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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磊:后真相时代的“穆斯林人口威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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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磊:后真相时代的“穆斯林人口威胁论”

曹磊:后真相时代的“穆斯林人口威胁论”
2017-07-29 10:03:42
来源:钝角网-作者赐稿 作者: 曹磊
关键词:伊斯兰 点击: 我要评论
“穆斯林人口威胁论”其实并没有事实依据,然而对它的鼓吹符合某种社会心理预期。人们的心里预先接受了这种叙述,然后再通过类似的信息加强这种认识。现代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一书里就提出了传播效果受到人本身原有观念的影响。人们只选择接触并且赞同他本身认为“是”的观念。

  内容提要:本文以拉斯韦尔传播功能的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在当代流行的“穆斯林人口威胁论”产生的背景、原因和影响,以及这种理论与历史上类似理论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了信息对于公众认识环境的作用,互联网时代大众传播的特点,以及舆论领袖在大众认知环境过程中的意义。

  关键词: 总和生育率 穆斯林人口威胁论 后真相

  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指出:传播有三种社会功能,守望环境、协调社会以适应环境以及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 在古代社会,哨兵、看门人起到的是守望环境的作用,而在现代,新闻媒体起到的是守望环境的作用。一个信息的大量传播,说明这个信息对于受众来说具有某种守望环境的作用。换言之,信息得以大量传播是因为受众认为环境出现了某种变化,需要认识这种变化。正确的信息对于受众认识环境有积极的作用。而错误的信息对于受众认识环境有误导的作用。在网络时代,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因此信息的准确性就尤其显得重要,否则会严重影响公众对环境的认识。

  一、

  以这篇转载自豆瓣社区,在博客、贴吧和微信朋友圈疯传的文章《欧洲的沦陷,穆斯林用女人的子宫征服世界》为例 ,文章提出:法国穆斯林人口25年后超过半数。再来看看这篇文章《穆斯林人口统计——世界正在变化》 ,文中作者写道“在法国,每个家庭有1.8个孩子,而穆斯林家庭却有8.1个孩子。在荷兰,50%的新生儿是穆斯林,只要15年时间,荷兰一半的人口将是穆斯林。比利时政府宣称,到2025年,仅17年之后,欧洲三分之一的儿童将出生在穆斯林家庭。”(根据推算,这两个帖子写于2008年)

  这些文章的共同点是作者匿名、数字无出处、主要在网络上传播、在浅阅读和自媒体时代大行其道,并由此引发了国内对于穆斯林人口数量和生育问题的关注,更有甚者指出中国迟早也要步欧洲的后尘,成为“绿化”的下一个目标。

  这一类观点传播速度快、影响很大,文章所谈的欧洲穆斯林移民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果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穆斯林真的比别的人群生育率更高吗?

  首先我们看看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状况》(S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15)当中对世界各地人口发展状况的描述,见下表 :

 IMG_6475.JPG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官网)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2015年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总数3.39亿,其中10-24岁的青年人占人口比例为29%,总数大约为9800万人。2010—2015年年平均人口变化率为2.0%,男女预期寿命分别是67岁和71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3.5。阿拉伯国家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比亚太地区、东欧中亚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都要高一些(亚太地区为2.2,东欧中亚为2.0,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2.2)。然而比起东非、南非地区和西非、中非地区来说要低(东非南非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4.8,西非中非地区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5)。

  让我们再来看看阿拉伯国家年轻人口(10-24岁)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见下图:

 IMG_6474.JPG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官网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上认为的西亚北非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人口比例都在20%-29%(橙色部分),与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南非以及东南亚地区相同。高于欧洲大陆、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中国(蓝色部分),低于非洲大部分的国家(绿色部分)。这样的状况也基本是这几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6年的统计,我们分别抽取2010年—2015年全世界总和生育率最高的10个国家、总和生育率最低的10个国家,10个主要穆斯林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数字以及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印度的总和生育率数据,来进行比较,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

  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十个国家是:

  排名 国家 总和生育率

  1 尼日尔 7.6

  2 索马里 6.6

  3 马里 6.4

  4 乍得 6.3

  5 安哥拉 6.2

  6 民主刚果 6.2

  7 布隆迪 6.1

  8 东帝汶 5.9

  9 乌干达 5.9

  10 尼日利亚 5.7

  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十个国家是:

  排名 国家 总和生育率

  1 新加坡 1.2

  2 葡萄牙 1.3

  3 韩国 1.3

  4 波黑 1.3

  5 希腊 1.3

  6 匈牙利 1.3

  7 摩尔多瓦 1.3

  8 日本 1.4

  9 波兰 1.4

  10 德国 1.4

  十个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排名:

  排名 国家 总和生育率

  1 伊拉克 4.6

  2 苏丹 4.5

  3 巴基斯坦 3.7

  4 埃及 3.4

  5 阿尔及利亚 2.9

  6 沙特阿拉伯 2.9

  7 印尼 2.5

  8 孟加拉国 2.2

  9 土耳其 2.1

  10 伊朗 1.7

  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及印度的总和生育率为:

