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华、姜艳红：20世纪初期西北地区（新疆、甘肃）的俄侨贵族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18世纪中叶以来，不断面临强邻与外敌环伺觊觎的局面:英印政府在南疆社会中持续地渗透和鼓动分裂;俄国则在北疆或武力入侵，或扶持傀儡势力割据一隅;土耳其、美国甚至日本也频频插手新疆事务。沙皇俄国蓄意制造中俄“族籍”问题，抢占中国西北地区的很多领土。十月革命后，以贵族为主体的近二百万俄侨流亡到世界各地，中国成为俄侨贵族在远东地区的避风港。本文拟尝试探讨俄侨贵族在近代西北地区的社会变革中的社会作用。

　　图1：军阀割据时期的新疆

　　

        一、1917年以后西北地区的俄侨

　　中国的俄罗斯人并非中国的土著，而是从俄国迁移到中国的，俄国人最早移民中国是在元代。19世纪30年代，俄国的侵略势力扩张到了楚克里河、爱亚古斯河和勒布河一带，新疆与俄国东部才开始有了共同的边界。为了进一步侵略新疆，俄国蓄意制造中俄民籍问题，利用掳掠人口及改变被侵略对象的国籍进而占有其领土，攫取其主权。

　　图2：民国时期的新疆王：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皇政府借新疆境内局势混乱，在南疆各地非法出售通商票，以此作为国籍证明，诱迫中民加入俄籍。清末民初，新疆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地方官员外交知识的贫乏与外交能力的低下造成族籍问题混乱。此外，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蒙古等跨界少数民族与俄属中亚地区民族在人文地理、民族构成、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及人民的生活习俗、心理素质、消费结构等方面客观上一致，致使这些民族中的少部分人的领土、边界以及国籍意识淡化，从而将民族意识、民族利益置于国家意识和国家利益之上，造成新疆族籍混乱。其结果，沙俄侵吞了原本藩属于清政府的哈萨克汗国、浩罕汗国等中亚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了原属新疆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在迫使我国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牧民归属俄国的同时，使中国新疆成为一个与之有着数千里边界线的边疆省份。

　　图3：流亡到新疆的白俄军队

 

　　1、杨增新统治时期

　　图4：新疆的白军首领：杜托夫、卡列金、谢苗诺夫、阿连阔夫

　　十月革命后，以贵族为主体的俄侨军事流亡通过四条路线逃离俄国。在西北地区有三批: 第一批是1920年1月和5月，Б.В.阿连阔夫、А.И.杜托夫率余部5400余人，俄罗斯难民2000余人先后逃至伊犁;第二批是1920年3月，И.巴奇赤率败兵11000余人，难民6000余人逃入塔城;第三批是1921年5月诺维阔夫率白军残部2000余人至额敏县。

　　图5：流亡到新疆的白俄军队

　　从俄境逃入新疆的军民络绎不绝，其中有波兰、芬兰和德意志人……当时入境的俄官兵及难民因饱受战乱之苦，大部分人生活无着落，一部分士兵用武器换取生活用品来维持生计。“俄罗斯支队军事长官拥有的金钱和粮食非常少。前途未卜致使很多人回国。混入难民营的布尔什维克的煽动者为难民营的解体发挥了作用”。1921年，巴奇赤带领几千人越过塔城边境来到阿勒泰时，他手下的士兵因饥饿用枪交换了食品和衣物。当时驻扎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塔城、阿勒泰、哈什的帝俄领事(迪牙阔夫、吕巴、德罗布哲夫、梅世臣)想方设法呼应他们;梅世臣和英国领事艾泽敦和哈什提督马福兴取得默契，并请求杨增新派兵，协助帝俄“剿平乱党”。

　　十月革命后，苏联照会中国政府，在华旧俄侨民“未经苏联政府授予公民职权，不准滥称俄民。”1920年5月，苏俄塔什干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对白卫军的赦免令。1921 年3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大赦令，号召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人加入苏俄国籍。1921年12月15日，苏俄政府颁布了剥夺境外俄侨国籍的法令，开始召唤那些在俄国政权更迭的历史大变动时期移居国外的侨民，但是，响应的新疆俄侨却不多，他们大多数人拒绝做苏联公民而成为无国籍者，如在伊犁的以阿连阔夫为首的一批军官拒绝返回。1924 年5月中苏正式建交，苏联在新疆的迪化、喀什、伊宁、塔城和阿尔泰(今阿勒泰)设立领事馆，1926年初开始接受在新疆的俄侨为苏侨。

　　图6：新疆王杨增新、帝俄七河省陆军少将阿连阔夫

　　杨增新主政新疆(1912-1928)时，中央政府变动频繁，执政者相继为袁世凯、黎元洪、段琪瑞和曹昆等，他一律通电拥护。1927年北洋政府倒台，国民党南京政府统一全国，杨增新立即通电南京，表示服从，并换上青天白日旗。在北洋政府时期，杨增新与袁世凯在政治上是互相理解支持的。作为一位守旧派、封建政治家或封建军阀、独裁者，他对中央政府“认庙不认神”的态度，终于把新疆经营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民国初年，有人曾将他与袁世凯并列称为“东西两枭雄”。

　　对于白俄败兵进入新疆一事，杨增新认为“俄国革命是起于贫富不均，不是武力所能遏制或消灭的;俄国新党有大多数人拥护，胜利也将是必然的。……而俄社会党之流毒，不久必遍传于中国，不独新疆为可虑也。”当时新疆当局财政拮据，难以额外负担白俄败兵的口粮。新疆的军队在数量上和战斗力上都远不是白俄败兵的对手，故他对俄国内战采取了“中立政策”和“不干涉主义”的方针。他竭力阻止白俄败军及难民入境，断然拒绝帝俄驻新疆各地领事的要求。1920年阿连阔夫率兵进入伊犁，他与伊犁镇守使杨飞霞共同谋划，利用国际公法，解卸巴奇赤、阿连阔夫等白俄军武装。

　　图7：杨增新在新疆和俄侨贵族代表聚会

　　图8：杨增新给俄侨发居留证，容许他们入中国籍——归化族。

　　图9：1946年民国外交部新疆特派员刘泽荣估计自愿归化的俄罗斯人达到二万。

　　图10：新疆王杨增新与俄军将领

　　1920 年9月杨增新安排阿连阔夫进驻省城迪化，打算再由迪化引之东行，经内地转俄国。随阿连阔夫去迪化的约有700余人，其中有500多名军官，而留在伊犁的杜托夫部少数官兵，则在1921年1月被契卡暗杀。1920年10月18日，杨增新派军200余人，将阿连阔夫部分五批送往奇台。阿连阔夫去奇台前，便同留在伊犁的杜波夫余部和塔城的巴奇赤部联络，准备与外蒙的白俄军联合，反攻苏俄红军。11月，阿连阔夫派遣士兵秘密回国，将大量武器运回奇台，其中有“25挺机关枪，1门山炮，300多支步枪，1000多枚炸弹”，企图攻占奇台。但杨增新先发制人，阿连阔夫只好同意缴械。杨增新呈准北京政府，一部分在新疆就地安置，一部分与甘肃督军陆洪涛磋商数月后暂时安置在甘肃敦煌。1921年6月11日阿连阔夫率白俄官兵469人，战马488匹，大车18辆，在缴械后进入敦煌莫高窟千佛洞。

