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斯特&特鲁博维茨：中美博弈新思维，与其豪赌未来，不如稳固当下

　　大国外交领域永远不乏希望。即便在今天，当中美两国深陷于打破常规的贸易战阵痛之中时，关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之间达成某种“大妥协”的讨论依然存在。特朗普表示，他“很乐意与中国达成协议”，而中国领导人则对特朗普的关税猛攻做出了审慎而有针对性的回应，为谈判解决留下了空间。在当前这个尤为紧张的时刻，中美关系的突破或许听起来十分诱人，然而，无论回顾中美战略竞争的历史，还是审视两国各自的内部政治环境，都使得达成这种突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自1950年以来，中美关系在合作与对抗之间反复摇摆，其背后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因素的共同驱动。通常情况下，两国只有在面临一个明确且现实的共同敌人时，才可能在安全领域展开合作——例如，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便促成了一系列旨在遏制苏联的协议。此外，两国也只有在国内政治联盟支持国际贸易扩张的时期(如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才实现了经济上的合作。与此同时，要让两国在安全和经济事务上同时达成合作，一直都极为困难。

　　如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层面，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现在是中美两国超越分歧的良机。两国目前都由强硬的民族主义联盟主导，反全球化的浪潮在国内政治中占据上风。两国之间也不存在共同的安全威胁;事实上，在诸如俄乌冲突、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等国际冲突中，两国更有可能分处对立阵营(或至少目标不相容)。在过去一百年中，仅有一次——即1950和1960年代的冷战高峰期——中美两国在治国方略的两个维度上(安全与经济)完全对立。在当今环境越来越像那个时期的背景下，很难想象任何一位领导人能够真正重塑两国关系，或解决任何导致两国分裂的重大问题。

　　特朗普不会想轻易打出手中的牌。如果他推动一项“大交易”，对美国而言几乎肯定会是一场浮士德式的冒险。华盛顿若想达成任何全面的协议，很可能不得不在台湾问题或北京在南海的主权主张上做出让步——这有可能瓦解数十年来支撑地区稳定的安全架构。

　　对美国而言，将地区影响力拱手让与中国的战略成本，远超任何潜在的经济利益——包括扩大中国市场准入，甚至重振美国制造业。鉴于当前形势，美国的决策者应专注于更易于管理、也更关键的目标，例如降低意外战争的风险，尤其是在南海等热点地区。能从悬崖边缘稍稍后退，迈出坚实的一小步，本身就将是巨大的成就。

　　有用的对手，有用的伙伴

　　历史表明，当中美两国没有共同敌人，且内向型的民族主义经济利益在国内政治中占据上风时，两国关系便会恶化。例如，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获胜后，从华尔街到普通民众，美国人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莫斯科精心策划的、日益扩大的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在朝鲜战争中得到巩固，当时两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到了1960年代，随着中美战略竞争蔓延至发展中国家，成为冷战时期争夺“人心”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更加根深蒂固。

　　国内政治的需要强化了这些地缘政治考量，加剧了双方的敌意。在1950和1960年代，尽管原因不同，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在两国都未能实现。美国倾向于有管理的贸易，而非自由贸易，其商业联系几乎只关注西方盟友。与此同时，华盛顿通过实施广泛的贸易禁运，竭尽所能地在经济上孤立和惩罚中国。对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而言，这几乎无关紧要，那些年里，中国对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几乎没有兴趣，除了与苏联、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等少数国家外，中国将对外经济联系保持在最低限度。

　　在冷战初期的二十年里，中美不仅是战略上的死对头，正如政治学家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所言，两国在内政上还互为“有用的对手”。两国领导人都通过在国内关键时刻将矛头指向不共戴天的敌人来获取政治优势。对毛泽东而言，这是为了在灾难性的“大跃进”和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巩固权力。而对从艾森豪威尔到约翰逊的历任美国总统而言，将中国描绘成敌人，有助于向并不买账的公众兜售深化对南越介入的政策。然而，这一策略的代价是两国强硬派势力的壮大，这反过来又加深了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裂痕。

