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进入西港：一座城市两个世界

　　批评提醒中国做具体调整

　　针对“一带一路”项目在多个国家卷入当地政治，自2013年以来即追踪“一带一路”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这些问题说明中国推行项目“不光要和当局打交道，还要跟反对党、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

　　他也指出，一些项目面对指责，不排除是做了东道国本身问题的“替罪羊”，但批评也反过来提醒中国，“一带一路”要行稳致远，更好地绘制习近平所说的“工笔画”。

　　从最近的具体发展可看出，中国政府也做出具体调整，既保留“一带一路”项目，同时与有关政府重新谈判合作条件。例如，中国本月同马来西亚达成新的东海岸铁路协议，将建造成本从655亿令吉(214亿新元)，大幅缩减三分之一至440亿令吉。这被视为对马来西亚让步，同时也展示了与马国共同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

　　此外，中国也在引入第三方力量，携手推进“一带一路”长期、稳定和可持续，比如同新加坡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金融服务互联互通、第三方市场和专业服务这四个平台上展开合作。

　　对于“一带一路”的调整方向，王义桅认为，这包括走高标准道路，遵循市场规律，强调竞争中性，项目推进也得符合国际法和所在国法律法规。此外，未来“一带一路”须更集中，未必要做大规模基建，而是在境外开展经济合作园区，扩大私企参与空间。

　　长远前景取决于国内外局势

　　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的内外部环境。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债务问题凸显，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前途未卜情况下，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一带一路”能否长期为继充满未知。

　　潘永强说：“只要特朗普给中国的压力没停，中国的国内财政未必有能力继续以过去五年那种规模，持续支持对‘一带一路’的投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本周在《联合早报》发表的文章中也指出，资本、产能和技术“走出去”都是为了内部的发展，一旦内部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外部发展就没有了基础。他认为，国家主导的“走出去”项目尤其要注意其经济能力可持续性，否则“一带一路”可能因国内因素，沦为另一个“郑和”项目。

　　中国史书记载，明朝航海家郑和带着庞大远航舰队七下(也有历史考据认为超过七次)西洋，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宣扬国威，但终因“耗费巨大”叫停。

　　郑永年也提醒，金融、互联网的重要性已超越传统地缘。在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的投入，在现今世界格局下未必能发挥影响力，中国评估“一带一路”国内外角色时应对此有客观认识。

　　也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旗舰外交政策，这个倡议的未来与习近平本人的任期和政治遗产直接相关。

　　柬埔寨青年勤学中文赚高薪

　　“我不太喜欢中国人，”21岁的西哈努克市(简称西港)青年提那说。

　　“城市里的中国人太多了。他们在这里建赌场、投资房地产，推高房价;现在穷人都租不起房子，被迫离开西港，去乡下居住。”

　　但是为了更好的将来，提那也在认真学习中文。他白天在市中心一家青旅打工，下午则上补习班学中文，因为在西港，能说中文就代表能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

　　临近泰国湾的西港曾以洁白宁静的沙滩闻名，吸引不少欧美背包客，但近几年来，大量来自中国的资金涌入，在当地兴建大量酒店与赌场，引发不少争议。

　　走在市区街头，目之所及，除了印有中文招牌的大型赌场与酒店外，就连小餐馆与超市也是如此，不少当地居民直言西港已被中国“殖民”，成为“小澳门”。

　　当地司机沙林(43岁)说：“五六年前的西港并不是现在这样，临街的店铺有许多欧美人开的咖啡厅、酒吧、书店。中国资本涌入后，推高了门面租金，驱走了那些负担不起的欧美人。”

　　根据柬埔寨财政部数字，2016年当地人均所得为1302美元，但是依据沙林介绍，会中文，在西港每月收入就可高达1000美元 ，但生活成本也翻倍增长，一些居民感觉吃不消。

　　“以前一公斤螃蟹只要4美元，现在涨到10美元，在普通餐馆吃顿饭也从2美元涨到6美元，房租就更不用说，从70多美元涨到近400美元，薪水再多也不够花。”

　　西港经济特区打造“小深圳”

　　距离西港东北约20公里处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大家虽也积极学中文，但对中资的态度却与市区内大相径庭。

