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环境中的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的父亲似乎并不能被划到复辟时期的极端保皇党(ultra)行列中去，尤其是如果我们不从这位省长的铁腕政权角度来分析，而是将分析建立在他的两本历史学著作上：　《路易十五时期的哲学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du règne de Louis ⅩⅤ)和《路易十六时期速览》(Coup d’œil sur le règne de Louis ⅩⅥ)。的确，波利尼亚克亲王在1827年应他四年前的申请，授予了他贵族头衔，但并没有预见到埃尔维会通过这一右转举动在抵抗自由主义舆论的(人们俗称的)“贵族帮”体系中获益。托克维尔有些悲伤地注意到这件事，因此对他的朋友凯尔戈莱说：“我的父亲终于跻身贵族行列。他四年前就开始渴望并申请了。他现在已经不再申请了，却发现自己被贵族帮包围着。这就是上流社会的发展史。他获得贵族头衔之前就表达了他的拒绝;他后来也没有改变看法，我确定他这么做是对的。”安德烈·雅尔丹梳理了埃尔维·德·托克维尔省长的职业生涯，确认后者在进入贵族院的同时，努力避免与纯粹的极端保皇主义思潮同流合污，并加入了莫特马尔公爵(duc de Mortemar)的温和派阵营。

　　托克维尔：自由的贵族源泉

　　Tocqueville: les sources aristocratiques de la liberté.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法] 吕西安·若姆 著

　　马洁宁 译

　　漓江出版社

　　2017年2月

　　ISBN : 978-7-5407-7957-3

　　定价: 65.00

　　上架建议：知识分子 人物传记

　　将政治理解为为集体服务一直是托克维尔的父亲的野心，直到七月革命使他放弃。1829年，波利尼亚克的内阁指派埃尔维伯爵领导拉曼什选区。雅尔丹推断，这说明“他成为了一位正统派的领袖”。事实上，埃尔维·德·托克维尔的想法似乎源于当时的拥君派舆论：他在395《论美国的民主》的手稿上的注解(诺拉版)展示了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应当采纳政治立场时的谨慎态度。他十分在意的一点是荣誉的概念，而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他不仅应阿列克西的要求，和凯尔戈莱一样，对荣誉的定义进行了一番研究，而且他也在他对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研究中给了荣誉一席之地。他在引用孟德斯鸠的同时写道：

　　对一个君主制度来说，荣誉堕落对贵族阶级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这就是摄政时期所发生的事，而且我们也应将其主要归因于体系。荣誉偏爱外在的光鲜和在金钱方面的好名声。对金钱的下流情绪是与高尚思想不兼容的。因此，当时的贵族阶级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因为他们陷入了体系造成的狂热贪婪之中。于是贵族阶级不再启发尊重，也无法将其复原……财富获得了与出身同等的地位，并很快就大获成功。

　　针对约翰·劳(John Law)的体系所表达的对金钱搭建的联系和从属关系的轻蔑，以及“民主”来自等级的削弱这一被视为“道德风俗”的堕落的思想，并不是与阿列克西的思想毫无关系。后者十分激动地给凯尔戈莱写道，他不认为金钱是他的生命的首要烦恼;而且他也拒绝听从他的表兄的恳求，后者希望为他介绍一桩“好姻缘”。

　　一般来说，埃尔维·德·托克维尔的历史分析是根据1789年革命来进行的，而且常常采用先将来时：到时将会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插曲使得……一种历史必要性的语气扑面而来：“会导致革命的转变从路易十五的统治末期开始。”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我们说什么，他的儿子并不总是远离这一反向目的论的论证方式。另外，托克维尔公爵的目的对他的儿子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他对旧制度的档案和行政的研究也为阿列克西的带来了重要影响：“对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积蓄能量，为终将为18世纪画上句号的大革命的到来作准备这一过程的哲学分析，十分值得我们的研究。”埃尔维·德·托克维尔用来分析“大革命”的前兆的著作在官方机构眼中是不够充分的，却展示了他对革命事实的接受，考虑到1789年之前的领导阶层的弱点：　我们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看到了这一思想的力量，而且这一著作是由斥责权力阶层的道德家写就的。我们注意到，安德烈·雅尔丹迫切地想抬高托克维尔，因此对他的父亲的评价相当苛刻，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托克维尔也复述了当时的普遍观点;他很可能更擅长语言的组织，尤其是针对他的父亲已经发掘的资源。