　　到了1970年代，北京视莫斯科为比华盛顿更大的威胁。1969年，中苏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爆发了边境冲突，北京对于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焦虑显而易见。与此同时，美国正试图摆脱在东南亚那场极不受欢迎的战争，并重新调整其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冷战战略。华盛顿不再普遍认为中国和苏联同属一个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阵营。这种战略利益的趋同导致了中美关系的解冻，其开端便是尼克松的访华，而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为此铺平了道路。

　　这次访问标志着基辛格当时所称的“默契联盟”的开始，旨在制衡苏联的力量。尽管直到1979年两国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1970年代为一系列战略举措奠定了基础，从“乒乓外交”等魅力攻势，到增加贸易和技术交流，再到贯穿整个1980年代的实际防务合作。尽管战略合作蓬勃发展，但1970年代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仍然有限。中国经济基本上仍是自给自足的，与全球市场脱节。所有工业仍是国有的，农业也仍是集体化的。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甚至加倍执行其前任的做法，用十年计划取代了五年中央计划。

　　直到1980年代，随着两国国内支持全球化的联盟力量增强，双方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才短暂地实现了同步。在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与其副手胡耀邦和赵紫阳推行结构性经济改革，致力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经济。在美国，罗纳德·里根总统倡导全球化，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市场。与此同时，中美在战略上继续合作对抗苏联。19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两国合作为阿富汗抵抗战士(圣战者)提供武器，这进一步加强了中美安全关系。两国支持全球化的联盟的出现，加上共同的敌人，为经济和战略合作创造了有利环境，并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

　　1991年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势。共同敌人消失后，即使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安全合作的战略基础也几乎荡然无存。在华盛顿，北京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在亚洲前沿存在的信誉的担忧，以及对中国是否有意图挑战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疑虑。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凸显了这些问题，并加剧了风险。当时，北京在台湾附近发射了一系列导弹，以警告台湾的独立运动。面对中国的强硬姿态，美国向该地区部署了多艘航空母舰，以显示其对台湾的军事承诺。

　　由于双方仅在经济利益上存在共识，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动机复杂，两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合作与竞争的矛盾压力中寻求平衡。例如，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设想，通过加倍重视经济利益，有朝一日可能促成战略协调：他试图利用自由贸易和投资作为手段，将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随着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深化改革政策，中国似乎也愿意参与其中。最终，中美贸易实现了显著增长，并开启了谈判，促成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自此，中美经济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关系失调

　　去年，中美两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额超过580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不包括东盟和欧盟等区域集团)。北京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但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离心力，这些力量正逐渐将两国拉开。在国内，中美两国领导人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们转向国内、远离全球市场——其原因也大致相同：全球化被认为是造成不平等和就业流失的根源。

　　在美国，由全球化引发并加速的经济混乱，导致了对自由贸易和国际机构的强烈抵制。早在1990年代，围绕克林顿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争论以及西雅图反对世贸组织的抗议活动，就已显现出问题的端倪。但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奥巴马政府上台，国内对失业和中国贸易行为的担忧才成为热门的选举议题。国会议员们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的经济困境与中国崛起为经济强国联系起来。由此，特朗普得以在竞选期间及入主白宫后，推行其反华、“美国优先”的新重商主义议程。

　　中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发展——这一趋势始于本世纪头十年的胡锦涛时期，而在201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治下则更为显著——国家转向了更加强硬的民族主义和内向型政策议程。中国领导人强调“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绿色转型，并最终提出了“中国梦”。“中国梦”不仅承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承诺提高总体生活质量，建立一个强大自信的中国，以及一个更加以消费为导向、专注于尖端技术的经济。这些举措包括减少对外国技术和投资的依赖，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国内创新，并支持国家主导而非市场主导的模式。2010年代，由于担心美国正在赢得中国年轻人的心，北京越来越多地将其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咎于华盛顿。