　　图11：1921年6月白俄军队469人、马488匹、大车18辆进入敦煌莫高窟

　　图12：白俄在敦煌莫高窟

　　美国人兰登·华尔纳在《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中写道：“两年前一支四百人的俄国小股部队被红军击溃围追时，走投无路，从中亚逃了出来。恐惧布尔什维克更甚于恐惧俄国旧政权残余势力的中国当局解除了这股逃兵的武装，将他们关进了千佛洞，而部队司令官则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监狱中，并仁慈地供给他们足量的鸦片，以便让他们忘却肮脏而劣质的伙食达到使这些人合理而迅速死亡的目的”。他们在洞内生活做饭，熏黑了许多精美的壁画，他们还肆意破坏洞内塑像，在壁画上胡刻乱写，使精美的敦煌艺术品遭受到严重破坏。1922年9月，甘肃省长公署命令全部沙俄官兵离开敦煌，陆续资解天津、上海，转回苏联，部分留居兰州。约两年后，阿连阔夫流亡到甘肃兰州阿干镇杨寨村，1927年国民军刘郁芬主甘时，再次接到引渡要求，冯玉祥电令刘郁芬将阿连阔夫押解西安，引渡给苏联，苏联政府把他押解到斜米，判处了死刑。

　　图13：白俄将领阿连阔夫在中国西北

　　流亡的俄侨经受了慌乱，迷惘和痛苦的大冲击，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1918年6月，俄驻塔城领事向新疆地方当局声称，愿代表塔城全体俄侨民“画押投诚，请中国保护”。1920年下半年，新疆各地俄侨改入中籍之请求更趋强烈，8月初，喀什“俄商结成团体要求归化中国”，苏俄拒绝接受在华旧俄侨民，新疆俄侨实际成为“无国籍人”。新疆政府担心这些俄商要求第三国保护，后患无穷，于是决定以“无国籍人”名义，先接受有财产之俄侨加入中国籍。喀什的沙木丁、塔城、乌鲁木齐等多家富有的俄商，在呈递志愿改籍书和保证书后，被接纳为中籍。1926年，新疆省政府开始给俄罗斯侨民颁发归化证照。1927年发放了约510张归化证。估算在1年内少则有1500人，多则有4000人领取了归化证。而除了省政府外，外交部也发放归化证。

　　1920年3月，被苏俄红军击败的沙俄将军И.巴奇赤部逃向塔城。塔城地方政府为防止发生骚乱，将境内的白俄军与难民分别安置。难民被安置在靠边境的巴拉噶什地方，集中管理。塔城道尹按照省政府的命令，选派招待员10名，负责接待、调查难民确切人数及详情。省政府还发给难民每人每天面粉1斤，共计10天的赈粮。为了帮助俄军越冬，新疆当局还为他们修筑了一批简易住房分头安置。对于其中约1000多名军官，则安插在当地的蒙古、哈萨克部落内，与牧民同住。1920年4月16日，新疆当局将其安置于塔城东南方向百余公里处的额敏县南山的游牧地带。其后约有4000余名人陆续返回了俄国，而巴奇赤等余下5700多人仍然滞留于塔城地区。

　　1919年，在苏俄红军的追击下，冻馁交加的白俄将军穆喀诺夫退到了喀什边卡依尔克斯塘境外。驻喀什的英俄两国领事试图保存这股武装力量，多次要求喀什当局接济其武器粮饷，允许其入境采办布匹。杨增新下令军政当局不得干预俄国内部事务，放穆喀诺夫入卡，同时还增派直辖部队入喀什，加强防范。穆喀诺夫部由于走投无路，便投降了苏俄政府。滞留在塔城地区以巴奇赤为首的5700余白俄余部，仍困扰着新疆当局。1921年5月，以白俄军官诺维科夫为首的约2000余名进入塔城地区，与巴奇赤部会合，苏俄政府要求越界追击，杨增新起初拒绝苏军进入，后来考虑联合苏俄红军消灭巴奇赤部。1921年5月17日，新疆地方当局同苏俄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部签订了共同采取军事行动的协定。杨增新派向导引苏俄红军入境，为红军提供了军粮18万斤。1921年8月，苏俄政府与新疆当局协商后共同进剿巴奇赤部。“9月1日，苏俄红军4000 余名沿额尔齐斯河分趋布尔津和承化……俘获了白匪二千余名，击毙了四五百名，并缴获了大批车马物资。”9月3日，苏俄红军攻占了布尔津，俘虏了二百余人。9月6日，红军进至承化寺，巴奇赤部死伤惨重，被俘近二千人，余众则基本逃散。在双方的联合夹击下巴奇赤于1921年10月被彻底消灭。 此外，“新疆白军的瓦解和分散大大降低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能力，一些军事领导人认为他们在中国的逗留是暂时的喘息，这是为新一轮的反攻积蓄力量”。至此，新疆境内的白俄余部被全部剿灭。

　　尽管如此，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的“羁縻和牵制”政策给当时落难而来的俄罗斯人以较宽松的生活环境，他们与当地的人民共同生活，安居乐业。据1921 年海关调查的“在华外国人口”显示：1921年新疆拥有俄罗斯商店数1613个，人数68250人。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18世纪中叶以来，不断面临强邻与外敌环伺觊觎的局面:英印政府在南疆社会中持续地渗透和鼓动分裂;俄国则在北疆或武力入侵，或扶持傀儡势力割据一隅;土耳其、美国甚至日本也频频插手新疆事务。沙皇俄国蓄意制造中俄“族籍”问题，抢占中国西北地区的很多领土。十月革命后，以贵族为主体的近二百万俄侨流亡到世界各地，中国成为俄侨贵族在远东地区的避风港。本文拟尝试探讨俄侨贵族在近代西北地区的社会变革中的社会作用。

　　图1：军阀割据时期的新疆

　　

        一、1917年以后西北地区的俄侨

　　中国的俄罗斯人并非中国的土著，而是从俄国迁移到中国的，俄国人最早移民中国是在元代。19世纪30年代，俄国的侵略势力扩张到了楚克里河、爱亚古斯河和勒布河一带，新疆与俄国东部才开始有了共同的边界。为了进一步侵略新疆，俄国蓄意制造中俄民籍问题，利用掳掠人口及改变被侵略对象的国籍进而占有其领土，攫取其主权。

　　图2：民国时期的新疆王：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皇政府借新疆境内局势混乱，在南疆各地非法出售通商票，以此作为国籍证明，诱迫中民加入俄籍。清末民初，新疆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地方官员外交知识的贫乏与外交能力的低下造成族籍问题混乱。此外，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蒙古等跨界少数民族与俄属中亚地区民族在人文地理、民族构成、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及人民的生活习俗、心理素质、消费结构等方面客观上一致，致使这些民族中的少部分人的领土、边界以及国籍意识淡化，从而将民族意识、民族利益置于国家意识和国家利益之上，造成新疆族籍混乱。其结果，沙俄侵吞了原本藩属于清政府的哈萨克汗国、浩罕汗国等中亚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了原属新疆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在迫使我国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牧民归属俄国的同时，使中国新疆成为一个与之有着数千里边界线的边疆省份。

　　图3：流亡到新疆的白俄军队

 

　　1、杨增新统治时期

　　图4：新疆的白军首领：杜托夫、卡列金、谢苗诺夫、阿连阔夫

　　十月革命后，以贵族为主体的俄侨军事流亡通过四条路线逃离俄国。在西北地区有三批: 第一批是1920年1月和5月，Б.В.阿连阔夫、А.И.杜托夫率余部5400余人，俄罗斯难民2000余人先后逃至伊犁;第二批是1920年3月，И.巴奇赤率败兵11000余人，难民6000余人逃入塔城;第三批是1921年5月诺维阔夫率白军残部2000余人至额敏县。