　　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托克维尔是如何塑造他的父亲的形象的，至少就他愿意坦白的而言。在埃尔维公爵去世的时候，托克维尔向考赛尔坦白，他的父母是他最依恋的人，而且他的父亲在他眼中代表着活着的信仰，而且毫不做作。托克维尔在信中写的话一如既往地不能用绝对的眼光看待;考赛尔(他是一位极左派议员的儿子)从政治极端主义过渡到了激进天主教徒，而托克维尔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尤其是当他担任外交部长时，他看到考赛尔作为法国驻教廷代表，在罗马问题上过分倾向于教皇。托克维尔可能还补充了一点，但是似乎这幅形象是真实的，情感也是货真价实的。另外，一切都指出，托克维尔对他的父亲的印象与后者对马尔泽布的崇拜混淆在了一起。马尔泽布是整个家族中真正的图腾式人物，而埃尔维在1793年的艰苦环境下娶了他的一个孙女。作为犹太人和新教徒的捍卫者、税务法庭的多封请愿书的作者、《百科全书》的保护者，马尔泽布因此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行政长官，以开放的思想和启蒙运动的伟大代表的形象示人。但是他令人钦佩的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回到大革命使他离开的公众舞台，并自荐为路易十六的辩护者。他为他对国王的忠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整个家庭的代价;他光明正大地回到了家，然后被逮捕，和夏多布里昂的兄嫂一起被送上了断头台。

　　托克维尔的父亲这一支是贵族武将出生，而母亲那一支则是拉木瓦浓(Lamoignon)家族的贵族文官。马尔泽布的一个女儿，玛格丽特·德·拉木瓦浓·德·马尔泽布(Marguerite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嫁给了巴黎议会主席路易·勒佩尔迪耶·德·罗桑伯(Louis Le Peletier de Rosambo)。他们有个女儿就是托克维尔的母亲。这对夫妻也被送上了断头台(1794年4月20日和22日)。他们的另一个女儿，阿莉娜·特蕾丝(Aline-Thérèse)嫁给了夏多布里昂的哥哥：　他们也在1794年4月22日被送上断头台。他们的两个孩子，路易和克里斯蒂安·德·夏多布里昂(Christian de Chateaubriand)后来被埃尔维·德·托克维尔和他的妻子收养，成为了阿列克西(Alexis)、爱德华(Édouard)和依波利特·克莱尔·德·托克维尔(Hippolyte Clérel de Tocqueville)在塞纳河上的维尔奈依城堡(château de Verneuil-sur-Seine，马尔泽布的一个姐妹的财产)中的玩伴。夏多布里昂在那里遇见了他的侄子们和姻甥们;据托克维尔的笔录，当时他们玩耍，演戏(这是他们的家族热情，阿列克西后来一直保留了这个热情)，他们高声朗读刚刚出版的图书片断。维尔奈依城堡用夏多布里昂的可怕说法来说，就是一个来自马尔泽布的姐姐，德·赛诺赞夫人(Mme de Sénozan)的“断头台的遗产”，她在1794年5月10日，以超过80岁的高龄被送上了断头台。

　　托克维尔在这座她母亲拥有了14年的城堡中度过了他的童年的每个夏天。他在城堡中看到了马尔泽布家族和他父亲的家族留下的书籍、物件和各种纪念物。

　　埃尔维德·托克维尔本人绝不会忘记与马尔泽布一起被关进监狱，差一步也被送上断头台这段过去，也因此成为了这一以服务国家和忠君为名的殉道者形象。他将把这段记忆告诉阿列克西。我们在托克维尔的档案中读到：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觉得我最有权大声说出这些事，我的答案非常干脆利落。我是M先生(马尔泽布)的外孙(有误)[1]。没有人不知道，马尔泽布先生在路易十六面前捍卫了人民之后，又在人民面前捍卫了国王。我从未忘却，也绝不会忘却这一双重典范。