　　由于双方互相推卸责任，且缺乏共同敌人来创造合作的动力，在战略军事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政治空间日益缩小。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双方在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寻求共识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对华盛顿而言，在本世纪头十年，打击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至关重要，而北京则更加关注东亚的局势发展。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努力，最终也卷入了贸易、技术、补贴和知识产权等更广泛的争端之中。

　　2020年，新冠疫情暴露并加剧了这种对抗倾向。在美国，政治领导人严厉批评中国对疫情的处理方式，特朗普甚至将病毒贬称为“中国病毒”。中国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宣称其应对措施更胜一筹，后来又利用“疫苗外交”与美国竞争，以提升其全球形象。疫情也加剧了经济民族主义：两国都采取措施确保国内关键供应链的安全，而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又开始限制关键材料和尖端技术的获取。

　　随着拜登执政期间战略互疑的加深，华盛顿和北京开始以大国竞争的视角看待对方的行动。两国日益寻求将相互依存的某些方面武器化(例如对芯片和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并加大对公共债务、国家主导的投资流动等方面的威胁。经济治国之道不可能再像1950和1960年代那样成为战场，当时中美在完全不同的贸易领域运作。彼此的依赖使得两国需要更微妙的互动，但也开辟了冷战时期无法想象的更多竞争途径和筹码。尽管双方都认识到有必要防止竞争升级为公开冲突，但两国关系仍然动荡不安。

　　少即是多

　　特朗普新政府上任六个月以来，中美关系愈发岌岌可危。今年4月，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意在迫使中国领导人坐到谈判桌前，为达成一项重大协议铺平道路。但中国领导人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将美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25%，并对关键稀土矿物和磁铁实施出口限制——表明这种强硬的胁迫手段不太可能奏效。尽管双方后来同意暂时休战，但首先让步的是特朗普，而不是中国领导人。如果特朗普不在事关中国领导人地缘政治雄心的关键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那么对方极不可能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屈服于特朗普的要求。问题就在这里。

　　鉴于目前的形势，任何“大妥协”都要求美国默认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为中国事实上的势力范围，以换取中国同样承认美国在西半球、大西洋、太平洋岛屿和大洋洲的势力范围。然而，这样的协议将严重危及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在内的美国核心盟友的安全，并很可能迫使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考虑采取极端措施来保障自身安全，包括研制核武器。这将导致国际关系学者所说的“危险的安全困境”，即每个国家增强自身安全的努力都会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从而引发不信任和潜在冲突的恶性循环。这还将为全球联盟政治和防扩散规范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盟友对美国信任度的下降将使未来的联盟建设更加困难，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及全球的战略态势。

　　与此同时，一个经常被讨论的经济角度的“大妥协”，将涉及特朗普降低美国关税、放松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并允许中国投资美国关键领域，作为交换，中国领导人同意放松稀土出口限制，并遏制中国长期以来不利于美国企业的反竞争政策——包括补贴和知识产权盗窃。这样的协议将为双方提供一些关键国内经济部门想要的东西，但它无助于解决两国经济之间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生活水平下降、物价上涨和就业市场低迷。任何无法带来切实和直接经济效益的协议，都可能只会加剧对保护主义的呼声、对全球化的担忧以及仇外心理和不信任情绪。

　　为了更好地服务美国利益，特朗普明智的做法是重新调整其交易目标，使其更侧重于范围更窄但具有战略意义且可以达成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通过更可靠的沟通渠道、军事对话以及建立信任措施(例如航天发射的发射前通知程序，以及实时应对网络战和黑客攻击的流程)来防止南海的意外冲突。这些举措不仅可以降低升级的可能性，还能让亚洲盟友确信美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例如，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可以通过渐进式协议，就海上安全和航行自由等具体问题达成一致，并就处理近距离海上遭遇的规则达成一致。两国领导人还可以制定打击网络间谍活动和国家支持的商业网络盗窃的规范。

