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中：日本谋求“战略自主”及其对华影响

　　安倍重掌政权后,日本加速“正常国家”化,战略自主性显著提升,国家形象乃至政治范式为之一变。安倍政府力促日本战略自主化,背景主要是2017年以来国际环境巨变的综合冲击。日本推进战略自主的举措,突出体现在“同盟之外”的政策经略:在国际战略上主导全球自贸规则与秩序重构,在地缘战略上主推“印太战略”构想,在大国关系上主打“日中协调”倡议。日本谋求战略自主的动作令世界关注,但也面临着日美同盟、地缘政治、安全认同等内外因素的制约,其影响既有消极性,也存积极面,中国对此应积极引导塑造。

　　受近年来国际环境激变的强刺激, 日本安倍政府在维持日美同盟框架、不与美方利益正面冲突的前提下, 为使国家利益最大化, 正在可能的范围内实施有别于美甚至与美龃龉的国家战略。这一谋求“战略自主”的行为, 具有自主设计、自成体系等鲜明特征, 既是对往届政府此类战略志向的继承, 更显革新性和突破性。当下, 日本正以二战以来最为自主和高调的对外姿态活跃于国际舞台, 在积极引领重大国际议程方面, 甚至改变了多年的“美主日从”之相。日本谋取战略自主的进程, 将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塑造一个与此前风格不同的大国存在, 这不仅将影响日本自身的和平与繁荣, 也将波及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格局。

　　一、日本推进战略自主的主要举措

　　(一) 引领自贸谈判, 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日本通过推动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 (CPTPP, 又称TPP-11) 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EPA) , 在引领全球经济规则秩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在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发挥了带头作用。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协议是在没有美国主导或参与的情况下达成的, 反映出日本的战略自主性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升。

　　(二) 推动印太战略构想, 打造“后亚太再平衡”地区秩序。安倍政府所构想的印太战略, 是一种应对新形势和新局面的政治、安全及经济组合拳, 其目标和指向非常清晰, 即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中心是战略的顶层设计, 主要是在政治层面利用民主国家同盟及价值观外交, 维护印太地区西方主导的民主、自由、法治和市场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基本点之一是安全保障, 即在日美同盟等双多边平台的基础上, 建立以四国合作为核心的安全机制和框架, 以保障印太区域尤其是海洋秩序和海上通道的安全, 制约中国在亚太与印度洋地区的实力延伸与影响拓展;基本点之二是经济利益, 通过在西线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对冲或有限合作, 扩大日企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份额, 推动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出口扩大计划”以及日印联合主导下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等。同时, 在东线及太平洋方向力推CPTTP, 不放弃参与亚太自由贸易区 (FTAAP) 、RCEP和中日韩FTA的谈判, 争取有利结果。

　　(三) 盘活大国关系格局, 着手推进“日中协调”。大国关系仍是国际及地区格局的主要决定因素, 在日本的战略性外交设计中, 除美国外, 中国、欧盟主要国家、俄罗斯、印度是比较重要的大国存在。安倍非常注重自主经略除了美国以外的大国关系, 特别是对欧盟、对俄和对印关系。这些外交都服务于日本对外战略的三大目标:维持日本的大国地位、经济繁荣和安全保障, 牵制中国或制衡中国崛起, 为日本塑造战略回旋空间及潜在的“脱美”资本。然而, 安倍热切开展的对俄关系调整并不成功, 而对欧、对印关系强化在安倍内阁之前就已开始, 政策连续性大于跃进性, 这些都无法与2017年以来对华关系调整的举措与意义相比。

　　二、安倍政府力推日本“战略自主”的动因

　　日本谋求自主性, 首先源于其二战后追求“正常国家”战略志向的内生动力。对于矢志追求日本“正常化”及大国化的安倍来说, 此点表露得尤为强烈。第二次执政伊始, 安倍就陆续提出了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主导亚太经济和安全”“成为国际社会主要玩家”等口号, 为此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提出了“战略性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等政策理念。在实际操作层面, 安倍主要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在同盟框架内配合美国的全球及亚太战略, 来发挥自己的角色和作用并争取主动权和自主性。因此, 从2013年到2016年, 安倍谋求自主的路径是:全面配合奥巴马政府经营“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 在制衡中国的同时争取在亚太取得主导地位。这条路径在2015年日美签订新防卫合作指针后, 以2016年奥巴马和安倍互访为标志。然而, 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后, 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深刻变动, 上述路径难以为继。客观形势迫使安倍开始思考符合并确保国家利益的自主政策。其中, 就环境变化的冲击力而言, 基础性的是国际秩序的整体变化, 首要的是日美关系的变化, 关键的是中日关系的变化。

　　三、日本战略自主化的成效评估

　　尽管日本谋求战略自主的意识强烈、目标明确、路径清晰, 但受国内外因素制约, 其走势仍存变数, 实施成效有待观察。历史上, 日本一直有适应外压即国际环境变化而调整国家战略的政治文化传统, 但在国际格局和秩序前景尚不明朗的情况下, 包括安倍在内, 日本领导层在决定国家方向时往往面临诸多局限和犹豫。安倍亦很难阐明一个更加自主独立的日本愿景, 三个左右日本战略走向的经久难题短期内难以解决。