　　托克维尔的档案的另一段话旁边有一个批注：“因为我是马尔泽布先生的外孙(有误)，所以我写了这些话。”

　　1833年，当托克维尔作为凯尔戈莱的律师为后者辩护(贝里公爵夫人事件)，并发表了一篇关于非法囚禁公爵夫人的抗议书时，他想到的是他的著名先辈。十年后，当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时，他再一次提到了这一家族典范：“我记得我是一位曾在水深火热之中捍卫路易十六的人的外孙(有误)。今天，所有党派都敬重他。”托克维尔从他的先辈处学到的议会自由主义思想潜藏在他对“专制主义”的分析中，马尔泽布之前已经分析了其行政结构的各个机关;这是夏多布里昂也赞同的对君主专制的批评的共同源泉。和年轻的夏多布里昂(马尔泽布也建议过他去美国旅行)一样，托克维尔也曾有意写一本关于马尔泽布的书。两人都没有实现这一计划，但是他们都从同一个源泉汲取过灵感：更有利于贵族制度或中间团体，而非王国权力的自由主义。

　　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与上述不同的是，托克维尔在研究旧制度的社会的时候，还没有发现中央集权的影响力;除了《论美国的民主》中证明了相反的事实的章节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第一版中的注K：

　　中央集权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说法是不公正的;法国大革命使中央集权变得更完美，但绝对没有创造后者。对中央集权的偏好和对法规的执念在法国可以追溯到法学家进入政府的时期，也就是腓力四世时期。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接下来借助马尔泽布的谏书(1775年的版本)分析了中央集权的影响。这一思想作为对君主制的行政体系的批评的理论模型成为了托克维尔的向导，再加上这一理论模型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道德模型。通过最后一次对他的先辈的引用，托克维尔强调了法国人所养成的并不是自由精神，而是辅助和顺从的精神：

　　看，陛下，我们用何种手段扼杀了一切市镇精神，熄灭了公民情感;可以说，我们已经阻挡了整个国家的步伐，为他强加了监护人。

　　在他就他的美国之旅进行思考和写作的时期(1833年秋天到1834年年末)，托克维尔因为家学渊源，掌握了他的分析的关键：　对君主制的批评，在法国消亡的市镇精神和新英格兰地区市镇(township)的生机，“公民情感”的视角;他坚定地吸收了这些论据，尤其是因为他有意识地向他的家族典范致敬。另外，《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出版于1856年的著作的模板已被预制;尽管在作者的意识里，这本著作——这本正在撰写的文本(但还未完成)——只是一段进程、痛苦的挣扎和不懈的工作的结果。

　　托克维尔最终在他的生命临近终点时才承认了他早已想到的观点，他在一封未发表的信中写道：没有一个法国国王爱过他的人民。

　　托克维尔的父亲对马尔泽布忠心耿耿，他的母亲(马尔泽布的外孙女)则满怀对君主的天真而感性的忠诚，其中还夹杂着比她的丈夫更为僵硬的政治态度。托克维尔写了一段话，让人想起奈瓦尔的《火的女儿》(Filles du feu)的不真实的调子，他在其中提到了一场家族聚会，他的母亲当时唱了一首致敬国王的浪漫小调;这首曲子是加布里埃尔约瑟夫·都博纳(Gabriel-Joseph d’Eaubonne)在1792年以游吟风格写就，表现了对路易十六被囚禁的感伤。托克维尔在1853年就在写给考赛尔的信中打了草稿，然后他把这段充满诗意的文字寄给了一位英国女士，特蕾莎·里维斯(Thereza Lewis)，托克维尔十分欣赏她对英国革命的研究。在记录了“这种使服从变得崇高的王权崇拜”(17世纪)的消失之后，托克维尔这样表示：