　　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稳健的进展首先需要某种共同框架，以确保监管和贸易条件的可预测性——每周或每月不断升降的关税和其他壁垒损害了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在协调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标准方面取得更多进展。中国已表现出朝此方向发展的强烈意愿，尤其是大幅收紧排放标准——过去十年来，中国所有城市的空气质量都有所改善——并且至少自2010年以来，开始显著加强对劳工保护的执法力度，包括健康和安全规则、最低工资和加班费。如果华盛顿能够就基准劳工实践或温室气体议定书等达成双边协议，这将有利于而非损害美国工人和生产商，因为这将削弱中国长期以来被美国工会等组织谴责为不公平的一些竞争优势。

　　中国金融业在提高透明度和开放度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将使美国受益匪浅，例如推动国有企业的非核心部门披露更多信息，并允许美国及其他国际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公司更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一些改革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未得到妥善实施。如果特朗普现在能在这些方面取得哪怕是微小的进展，也将有助于为在中国市场运营的美国公司提供更好的信息和机会。

　　通过优先考虑这些范围狭窄且可实现的成果，特朗普有机会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置于更稳固的基础之上。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建立在对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清晰评估之上。这意味着要认识到，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华盛顿达成的任何“大交易”都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北京所寻求的、能在该地区加强其安全的，只能来自美国的单方面让步。与此同时，中国为换取美国在安全方面的让步而可能做出的贸易让步，也不太可能带来反全球化选民所要求的纾解。由于中美之间可供谈判或妥协的政治空间如此狭窄，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小步，远胜过任何“大交易”的虚幻承诺。

　　作者简介：威廉·赫斯特 (William C. Hurst)剑桥大学崇华中国发展学教授、地缘政治中心联席主任，同时也是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 (RUSI) 的高级副研究员。彼得·特鲁博维茨 (Peter Trubowitz)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费伦美国中心主任，同时也是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副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大国外交领域永远不乏希望。即便在今天，当中美两国深陷于打破常规的贸易战阵痛之中时，关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之间达成某种“大妥协”的讨论依然存在。特朗普表示，他“很乐意与中国达成协议”，而中国领导人则对特朗普的关税猛攻做出了审慎而有针对性的回应，为谈判解决留下了空间。在当前这个尤为紧张的时刻，中美关系的突破或许听起来十分诱人，然而，无论回顾中美战略竞争的历史，还是审视两国各自的内部政治环境，都使得达成这种突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自1950年以来，中美关系在合作与对抗之间反复摇摆，其背后是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因素的共同驱动。通常情况下，两国只有在面临一个明确且现实的共同敌人时，才可能在安全领域展开合作——例如，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便促成了一系列旨在遏制苏联的协议。此外，两国也只有在国内政治联盟支持国际贸易扩张的时期(如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才实现了经济上的合作。与此同时，要让两国在安全和经济事务上同时达成合作，一直都极为困难。

　　如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层面，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现在是中美两国超越分歧的良机。两国目前都由强硬的民族主义联盟主导，反全球化的浪潮在国内政治中占据上风。两国之间也不存在共同的安全威胁;事实上，在诸如俄乌冲突、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等国际冲突中，两国更有可能分处对立阵营(或至少目标不相容)。在过去一百年中，仅有一次——即1950和1960年代的冷战高峰期——中美两国在治国方略的两个维度上(安全与经济)完全对立。在当今环境越来越像那个时期的背景下，很难想象任何一位领导人能够真正重塑两国关系，或解决任何导致两国分裂的重大问题。

　　特朗普不会想轻易打出手中的牌。如果他推动一项“大交易”，对美国而言几乎肯定会是一场浮士德式的冒险。华盛顿若想达成任何全面的协议，很可能不得不在台湾问题或北京在南海的主权主张上做出让步——这有可能瓦解数十年来支撑地区稳定的安全架构。

