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根：他们为什么如此“害怕”统一？

　　扬-维尔纳·米勒所著的《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是一本既令人困惑，同时也给人启示的书，它讲的是东、西两个德国在1990年统一前后联邦德国知识分子对待统一和历史的各种论争，全书论述了两德知识分子对于两德统一后的心态和反应，害怕与担心的是统一后德国的性质，他们的民族观与历史感不仅往上追溯到让人噤若寒蝉的第三帝国、昙花一现的魏玛共和，甚至更远可以追及到启蒙运动。这些知识分子的声音和身影，主要收录有君特•格拉斯、尤尔根•哈贝马斯、马丁•瓦尔泽、卡尔•海因茨•博雷尔。这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毫不顾忌自己的名声，纷纷投入到这场论争当中，也的确都在这场论争中，名声或多或少的受损。这本书让人震撼的是德国知识分子思考的深度和力度，他们思考时表现出的道义感和历史感，让我们开阔眼界，明白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知识分子。

　　这本书让人震撼的是德国知识分子在两德统一来临时，竟然如此的“害怕”起这个统一的德国，民族认同将他们带入到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争论当中。民族统一还是民主统一，德国的民族文化能否承担起这一德国统一识别，两德分裂是对德国民族文化的惩罚，还是冷战的结果。当两个德国于1949年成立之时，自由、和平和统一似乎都是最高使命，但它们相互却不兼容。无论东还是西，德国人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最初反应都是国家主义的，于是，不论是东德还是西德，它们的建国都表现为公开否定民族社会主义这段过去，双方都同“另一个德国”针锋相对，各自把对方看作是过去的遗孽。西德人把民主德国看作极权主义的一个例子，而民主德国的宣传机器把联邦德国描绘成骨子里的法西斯，甚至连希特勒本人都被看作是一个西德人。两个国家一个民族，却建立了相互对立的民族意识，各自的合法化叙事，两个国家一起制造了历史记忆的分裂，于是，对待历史的重要一步，从一开始就被东-西冲突给扭曲了，过度热衷于表现意识形态的狂热，以取悦各自依托的超级大国。

　　两德统一以什么作为救济，德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卡尔雅斯贝尔斯于1946年发表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提出“集体责任”的概念，他认为，德国人由于自己的罪愆，在主动服罪、承担起集体责任之前，是没有资格恢复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语言是曾经的历史，而历史则是民族的历史，文化被看作是日益加深的分裂的主要救济，民族国家就是被民族神话养育的国家。诺贝尔获得者格拉斯在证明什么，常常嘲笑介入文学和作家能够担当民族良心的那种观点。格拉斯认为，有这种良心的代表，会让普通公民不再反省他们自己的良心。认为德国统一后会自动获得中欧强国地位，引起邻国的惧怕，导致自己的孤立。他坚信，这个曾经犯下奥斯维辛罪行的民族没有权利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因为，根据他的理解，民族社会主义崛起的前提就是德国当年的统一，因此重新统一会再次导致浩劫。当年格拉斯反对分裂，当统一来临时，却成为了一个“伤口破着”必要性的号召者，其表达如下：这样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死者在看着他。格拉斯首先捍卫的是作为一种文化认同的战后西德“大屠杀认同”，毕竟，传统道德所信奉的遵守法律、服从命令、遵循“常识”或按照民族传统行事，全都没有能够阻止第三帝国这一道德灾难，令人大跌眼镜。

　　德国不能发展一种“正常的”民族意识，而必须有意创造出一种以普世主义为基础、以法西斯体验为鉴的认同。在哈贝马斯看来，试图找到一种自由效忠的形式，去处理一个受民族主义暴行困扰的分裂民族的爱国主义和认同难题。为此，他在当下所做的面对未来的警告，常常是挑衅，不惜引发纷争，其介入行动的动机，是害怕统一进程“规范性缺陷”的民族主义补偿——金钱和权力成了主宰，而团结来自于一种前政治的、同质民族认同。哈贝马斯在知识战场上两线作战：第一，他要捍卫他在历史学家论战中的胜利，反击那些又一次提出回到民族主义“正常性”者;第二，他要反对那些不信任西式解放方案的前民主德国知识分子，他们或是出于文化悲观主义，或是索性把自由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威胁来自于那些“文化名宿”们的鬼魅般的存在。

　　柏林墙倒塌，但以西德的知识分子的观察，东德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仅仅是一场崩溃，民主德国的人民满怀物质主义欲望，不符合他们的预想。1700万东德人对资本主义和消费品的渴求，意味着审美上以及政治上向1950年代小市民的一种倒退，对事后的“再教育”所起到的作用，则表现出深深的疑虑，极端害怕由东德庸众的归附而放大民主的缺陷。作为回应，他们提出了一些概念，如文化民族和宪法爱国主义。