　　图5：流亡到新疆的白俄军队

　　从俄境逃入新疆的军民络绎不绝，其中有波兰、芬兰和德意志人……当时入境的俄官兵及难民因饱受战乱之苦，大部分人生活无着落，一部分士兵用武器换取生活用品来维持生计。“俄罗斯支队军事长官拥有的金钱和粮食非常少。前途未卜致使很多人回国。混入难民营的布尔什维克的煽动者为难民营的解体发挥了作用”。1921年，巴奇赤带领几千人越过塔城边境来到阿勒泰时，他手下的士兵因饥饿用枪交换了食品和衣物。当时驻扎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塔城、阿勒泰、哈什的帝俄领事(迪牙阔夫、吕巴、德罗布哲夫、梅世臣)想方设法呼应他们;梅世臣和英国领事艾泽敦和哈什提督马福兴取得默契，并请求杨增新派兵，协助帝俄“剿平乱党”。

　　十月革命后，苏联照会中国政府，在华旧俄侨民“未经苏联政府授予公民职权，不准滥称俄民。”1920年5月，苏俄塔什干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对白卫军的赦免令。1921 年3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大赦令，号召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人加入苏俄国籍。1921年12月15日，苏俄政府颁布了剥夺境外俄侨国籍的法令，开始召唤那些在俄国政权更迭的历史大变动时期移居国外的侨民，但是，响应的新疆俄侨却不多，他们大多数人拒绝做苏联公民而成为无国籍者，如在伊犁的以阿连阔夫为首的一批军官拒绝返回。1924 年5月中苏正式建交，苏联在新疆的迪化、喀什、伊宁、塔城和阿尔泰(今阿勒泰)设立领事馆，1926年初开始接受在新疆的俄侨为苏侨。

　　图6：新疆王杨增新、帝俄七河省陆军少将阿连阔夫

　　杨增新主政新疆(1912-1928)时，中央政府变动频繁，执政者相继为袁世凯、黎元洪、段琪瑞和曹昆等，他一律通电拥护。1927年北洋政府倒台，国民党南京政府统一全国，杨增新立即通电南京，表示服从，并换上青天白日旗。在北洋政府时期，杨增新与袁世凯在政治上是互相理解支持的。作为一位守旧派、封建政治家或封建军阀、独裁者，他对中央政府“认庙不认神”的态度，终于把新疆经营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民国初年，有人曾将他与袁世凯并列称为“东西两枭雄”。

　　对于白俄败兵进入新疆一事，杨增新认为“俄国革命是起于贫富不均，不是武力所能遏制或消灭的;俄国新党有大多数人拥护，胜利也将是必然的。……而俄社会党之流毒，不久必遍传于中国，不独新疆为可虑也。”当时新疆当局财政拮据，难以额外负担白俄败兵的口粮。新疆的军队在数量上和战斗力上都远不是白俄败兵的对手，故他对俄国内战采取了“中立政策”和“不干涉主义”的方针。他竭力阻止白俄败军及难民入境，断然拒绝帝俄驻新疆各地领事的要求。1920年阿连阔夫率兵进入伊犁，他与伊犁镇守使杨飞霞共同谋划，利用国际公法，解卸巴奇赤、阿连阔夫等白俄军武装。

　　图7：杨增新在新疆和俄侨贵族代表聚会

　　图8：杨增新给俄侨发居留证，容许他们入中国籍——归化族。

　　图9：1946年民国外交部新疆特派员刘泽荣估计自愿归化的俄罗斯人达到二万。

　　图10：新疆王杨增新与俄军将领

　　1920 年9月杨增新安排阿连阔夫进驻省城迪化，打算再由迪化引之东行，经内地转俄国。随阿连阔夫去迪化的约有700余人，其中有500多名军官，而留在伊犁的杜托夫部少数官兵，则在1921年1月被契卡暗杀。1920年10月18日，杨增新派军200余人，将阿连阔夫部分五批送往奇台。阿连阔夫去奇台前，便同留在伊犁的杜波夫余部和塔城的巴奇赤部联络，准备与外蒙的白俄军联合，反攻苏俄红军。11月，阿连阔夫派遣士兵秘密回国，将大量武器运回奇台，其中有“25挺机关枪，1门山炮，300多支步枪，1000多枚炸弹”，企图攻占奇台。但杨增新先发制人，阿连阔夫只好同意缴械。杨增新呈准北京政府，一部分在新疆就地安置，一部分与甘肃督军陆洪涛磋商数月后暂时安置在甘肃敦煌。1921年6月11日阿连阔夫率白俄官兵469人，战马488匹，大车18辆，在缴械后进入敦煌莫高窟千佛洞。

　　图11：1921年6月白俄军队469人、马488匹、大车18辆进入敦煌莫高窟

　　图12：白俄在敦煌莫高窟

　　美国人兰登·华尔纳在《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中写道：“两年前一支四百人的俄国小股部队被红军击溃围追时，走投无路，从中亚逃了出来。恐惧布尔什维克更甚于恐惧俄国旧政权残余势力的中国当局解除了这股逃兵的武装，将他们关进了千佛洞，而部队司令官则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监狱中，并仁慈地供给他们足量的鸦片，以便让他们忘却肮脏而劣质的伙食达到使这些人合理而迅速死亡的目的”。他们在洞内生活做饭，熏黑了许多精美的壁画，他们还肆意破坏洞内塑像，在壁画上胡刻乱写，使精美的敦煌艺术品遭受到严重破坏。1922年9月，甘肃省长公署命令全部沙俄官兵离开敦煌，陆续资解天津、上海，转回苏联，部分留居兰州。约两年后，阿连阔夫流亡到甘肃兰州阿干镇杨寨村，1927年国民军刘郁芬主甘时，再次接到引渡要求，冯玉祥电令刘郁芬将阿连阔夫押解西安，引渡给苏联，苏联政府把他押解到斜米，判处了死刑。

　　图13：白俄将领阿连阔夫在中国西北

　　流亡的俄侨经受了慌乱，迷惘和痛苦的大冲击，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1918年6月，俄驻塔城领事向新疆地方当局声称，愿代表塔城全体俄侨民“画押投诚，请中国保护”。1920年下半年，新疆各地俄侨改入中籍之请求更趋强烈，8月初，喀什“俄商结成团体要求归化中国”，苏俄拒绝接受在华旧俄侨民，新疆俄侨实际成为“无国籍人”。新疆政府担心这些俄商要求第三国保护，后患无穷，于是决定以“无国籍人”名义，先接受有财产之俄侨加入中国籍。喀什的沙木丁、塔城、乌鲁木齐等多家富有的俄商，在呈递志愿改籍书和保证书后，被接纳为中籍。1926年，新疆省政府开始给俄罗斯侨民颁发归化证照。1927年发放了约510张归化证。估算在1年内少则有1500人，多则有4000人领取了归化证。而除了省政府外，外交部也发放归化证。

　　1920年3月，被苏俄红军击败的沙俄将军И.巴奇赤部逃向塔城。塔城地方政府为防止发生骚乱，将境内的白俄军与难民分别安置。难民被安置在靠边境的巴拉噶什地方，集中管理。塔城道尹按照省政府的命令，选派招待员10名，负责接待、调查难民确切人数及详情。省政府还发给难民每人每天面粉1斤，共计10天的赈粮。为了帮助俄军越冬，新疆当局还为他们修筑了一批简易住房分头安置。对于其中约1000多名军官，则安插在当地的蒙古、哈萨克部落内，与牧民同住。1920年4月16日，新疆当局将其安置于塔城东南方向百余公里处的额敏县南山的游牧地带。其后约有4000余名人陆续返回了俄国，而巴奇赤等余下5700多人仍然滞留于塔城地区。