　　对美国而言，将地区影响力拱手让与中国的战略成本，远超任何潜在的经济利益——包括扩大中国市场准入，甚至重振美国制造业。鉴于当前形势，美国的决策者应专注于更易于管理、也更关键的目标，例如降低意外战争的风险，尤其是在南海等热点地区。能从悬崖边缘稍稍后退，迈出坚实的一小步，本身就将是巨大的成就。

　　有用的对手，有用的伙伴

　　历史表明，当中美两国没有共同敌人，且内向型的民族主义经济利益在国内政治中占据上风时，两国关系便会恶化。例如，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获胜后，从华尔街到普通民众，美国人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莫斯科精心策划的、日益扩大的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在朝鲜战争中得到巩固，当时两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到了1960年代，随着中美战略竞争蔓延至发展中国家，成为冷战时期争夺“人心”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更加根深蒂固。

　　国内政治的需要强化了这些地缘政治考量，加剧了双方的敌意。在1950和1960年代，尽管原因不同，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在两国都未能实现。美国倾向于有管理的贸易，而非自由贸易，其商业联系几乎只关注西方盟友。与此同时，华盛顿通过实施广泛的贸易禁运，竭尽所能地在经济上孤立和惩罚中国。对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而言，这几乎无关紧要，那些年里，中国对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几乎没有兴趣，除了与苏联、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等少数国家外，中国将对外经济联系保持在最低限度。

　　在冷战初期的二十年里，中美不仅是战略上的死对头，正如政治学家汤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所言，两国在内政上还互为“有用的对手”。两国领导人都通过在国内关键时刻将矛头指向不共戴天的敌人来获取政治优势。对毛泽东而言，这是为了在灾难性的“大跃进”和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巩固权力。而对从艾森豪威尔到约翰逊的历任美国总统而言，将中国描绘成敌人，有助于向并不买账的公众兜售深化对南越介入的政策。然而，这一策略的代价是两国强硬派势力的壮大，这反过来又加深了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裂痕。

　　到了1970年代，北京视莫斯科为比华盛顿更大的威胁。1969年，中苏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爆发了边境冲突，北京对于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焦虑显而易见。与此同时，美国正试图摆脱在东南亚那场极不受欢迎的战争，并重新调整其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冷战战略。华盛顿不再普遍认为中国和苏联同属一个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阵营。这种战略利益的趋同导致了中美关系的解冻，其开端便是尼克松的访华，而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为此铺平了道路。

　　这次访问标志着基辛格当时所称的“默契联盟”的开始，旨在制衡苏联的力量。尽管直到1979年两国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1970年代为一系列战略举措奠定了基础，从“乒乓外交”等魅力攻势，到增加贸易和技术交流，再到贯穿整个1980年代的实际防务合作。尽管战略合作蓬勃发展，但1970年代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仍然有限。中国经济基本上仍是自给自足的，与全球市场脱节。所有工业仍是国有的，农业也仍是集体化的。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甚至加倍执行其前任的做法，用十年计划取代了五年中央计划。

　　直到1980年代，随着两国国内支持全球化的联盟力量增强，双方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才短暂地实现了同步。在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与其副手胡耀邦和赵紫阳推行结构性经济改革，致力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经济。在美国，罗纳德·里根总统倡导全球化，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市场。与此同时，中美在战略上继续合作对抗苏联。19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两国合作为阿富汗抵抗战士(圣战者)提供武器，这进一步加强了中美安全关系。两国支持全球化的联盟的出现，加上共同的敌人，为经济和战略合作创造了有利环境，并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

　　1991年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势。共同敌人消失后，即使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安全合作的战略基础也几乎荡然无存。在华盛顿，北京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在亚洲前沿存在的信誉的担忧，以及对中国是否有意图挑战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疑虑。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凸显了这些问题，并加剧了风险。当时，北京在台湾附近发射了一系列导弹，以警告台湾的独立运动。面对中国的强硬姿态，美国向该地区部署了多艘航空母舰，以显示其对台湾的军事承诺。