  排名 国家 总和生育率

  1 印度 2.5

  2 美国 2.0

  3 法国 2.0

  4 英国 1.9

  5 中国 1.6

  6 俄罗斯 1.5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官网)

  通过以上数据的比较,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十个国家都属于联合国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其中除东帝汶之外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10个国家当中,既有索马里、尼日利亚、马里这样穆斯林人口占比例比较大的国家,也包括像乌干达、安哥拉、布隆迪这样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十个国家或者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日本、德国、新加坡等;或者是波兰、摩尔多瓦、匈牙利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希腊这样遭遇经济危机比较严重的国家。经济发达的国家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种普遍现象,生活在经济环境好、社会保障充分、文教科技发达的国家,人们的生育意愿自然降低。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不高是因为在这些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妇女就业的比例普遍比较高,造成了生育率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波黑是一个穆斯林人口占主体的国家,也是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但是因为这个国家与其他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也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十个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上属于中游水平(见上表)。除了苏丹和伊拉克这两个战乱频仍的国家总和生育率较高以外,其他几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大概维持在2-3之间,在全世界处于中游水平,与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同。其中,由于伊朗曾经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总和生育率较低,情况和中国比较类似。这也充分说明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与这个国家公民的主要宗教信仰无关。

  联合国五常当中,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最低,这也和当初苏联时期的妇女高就业率有关。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由于对社会的改造比较剧烈,造成了传统家庭观念的衰落,也是导致生育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在大国当中最高,为2.5。印度10-24岁的年轻人口数量为3.5亿,远远超过中国的2.7亿 。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生育率与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妇女受教育年限及就业比例、社会保障程度相关联。经济发展水平高、妇女受教育年限长、就业率高、社会保障程度高的国家,生育率自然降低。以印度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刚刚独立之后就提出了节制生育的政策,但是由于印度本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这项政策并没有什么效果。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在甘地夫人执政时期,印度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正轨,社会文化事业不断进步。“同期的印度生育率是平稳下降的,且1970年代至今几乎是直线下降的。……由于印度独特的政治、文化、经济条件使得民众面对的生育政策环境较为宽松,所以生育率走上了渐进下降的道路。” 中国国内各省区的情况也一样。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国内总和生育率最高的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1.78)、贵州省(1.74)恰恰是经济发展居后的省区。

  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穆斯林人口的生育率与其他宗教信徒的生育率没有明显的区别,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生育率的居高不下是一个发展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那么环境发生了如何的变化使得“穆斯林人口威胁论”可以产生呢?

  环境出现的第一个变化:欧洲出现了大量的移民。

  战后欧洲社会的经济发展、福利制度的推行、以及老龄化问题使得欧洲国家需要补充一些基础劳动力。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这些劳动力大多来自前殖民地或者历史上有渊源的国家,例如英国的印巴移民、法国的北非移民和德国的土耳其移民。这些移民为所在国承担了大部分的低端劳动,使得欧洲的社会得以正常运转,其作用就好像中国涌入大城市的农民工一样。这些人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例如偷渡、非法居留、城市犯罪等。但是欧洲社会离不开这些劳动力。

  欧洲究竟有多少移民无法确切统计。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有说服力的数字,与前文提到的《欧洲的沦陷》一文当中的数字进行一些比较。以法国为例。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的网站(InSee)公布的数字,截止到2014年,法国本土共有6580万人口:其中8.9%为移民。从2006年到2013年,法国总人口增加了260万,其中移民增加了70万,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了0.8%。从2004年到2012年,移民平均每年增加9万,其中来自欧洲国家,如东欧地区的移民大幅度增加。2012年法国欧洲出生的移民占移民总数的大约一半,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英国、意大利、德国、葡萄牙等地。

  由此可见,来到法国的移民包括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人口,北非移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想主导法国社会,以这样的增长速度,恐怕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环境出现的第二个变化:很多移民有着与传统的欧洲人不一样的宗教和世界观,特别是穆斯林移民。

  过去欧洲的经济移民主要是来自欧洲内部比较落后的地区。例如法国一直是接受移民比较多的国家。法国历史上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其移民主要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他们和法国人有着共同的信仰和文化,因而很容易融入法国社会。从一战后开始,来自法属西非和北非的穆斯林移民开始大量来到法国。二战后达到了高峰。这些人具有与法国迥异的文化,在融入法国社会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困难。然而这个问题也需要具体分析。

  我们来看看穆斯林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存在着很大的歧义。一般理解穆斯林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但信仰的程度和对教规教义的理解把握各有不同。穆斯林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群体。其中的主体、伊斯兰教逊尼派从教法上分为四大学派,每个学派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都有不同。不同的民族遵守不同的教法系统,因而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差异。至于处于少数的什叶派则更加多元,信仰方式和宗教仪轨结合了本土的特色,进而发展出形形色色的小团体,很难一概而论。具体到个人身上,有的穆斯林属于严格的基本教义派(如萨拉菲主义者),平时严守宗教仪轨,主张回归前三代的传统,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字面含义处理一切社会生活问题。但也有很多虽然出身于穆斯林家庭,但本人对教法的接受程度不高,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严格执行。行为上已经完全世俗化,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只是在婚礼、葬礼上才体现出信仰特色的所谓文化穆斯林。

