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冲击”下，站在“十字路口”的欧美关系将会如何？

　　从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的那一天起，欧洲就没有停止对欧美关系的忧虑，担心“非传统”的特朗普将把欧美关系带向“未知水域”。2017年，欧洲利用特朗普三次访欧及欧洲国家领导人访美之机力图弥补分歧、加强团结。欧美关系一度呈现回归传统的迹象。但2018年尚未过半，欧美关系接连遭受重创，再次暴露当前跨大西洋关系的深层矛盾。一是美国在经贸上针对欧盟屡屡出牌，甚至威胁要对欧加征钢铝关税;二是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声称将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欧洲企业或将因此面对美国的“次级制裁”。

　　作为在这一对关系中仍占有“主导权”的美国，特朗普任内对外政策的变化是导致欧美关系震荡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加征关税还是退出伊核协议，都是美国主动改变现状。特朗普视大国竞争为国际形势主流，他所强调和坚持的“美国优先”成为外交决策的重要标准，在处理盟友关系时利益当先、责任置后，加速了欧美之间的疏离态势。而且这一思路做法并非转瞬即逝的一时冲动，而是有着一定民意基础的美国外交转向，其背后，大西洋两岸共有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持久性更不应被低估。

　　在经贸领域，美国愈加呈现重双边、轻多边态势。不仅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重启极为困难，欧美贸易分歧和摩擦也难平息。在安全领域，特朗普从竞选期间的北约“过时论”到执政之初在北约集体防务条款上“打太极”，加上从始至终要求北约盟友提升军费的强硬要求，成为激发欧盟各国“安全自主”“战略自主”的重要原因。

　　尽管欧洲是美国冲击波的被动接收方，但欧洲酝酿之中的反制措施指明了这一轮美欧关系的调整方向。尽管美国并没有把跨大西洋关系当作其外交变革的靶子，然而，欧洲对美国政策和思维转变的反应，将真正为欧美关系带来变革。

　　欧洲对“特朗普现象”的认知也在不断与时俱进。特朗普执政后，欧洲在震惊中对“特朗普现象”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其中之一是判断这只是一个误差和一个不和谐的间奏，欧洲只需谨慎应对、耐心等待传统回归。但近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政府人事、贸易政策、外交战略的一系列变动，让欧洲人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看法，即欧美关系可能处于宏大且深刻变革的开始。欧美关系的质变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开始，在科索沃危机、伊拉克战争考验中演进，今天或许到了十字路口，理由是美国正在背弃与欧洲一起支撑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一起推广的全球主义观和一起坚持的多边主义观，欧美在二战后第一次出现“三观不合”的现象。

　　这种分歧是现阶段欧洲无法承受之重。欧债危机以来，欧洲的外部环境、内部生态大大改变，欧洲各国民粹势力崛起。近一年多来，欧洲表面上击退了民粹主义、疑欧势力的汹汹气势，期待继续举着多边主义、全球主义的大旗，通过政策的务实调整，治疗欧洲顽疾，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价值优越、安全无虞的欧洲。但特朗普却在努力将欧洲“民粹派”拍手称赞、被欧洲主流视为“异端”的主张付诸实施——外来移民不受欢迎、国家竞争是零和博弈、国际承诺不必遵守。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美注定要站在对立面。

　　冷战后近三十年，欧洲对美国在战略追随的同时，也一直存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友好的争吵在美欧之间并不少见。但总的来说，这些争吵无非是商业利益、方式方法之争，而现在美欧分歧越来越呈现意识形态之争、指导路线之争的态势。在贸易摩擦中，欧洲担忧的是特朗普政府关税措施等行动背后对世界贸易组织破坏的图谋;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中，欧洲担忧特朗普政府有意要摆脱“自由世界领导者”给美国带来的种种束缚。

　　15年前，一场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提出的“新欧洲、旧欧洲、核心欧洲”之说，引发欧洲学界和战略界对欧洲发展方向和欧美关系的大讨论、大反思，跨大西洋关系在冷战后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5年前，“监听门”事件破坏了德国与美国的关系。如果说前几次欧美是在战略手法上出现分歧，特朗普执政后欧美分歧则是在战略目标上。美国对欧政策新调整在政治、外交、经贸、安全领域不断挑战欧洲底线，冲击跨大西洋关系的共有价值观、既有框架和结构，导致双方赖以合作的基础出现动摇。欧洲在一次又一次“特朗普冲击”下，捍卫欧洲“外交主权”的情绪不断高涨，而这一切都将以损耗数十年来欧美之间稳定和繁荣的关系为代价，也必将给全球秩序造成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张蓓、孙成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从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的那一天起，欧洲就没有停止对欧美关系的忧虑，担心“非传统”的特朗普将把欧美关系带向“未知水域”。2017年，欧洲利用特朗普三次访欧及欧洲国家领导人访美之机力图弥补分歧、加强团结。欧美关系一度呈现回归传统的迹象。但2018年尚未过半，欧美关系接连遭受重创，再次暴露当前跨大西洋关系的深层矛盾。一是美国在经贸上针对欧盟屡屡出牌，甚至威胁要对欧加征钢铝关税;二是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声称将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欧洲企业或将因此面对美国的“次级制裁”。