　　1919年，在苏俄红军的追击下，冻馁交加的白俄将军穆喀诺夫退到了喀什边卡依尔克斯塘境外。驻喀什的英俄两国领事试图保存这股武装力量，多次要求喀什当局接济其武器粮饷，允许其入境采办布匹。杨增新下令军政当局不得干预俄国内部事务，放穆喀诺夫入卡，同时还增派直辖部队入喀什，加强防范。穆喀诺夫部由于走投无路，便投降了苏俄政府。滞留在塔城地区以巴奇赤为首的5700余白俄余部，仍困扰着新疆当局。1921年5月，以白俄军官诺维科夫为首的约2000余名进入塔城地区，与巴奇赤部会合，苏俄政府要求越界追击，杨增新起初拒绝苏军进入，后来考虑联合苏俄红军消灭巴奇赤部。1921年5月17日，新疆地方当局同苏俄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部签订了共同采取军事行动的协定。杨增新派向导引苏俄红军入境，为红军提供了军粮18万斤。1921年8月，苏俄政府与新疆当局协商后共同进剿巴奇赤部。“9月1日，苏俄红军4000 余名沿额尔齐斯河分趋布尔津和承化……俘获了白匪二千余名，击毙了四五百名，并缴获了大批车马物资。”9月3日，苏俄红军攻占了布尔津，俘虏了二百余人。9月6日，红军进至承化寺，巴奇赤部死伤惨重，被俘近二千人，余众则基本逃散。在双方的联合夹击下巴奇赤于1921年10月被彻底消灭。 此外，“新疆白军的瓦解和分散大大降低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能力，一些军事领导人认为他们在中国的逗留是暂时的喘息，这是为新一轮的反攻积蓄力量”。至此，新疆境内的白俄余部被全部剿灭。

　　尽管如此，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的“羁縻和牵制”政策给当时落难而来的俄罗斯人以较宽松的生活环境，他们与当地的人民共同生活，安居乐业。据1921 年海关调查的“在华外国人口”显示：1921年新疆拥有俄罗斯商店数1613个，人数68250人。

　　2、金树仁统治时期

　　1928年主政新疆的金树仁继承了杨增新的衣钵对新疆进行管理。但他一改杨增新时期对俄侨的宽容、体恤、安抚的态度，加强了监控和征缴，不仅取缔了非通商地点的自由贸易，而且限制其居住地区。8月13日新任外交部特派新疆交涉员陈继善向省政府主席金树仁提交《再次呈请查禁苏俄人民作串乡买卖事的报告》，该措施涉及的对象包括俄侨、无国籍的难民、随华侨遣返的俄裔眷属和混血子女。

　　图14：金树仁为平定暴动和回乱，组建俄侨归化军

　　杨增新时期对来新俄人的户籍、赋税、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等执宽容态度。直到20年代末，才有数百户、上千难民申请办理入籍手续。因新疆经济困难，汇票昂贵，入籍手续费高等原因，多数难民未入华籍，仍处于无国籍状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用强制手段转运遣送东北义勇军和华侨来新疆，采取怀疑、歧视华侨及其俄罗斯亲属的政策。据伊犁、塔城的行政官员估计，1932-1938年，经两地被遣送来新的东北义勇军和华侨有一万九千余人。归侨中俄罗斯眷属和混血后裔占很大比例。

　　金树仁政府要求留在新疆的俄罗斯人若不愿归化中国，需向政府申请居留证。办理“归化”所需的手续费依照中华民国《国籍法》的相关规定收取。办理“归化中籍”的人中已经混杂着一些操俄语的中亚各族、波兰人、德国人、匈牙利人等。20世纪20-30年代是俄罗斯人移民的高峰，据《新疆外事志》记载，当时仅伊犁地区就有1. 5万人。“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总共约有2. 5万名俄罗斯人穿越或留在新疆以寻求庇护”。据《新疆政府公报》记载:1930-1931年，乌鲁木齐共有56户207人加入中国国籍，塔城共有90 户288人加入中国国籍，伊犁共有130户500人加入中国国籍。

　　图15：1931年马步芳的堂弟马仲英进入新疆

　　1931年春, 哈密维吾尔民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暴动。继之甘肃地方军阀马仲英为扩大势力范围, 进军新疆。金树仁为维护统治, 急于扩军, 接受建议征召白俄组成“归化军”，派外交官汝孝昌、赵得寿、克富斋等代表省政府同白俄首领接洽，新疆公路局长、著名实业家格米林肯等一些白俄首领于8月中旬组建成归化军。

　　图16：归化军协助金树仁平定回乱

　　1931年夏，新疆战事吃紧，金树仁急令省军和归化军征剿。但在乌鲁木齐局势暂时转危为安后，金树仁并未提拔奖励城防有功将士，反而对其排斥疑忌，扣发拼死奋战的归化军的军饷，不仅歧视和侮辱，甚至约定应付的军饷也都扣留不发，引起归化军将士极大不满。当时在新疆的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记述：“......猜疑和妒忌使金树仁丧失了辨明是非的能力。他有意不给俄罗斯人配备马匹，而俄罗斯人拒绝徒步作战后，只给他们一些瘦弱的马匹，那些最好的马匹都配备给留在后方的中国士兵。当他们终于得到象样的马匹后，却又得不到马鞍子”。绝望愤懑最终酿成兵变，金树仁惊恐潜逃。

　　图17：“尕司令”马仲英与归化军推翻金树仁政权

　　南京国民政府最初对苏联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苏联政府应孙中山的邀请派遣苏联人员来中国帮助革命，军校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在国防军事力量遭受重大损失的前提下，转而争取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政府担心出现东西两线作战，同意给中国政府力所能及的平事和经济援助。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一方国家遭受侵略和面临主要安全威胁时，另一方国家将给予必要的支持。这个条约为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供给抗日援华物资，提供了现实的法律依据，也为后来开通的自苏联阿拉木图，经过新疆伊犁、迪化、哈密到兰州的陆地和空中“国际援助通道”铺平了道路。

　　苏联成立初期，苏俄时期开始的移民浪潮并未减弱，而是持续发生。一部分移民继续穿越中国西北边境的新疆，进入了甘肃，构成了民国时期甘肃社会的特殊群体。甘肃的俄侨从人数上讲是比较少的，但是聚居集中，主要聚居在兰州市。根据档案资料可知，民国时期早期来到甘肃的俄侨是旧俄溃败军人，后被遺返回国。如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阿连阔夫率残部900人进入新疆。

　　图18：甘肃的俄侨见抗战前后甘肃兰州俄侨人数调查： 

 

　　1933年以前，甘肃省文史资料记载了白俄来过甘肃，但是被遣送回苏联，基本无俄侨的居住证明。20世纪30年代，苏联国内发生了自然灾害，农作物的欠收，又实施了农业全盘集体化，造成了俄侨逃入中国，进而迁移到甘肃。所以，甘肃的俄侨开始有明确的人数。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对中国人力援助，甘肃又地处西北地区，远离战火，加上一些由新疆逃出的俄侨，这一时期，甘肃俄侨人数显著增长。从身份上来看，甘肃俄侨主要是小手工业者、工人、小商人、传教士、医护人员等，主要集中在兰州。

　　3、盛世才及国民党统治时期

　　30年代中期，苏联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国在新疆的影响，逐渐把新疆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盛世才(1933-1944年)根据其统治的需要，的政治取向不断摇摆变化。由最初的“亲苏”到后来的“反苏反共”，投靠国民党，后来又欲弃国民党于不顾。

