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美国对华敌对情绪的可能起源

　　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Bob Menendez)提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4月21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高票数表决通过，开始进入复杂的立法程序。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该法案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强力支持，极可能在国会通过成为法律。在深度分裂的国会中，这体现出两党在对华强硬路线上“罕见一致的情绪”。

　　这清楚地表明，跟以往不同，美国这些年已把中国经济崛起更多地视为威胁而不再是机会。但之前并非如此。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说过，中国经济的崛起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件。美国支持中国的崛起符合其国家利益和世界观，曾经是政治主流。

　　即便意识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和壮大不可阻挡，作为主流价值，美国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与中国在经济与地缘政治上合作的利益巨大。事实上，过往几10年来，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并没有阻止美国政府(至少从克林顿时期以来)，将中国定义为战略伙伴关系，而非竞争对手的决心。

　　不幸的是，这些在过去几年都已改变。无视并有意对与中国合作的利益避而不谈，任由对抗中国的民粹意识形态泛滥，正在塑造美国的政治主流和价值。不难理解，这是美国主流价值受到民粹政治巨大挑战的结果。只是这一变化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人不可思议。

　　美国这些年两党分裂严重，极端对立的两党又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美国社会的撕裂和民粹主义政治抬头，反映出美国政治领导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能够有效治理，并最小化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成本这一事实。五年前，特朗普是这个社会对立的产物，并逮住了这个分裂所创造的政治机会，而他的执政又将社会撕裂推向了新高度。

　　相比之下，审慎管理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并确保最小化结构变化的成本，是中国和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验。回想一下，中国在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后的10年，经济发展迅猛，是因为它成功避免了因开放那些受保护的领域而引发的震荡。中国是将冲击转为机遇的很好的案例。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会因为对一国经济结构和底层人士的冲击，而挑战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国家的底线，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拥抱科技和全球化的利益巨大，问题在于政府如何适应和有效治理这种改变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实际上，美国过去几年的状况显示，将中国视为敌人并从全球化中退缩，不仅不是可靠的解决方案，还会使情况更糟。不幸的是，就几年功夫，这些都不可思议地发生了。中美关系严重倒退，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也滑向几乎瓦解的边缘。

　　今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安排了一个特别环节，高龄97的基辛格通过视频连线发表了讲话。基辛格是美国健在的政治家中，最有资格对中美关系发表意见的人。他是从尼逊、里根到拜登这50年中美关系变化的最佳见证人。

　　他在发言中说到，两国积极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中美之间的理解。美国和中国从未与跟对方同等体量的国家打过交道，这是初次经历，但我们必须阻止目前的危机转变成严重冲突。

　　不过，他对两国关系的走向略显悲观，认为在由现代科技、全球化传播和经济全球化造就的时代，确实让合作共识的达成变得极其困难，并要求双方付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

　　后一句话切中要害。现代科技，特别是“移动革命”具有摧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力量。早在移动互联网科技普及之前，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深受传统的主流媒体的影响，而主流媒体是社会精英的喉舌。

　　长期以来，主流媒体的最佳竞争策略是：要扩大影响力，就必须尽量保持中立以留住大多数的观众和读者，这类似于经济学上著名的霍特林模型(Hotelling model，以经济学家Harold Hotelling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命名)所遵循的逻辑。

　　受到霍特林模型启发，政治学者唐斯(Anthony Downs)于1957年发展出著名的“中间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在政治竞争中，两党获取更多选票的策略必然受霍特林式竞争支配。长期以来，美国的两党民主政治制度运行良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间选民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然而，移动互联网科技通过传媒和社交渠道冲击了美国的两党民主制度。“移动革命”首先使得人与人借助于智能终端，特别是智能手机而互联，信息传播极其广泛而瞬时。当然，最重要的改变是，它使传统主流媒体被定制化或个性化的意见表达取代。

　　当个性化的表达和新的传播渠道主导这个传媒世界时，影响每一个人的不再是传统的主流新闻，而是在手机上传播开来的各种个性化的信息。为了维持更多的影响力，媒体推手须要制作和传播更加定制化和极端化的意见表达，这意味着向“中间选民”靠拢的霍特林式竞争的逻辑被颠覆，追求极端化的和充满个性的意见表达，成为网络传媒的主导竞争策略。

　　“移动革命”深刻影响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一旦中间选民的假设不再成立，政治的分裂也就是迟早的事。尽管不是没有代价，也遭诸多诟病，但中国的做法至少表明，它对管控极端网络言论和民粹主义冲击主流价值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

　　相对而言，美国政党根本没有竭尽全力，为基辛格所说的现代科技对价值观的冲击做好准备，反而是对社会撕裂和民粹主义推波助澜。且不说中美关系，就是一团糟的国内问题，美国两党也须要在政治上更加合作，更有作为，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坦白说，对美国而言，真正威胁它的未来的不是中国的经济崛起，而是如何弥合社会和政治的撕裂，找回主流价值，重回美国昔日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上海智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Bob Menendez)提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4月21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高票数表决通过，开始进入复杂的立法程序。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该法案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强力支持，极可能在国会通过成为法律。在深度分裂的国会中，这体现出两党在对华强硬路线上“罕见一致的情绪”。