　　林清(20岁)在特区内的一家中资箱包厂担任翻译并兼管人事，每月工资280美元，虽不比特区外高多少，但工作稳定，公司每天也提供伙食，并为员工缴纳保险。

　　林清受访时说：“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也很想到特区的工厂工作，就是因为这里的工作条件与环境都比外面要好。”

　　西港位于柬埔寨西南部，是该国唯一的深水港，而特区坐落在西港到首都金边必经的交通要道上。2008年奠基以来，经济特区一直致力于利用地理优势，打造柬埔寨的“小深圳”，通过各种政策税务优惠吸引外资，推动区域工业化与经济发展。

　　特区由中资控股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作为主体开发建设。据官网介绍，这是“中国首批通过商务部、财政部考核确认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

　　特区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坚刚介绍，特区内目前有153家企业，约九成是中国企业，其余是外企，创造2万9000多个就业机会，是西哈努克省的雇佣大户。特区的中方工作及管理人员大约1000多人，柬埔寨员工并非都是从事初级职位，特区内的每家企业约5%至10%的管理人员是当地人。

　　陈坚刚希望能将特区打造成“一带一路”倡议上的样板项目，带动柬埔寨经济发展，帮助提升人民生活。他说：“‘一带一路’上每个国家国情不同，项目必须能够扎根当地，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合作，互惠互利，才能长久。”

　　特区内的环境与西港市内截然不同，从宽阔的马路到规划统一的建筑和干净整齐、绿化良好的街道，一切都显露“中国规划”的基因。西港市内则随处可见各种生活与工程垃圾，污水横流，街上尘土飞扬，到处都贴着各种中文招商、招赌、售楼，甚至卖淫广告，龙蛇混杂。

　　此外，在特区内工作的当地人看起来也都精神抖擞，衣着时髦鲜艳，与市区里的紧张憔悴形成鲜明对比。

　　生活成本高 柬民众归咎中资

　　在亚细安10国中，柬埔寨被视为较“亲中”的一员，在外交上采取与中国更为一致的路线。2012年，由于柬埔寨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为支持中国的立场，导致那一年在金边举行的亚细安外长会议有史以来第一次发不出联合公报。类似的情况——柬埔寨阻挠亚细安发出与中国立场相左的声明，之后也继续发生，一些西方评论人士因此撰文分析“亚细安的柬埔寨问题”。

　　不过，从《联合早报》记者实地观察与采访所知，柬埔寨当地民众与知识精英，对于政府在经济上过于依靠中国，并非没有警觉，但短期内又没法拒绝中国所提供的、条件最宽松的经济扶持。

　　中企太快涌入柬埔寨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讲师、柬埔寨独立智库亚洲愿景机构(Asian Vision Institute)主席瓦那里斯(Vannarith Chheang)博士受访时说明，日本和韩国是柬埔寨另两大经济伙伴，相比之下，中企中资因投资质量较差，留下更多负面印象。

　　他说：“相较于中国在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有太多中资太快涌入柬埔寨，已经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而对于西港赌场的投资也并没有让当地人受益，反而带来了犯罪率上升，推高生活成本等问题。”

　　不过，中国投资有着日韩资本无法取代的优势。日韩资本多来自私企、专注房地产投资，实力雄厚的中资则能满足柬埔寨在基建和能源上的迫切需求，契合当地政府期望在2025年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

　　罗振汉：中国受柬精英阶层欢迎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项目统筹员罗振汉博士受访时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政治意愿与资源投资10亿至20亿美元，帮助柬埔寨发展基建与能源项目的合作伙伴。因此柬埔寨这些年来非常愿意支持中国的经济投资与商业活动。”

　　至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大举在柬埔寨投资所引发的经济殖民担忧，罗振汉指出，成为附庸对柬埔寨来说不是新鲜事;自殖民时期以来，柬埔寨为了国家发展，一直周旋于各强国之间，未来虽会试图平衡对中国的依赖，但短时间内不会摆脱依赖他国的思维模式。

　　相对于西方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中方并没有在人权保护、男女平权、创造就业等方面提出严苛要求，因此更受柬埔寨精英阶层欢迎。

　　罗振汉说：“中方唯一附加条件就是要求柬埔寨在亚细安支持北京的利益，因此也有了2012年柬埔寨在主办第45届亚细安外交部长会议闭幕时，拒绝在联合公报中加入与南中国海纠纷有关内容的一幕。”