  在欧洲长大的这些穆斯林移民的后代当中,有的虽然出身于穆斯林家庭,但生活方式已经完全欧洲化。究竟在欧洲长大的穆斯林后裔有多大比例认为自己是严格意义上的穆斯林,这个无法统计,毕竟在现代观念中,宗教问题属于私人领域,别人无权干涉,因此相关机构无法做出确切的统计。准确地说,所谓的法国穆斯林只不过是北非裔或西非裔移民的后代,他们与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处境一样,在经济上地位较弱。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来自传统上被伊斯兰教主导的地区,但他们个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取向已经多元化,正如塔里克·拉马丹所言:“一个穆斯林社区的观察者也会发现穆斯林社区非常多元,而且这些社区身份认同潮流并不仅仅局限在宗教的范围内。……西方穆斯林社区并没有成功逾越很多的区隔,看起来似乎一致(其实并不一致)。一些在西方的穆斯林只相信特殊教派的理论,有时候一个教派与另一个教派也有矛盾”。

  环境出现的第三个变化:欧洲发生了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些事件的执行者大多是移民,特别是由穆斯林背景的移民,这给欧洲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出现这种现象首先与伊斯兰地区的历史有关。近代以来,西亚北非地区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不断侵蚀,他们渴望团结起来,实现传统上信仰伊斯兰教地区的政治统一,并由此产生了泛伊斯兰运动。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家如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笃、哈桑班纳、毛杜迪等人的思想不断发展,产生了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延伸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组织,这类组织的理想是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用政治化的伊斯兰来解决社会问题,建立伊斯兰的千禧王国,带有某种空想的色彩。这种政治化的伊斯兰组织后来又不断分化,成为了目前一些活跃的极端组织的源头。

  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不断动荡引发的恐怖主义、贫困、社会分化已经严重撕裂了某些国家,把越来越多的人口抛向了世界,给很多欧洲国家造成了社会问题。中东地区的政治碎片化是本地区矛盾和大国博弈的结果,同时又给了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崛起的机会。这种政治极端组织打着伊斯兰的旗号发动各种恐怖活动。生活在欧洲国家的,来自这些动荡地区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由于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不满,进而怀疑整个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他们渴望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而各种极端主义组织的宣传对于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们加入这种极端组织或受其影响,进而发动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如伦敦地铁爆炸案、马德里地铁爆炸案、巴黎恐怖袭击等等,给西方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三、

  拉斯韦尔认为传播的第二个功能是协调社会以适应环境。这项工作大部分是由政府、政界领袖、分析家和社会团体来完成的。

  以这种观点来看,“穆斯林人口威胁论”的作者实际上是一部分欧洲右翼宣传家。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出现了经济衰退,如何面对这种衰退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其中一些欧洲右翼的宣传家将问题的矛头指向移民,特别是与欧洲传统格格不入的穆斯林移民。他们将一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的照片,比如街道上做礼拜的密集人群的照片,作为宣传穆斯林人口威胁论的依据。人们看到街道上密密麻麻的穆斯林,会得出穆斯林占领欧洲的印象。其实这只是一种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殊现象。与伊斯兰教这种宗教本身的特点有关。

  伊斯兰教不同于别的宗教,是一套涉及信仰、制度、法律和社会生活的完整体系。穆斯林理解的完美政治就是先知穆罕默德曾经建立过的穆斯林公社(乌玛)。这使得穆斯林先天有一种共同体的理想。这种共同体观念是一种全球化观念的雏形。传统穆斯林世界地域非常广阔,文化和种族非常多元,远远超越了地理革命之前的欧洲基督教的一隅之地。中世纪穆斯林世界流通的语言是一种与口语差别很大的古典阿拉伯语。其作用类似于拉丁语在欧洲的作用。所有的伊玛目、阿訇,从西非到中国,都要学习这种书面语言。从语言上看来,这使得整个穆斯林地区成为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穆斯林在做礼拜的时候往往要聚集在一起,向一个方向礼拜。每逢重大节日,平时不做礼拜的人也常常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形成很大的群体,这种聚礼的照片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网络使这种传播的范围和程度更加扩大,穆斯林人口威胁论也就由此被很多人所接受。

  实际上所谓的伊斯兰世界即使在古代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共同利益,二战后殖民帝国解体,穆斯林在欧洲殖民地的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然而在经济、文化领域,穆斯林国家对于原来的殖民母国的依赖性仍然很大。不同的殖民帝国给殖民地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教育文化方面,原来的殖民地形成的民族国家都模仿自己的殖民母国。原本横向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的文化想象被更高效的、纵向的殖民母国—殖民地国家共同体模式所分割和解构,例如英联邦、法兰西共同体等。在这些纵向共同体内部形成了稳定的文化联系。今天,阿尔及利亚和马里的知识分子更熟悉用法语交流问题,而南亚地区的穆斯林各民族之间通行英语。印尼上千个岛屿之间通行的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地行政官僚之间的“官话”——行政马来语,也就是现代的印尼语。在中亚地区,知识分子和官方之间的交流都是以俄语作为主要工具。这些原属穆斯林文化共同体的国家和地区,在近代以来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和语言认同。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使得国家利益成为国家存在的首要目的,穆斯林国家也不例外,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并不能代替国家利益,这是世界史反复证明的一点。穆斯林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其他地区毫无二致。即便中东国家的一些运动打着宗教旗号,但事实上也是政治在起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穆斯林人口威胁论”其实并没有事实依据,然而对它的鼓吹符合某种社会心理预期。人们的心里预先接受了这种叙述,然后再通过类似的信息加强这种认识。现代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一书里就提出了传播效果受到人本身原有观念的影响。人们只选择接触并且赞同他本身认为“是”的观念。