　　这清楚地表明，跟以往不同，美国这些年已把中国经济崛起更多地视为威胁而不再是机会。但之前并非如此。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说过，中国经济的崛起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件。美国支持中国的崛起符合其国家利益和世界观，曾经是政治主流。

　　即便意识到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和壮大不可阻挡，作为主流价值，美国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与中国在经济与地缘政治上合作的利益巨大。事实上，过往几10年来，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并没有阻止美国政府(至少从克林顿时期以来)，将中国定义为战略伙伴关系，而非竞争对手的决心。

　　不幸的是，这些在过去几年都已改变。无视并有意对与中国合作的利益避而不谈，任由对抗中国的民粹意识形态泛滥，正在塑造美国的政治主流和价值。不难理解，这是美国主流价值受到民粹政治巨大挑战的结果。只是这一变化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人不可思议。

　　美国这些年两党分裂严重，极端对立的两党又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美国社会的撕裂和民粹主义政治抬头，反映出美国政治领导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能够有效治理，并最小化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成本这一事实。五年前，特朗普是这个社会对立的产物，并逮住了这个分裂所创造的政治机会，而他的执政又将社会撕裂推向了新高度。

　　相比之下，审慎管理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并确保最小化结构变化的成本，是中国和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验。回想一下，中国在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后的10年，经济发展迅猛，是因为它成功避免了因开放那些受保护的领域而引发的震荡。中国是将冲击转为机遇的很好的案例。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会因为对一国经济结构和底层人士的冲击，而挑战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国家的底线，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拥抱科技和全球化的利益巨大，问题在于政府如何适应和有效治理这种改变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实际上，美国过去几年的状况显示，将中国视为敌人并从全球化中退缩，不仅不是可靠的解决方案，还会使情况更糟。不幸的是，就几年功夫，这些都不可思议地发生了。中美关系严重倒退，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也滑向几乎瓦解的边缘。

　　今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安排了一个特别环节，高龄97的基辛格通过视频连线发表了讲话。基辛格是美国健在的政治家中，最有资格对中美关系发表意见的人。他是从尼逊、里根到拜登这50年中美关系变化的最佳见证人。

　　他在发言中说到，两国积极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中美之间的理解。美国和中国从未与跟对方同等体量的国家打过交道，这是初次经历，但我们必须阻止目前的危机转变成严重冲突。

　　不过，他对两国关系的走向略显悲观，认为在由现代科技、全球化传播和经济全球化造就的时代，确实让合作共识的达成变得极其困难，并要求双方付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

　　后一句话切中要害。现代科技，特别是“移动革命”具有摧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力量。早在移动互联网科技普及之前，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深受传统的主流媒体的影响，而主流媒体是社会精英的喉舌。

　　长期以来，主流媒体的最佳竞争策略是：要扩大影响力，就必须尽量保持中立以留住大多数的观众和读者，这类似于经济学上著名的霍特林模型(Hotelling model，以经济学家Harold Hotelling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命名)所遵循的逻辑。

　　受到霍特林模型启发，政治学者唐斯(Anthony Downs)于1957年发展出著名的“中间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在政治竞争中，两党获取更多选票的策略必然受霍特林式竞争支配。长期以来，美国的两党民主政治制度运行良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间选民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然而，移动互联网科技通过传媒和社交渠道冲击了美国的两党民主制度。“移动革命”首先使得人与人借助于智能终端，特别是智能手机而互联，信息传播极其广泛而瞬时。当然，最重要的改变是，它使传统主流媒体被定制化或个性化的意见表达取代。

　　当个性化的表达和新的传播渠道主导这个传媒世界时，影响每一个人的不再是传统的主流新闻，而是在手机上传播开来的各种个性化的信息。为了维持更多的影响力，媒体推手须要制作和传播更加定制化和极端化的意见表达，这意味着向“中间选民”靠拢的霍特林式竞争的逻辑被颠覆，追求极端化的和充满个性的意见表达，成为网络传媒的主导竞争策略。

　　“移动革命”深刻影响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一旦中间选民的假设不再成立，政治的分裂也就是迟早的事。尽管不是没有代价，也遭诸多诟病，但中国的做法至少表明，它对管控极端网络言论和民粹主义冲击主流价值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

　　相对而言，美国政党根本没有竭尽全力，为基辛格所说的现代科技对价值观的冲击做好准备，反而是对社会撕裂和民粹主义推波助澜。且不说中美关系，就是一团糟的国内问题，美国两党也须要在政治上更加合作，更有作为，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坦白说，对美国而言，真正威胁它的未来的不是中国的经济崛起，而是如何弥合社会和政治的撕裂，找回主流价值，重回美国昔日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上海智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