　　作为在这一对关系中仍占有“主导权”的美国，特朗普任内对外政策的变化是导致欧美关系震荡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加征关税还是退出伊核协议，都是美国主动改变现状。特朗普视大国竞争为国际形势主流，他所强调和坚持的“美国优先”成为外交决策的重要标准，在处理盟友关系时利益当先、责任置后，加速了欧美之间的疏离态势。而且这一思路做法并非转瞬即逝的一时冲动，而是有着一定民意基础的美国外交转向，其背后，大西洋两岸共有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持久性更不应被低估。

　　在经贸领域，美国愈加呈现重双边、轻多边态势。不仅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重启极为困难，欧美贸易分歧和摩擦也难平息。在安全领域，特朗普从竞选期间的北约“过时论”到执政之初在北约集体防务条款上“打太极”，加上从始至终要求北约盟友提升军费的强硬要求，成为激发欧盟各国“安全自主”“战略自主”的重要原因。

　　尽管欧洲是美国冲击波的被动接收方，但欧洲酝酿之中的反制措施指明了这一轮美欧关系的调整方向。尽管美国并没有把跨大西洋关系当作其外交变革的靶子，然而，欧洲对美国政策和思维转变的反应，将真正为欧美关系带来变革。

　　欧洲对“特朗普现象”的认知也在不断与时俱进。特朗普执政后，欧洲在震惊中对“特朗普现象”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其中之一是判断这只是一个误差和一个不和谐的间奏，欧洲只需谨慎应对、耐心等待传统回归。但近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政府人事、贸易政策、外交战略的一系列变动，让欧洲人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看法，即欧美关系可能处于宏大且深刻变革的开始。欧美关系的质变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开始，在科索沃危机、伊拉克战争考验中演进，今天或许到了十字路口，理由是美国正在背弃与欧洲一起支撑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一起推广的全球主义观和一起坚持的多边主义观，欧美在二战后第一次出现“三观不合”的现象。

　　这种分歧是现阶段欧洲无法承受之重。欧债危机以来，欧洲的外部环境、内部生态大大改变，欧洲各国民粹势力崛起。近一年多来，欧洲表面上击退了民粹主义、疑欧势力的汹汹气势，期待继续举着多边主义、全球主义的大旗，通过政策的务实调整，治疗欧洲顽疾，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价值优越、安全无虞的欧洲。但特朗普却在努力将欧洲“民粹派”拍手称赞、被欧洲主流视为“异端”的主张付诸实施——外来移民不受欢迎、国家竞争是零和博弈、国际承诺不必遵守。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美注定要站在对立面。

　　冷战后近三十年，欧洲对美国在战略追随的同时，也一直存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友好的争吵在美欧之间并不少见。但总的来说，这些争吵无非是商业利益、方式方法之争，而现在美欧分歧越来越呈现意识形态之争、指导路线之争的态势。在贸易摩擦中，欧洲担忧的是特朗普政府关税措施等行动背后对世界贸易组织破坏的图谋;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中，欧洲担忧特朗普政府有意要摆脱“自由世界领导者”给美国带来的种种束缚。

　　15年前，一场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提出的“新欧洲、旧欧洲、核心欧洲”之说，引发欧洲学界和战略界对欧洲发展方向和欧美关系的大讨论、大反思，跨大西洋关系在冷战后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5年前，“监听门”事件破坏了德国与美国的关系。如果说前几次欧美是在战略手法上出现分歧，特朗普执政后欧美分歧则是在战略目标上。美国对欧政策新调整在政治、外交、经贸、安全领域不断挑战欧洲底线，冲击跨大西洋关系的共有价值观、既有框架和结构，导致双方赖以合作的基础出现动摇。欧洲在一次又一次“特朗普冲击”下，捍卫欧洲“外交主权”的情绪不断高涨，而这一切都将以损耗数十年来欧美之间稳定和繁荣的关系为代价，也必将给全球秩序造成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张蓓、孙成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