  牛津词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一词为2016年“年度词汇”,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定义为形容词,描述的是客观事实对公众意见的影响没有感性诉求产生的影响大这样一个状况。 或者换句话说,人们自身情感对其观点形成的作用要大于客观事实对其观点形成的作用。

  互联网时代这种“后真相”现象更加明显,网民宁愿相信来历不明、没有事实根据的信息,也不愿意相信传统主流媒体或者严谨的学术观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除了网民本身辨别能力有限之外,也有网络时代反体制、反精英的特点。另外,网民受其自身世界观、价值观、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宁愿相信自己一直相信的东西,而排斥任何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东西。互联网传播的即时性、碎片化、热点转移快速的特点加深了这种作用。

  传播对社会的调试作用的前提是有效的、真实的信息,不真实的信息或者说夸大了的信息,会误导受众,使社会产生了分裂和歧视,恶化了社会环境。例如在法国大革命当中,谣言的传播就推动了革命不断走向激进。很多贵族和早先的革命派被推上断头台都是谣言导致的。而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传播工具的改进,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大大加快,这就对信息本身的真实性、客观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

  《乌合之众》一书当中,古斯塔夫·勒庞指出“不需要任何推理和证明,只需要简单的肯定就能有效地将一个观念植入大众的思想中。” 人类对异质文化和人群的排斥某种程度上出于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可以解决。但是有时候在特殊刺激下也会超出法律框架外,产生不良的记录。这种特殊的刺激往往是信息传播导致的。翻开世界历史,类似“穆斯林人口威胁论”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黄祸论”和“犹太人阴谋论”。这种观点的共同点是将处于社会上相对边缘的族群当做敌视的对象,用来转化各自的社会矛盾。“民粹主义的惯用伎俩是简单地将所有责任推诿到某些特定的具体的少数群体身上,将之前引起的民众恐慌情绪释放出来的同时,利用这种对少数群体的对立来团结尽可能多的人群,使他们成为其支持者。”

  例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掀起了一波黄祸论(Yellow Peril ) 。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请画家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The Yellow Peril)赠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幅画中,欧洲所有国家的代表持剑站在海岸上,按照天使米迦勒的指示,注视着远处的佛像和孔子像。“德皇陛下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在欧洲各民族和黄种人之间,一定会发生一场争取适者生存的斗争,他告诫西方各国团结起来抵抗共同的敌人。……。为了强调倡议中联盟的国际性质,这个呼吁被……译为英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你们的家园。”

  连一贯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在19世纪末也掀起了排华的高潮。当时美国的社会中弥漫着一种观念,认为中国和亚洲的大量人口会淹没美国,改变美国作为一个白人国家的特性。例如有文章提到:“到那时,中国人、日本人、马来人和蒙古人的每一个阶层都会是已经布满了我国的土地,……,如同加利福尼亚州的蝗虫猖獗为害于农夫的田地一样,这一群一群的人将会使我们的国家退化。”

  历史上犹太人在欧洲曾经也经历过和穆斯林一样的命运。以法国为例,19世纪末以德雷福斯案件为标志,法国掀起了反犹主义的高潮。著名的右翼思想家德吕蒙(Edouard Drumont)写了最有代表性的反犹主义著作《犹太人的法兰西》(La France Juive),将法国社会的弊端统统归结为犹太人,认为犹太人将阻止法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来临,众多右翼组织鼓吹德吕蒙的“法兰西人的法兰西”的右翼思想。这是法国当代以让-玛丽·勒庞等为代表的“国民阵线”等右翼政党的思想源头。

  有学者认为,当今法国对于穆斯林威胁论的鼓吹,不过是历史上犹太人威胁论的翻版。 “在勒庞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想中,马格里布(埃及以西的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取代了犹太人,他将社会的矛头指向移民,……,他们认为外来移民居住在本属于法国人的廉租房里,而由于缺少住房法国人不愿意生孩子;他们在此基础上认为,土生土长的法国人面对汹涌而至的亚洲和非洲移民潮,应该有正当防卫权利,由于受到被吞没的威胁,必须抵抗。”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完全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因而对于传播的行为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一些掌握普通人不具备的影响力的舆论领袖。二级传播理论认为,信息是经过从信息源到舆论领袖;再从舆论领袖到普通受众的两个阶段。舆论领袖处于信息和大众的中间阶段,对于信息的传播起着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在互相网时代,自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媒体作用降低,而给了舆论领袖个人更大的空间,作为信息把关人的舆论领袖,都对这个社会有一份更大的义务和责任。每个舆论领袖都要避免鼓吹或者夸大某种不真实的信息,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责任编辑:黄南
曹磊:后真相时代的“穆斯林人口威胁论”

