里，特朗普似乎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倒向俄罗斯，胁迫乌克兰接受普京想要的和平条件。然而，绥靖政策并未能结束战争。他最终可能与普京对峙，也可能任由乌克兰自生自灭。

　　对欧洲而言，除乌克兰外，最紧迫的威胁来自俄罗斯。然而，只要它们愿意，北约欧洲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加起来，足以匹敌甚至超越俄罗斯。正如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最近所质问的：“为什么5亿欧洲人需要3.3亿美国人来保护他们免受1.4亿俄罗斯人的攻击?”

　　北约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所有美国盟友，都已认识到增加军费的必要性。但在如何使用这笔钱上，华盛顿与盟国分歧明显。美国自然希望盟友购买更多美式武器。但盟友们担心，购买更多美式装备固然能取悦特朗普，却无法换来真正的独立自主。事实上，大量采购美国武器只会让购买国对美国更加依赖。

　　对美国的盟友而言，长远之计是拥有能够自主威慑侵略者的武装力量，这些武器最好是自主研发、本国制造，并且无须美国批准即可部署和使用。目前，这还做不到。例如，美国提供的F-35战斗机在功能上严重依赖美国的软件和备件，很难想象在未经华盛顿许可的情况下，这些战机如何能够投入或长期执行作战任务。

　　这种依赖在多数现代化武器系统中普遍存在，曾让美国盟友感到不满，但并未被视为致命问题，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孤军奋战。但如今，当白宫自己都要求盟友必须能够自保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此，欧盟近期公布的1500亿欧元国防采购计划将美国公司基本排除在外，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葡萄牙宣布放弃采购F-35，加拿大也在重新评估其88架F-35的采购计划。欧洲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筹集资金重整军备，更在于克服国家间的竞争，像1970年法德联手创建空中客车公司那样，合力打造几个国防工业的龙头企业。乌克兰则为欧洲(及美国其他盟友)提供了另一个鼓舞人心的范例：其国防工业不断生产出一款款具有颠覆性、充满创意且成本低廉的武器——正如乌克兰军队本周早些时候对俄罗斯空军基地发动的无人机突袭所证明的那样。

　　印太地区的困境与抉择

　　在欧洲，美国的盟友地理位置邻近，战略和经济联系紧密。但在印太地区，情况截然不同。一方面，中国相对于其亚洲邻国的实力，远超俄罗斯之于欧洲;另一方面，尽管特朗普让欧洲人担心被孤立，但他尚未暗示美国会放弃亚洲盟友。

　　焦点无疑是台湾，特朗普政府在此问题上释放的信号好坏参半。

　　尽管赫格塞斯在新加坡的言论充满火药味，但台湾对北京而言，远比对华盛顿更近、更重要。如果乌克兰战争都不是特朗普的战争(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恐怕更不会为了台湾而冒险与中国开战——即便是一场常规战争，也可能导致中美两国海军的大量损耗。中国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00多倍，能够比美国更快地补充战损。而中国一旦控制台湾，将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对“美国安全伞”和美国威慑力的彻底丧失信心，因为威慑力不仅取决于火力，更取决于意志。

　　尽管日本和韩国会立即面临威胁，但两国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提升自身防务。韩国已是重要的国防出口国，两国也都有美军重兵驻扎的基地。但如果它们对华盛顿在亚洲的作战意愿失去信心，这些基地反倒可能成为一种负担，使两国更难在未经美国同意的情况下自主处理国防与外交。万斯赞扬戴高乐时期法国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日韩。建立战略自主无可替代，两国甚至可能得出结论：拥有自己的核威慑才是最佳选择。

　　在亚洲其他地区，东南亚国家地缘政治立场多元，难以在国防上有效合作。老挝和缅甸等国已与中国关系密切，其他国家则在中美之间纵横捭阖以谋求利益。但如果美国撤出该地区，所有这些国家都可能落入中国的势力范围。

　　以菲律含为例，它是美国的条约盟友。随着北京在南海步步紧逼，菲律宾正日益感受到中国的侵犯。尽管美菲签有共同防御条约，但当中国建造人工岛并将其军事化，甚至与菲律宾船只发生直接冲突时，美国除了口头抗议，几乎无所作为。若缺乏美国坚定的支持，菲律宾将不可避免地被迫向中国的要求妥协。

　　近年来，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依赖与日俱增，而美国却变得愈发不可靠。这一矛盾在2021年“澳英美联盟”(AUKUS)安全伙伴关系成立时暴露无遗。澳大利亚取消了与法国合建12艘常规潜艇的计划，转而与英美合作建造8艘核动力攻击潜艇。然而，这些潜艇要到本世纪40年代才能服役。为填补空缺，美方同意在2032年左右向澳大利亚出售3至5艘“弗吉尼亚”级潜艇。但美国关于AUKUS的法案明确规定：除非总统能证明，出售这些潜艇不会削弱美国自身的水下作战能力，否则交易不得进行。鉴于美国海军目前短缺约20艘攻击潜艇，且其造船厂的产能仅为海军替换旧艇所需的一半，在“美国优先”的时代，澳大利亚似乎不太可能得到自己的“弗吉尼亚”级潜艇。