　　1989年威胁到了1968年，亦即柏林墙的倒塌这一历史一刻所带来的巨大转变强烈冲撞了1968年一代特殊的左翼共识。失去合法性的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崩溃，意味着任何乌托邦思想在西德的实际存在的终结。1989年仍然要被看成是一种解放，从相互揭露真面目中解放，从右派通过遗忘来建立凝聚力的强迫性冲动中解放，以及从左派的怀疑的强迫性冲动中解放。

　　本书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在西德，害怕统一的竟然是左派，西德知识分子的忠诚是被建立在他们基本的不信任态度、他们习惯于用偏见做出政治评判。他们最基本的政治意向之一是不信任民族主义，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这样一个民族中的德国人也不太信任。右派在论战中并没有多少进攻性，民族的概念总体上还是被右派保持着，左派经常把民族的概念看成是一个排他的政治概念，不能与像自由和民主这样的原则考虑在一起。而右派则指出，民族的自由和统一可以同时成为可能，因此，对人民的不信任声音要比左翼知识分子小得多。

　　如书中最后描述，最终，事实是，德国的政治文化从总体上而言依然是强有力的民主和自由的——甚至是面对着在统一浪潮中的相当多的社会混乱和经济失位情况下依然如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过去五十年中西德知识分子们不懈的干预，以及可能是一如既往地过分不相信他们自己的人民所致。

　　回到本书的卷首诗：

　　是啊，只盼这些人和别的人一样，

　　只盼这是一个完全平常的、另一个国度，

　　而不是这个夜与雾的国度

　　挤满了灵魂出窍的住户

　　既不知自己是谁，也不愿知道

　　被抛入这片国土

　　又要逃离这片国土

　　流离失所一直到坟墓：

　　只盼是别样的，只盼它还有救

　　只盼这里有忠告和慰籍

　　只盼它不是这个荒废的、封了嘴的敌人之国度!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国家语言》，1960

　　本书评价了西德知识分子对统一的反应，解析了新右派的思维方式，并且深层次的反映了论战中的德国政治文化特征。相信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都会对联邦德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精神，对待统一和历史的各种论争，而毫不顾忌自己的名声产生敬意。

　　扬-维尔纳·米勒所著的《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是一本既令人困惑，同时也给人启示的书，它讲的是东、西两个德国在1990年统一前后联邦德国知识分子对待统一和历史的各种论争，全书论述了两德知识分子对于两德统一后的心态和反应，害怕与担心的是统一后德国的性质，他们的民族观与历史感不仅往上追溯到让人噤若寒蝉的第三帝国、昙花一现的魏玛共和，甚至更远可以追及到启蒙运动。这些知识分子的声音和身影，主要收录有君特•格拉斯、尤尔根•哈贝马斯、马丁•瓦尔泽、卡尔•海因茨•博雷尔。这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毫不顾忌自己的名声，纷纷投入到这场论争当中，也的确都在这场论争中，名声或多或少的受损。这本书让人震撼的是德国知识分子思考的深度和力度，他们思考时表现出的道义感和历史感，让我们开阔眼界，明白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知识分子。

　　这本书让人震撼的是德国知识分子在两德统一来临时，竟然如此的“害怕”起这个统一的德国，民族认同将他们带入到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争论当中。民族统一还是民主统一，德国的民族文化能否承担起这一德国统一识别，两德分裂是对德国民族文化的惩罚，还是冷战的结果。当两个德国于1949年成立之时，自由、和平和统一似乎都是最高使命，但它们相互却不兼容。无论东还是西，德国人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最初反应都是国家主义的，于是，不论是东德还是西德，它们的建国都表现为公开否定民族社会主义这段过去，双方都同“另一个德国”针锋相对，各自把对方看作是过去的遗孽。西德人把民主德国看作极权主义的一个例子，而民主德国的宣传机器把联邦德国描绘成骨子里的法西斯，甚至连希特勒本人都被看作是一个西德人。两个国家一个民族，却建立了相互对立的民族意识，各自的合法化叙事，两个国家一起制造了历史记忆的分裂，于是，对待历史的重要一步，从一开始就被东-西冲突给扭曲了，过度热衷于表现意识形态的狂热，以取悦各自依托的超级大国。