曹磊:后真相时代的“穆斯林人口威胁论”

2017-07-29 10:03:42
来源:钝角网-作者赐稿 作者: 曹磊
关键词:伊斯兰 我要评论
“穆斯林人口威胁论”其实并没有事实依据,然而对它的鼓吹符合某种社会心理预期。人们的心里预先接受了这种叙述,然后再通过类似的信息加强这种认识。现代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一书里就提出了传播效果受到人本身原有观念的影响。人们只选择接触并且赞同他本身认为“是”的观念。

  内容提要:本文以拉斯韦尔传播功能的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在当代流行的“穆斯林人口威胁论”产生的背景、原因和影响,以及这种理论与历史上类似理论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了信息对于公众认识环境的作用,互联网时代大众传播的特点,以及舆论领袖在大众认知环境过程中的意义。

  关键词: 总和生育率 穆斯林人口威胁论 后真相

  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指出:传播有三种社会功能,守望环境、协调社会以适应环境以及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 在古代社会,哨兵、看门人起到的是守望环境的作用,而在现代,新闻媒体起到的是守望环境的作用。一个信息的大量传播,说明这个信息对于受众来说具有某种守望环境的作用。换言之,信息得以大量传播是因为受众认为环境出现了某种变化,需要认识这种变化。正确的信息对于受众认识环境有积极的作用。而错误的信息对于受众认识环境有误导的作用。在网络时代,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因此信息的准确性就尤其显得重要,否则会严重影响公众对环境的认识。

  一、

  以这篇转载自豆瓣社区,在博客、贴吧和微信朋友圈疯传的文章《欧洲的沦陷,穆斯林用女人的子宫征服世界》为例 ,文章提出:法国穆斯林人口25年后超过半数。再来看看这篇文章《穆斯林人口统计——世界正在变化》 ,文中作者写道“在法国,每个家庭有1.8个孩子,而穆斯林家庭却有8.1个孩子。在荷兰,50%的新生儿是穆斯林,只要15年时间,荷兰一半的人口将是穆斯林。比利时政府宣称,到2025年,仅17年之后,欧洲三分之一的儿童将出生在穆斯林家庭。”(根据推算,这两个帖子写于2008年)

  这些文章的共同点是作者匿名、数字无出处、主要在网络上传播、在浅阅读和自媒体时代大行其道,并由此引发了国内对于穆斯林人口数量和生育问题的关注,更有甚者指出中国迟早也要步欧洲的后尘,成为“绿化”的下一个目标。

  这一类观点传播速度快、影响很大,文章所谈的欧洲穆斯林移民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果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穆斯林真的比别的人群生育率更高吗?

  首先我们看看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状况》(S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15)当中对世界各地人口发展状况的描述,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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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官网)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2015年阿拉伯国家的人口总数3.39亿,其中10-24岁的青年人占人口比例为29%,总数大约为9800万人。2010—2015年年平均人口变化率为2.0%,男女预期寿命分别是67岁和71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3.5。阿拉伯国家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比亚太地区、东欧中亚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都要高一些(亚太地区为2.2,东欧中亚为2.0,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2.2)。然而比起东非、南非地区和西非、中非地区来说要低(东非南非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4.8,西非中非地区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5)。

  让我们再来看看阿拉伯国家年轻人口(10-24岁)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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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官网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上认为的西亚北非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人口比例都在20%-29%(橙色部分),与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南非以及东南亚地区相同。高于欧洲大陆、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中国(蓝色部分),低于非洲大部分的国家(绿色部分)。这样的状况也基本是这几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6年的统计,我们分别抽取2010年—2015年全世界总和生育率最高的10个国家、总和生育率最低的10个国家,10个主要穆斯林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数字以及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印度的总和生育率数据,来进行比较,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

  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十个国家是:

  排名 国家 总和生育率

  1 尼日尔 7.6

  2 索马里 6.6

  3 马里 6.4

  4 乍得 6.3

  5 安哥拉 6.2

  6 民主刚果 6.2

  7 布隆迪 6.1

  8 东帝汶 5.9

  9 乌干达 5.9

  10 尼日利亚 5.7

  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十个国家是:

  排名 国家 总和生育率

  1 新加坡 1.2

  2 葡萄牙 1.3

  3 韩国 1.3

  4 波黑 1.3

  5 希腊 1.3

  6 匈牙利 1.3

  7 摩尔多瓦 1.3

  8 日本 1.4

  9 波兰 1.4

  10 德国 1.4

  十个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排名:

  排名 国家 总和生育率

  1 伊拉克 4.6

  2 苏丹 4.5

  3 巴基斯坦 3.7

  4 埃及 3.4

  5 阿尔及利亚 2.9

  6 沙特阿拉伯 2.9

  7 印尼 2.5

  8 孟加拉国 2.2

  9 土耳其 2.1

  10 伊朗 1.7

  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及印度的总和生育率为:

  排名 国家 总和生育率

  1 印度 2.5

  2 美国 2.0

  3 法国 2.0

  4 英国 1.9

  5 中国 1.6

  6 俄罗斯 1.5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官网)