　　图19：新疆王盛世才颁布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

　　“四一二”政变中，盛世才依靠其军事实力和归化军对他的信任走上了新疆的政治舞台。1933年12月中旬，张培元策动塔城军政官员发动反盛的政变，盛世才为遏制暴乱，统一调遣，再次通过伊凡诺夫募集组建塔城归化军遏制暴乱。此后为统一指挥调遣，盛世才设立“归化军总指挥部”，任命亲苏拥盛的别克迭耶夫为总指挥。1934年1月伊犁张培元和哈密马仲英联合东西夹击省城。盛世才为摆脱困境向苏联当局提出紧急救援，苏联决定直接干涉新疆。苏联红军伪称“阿尔泰归化军”, 库米齐将军和沃尔根团长率领越境进入新疆，叶夫西艾夫幕后策划军事工作。苏联红军入新后发起凌厉攻势，张培元兵败自杀，马仲英出奔苏联。1934年4月在新疆临时维持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提议：“新疆大局未定，盛指挥举兵多年，所向成功，应被选为临时督办，事变当晚组成的临时军事委员会可即撤销。”与会者一致赞成。归化军由此摆脱金树仁的羁绊，投入盛世才的怀抱，成为盛、马之争中盛世才的一只劲旅，直至马仲英败逃苏联。

　　1934年夏末，新疆战乱基本结束，盛世才深虑归化军高昂的威名和强劲的战斗力将酿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着手撤消归化军总指挥部，整编三个骑兵团，遣散官兵。在1937年，盛世才以“勾结马军、阴谋暴动”的罪名逮捕归化军将领巴品古特、安东诺夫、格米林肯及东北义勇军将领郑润成等，不久将其杀害在狱中。“盛世才清除白俄实力人物也是向苏联表明他的政治态度的一种手段”。“苏联方面同意白俄不必解散，反加以清除，并由苏联代表所同意的军官担任指挥。白俄将领巴品古特以及所属军官数人被枪决，白俄军等于受苏联指挥”。这表明归化军头目被枪决是苏联与盛世才协议的结果。

　　图20：盛世才与新疆省维持委员会

　　盛世才主政新疆的30年代，那些于1917-1933年从苏联逃入新疆的俄侨绝大多数没有苏联护照。1933年盛世才政府向他们发放公民证，从法律上把俄侨定为“归化族”。1934年新疆召开第一次民众代表大会，新疆境内的俄侨以“归化族”名称出席会议。1935年新疆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通过了对新疆各民族的划分、称谓和代表名额的决议。这就是新疆俄罗斯族的来源。俄罗斯族大多居住在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地区，当时伊犁地区的俄罗斯人约有1. 5万人。30年代末，盛世才在新疆制造假案，实行恐怖统治，不少中籍人民申请改归苏籍，新疆“苏侨”骤然增加。1936年新疆俄罗斯族人达到6万人。1944年，新疆爆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各地再现了申请改归苏籍的“高潮”，约有21万新疆人办理了苏联国籍，并得到了在国外居住的苏联证件”。

　　民国以来，新疆长期处于中央政府实际控制之外。二战中，处于日、德反共同盟势力的东西夹击之中，苏联迫切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稳定东方战线。1943年4月，国民党军队进驻新疆，引起了苏联的不满。随之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的正式设立，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穿越新疆，苏联从新疆召回大批工作人员和驻哈密的红八团，美苏两国也开始在新疆地区争夺。

　　图21：苏联政府违反国际法，在新疆大肆发展“苏侨”

　　为减少境外的敌对势力，苏联以各种形式吸收苏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 1945年11月10日发布“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 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1946年2月8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致函中国外交部驻新疆各领事馆公开照会新疆外事机关，要求在新疆进行俄民登记注册，恢复苏联国籍，暗中却亲自出马，张贴布告或是当面游说俄人加入苏籍。苏联驻喀什领事馆对加入苏籍者，皆以救济为名，每月发给洋布、洋糖等，津贴若干元，并可免费看苏联电影，到苏联领事馆参加晚会，领事馆附设医院可免费或廉价供给药品。“已入苏籍份子遍散谣言，谓苏联已恢复私有财产制度，前被没收财产均得发还”。1946年成立的伊犁苏侨协会被称为“第二领事馆”和“公开的谍报机关”。但对华侨及其俄罗斯亲属采取了不信任的强制政策，将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华侨及其亲属二万人由新疆伊犁霍尔果斯边卡和塔城巴克图边卡遣返回国。苏联政府的法令有悖于国际法准则，不仅引发了新疆境内的族际动乱，也使许多白俄再次沦为难民，他们纷纷迁往沿海城市，并在经济和其他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前往其他国家和地区。”

　　二战后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部对白俄的国籍选择实行的政策比较宽容：归化族出籍应严格遵照我国国籍法办理;无国籍白俄入苏籍应严格依照1944年11月14日行政院公布的外侨居留规则办理证件;归化族出籍后应即丧失中国国民的权利;白俄子女生于中国均属中国固有国籍，白俄在汪伪时期取得中国国籍无效;归化族申请入苏籍须先办理出籍，力求简化手续;无国籍白俄入苏籍后，一律暂发外侨居留证，持苏联护照出境，应缴销其原居留证;以父亲的国籍区分子女国籍，若父无可考，母为苏籍，已成年子女视为苏籍，汪伪时期父母改为无国籍，现子女入苏籍应视为苏籍;苏侨与其他外侨不准前往军事禁区旅行，对其旅行应随时检验护照。苏侨如出境，应了结民刑诉讼案件及欠纳税款等，不准携带违禁品出境。

　　图22：1934年盛世才借助苏联红军平定回乱。

　　图23：1944年8月斯大林策划组织了“三区革命”

　　苏侨协会经过胁迫利诱新疆加入苏籍者日益增多。1944 年苏联在伊、塔、阿三区策动反对国民党汉族统治的民族起义时，新疆各地再次出现申请改归苏籍的高潮。到1945年10月24日，迪化区维、哈等族加入苏籍已达3万余人，其中经苏领馆送往伊犁、塔城转赴苏联的约200余人，还有100余人自行潜往苏联。伊犁地区除汉族外，其他各族入苏籍者已达80%，其中也有白俄归化中国籍者。1946 年2月9-27日，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刘泽荣先后致重庆外交部特急电称：“归化俄人，在新疆者约二万余，其在俄国革命后逃入”。佐证新疆白俄与“归化族”共约4万余人。1946年11月，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称，当时定居新疆省的俄侨共有2.5万人，说明新疆苏侨发展之快。 苏联在新疆伊犁的深厚影响，以及苏侨和苏侨协会的大量存在，终于引爆了1962年伊塔边民逃跑事件。1962年4月中起至5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参加外逃的总人数为74570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61361人。

　　图24：伊宁“5·29”暴乱事件

　　据中国档案记载的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1946年发展苏侨2000人，1947年即增加到13000人，1948-1949年更猛增为40000人。到新疆解放前夕，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6.5万户，共20余万人。英国作者林达·本森等人称，1947年对新疆的白俄来说是极为艰难的一年，新疆有超过半数的白俄领了苏联护照。1948年张治中指令再次进行外侨登记，对不合法者不承认其外国国籍。后经中苏两国协商，自1954-1963年4月，新疆大批地遣返苏侨，历时九年多，共遣返回苏的苏侨及其家属198468人，其中苏侨103873人，无国籍侨民844人，苏侨的中国籍家属93751人，俄罗斯族占遣返苏侨的18.1%，其他为中亚民族。1953年中国人口普查数字表明，全国各地的俄罗斯族有2. 3万人。按比例推算新疆约有2万余人。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俄罗斯族总人口为15609人。

　　图25：1935年俄侨在新疆从“归化族”→俄罗斯族。

 