　　那天晚上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我当时在我父亲居住的城堡里，许多亲戚来到我们家参加一场家族聚会。佣人们都被支开了;全家人都聚在壁炉周围。我的母亲有一副温柔而具有穿透力的嗓子，开始唱起一首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中很出名的曲子，歌词是关于国王路易十六的不幸和他的死亡的。当她停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哭泣了起来，我们的眼泪并不是为自己所承受的苦难而流，甚至也不是为在内战和断头台上失去了那么多亲人而流，我们为这个死了整整十五年，甚至大部分流泪的人都从未见过的人而哭泣。但是这个人曾经是国王。

　　他的家庭教师勒絮尔神父(abbé Lesueur)也对他灌输了相同的对殉道者国王的记忆的虔诚;“国王万岁!”，八岁的托克维尔在一场游行中喊出了这句口号，并且他在给他的家庭教师的信中也说了相同的话。托克维尔的通信和许多资料都证明了托克维尔对勒絮尔神父的爱戴，后者曾是一个顽强的神父，对自由主义者这一“该死的种族”总是抱着顽固的谴责态度;他的愿望是看到君主制在原先的基础上被重新建立。托克维尔不必费心就能得知法国大革命通过其巨大的规模所排斥的对象，以及极端保皇党的观点。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勒絮尔神父曾是埃尔维公爵的老师，因此他与托克维尔家族可谓渊源颇深。他后来又成了埃尔维的夫人的个人护理人员，因为她在家人身陷囹圄之后常常病倒，并卧床不起。

　　我们可以说，托克维尔夫妇的这个儿子阿列克西与他的两个兄弟不同，他真正地找到了平衡点：在痛苦地与过去告别之后，并且时常在他的家庭教师面前藏起真相，阿列克西从这个环境中解脱了出来，不再沉湎于对家人的依恋，将家人与家人所捍卫、却为自己所拒绝的思想加以区分，但同时也承认那些在他眼中仍然有意义的价值观。

　　[1] 其实托克维尔是马尔泽布的曾外孙。这也许是他的口误(因为情绪激动的关系?)。

 　　托克维尔的父亲似乎并不能被划到复辟时期的极端保皇党(ultra)行列中去，尤其是如果我们不从这位省长的铁腕政权角度来分析，而是将分析建立在他的两本历史学著作上：　《路易十五时期的哲学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du règne de Louis ⅩⅤ)和《路易十六时期速览》(Coup d’œil sur le règne de Louis ⅩⅥ)。的确，波利尼亚克亲王在1827年应他四年前的申请，授予了他贵族头衔，但并没有预见到埃尔维会通过这一右转举动在抵抗自由主义舆论的(人们俗称的)“贵族帮”体系中获益。托克维尔有些悲伤地注意到这件事，因此对他的朋友凯尔戈莱说：“我的父亲终于跻身贵族行列。他四年前就开始渴望并申请了。他现在已经不再申请了，却发现自己被贵族帮包围着。这就是上流社会的发展史。他获得贵族头衔之前就表达了他的拒绝;他后来也没有改变看法，我确定他这么做是对的。”安德烈·雅尔丹梳理了埃尔维·德·托克维尔省长的职业生涯，确认后者在进入贵族院的同时，努力避免与纯粹的极端保皇主义思潮同流合污，并加入了莫特马尔公爵(duc de Mortemar)的温和派阵营。

　　托克维尔：自由的贵族源泉

　　Tocqueville: les sources aristocratiques de la liberté.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法] 吕西安·若姆 著

　　马洁宁 译

　　漓江出版社

　　2017年2月

　　ISBN : 978-7-5407-7957-3

　　定价: 65.00

　　上架建议：知识分子 人物传记

　　将政治理解为为集体服务一直是托克维尔的父亲的野心，直到七月革命使他放弃。1829年，波利尼亚克的内阁指派埃尔维伯爵领导拉曼什选区。雅尔丹推断，这说明“他成为了一位正统派的领袖”。事实上，埃尔维·德·托克维尔的想法似乎源于当时的拥君派舆论：他在395《论美国的民主》的手稿上的注解(诺拉版)展示了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应当采纳政治立场时的谨慎态度。他十分在意的一点是荣誉的概念，而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他不仅应阿列克西的要求，和凯尔戈莱一样，对荣誉的定义进行了一番研究，而且他也在他对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研究中给了荣誉一席之地。他在引用孟德斯鸠的同时写道：