  通过以上数据的比较,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十个国家都属于联合国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其中除东帝汶之外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10个国家当中,既有索马里、尼日利亚、马里这样穆斯林人口占比例比较大的国家,也包括像乌干达、安哥拉、布隆迪这样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十个国家或者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日本、德国、新加坡等;或者是波兰、摩尔多瓦、匈牙利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希腊这样遭遇经济危机比较严重的国家。经济发达的国家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种普遍现象,生活在经济环境好、社会保障充分、文教科技发达的国家,人们的生育意愿自然降低。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不高是因为在这些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妇女就业的比例普遍比较高,造成了生育率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波黑是一个穆斯林人口占主体的国家,也是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但是因为这个国家与其他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也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十个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上属于中游水平(见上表)。除了苏丹和伊拉克这两个战乱频仍的国家总和生育率较高以外,其他几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大概维持在2-3之间,在全世界处于中游水平,与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同。其中,由于伊朗曾经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总和生育率较低,情况和中国比较类似。这也充分说明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与这个国家公民的主要宗教信仰无关。

  联合国五常当中,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最低,这也和当初苏联时期的妇女高就业率有关。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由于对社会的改造比较剧烈,造成了传统家庭观念的衰落,也是导致生育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在大国当中最高,为2.5。印度10-24岁的年轻人口数量为3.5亿,远远超过中国的2.7亿 。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生育率与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妇女受教育年限及就业比例、社会保障程度相关联。经济发展水平高、妇女受教育年限长、就业率高、社会保障程度高的国家,生育率自然降低。以印度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刚刚独立之后就提出了节制生育的政策,但是由于印度本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这项政策并没有什么效果。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在甘地夫人执政时期,印度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正轨,社会文化事业不断进步。“同期的印度生育率是平稳下降的,且1970年代至今几乎是直线下降的。……由于印度独特的政治、文化、经济条件使得民众面对的生育政策环境较为宽松,所以生育率走上了渐进下降的道路。” 中国国内各省区的情况也一样。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国内总和生育率最高的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1.78)、贵州省(1.74)恰恰是经济发展居后的省区。

  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穆斯林人口的生育率与其他宗教信徒的生育率没有明显的区别,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生育率的居高不下是一个发展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那么环境发生了如何的变化使得“穆斯林人口威胁论”可以产生呢?

  环境出现的第一个变化:欧洲出现了大量的移民。

  战后欧洲社会的经济发展、福利制度的推行、以及老龄化问题使得欧洲国家需要补充一些基础劳动力。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这些劳动力大多来自前殖民地或者历史上有渊源的国家,例如英国的印巴移民、法国的北非移民和德国的土耳其移民。这些移民为所在国承担了大部分的低端劳动,使得欧洲的社会得以正常运转,其作用就好像中国涌入大城市的农民工一样。这些人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例如偷渡、非法居留、城市犯罪等。但是欧洲社会离不开这些劳动力。

  欧洲究竟有多少移民无法确切统计。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有说服力的数字,与前文提到的《欧洲的沦陷》一文当中的数字进行一些比较。以法国为例。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的网站(InSee)公布的数字,截止到2014年,法国本土共有6580万人口:其中8.9%为移民。从2006年到2013年,法国总人口增加了260万,其中移民增加了70万,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了0.8%。从2004年到2012年,移民平均每年增加9万,其中来自欧洲国家,如东欧地区的移民大幅度增加。2012年法国欧洲出生的移民占移民总数的大约一半,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英国、意大利、德国、葡萄牙等地。

  由此可见,来到法国的移民包括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人口,北非移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想主导法国社会,以这样的增长速度,恐怕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环境出现的第二个变化:很多移民有着与传统的欧洲人不一样的宗教和世界观,特别是穆斯林移民。

  过去欧洲的经济移民主要是来自欧洲内部比较落后的地区。例如法国一直是接受移民比较多的国家。法国历史上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其移民主要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他们和法国人有着共同的信仰和文化,因而很容易融入法国社会。从一战后开始,来自法属西非和北非的穆斯林移民开始大量来到法国。二战后达到了高峰。这些人具有与法国迥异的文化,在融入法国社会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困难。然而这个问题也需要具体分析。

  我们来看看穆斯林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存在着很大的歧义。一般理解穆斯林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但信仰的程度和对教规教义的理解把握各有不同。穆斯林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群体。其中的主体、伊斯兰教逊尼派从教法上分为四大学派,每个学派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都有不同。不同的民族遵守不同的教法系统,因而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差异。至于处于少数的什叶派则更加多元,信仰方式和宗教仪轨结合了本土的特色,进而发展出形形色色的小团体,很难一概而论。具体到个人身上,有的穆斯林属于严格的基本教义派(如萨拉菲主义者),平时严守宗教仪轨,主张回归前三代的传统,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字面含义处理一切社会生活问题。但也有很多虽然出身于穆斯林家庭,但本人对教法的接受程度不高,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严格执行。行为上已经完全世俗化,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只是在婚礼、葬礼上才体现出信仰特色的所谓文化穆斯林。