　　(一)同盟束缚与同盟依赖的双重制约。在整个战后时期, 日本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处于独特的从属地位:无条件投降、占领和强加的同盟、服从美国霸权。

　　(二)难以“入亚友华”, 缺少地区依托。日本与东亚国家没有真正取得历史和解与战略互信, 不能像法德那样共建地区共同体而获得可靠的战略依托, 尤其是在东北亚, 日本与所有国家几乎都未能有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三)安全认同制约持久, 自主防卫不易实现。安倍二次执政以来, 日本一直在“积极和平主义”旗帜下寻求“国防正常”化, 强化自主防卫能力。从2012年到2016年, 日本主要是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下, 利用“中朝威胁”在日美同盟框架内谋求强军出海, 即积累战略自主的资本。安倍并没有忘记对美国安全过度依赖的担忧, 并已对其安全外交政策做了一些修改。

　　四、对华影响

　　日本战略自主化也将给中日关系发展带来明显的影响。首先是两点可循的负面冲击。一方面, 日本谋求军事自强、国防自主, 增加了中日对峙频率和碰撞系数。日本加速军事崛起和“国防正常”化进程, 以中国为指向加快军事力量建设和部署调整, 已成为影响中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及改善周边环境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 日本外交自主引发中日竞争外溢化及博弈国际化。鉴于无法完全信赖与依靠美国的保护, 安倍一直在预留后手, 做大“朋友圈”, 寻找替代项和合作增长点, 对华展开国际博弈和多边制衡, 打造制华均势格局, 以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日本以及日美联手发起的对华多边外交战, 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例如构建日澳、日印准同盟关系, 拓展日欧协作, 推进日美澳、日美印三边合作, 开展日美澳印四方联合等。安倍还执着于打开对俄关系局面, 改善东北亚地缘政治处境, 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 获得对华博弈的有利态势。此外, 安倍还拉拢东南亚国家, 联系英法澳等国, 共同炒作南海争端以牵制中国。

　　当然, 当前也显现了一些积极因素。日方的战略调整带来两国关系的缓和, 促推双方维护世界自由贸易秩序。双方在经贸合作上开始具有共赢与多赢共识——尤其是双方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共识。中日在经济层面的协调与融合, 也被赋予在战略与安全层面上带动某种变化的期待。

　　中日关系及中日美关系直接影响中国国家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中国应客观认识形势, 妥善应对新时期日本谋求战略。

　　安倍重掌政权后,日本加速“正常国家”化,战略自主性显著提升,国家形象乃至政治范式为之一变。安倍政府力促日本战略自主化,背景主要是2017年以来国际环境巨变的综合冲击。日本推进战略自主的举措,突出体现在“同盟之外”的政策经略:在国际战略上主导全球自贸规则与秩序重构,在地缘战略上主推“印太战略”构想,在大国关系上主打“日中协调”倡议。日本谋求战略自主的动作令世界关注,但也面临着日美同盟、地缘政治、安全认同等内外因素的制约,其影响既有消极性,也存积极面,中国对此应积极引导塑造。

　　受近年来国际环境激变的强刺激, 日本安倍政府在维持日美同盟框架、不与美方利益正面冲突的前提下, 为使国家利益最大化, 正在可能的范围内实施有别于美甚至与美龃龉的国家战略。这一谋求“战略自主”的行为, 具有自主设计、自成体系等鲜明特征, 既是对往届政府此类战略志向的继承, 更显革新性和突破性。当下, 日本正以二战以来最为自主和高调的对外姿态活跃于国际舞台, 在积极引领重大国际议程方面, 甚至改变了多年的“美主日从”之相。日本谋取战略自主的进程, 将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塑造一个与此前风格不同的大国存在, 这不仅将影响日本自身的和平与繁荣, 也将波及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格局。

　　一、日本推进战略自主的主要举措

　　(一) 引领自贸谈判, 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日本通过推动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 (CPTPP, 又称TPP-11) 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EPA) , 在引领全球经济规则秩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在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发挥了带头作用。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协议是在没有美国主导或参与的情况下达成的, 反映出日本的战略自主性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升。

　　(二) 推动印太战略构想, 打造“后亚太再平衡”地区秩序。安倍政府所构想的印太战略, 是一种应对新形势和新局面的政治、安全及经济组合拳, 其目标和指向非常清晰, 即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中心是战略的顶层设计, 主要是在政治层面利用民主国家同盟及价值观外交, 维护印太地区西方主导的民主、自由、法治和市场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基本点之一是安全保障, 即在日美同盟等双多边平台的基础上, 建立以四国合作为核心的安全机制和框架, 以保障印太区域尤其是海洋秩序和海上通道的安全, 制约中国在亚太与印度洋地区的实力延伸与影响拓展;基本点之二是经济利益, 通过在西线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对冲或有限合作, 扩大日企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份额, 推动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出口扩大计划”以及日印联合主导下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等。同时, 在东线及太平洋方向力推CPTTP, 不放弃参与亚太自由贸易区 (FTAAP) 、RCEP和中日韩FTA的谈判, 争取有利结果。