　　亚细安担忧柬埔寨立场

　　换一个立场看，在亚细安成员尤其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眼中，柬埔寨对中国与中资的依赖，就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中国的影响力透过柬埔寨等国家，左右与局限亚细安所能表达的一致立场，对亚细安内部团结构成压力。当然，美国也同时在加大对本区域的影响力。综合起来，从经济局势改变引起的地缘政治变化，是亚细安不得不面对和应对的现实。

　　回不去的从前

　　相差不到20公里的西港与特区对于中资的态度截然相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面临的困境。中国资金一方面帮助底层人民提升工作技能与收入，另一方面也拉高生活成本，增加生活压力。

　　在政府层面，中国对于政府的要求与审核不如欧美严苛，投入资本容易被贪腐官员“雁过拔毛”，最后民众获得的利益也更少，没享受到经济起飞的好处，只能把不满归咎于中资身上。

　　看着眼前几乎变成大工地的西港，沙林的声音几乎被工地的轰鸣声淹没。他直言：“有时候我希望回到从前，虽然赚的少，但足够维持宁静的生活。”

　　从柬埔寨首都金边通往西哈努克市(简称西港)的唯一一条公路——四号国道，是一条只有双车道的普通马路，路面修得不算平整，各种在建项目与未修整的设施紧挨着路旁，裸露出黄泥地，车子快速经过时掀起尘土飞扬。

　　官方资料介绍，这条230公里的公路需时四个半小时穿行，但《联合早报》记者下午4点出发，走走停停经过七个小时，抵达西港时已经晚上11点。一路上目睹各种重型运输车慢行堵路，民用车辆被堵着只能干着急。一转眼，车窗外的景物已从白天转变为深夜。

　　初到柬埔寨收到的这份“见面礼”，让人切身体会到，刚在上月22日动土的金港高速公路有多大的现实意义。金港高速是柬埔寨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也是中柬“一带一路”合作下的重点工程，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耗资20亿美元(27亿新元)，最终将把记者刚度过的七个多小时车程，压缩到两小时以内。

　　西港是柬埔寨唯一设有货物处理设施的深水港，开通金港高速对于带动当地贸易、活络当地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

　　倡议vs战略

　　“要致富、先修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践行的发展理念，如今它正积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这个概念与经验带到中亚、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认同“一带一路”的人士认为，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更懂得基础设施不足对落后地区发展造成的严重局限，更能体会基础设施不足的“痛”。

　　然而，在质疑者眼中，“一带一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债务风险、白象工程，甚至会助长不光彩的官商勾结和腐败。一些西方智库更警告，“一带一路”项目下中外合作下的债务风险，实际上是“债务陷阱”，“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扩张、推进地缘政治野心的核心工具。

　　就连在用词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表达都有所不同;西方评论称“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战略”，中国则强调“一带一路”是一份“倡议”。西方国家的质疑，一部分要归咎于该构想本身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固有疑虑，里头不乏“中国威胁论”遗传基因。

　　2007年开建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国首批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之后被纳入“一带一路”框架。(新华社)

　　基建需求真切存在

　　“一带一路”的愿景是通过基建设施组成网络，把中国同中亚、中东、欧洲、非洲和东南亚连接起来，沿线国家涵盖世界三分之二人口，三分之一经济产值。这个倡议自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后，中国即动员政府机关与国企力量，在国内外大力推展有关“一带一路”的宣传与合作。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截至2018年底，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4万多个就业岗位和20多亿美元税收。

　　在“一带一路”声势最高涨的几年，一批标志性项目，如中巴经济走廊(2015年正式启动)、中老铁路(2016年12月全线开工)、中泰铁路(2017年12月开工)、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2013年签署，2017至2018年三条生产线陆续投产)等先后启动或开建。

　　此外，一些早前就已启动的项目，也重新“打包”归纳到“一带一路”概念下，具体例子如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等。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莫里斯·格林伯格荣誉主任韩磊(Paul Haenle)受访时向《联合早报》指出，那么多国家对“一带一路”感兴趣，正是因为中国提供了其他国家没有提供的基建，而这些需求真切存在。

　　他说：“在发展中世界，缺乏基础设施是发展的最大障碍。就目前而言，对那些需要脱贫的国家来说，中国还是唯一选择。”