  在欧洲长大的这些穆斯林移民的后代当中,有的虽然出身于穆斯林家庭,但生活方式已经完全欧洲化。究竟在欧洲长大的穆斯林后裔有多大比例认为自己是严格意义上的穆斯林,这个无法统计,毕竟在现代观念中,宗教问题属于私人领域,别人无权干涉,因此相关机构无法做出确切的统计。准确地说,所谓的法国穆斯林只不过是北非裔或西非裔移民的后代,他们与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处境一样,在经济上地位较弱。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来自传统上被伊斯兰教主导的地区,但他们个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取向已经多元化,正如塔里克·拉马丹所言:“一个穆斯林社区的观察者也会发现穆斯林社区非常多元,而且这些社区身份认同潮流并不仅仅局限在宗教的范围内。……西方穆斯林社区并没有成功逾越很多的区隔,看起来似乎一致(其实并不一致)。一些在西方的穆斯林只相信特殊教派的理论,有时候一个教派与另一个教派也有矛盾”。

  环境出现的第三个变化:欧洲发生了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些事件的执行者大多是移民,特别是由穆斯林背景的移民,这给欧洲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出现这种现象首先与伊斯兰地区的历史有关。近代以来,西亚北非地区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不断侵蚀,他们渴望团结起来,实现传统上信仰伊斯兰教地区的政治统一,并由此产生了泛伊斯兰运动。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家如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笃、哈桑班纳、毛杜迪等人的思想不断发展,产生了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延伸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组织,这类组织的理想是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用政治化的伊斯兰来解决社会问题,建立伊斯兰的千禧王国,带有某种空想的色彩。这种政治化的伊斯兰组织后来又不断分化,成为了目前一些活跃的极端组织的源头。

  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不断动荡引发的恐怖主义、贫困、社会分化已经严重撕裂了某些国家,把越来越多的人口抛向了世界,给很多欧洲国家造成了社会问题。中东地区的政治碎片化是本地区矛盾和大国博弈的结果,同时又给了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崛起的机会。这种政治极端组织打着伊斯兰的旗号发动各种恐怖活动。生活在欧洲国家的,来自这些动荡地区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由于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不满,进而怀疑整个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他们渴望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而各种极端主义组织的宣传对于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们加入这种极端组织或受其影响,进而发动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如伦敦地铁爆炸案、马德里地铁爆炸案、巴黎恐怖袭击等等,给西方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三、

  拉斯韦尔认为传播的第二个功能是协调社会以适应环境。这项工作大部分是由政府、政界领袖、分析家和社会团体来完成的。

  以这种观点来看,“穆斯林人口威胁论”的作者实际上是一部分欧洲右翼宣传家。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出现了经济衰退,如何面对这种衰退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其中一些欧洲右翼的宣传家将问题的矛头指向移民,特别是与欧洲传统格格不入的穆斯林移民。他们将一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的照片,比如街道上做礼拜的密集人群的照片,作为宣传穆斯林人口威胁论的依据。人们看到街道上密密麻麻的穆斯林,会得出穆斯林占领欧洲的印象。其实这只是一种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殊现象。与伊斯兰教这种宗教本身的特点有关。

  伊斯兰教不同于别的宗教,是一套涉及信仰、制度、法律和社会生活的完整体系。穆斯林理解的完美政治就是先知穆罕默德曾经建立过的穆斯林公社(乌玛)。这使得穆斯林先天有一种共同体的理想。这种共同体观念是一种全球化观念的雏形。传统穆斯林世界地域非常广阔,文化和种族非常多元,远远超越了地理革命之前的欧洲基督教的一隅之地。中世纪穆斯林世界流通的语言是一种与口语差别很大的古典阿拉伯语。其作用类似于拉丁语在欧洲的作用。所有的伊玛目、阿訇,从西非到中国,都要学习这种书面语言。从语言上看来,这使得整个穆斯林地区成为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穆斯林在做礼拜的时候往往要聚集在一起,向一个方向礼拜。每逢重大节日,平时不做礼拜的人也常常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形成很大的群体,这种聚礼的照片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网络使这种传播的范围和程度更加扩大,穆斯林人口威胁论也就由此被很多人所接受。

  实际上所谓的伊斯兰世界即使在古代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共同利益,二战后殖民帝国解体,穆斯林在欧洲殖民地的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然而在经济、文化领域,穆斯林国家对于原来的殖民母国的依赖性仍然很大。不同的殖民帝国给殖民地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教育文化方面,原来的殖民地形成的民族国家都模仿自己的殖民母国。原本横向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的文化想象被更高效的、纵向的殖民母国—殖民地国家共同体模式所分割和解构,例如英联邦、法兰西共同体等。在这些纵向共同体内部形成了稳定的文化联系。今天,阿尔及利亚和马里的知识分子更熟悉用法语交流问题,而南亚地区的穆斯林各民族之间通行英语。印尼上千个岛屿之间通行的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地行政官僚之间的“官话”——行政马来语,也就是现代的印尼语。在中亚地区,知识分子和官方之间的交流都是以俄语作为主要工具。这些原属穆斯林文化共同体的国家和地区,在近代以来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和语言认同。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使得国家利益成为国家存在的首要目的,穆斯林国家也不例外,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并不能代替国家利益,这是世界史反复证明的一点。穆斯林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其他地区毫无二致。即便中东国家的一些运动打着宗教旗号,但事实上也是政治在起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穆斯林人口威胁论”其实并没有事实依据,然而对它的鼓吹符合某种社会心理预期。人们的心里预先接受了这种叙述,然后再通过类似的信息加强这种认识。现代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一书里就提出了传播效果受到人本身原有观念的影响。人们只选择接触并且赞同他本身认为“是”的观念。