　　由于双方仅在经济利益上存在共识，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动机复杂，两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合作与竞争的矛盾压力中寻求平衡。例如，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设想，通过加倍重视经济利益，有朝一日可能促成战略协调：他试图利用自由贸易和投资作为手段，将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随着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深化改革政策，中国似乎也愿意参与其中。最终，中美贸易实现了显著增长，并开启了谈判，促成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自此，中美经济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关系失调

　　去年，中美两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额超过580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不包括东盟和欧盟等区域集团)。北京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但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离心力，这些力量正逐渐将两国拉开。在国内，中美两国领导人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们转向国内、远离全球市场——其原因也大致相同：全球化被认为是造成不平等和就业流失的根源。

　　在美国，由全球化引发并加速的经济混乱，导致了对自由贸易和国际机构的强烈抵制。早在1990年代，围绕克林顿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争论以及西雅图反对世贸组织的抗议活动，就已显现出问题的端倪。但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奥巴马政府上台，国内对失业和中国贸易行为的担忧才成为热门的选举议题。国会议员们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的经济困境与中国崛起为经济强国联系起来。由此，特朗普得以在竞选期间及入主白宫后，推行其反华、“美国优先”的新重商主义议程。

　　中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发展——这一趋势始于本世纪头十年的胡锦涛时期，而在201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治下则更为显著——国家转向了更加强硬的民族主义和内向型政策议程。中国领导人强调“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绿色转型，并最终提出了“中国梦”。“中国梦”不仅承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承诺提高总体生活质量，建立一个强大自信的中国，以及一个更加以消费为导向、专注于尖端技术的经济。这些举措包括减少对外国技术和投资的依赖，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国内创新，并支持国家主导而非市场主导的模式。2010年代，由于担心美国正在赢得中国年轻人的心，北京越来越多地将其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咎于华盛顿。

　　由于双方互相推卸责任，且缺乏共同敌人来创造合作的动力，在战略军事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政治空间日益缩小。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双方在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寻求共识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对华盛顿而言，在本世纪头十年，打击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至关重要，而北京则更加关注东亚的局势发展。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努力，最终也卷入了贸易、技术、补贴和知识产权等更广泛的争端之中。

　　2020年，新冠疫情暴露并加剧了这种对抗倾向。在美国，政治领导人严厉批评中国对疫情的处理方式，特朗普甚至将病毒贬称为“中国病毒”。中国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宣称其应对措施更胜一筹，后来又利用“疫苗外交”与美国竞争，以提升其全球形象。疫情也加剧了经济民族主义：两国都采取措施确保国内关键供应链的安全，而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又开始限制关键材料和尖端技术的获取。

　　随着拜登执政期间战略互疑的加深，华盛顿和北京开始以大国竞争的视角看待对方的行动。两国日益寻求将相互依存的某些方面武器化(例如对芯片和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并加大对公共债务、国家主导的投资流动等方面的威胁。经济治国之道不可能再像1950和1960年代那样成为战场，当时中美在完全不同的贸易领域运作。彼此的依赖使得两国需要更微妙的互动，但也开辟了冷战时期无法想象的更多竞争途径和筹码。尽管双方都认识到有必要防止竞争升级为公开冲突，但两国关系仍然动荡不安。

　　少即是多

　　特朗普新政府上任六个月以来，中美关系愈发岌岌可危。今年4月，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意在迫使中国领导人坐到谈判桌前，为达成一项重大协议铺平道路。但中国领导人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将美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25%，并对关键稀土矿物和磁铁实施出口限制——表明这种强硬的胁迫手段不太可能奏效。尽管双方后来同意暂时休战，但首先让步的是特朗普，而不是中国领导人。如果特朗普不在事关中国领导人地缘政治雄心的关键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那么对方极不可能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屈服于特朗普的要求。问题就在这里。