　　项目触礁加深西方猜忌

　　随着“一带一路”地域板块扩大，它面对的国际质疑声持续上扬，在2017年底至2018年尤其达到高峰。一些国家因“一带一路”项目而背负庞大债务，最终被迫将战略资源的掌控权拱手转让中国，无形中坐实了西方对“一带一路”项目存在债务风险的警告。这些不成功的案例，不但激起国际舆论关注，更引起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合作的警惕。

　　斯里兰卡就是最常被提起的负面例子，该国的马特拉机场由中国投资2.9亿美元建造，结果沦为“世界上最空旷的国际机场”。2017年底，斯里兰还因无法偿还贷款，将汉班托塔港移交中国企业，租期99年。批评人士担忧，这项交易威胁斯里兰卡主权，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最终将成为中国的海军基地。

　　马尔代夫、缅甸、巴基斯坦等国政府也陆续被曝为债务伤透脑筋。去年，缅甸在美国协助下重新检讨与中国机构的协议，把中国资助的皎漂深水港项目投资，从原定的73亿美元缩减到13亿美元，以减轻政府债务负担。

　　去年5月，马来西亚大选“变天”，执政61年的国民阵线被赶下台，老首相马哈迪“回锅”上任后，7月即叫停了价值200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工程，以及32亿美元的输油管项目，理由是马来西亚承受不了这么沉重的债务负担。马哈迪最近宣布，与中国协商后重启东铁项目，但是建造成本大减了三分之一。

　　一带一路项目传出腐败丑闻

　　这两年里，由于一些项目的审批与管理缺乏透明性，以及中资进入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引发了诸多矛盾，“一带一路”项目更几次被卷入所在国的国内政治，或成为全国性选举中的话题。刚结束的印度尼西亚大选中，挑战者印尼大运动党主席普拉博沃就批评佐科政府放纵“一带一路”项目融资，损害国家利益。在马来西亚，前纳吉政府的腐败丑闻以及它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就引人侧目。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外合作项目传出腐败丑闻，并不止发生在东南亚国家。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月出访南美时，公开指责中国将腐蚀性资本注入南美洲经济血液，侵蚀良好的治理;他还以中国企业为厄瓜多尔建设的辛克雷水电站为例加以论证。据《纽约时报》报道，多个涉及有关建设的当地官员因腐败被判刑，包括一名前副总统、一名前电力部长，甚至还有一名监督该项目的反腐官员。

　　再者，“一带一路”的基建工程缺少对环境影响的评估，大型中资企业对当地中小企业和工人就业的排挤效应，也造成项目所在地民众对“一带一路”的反感和排斥。

　　韩磊分析：“虽然中国声称‘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但它采取的妨碍公平竞争的排他性策略，招致更多‘中国制造为中国’(Made in China, for China)的批评。”

　　西方对中国制度和价值体系不安

　　在西方对“一带一路”质疑与批评的深处，还有价值观的冲突兼国家地缘政治竞赛因素。

　　有分析指出，中国在海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时，采取政府为主导、国有企业当排头兵的中国模式，但西方无法复制，也难以像中国一样带着巨资和人员，排山倒海出国做基建。西方因此认为，中国利用“一带一路”的投资，宣扬与西方传统理念截然不同的制度和价值观体系。

　　德国前外长加布里尔去年就抨击中国试图借“一带一路”，按照中国利益全面重塑世界，但该体系和制度与西方不同，“不是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基础”。

　　不过，欧洲虽然不认同中国代表的价值和体系，但从现实利益看，欧盟各国经济处境艰难，又切实感受到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威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变幻无常，这让中国找到了战略突破口。上个月，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就震惊了欧美。

　　欧盟对中国的态度立场矛盾，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市场与合作，同时又担忧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释放的利益冲击破坏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联盟体系。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受访时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初期，在欧洲受关注度并不高，如今欧盟担心“它将鼓励个别国家脱离欧盟原来的立场，也就是对‘一带一路’不持任何立场”。

　　美忧中借一带一路挑战霸主地位

　　尽管中国一直强调“一带一路”的共赢共享，美国和主要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这项倡议的动机一直存有怀疑，认为“一带一路”其实是中国扩大战略、政治和经济影响力雄心的直接投射。