　　二、西北地区俄侨贵族的活动

　　由于俄侨贵族在民国时期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特殊，新疆省政府没有对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横加干涉，严密控制。俄侨也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了“归化族文化促进会”，开展各种活动促进本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但由于历史上沙俄侵略的阴影和现实生存竞争中的冲突纠纷，社会上俄罗斯人被鄙称为“老毛子”，常受到排斥刁难，不能充任政府公职，平时也屡遭歧视和不公;广大俄罗斯妇女则以粉刷墙壁、充当清洁工和勤杂役为专职，处于社会底层。

　　图26：解放前夕准备离开新疆的白俄、改革开放后来新疆探亲的白俄。

　　1、政治活动

　　①“乡约”一词在清代有关新疆的文献中就常常出现。维吾尔、回等少数民族都有乡约对其进行管理。俄罗斯族的“商总”，“乡约”是随着其迁居新疆而相伴产生的机构。在早期，这些“商总，“乡约”多由各地区的俄罗斯民众选举一些在本地有较高社会地位及威望的人担任。清末民初，伊犁俄侨中逐步形成一种所谓“商头”制度，伊犁各城乡基本都有商头，按当地的民族构成设置不同民族人士为商头。这些所谓的“有较高社会地位及威望”的人多为拥有少将、中将等军衔的俄侨贵族军官，较富有、较有影响的商人或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整个民国期间，担任大小商总、乡约的人社会背景大都如此。迪化区 1937年10月11日电呈的该区“各归化族组织首领姓名表”中，总乡约为中将军衔;代理总乡约也为中将军衔;归化族文化会俱乐部部长系博士。

　　商总、乡约的日常工作主要起上通政府，下达民意的作用。归化族的人口统计，招募新兵，发放归化军眷属给养，解决本民族间口角纷争，取缔及制止酗酒闹事等违法行为，登记婚姻，调停家庭纠纷，证明依法离婚，证明各种合同文件，发给身份证明书，出行证明书，为公安局填发通行证之依据及外区俄罗斯人来之登记等等事项都有他们处理。在迪化设有归化族总商约或总乡约。1937年迪化归化族总乡约由中校索洛肯担任，1942年由雷查诺夫担任。

　　这些商头，虽纯系私人资格，却担负管理当地侨民的利益的责任。商头凭藉俄商有免税特权的威势和俄国领事馆的支持，时常出面交涉和调解处理俄国侨民事务，可以签发免税还贷凭证，有的甚至帮助俄商催逼债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乡约办事处职员流弊日益显现，商头竟无视我国政府的主权，反客为主，直接插手干预俄侨的刑事、民事案件或俄侨与中国公民的纠纷案件。1930年新疆省政府与苏俄中亚地方政府签订《伊犁临时通商协议》后，取消俄国领事裁判、俄商免税等特权，商头制度随之取消废行。

　　②归化军。俄侨以中国归化族的身份开始介入新疆的政治、军事领域的角逐。30年代初组建的新疆归化军共有官兵 1800多人，武器精良、英勇善战，所向披靡。归化军实行义务应征制，由白俄商总负责，凡年龄 30 岁以下者，皆有应征义务。志愿入伍者不拘年龄，有些原俄罗斯军官应募参军。省政府要求招募军以中国籍者为妥，未入者可发给临时护照。实则急于求兵已不顾有无国籍，按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为求其用命，归化军待遇薪饷较省军高一二倍。伊犁招募了“归化军第一团”，团长为莫古特洛夫，下设三个骑兵连，另有炮兵、机枪各一连，下级军官都是白俄军官出身，全团共有官兵五百余人,无论是装备, 还是军事素质, 都堪称一支劲旅。后扩编为两个团, 团长分别是安东诺和日尔曼血统白俄巴品古特。

　　归化军在新疆的近代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平定新疆回族叛乱。1930年3月，金政府改土归流改革失败，金树仁在哈密告急后，一边开始着手组建归化军，一边派人到酒泉邀请当时的马仲英部队支援。自此，归化军开始了同马仲英的交锋。在归化军的凶猛反击下，惯于征战的马仲英部队因军事实力较弱，被迫退出了乌鲁木齐。对此，瑞典人斯文赫定曾评述:“没有俄侨的帮助，乌鲁木齐是注定要陷落，并且成为一个杀戮场的。”马仲英也说：“北军若没有俄罗斯人帮助的话，决不会把我赶出乌鲁木齐、达阪城和吐鲁番的。要我的部队顶住扔炸弹象下雨似的飞机、装甲车和强大的炮队是不容易的。”

　　二是参与1933年“四一二”政变。乌鲁木齐局势暂时转危为安，金树仁并未提拔奖励城防有功将士，反而对其排斥疑忌。兵变发生，金树仁逃亡。归化军召集各厅道官员和社会团体代表开会，巴品古特解释政变原因和目的：“归化军举事是为了挽救新疆各族人民。新疆发生变乱已经两年多了，农村破产，今年的春耕也已经没有希望，这样下去，新疆人民将全部饿死。金树仁没有什么能力，把新疆弄成这个样子，我们叫他让任给众望所归的人，借以扭转新疆的局面。归化军进行武装政变目的就在于此，丝毫没有为自己争权夺利的打算。至于对金主席本人，只要他交出政权，一定保护他身家的安全。”会上成立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和东北义勇军旅长郑润成分任两委员会主席。当晚金树仁调兵反扑，归化军和东北义勇军全力奋战，金失败逃亡塔城，经苏联返回内地。归化军在反击金树仁军队疯狂反扑的激战中有归化军七十余名官兵牺牲。

　　2、 经济活动

　　十月革命后，具有欧洲文化背景、文化素质很高的俄侨贵族对新疆社会文化生态方面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变化。他们除了参加新疆的地方军队成为职业军人外，凭借其知识和技能，成为医生、教师、秘书，也有电工、木工、机修工、技师和手工艺人。还有一部分则从事农业开发和筑路工作。他们开垦荒田，并雇佣当地居民帮助他们耕种和放牧。但与哈尔滨和上海俄侨贵族的商业活动比较，规模小，人数少。

　　俄侨贵族大量移居伊犁“是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直接产物”，“1949年以前，伊宁的俄罗斯居民总计有1000户。到40年代为止，大约有20000名俄罗斯人定居在伊犁河岸上的伊宁及其周围地区。1939年，根据省政府调查报告，有2000个俄罗斯家庭在这个地区从事农业、小型贸易及手工业”。他们在伊犁引进使用俄式收割机、拖拉机、四轮马车以及引进良种马、高加索黑蜂等，使伊犁成为新疆的首富之区。伊犁各地普遍使用俄式的度量衡器。俄式房屋建筑已成为伊犁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在各族居民中，俄式食品(肉肠、列巴、格瓦斯、伏特加)、俄式服装(宽肥裤式西装、列宁帽、妇女大头巾、布拉吉装)、俄式歌舞晚会、俄罗斯音乐及苏联流行歌曲、俄语电影风靡一时，成为伊犁各族人民共同选择的时尚。

