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非常忌讳“落井下石”？

 　　唐·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云：“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这就是“落井下石”这个成语的来源，意思说：有人遇到一点蝇头小利，就翻脸不认人;看有人落进陷阱，不仅不伸出援手，而其还往下扔石头。

　　不知其他的人是否注意到，日本人似乎是非常忌讳“落井下石”的。日本在发生刑事事件时，媒体都要去涉嫌犯罪者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等去采访，问涉嫌犯罪人的人格、性格等，但是被问及的人很少说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坏人，一般都是说：“很老实呀!”,“很诚实呀!,“很有礼貌呀!”,“发生这种事情，真是想不到”。很难听到有人说这些涉嫌犯罪人的坏话。我刚来日本时在一家超市打工，那时这家超市里经常发生“顺手牵羊”，把店里的东西抄走的盗窃事件，而且老年人居多，而周围的同事和店员抓到小偷后，特别是老年小偷时，在一起议论时都说小偷如何如何“可怜”，认为他们是没有办法才来偷盗的。有一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汉由于偷东西被抓后，吓得不会走路了，店里只好给他的夫人打电话，让她来店里把丈夫接回去，目送着他在夫人搀扶下走出去的蹒跚的背影，同事和店员们一阵唏嘘，说他如何“可怜”。

　　日本人可能认为无论人们陷入不幸也好，或是因涉嫌犯罪被抓也好，都是一种“落井”状态。虽然他们也很同情犯罪受害者，但是似乎也忌讳说涉嫌犯罪人的坏话，是不是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时候说人家的坏话可能会反衬出自己的品质不好，有“落井下石”之嫌呢?

　　日本还流传着一件脍炙人口的“落井不下石”的历史故事。那就是给自己的敌人送盐的故事。讲的是日本战国时代越后国(现在的新潟县一带)大名上衫谦信，为了统一内乱频繁在越后国等反复和各地大名、武将等鏖战，并5次和甲斐国(现在的山梨县一带)守护大武田信玄在川中岛(现在的长野县长野市南郊)进行激烈征战。

　　信玄当时的领地位四边无海，要仰赖当时和他结盟的相模(现在的静冈县一带)的北条氏和骏河(现在的神奈川县一带)的今川氏供给食盐。永禄十年(1567)年，信玄和北条氏及今川氏关系恶化，北条氏联合今川氏停止了向其供盐。谦信虽然正在和信玄交战，但是听到信玄的领地无盐，认为今川氏等这种做法很卑劣，有悖道义，他说：“我与信玄之争，是以弓箭相争”。就是说武士见胜负以战为荣，而不是趁敌人陷入其他的困境落井下石，因此谦信决定向信玄的领地送盐。

　　这以后就成了日本“給敌人送盐”的典故，这个故事是否全部真实不得而知,但是在复数的古书中有所言及。

　　虽然中国和日本都是受佛教影响很深的国家，但是正像日本哲学家、文化学者梅原猛在《美与宗教的发现》一书中所说：“佛教在日本，从苦的教义变成了无常的教义，在日本感情的形成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梅原猛《美与宗教的发现》，集英社，1982年出版，151页)日本人非常信仰佛教中“无常”的观点，梅原猛还指出：“当可能性难以变为现实性的时候，他(指《古今集》的诗人-张石注)不在外在的敌对力量中寻找原因，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是一心把它看作是无常的命运。也许，那浓重悲哀的日本感情原型，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在人们意识到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矛盾，而可能性又被现实性压倒的时候，如果从外在的敌对者那里寻找这种状态的原因，就会产生愤怒的感情，如果认为这种状态是由于自己的无能为力，就会产生“罪”的感情，而《古今集》的诗人们，宁愿把这看作是命运的无常。(梅原猛《美与宗教的发现》，149-150页。)