　　去年以来，美国政治精英普遍将中国视为可能挑战美国地位的头号对手，在经济、科技、战略上与中国全方位对峙，其中突出表现就是中美贸易战的开打以及美国对中国华为5G设备的全面围堵，对“一带一路”项目的疑虑更有增无减。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在来临星期四(25日)在北京召开，美国官方不仅与中国划清界限，宣布不会派高级别官员参加，还在外交场合提高抨击调门，游说各国加以抵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受访时说，“一带一路”的项目投资大、回报慢、风险高，美国并不愿意做这些“脏活累活”，“但美国担心大家都跟着你跑，它的影响力被削弱，尤其是它所建立的联盟体系被破坏”。

　　回应外界疑虑 中国调整手法推动一带一路

　　面对“一带一路”项目出现的现实问题与争议，中国推进项目的手法也有了调整。

　　去年8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一带一路”要从绘就“大写意”转为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注意实施雪中送炭、急对方之所急、能够让当地老百姓受益的民生工程。这番新表述，间接回应了外界对“一带一路”的疑虑与批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向第七年，受访学者预见，早期大跃进式的做法将会收缩规模、放慢节奏，转变成可持续和遵守商业规则的推进模式。

　　研究没做足 决策较粗糙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副院长潘永强受访时指出，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国力、经济和军事力量达到一定阶段后，走向世界进行全球战略布局有其“必然性、合理性”，然而从过去五年的实践观察，“一带一路”倡议在顶层设计和具体执行面的确都存在问题。

　　潘永强指出，“一带一路”在许多方面的决策比较粗糙，“算是一种粗放型的对外经营的战略”，所涉及的项目资金投入非常大，不一定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加上很多项目或投资都在高风险地区进行，比如威权国家、腐败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出问题”。

　　再者，中国虽有决心、企图心想透过一带一路走到世界各地，但中国的研究功课显然没做足。潘永强分析，“一带一路”战线拉得很长，地域拉得很广：从东南亚到中亚，一直到非洲和南美洲。然而中国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掌握其实并不足够，对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国情都不理解。

　　相比之下，日本推行“南向政策”时，对东南亚都做了充足的研究。一个世纪前英国或西方国家殖民全球时，有许多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在外做各种游记与记录，带动国内的区域研究。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时所选择的合作对象，也有“交友不慎”的问题，例如与腐败或威权政府合作，导致这类合作项目非但不能为中国的形象加分，反而引起更多问题，在一些国家进行的“一带一路”项目也没考虑到环保、人权、法律等等因素。

　　潘永强还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对于各个“一带一路”项目没有很好的主导和监管，加上中国惯常采用的指标考核制度，造成“一带一路”概念下的项目泛滥，各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各有一套，“基本上是很凌乱的，不是宏观的、有规划的，以及有部署的安排。”

　　他说：“我们在马来西亚就有感受到(这些凌乱)，前几年每个月都有大大小小的中国团体带着一带一路的名义来访问、来考察……招商的、经贸的，也有很多是搞艺术的、文化交流等，名堂都冠上‘一带一路’。”

　　他感叹，早前有人将“一带一路”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但两者实际上天差地别。

　　“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是要重建欧洲，进行得很谨慎，有长远眼光;中国(的“一带一路”)却是粗放型的，决策比较粗糙，中央地方各有形态，各行其是。”

　　批评提醒中国做具体调整

　　针对“一带一路”项目在多个国家卷入当地政治，自2013年以来即追踪“一带一路”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这些问题说明中国推行项目“不光要和当局打交道，还要跟反对党、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

　　他也指出，一些项目面对指责，不排除是做了东道国本身问题的“替罪羊”，但批评也反过来提醒中国，“一带一路”要行稳致远，更好地绘制习近平所说的“工笔画”。

　　从最近的具体发展可看出，中国政府也做出具体调整，既保留“一带一路”项目，同时与有关政府重新谈判合作条件。例如，中国本月同马来西亚达成新的东海岸铁路协议，将建造成本从655亿令吉(214亿新元)，大幅缩减三分之一至440亿令吉。这被视为对马来西亚让步，同时也展示了与马国共同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

　　此外，中国也在引入第三方力量，携手推进“一带一路”长期、稳定和可持续，比如同新加坡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金融服务互联互通、第三方市场和专业服务这四个平台上展开合作。