　　较高的素质，使俄侨贵族很快在新疆的经济生活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他们一般不涉足传统的生产领域，介入的都是新的就业领域，不易引发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十月革命后，往日从事新疆贸易的俄侨商人大多滞留在新疆改做中国货生意。1920年俄侨贵族在乌鲁木齐的商行有：芝盛洋行、天兴洋行、德盛洋行、德和洋行、仁中信洋行、吉利洋行、茂盛洋行、大利洋行、吉祥涌洋行。1919-1926年在库车俄侨贵族的商行有：东关、哈尼海买斯巷、公冈巷、棉花八栅、粮食八栅、东河坝等。伊犁地区1939年约有 3000个俄罗斯家庭从事农业、小型贸 易及手工业 ,其中伊宁市有1000户。塔城地区1939年约有 2600个俄罗斯家庭从事农业、各种小型企业及手工业 ,其中塔城有 500户。俄侨贵族是新疆民办工业的主力军，他们在商业、工业、交通运输等各种新兴产业中崛起，开办了许多门类的工厂，引进了许多先进工艺、生产工具和良种。他们在乌鲁木齐和伊犁等地从事畜产品的加工业——皮革的鞣制和加工，还有甜点食品加工业、制造靴鞋、缝纫、修理钟表、自行车等。比较著名的是伊犁木沙巴耶夫的皮革厂。1926年格米里肯被委任为新疆公路局的总办。在他的提议下,省政府购买了30辆汽车，从东北、天津、伊犁等地聘请俄罗斯族的汽车驾驶员和修理技师，培养新疆第一代少数民族的驾驶员和修理技工。1927年开通了乌鲁木齐至奇台的运输班车。1928年建成了全长691公里的第一条新疆汽车公路。1928-1931年开通了新疆塔城到乌鲁木齐的公路。1935年，新疆成立公路局，聘请归化军将领总指挥别克迭耶夫为总办，俄侨达尼洛夫为总工程师，负责全疆公路的建设和管理。

　　一部分俄侨贵族在伊犁、塔城、阿山沿边地区利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工具务农。20年代，俄侨贵族商人在北满的东西部林区拥有林区35135平方公里，规模最大的是斯基德尔斯基、柯瓦尔斯基、舍甫琴科3家。盛世才时期实行亲苏政策，俄罗斯商人频繁往来于苏联和新疆，对促进苏联中亚与中国新疆的经济交流、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新疆有82.5%的贸易是与苏联进行的。

　　伊犁苏侨协会经营工商、农牧业。伊犁苏侨协会经营工商、农牧业。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乌鲁木齐设有商务代办处，从苏联直接进口商品;在伊宁城内设有专营商店、饭店等，注册资金150余万元;还有牧场1处，有奶牛600头、羊4.7万只、马1000多匹。伊犁苏侨协会1954年度总收入有 3177688 元，总支出为3282205元。

　　俄罗斯人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工艺，对新疆的农业、畜牧业、园艺业从传统粗放型向机械化、良种化转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俄罗斯人还引进各种手工业技巧，如食品加工、靴鞋制造、衣裙缝纫、钟表、缝纫机、手摇唱机、自行车等项修理。

　　3、文化活动

　　1939 年 4 月以矛盾为首的新疆省文化协会成立。归文会成立之初致力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事业。具体表现在为各地建立俄罗斯族中、小学校，当时称为归化族学校。俄罗斯人走到哪里，就把学校建在哪里。这些俄罗斯学校的教育水准在整个中国乃至中亚是最高的，它们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求知若渴的新疆人子弟都非常渴望进这些学校。但是在新疆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新疆各级官员素质低下，地方官员便假兴办新式学堂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强迫少数民族子弟交钱人学，使少数民族对新式育产生误解与抵触，视其如畏途，避之惟恐不及。

　　民国时期，新疆的教育文化事业逐步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杨增新执政初期，全省教育经费只有4、5万两，各类学校只有60所，学生1802人，教师107人。当时，迪化除小学外，只有中学、师范学校各1所，而各县仅有1、2个规模简陋的初级小学，许多地区仍然保留私塾。民间教育只是一些经文学堂，不讲授或讲授一点科学文化知识，主要讲习经文。1918 年左右，为解决伊宁市俄罗斯人子女的教育问题，俄罗斯人巴吾尔哈吉在现在的伊宁市第一小学院内办了一所俄罗斯学校。1924年新疆省府开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俄文法政专科学校，俄罗斯地理、历史和古典文学是必修课，省立中学也将俄语列为必修课程。教员有俄国彼得堡大学东方专科毕业的米杰德、阿仁布勒省立军官学校毕业的军官尼克莱和特克乔夫。

　　图27：在新疆流亡的俄侨贵族

　　到了金树仁时期，在“开办教育，疏通民智”的口号下，对教育投入较多，也取得了一些发展。1930 年，在伊宁市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俄侨贵族塞罗米斯基、普罗科波夫、维拉.瓦西里耶夫娜.扎莫达耶夫娃等人利用一幢供伊宁海关使用的办公楼，创办了一所俄罗斯学校——中俄学校，以解决小学学校毕业生的继续受教育问题。中俄学校以俄文授课为主，辅之以中文。同年，塔城、阿勒泰也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了公立的俄罗斯学校。

　　盛世才执政以后俄罗斯族的教育事业真正得以发展壮大。归文会在各地相继建立了许多俄罗斯学校。到1943年，新疆各民族会立学校共计有学生286614人。其中俄罗斯族学生已达1048 人。

　　在归文会积极在各地建立俄罗斯学校的同时，省政府及各地政府也相继建立了一些俄罗斯公立学校。1934 年，省教育厅成立了归化中学，校址在迪化南梁，是一所专门学习俄罗斯语言的学校，学生以俄罗斯族为主。俄罗斯人阿力玛诺夫任该校第一任校长。1936 年归化中学改名为新疆省第二中学，简称“省二中”。在塔城、阿勒泰也建有公立学校。据塔城 1943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地区在校俄罗斯学生已达710名，约占当年塔城地区学生总数的近1/3。

　　1935年9月1日，省政府将伊犁14所会立、民立归化学校一律改为公费。这14所中学中，除一所为中学，其他13所学校均为初级小学。学校采用的教材多由伊犁的俄侨自己编写，有时也自苏联购进。到 1943年，公立学校中在校俄罗斯族学生人数已达 1644 人，占在校俄罗斯族学生总数的 42.6%。到 1938年7月，迪化公立小学在校人数为117人，塔城为579人，伊犁为929 人，阿山为 2 人，人数共计达 1627 人。学校的级任教员大都由俄侨贵族担任。迪化一些俄罗斯学校有时也会在伊犁聘请教师。随着俄罗斯人教育事业的发展，办学规模也日益扩大。

　　新疆学院俄罗斯学生谢列不列科夫等家境贫寒，无力继续求学。省政府准予其公费生待遇。1941 年 6 月，政府令归文会切实调查在“四·一二”及以后的战役中阵亡的归化军官兵所遗子女是否忠于省政府统治，若调查系属所遗子女且无反动行为者，由归文会及校长出具证明书。遇其求学过程中不能自供者，由政府供给全额费用。省二中调查核实后，有 18名俄罗斯学生享受政府公费待遇。

　　图28：来自新疆伊犁的奥伦堡的贵族、上外沈宁俄语教授一家人：外公扎莫达耶夫.阿列克谢伊里奇、外婆维拉.瓦西里耶夫娜 .扎莫达耶夫娃、父亲沈崇训和母亲妮娜、侨居德国的女儿和孙女