　　两德统一以什么作为救济，德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卡尔雅斯贝尔斯于1946年发表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提出“集体责任”的概念，他认为，德国人由于自己的罪愆，在主动服罪、承担起集体责任之前，是没有资格恢复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语言是曾经的历史，而历史则是民族的历史，文化被看作是日益加深的分裂的主要救济，民族国家就是被民族神话养育的国家。诺贝尔获得者格拉斯在证明什么，常常嘲笑介入文学和作家能够担当民族良心的那种观点。格拉斯认为，有这种良心的代表，会让普通公民不再反省他们自己的良心。认为德国统一后会自动获得中欧强国地位，引起邻国的惧怕，导致自己的孤立。他坚信，这个曾经犯下奥斯维辛罪行的民族没有权利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因为，根据他的理解，民族社会主义崛起的前提就是德国当年的统一，因此重新统一会再次导致浩劫。当年格拉斯反对分裂，当统一来临时，却成为了一个“伤口破着”必要性的号召者，其表达如下：这样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死者在看着他。格拉斯首先捍卫的是作为一种文化认同的战后西德“大屠杀认同”，毕竟，传统道德所信奉的遵守法律、服从命令、遵循“常识”或按照民族传统行事，全都没有能够阻止第三帝国这一道德灾难，令人大跌眼镜。

　　德国不能发展一种“正常的”民族意识，而必须有意创造出一种以普世主义为基础、以法西斯体验为鉴的认同。在哈贝马斯看来，试图找到一种自由效忠的形式，去处理一个受民族主义暴行困扰的分裂民族的爱国主义和认同难题。为此，他在当下所做的面对未来的警告，常常是挑衅，不惜引发纷争，其介入行动的动机，是害怕统一进程“规范性缺陷”的民族主义补偿——金钱和权力成了主宰，而团结来自于一种前政治的、同质民族认同。哈贝马斯在知识战场上两线作战：第一，他要捍卫他在历史学家论战中的胜利，反击那些又一次提出回到民族主义“正常性”者;第二，他要反对那些不信任西式解放方案的前民主德国知识分子，他们或是出于文化悲观主义，或是索性把自由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威胁来自于那些“文化名宿”们的鬼魅般的存在。

　　柏林墙倒塌，但以西德的知识分子的观察，东德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仅仅是一场崩溃，民主德国的人民满怀物质主义欲望，不符合他们的预想。1700万东德人对资本主义和消费品的渴求，意味着审美上以及政治上向1950年代小市民的一种倒退，对事后的“再教育”所起到的作用，则表现出深深的疑虑，极端害怕由东德庸众的归附而放大民主的缺陷。作为回应，他们提出了一些概念，如文化民族和宪法爱国主义。

　　1989年威胁到了1968年，亦即柏林墙的倒塌这一历史一刻所带来的巨大转变强烈冲撞了1968年一代特殊的左翼共识。失去合法性的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崩溃，意味着任何乌托邦思想在西德的实际存在的终结。1989年仍然要被看成是一种解放，从相互揭露真面目中解放，从右派通过遗忘来建立凝聚力的强迫性冲动中解放，以及从左派的怀疑的强迫性冲动中解放。

　　本书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在西德，害怕统一的竟然是左派，西德知识分子的忠诚是被建立在他们基本的不信任态度、他们习惯于用偏见做出政治评判。他们最基本的政治意向之一是不信任民族主义，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这样一个民族中的德国人也不太信任。右派在论战中并没有多少进攻性，民族的概念总体上还是被右派保持着，左派经常把民族的概念看成是一个排他的政治概念，不能与像自由和民主这样的原则考虑在一起。而右派则指出，民族的自由和统一可以同时成为可能，因此，对人民的不信任声音要比左翼知识分子小得多。

　　如书中最后描述，最终，事实是，德国的政治文化从总体上而言依然是强有力的民主和自由的——甚至是面对着在统一浪潮中的相当多的社会混乱和经济失位情况下依然如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过去五十年中西德知识分子们不懈的干预，以及可能是一如既往地过分不相信他们自己的人民所致。

　　回到本书的卷首诗：

　　是啊，只盼这些人和别的人一样，

　　只盼这是一个完全平常的、另一个国度，

　　而不是这个夜与雾的国度

　　挤满了灵魂出窍的住户

　　既不知自己是谁，也不愿知道

　　被抛入这片国土

　　又要逃离这片国土

　　流离失所一直到坟墓：

　　只盼是别样的，只盼它还有救

　　只盼这里有忠告和慰籍

　　只盼它不是这个荒废的、封了嘴的敌人之国度!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国家语言》，1960

　　本书评价了西德知识分子对统一的反应，解析了新右派的思维方式，并且深层次的反映了论战中的德国政治文化特征。相信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都会对联邦德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精神，对待统一和历史的各种论争，而毫不顾忌自己的名声产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