　　无常观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渗透很深，日本人认为：人为敌我，也有“无常”这个道理孕育其中。日本江户末期和明治时代的武士、政治家榎本武扬在江户时代末期的戊辰战争时曾率领幕府军占领蝦夷地，成立“蝦夷共和国”，与明治政府军对垒，1869年在北海道箱馆五稜郭被明治政府军击溃。榎本武扬投降以后，在监狱里关押半年以后，明治政府欣赏他的才能，让他当官，历任递信大臣、文部大臣和农商务大臣，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在现在的JR函馆(原来的箱馆)JR车站车站内，有著名雕刻家流政之设计的有田烧历史陶壁(岩尾瓷器制作)，上面刻着的“昨日的敌人 明天的朋友 箱馆解放1868”的字样 ，这里其实所指的就是榎本武扬等的事。

　　敌我是可以在无常的摄理中不断的变化的，在日本人看来，像榎本武扬那样，曾是明治新政府的敌人和囚徒，但是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高官。

　　而犯罪中也有无常的道理。犯罪也许是可憎的，但是也可以说是可悲的，日本人可能更觉得是人世间的无常使然。为什么犯罪?与其去个人的性格中找原因，不如把人看做一种无常的世界动因的载体，犯罪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他们的犯罪也可能处于一时冲动，也可能和周围的各种环境变化有关，世事无常，人的变化也是无常的，而处在涉嫌阶段更是真假难辨。同时就是真的犯罪的人，出狱后也可能成为很了不起的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不乏其例。

　　日本在传统的宗教上有些宗派也是很宽容的，认为无论善人恶人，皆能成佛。日本镰仓时代佛教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1173～1262)，曾提出著名的“恶人正机”之说，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连善人都能成佛,更何况恶人。”在这里,他强调恶人正是阿弥陀佛拯救对象，也可能往生净土成佛。宣扬即使五逆十恶之人，在临命终时只要对弥陀净土有足够的信心和愿望也能往生。

　　也许就是从这些潜移默化的宗教观点出发，日本人认为犯罪者不等于不可救药的坏人，他们是应该被拯救的，这些因素使他们比较忌讳说犯罪者的坏话，对陷入不幸的人更不能落井下石，世事无常，明天他们会怎么样?是谁也不知道。

 　　唐·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云：“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这就是“落井下石”这个成语的来源，意思说：有人遇到一点蝇头小利，就翻脸不认人;看有人落进陷阱，不仅不伸出援手，而其还往下扔石头。

　　不知其他的人是否注意到，日本人似乎是非常忌讳“落井下石”的。日本在发生刑事事件时，媒体都要去涉嫌犯罪者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等去采访，问涉嫌犯罪人的人格、性格等，但是被问及的人很少说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坏人，一般都是说：“很老实呀!”,“很诚实呀!,“很有礼貌呀!”,“发生这种事情，真是想不到”。很难听到有人说这些涉嫌犯罪人的坏话。我刚来日本时在一家超市打工，那时这家超市里经常发生“顺手牵羊”，把店里的东西抄走的盗窃事件，而且老年人居多，而周围的同事和店员抓到小偷后，特别是老年小偷时，在一起议论时都说小偷如何如何“可怜”，认为他们是没有办法才来偷盗的。有一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汉由于偷东西被抓后，吓得不会走路了，店里只好给他的夫人打电话，让她来店里把丈夫接回去，目送着他在夫人搀扶下走出去的蹒跚的背影，同事和店员们一阵唏嘘，说他如何“可怜”。

　　日本人可能认为无论人们陷入不幸也好，或是因涉嫌犯罪被抓也好，都是一种“落井”状态。虽然他们也很同情犯罪受害者，但是似乎也忌讳说涉嫌犯罪人的坏话，是不是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时候说人家的坏话可能会反衬出自己的品质不好，有“落井下石”之嫌呢?