　　2021年AUKUS协议达成时，一位法国外交部长愤怒地表示：“澳大利亚为了安全而牺牲了主权。它很可能既失去主权，也得不到安全。” AUKUS潜艇协议或许能给其他盟友敲响警钟：主权和自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损害它们，后果自负。

　　重建贸易秩序：绕开“美国优先”

　　在贸易领域，特朗普同样试图颠覆现有的伙伴关系与联盟。他霸凌式的关税政策旨在彰显美国实力，迫使他国做出重大让步，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美国曾参与建立的贸易体系为代价的。特朗普在四月份曾吹嘘：“那些国家都在给我们打电话，对我阿谀奉承……他们渴望达成协议。”

　　根据我与特朗普打交道的经验，我的结论是：迎合他绝对是错误的做法。特朗普的真实意图是利用关税迫使生产线从世界各地转移回美国。当然，这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以加拿大为例，美国约40%的铝从加拿大进口。炼铝需要大量廉价能源，而加拿大丰富的水电资源使其能源成本仅为美国同行的三分之一。加拿大拥有天然的比较优势。特朗普若对铝征收50%的关税，只会抬高美国国内铝价，最终让美国铝生产商受益，而消费者和制造商则成为受害者。

　　特朗普不相信比较优势。在他的世界里，贸易逆差国就是输家，顺差国就是赢家。我记得2017年11月在马尼拉与他会面，当时我还是澳大利亚总理。他正为美国对华的巨额贸易逆差而苦恼，问我如果他禁止所有中国商品进口会发生什么。我平静地回答：“一场全球经济衰退。” 这或许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但世界其他国家不应让美国的政策将全球经济拖入混乱。

　　那些仍然信奉自由贸易的国家，需要共同努力，推动不含美国的新自由贸易协定(并扩大现有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就是绝佳的例子。特朗普2017年一上任就退出了其前身TPP，当时多数人认为该协定已死。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成员国也对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推进协议持怀疑态度，担心此举会激怒特朗普。我成功说服了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让他相信无需为此担忧。况且，美国有朝一日或许会改变主意;保留协议的框架，实际上就是为美国未来的回归保留了可能性。

　　就这样，TPP失去了一个成员，名字里却多了两个形容词，拥有11个成员国的CPTPP于2018年初正式诞生。如今，英国已经加入，包括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台湾在内的多个主要经济体也表达了加入意向。CPTPP是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促成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全球贸易协定。它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得以达成，并且超越了传统贸易协定，不仅降低商品关税，还就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数据流动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制定了有约束力的规则。它保障核心劳工权利，并要求各方避免以损害外国竞争对手的方式偏袒本国国有企业。CPTPP是对特朗普摒弃多边贸易领导地位的有力回击。其成员国证明了，他们可以降低受美国政治动荡和单边主义影响的风险，也表明全球规则的制定，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或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美国的盟友需要寻找替代方案，以摆脱对美国市场力量的依赖。欧洲国家已拥有庞大的自由贸易区，并正寻求建立更多贸易关系。正如马克龙五月所言，欧盟正寻求与东盟达成新的贸易协定，甚至可能加入或对接CPTPP。

　　美国在东亚的两个坚定盟友——日本和韩国——正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随着今年三月对特朗普关税的担忧加剧，三国外长同意就一项自贸协定展开“全面、高级别”的谈判，以期在华盛顿带来的动荡中建立“可预测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考虑到这三国间的历史宿怨，这即便并非特朗普有意为之，也算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信任的终结，与一个更黑暗的世界

　　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将使中国受益匪浅。中国一直对由美国及其美元主导的全球贸易金融体系感到不满。然而，这种主导地位的动摇，首要原因并非来自中国，而是特朗普自己。四月份特朗普宣布加征关税后债券市场的混乱表明，外界对美国稳定与实力的信心正在削弱。

　　想想特朗普对待澳大利亚的荒谬做法。美国对澳大利亚享有巨额贸易顺差;用特朗普的话说，美国在这段关系中早已“赢麻了”。澳大利亚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和贸易伙伴之一。然而，就在华盛顿试图联合盟友对抗中国之际，特朗普却选择对澳大利亚商品征收关税。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出口流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堪培拉将不愿再亦步亦趋地追随华盛顿。减缓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对澳大利亚资源的需求)几乎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特朗普并未假装他要实现公平贸易或公平竞争。他的目标是重塑美国工业，将工厂从中国、欧洲和东南亚迁回本土。他希望在逐步减少对世界其他地区承诺的同时，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美国选民最终将决定这些目标是否可行或值得，但美国的盟友们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长久以来，美国盟友对其价值观的信任，往往寄予了厚望。这种信任曾经真实存在，如今却在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特朗普带来的另一种“信任”：人们相信，华盛顿必将不择手段地动用其实力，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未来的美国领导人或许会努力重塑美国的道德领导力，但信任一旦失去，便难以挽回。贸易协定来来去去，但如果那座“山巅之城”的光芒只照耀美国人自己，那么特朗普将为世界其他国家拉开一个更黑暗时代的序幕。

　　作者简介：马尔科姆·特恩布尔，2015年至2018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