　　奥伦堡的俄侨贵族维拉.瓦西里耶夫娜.扎莫达耶夫娃教授一家三代为上海外语大学贡献卓著。笔者有幸采访了上外退休俄侨贵族教师沈宁。1919-1920年沈宁(阿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老师的外公扎莫达也夫.阿列克谢.伊里奇(35岁)和外婆维拉.瓦西里耶夫娜.扎莫达耶夫娃(21岁)随俄国杜托夫将军从俄国奥伦堡流亡到新疆伊犁。1934年因新疆军阀盛世才平叛回乱求助于苏军而被遣返、枪毙。1938年困境中的母亲妮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幸运结识国民政府的金融专员、父亲沈崇训，一家人颠沛流离，几经辗转，最后定居在上海。1948年创办的华东革命大学俄文专科学校(今上海外语大学)邀请外婆和母亲来到上外任教。外婆带领120多位俄侨组建了该校的俄语教学师资队伍。面对来自不同职业的俄罗斯教师在语法教学上的欠缺，毕业于奥伦堡皇家女子师范学院的外婆教授他们俄语语法和中国文化，帮他们在上海扎根。随着中苏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扩大，外婆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俄语课，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和徐家汇教师进修学校教授俄语。一家三代及100多位俄侨教师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纽带，为上外俄语系的俄语教学、科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的俄语教学、外交和国防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俄语人才。

　　图29：外婆在上海招募俄语教师

　　图30：外婆和母亲与学生

　　图31：沈宁老师和俄国东正教牧首

　　兰州大学俄语系俄侨贵族后裔刘静教授，她的母亲金娜.卡茨诺娃(Джина Кацнова)出生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贵族之家，1923年流亡到新疆伊犁。刘静教授的父亲是中国人，她1934年出生在兰州，1949年参军，1952年转业，她的丈夫是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的著名英语教授俞杰，一家人现移居澳洲。

　　图32：兰州大学刘静教授一家人(刘静的母亲金娜.卡茨诺娃)

　　甘肃省图书馆俄侨管理员韩渊，她是笔者此生认识的第一个俄国人。其父亲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富有的皮毛商人，母亲是中国人。她出生在哈尔滨，因逃婚，14岁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历经辽沈战役、黑山战役、平津战役，从广州一直打到海南岛，然后返回北京做俄文翻译。因爱情来到兰州，丈夫是甘肃省话剧团的著名导演柴俊千。2019年在一个月内为兰州贫困山村孩子献爱心手工织了62件毛衣。2020年8月因病猝然离世，享年88岁。

　　图33：甘肃省图书馆俄侨教师韩渊和儿子、德国媳妇

　　白俄贵族妇女玛露西是文革时期兰州城区的"四大名人"之一。笔者幼年时期在家乡兰州街头见过她，她最早供职于兰州市张掖路街道办事处所辖的一个小集体的专事糊顶棚、粉刷房屋的合作社，大约在上世纪1958年左右成立，有一个平时集聚办事地点，在原永昌路百货大楼街道正对面，大约十五平方米，在这个合作社里其实有四、五名据称是"白俄"的刷墙工人，有男亦有女，玛露西之所以出名是由于她经常酩酊大醉而卧于墙根或马路道牙子上，便成了小孩子追逐嬉闹的对象。说实在的留在我小学初中阶段孩提时侯的印象:她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窝，亚麻黄的头发用一块手绢扎束在脑后，在没有喝醉或工作的时侯看她，人还是挺漂亮的。上高中以后我大体上每周才从安宁附中回一趟城里家中，以后文革开始，又两年后当兵去了新疆，就再沒见过其人，不知所踪，她大概大我们十五六岁，若仍在人世间，也应该是奔九十的老人了。有人还能记起她，说明她在那个瓜莱代的年头，为我们这座城市还是留下了一瞬悲凄的低层辛劳人士印象。

　　图34：兰州街头的俄侨贵族玛露西

　　笔者很难忘70年代初期就读的兰州秦安路小学俄侨贵族老师俄亚楠，他们一家人就是从新疆来到中国的，其丈夫是新疆人，她有二女、一子。上学时期她能歌善舞，给我们上音乐课，当时她教我们唱歌：小葵花向太阳。据说文革开始后，他们一家人再次西迁到甘肃嘉峪关，此后再无音讯。

　　图35：笔者的小学(兰州市秦安路小学)音乐教师鄂亚南

　　其他文化生活

　　除了兴办学校外，归文会还设有电影院，图书馆，阅览室，小卖部和冷饮部等，开展许多活动以推进本民族文化进步。归文会还拥有自己的演出队及剧场。剧场内经常举办话剧、文艺演出和舞会，丰富了俄罗斯人及其他民族的文化生活。在当时的新疆社会很有影响。剧团、演出队由文化会拨款购置音乐器材，演出道具及服装。他们还时常深入到各乡村公演、巡演，为民众们带去了传统的俄罗斯话剧，舞剧，舞蹈及他们自编的各种文艺节目，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喜爱。

　　除了学校教育外，俄侨还参与了许多新疆的其他文化事业。迪化、伊犁各地出版印刷了许多俄文报纸，供俄罗斯人阅读。1940年新疆日报社拟出版《新疆日报》归化文版。1942 年省政府核准新疆日报社出刊俄文通讯。1944年伊犁日报社拟出版俄文周刊报纸，每周发刊一次。

　　在文学方面，加入中国国籍的俄罗斯人伊万写了小说《逃亡记》。书中反映了十月革命后逃入新疆的俄侨的逃亡生活，及进入新疆后中国官员对其的保护和安置，歌颂了中国的人道主义。书中有诗云：在挣扎中前进，在前进中，改善自己的处境;松鼠在森林中觅食， 我在中华大地上求生。一位被安置在塔城地区额敏县山中的老沙皇将军描写其在中国的生活： 避世重伦不计天，山中生活味是甜。一生奔波两手空，中华容我度残年。

　　俄罗斯人虽远离祖国，侨居新疆，但是在他们自己的积极努力下以及在新疆各届政府的重视、关怀和帮助下，俄罗斯族的教育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俄罗斯文化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整个民国时期的新疆社会。在20世纪30、40年代，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是受到良好教育的象征。许多民族的上层人物都喜欢在公开场合用俄语发表演讲。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等许多持突厥语的民族，其本族语有许多词都借自俄语。俄罗斯人并没有因流落异国而产生几代文盲，反而在新疆省政府的帮助下，将本民族文化事业搞得蒸蒸日上，也为整个新疆的文化多样性做出了贡献。

　　结语

       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第三罗马”理论的作用，收集土地向来是俄国历届政府的基本的施政方针。19 世纪中叶，沙皇政府通过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通过成立贸易圈、通商免税、设立领事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特别是利用“人随地归”的“族籍”问题，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此时新疆俄侨的形成与沙皇俄国在新疆的经济活动紧密相关。1917 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政权嬗变中的激烈斗争造成国内局势动荡，大批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俄侨贵族、躲避战乱的难民等涌入西北地区(新疆、甘肃)。

　　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多事之秋，以俄侨贵族为主体流民是一支在文化、民俗、宗教、种族方面与新疆当地少数民族差距较大，又是以败军面目流亡新疆的移民群体，他们顺应历史潮流，从一支对新疆安定局面具有破坏因素的力量，逐渐成为对新疆社会稳定作出贡献的力量。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努力去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尊重地方风俗、民族习俗，学习当地语言，成为新疆近代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当时新疆地方政权的领导人金树仁、盛世才出于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借用了这支具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归化军。但与散居中国东北、上海等地的俄侨贵族相比，西北地区(新疆与甘肃)俄侨贵族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则相距遥远，独霸一方的新疆军阀的恣意妄为，加上民族地区与俄国边境地区民族的血缘关系和宗教文化联系，尤其是苏联政府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全面渗透，把他们视为敌对的叛逃者和危险的境外阶级敌人，不仅不去维护其合法权益，而且对其秘密监视、防范和压制。借撤侨之名，恣意地发展新疆居民为苏侨，所以，俄侨贵族的人数不断减少，为了生存，许多俄侨贵族被迫加入苏侨，他们在西北地区的近代政治中作用及其有限。

　　注释略。作者简介：张宗华 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姜艳红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