　　对一个君主制度来说，荣誉堕落对贵族阶级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这就是摄政时期所发生的事，而且我们也应将其主要归因于体系。荣誉偏爱外在的光鲜和在金钱方面的好名声。对金钱的下流情绪是与高尚思想不兼容的。因此，当时的贵族阶级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因为他们陷入了体系造成的狂热贪婪之中。于是贵族阶级不再启发尊重，也无法将其复原……财富获得了与出身同等的地位，并很快就大获成功。

　　针对约翰·劳(John Law)的体系所表达的对金钱搭建的联系和从属关系的轻蔑，以及“民主”来自等级的削弱这一被视为“道德风俗”的堕落的思想，并不是与阿列克西的思想毫无关系。后者十分激动地给凯尔戈莱写道，他不认为金钱是他的生命的首要烦恼;而且他也拒绝听从他的表兄的恳求，后者希望为他介绍一桩“好姻缘”。

　　一般来说，埃尔维·德·托克维尔的历史分析是根据1789年革命来进行的，而且常常采用先将来时：到时将会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插曲使得……一种历史必要性的语气扑面而来：“会导致革命的转变从路易十五的统治末期开始。”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我们说什么，他的儿子并不总是远离这一反向目的论的论证方式。另外，托克维尔公爵的目的对他的儿子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他对旧制度的档案和行政的研究也为阿列克西的带来了重要影响：“对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积蓄能量，为终将为18世纪画上句号的大革命的到来作准备这一过程的哲学分析，十分值得我们的研究。”埃尔维·德·托克维尔用来分析“大革命”的前兆的著作在官方机构眼中是不够充分的，却展示了他对革命事实的接受，考虑到1789年之前的领导阶层的弱点：　我们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看到了这一思想的力量，而且这一著作是由斥责权力阶层的道德家写就的。我们注意到，安德烈·雅尔丹迫切地想抬高托克维尔，因此对他的父亲的评价相当苛刻，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托克维尔也复述了当时的普遍观点;他很可能更擅长语言的组织，尤其是针对他的父亲已经发掘的资源。

　　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托克维尔是如何塑造他的父亲的形象的，至少就他愿意坦白的而言。在埃尔维公爵去世的时候，托克维尔向考赛尔坦白，他的父母是他最依恋的人，而且他的父亲在他眼中代表着活着的信仰，而且毫不做作。托克维尔在信中写的话一如既往地不能用绝对的眼光看待;考赛尔(他是一位极左派议员的儿子)从政治极端主义过渡到了激进天主教徒，而托克维尔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尤其是当他担任外交部长时，他看到考赛尔作为法国驻教廷代表，在罗马问题上过分倾向于教皇。托克维尔可能还补充了一点，但是似乎这幅形象是真实的，情感也是货真价实的。另外，一切都指出，托克维尔对他的父亲的印象与后者对马尔泽布的崇拜混淆在了一起。马尔泽布是整个家族中真正的图腾式人物，而埃尔维在1793年的艰苦环境下娶了他的一个孙女。作为犹太人和新教徒的捍卫者、税务法庭的多封请愿书的作者、《百科全书》的保护者，马尔泽布因此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行政长官，以开放的思想和启蒙运动的伟大代表的形象示人。但是他令人钦佩的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回到大革命使他离开的公众舞台，并自荐为路易十六的辩护者。他为他对国王的忠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整个家庭的代价;他光明正大地回到了家，然后被逮捕，和夏多布里昂的兄嫂一起被送上了断头台。