　　对于“一带一路”的调整方向，王义桅认为，这包括走高标准道路，遵循市场规律，强调竞争中性，项目推进也得符合国际法和所在国法律法规。此外，未来“一带一路”须更集中，未必要做大规模基建，而是在境外开展经济合作园区，扩大私企参与空间。

　　长远前景取决于国内外局势

　　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的内外部环境。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债务问题凸显，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前途未卜情况下，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一带一路”能否长期为继充满未知。

　　潘永强说：“只要特朗普给中国的压力没停，中国的国内财政未必有能力继续以过去五年那种规模，持续支持对‘一带一路’的投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本周在《联合早报》发表的文章中也指出，资本、产能和技术“走出去”都是为了内部的发展，一旦内部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外部发展就没有了基础。他认为，国家主导的“走出去”项目尤其要注意其经济能力可持续性，否则“一带一路”可能因国内因素，沦为另一个“郑和”项目。

　　中国史书记载，明朝航海家郑和带着庞大远航舰队七下(也有历史考据认为超过七次)西洋，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宣扬国威，但终因“耗费巨大”叫停。

　　郑永年也提醒，金融、互联网的重要性已超越传统地缘。在陆地地缘和海洋地缘的投入，在现今世界格局下未必能发挥影响力，中国评估“一带一路”国内外角色时应对此有客观认识。

　　也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旗舰外交政策，这个倡议的未来与习近平本人的任期和政治遗产直接相关。

　　柬埔寨青年勤学中文赚高薪

　　“我不太喜欢中国人，”21岁的西哈努克市(简称西港)青年提那说。

　　“城市里的中国人太多了。他们在这里建赌场、投资房地产，推高房价;现在穷人都租不起房子，被迫离开西港，去乡下居住。”

　　但是为了更好的将来，提那也在认真学习中文。他白天在市中心一家青旅打工，下午则上补习班学中文，因为在西港，能说中文就代表能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

　　临近泰国湾的西港曾以洁白宁静的沙滩闻名，吸引不少欧美背包客，但近几年来，大量来自中国的资金涌入，在当地兴建大量酒店与赌场，引发不少争议。

　　走在市区街头，目之所及，除了印有中文招牌的大型赌场与酒店外，就连小餐馆与超市也是如此，不少当地居民直言西港已被中国“殖民”，成为“小澳门”。

　　当地司机沙林(43岁)说：“五六年前的西港并不是现在这样，临街的店铺有许多欧美人开的咖啡厅、酒吧、书店。中国资本涌入后，推高了门面租金，驱走了那些负担不起的欧美人。”

　　根据柬埔寨财政部数字，2016年当地人均所得为1302美元，但是依据沙林介绍，会中文，在西港每月收入就可高达1000美元 ，但生活成本也翻倍增长，一些居民感觉吃不消。

　　“以前一公斤螃蟹只要4美元，现在涨到10美元，在普通餐馆吃顿饭也从2美元涨到6美元，房租就更不用说，从70多美元涨到近400美元，薪水再多也不够花。”

　　西港经济特区打造“小深圳”

　　距离西港东北约20公里处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大家虽也积极学中文，但对中资的态度却与市区内大相径庭。

　　林清(20岁)在特区内的一家中资箱包厂担任翻译并兼管人事，每月工资280美元，虽不比特区外高多少，但工作稳定，公司每天也提供伙食，并为员工缴纳保险。

　　林清受访时说：“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也很想到特区的工厂工作，就是因为这里的工作条件与环境都比外面要好。”

　　西港位于柬埔寨西南部，是该国唯一的深水港，而特区坐落在西港到首都金边必经的交通要道上。2008年奠基以来，经济特区一直致力于利用地理优势，打造柬埔寨的“小深圳”，通过各种政策税务优惠吸引外资，推动区域工业化与经济发展。

　　特区由中资控股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作为主体开发建设。据官网介绍，这是“中国首批通过商务部、财政部考核确认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

　　特区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坚刚介绍，特区内目前有153家企业，约九成是中国企业，其余是外企，创造2万9000多个就业机会，是西哈努克省的雇佣大户。特区的中方工作及管理人员大约1000多人，柬埔寨员工并非都是从事初级职位，特区内的每家企业约5%至10%的管理人员是当地人。