  牛津词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一词为2016年“年度词汇”,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定义为形容词,描述的是客观事实对公众意见的影响没有感性诉求产生的影响大这样一个状况。 或者换句话说,人们自身情感对其观点形成的作用要大于客观事实对其观点形成的作用。

  互联网时代这种“后真相”现象更加明显,网民宁愿相信来历不明、没有事实根据的信息,也不愿意相信传统主流媒体或者严谨的学术观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除了网民本身辨别能力有限之外,也有网络时代反体制、反精英的特点。另外,网民受其自身世界观、价值观、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宁愿相信自己一直相信的东西,而排斥任何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东西。互联网传播的即时性、碎片化、热点转移快速的特点加深了这种作用。

  传播对社会的调试作用的前提是有效的、真实的信息,不真实的信息或者说夸大了的信息,会误导受众,使社会产生了分裂和歧视,恶化了社会环境。例如在法国大革命当中,谣言的传播就推动了革命不断走向激进。很多贵族和早先的革命派被推上断头台都是谣言导致的。而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传播工具的改进,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大大加快,这就对信息本身的真实性、客观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

  《乌合之众》一书当中,古斯塔夫·勒庞指出“不需要任何推理和证明,只需要简单的肯定就能有效地将一个观念植入大众的思想中。” 人类对异质文化和人群的排斥某种程度上出于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可以解决。但是有时候在特殊刺激下也会超出法律框架外,产生不良的记录。这种特殊的刺激往往是信息传播导致的。翻开世界历史,类似“穆斯林人口威胁论”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黄祸论”和“犹太人阴谋论”。这种观点的共同点是将处于社会上相对边缘的族群当做敌视的对象,用来转化各自的社会矛盾。“民粹主义的惯用伎俩是简单地将所有责任推诿到某些特定的具体的少数群体身上,将之前引起的民众恐慌情绪释放出来的同时,利用这种对少数群体的对立来团结尽可能多的人群,使他们成为其支持者。”

  例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掀起了一波黄祸论(Yellow Peril ) 。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请画家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The Yellow Peril)赠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幅画中,欧洲所有国家的代表持剑站在海岸上,按照天使米迦勒的指示,注视着远处的佛像和孔子像。“德皇陛下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在欧洲各民族和黄种人之间,一定会发生一场争取适者生存的斗争,他告诫西方各国团结起来抵抗共同的敌人。……。为了强调倡议中联盟的国际性质,这个呼吁被……译为英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你们的家园。”

  连一贯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在19世纪末也掀起了排华的高潮。当时美国的社会中弥漫着一种观念,认为中国和亚洲的大量人口会淹没美国,改变美国作为一个白人国家的特性。例如有文章提到:“到那时,中国人、日本人、马来人和蒙古人的每一个阶层都会是已经布满了我国的土地,……,如同加利福尼亚州的蝗虫猖獗为害于农夫的田地一样,这一群一群的人将会使我们的国家退化。”

  历史上犹太人在欧洲曾经也经历过和穆斯林一样的命运。以法国为例,19世纪末以德雷福斯案件为标志,法国掀起了反犹主义的高潮。著名的右翼思想家德吕蒙(Edouard Drumont)写了最有代表性的反犹主义著作《犹太人的法兰西》(La France Juive),将法国社会的弊端统统归结为犹太人,认为犹太人将阻止法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来临,众多右翼组织鼓吹德吕蒙的“法兰西人的法兰西”的右翼思想。这是法国当代以让-玛丽·勒庞等为代表的“国民阵线”等右翼政党的思想源头。

  有学者认为,当今法国对于穆斯林威胁论的鼓吹,不过是历史上犹太人威胁论的翻版。 “在勒庞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想中,马格里布(埃及以西的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取代了犹太人,他将社会的矛头指向移民,……,他们认为外来移民居住在本属于法国人的廉租房里,而由于缺少住房法国人不愿意生孩子;他们在此基础上认为,土生土长的法国人面对汹涌而至的亚洲和非洲移民潮,应该有正当防卫权利,由于受到被吞没的威胁,必须抵抗。”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完全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因而对于传播的行为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一些掌握普通人不具备的影响力的舆论领袖。二级传播理论认为,信息是经过从信息源到舆论领袖;再从舆论领袖到普通受众的两个阶段。舆论领袖处于信息和大众的中间阶段,对于信息的传播起着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在互相网时代,自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媒体作用降低,而给了舆论领袖个人更大的空间,作为信息把关人的舆论领袖,都对这个社会有一份更大的义务和责任。每个舆论领袖都要避免鼓吹或者夸大某种不真实的信息,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责任编辑: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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