　　鉴于目前的形势，任何“大妥协”都要求美国默认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为中国事实上的势力范围，以换取中国同样承认美国在西半球、大西洋、太平洋岛屿和大洋洲的势力范围。然而，这样的协议将严重危及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在内的美国核心盟友的安全，并很可能迫使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考虑采取极端措施来保障自身安全，包括研制核武器。这将导致国际关系学者所说的“危险的安全困境”，即每个国家增强自身安全的努力都会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从而引发不信任和潜在冲突的恶性循环。这还将为全球联盟政治和防扩散规范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盟友对美国信任度的下降将使未来的联盟建设更加困难，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及全球的战略态势。

　　与此同时，一个经常被讨论的经济角度的“大妥协”，将涉及特朗普降低美国关税、放松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并允许中国投资美国关键领域，作为交换，中国领导人同意放松稀土出口限制，并遏制中国长期以来不利于美国企业的反竞争政策——包括补贴和知识产权盗窃。这样的协议将为双方提供一些关键国内经济部门想要的东西，但它无助于解决两国经济之间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生活水平下降、物价上涨和就业市场低迷。任何无法带来切实和直接经济效益的协议，都可能只会加剧对保护主义的呼声、对全球化的担忧以及仇外心理和不信任情绪。

　　为了更好地服务美国利益，特朗普明智的做法是重新调整其交易目标，使其更侧重于范围更窄但具有战略意义且可以达成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通过更可靠的沟通渠道、军事对话以及建立信任措施(例如航天发射的发射前通知程序，以及实时应对网络战和黑客攻击的流程)来防止南海的意外冲突。这些举措不仅可以降低升级的可能性，还能让亚洲盟友确信美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例如，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可以通过渐进式协议，就海上安全和航行自由等具体问题达成一致，并就处理近距离海上遭遇的规则达成一致。两国领导人还可以制定打击网络间谍活动和国家支持的商业网络盗窃的规范。

　　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稳健的进展首先需要某种共同框架，以确保监管和贸易条件的可预测性——每周或每月不断升降的关税和其他壁垒损害了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在协调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标准方面取得更多进展。中国已表现出朝此方向发展的强烈意愿，尤其是大幅收紧排放标准——过去十年来，中国所有城市的空气质量都有所改善——并且至少自2010年以来，开始显著加强对劳工保护的执法力度，包括健康和安全规则、最低工资和加班费。如果华盛顿能够就基准劳工实践或温室气体议定书等达成双边协议，这将有利于而非损害美国工人和生产商，因为这将削弱中国长期以来被美国工会等组织谴责为不公平的一些竞争优势。

　　中国金融业在提高透明度和开放度方面取得的任何进展，都将使美国受益匪浅，例如推动国有企业的非核心部门披露更多信息，并允许美国及其他国际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公司更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一些改革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未得到妥善实施。如果特朗普现在能在这些方面取得哪怕是微小的进展，也将有助于为在中国市场运营的美国公司提供更好的信息和机会。

　　通过优先考虑这些范围狭窄且可实现的成果，特朗普有机会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置于更稳固的基础之上。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建立在对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清晰评估之上。这意味着要认识到，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华盛顿达成的任何“大交易”都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北京所寻求的、能在该地区加强其安全的，只能来自美国的单方面让步。与此同时，中国为换取美国在安全方面的让步而可能做出的贸易让步，也不太可能带来反全球化选民所要求的纾解。由于中美之间可供谈判或妥协的政治空间如此狭窄，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小步，远胜过任何“大交易”的虚幻承诺。

　　作者简介：威廉·赫斯特 (William C. Hurst)剑桥大学崇华中国发展学教授、地缘政治中心联席主任，同时也是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 (RUSI) 的高级副研究员。彼得·特鲁博维茨 (Peter Trubowitz)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费伦美国中心主任，同时也是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副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