　　陈坚刚希望能将特区打造成“一带一路”倡议上的样板项目，带动柬埔寨经济发展，帮助提升人民生活。他说：“‘一带一路’上每个国家国情不同，项目必须能够扎根当地，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合作，互惠互利，才能长久。”

　　特区内的环境与西港市内截然不同，从宽阔的马路到规划统一的建筑和干净整齐、绿化良好的街道，一切都显露“中国规划”的基因。西港市内则随处可见各种生活与工程垃圾，污水横流，街上尘土飞扬，到处都贴着各种中文招商、招赌、售楼，甚至卖淫广告，龙蛇混杂。

　　此外，在特区内工作的当地人看起来也都精神抖擞，衣着时髦鲜艳，与市区里的紧张憔悴形成鲜明对比。

　　生活成本高 柬民众归咎中资

　　在亚细安10国中，柬埔寨被视为较“亲中”的一员，在外交上采取与中国更为一致的路线。2012年，由于柬埔寨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为支持中国的立场，导致那一年在金边举行的亚细安外长会议有史以来第一次发不出联合公报。类似的情况——柬埔寨阻挠亚细安发出与中国立场相左的声明，之后也继续发生，一些西方评论人士因此撰文分析“亚细安的柬埔寨问题”。

　　不过，从《联合早报》记者实地观察与采访所知，柬埔寨当地民众与知识精英，对于政府在经济上过于依靠中国，并非没有警觉，但短期内又没法拒绝中国所提供的、条件最宽松的经济扶持。

　　中企太快涌入柬埔寨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讲师、柬埔寨独立智库亚洲愿景机构(Asian Vision Institute)主席瓦那里斯(Vannarith Chheang)博士受访时说明，日本和韩国是柬埔寨另两大经济伙伴，相比之下，中企中资因投资质量较差，留下更多负面印象。

　　他说：“相较于中国在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有太多中资太快涌入柬埔寨，已经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而对于西港赌场的投资也并没有让当地人受益，反而带来了犯罪率上升，推高生活成本等问题。”

　　不过，中国投资有着日韩资本无法取代的优势。日韩资本多来自私企、专注房地产投资，实力雄厚的中资则能满足柬埔寨在基建和能源上的迫切需求，契合当地政府期望在2025年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

　　罗振汉：中国受柬精英阶层欢迎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项目统筹员罗振汉博士受访时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政治意愿与资源投资10亿至20亿美元，帮助柬埔寨发展基建与能源项目的合作伙伴。因此柬埔寨这些年来非常愿意支持中国的经济投资与商业活动。”

　　至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大举在柬埔寨投资所引发的经济殖民担忧，罗振汉指出，成为附庸对柬埔寨来说不是新鲜事;自殖民时期以来，柬埔寨为了国家发展，一直周旋于各强国之间，未来虽会试图平衡对中国的依赖，但短时间内不会摆脱依赖他国的思维模式。

　　相对于西方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中方并没有在人权保护、男女平权、创造就业等方面提出严苛要求，因此更受柬埔寨精英阶层欢迎。

　　罗振汉说：“中方唯一附加条件就是要求柬埔寨在亚细安支持北京的利益，因此也有了2012年柬埔寨在主办第45届亚细安外交部长会议闭幕时，拒绝在联合公报中加入与南中国海纠纷有关内容的一幕。”

　　亚细安担忧柬埔寨立场

　　换一个立场看，在亚细安成员尤其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眼中，柬埔寨对中国与中资的依赖，就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中国的影响力透过柬埔寨等国家，左右与局限亚细安所能表达的一致立场，对亚细安内部团结构成压力。当然，美国也同时在加大对本区域的影响力。综合起来，从经济局势改变引起的地缘政治变化，是亚细安不得不面对和应对的现实。

　　回不去的从前

　　相差不到20公里的西港与特区对于中资的态度截然相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面临的困境。中国资金一方面帮助底层人民提升工作技能与收入，另一方面也拉高生活成本，增加生活压力。

　　在政府层面，中国对于政府的要求与审核不如欧美严苛，投入资本容易被贪腐官员“雁过拔毛”，最后民众获得的利益也更少，没享受到经济起飞的好处，只能把不满归咎于中资身上。

　　看着眼前几乎变成大工地的西港，沙林的声音几乎被工地的轰鸣声淹没。他直言：“有时候我希望回到从前，虽然赚的少，但足够维持宁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