　　托克维尔的父亲这一支是贵族武将出生，而母亲那一支则是拉木瓦浓(Lamoignon)家族的贵族文官。马尔泽布的一个女儿，玛格丽特·德·拉木瓦浓·德·马尔泽布(Marguerite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嫁给了巴黎议会主席路易·勒佩尔迪耶·德·罗桑伯(Louis Le Peletier de Rosambo)。他们有个女儿就是托克维尔的母亲。这对夫妻也被送上了断头台(1794年4月20日和22日)。他们的另一个女儿，阿莉娜·特蕾丝(Aline-Thérèse)嫁给了夏多布里昂的哥哥：　他们也在1794年4月22日被送上断头台。他们的两个孩子，路易和克里斯蒂安·德·夏多布里昂(Christian de Chateaubriand)后来被埃尔维·德·托克维尔和他的妻子收养，成为了阿列克西(Alexis)、爱德华(Édouard)和依波利特·克莱尔·德·托克维尔(Hippolyte Clérel de Tocqueville)在塞纳河上的维尔奈依城堡(château de Verneuil-sur-Seine，马尔泽布的一个姐妹的财产)中的玩伴。夏多布里昂在那里遇见了他的侄子们和姻甥们;据托克维尔的笔录，当时他们玩耍，演戏(这是他们的家族热情，阿列克西后来一直保留了这个热情)，他们高声朗读刚刚出版的图书片断。维尔奈依城堡用夏多布里昂的可怕说法来说，就是一个来自马尔泽布的姐姐，德·赛诺赞夫人(Mme de Sénozan)的“断头台的遗产”，她在1794年5月10日，以超过80岁的高龄被送上了断头台。

　　托克维尔在这座她母亲拥有了14年的城堡中度过了他的童年的每个夏天。他在城堡中看到了马尔泽布家族和他父亲的家族留下的书籍、物件和各种纪念物。

　　埃尔维德·托克维尔本人绝不会忘记与马尔泽布一起被关进监狱，差一步也被送上断头台这段过去，也因此成为了这一以服务国家和忠君为名的殉道者形象。他将把这段记忆告诉阿列克西。我们在托克维尔的档案中读到：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觉得我最有权大声说出这些事，我的答案非常干脆利落。我是M先生(马尔泽布)的外孙(有误)[1]。没有人不知道，马尔泽布先生在路易十六面前捍卫了人民之后，又在人民面前捍卫了国王。我从未忘却，也绝不会忘却这一双重典范。

　　托克维尔的档案的另一段话旁边有一个批注：“因为我是马尔泽布先生的外孙(有误)，所以我写了这些话。”

　　1833年，当托克维尔作为凯尔戈莱的律师为后者辩护(贝里公爵夫人事件)，并发表了一篇关于非法囚禁公爵夫人的抗议书时，他想到的是他的著名先辈。十年后，当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时，他再一次提到了这一家族典范：“我记得我是一位曾在水深火热之中捍卫路易十六的人的外孙(有误)。今天，所有党派都敬重他。”托克维尔从他的先辈处学到的议会自由主义思想潜藏在他对“专制主义”的分析中，马尔泽布之前已经分析了其行政结构的各个机关;这是夏多布里昂也赞同的对君主专制的批评的共同源泉。和年轻的夏多布里昂(马尔泽布也建议过他去美国旅行)一样，托克维尔也曾有意写一本关于马尔泽布的书。两人都没有实现这一计划，但是他们都从同一个源泉汲取过灵感：更有利于贵族制度或中间团体，而非王国权力的自由主义。

　　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与上述不同的是，托克维尔在研究旧制度的社会的时候，还没有发现中央集权的影响力;除了《论美国的民主》中证明了相反的事实的章节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第一版中的注K：

　　中央集权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说法是不公正的;法国大革命使中央集权变得更完美，但绝对没有创造后者。对中央集权的偏好和对法规的执念在法国可以追溯到法学家进入政府的时期，也就是腓力四世时期。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接下来借助马尔泽布的谏书(1775年的版本)分析了中央集权的影响。这一思想作为对君主制的行政体系的批评的理论模型成为了托克维尔的向导，再加上这一理论模型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道德模型。通过最后一次对他的先辈的引用，托克维尔强调了法国人所养成的并不是自由精神，而是辅助和顺从的精神：