　　日本还流传着一件脍炙人口的“落井不下石”的历史故事。那就是给自己的敌人送盐的故事。讲的是日本战国时代越后国(现在的新潟县一带)大名上衫谦信，为了统一内乱频繁在越后国等反复和各地大名、武将等鏖战，并5次和甲斐国(现在的山梨县一带)守护大武田信玄在川中岛(现在的长野县长野市南郊)进行激烈征战。

　　信玄当时的领地位四边无海，要仰赖当时和他结盟的相模(现在的静冈县一带)的北条氏和骏河(现在的神奈川县一带)的今川氏供给食盐。永禄十年(1567)年，信玄和北条氏及今川氏关系恶化，北条氏联合今川氏停止了向其供盐。谦信虽然正在和信玄交战，但是听到信玄的领地无盐，认为今川氏等这种做法很卑劣，有悖道义，他说：“我与信玄之争，是以弓箭相争”。就是说武士见胜负以战为荣，而不是趁敌人陷入其他的困境落井下石，因此谦信决定向信玄的领地送盐。

　　这以后就成了日本“給敌人送盐”的典故，这个故事是否全部真实不得而知,但是在复数的古书中有所言及。

　　虽然中国和日本都是受佛教影响很深的国家，但是正像日本哲学家、文化学者梅原猛在《美与宗教的发现》一书中所说：“佛教在日本，从苦的教义变成了无常的教义，在日本感情的形成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梅原猛《美与宗教的发现》，集英社，1982年出版，151页)日本人非常信仰佛教中“无常”的观点，梅原猛还指出：“当可能性难以变为现实性的时候，他(指《古今集》的诗人-张石注)不在外在的敌对力量中寻找原因，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是一心把它看作是无常的命运。也许，那浓重悲哀的日本感情原型，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在人们意识到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矛盾，而可能性又被现实性压倒的时候，如果从外在的敌对者那里寻找这种状态的原因，就会产生愤怒的感情，如果认为这种状态是由于自己的无能为力，就会产生“罪”的感情，而《古今集》的诗人们，宁愿把这看作是命运的无常。(梅原猛《美与宗教的发现》，149-150页。)

　　无常观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渗透很深，日本人认为：人为敌我，也有“无常”这个道理孕育其中。日本江户末期和明治时代的武士、政治家榎本武扬在江户时代末期的戊辰战争时曾率领幕府军占领蝦夷地，成立“蝦夷共和国”，与明治政府军对垒，1869年在北海道箱馆五稜郭被明治政府军击溃。榎本武扬投降以后，在监狱里关押半年以后，明治政府欣赏他的才能，让他当官，历任递信大臣、文部大臣和农商务大臣，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在现在的JR函馆(原来的箱馆)JR车站车站内，有著名雕刻家流政之设计的有田烧历史陶壁(岩尾瓷器制作)，上面刻着的“昨日的敌人 明天的朋友 箱馆解放1868”的字样 ，这里其实所指的就是榎本武扬等的事。

　　敌我是可以在无常的摄理中不断的变化的，在日本人看来，像榎本武扬那样，曾是明治新政府的敌人和囚徒，但是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高官。

　　而犯罪中也有无常的道理。犯罪也许是可憎的，但是也可以说是可悲的，日本人可能更觉得是人世间的无常使然。为什么犯罪?与其去个人的性格中找原因，不如把人看做一种无常的世界动因的载体，犯罪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他们的犯罪也可能处于一时冲动，也可能和周围的各种环境变化有关，世事无常，人的变化也是无常的，而处在涉嫌阶段更是真假难辨。同时就是真的犯罪的人，出狱后也可能成为很了不起的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不乏其例。

　　日本在传统的宗教上有些宗派也是很宽容的，认为无论善人恶人，皆能成佛。日本镰仓时代佛教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1173～1262)，曾提出著名的“恶人正机”之说，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连善人都能成佛,更何况恶人。”在这里,他强调恶人正是阿弥陀佛拯救对象，也可能往生净土成佛。宣扬即使五逆十恶之人，在临命终时只要对弥陀净土有足够的信心和愿望也能往生。

　　也许就是从这些潜移默化的宗教观点出发，日本人认为犯罪者不等于不可救药的坏人，他们是应该被拯救的，这些因素使他们比较忌讳说犯罪者的坏话，对陷入不幸的人更不能落井下石，世事无常，明天他们会怎么样?是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