　　(三) 盘活大国关系格局, 着手推进“日中协调”。大国关系仍是国际及地区格局的主要决定因素, 在日本的战略性外交设计中, 除美国外, 中国、欧盟主要国家、俄罗斯、印度是比较重要的大国存在。安倍非常注重自主经略除了美国以外的大国关系, 特别是对欧盟、对俄和对印关系。这些外交都服务于日本对外战略的三大目标:维持日本的大国地位、经济繁荣和安全保障, 牵制中国或制衡中国崛起, 为日本塑造战略回旋空间及潜在的“脱美”资本。然而, 安倍热切开展的对俄关系调整并不成功, 而对欧、对印关系强化在安倍内阁之前就已开始, 政策连续性大于跃进性, 这些都无法与2017年以来对华关系调整的举措与意义相比。

　　二、安倍政府力推日本“战略自主”的动因

　　日本谋求自主性, 首先源于其二战后追求“正常国家”战略志向的内生动力。对于矢志追求日本“正常化”及大国化的安倍来说, 此点表露得尤为强烈。第二次执政伊始, 安倍就陆续提出了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主导亚太经济和安全”“成为国际社会主要玩家”等口号, 为此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提出了“战略性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等政策理念。在实际操作层面, 安倍主要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在同盟框架内配合美国的全球及亚太战略, 来发挥自己的角色和作用并争取主动权和自主性。因此, 从2013年到2016年, 安倍谋求自主的路径是:全面配合奥巴马政府经营“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 在制衡中国的同时争取在亚太取得主导地位。这条路径在2015年日美签订新防卫合作指针后, 以2016年奥巴马和安倍互访为标志。然而, 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后, 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深刻变动, 上述路径难以为继。客观形势迫使安倍开始思考符合并确保国家利益的自主政策。其中, 就环境变化的冲击力而言, 基础性的是国际秩序的整体变化, 首要的是日美关系的变化, 关键的是中日关系的变化。

　　三、日本战略自主化的成效评估

　　尽管日本谋求战略自主的意识强烈、目标明确、路径清晰, 但受国内外因素制约, 其走势仍存变数, 实施成效有待观察。历史上, 日本一直有适应外压即国际环境变化而调整国家战略的政治文化传统, 但在国际格局和秩序前景尚不明朗的情况下, 包括安倍在内, 日本领导层在决定国家方向时往往面临诸多局限和犹豫。安倍亦很难阐明一个更加自主独立的日本愿景, 三个左右日本战略走向的经久难题短期内难以解决。

　　(一)同盟束缚与同盟依赖的双重制约。在整个战后时期, 日本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处于独特的从属地位:无条件投降、占领和强加的同盟、服从美国霸权。

　　(二)难以“入亚友华”, 缺少地区依托。日本与东亚国家没有真正取得历史和解与战略互信, 不能像法德那样共建地区共同体而获得可靠的战略依托, 尤其是在东北亚, 日本与所有国家几乎都未能有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三)安全认同制约持久, 自主防卫不易实现。安倍二次执政以来, 日本一直在“积极和平主义”旗帜下寻求“国防正常”化, 强化自主防卫能力。从2012年到2016年, 日本主要是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下, 利用“中朝威胁”在日美同盟框架内谋求强军出海, 即积累战略自主的资本。安倍并没有忘记对美国安全过度依赖的担忧, 并已对其安全外交政策做了一些修改。

　　四、对华影响

　　日本战略自主化也将给中日关系发展带来明显的影响。首先是两点可循的负面冲击。一方面, 日本谋求军事自强、国防自主, 增加了中日对峙频率和碰撞系数。日本加速军事崛起和“国防正常”化进程, 以中国为指向加快军事力量建设和部署调整, 已成为影响中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及改善周边环境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 日本外交自主引发中日竞争外溢化及博弈国际化。鉴于无法完全信赖与依靠美国的保护, 安倍一直在预留后手, 做大“朋友圈”, 寻找替代项和合作增长点, 对华展开国际博弈和多边制衡, 打造制华均势格局, 以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日本以及日美联手发起的对华多边外交战, 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例如构建日澳、日印准同盟关系, 拓展日欧协作, 推进日美澳、日美印三边合作, 开展日美澳印四方联合等。安倍还执着于打开对俄关系局面, 改善东北亚地缘政治处境, 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 获得对华博弈的有利态势。此外, 安倍还拉拢东南亚国家, 联系英法澳等国, 共同炒作南海争端以牵制中国。

　　当然, 当前也显现了一些积极因素。日方的战略调整带来两国关系的缓和, 促推双方维护世界自由贸易秩序。双方在经贸合作上开始具有共赢与多赢共识——尤其是双方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共识。中日在经济层面的协调与融合, 也被赋予在战略与安全层面上带动某种变化的期待。

　　中日关系及中日美关系直接影响中国国家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中国应客观认识形势, 妥善应对新时期日本谋求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