　　看，陛下，我们用何种手段扼杀了一切市镇精神，熄灭了公民情感;可以说，我们已经阻挡了整个国家的步伐，为他强加了监护人。

　　在他就他的美国之旅进行思考和写作的时期(1833年秋天到1834年年末)，托克维尔因为家学渊源，掌握了他的分析的关键：　对君主制的批评，在法国消亡的市镇精神和新英格兰地区市镇(township)的生机，“公民情感”的视角;他坚定地吸收了这些论据，尤其是因为他有意识地向他的家族典范致敬。另外，《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出版于1856年的著作的模板已被预制;尽管在作者的意识里，这本著作——这本正在撰写的文本(但还未完成)——只是一段进程、痛苦的挣扎和不懈的工作的结果。

　　托克维尔最终在他的生命临近终点时才承认了他早已想到的观点，他在一封未发表的信中写道：没有一个法国国王爱过他的人民。

　　托克维尔的父亲对马尔泽布忠心耿耿，他的母亲(马尔泽布的外孙女)则满怀对君主的天真而感性的忠诚，其中还夹杂着比她的丈夫更为僵硬的政治态度。托克维尔写了一段话，让人想起奈瓦尔的《火的女儿》(Filles du feu)的不真实的调子，他在其中提到了一场家族聚会，他的母亲当时唱了一首致敬国王的浪漫小调;这首曲子是加布里埃尔约瑟夫·都博纳(Gabriel-Joseph d’Eaubonne)在1792年以游吟风格写就，表现了对路易十六被囚禁的感伤。托克维尔在1853年就在写给考赛尔的信中打了草稿，然后他把这段充满诗意的文字寄给了一位英国女士，特蕾莎·里维斯(Thereza Lewis)，托克维尔十分欣赏她对英国革命的研究。在记录了“这种使服从变得崇高的王权崇拜”(17世纪)的消失之后，托克维尔这样表示：

　　那天晚上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我当时在我父亲居住的城堡里，许多亲戚来到我们家参加一场家族聚会。佣人们都被支开了;全家人都聚在壁炉周围。我的母亲有一副温柔而具有穿透力的嗓子，开始唱起一首在当时动荡的时局中很出名的曲子，歌词是关于国王路易十六的不幸和他的死亡的。当她停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哭泣了起来，我们的眼泪并不是为自己所承受的苦难而流，甚至也不是为在内战和断头台上失去了那么多亲人而流，我们为这个死了整整十五年，甚至大部分流泪的人都从未见过的人而哭泣。但是这个人曾经是国王。

　　他的家庭教师勒絮尔神父(abbé Lesueur)也对他灌输了相同的对殉道者国王的记忆的虔诚;“国王万岁!”，八岁的托克维尔在一场游行中喊出了这句口号，并且他在给他的家庭教师的信中也说了相同的话。托克维尔的通信和许多资料都证明了托克维尔对勒絮尔神父的爱戴，后者曾是一个顽强的神父，对自由主义者这一“该死的种族”总是抱着顽固的谴责态度;他的愿望是看到君主制在原先的基础上被重新建立。托克维尔不必费心就能得知法国大革命通过其巨大的规模所排斥的对象，以及极端保皇党的观点。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勒絮尔神父曾是埃尔维公爵的老师，因此他与托克维尔家族可谓渊源颇深。他后来又成了埃尔维的夫人的个人护理人员，因为她在家人身陷囹圄之后常常病倒，并卧床不起。

　　我们可以说，托克维尔夫妇的这个儿子阿列克西与他的两个兄弟不同，他真正地找到了平衡点：在痛苦地与过去告别之后，并且时常在他的家庭教师面前藏起真相，阿列克西从这个环境中解脱了出来，不再沉湎于对家人的依恋，将家人与家人所捍卫、却为自己所拒绝的思想加以区分，但同时也承认那些在他眼中仍然有意义的价值观。

　　[1] 其实托克维尔是马尔泽布的曾外孙。这也许是他的口误(因为情绪激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